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芳:论惠威尔对培根归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论文

孟令芳:论惠威尔对培根归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论文

摘要:培根是古典归纳逻辑的开拓者,他坚持逐渐且连续的归纳,认为从特殊事实到普遍真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理过程。惠威尔继承并革新了培根的归纳思想,具体来说,惠威尔从科学史观、归纳过程中推理形式多样性、归纳法能够产生理论科学等方面继承了培根的归纳思想,他的归纳表就是最好的说明;所谓革新,即用基本对立的认识论代替了培根的极端经验主义认识论,惠威尔认为理性和经验同样重要,强调概念这一理性因素在科学知识中的作用,进而否定了培根的机械的发现方法。事实上,基本对立认识论的思想主旨早在培根的作品中就有所萌芽,因此说惠威尔对培根的革新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而非绝对的否定。和培根一样,惠威尔也是归纳逻辑的代表。

关键词:培根;惠威尔;归纳;对立的认识论;概念

众所周知,在归纳逻辑发展史上,培根被认为是古典归纳逻辑的开拓者,代表作有《新工具》,穆勒继承并发展了培根的归纳思想成为古典归纳逻辑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有《逻辑体系》;而提起惠威尔的归纳思想及其《新工具的更新》,却鲜少有人知道。惠威尔是与穆勒同时期的英国科学哲学家,二者曾有过一场著名的关于归纳本质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惠威尔被穆勒描述为“非归纳主义者”,穆勒直言“惠威尔对归纳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所说的)根本不是归纳”[1]294。穆勒的评价影响深远,导致惠威尔的归纳思想一直为归纳逻辑界所忽视,直到20世纪中叶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逐渐衰落才重新被发现。惠威尔是否如穆勒所言是一个“非归纳主义者”?事实上,惠威尔在其多部著作中都曾承认自己继承了培根的归纳思想,尤其《新工具的更新》更是对培根《新工具》一书的继承和发展,他在继承培根渐进式归纳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归纳思想并称之为“发现者的归纳”(Discoverers’ Induction)。通过阅读原著,我们在了解惠威尔的归纳思想及其对培根归纳法的认识和评价的基础上,论证了惠威尔的归纳思想与培根的归纳思想之间的继承和革新关系,尤其指出“革新”是继承基础上的发展而非绝对的否定。因此,倘若我们承认培根是归纳逻辑的代表,那惠威尔自然也就不应该背上“非归纳主义者”的名声。

一、惠威尔对培根的继承——渐进式的科学归纳法

(一)培根的“渐进式归纳”

培根式归纳是一种“渐进式归纳”,即认为科学发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反对从简单事实到最高原理的直接跳跃。培根在《新工具》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想:“钻求和发现真理,只有亦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这是现在流行的方法。另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通的原理。这是正确的方法,但迄今还未试行过。”[2]12这两条道路虽则都是从感觉和特殊事物开始的,但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存在跳跃性即从前提到结论的过程需要非理性的因素,而后者从数据到假设的推理是一个理性的渐进的过程,“前者一开始就构建了某种一般的抽象的但无用的原则,而后者则是逐渐循级上升至那些在自然中真实存在的原则”[2]13。培根将前一种方法称作是“对自然的冒测”(Anticipation of Nature),指其粗率和未成熟而言,并认为这种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直接跳跃到最普遍的原理然后再以此去发现和证明中间原理的方法完全是毁灭科学的做法并且是一切错误的根源;同时将后一种方法称为“对自然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Nature),是经由一个正当的和有方法的过程从事实中抽出的理论。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允许理解力由特殊的东西跳到和飞到一些遥远的、接近最高普遍性的原理上,并把它们当作不可动摇的真理而立足其上,复进而以它们为依据去证明和构成中级原理。这是过去一向的做法,理解力之被引上此途不只是由于一种自然的冲动,亦是由于用惯了习于此途和老于此道的三段论式的论证”[2]89,而获得科学原理的希望仅在于“对自然的解释”这样一种真正的归纳法,这种“对于发现和论证科学方术真能得用的归纳法,必须以正当的排拒法和排除法来分析自然,有了足够数量的反面事例,然后再得出根据正面事例的结论。”[2]90在应用这种归纳法发现原理的过程中,“我们实应遵循一个正当的上升阶梯,不打岔,不躐等,一步一步,由特殊的东西进至较低的原理,然后再进至中级原理,一个比一个高,最后上升到最普遍的原理;这样,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科学有好的希望”[2]89。培根还将他所说的那种“真能得用的归纳法”应用在了他对“热的性质”的实验研究中,通过对自然和实验案例的充分收集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上升、不间断的“渐进式归纳”,最后得到的有关“热的性质”的结论与今天热动力学理论的结论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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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惠威尔对培根式归纳的继承

惠威尔高度赞扬了培根的渐进式归纳思想。在他看来,培根强调的这样一个逐步推理的过程才是他的重要性和独创性所在,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所有的知识都始于观察”这样的准则,因为在培根之前的人们一直都是坚持从经验观察中获取知识的。他说,“培根的思考中最伟大、最具有持久价值的部分就是他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的解释的学说,他将这种对自然的解释与此前一度盛行的错误且不成熟的自然的冒测区分开来,以及他所推荐的通过逐渐而持续的归纳来达到最高最普遍的真理,这些都是他极为明确并大力敦促的,而且这些也是真正的发现哲学中的要点”[3]152,“培根作品中最不寻常的地方在于,他以极度的热情和清晰,坚持逐渐且连续的归纳,而不是从特殊事实到最高概括的匆忙转变。……培根的这一真正的科学进步观不仅是新颖的,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3]130-131。

如前所述,培根对概念的认识存在自我矛盾之处,其中一方面是他曾敦促科学家要学习蜜蜂,强调将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重要性,这充分说明了培根意识到了概念作为知识的要素之一的重要性所在。我们认为,培根由于自身的局限所在,对概念的认识并不充分,以致产生了自我矛盾的情况,而惠威尔的基本对立的认识论思想正确处理了经验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对培根矛盾的一种化解。而且,惠威尔所认为的概念存在于发现规律中的三种主要方式,其思想主旨早在培根的著作中就已有所体现。我们通过具体分析培根在《新工具》中对经验和理性之关系所做的比喻来加以佐证:

1.1 室验说明:以下两项试验使用的测试液配方均为EIAJ RC-2364标准中皮膜耐压测试液;高气压水煮后的皮膜耐压测试方法亦采用EIAJ RC-2364方法。

(1)惠威尔的科学史观遵循了培根的渐进式归纳思想。惠威尔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结论说,科学的进步是渐进的,新的知识不断被发现、不断地被证实,“我们可以接近真理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渐进和连续的方式,从一个实例到另一个实例,从感觉到理念,从事实到理论,从将真理理解为实际现象到将真理理解为必然;这一从事实到理论的连续而多样的进步构成了科学的历史。”[3]307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进步正在慢慢累积,在这种意义上,逐渐地具有较强概括性的理论来源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概括性不那么强的理论。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就是这种归入式发展的范例,牛顿理论将开普勒定律、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潮汐运动以及其他各种事实归入进来。科学就是这样通过把过去的成果逐渐归入现在的理论而演进,惠威尔声称这种演进类似于支流汇成江河。[7]14

(2)惠威尔和培根都主张渐进式的归纳过程中推理不仅限于归纳概括,尤其是都强调了类比推理的重要角色。惠威尔曾明确反对将归纳限于枚举归纳,他说:“仅通过枚举法的归纳很难称得上是归纳”[3]451。比如,他将科学的演进过程比作支流汇入江河并声称科学史揭示了归纳逻辑的线索,这条线索就是支流-江河的类比。在将事实总括为理论的过程(概念的选择、事实的总括)中,惠威尔允许任何形式的推理,包括枚举、消除、类推,比如开普勒在研究椭圆概念时就使用了各种形式的推理。这一点还曾遭到他的学生兼朋友德摩根的抱怨,“把‘归纳’当成了一整箱子的(逻辑)工具来使用”[8]216。培根也允许不同形式的推理,尤其类比推理作为其归纳法的一部分有着广泛的应用,“当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被带到感官范围内时,不是通过感知该事物本身来感知该事物,而是通过观察某个可感知的同源物体(cognate body)来感知它”[5]203,这被看作是培根对类比推理的描述,在《新工具》中他所谓的“特权实例”(Prerogative Instances)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例如,在“热的观察”这一事例中,培根在建立三表的过程中不仅使用了归纳概括,更重要的是使用了类比推理(包括积极类比和消极类比)。

(3)和培根一样, 惠威尔相信归纳法能够产生理论科学,即科学能够产生自然界中不可观测部分的知识。培根声称,他对自然的解释可以发现简单自然的不可观察的形式;惠威尔也想要使他的方法允许发现关于不可观测实体和性质的假设。例如,他声称菲涅耳和其他的波理论学家(包括他自己)有着很好的归纳基础,假定在不可观测的以太中存在着不可观测的光波,而穆勒因为以太和光波“不能被看到、听到、嗅到、尝到或触摸到”而否定了这两者的存在,以今天的物理学知识来看,这样的判断标准毫无疑问是站不住脚的。归纳科学可以达到不可观测的事物,对培根而言,这种不可观测的事物是“形式forms”,对惠威尔而言,不可观测的实体就是例如光波,或者像椭圆形轨道、重力这样的特征。

(三)惠威尔的归纳表

惠威尔注意到,培根在讨论由人类心灵所提供的概念时存在自相矛盾的观点:培根一方面注意到概念与经验的整体性关系,承认理性因素对经验事实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反对将我们的内部观念强加于外部世界,认为人类的概念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对于前一点,培根确实强调过知识的理念或概念方面的重要性,他声称自己已经“在经验的和理性的能力之间建立了一种真正持久的密切结合”[5]19,他在他著名的格言中详细阐述了这一密切结合,并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指出只相信经验的人像蚂蚁,他们只会搜集材料,不知道如何加工、处理这些材料;只知道思辨的人像蜘蛛,他们只凭借自己的材料编制体系;真正的实验科学家像蜜蜂,他们既采集材料,又通过自身消化处理这些材料。[11]358对于后一点,培根曾提出过著名的警告:“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让眼睛稳定地注视着自然的事实,并且像它们所是的那样接受它们的图像。因为上帝禁止我们为世界的模式使用我们的想象力。”[5]32-33培根声称,在构建我们的自然历史时,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记录那些与纯粹的、非概念性的观测相一致的现象;并且他认为这种一致性可以相当高。培根认为,他的“新方法”(即解释的方法)旨在“直接从简单的感官知觉”[5]40开始,人类的概念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上帝创造的世界。[5]110

(惠威尔的归纳表[注]惠威尔在《新新工具》(1958,p97-117)中详细描述了归纳表的制作方法并例证了最普遍的原理的形成过程,并称这些表为“归纳金字塔”以呼应培根在描述科学中的连续概括时所使用的“知识金字塔”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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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惠威尔对培根式归纳的革新——从极端经验认识论到基本对立的认识论

惠威尔一方面认为他的发现者归纳是在遵循培根的归纳主义传统,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从最早的归纳笔记开始,惠威尔就表达了改进培根归纳主义的意思,他也相信自己正在革新(或称“改善”)培根的方法。这种革新的形式就是用他基本对立的认识论代替了培根的极端经验认识论。

惠威尔将在科学史中看到的这种科学发现模式称作是一个三拍子的逐步演进过程,包括序曲、归纳期和结局。其中,序曲包括事实的收集和分解以及概念的澄清,当某个特定的概念模式外加于事实时,归纳期就出现了,而结局则是对由此得到的整合的巩固和扩展。很明显,这张归纳表就像一座倒立的金字塔,其顶部是具体事实,底部则是范围最广的概括。从表顶到表底的过渡反映了逐步的归纳概括,其中观察和描述性概括被归入范围不断增加的理论[9]106-112,即每一个理论同时也是作为组成其下一级理论的事实而存在着。而每一级从事实到理论的概括都不是简单的事实相加,而是借助一个或多个精确而恰当的概念对事实加以概括以实现综合的过程,即归纳。惠威尔还将已知的事实比喻为散落在地的“珍珠”,恰当的概念就好比“绳子”,而用绳子将珍珠串起来的过程即为归纳。[10]140-141惠威尔用“归纳表”来例证发生在科学史上的连续概括,天文学中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形成就是这种归入式发展的范例。

(一)强调概念因素在科学知识中的作用

惠威尔的归纳表是渐进式归纳思想的最直观模式。培根的渐进式归纳思想可以总结为:从特殊命题上升到一般命题、再从这些命题上升到更加一般的命题;真理包含在其他那些具有更高程度的普遍性的真理中;普遍性的不同阶段的概括性和发现过程的最高步骤是从属关系。这种表达方式广为人知,自培根以来就在科学形成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而惠威尔努力要做到的就是对它们进行更加清楚的解释并用普遍的范例来证明。他断言,由于科学进步是将定律相继归入理论,所以某一学科中的一组可接受的概括应当显示出某种结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一张有着支流-江河关系形式的“归纳表”:

4.1 主管部门的关注是武术对外教材冲破困境的主要动力 国际武术联合会、中国武术协会等相关部门应该重视目前武术对外教材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首先,主管部门应该建立长效机制,将教学出版物“走出去”作为中国武术“走出去”战略规划的主要内容。其次,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相关出版物的编写与出版。然后,政府部门应投入科研基金,加大该项目科研实施力度,鼓励相关专业领域学者积极从事相关科研工作,在教材编写、影像录制工作中重视成果的产出与转化,积极推动出版物“走出去”。最后是提升相关出版单位的把控力与版权运作能力,为出版物走向海外铺平道路,让武术对外教材“走出去”更加顺利。

可见,培根一方面敦促科学家要模仿蜜蜂,说明他意识到了只有将科学家的理性和实践经验相结合才能正确地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他的比喻形象地道出了理性与经验的关系,至今仍可谓经典。然而,另一面上他又难以摆脱“上帝创造论”的局限,他坚持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是人类的理性概念所不能理解的,同时强调观察就是从纯粹的感官出发,上帝禁止人类理性的想象力。

惠威尔认为培根的归纳法需要革新的第二个方面是,培根显然试图提供一种纯粹机械的发现方法。而这种错误观念的产生正是因为培根没有充分地理解知识的概念性因素。[3]138培根的归纳法素来有“机械归纳”的名声,这种说法源自其《新工具》的序言:“对于心灵本身从一开始就不任其自流,而是要步步加以引导;而且这事还要做得像机器所做的一样。”[2]3培根说,“我所建议的科学发现的方法,殊少有赖于智慧的锐度和强度,却倒是把一切智慧和理解力都置于几乎同一水平上。譬如要画一条直线或一个正圆形,若只是用自己的手去做,那就大有赖于手的坚稳和熟练,而如果借助直尺和圆规去做,则手的关系就很小或甚至没有了;关于我的计划,情形也正是这样”[2]35。可见,他把所追求的方法比作类似圆规、直尺这样的工具,任何使用工具的人(无论是否具有特殊的天赋和技能)都能轻松地画出一个完美的图形来,从而否定了拥有睿智头脑的天才对科学发现的必要性,在他那里“一切事情都是凭着最可靠的规则和论证来做”[2]106。而这与惠威尔所认为的科学发现需要拥有睿智天赋的“伟人(Great Man)”的观点是相违的。

在惠威尔的发现者归纳中,概念以三种主要的方式存在于发现的规律中。可简略地总结为三点:(1)概念存在于感知的过程当中。事实与观念不可分离,所有对事实的感知、感觉都是伴随着头脑中的概念进行的。惠威尔解释说,所有对“事实”的感知都包含了将概念强加于原始的感官数据上[4]116。因此,他认为所有的知觉都是概念性conception-laden的。在每一获取知识的行为(比如看到风吹橡树)中,必然有关于感官所感受到的东西(比如用眼睛看),也有关于以往理解其他东西所获得的东西(树种的概念、压力的概念),我们必须是同时被动地收到这些印象,积极将它们合并起来然后进行推理。(2)概念存在于事实数据的搜集过程中。惠威尔认为,为了给经验数据的搜集提供指导,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些概念框架,事实的选择并非盲目的,而是在某种理论或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没有这样的指导,数据不可能被收集到,他指出“近来普遍认为,事实本身在科学中是有价值的……(但是)只有通过某种观点或其他的事实的联系和关系,我们才能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和记录”[13]xx。也就是说,在没有某种理论或概念指导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盲目地收集或筛选事实。(3)概念存在于从事实到理论形成的总括过程中。为了把事实归结到一个更普遍的规律之下,将恰当的概念应用到事实上是必然的。惠威尔抱怨说培根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为了把事实结合在一起,必须由心灵提供一种概念的必要性”[14]138,即在归纳的过程中从事实到理论形成,概念是必要的。适当的概念必须基于或应用于事实,以便在一般规律下将事实结合在一起。

总之,和培根片面地强调感觉事实的极端经验认识论相比,惠威尔基本对立的认识论认为经验和理性并重,感觉和观念——这两个元素都是我们知识存在的前提,如同物质和形式都是物体存在的前提一般,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因此,我们所以为的客观的真的事实,实际上是感官印象和心灵活动的混合的结果,心灵活动所提供的概念是感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机械的发现方法是不存在的

既看到了概念因素在实验科学中的重要作用,又否认概念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这就是培根的自我矛盾之处。惠威尔针对培根的这一自相矛盾点,强化了知识中概念因素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基本对立的认识论,其核心内容是:所有的知识都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部分,主观部分是由心灵提供的,客观部分是由世界提供的。主观和客观的对立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理念和感觉、思想和事件、理论和事实等。[3]307惠威尔虽然做了这样的区分,但并不是要把我们的知识分成主观和客观相互排斥的两类。在惠威尔看来,与世界相关的所有知识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都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认识世界的过程也需要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同时参与,进行归纳推理也不例外。惠威尔强调的是知识中经验要素和概念要素必然的相互作用。正如惠威尔所言,“为了让我们深入了解自然规律,把这两种要素即主观的或理念的、客观的或可观察结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12]25。他抱怨说,培根没有充分重视知识的基本对立本质,故而没有“对知识中的观念因素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3]134,具体地说,培根“显著地提出了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必须依赖于经验Experience的观点,而他几乎没有提到,它同样必须依赖于心灵本身所提供的概念Conceptions”[3]135。

那些研究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花园里和田野里的花中采集它所需的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灵的能力,也不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中收集到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力中。这样看来,要把这两种机能,即实验的和理性的这两种机能,更紧密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这是迄今还未做到的),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希望。[2]82-83

在惠威尔看来,由于概念来自于心灵,因此对天才的否定就是对概念的不认可,这正是培根失败的原因——他没有正确评估所有发现都需要的睿智和发明天赋。培根认为发现中不存在发明,他的目的是找到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就像圆规一样,任何人只要拿起圆规就能画出圆,任何人只要掌握了这种工具就能成为科学家;就像代数方程,通过它我们能从已知数求出未知数。惠威尔对科学的“伟人”观点,暗示着卓越的个人才能是科学发现的必要条件,成为科学家是需要天才头脑的,因此他否认了培根所追求的通向真理的“大众之路”的观点。

三、革新是一种发展而非否定和对立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惠威尔对培根的思想进行了革新,但这种革新并非意味着否定和绝对对立,而是对培根归纳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将论证惠威尔的基本对立认识论思想很可能来自培根的启发,正如惠威尔本人所承认的那样——培根确实强调过知识的理念或概念方面的重要性,这说明在培根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一种对立认识论的萌芽[注]惠威尔注意到培根的“伟大计划”纲要中有“关于存在条件的讨论”的标题,惠威尔认为,这说明倘若培根的这一计划已经完成了的话,培根很可能注意到了Ideas和事实一样都是我们的知识的要素之一(参见Whewell,1860,p135-136),并且在这本书后面的好几页里惠威尔都提到,培根“有这样的优点,即表明了事实和理念必须相结合”(Whewell,1860,p145)。。因此我们认为,在对培根的革新中,惠威尔实际上更多地是在批评培根对自身曾提出的重要观点的无视——明明看到了的知识概念性因素却仍然坚持极端的经验认识论,明明自己的方法不能归结为一个机械的规则却仍然坚持认为存在这样的机械方法。

(一)关于概念在科学中的作用

惠威尔明确将自己的方法论(即他所谓的“发现者的归纳”[注] 惠威尔首次明确且较大篇幅的关于归纳法的讨论,出现在其《归纳科学的哲学-基于它们的历史》(1840)一书中。1859年惠威尔在写给德摩根的一封信中将自己的归纳法称为“发现者的归纳”(Discoverers’ Induction)William Whewell to Augustus DeMorgan, January 18, 1859, in [Todhunter, 1876, 2: 417].)看作培根自然的解释之方法的合法继承者,他在《新新工具》中说“人类是自然的解释者,科学就是正确的解释”,[4]5以回应培根“人类不过是大自然的仆人和解释者”[5]32这一观点。他也认为,科学的进步远非在于一下子抓住最高级别的普遍性,然后再去填充这个最高点与特别案例之间的中间环节;相反,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从特殊到一般的上升都是接续的,从较不普遍进步到比较普遍需要逐渐而接续的前进,这个上升过程中的每一步都需要时间、劳动,即实际事实和客体的耐心的检验。[6]7具体而言,惠威尔的发现者的归纳从以下三方面体现出了对培根渐进式归纳的继承。

惠威尔否认有机械的发现方法。他在《新工具的更新》一书中说,“如果我们像培根希望的那样,就像圆规能够使所有人都画出完美的圆圈来一样寻找到一个能够使所有人都能建构科学真理的工具,那么我们的希望可能就要落空了”[4]v惠威尔之所以声称这种类型的机械方法只是徒劳的希望,原因在于培根的目的就是“追求普遍且绝对适用的真理规则”,而我们“不可能给出必然导致发现的格言。任何格言/戒律都不能把一个平凡的人提升到一个天才的水平”[4]44。惠威尔非常重视发现者头脑中存在的清晰概念,而且,虽然有方法可以帮助澄清和选择适当的概念,但这个过程没有算法或机械方法,这就是发明需要“天才”的原因。培根的计划在后来由他的追随者罗伯特·胡克发展为“哲学代数Philosophical algebra”——通过某些有规律的过程可以符合从已知事实发现未知原因的目的,就像普通代数从已知量发现未知量一样。惠威尔指出这种方法的提议是培根式概念(即发现者的发明可能是多余的)的结果。因此胡克的这种追随培根希望找到一种机械的发现方法的思想,当然同样是惠威尔所批评的对象。

在这一段话中,培根提出了他对于“哲学的真正任务”的见解。首先,他批评了像蚂蚁一样只会机械而盲目地搜集事实的实验家。可见,经常被惠威尔等人所批评的培根的“盲目”搜集事实,实际上是“实验人”或“经验主义者”的特征,而培根是反对这种方法的。培根还在另一句格言中批评过盲目搜集事实的行为:“人们现在使用的做实验的方式是盲目和愚蠢的……他们漂泊流浪,迷失方向,没有固定的路线,只有在他们跌倒的时候,才从事物中接受忠告,他们走了一条宽阔的道路,遇到了许多事情,但几乎没有进展”[5]70。而且,培根主张事实搜集和理论化必须相互联系,比如,他强调说必须根据存在表、缺乏表和变化表的需要来收集事实。可见,尽管培根允许非理论家搜集事实,但他们的搜集工作必须在理论家或解释者们的指导下进行,而不是盲目地去行动,这与惠威尔所强调的概念以三种方式存在于发现规律中的第二种方式是一致的。其次,培根认为将实验的和理性的这种技能精纯地结合起来,这是迄今还没有做到的,二者的结合能够使我们“有很多的希望”,显然培根提出了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愿望。而惠威尔基本对立的认识论充分实现了培根的这一愿望。另外,培根还曾经以一种类似于惠威尔的方式指出了知识的概念性方面的重要性,比如他警告说,只有在概念conceptions或观念notions被澄清之前,才能发现形式[5]49-50。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后来惠威尔的主张——只有在概念得到澄清或解释后才能发现规律。

(二)关于机械方法的理解

关于革新的第二点——对培根机械的发现方法的否定,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来解读培根想要创建机器的目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机械的“工具”来补充我们的创造性理性,而不是取代它,就像一个圆规能够帮助手画出一个圆圈但却不会使得手成为不必要的东西。[15]551事实上,这种观点在《新工具》的序言中也有所表明。譬如,在机械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赤手从事不借助于工具的力量,同样,在智力的事物方面,人们也一无凭借而仅靠赤裸裸的理解力去进行工作,那么纵使他们联合起来尽其最大的努力,他们所能力试和所能成就的东西恐怕总是很有限的。[2]3

事实上,这种将方法视为辅助工具的思想与惠威尔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因为即使惠威尔否认有纯粹机械的发现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方法,只不过他提倡的是理性的发现方法。他的发现者的归纳本身就是发现规律的一种理性方法,这种方法不包含普遍适用的规则,但确实提供了在发现中有帮助的“理性工具”;虽然科学发现不能没有发明和天才,但工具的使用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人类便于分析从而使发现的过程变得有条理,这种类型的方法就是惠威尔所想要描述的构建一种“新新工具”的意思。

皇窑景区在标准化试点工作之前,基层员工与上层之间缺乏沟通渠道,部门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弱,十分不利于景区的长远健康发展。而通过标准化试点创建,为皇窑领导层、中层、基层员工提供了一个沟通平台和契机,实现了纵向、横向的管理协调,且标准体系中的标准是经过多轮标准化培训会、推进会、交流会和研讨会,由景区领导、各部门及员工共同协商一致的结果,有效提高了景区的整体运营管理水平。

为了提升民众的金融知识和法律意识,政府需要利用报刊、电视以及网络等媒体,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手段和危害等进行宣传,使民众了解犯罪分子的伎俩,提升民众的判断和识别能力,防止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此外,民众需要认识到在投资的过程中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使民众可以通过多途径学习投资理财专业知识,有效的维护自身的利益。比如,大部分民众在非法投资中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息,就要清晰的了解利息的标准、额度以及概念,从而提升民众投资防范能力。

学生文学知识储备不足。学生的知识储备太过单一和片面,一方面,文学史常识缺失,虽然教师在课程设计中有意识补充文学史常识,但同时由于内容太多,而成人学生能真正投入学习的时间比预期的又少,因此效果一般;另一方面是文本阅读量小,阅读面狭窄,回到文本、注重赏析是学习文学类课程的基础,但成人学生面对工作与生活的压力,较难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产生兴趣。

综上所述,虽然惠威尔用他的对立认识论代替了培根的纯粹经验主义认识论,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培根的观点中也有这样的元素,即似乎允许知识的概念和经验一面的重要性。因此惠威尔对培根认识论的革新更像是培根哲学的有机延伸,而不是彻底否定它。所以说,即使在惠威尔打算革新培根归纳主义的那些领域,他们的观点也几乎没有实质性上的冲突。如果我们仍然承认培根为归纳主义者,那么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惠威尔也是。

参考文献:

[1] Mill J. A System of Logic[A].Editor of the Text.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in 7th vol)[C].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4.

[2] 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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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well’s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Bacon’sInductiveThought

MENG Ling-fang

(CollegeofPhilosophy,NankaiUniversity,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Francis Bacon was the precursor of classical inductive logic, and he insisted that it was a gradual and progressive reasoning process from special facts to general truth. Whewell inherited and innovated Baconian inductive thought. To be specific, firstly, the inheritance consisted in his view of scientific history, the diversity of reasoning forms in the inductive process, and theoretical sciences produced by induction; Secondly, the innovation meant that Whewell replaced Bacon’s radical empirical epistemology by his own antithetical epistemology in which Whewell claimed that Ideas was as important as Facts and emphasized the role of conceptions which were one of the ideal elements, and then he denied Bacon’s mechanical method of discovery. In fact, Whewell’s antithetical epistemology has been germinated in bacon's works, so Whewell's innovation of bacon is a kind of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inheritance rather than an absolute negation.Like bacon, Whewell represented inductive logic.

Keywords: Bacon; Whewell; Induction; antithetical epistemology; conceptions

收稿日期:2018-1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归纳逻辑的新发展、理论前沿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5ZDB018)。

作者简介:孟令芳(1988- ),女,河北衡水人,南开大学哲学院逻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归纳逻辑、逻辑哲学。

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19)02-00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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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芳:论惠威尔对培根归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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