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56年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现已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并提出了一系列反映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原则；另一方面，也犯了一些脱离中国实际的决策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我们要以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总结这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肯定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也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学理论支撑，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关键词］经济建设；理论贡献；伟大复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一方面，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原则；另一方面，也犯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决策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失误，是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失误。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理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部分质变的思想
1958年前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苏联学者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表现出来的把社会主义凝固化的思想，要求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彻底巩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另一种是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表现出的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后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现了这种错误，并力图加以纠正。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重新阐发“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原理。
1958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从工作方法角度讲，社会主义有许多发展阶段，共产主义也会有许多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①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针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倾向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止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②这里着重讲事物的发展阶段，批评企图超越客观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
1959年10月，周恩来同志在《伟大的十年》中提出了“较小的质变”的思想。他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认真地区别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认真地区别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的原则，反对超越必须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而且在每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还按照具体情况，“认真地区别若干相对地属于量变性质的较小发展阶段(从一个较小的发展阶段到另一个较小的发展阶段，当然也是一种较小的质变)”③。
毛泽东同志比较明确提出和详细论证部分质变的原理，是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他针对教科书中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和全民所有制指出，“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彻底巩固？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地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④。这是毛泽东从量变和质变对立统一的关系上，从量变和质变的相互渗透、互相贯通上，说明部分质变原理的普遍性。
设置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调查问卷》，并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采用重测信度检验，r=0.86，问卷的回收率100%，有效率98%。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经常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1941年，他在驳斥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时就曾写过《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
当然，毛泽东同志论述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原理，其着重点是批评把社会主义凝固化的观点，论证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对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质的相对稳定性注意不够”。于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状况，要求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使他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未能得到很好的纠正，这是应当记取的严重教训。
二、矛盾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的思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也有把辩证法的规律、范畴并列起来，忽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倾向；还有一种口头上承认这个规律，但不能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还反复强调，不仅要在理论上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更重要的是要善于运用这个规律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观察和处理阶级斗争中的各种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重申：“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在我国，懂这个规律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1958年，他又讲，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1963年12月，他在一个文件中写道，事物(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总是作为过程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就是一分为二、两分法。1965年，毛泽东同志在李达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一书中写了一个批语，对上述思想作了概括和升华，提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⑤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相互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从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按照毛泽东同志这种解释和说明，在唯物辩证法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根本的规律，其他规律和范畴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都需要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说明和解释。
1914年9月7日这一天晚上，加利埃尼亲自督战。他要求每辆出租车都必须塞满士兵。超载车辆以25～50辆为一队，奔赴前线。
第五，提出了“在社会斗争中有时有些失败，不能证明思想理论不正确”的新论点。他提出，看一个认识是否正确，“就看根据这种认识去行动能否取得预期的成功”。一般说来，成功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⑮这一论断，一方面指出了实践标准具有相对性的某些社会原因，它告诉人们要辩证地看待实践标准，不要简单化。先进势力在实际斗争中的某些失败，不能立即证明它的指导思想不正确；另一方面，它又告诉人们，不要因为实践标准具有相对性而怀疑它的绝对性，正确思想终究要为实践所证实，总有一天要成功的。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从认识上总结了先进阶级和革命人民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挥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思想。它对于在正确思想指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激励他们提高勇气，树立信心，不畏强暴，不怕挫折，前仆后继，夺取最后胜利，不至于因为暂时的挫折和失败而怀疑动摇，放弃斗争。
三、重提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出实事求是的问题，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60年代初期，党和国家工作重要转变的思想先导。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调查研究的态度及方法，作了许多新的论述和发展。
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下决心纠正“五风”⑥的错误。1960年11月3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通知》。同年11月15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重新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指示》中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五风”，为此需要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在这两个会上，毛泽东同志着重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情况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办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凭调查研究和情况明做决策。我们是有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诸同志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几年来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1962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又反复讲：“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认识都非常不够”，“我们一定要下番苦功夫，要切切实实地掌握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⑦
为了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3月，印发了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小册子。他说：“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这本小册子是在中央革命博物馆找到，而中央博物馆是在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他强调，这篇文章还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的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⑧广州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并指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第二，进一步阐明了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三大基本形式。过去我们讲社会实践，一般只讲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对科学实验也有论及，但只是在“括号中顺便提及的”。而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把科学实验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并列为三大革命实践之一。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深远意义的。科学实验是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又往往走在生产实践的前面，对生产实践和人类的物质生活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人类社会越发展，科学技术越进步，越证明科学实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毛泽东同志把科学实验作为社会实践的一个基本形式，说明毛泽东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对科学家的实践活动的重视，把科学家的活动提高到了与变革现实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
总的来说，等离子喷涂技术制备吸波涂层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尚不成熟，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得到以下规律：(1)随吸收剂含量的增加，谐振频率逐渐向低频移动，最小反射损耗的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2)随涂层厚度的增加，谐振频率逐渐由高频向低频移动，同时涂层的吸波效果得到改善；(3)随吸收剂含量的增加，复介电常数实部和虚部都有增加的趋势；(4)在制备等离子喷涂的喂料时，球磨能够改善吸收剂在基体中的性能。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去调查。刘少奇同志亲自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进行为期44天的蹲点调查。朱德同志到四川、河南、陕西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农村人民公社存在体制、规模、分配、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等问题。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后，全党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
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有次，我实在没忍住，跟她分享了自己的想法：“你总觉得自己是个姑娘，所以不该为生活奔波，理应坐享其成。可是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是姑娘就会对你格外开恩。”
广大干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兴起调查研究之风。但是，怎样更好地开展调查研究，有科学态度和方法问题。其一，不要先入为主。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会议上说，调查研究的态度，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应该采取讨论式的、同志式的互相商量的态度。调查研究不要怕听不同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践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其二，要全面地看问题。《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中讲，调查研究要采取客观的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其三，调查研究工作要制度化。1961年6月15日，党中央发布《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指出：调查研究工作要制度化。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党委委员，除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地、县两级领导人员也应该这样办。调查研究必须讲究实效。不许乱派调查组，调查人员在生活上不许特殊化，不许增加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负担。
调查研究工作是极为重要的，是“情况明，决心大”的关键。1961年3月19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态度和方法，也作了很好的说明。他提出：“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有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又说：“我们下去调查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⑨
从1961年开始，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讲话，党中央发出了许多关于调查研究的文件，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内容。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诉我们，党和各级领导者，如果在工作中少犯或不犯错误，必须掌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调查研究的思想原则和工作方法。
四、社会主义建设还是一个“必然王国”的思想
自由与必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纠正我们党在“大跃进”年代所犯的“左”的错误教训过程中，一再提到自由与必然的问题，并作了新的阐述。
毛泽东同志深化了部分质变的形式问题。他明确提出“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两种形式。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是指事物的全局没有发生根本质变以前，而组成全局的若干局部发生了根本质变。如，在打倒蒋介石之前，我们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最后导致他的灭亡。阶段性的部分质变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以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呈现出来的部分质变。民主革命的发展过程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与阶段之间都有质的差异；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也可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同阶段，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第一，对“自由”范畴作了科学的规定。什么是自由?毛泽东同志明确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他这是说，单有认识还不行，还要做工作，还要实践，根据对必然的认识去改造世界，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他强调改造世界的实践对获得自由的意义和作用。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见，毛泽东同志对“自由”的范畴规定得更加明确，更加科学。
第二，论述了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教训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过程中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之后，明确指出，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⑩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没有充分的经验，就不可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也要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它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逐步取得自由。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重读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中指出，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正确和错误并存。不然，发展也就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⑪
第三，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在人们争取自由中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们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显著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子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必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要有一个大的图样，总图样，还需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社会实践已证明，没有正确理论作指导，人们的行动就会迷失方向。1959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同外国朋友谈话时，针对1958年大跃进的严重教训，深情地说，我们搞经济工作，“是去年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现在看来，“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事业也不容易，“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毛泽东同志希望全党同志重视学习“经济建设理论”。他还强调，经济建设，对我们党而言，“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否则，“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⑫这是毛泽东同志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严重教训的深刻反思。
贵州苹果主产区乔化砧苹果主要采用小冠疏层形和自由纺锤形。小冠疏层形是在疏散分层形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适宜中密度栽植的中冠树形，全树有2层主枝，小冠疏层形的整形修剪要点可以参照疏散分层形。自由纺锤形有直立而长势强健的中央领导干，在主干上均匀分布的主枝8～12个，长势均衡，呈螺旋式上升排列。
第四，坚持自由和必然是具体、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过程，就整个人类的认识来说，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这就是说，人类永远也不能达到绝对的自由，只能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认识必然，改造世界，争取一定限度的自由。因此，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是具体、历史的统一。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和实践也要不断地向前发展。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了，对社会的认识达到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做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⑬
毛泽东同志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是很丰富的，对我们端正思想路线，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重要的意义。
我很少记同事案头的电话，但有时电话打进来，找的却是另一个同事。我只好大声地喊：“谁谁谁，你的分机号是多少？我给你转过去。”我一直是个大嗓门，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出自己的工作热情，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然而，意外的是，同事们对我的表现却异常冷漠。
五、在实践的基础上，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思想
为了端正全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风，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从认识论上总结1958年以来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58年11月提出要认真读书，1960年作了《十年总结》一文，1961年重提调查研究问题，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都是如此。1963年5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十条)所写的前言中，将上述认识论思想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这就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对1958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所作的哲学概括，也是对当时理论界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讨论的科学总结，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和理论价值。
第一，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泽东同志认为，关于农村工作，只有经过建国以来十三年的实践，特别是从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起到1963年的三年实践，才有可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过去缺乏经验，心中无数，因而遭到挫折。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时，毛泽东已意识到“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1960年，他在《十年总结》中指出，没有什么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的真理的圣人。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指出：“如果有人说我(指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包括建设)的规律一开始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⑭1963年，毛泽东同志在《前十条》的前言中进一步作了概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这样就明确地否定了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头脑里固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进一步说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只有多样化的办学体制，才可能出现多样化的培养模式，才可能出现教育的高质量与丰富性。进行办学体制改革，研究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按照管办评分离原则促进学校自主办学，才有可能真正打造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的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适合学校的教育，充满多样性、丰富性与选择性的教育，即人民满意的教育，追求我们真正追求的教育理想。
电话的另一头是省电视台社会新闻“都市时间”栏目组，大概是对方信号不太好，值班员几乎是在对着话筒喊叫：“喂，你在哪里？什么？胜利大厦？是胜利大厦吗？什么，转播车现场直播？直播什么？喂，你刚才的话我没听清楚，能不能请你再说一遍？喂喂喂……”
“Fish vie to swim upstream, in early summer less rain.
第三，作出了“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新概括。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论述了认识的发展过程，而在这篇文章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经验，并总结了我国哲学界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把认识的发展过程明确概括为“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辩证发展过程，并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这样就把《实践论》中讲的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思想，作了更加明确而通俗的概括，进一步突出了认识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对于以大众传播为目的的普及本古代典籍，主要关注典籍的内容价值，对文字的排印以便于受众的阅读理解为目标，采用简体字，弃用繁体字，坚决避免繁简混杂，交替使用。在繁简字问题上，我们理应遵循国家的相关规范和法规，参照权威的规范性辞书，以决定取舍。关于繁简字的使用规范，相关的法规目前有以下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关于地名用字的若干规定》。具体执行起来，可以依照以下六个表：《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现代汉语常用汉字表》《现代汉语通用汉字表》和《通用规范汉字表》。至于权威工具书，可以参考《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
第四，提出了“一个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的重要观点。这个思想，毛泽东同志虽然在《实践论》中也论述过了，但是，那时的侧重点是讲整个人类的认识运动是无穷的，要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建国之后，使毛泽东同志更加深切感到，要正确认识一个事物是极不容易的，必须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经过多次反复，才能逐步达到正确的认识。既然如此，人们就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工作取得成绩的时候，不要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在遇到暂时的失败或挫折的时候，也不要悲观失望，灰心丧气，而是要提高勇气，继续奋斗，争取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强调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其意义是重大的，我们应加以深入研究和领会。
考察作为流行语“A了(嘞)个B”，既需要探求其流行的来源，又需要分析其演变的过程。就“A了(嘞)个B”流行语义而言，网上有通行的说法：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我们党领导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其历史教训也极为深刻。而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我们理论工作者，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⑯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
③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303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
⑪《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⑫《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⑬《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⑭《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由于受欧洲美声唱法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的民族声乐有了初期的发展，在周小燕、喻伊暄等为代表的一批声乐教育家的努力下，我国的民族唱法获得很大发展。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民族唱法逐渐开始向专业化发展。这时，一些音乐院校相继开设了民族声乐课程，设立了民族声乐研究机构，在继承传统民歌特点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吸收了美声唱法在呼吸、发声、共鸣等方面的优点，使民族声乐步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随着民族声乐的不断探索和发展，还出现了一批富有民族风格特色的歌剧，如《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等。这些歌剧深受观众的喜爱，为民族声乐添彩增色，同时也为民族唱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⑮《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2）根据王家会站1992—2016年各年年平均流量，计算频率并绘制频率曲线，取频率p为50%、90%所对应的流量0.910 m3/s、0.240 m3/s为中水流量和低水流量。
⑯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求是》2019年第8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周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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