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甜甜: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实证调查研究---以新中国早期宁波职业女性为例[1]论文

摘 要:女性权利地位的演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表现得甚为突出.本研究将从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社会性别"视角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扮演出发,运用文献查询、实地访谈等研究方法,通过口述者在教育、工作、婚姻、社会参与等方面的亲身经历,展现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的宁波职业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

关键词:职业女性;地位变迁;实证研究

0 引言

女性主义人类学注重解释人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对女性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人类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即个体同社会整体在互动关系中所形成的社会身份就是社会地位的体现.而女性社会地位,则是指在女性个体在以性别为指标进行分层的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表现为女性在社会中以主体身份,通过一定的的行为方式,凭借一定的社会运行机制,对社会公共事务产生各种影响.

衡量女性社会地位可以运用多元化评价指标,本文主要通过女性接受教育、缔结婚姻的自由程度、参与社会劳动以及参与社会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考量,以此管窥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社会地位的实际变化.

总的来说，在任何给定训练或比赛日，没有人能对环境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一些行为上、生理上的策略，可以为在极端环境条件下训练或比赛的运动员做好准备。关键是细致规划和提前准备。高温高湿环境、高海拔环境、旅行疲劳和2 h以上的时差对精英足球运动员的表现有显著的消极影响，需要积极应对和处理。补液、降温和改变训练可以减少高温高湿环境对足球运动员的影响；提前适应和改变训练安排可以帮助足球运动员应对高海拔环境的压力；在应对旅行疲劳和时差方面，则可以采取提前适应法、分段适应法、事后补偿法，而改变训练安排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以职业女性为分析对象,采用口述的方式,来探究女性权利及社会地位的变迁;实地采访了17位宁波职业女性,她们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中期接受教育,1949年前后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为保护个人隐私,故以下所涉及的口述者均为化名).

1.2 研究方法

女性主义人类学以女性为研究对象,侧重研究社会性别以及其在人类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文将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搜集素材,以女性主义人类学为理论分析视角,通过实证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较为客观地呈现新中国建立后女性地位的变化,从接受教育、就业工作、婚姻自主以及社会参与四个维度,反观职业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及女性地位的变化.

2 调查与分析

2.1 接受教育

封建传统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部分人都认同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女性没有社会地位,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如下列材料报道:

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上升,不仅包括婚姻选择上的自由权,还包括女性对生育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性别平等的意识普及后,女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她们在生育问题上开始拥有自己的想法,生或者不生,生育几个,都可以做主.如下列材料所述:

阿拉阿爸阿姆的做法是女不读书,男读书.我姐姐没得读书,妹妹也没接受过教育,全家就弟弟一个人读了书,我也没有读过书,只上过几天扫盲班.因为没文化,后来找工作也只能是去工厂.没文化,吃了很多苦头,我就希望下一代能有文化,所以我的儿子、女儿都是念过书的.(周芝妃,1936年生,纺织工人)

粮食统计口径调整要以保护地方和农民利益不受损为前提，在保持目前涉粮补贴不变的基础上，逐步完成与统计口径调整相关政策的制定。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将2018年到2020年作为统计口径调整过渡期，其间两套统计口径并行，与原来粮食统计口径相关的政策继续执行；调整后的政策在下一个规划期开始后正式实施。

那时候都重男轻女,母亲没文化,不识字,父亲也是老思想,他的想法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认得自个名字就够了.但是我就是不服输嘛,因为阿哥读学堂识字念书,他会把学到的都教给我,后来我强烈要求读书,家里人被我磨得没办法,就把我送进了学堂,所以我还是有一点文化的,后来就去教书了.(严从敏,1928年生,小学教师)

也有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父母思想较为开明,允许女孩读书,将她们送进学堂接受教育,这为她们之后的职业发展和人生奠定了基础.如下面材料报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女性就业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教师、护士、纺织工人等传统观念里女性比较合适的工作领域,因此,女性在行业、岗位的选择上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同时在家庭层面,女性就业也很难得到支持与帮助,父母及长辈对女性外出工作的态度较为谨慎,他们担心外出工作会损坏名声,不好找对象.所以在当时能够参加工作、选择职业的女性只是极少数.

网络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读心成为可能，生物传感技术、情感交互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网络时代社会调查领域的应用尤其值得关注。采用这些高科技，省去了提问的环节，受测试者不说话，机器也可以直接读出受测试者的心理活动变化数据，不可谓不神奇。

我阿爸是做生意的,常在外面跑,所以蛮有眼光的,家里条件还算可以,我们姐妹都读了书,后来工作都蛮不错的.我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当时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根本没有书读.初中毕业后,参军,考卫校,当护士长,后来转业当民警、狱警,都挺顺利的,还评上劳模,登过报纸.(陈从娣,1938年生,护士长,民警)

除了家庭因素,战争动乱也导致了部分女性中断或结束求学.可见,女性作为社会一员,同整个社会共命运,一起经历历史浪潮的洗礼.如下面材料所述:

我小时候家境很好,属于书香门第,爸爸是读书的,学历也很高.所以我也读过书,而且成绩还很好哩,但是我没读几年就辍学了.因为战争打起来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很乱,日本人打进来,日本人要我爸爸帮他们做事,他不听,就被关起来,病死在监狱里.爸爸去世后,家里就比较困难.为了减轻负担,我就不能读书,就去劳动挣钱了.(胥月文,1935年生,人民教师)

口述者中有6人是以自由恋爱的形式结婚成家,另11人则是通过家人、同事等人的介绍,即使是介绍成婚,也是男女双方见面相处后,相互认可的结果.在这一时期,结婚更多的是遵从自身意愿的一种行为,较大程度改变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风俗.职业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走出来,接触到更多的人,经历更多的事情,逐渐开阔眼界,了解社会;同时她们逐渐拥有自主意识,开始有能力为自己的婚姻做主.

口述调查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女性未来职业的选择有较大影响.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女性拥有更自由的工作选择权,主要以脑力劳动为主;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受局限比较大,大都是做工人,以体力劳动为主.

2.2 就业工作

封建思想的长期影响,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这使得女性只能囿于狭小的空间,承担相夫教子、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动.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多关注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直接贡献,而忽视女性的付出和社会贡献.因此只要女性还被排除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就不可能实现.

5月4日，全国水利财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水利部部长陈雷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本期“特别关注”全文刊发）。中纪委驻部纪检组组长董力出席并讲话。水利部副部长周英主持会议并作会议总结。

1948年,我十四岁,就想去做工补贴家用.我姆妈没有做过工,但她很支持我的想法.要知道以前女人出去做工是想都不敢想的,宁波老话"厂家嘴,浑堂水",就是说女孩不能去做工,做工就会变坏,会被人看不起的,所以那时候我家里亲戚都不同意我去做工.我坚持自己想法,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黄芫晴,1935年生,妇联领导干部)

拆除衬砌结构后，要对基面进行整平、压实，压实度不小于0.95；严格按照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施工，平整度误差不得大于±2 cm。

国家与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女性权益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上保障了女性拥有同男性一样的权利.女性进入社会,为社会直接创造生产价值,也获得直接的经济收入.她们逐渐拥有性别平等和自信、自强意识,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争取更多的权益,女性的话语权也逐渐获得重视.

在参与集体劳动过程中,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社会意识逐渐得到发展.女性不再是一味依附于家庭的附属品,她们开始拥有自我决策的话语权.如下述材料所述:

全省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后，厅党组连续召开专题会议、党组会议、党组扩大会议、市局局长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论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论述，传达贯彻全省机构改革动员大会精神和省级机构改革人员转隶及部门“三定”工作培训班要求，全面动员部署，扎实有序推进，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机构改革阶段性任务。

因为我丈夫在外工作,经常照顾不了家,所以我生了孩子以后他就叫我不要再上班,留家里照顾孩子.但是我觉得女孩子要有独立能力,要自强自立,不能只想着依靠男人.白天妈妈带孩子,下班我自己带.从进厂开始,我一直坚持工作,有段时间我是白天工作,晚上再到扫盲班做教员.退休以后也闲不下来,我去做过仓库管理员,也去过老年大学学烹饪、太极拳.(费芳懿,1933年生,仪器厂工人)

五十年代中后期,社会对女性参加工作有了更大的包容度,为女性提供的岗位也渐趋多样化,因此女性的就业环境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从调查总体看,口述女性的职业涉及到中小学教师、医生护士、讲解员、工人、服务员、基层文员、军人、管理干部等,女性参与经济建设的领域逐渐宽泛起来,就业稳定性及质量也逐渐提高.

本文选用多个方向的音源对所设计的算法进行了性能测试。测试中信号的方位以(x,y,z)的形式给出。测试环境为本人工作的实验室,实验室中充斥着混响、回响、键盘鼠标敲击声及一些人的细语等噪声。测试中采用48 kHz的采样频率对语音信号进行采样,实验中选择语音帧长为32 ms。

2.3 婚姻家庭

教育对个体的成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女性的自我发展有着多重的影响.良好的教育可以引导女性有更好的发展,对自身角色定位起着导向作用.要使妇女从根本上得到解放,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关键因素.

我姑姑是个妇产科大夫,她很优秀,还很"洋派"的.她和姑父从小就认识,又是自由恋爱,婚后两个人生活很幸福.但是23岁那年她却自杀了.那是因为我姑姑婚后几年,一直没有怀上小孩,医治调养也没有效果,家里长辈都催促姑父娶二房延续香火.我姑姑知道后,迫于压力和愧疚,就喝消毒剂自杀.当时一个女人生不了孩子,就像是罪大恶极一样,她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生活.(徐南燕,1937年生,机械工人)

1950年新中国颁布了《婚姻法》,不仅废除了包办婚姻、重婚、纳妾等落后的婚姻习俗,同时还明确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观念.《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使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获得了基本保障和明显改善.

《婚姻法》颁布后,人民政府、各级妇女组织、法院等机构积极开展《婚姻法》的宣传教育活动,尽管在执行中遇到较大的阻力,但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得到启蒙和激发.

1950年底到1953年,全国上下都在贯彻新《婚姻法》,我们这批法院工作人员就响应国家号召,努力做好宣传,让大家都了解什么是新《婚姻法》.过去是封建买卖包办婚姻,妇女是可以当作猪牛一样买卖的,更不要说什么婚姻自由了,全都只能听父母的安排.在新《婚姻法》中就是要废除这些对女性极度不平等的旧传统.(胡玉意,1928年生,土改队员,后到法院工作,机关退休人员)

宁波素有"文教之帮"之誉,较早兴办"女学".但即使如此,民国时期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仍是少数.据大部分口述者回忆,她们小时候家里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只让家里的男孩上学读书,女孩子则留在家中看护弟妹、洗衣做饭.因此当时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仍为少数,但她们已经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正如下面两位口述者所述:

我是自己拿出钱去做绝育的,那时生孩子是没控制的.我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后来自己不想生,就去做手术.那时候苦唉,小孩都要上学,家里负担重,所以我就不打算再生,这样的话孩子们能接受好一点的教育.所以,我家小孩都是读过书的,都是高中或大学毕业,那个时候高中毕业已经蛮好了.(包杏月,1933年生,印染织厂女工)

各处理穗行数在15.3～16.3行，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穗行数无一定的规律，这是由品种本身特性决定的。

在接受访谈的十七位老人中,受教育程度总体不高,只有三位口述者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十一位接受过小学教育,另三位只接受过扫盲教育.由此可见,女性接受教育在当时并不是很普遍的现象.她们未能接受良好教育的主要原因有:受传统思想束缚,家里重男轻女,未能入学;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无法负担教育支出;因战争,学校关闭,只好辍学.

2.4 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期的封建历史过程中,女性退居"幕后",其社会参与度被大大削弱.因此女性人类学研究认为因为处于隐性地位,女性的价值容易被忽略、被遗忘.

①贾母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赌气的。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厌恶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赶早儿离了你，大家干净！”(第三十三回)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女性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她们开始意识到自身地位,对社会公共事务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更多的女性步入社会,逐渐自觉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如下列材料所述:

翻转课堂要求参与化原则。要求人人有参与创造的机会，激发人人参与的激情，从而做到提高人人参与的能力，使学生在体会和感悟中学习、成长。翻转课堂的情境导入会突破传统课堂的束缚，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课堂的主导者，成为学习乐园的参与者。这样才能切身实地地让学生充分阅读课本知识，而不是生搬硬套，成为学习机器，以便培养学生自助管理的能力和效率自己掌控学习的节奏，自己成为学习的主导者。

那个年代,女性领导干部很少.我是一个女领导,工作再苦再难,我也一样任劳任怨地去做,要处理一些文书,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慰问贫困家庭,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工作没日没夜,十分辛苦.家里的事情根本管不了,都是我妈妈和婆婆帮我带小孩、做家务.家里人全力支持我,我自己呢,也是无怨无悔,为党和人民办事,我很高兴的.(张绣瑛,1923年生,区党委副书记)

尽管当时社会环境艰苦,工作繁琐,难度大,但是职业女性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困难,积极参与到社会工作和管理中.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女性们仍本着朴素的想法,与歪风邪气做斗争.正如下面口述者所述:

一开始我到区锁厂人事科工作,经常走访车间,为工人解决问题.后来在石棉厂做书记."文化大革命"时,工厂停产,工人都游行串联.我们几个领导想继续抓好生产,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资产阶级保皇派.我就与他当面论理,我是贫农出身,心里不怕;再说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地,那我们吃什么穿什么?该完成的生产任务还是要完成.此后没有人再敢贴我大字报了.(刘含瑛,1935年生,企业管理干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批职业女性相继退休,离开原先的工作岗位.但她们仍然没有退出社会舞台,趁着身体还干得动,她们往往选择担任居委会、社区的管理工作,继续为社会发光发热.能够继续工作,为社会做贡献,成为这批职业女性退休后自觉而必然的选择.如下所述:

退休后,我去社区侨联做了几年,就是为广大侨界同胞服务,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因为这个事情我还获得了很多荣誉,还有国务院发的全国个人先进表彰证,当时宁波只有四个.有件事我印象还是蛮深的,有个台湾人病重,但是他很想回宁波,那怎么办呢?我就叫我在医院工作的儿子带着氧气瓶去接他,七点钟到宁波,八点就离世,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我自己也是侨眷,能为侨属侨胞服务,做好工作,吃苦受累,都心甘情愿的呢.(史玉茹,1932年生,教师,退休后在侨联协助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出台政策、方针,以维护妇女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保障妇女更好地参政议政,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地位.但总体看,女性参政的整体程度仍不高,究其缘由,主要是历史文化、社会观念以及女性个体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共同影响.

3 结论

本文对女性社会地位变化进行了以口述为主的实证调查,发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权利地位的演变表现得尤为明显.新中国早期的职业女性们,接受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教育,获得思想的启蒙,进一步意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她们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参与到集体生产劳动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由此,女性行使各方面的权利,也得到了进一步发挥.这一方面表现为女性在两性婚姻中渐趋平等地位,在家庭事务中女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女性的声音不仅仅留在家庭之中,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女性不再是处于依附家庭的配角定位,女性开始拥有独立的家庭和社会角色,并为进一步争取平等权利、发挥社会价值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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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Change of Women's Social Status--A Case Study of Career Women in Ningbo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PAN Tiantian,LYU Jin*,WU Qingqing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ingbo,Zhejiang,315211,China)

Abstracts: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ety,the evolu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status has been particularly promin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e present paper,based on the feminist anthropology and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family,employ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earch and field interview and discusses the changes of social status of career women in Ningbo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rough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in education,work,marriag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career women,status change,empirica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C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09(2019)02-0056-05

收稿日期:2019-04-10

修回日期:2019-05-16

基金项目:浙江省新苗人才项目(2018R428025)

通信作者:吕瑾(1966-),女,浙江宁波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E-mail:lvjin329@163.com

DOI:10.3969/j.issn.1008-7109.2019.02.011

标签：女性论文;  社会论文;  工作论文;  婚姻论文;  职业女性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文;  分析论文;  研究与鉴定论文;  《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浙江省新苗人才项目(2018R428025)论文;  宁波工程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