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户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町人阶级特别是商人阶级的势力发展迅速，逐渐掌握了经济实权。在这种背景之下，接连出现了三井高房、西川如见、井原西鹤等反应町人阶级的生活意识和主张的学者。特别是石田梅岩从町人立场重新思考儒教伦理，认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间只是存在分工的不同，在职分上无贵贱之分，在道义面前四民完全平等，而且，他还提倡以俭约为中心的经济哲学。石田梅岩作为一种实践性强的经济合理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巨大。
关键词：町人思想；人人平等；俭约；正直
江户时期是研究日本近代史无法绕开的一个时代，它不仅是最后一个封建时代，更是日本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桥梁。德川幕府通过参勤交代制度、驱逐基督教徒、实施《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等措施，对地方大名和武士、平民进行强有力的统治，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试图永远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在如此严厉的统治之下，仍然出现了对德川氏的封建统治持否定态度的思想，其中之一便是町人思想。
一、町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首先是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町人阶级的兴起。十七世纪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由于水利工程的兴建、经济作物的增加、农业技术的革新和商品流通途径的完善等，日本农业生产力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翻了一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日本各地近海航路的发展使商品流通更加活跃，促进了各地市场和城市的发展。从全国来看，政治上分属于二百多个大名的日本全国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特别是兵农分离政策的完成，武士阶级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是作为专门的统治阶级居住在城下町，为了为这个庞大的消费者集团提供各种物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逐渐在城下町定居。商品经济已经成为城下町存在的必要条件。此外，石高制这种幕藩体制特有的地租收纳方式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幕府的财政基础是实物大米。各个藩国和武士必须将用于直接消费以外的俸禄米换成货币，才能用于幕府当局的各项支出或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即以俸禄米为中心的商品流通对幕府当局的财政运营极其重要。幕藩体制的这种收支矛盾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町人阶级的兴起。
第二，身份制度开始发生动摇。幕府于宽永二十(1643)年颁布了禁止农民随意处置土地的田畑永代买卖禁止令，并规定对违反这一法令的买卖双方严惩不贷。因此，部分农民在遭受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或无钱治病时，只好采用典当土地的形式变相出售土地。因为无法赎回土地，实际上等同于出售土地，却很少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形同虚设，最后幕府只好废除田畑永代买卖禁止令。于是，兼并大量土地的富农增加了，许多丧失土地的农民只好涌入城市，有的成为手工业者，有的在商家打工做学徒，有的成为出卖劳动力按日获得收入的劳动者。这些富农逐渐转化为后来的地主，介于领主和农民中间。地主将自己的土地租给佃农耕种，榨取佃农的剩余劳动果实，并且直接限制领主的收入。而失去土地流落到城市的许多贫困农民成为无业游民、流浪汉甚至是盗贼，他们不属于四民中的任何阶层。同时，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近世后期的许多文人、学者和艺术家出身于农村的上层阶层或町人，中根东里、伊藤冠峰、岛贯友山、细井平洲和藤田幽谷等人都是出身平民的大儒。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执政实行改革以后，儒教思想作为生活道德逐渐渗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学问上出现了徂徕学、折中学、考证学等各学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盛局面，学者的阶级成分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难区分。文艺界流行讴歌太平盛世，江户、京都和大阪流行汉诗，形成了许多文艺团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创作汉诗、汉文，有的学者已经可以依靠传授学问维持生计了，文艺界这种打破身份制度限制、大家平等交流的自由氛围客观上促进了封建身份制度的解体。另一方面，武士阶级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极其堕落，导致许多有钱的町人或地主通过出钱购买御家人、足轻、乡士等身份而成为新型的“金上武士”。
第三，幕府和各个藩国的财政状况极度恶化。江户时期，农业生产力虽然有了显著提升，但地租收入的增加极其有限，同时由于参勤交代制度等导致财政支出极其巨大，武士阶级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逐渐导致收支不平衡。武士阶级不论门第高低，普遍遇到了财政危机，有的武士为了维持体面，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铠甲和武器变卖成金钱。而各藩的经济状况从十七世纪后半期开始也逐渐恶化，被迫以领地的地租作为抵押，向江户、京都和大阪等地的富商借取高利贷，甚至强迫领地内的富商和地主缴纳“御用金”。
二、町人阶级的形成
江户时期，随着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在大型寺庙门前和大名城堡周围逐渐形成新的城镇。商人、富商、工匠等人逐渐定居在这些城镇，他们被统称为町人，町人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江户时期的富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经过数代人努力而兴盛的三井型富商(三井、鸿池、住友等)、通过投机活动一夜暴富的纪文型暴发户(纪国屋文左卫门、河村瑞轩、淀屋辰五郎等)和专门承担政府业务的后藤型御用商人或特权商人(后藤缝殿助、茶屋四郎次郎、后藤庄三郎等)。其中，三井家是日本当时最典型的富商。三井家与以前的京都特权御用商人、专门贷款给大名的高利贷商人和长崎的丝割符商人不同，他专注国内市场从事吴服交易，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赚取了大量财富。起初在伊势松坂经营金融业的三井家在三井高利时期将据点迁往京都，专门从事吴服买卖，后来三井家又进入江户，开设“越后屋”，遵守“不赊欠现金买卖”的原则，逐渐发家致富，发展为江户最大的富商，奠定了日后三井财阀的基础。
在这些思想基础之上，登上历史舞台的是石田梅岩。他在其著作《俭约齐家论》中认为“俭约无他义，乃恢复天生之正直也。天生万民，万民悉为天之子也。故人人为一小天地也。小天地本无私欲。故我物为我物，人之物为人之物，收借出之物，返借入之物，此理所当然之正直也”。这一观点明显深化了近世初期以来作为町人心得的俭约的意思，即梅岩所指的俭约既包括根据自己的身份合理进行消费、厉行节俭等一般性意义，还包括不同于以前的节俭或取舍等的新内容，将其提升为町人道德的根本、自身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他还进一步将“出于私欲的俭约”视为吝啬加以批判，而肯定“出于正直的俭约”。很明显，梅岩所讲的俭约并不单单指节约财物，而是控制自身的贪欲，最大限度地发挥财物的作用，是禁欲主义和经济合理主义的体现。不仅如此，他还指出这种俭约的最终目的是回归人类与生俱来的正直。由此可见，梅岩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讲述町人获利的方法和手段或延续家业的方法，而是上升到探求町人存在的意义和生存方式的高度，可以说是提出了一种町人阶级的人生哲学，而且这种哲学不仅适用于町人阶级，还适用于当时的各个阶层。
三、人人平等
(3) 静脉溶栓患者：年龄≤75岁，氯吡格雷负荷量300mg，维持剂量75mg/d，至少12个月；年龄>75岁，氯吡格雷负荷量75mg，维持剂量75mg/d，至少12个月(Ⅰ,A)。
当时，町人阶级成长和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武士和农民之间根深蒂固的贱商论，如何摆脱这种贱商论并主张商业的公共功能和商人的存在意义成为历史课题之一。铃木正三在《万民德用》中指出，从事买卖之人在获取利润之前应该先行修身，抛弃身家性命追求天道，他把这种天道解释为正直之道，将正直提升为商人的道德。元禄时期的小说家井原西鹤在《日本永代藏》和《世间胸算用》等浮世草子中通过大量的实例向人们展示了町人的生活意识和心理活动。他笔下刻画的町人大多数为典型的町人——极具聪明才智、精于算计、俭约勤勉、重信守诺，而且崇尚正直。但由于当时人们都生活在一味追逐金钱的世界，作者主要描写各个商人的聪明才智或俭约勤奋，并没有把各种町人遵循的原则加以系统化。此外，西川如见在其著作《町人囊》中详细论述了町人的社会地位和职能。有关町人的社会地位，西川如见指出町人以前地位低于农民，而当时的町人由于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凌驾于农民之上了，针对这种现象，他认为町人位于四民之末，不能凌驾于其他身份阶层之上，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有关町人的职能，他认为正直的町人测量所有物品的多少高下，使商品互通有无，满足国家的需求，而且严禁欺诈、囤积居奇和强买强卖等行为。在主张正直的同时，他还推崇朴素和简易，主张严禁奢侈和贪欲，他认为“吝啬出于私欲，而俭约出于天理”，将俭约提高到天理的高度，他认为俭约的重要性在于“纵使浪费一粒米、一张纸，则损天下用物之道理，有损天地造化之功。谨守此心，乃符君子之俭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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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俭约和正直
出身于农民，在商家经过多年打工生涯之后，开设讲习的石田梅岩最终成长为京都有名的町人学者，他认为人类根本不存在贵贱之分，即使是下层平民之子如果出生在富贵之家，也可以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他在其著作《都鄙问答》中进一步指出：“士农工商乃天下之治相。四民缺则无助。治四民乃君之职也。相君乃四民职分也。士为原本有位之臣。农人乃草莽之臣。商工乃市井之臣。”即士农工商之别只是形式上的贵贱之分和职分上的不同而已，对整个社会而言，四民缺一不可，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商人的职业是保证物品互通有无，因此他们在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乃正当利润，等同于服侍君主的武士获取的俸禄。
战国时期的国内战乱结束以后，日本迎来了太平盛世，因此，如何重新定义战国武士和通过从事各种职业从底层支撑幕藩体制的平民的社会存在意义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思想首先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不再是单纯的战斗人员，而是拥有特权的担任统治职能的唯一身份，同时，下层平民也是社会体制存续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明显，这类似一种新型的职分论。而支撑这种职分论的伦理思想首先是人人平等的观念。首先从儒教立场来倡导人人平等基础之上的职分论的学者首推中江藤树。中江藤树放弃伊予大洲藩武士身份以后，成为一名市井学者，他认为“万民悉天地之子，我与人皆兄弟也”，还指出论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生存意义乃“真儒之生业”(《翁问答》)。此外，从武士转变为僧人的铃木正三在其著作《万民德用》中指出，士农工商四民日常所为皆为“佛行”，尤其是农民奉上天之命从事农业耕种，生产五谷以祭祀神明佛陀，供四民食用，而从事农业耕种时，口中反复念诵佛号，则每一铁锨皆为佛教修行，耕地为清静之地，生产出的五谷为清净之谷，食用后可以解除人们的烦恼，即主张“农业即佛行”。铃木正三还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思想，认为世间一切工作都是佛教修行，世间所有人通过自己的工作进行修行，都可以修成正果，因此，世间各种工种都是有利于世界的，工匠为人们提供器物，农民为人们提供食物，武士治理国家，商人可以使物品互通有无，更好地满足人们需求。无论是中江藤树，还是铃木正三，都不是町人出身，因此，很难说他们是町人学者，但其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肯定商业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的作用，积极肯定商人的存在价值。
早在近世初期，岛井宗室通过在博多与对马藩和朝鲜进行贸易，将国外的商品运往京城和堺进行出售而获取巨大利润，庆长十五(1610)年，七十二岁高龄的岛井宗室为自己的养子写了家训《生中心得身持致分别事》。前文十七条涉及许多方面，其中关于人类的衣食住行方面，指出武士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来自领地，而商人则来自商业利润，其思想已经将武士和商人的收入来源同等对待，而且还肯定商人的盈利行为。他还进一步指出武士和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目的各不相同，商人更应该卖掉武器、严禁奢侈、专心赚钱，同时还要严守正直、俭约、身份、精通算账、正直等规定。长崎町人学者在其著作《町人囊》中写道：“生而为町人者，欲乐其道，必先辨町人品味，知町人之理，方可正其心、修其身。”此处的“町人品味”、“町人之理”都可以理解为町人的存在意义或町人的生活哲学，即主张町人拥有不同于武士和农民的人生哲学。大体上处于同一时代的富商三井总领家的家主三井高房著有《町人考见録》一书。该书虽然列举了众多因奢侈享乐而破产败家的商人实例，但该书并没有停留于单纯的记录，而是进一步指出尊重朝廷和幕府、辨别自己的身份、重视家业存续、严禁奢侈享乐等与三井家家法类似的内容，因此，该书可以视为三井家的家训。由此可见，三井高房的许多观点与西川如见相似，这源自两人相似的见闻和经历。两人的思想直接反映了当时町人阶级的思想觉悟，是町人阶级的共同观念。
石田梅岩去世后，其思想在众多弟子的努力推动之下，迅速传播到日本其他地区。其中，对推动石门心学传播发挥巨大作用的门人弟子包括大黑屋千辅、手岛堵安、近江屋源右卫门、中泽道二等，其思想不仅影响町人阶级，还对农民、武士甚至大名和公卿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石田梅岩的思想对后世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受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人的推崇。
末次随访时，按照改良MaCnab疗效评定标准评价：优48例，良0例，可0例，差0例，优良率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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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江户时期，伴随着町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产生反映町人阶级生活意识和社会追求的町人思想。特别是石门心学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之上，主张在道义面前人人平等，但它并没有从正面否认封建身份制度，而是提倡以俭约为中心的安分守己思想，承担了一定的封建教化作用。但是，石门心学由于反映了经济方面的合理主义，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对提高平民的文化素养和后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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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7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户时期日本町人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研究》(项目批准号YB062)；2014年度兰州理工大学校基金《江户时期日本町人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06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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