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不是一个内部严整统一的体系，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身上呈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他们从阶级意识、精神分析、文化艺术、日常生活等层面提出不同的革命策略，将意识觉醒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艺术家、边缘群体和青年知识分子上升为新的革命主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掘的革命带有典型的主观性、微观性、渐进性和非暴力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不过是反叛现实的一种人道诉求，其革命视角的伦理性而非实践性，革命方式的妥协性而非彻底性，革命主体的单薄性而非大众性，革命路径的空想性而非现实性，决定了其无力从根基处撼动资本主义大厦。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革命理论 历史限度
20世纪初，十月革命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热情。在十月革命的启发下，革命条件似更为成熟的部分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结局却以失败告终。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这些欧洲国家相较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为成熟，工业化、现代化程度更高，工人阶级更加壮大，阶级矛盾更为尖锐，革命更有理由成功。然而，结果却出乎人的意料，失败的原因在哪里，革命的出路在何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他们的理论模型和解释方案。
一、革命理论的主题形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分别从意识形态、性格结构、社会批判、人道主义等层面诊断社会和个人，形成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1.意识形态革命理论
随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帝国主义阶段，阶级斗争从经济领域开始转向政治领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繁荣而日益增强。俄国的暴力革命模式在欧洲行不通，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适合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膜孔径的大小会影响膜的性能，但是膜蒸馏中所处理的溶液的性质会影响膜的孔径[7]。从图 1和图 4可见，膜4的通量大于膜 3的通量。另一方面因为膜 3是PTFE膜，它的强度比膜 4小，所以增加支撑层来提高膜强度，与此同时，膜的传质阻力也增加，导致膜 3 的膜通量减小。膜 4是偏聚氟乙烯，具有极强的疏水性，它的耐冲性能和耐磨性能优良，此外它的化学稳定性良好，在室温下不被酸、碱等强氧化性试剂腐蚀[8-11]，所以选择膜 4为膜蒸馏实验用膜。
三余爷爷有让人歆羡的晚年，但在他一百余年的人生中，也曾有过常人所不曾经历的灰暗，他蹲过监狱，被管制多年，经历过几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怆。如果能够，他为什么不通过改变风水，来改变自己那些不堪回首的人生际遇？可见，即使真有所谓命运，风水对于命运的影响，也一定有限。当然，从居住环境和人的关系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心情一愉悦，对人的健康或行为，一定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卢卡奇积极响应并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由于遭受资本主义普遍的物化意识重压，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局限于眼前的物化关系，丧失了对社会总体的把握；忽视了对未来的思考，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意识不到自己改变现实的历史使命。因此，卢卡奇提出用总体性意识克服物化意识，用社会辩证法指导革命实践，最终夺取无产阶级国家领导权的革命道路。科尔施重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地位和指导革命的重要作用，他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名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和现实斗争，“哲学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对哲学的态度事关重大，关涉整个意识形态问题。没有意识形态准备，革命不会成功；而没有意识形态建设，无产阶级即使夺取了政权，也可能有‘灾难性的政治后果’”[1]。葛兰西也十分强调革命意志的作用，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虽然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反叛”，即没有发生在经济发达国家，但这恰恰说明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作用。他认为，在西方社会中，代表着意识形态—文化层面的市民社会比政治社会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据此，他提出用“阵地战”的革命策略，逐步破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个防御堡垒，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先夺取文化上的领导权再掌握政治上的领导权。
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们在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和革命性，并都以无产阶级意识觉醒为切入点和着力点，希冀通过掌握意识形态和哲学文化领域的主导权最终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
2.性格结构革命理论
20世纪3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出现了经济危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反而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无产阶级意识受压制的根源以及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一些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相结合，将弗洛伊德的本能心理学“补充”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试图开启性格结构革命。
赖希尝试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心理革命、性革命结合起来。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由性格结构支撑起来的，如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就是“独裁主义”的性格。他提倡不仅要对外部世界进行革命，还要对群众意识的性格结构进行改造；不仅要推翻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还要改变家庭和社会的育人方式，目的是通过改造人的性格结构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发生；克服异化的办法是人们在道德上进行自我修养，在心理上达到“蜕变”。他设想通过扭转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来服务于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用“爱”和“理性”武装人进而构建健全的社会。马尔库塞犀利地批评了资本主义单面的社会、单面的思想和单面的人，使工人阶级失去了革命意志而成为没有批判否定能力的温顺良民。他提出“总体革命”，包括政权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和自然观上的革命,特别强调要进行艺术文化革命和人的本能结构的革命，将艺术和革命统一于改造世界和解放人性的活动中，通过乌托邦革命实现人的爱欲解放。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法西斯产生的心理根源，从社会心理机制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从改变人的性格结构得出拯救人性的良方，意图从改造个体的心理革命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效果。
3.社会批判理论
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未来农产品价格的预期非常敏感。对农业生产者来说，如果预期未来农产品价格上涨，便会减少当季的售卖，转而储存，致使市场上农产品数量减少，价格便会上涨；如果预期未来价格下跌，农业生产者担心产品过剩便会倾销自己的农产品，导致市场供过于求，价格便会降低。同样，消费者在预期未来农产品价格上涨时，会在当期大量抢购农产品，从而导致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12］。因此，山东省政府应当对物价进行宏观调控，进行市场干预，对于那些投机倒把、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的人员应当采取严厉手段予以打击。如果人们对未来农产品的预期比较稳定，市场上供求矛盾便会有所缓解，物价波动幅度也会降低。
艺术文化是人类思维能动性与个性化的特有表现，也是表达主体能力和意愿的重要形式，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就是艺术家、文学家，他们将人的解放诉诸艺术文化层面。卢卡奇把艺术和审美的反拜物化当成人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媒介。阿多诺批评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成为极权主义驯服人的社会机器，成为构筑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水泥”。他提出“艺术拯救说”，把非同一性作为审美原则，把否定性视为艺术的本质特征，用艺术来拯救理性和现实。本雅明提出用审美直觉的方式来把握世界，阐释了寓言作为救赎哲学的根基和前景，“我们不能借助于生活来阐释作品，但可以通过作品来阐释生活。”[4]马尔库塞认为每一个艺术品都是对现实的控诉和对自由的呼唤，并将爱欲解放诉诸艺术的解放。弗洛姆也倡导对爱及爱的艺术的培养，建立一个健全的生存社会。他们将革命路径投向艺术的反抗和解放功能。
（4）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的情况，当设计支护参数和实际的地质状况有差异时，需及时调整支护参数，并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统治深层的思想理路、内在的运演逻辑作了深刻剖析，对资本主义反面启蒙的工具理性、文化工业的宣传程式、技术理性的合法危机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最后投向意识反抗和艺术反叛甚至改良资本主义统治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
4.人道主义革命理论
在西欧效仿俄国十月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革命士气衰微，资本主义社会平稳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趋于隐蔽化、缓和化。在缺乏统一的领导、革命意志受挫以及后工业社会中革命主体分散化的情况下，总体的暴力革命几无可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选择的革命策略从改变无产阶级自身开始，是一种非暴力的和平道路。他们要么认为暴力革命的时机不成熟，要么认为暴力革命的方式不合适，主张从文化、艺术、心理等层面进行“静悄悄”的变革。
1.研究视角需进一步多元化、专业化。目前的研究视角相对狭窄，大多从历史学、社会学角度出发，跨学科研究较少；研究方法较单一，重理论轻实践，重定性少定量；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及创新性研究较少。因此，还需进一步开阔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如可从哲学、生态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对党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视角既需多元化，同时也需专业化。专家学者需根据自身的研究方向和擅长的研究方法，对党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避免泛泛而谈，言之无物。
萨特用存在主义填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主张人是自为的存在，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筹划自己的本质,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他的存在主义直面人的生存困境，最后寄希望于建立一种兄弟关系般的道德社会。梅洛-庞蒂批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宿命论，“现阶段过高估计了经济基础这一客观因素，而低估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观因素”[2]。他将无产阶级看作是实现人道主义社会的可靠条件，重视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和个人体验，提出革命正是在无产阶级的生存处境中逐渐酝酿形成的。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和异化理论引入到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当中，认为现实已经是“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消费的意识形态抑制和镇压了无产阶级的意识，消费使人强迫自己接受被资本主义殖民化的日常生活。他提出的解放路径是重新规划日常生活，进行都市革命和文化革命，释放每个人的艺术潜能，以诗性的创造回归本真的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直接生存体验，从改变人的存在样态和生活方式入手抵抗资本主义的钳制和压迫，提倡作为主体的人对自己生活的选择、规划和设计的自由与能力，将对人自身的改造投入日常生活。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反抗资本主义运动失败后，西方再没有爆发如此声势浩大的工人阶级反抗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也不再那么激进，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期保守妥协的态度和维护资本主义统治而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理论学说已经失去了革命的意味，故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革命的最终目标和追求上，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即寻求取代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新道路”，但在革命方式上有明显的不同：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先由无产阶级主要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然后进行意识形态改造，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强调首先从文化心理方面来改造社会，夺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再全面掌握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二、革命的策略
宋之问的家乡有汾州（今山西汾阳附近）和弘农（今河南灵宝西南）二说，不论哪一处，离诗中的“汉江”都尚远。故“近乡”也只是从心理习惯而言。而且，按常情，一路惶惶奔来，他本该“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才是，但他却“不敢问来人”，为何？很简单，与其负罪之身是分不开的——他不知家中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变故，不敢想，不敢见……
同伴间的影响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现在史家书院的“小主讲”活动报名火热。为了满足更多学生参与的要求，“小主讲”活动由原来的两周一次增加到现在的一周一次，书院统一安排“小主讲”课程表，各班自主选择听课的内容。从“北京的四九城”到“故宫里的动物园”，学生们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为了讲好一节课，学生会在书院查阅大量的资料，进行筛选和提炼，老师也会根据学生的需要及时为图书馆补充新的书籍。图书馆不应该被动地等待学生走进来，而应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会第一时间想到图书馆，只有这样，图书馆才能真正“活起来”。
1.意识哲学革命
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从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路出发，呈现出不同的革命特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拯救谋划不乏真知灼见。它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培养和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重视对广大群众文化心理和艺术的熏陶提升，着眼于日常生活的改造，这对于摆脱和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浸化仍具有一定的当代价值。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具有显著的空想色彩，难以撼动资本主义大厦的根基。
即将到来的各种节日，不仅是奢侈腕表，更是几乎所有奢侈品牌争夺的营销主战场。想要从中分一杯羹，创新的营销形式、精准的渠道选择以及电商导入能力，在品牌营销中更加至关重要了。
2.大众心理革命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思考人的解放，侧重对人的性格结构的改造，主张对大众心理进行革命。赖希认为马克思主义注重外部世界的革命和精神分析学派注重意识的“内部结构”的改造正好“互补”，他还在实践中将精神分析疗法融入到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中，如在维也纳出资创办了6个社会主义性卫生疗所，在柏林当工人运动的“性顾问”，发动了一场“性—政治运动”。他主张消灭性压迫，培育新的性格结构。弗洛姆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威主义的社会性格导致“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而导致法西斯的产生和人的异化。因此，要改变人重生存的存在方式，培养创造性性格的社会“新人”，构建一个充满爱和理性的人道主义社会。马尔库塞认为人的本质是爱欲，人的解放就是爱欲的解放，而爱欲解放的关键是劳动的解放，劳动的解放需要通过推翻统治阶级造成的心理上的“多余的压抑”。他强调人的真实存在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体验，因此要进行理性主义的革命，特别是人的本能结构的革命，使人所有的活动“爱欲化”。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协方差结构分析方法，运用总体或样本的协方差矩阵进行模型估计，用于分析潜在变量间的假设关系，属于多变量统计，整合了因素分析与路径分析，同时检验模型中包含的显性变量、潜在变量、干扰或误差变量间的关系，进而获得自变量对依变量影响的直接效果、间接效果或总效果[8]。
3.艺术文化革命
霍克海默批判“独裁国家”的统治削减了人的自由，肢解了人性；批判现代启蒙歪曲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走向了自我毁灭；批判工具理性对自然和人的技术统治，助长了资本的操纵和支配逻辑；批判文化工业对人的同化管理，使极权主义统治愈演愈烈。要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和文化控制，霍克海默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反抗，通过自发的工人组织，渐进地代替资本主义统治。阿多诺从“崩溃的逻辑”转向“否定的辩证法”，对现存的社会和理论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否定，指责法西斯主义特有的宣传程式。他进而对资本主义同一性的思维方式和统治秩序进行了批判，拒斥“概念拜物教”，代之以浪漫主义美学和救世主义的“星丛”理论，并将哲学艺术的批判本身当作对现实的变革。哈贝马斯主要聚焦于晚期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问题的批判，认为科学技术造成了异化劳动的合理化和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并熔铸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活动中，起着比传统意识形态更难以让人抗拒的作用，威胁着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他认为“合法性危机”的出现，是晚期资本主义革命化的新条件，除了完善法律治理外，还要发挥交往理性作用，通过变革舆论结构，用一种“纯粹交流思想”的模式进行合理的统治。
挑选10名食品专业人员组成感官评定小组，对9组试验的台式烤香肠的色泽、口感、风味和组织状态进行感官评价。各项指标与具体感官评定标准详见表1[8]。评价完成后收集评定表，并用模糊数学原理对其综合评价。
4.日常生活批判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直接改变人的存在状态中寻求人的解放。例如：萨特强调从家庭、休闲、娱乐、大众传媒等文化场域中研究个人，从不同层面和多个集合体中考察个人，从而把握人的总体性，寻求个体的解放。列斐伏尔把马克思异化理论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认为马克思的总体革命只是“最低限度的革命”，必须对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异化进行批判。他主张从劳动、家庭、娱乐、两性关系等具体生活层面摆脱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日常生活的转型，达到总体的人的革命。赫勒扬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层面进行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做法，从微观结构上探索社会的民主化和人道化路径，将革命的重点放在个体的解放与日常生活的改造，而不是阶级的解放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也就是通过主体自身的改变，包括日常知识和日常交往的改变，向自在走向自为的生活跃升。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吸取西方哲学的浪漫主义传统，以拯救人类摆脱受剥削和奴役的异化状态为旨趣。它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批判，其批判锋芒主要指向理性化的极权工业社会，并把这种批判本身当作革命的行动。
三、革命的主体
社会革命需要革命的承担者。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传统的革命主体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只好诉诸他们设想的意识觉醒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少数边缘群体作为革命主体来改造自身、改造社会。
1.意识觉醒的无产阶级
卢卡奇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是变革现实的力量。但是，当无产阶级遭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奴役而臣服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压制时，他们不能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力量，不能团结起来组织革命行动，不能很好地将革命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所以无法进行推翻现实的革命或者导致革命流产。为此，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要放在革命的首位。科尔施也把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任务，希望每一个工人都成为唯物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首先要实现意识觉醒，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实现革命实践的成功。
2.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当作革命的首要任务，并将这个任务赋予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是因为缺乏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群众运动具有自发性和偶然性，革命迫切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需要有领导觉悟的知识分子开展教化和指导，“在葛兰西那里，政党不是直接领导国家的集团，而是直接通过市民社会培养有机知识分子，由他们间接领导国家。也就是说，政党的问题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问题。”[5]与依附资本主义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有机知识分子应当是现代工业社会中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建设者，在上层建筑中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帮助群众树立革命意识、提高理论觉悟，协调国家和市民社会，也就是能担当意识形态领导者和政治管理者的角色，发挥批判功能推动社会进步。
3.批判现实的艺术家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是艺术家，他们将革命的目光投向艺术文化领域，希望通过艺术批判异化的现实，在艺术中寻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并将这种艺术觉醒从艺术家普及到大众。卢卡奇诉诸审美理性之光，认为艺术和审美具有“反拜物化”，是人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最重要媒介。阿多诺把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将对现实的批判否定性质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用艺术拯救理性，甚至把审美当作解放的唯一途径。本雅明批判机械复制的艺术，批判帝国主义战争所使用的技术对艺术光韵的消除，批判法西斯主义对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制所创造的膜拜价值，意图用艺术的政治化去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审美化。本雅明还鲜明地提出，艺术创作就是生产，艺术家就是生产者，艺术家提高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艺术生产力，能使更多的人得到救赎。
4.边缘群体和青年知识分子
当工人阶级由于机器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分散化，由于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而失去了反抗意识，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弱化了革命诉求，那么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就已经不存在了。据此，马尔库塞提出了“革命新主体”的观点，强调青年知识分子、“嬉皮士”、社会边缘人员在革命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技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遍干预，普通大众已经被排除出政治领域之外，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革命性，变革社会的历史使命落到了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西方“新左派”身上，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流浪者和被遗弃者、不同种族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失业者和不能被雇佣者的阶层，以及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因为他们未被纳入资本主义同化的世界而最具反叛精神。
四、革命的特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社会革命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它不是一种经济领域、宏观层面的疾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而主要是一种思想领域、微观层面、渐进的非暴力革命。
1.主观革命
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入手，追寻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强调恢复其总体性理论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偏重于研究哲学、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在这个立场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主要聚焦于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文化工业、心理压抑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控制；据此提出的革命方略也都是从主体人的意识、文化、艺术、心理和道德等思想上层建筑层面而非政治上层建筑或经济基础方面入手。所以，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主观革命，缺乏经济基础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支撑，具有一定的幻想性、抽象性和伦理特质。
2.要考虑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行为占了合同内容的比例。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占合同规定的比例较大，影响了合同目的的实现，就可能构成对债务的不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占合同规定的比例较小，仅是存在不影响合同实现的瑕疵时，就可能不构成对债务的不履行。
2.微观革命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注重社会整体的宏观革命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探究弥散化、微观化的资本主义权力运作机制，将注意力转移到个体，倡导的是心理、艺术、生活等具体微观领域的革命。如赖希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只强调阶级之间的对立而忽视了社会整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只注重外部世界的宏观革命而忽视了改造群众意识的内部革命，于是他提出性革命。萨特也强调，要分析与人的行为相关的个人成长经历、家庭关系、心理情感等方面要素。列斐伏尔和赫勒更是将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直接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上，从具体微观视角来分析社会和个人，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拓展。
3.渐进革命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革命、文化革命、艺术革命、性格—心理革命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只能是缓慢而渐进的。霍克海默认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只能导致“独裁国家”的产生，革命应是自发的、渐进的，试图通过自发的“工人委员会”建立人道主义社会。马尔库塞提出的“大拒绝”可谓“穿越机构或体制的长征”，可见它也是一种持久的行动。通过知识分子、艺术家到普通大众的意识心理和艺术涵养的提升确实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但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革命获得成功。应对资本主义不断改进的统治策略和彻底改变整个工人阶级受压制的现状，这些措施恐怕太过于缓慢和不确定了。
4.非暴力革命
二战后，西方文明受到重创，核武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人的生存状态堪忧；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导致工人分散化，消费主义盛行致使人的革命意识淡漠，工人难以组织成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另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公开问世到盛行于西方的“《手稿》热”现象，偏向于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将早期马克思的人道思想归结为统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要旨。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诉诸人自身，进行人道主义探索，意图拯救人性。
五、革命理论的价值限度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注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以恢复正统的或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契机，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依据来论述意识革命的重要性。卢卡奇从马克思《资本论》的“商品拜物教”得出“物化意识”，指出资产阶级意识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他将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当作革命首要的和必要的条件，并借用列宁的“灌输论”，主张西方无产阶级政党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群众头脑，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最终投入革命实践。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阐述了总体革命思想，将主观革命和意识革命当作总体革命的核心。科尔施认为，主体性力量而非外在的客观条件构成历史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葛兰西用“实践哲学”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革命自发论，也反对要求现实与之相符合的抽象理论，并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控制进行了鞭挞，主张夺回意识形态领导权，把抢先夺得和实施“知识和道德的领导权”当作夺取政治领导权的“首要条件之一”。[3]
1.革命视角的伦理性而非实践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旨在传承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衣钵，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抗，但却是基于伦理的批判而非现实的拯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在解析早期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尤其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生发出了对阶级意识异化、科技理性异化、消费异化的批判。它重在对人性压抑的解除、心灵的释放，却忽视了对造成这种异化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根源的讨伐，缺乏推翻现实根源的行动和决心。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其说是颠覆现实的行动指南，不如说是表达反叛现实的一种人道主义诉求。
2.革命方式的妥协性而非彻底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意识哲学、大众心理、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革命的方式，不仅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控、心理钳制、文化渗透和生活入侵的控诉，更是一种消极抵抗。它是在不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体制的前提下，逐渐从市民社会内部发展出无产阶级的一套话语体系、文化精神样态和生活方式，试图通过改造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进而达到改造整个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目的，这又如何行得通呢？在资产阶级占有经济、政治、文化主导权的社会中，无产阶级不可能“独善其身”，也很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社会反抗机制，所以它倡导的革命也不可能彻底实现。
3.革命主体的单薄性而非大众性
与马克思所处的革命年代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时代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无产阶级并非“一无所有”；他们呈现分散化、个体化的特征，“阶级”的烙印逐渐蜕化；加上欧美不断完善的福利政策，绝对贫困现象少见，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温水”中容易丧失革命的斗志。革命主体依靠少数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边缘群体能否成功呢？少数边缘群体亦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力量何以抗衡并压倒主导力量？恐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也没有信心回答。
4.革命路径的空想性而非现实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构建一个实质平等、民主开放的社会，一种个体自由、个性发展的社会，但他们并没有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确切蓝图和实现的步骤安排，在现实中也没有一个为之努力的目标模型，一切还处在空想的朦胧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革命之所以难以组织起来并付诸实践，还在于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力量。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例如：卢卡奇认为，“党担当着崇高的角色：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6]；但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功能和使命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对无产阶级政党发挥作用的方式带有主观臆想的色彩。比如：葛兰西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就是培养有机知识分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
注释
[1]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13页。
[2]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1990年版，第403页。
[3]【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8页。
[4]【德】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5]陆玉胜：《革命乌托邦的终结》，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6]【匈】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7页。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9）08-0086-07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08.014
（作者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胡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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