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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以替换抗战后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关于其形成的原因，学术界各抒己见。以史料为立论依据，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各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二是基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三是农民的迫切要地愿望。
关键词：《五四指示》；形成原因；史料解析
《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发布的原因曾一度成为史学界争议的焦点。董志凯、金冲及等史学家主张战争动员是其主要原因；以杨奎松为代表的研究者反驳战争动员说原因，提出新的观点与见解。据相关资料的进一步公开和出版，本文旨在以史料为支撑，再究《五四指示》形成前后的形势，从而揭示相对客观且更切合历史真相的史实。
一、战争动员说不符合史实
早期国内较多学者认为，大战即发须动员群众的军事背景推动了《五四指示》的形成。因此，认为土改运动旨在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最大限度地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为取得内战胜利团结农民，扩充后备力量。董志凯于1987年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一书；金冲及出版于2002年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一书；罗平汉于2005年出版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等书对指示形成原因的说法大都接近于战争动员。董先生认为：“在全面内战爆发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只有制定新的土地政策，……给农民的革命行动以有力的支持和领导，给人民战争的胜利打下基础。”[1]这种说法表明董先生认为土改的目的在于战争动员，在于内战已经爆发的现实，或者说实际上更加强调战争背景。金冲及写道：“那时，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2]由此可知，金冲及先生同样在强调一触即发的军事形势。罗平汉先生则以“大战在即”[注]参见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充实其战争动员目的。查阅《五四指示》相关文件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没有任何权威性史料能够证明中央推动土改是为了战争动员，是基于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考虑，也没有任何资料明确记录指示的颁布是源于战争的需要。更让人为之一惊的是，1946年6月22日《中央关于全面破裂后作战方案的指示》写道:“全局破裂后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3]。从时间的顺序细究，指示在前，内战全面爆发为后，可见战争动员一说无信服力。
碾压工序完成后立即采用一布一膜覆盖方式进行养生，并配备喷雾式洒水车洒水，养生期为7d，在养生期间禁止车辆通行。
证明 类似地，共享暂存性离散资源分配的最优方法应该满足极大相容公理组ESCA3，即要求分配方法满足{Ax.3,Ax.5,Ax.6,Ax.7}.
纵观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布的所有政策指示，并无改变减租减息的计划，就大战而言，中共方面也未做好充足准备，发动内战以动员农民一说显得苍白。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解放日报》之《减租减息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社论都表明中央当时打算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直至各地负责人赴延安汇报前夕，也未察觉中央有改变政策的动向。部分学者将《五四指示》认定为中央高层主动地、有计划地动员群众以备内战的说法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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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指示》形成的原因
从起草、讨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及后期的执行过程看，从会议记录呈现的参会者发言内容看，汲取大革命时期压制农民运动而失败的经验教训是有据可依、有章可循的。刘少奇、毛泽东等人的发言和后期实践过程证实了此观点。刘少奇说道：“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6]毛泽东随后也表达了中共需要做出决定以回应农民主动伸手要地的举措。毛泽东及中央主要领导人从建党之初就强调要重视农民这一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群体，充分激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满足农民的合理要求，从始而终地将农民作为最革命的力量，作为我们团结的一号对象。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主的部分领导人执行右倾路线，严重忽视和脱离农民群众，以致革命失败。从上述发言可知，大革命失败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使中央领导人大都认为不能重复这一时期的右倾路线，我党在任何时刻都应紧跟群众步伐，紧贴群众利益，同时也证明此刻各根据地的农民要地运动类似于1927年那样。故此，中央制定土地指示以使农民正当愿望合法化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唯一选择。
(一)各根据地的实际状况
据文献记载，1946年4月，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到延安报告华中根据地土改情况；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汇报根据地农民减租清理斗争情况；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也汇报了类似工作。随后，中共中央电报晋察冀中央局程子华，请赵振声(李葆华)[注]李葆华(1909—2005)，曾用名赵升阳、赵振声，化名杨震，李大钊之子。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长。同志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晋察冀根据地减租清算、土地改革工作，以便中央了解实情，制定政策指导各根据地农民土地斗争。由此可知，刘少奇及中央制定此指示的直接原因完全是基于各根据地的实际现状，并非后来者所言之发动战争，动员农民。胡锡奎[注]胡锡奎(1896—1970),湖北孝感人。1945年9月任中共热河省委书记兼热河军区政治委员，不久兼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社会部部长。主持省委领导热河地区建党建政和土地改革。1947年胡锡奎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称，他们也在这时听到毛泽东、刘少奇肯定冀中农民在反奸清算斗争中推平土地，消灭封建的做法。《胡锡奎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7年7月2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520/1/651/102。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发言，推动党内高层领导人改变土地政策的是各根据地农民夺地斗争所反映的现实状况，并非战争形势。
翻检《五四指示》形成前的相关汇报和讨论记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真实的结论——土改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各根据地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争地运动已经爆发，中共中央对此情况必须表态并做出回应。
再者，《五四指示》开篇写道：“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运动。……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5]377显然，中共中央是缘于农民自发的土改运动已走在前面，不得不改变1942年以来我党的土地政策，以适应实际需要，丝毫看不到因大战在即而鼓动农民的用意。从其本身还可知，中央提出土改并非像以往那样有计划、有安排，而是受地方报告影响，在已经开展了农民自发土改的解放区，中央必须被动地给予回应与支持，以免挫伤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二)基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从《五四指示》的本身、《刘少奇选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著作和文献可知，中共中央进行土改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各根据地农民已经开始尝试夺地行为，中央必须为此做出反应；其二，大革命时期采取右倾态度对待工农运动，导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其三，在于解决土地问题是党的基本历史任务，是农民的最深切愿望；其四，各地农民已经产生反奸、清算、夺地等行为。
探寻《五四指示》形成前后，我们可以凭借时间史实予以佐证。对指示的前期讨论准备、发表时间等问题，学术界曾存在争议，但随着相关资料的相继披露，学术界现已公认该指示形成于1946年5月4日。通过对比《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基本可以断定5月4日中共中央有过专门集会讨论此问题。有文献明确记录，朱德曾收到刘少奇来信，说明土地问题准备“五月四日下午四时，到枣园开会讨论”[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再者，从国共双方战争层面探寻中央关于全面内战的形势估计可知，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停战协议并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谋求和平建国方式。此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形势估计、精兵简政的指示电、维护各项协议的斗争、关内外民众的和平愿望，都足以说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力求和平，并未主动撕毁和平建国协议的想法。“对于1946年1月达成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是决心严格遵守和履行的。”[4]5月1日，虽然东北局部内战开始，但毛泽东依然坚定主张：一面“坚持奋战”，一面力求“求得有利我之和平”[注]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册，第149页。。可见，在此种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进行土改政策的调整绝不在于战争动员。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才第一次做出了“全国内战不可避免”[注]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册，第181页。的判断。《五四指示》与全面内战爆发时间一前一后，两者时间上的差距使指示形成的战争动员说不堪一击。部分学者之所以认为其有战争动员目的，是因为根据该指示形成后发生的情况，来反推和想象该指示制定者的动机和出发点。然而查看大量史料，却证实了另一种关于产生原因的观点。
源于群众归于群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是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从革命斗争层面来讲，解决土地问题、依靠农民群众是我党由弱变强直至取得革命完全胜利的必要条件；从农民斗争层面来看，获得土地是农民终其一生的目的和选择。通过《五四指示》可见：“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5]378视国情而定，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和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来完成。从该指示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中央支持了农民的土地要求，证实了我党在实际行动中一如既往地站在群众一边，为群众的切身利益矢志奋斗的初心。
(三)党的基本任务,农民的迫切愿望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称《决议》)和党的七大报告同样可以说明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陈独秀在革命后期抛弃了农民，转向资产阶级，也同样认为此刻的状态正相似于大革命后期。《决议》指出：“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7]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没有接受毛泽东等人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正确意见，采取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次年春，七大重申，以后的工作要吸收革命后期抛弃农民的教训，以最大努力围绕在广大人民群众周围，为赢得全国革命胜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可见，在《五四指示》发布的前后中央已一致认为农民自发土改类似于大革命，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党的历史决议的精神，中央别无选择，只能顺应农民的土地愿望，被动批准农民的土改运动。杨奎松也认为：“支不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已经变成了泼不泼冷水，会不会重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8]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五四指示》注意历史经验，吸收失败教训是合乎规律与逻辑的表现。
要求变革生产关系，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是一切农民斗争的利益出发点和归宿地。不同的客观形势与现实情况，农民的土地要求迫切程度不同。《五四指示》发布前一些根据地已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夺地运动，从各解放区来看，自主的农民夺地运动已经先于中央高层出现。鉴于此种情形，党中央必须立即表态，要维护农民的合理要地愿望，制定明确的方针政策，以确保农民已获土地的合法性和持续性。广大根据地农民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一致要求中央批准并前去领导。中共中央选择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不违背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的前提下，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针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方法，以此团结群众、满足农民的土地愿望。由此可知，党的基本历史任务、农民迫切的要地愿望，同样推动了该指示的形成。
三、结论
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注意到《五四指示》的上述因素不仅可以发现该指示本身的复杂性，而且还可以为还原历史的真相找到途径。从该指示制定的全过程、国内的客观形势等相关文献史料中可知：当时和平建国谈判还未完全破裂，全面内战也尚未爆发，与其说是为了军事斗争而鼓动群众，倒不如说是不能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以史为鉴，一直是党不断焕发生命力的重要法宝。在各地农民抢地斗争已经切实开展的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回应并加以支持。支持农民的土改要求，解决土地归属问题是党的历史任务，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刘少奇事后也曾回忆道，如果不是邓子恢等三人到中央来汇报工作，中央也不会有这个决议，因此，他觉得“五四指示是接受了群众的意见最后写成的”[9]。
参考文献：
[1] 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2-53.
[2]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77.
[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424.
[4] 杨凤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701.
[5]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 金冲及.刘少奇传：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556.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4.
[8] 杨奎松.战后初期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变动及原因[J].开放时代,2014(5).
[9] 马济彬，齐得平.再述刘少奇主持起草五四指示的经过[J].党的文献,1994(6).
AnalysisoftheReasonsfortheMay4thInstructions
TIAN Meng, YUAN Xi
(SchoolofMarxism,Chang’anUniversity,Xi’an710064,China)
Abstract: On May 4th, 1946,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sued the InstructionsonLandIssu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ay 4th Instructions) to replace the land policy of reducing rents and interest rates in China since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o enable the farmers to own their farmland. There exist different opinions on its reas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having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is: firs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ach base area; second,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 third, the farmers’ urgent desire for land.
Keywords: May 4th Instructions; reasons; historical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9)02-0109-04
收稿日期:2018-04-12
作者简介：田猛,男，陕西汉中人，史学博士，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袁曦,女，重庆开州人，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2015年1月28日，深圳红岭中路1036号，迎来了中国司法史上一个新的机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深圳，这块改革热土，再次见证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破冰”。
[责任编辑朱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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