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琼:析论韩非“势”的思想所蕴含的政治权力观论文

李艳琼:析论韩非“势”的思想所蕴含的政治权力观论文

摘要:韩非作为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汲取以往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法术势为核心的系统化政治权力体系。“势”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势”的内容包括刑与德,“势”可以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而“法”与“术”是实现“势”的工具和手段。韩非这套三位一体的政治权力理论,其真正价值在于追求国家层面的富国强兵与中央集权、社会层面的社会稳定与百姓臣服、个人层面的君王本位与地位巩固,对于秦朝及其之后王朝的集权统治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韩非;势;政治权力

韩非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原因不仅在于他能够批判地汲取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法家前辈的主要学说,而且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做到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结合自身知识体系与社会背景创立了“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权力思想体系,为法家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秦朝能够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指导。韩非“势”的思想产生不仅仅与其个人经历紧密相关,也与所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韩非出生于战国末期韩国没落的贵族家庭,受到儒、道、墨、法家等多种思想的影响。当时韩国政治腐朽,社会落后,百姓贫瘠,促使他不断加强法家思想的学习和吸收,以期通过变法来实现政治改革、君王有势、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其变法建议最终不被韩王采纳,主张落空、政治失意使得他退而著书,以此来阐述和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思想的传播来倒逼国家变革。韩非直接为韩国服务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政治主张却得到秦王嬴政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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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非“势”的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渊源

(一)韩非“势”的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韩非“势”的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韩非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末期,这一时期,铁质生产工具的使用,牛耕技术的推广,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新兴的阶级——地主阶级。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手中拥有的权力,改革传统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社会观念,使封建的生产关系日益得到巩固和发展。政治上,周王室东迁以后,王权旁落,诸侯坐大,周天子的权力由于诸侯不听从命令而失落,各诸侯国为了取得更多的土地和人民,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大国兼并小国,大国之间也不断地进行兼并。礼乐制度已经失去了治理天下所应有的效用,法治观念日渐兴起,各个诸侯国出于现实需要,开始运用法治观念来治理国家。随着国家实力的变换,封建大一统的局面逐步形成,社会主要矛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制度并不能应对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局面,加强君主集权,赋予君主比以往更多的权力来完善封建制度显得尤为重要。韩非的“势治”思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二)韩非“势”的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

韩非“势”的思想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对于法家前期思想家慎到“势”思想的吸收与发展。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早年学“黄老之术”,把道家的部分学说发展成为法家的理论,后成为法家重要代表人物。

在慎到的政治思想中,把“势”放在了首位。慎到批判儒家所倡导的用王道仁义来结束天下纷争的局面。他认为无论是贤者圣人还是暴君,只有处在一定的地位上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当开明的仁君圣主只是一介匹夫时,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建议。而身处高位的暴虐昏君,却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志。由此可见,在政治上谁是服从者,谁是被服从者,既不取决于个人品德的优劣,也不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才能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手中掌握的权力。在慎到那里,君主区别于其他人而成为君主,关键是因为地位的差距,在于君主拥有掌控天下的“自然之势”,在于他手中掌握着他人无法企及的权力,一旦他失去手中所有的权力,那么他与普通的平民没有区别。慎到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把权力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人的品德、才能是君主拥有权力之后的附属品,这与当时儒家和墨家所倡导的尚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君主拥有了权势之后,如何才能巩固呢?慎到认为,君主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势,首先是不尚贤。慎到认为,君主崇尚圣人贤者,那么就会导致人心归向贤者,就是为自己树立了隐藏的敌人。这种情况下,人民只会尊贤而不尊君,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无君。其次,君主通过无为治理臣下。慎到认为,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必须善于运用“势”的威力,维护“势”的权威。君主要学会运用“君无事臣有事,君逸劳而臣任劳”的权术来驾驭臣下。君主治理国家,君主的精明强干,并非表现为事必躬亲,而应该是尽量让臣下来具体工作。君主以一人之智而治天下,需要掌握统治网上的关键环节——官吏,运用奖赏的权力,使臣民不得不听从自己的指令,真正实现令行禁止的目的。这样才不会出现因为君主的亲力亲为,导致大臣不能积极做事,一旦君主出现失误,大臣们会推卸责任甚至是发生谋权夺位的事情。慎到巩固权势的要领中,最重要的是获得民众的支持,以此来挟制臣下。慎到认为,民众对于君主来说同样重要,君主要稳固统治地位,必须“得助于众”,谁能够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谁就可能在取得权力时获得更大的胜利。

韩非部分吸收了慎到“势”的思想,慎到认为国家的大权应该掌握在君主手里,而韩非从人性好利的角度出发,认为臣民不会自愿臣服于君主,君主只有掌握国家的财富和国家机器,运用手中的权势来统治民众,即韩非强调绝对君权。

二、韩非“势”的思想体系

(一)韩非“势”的思想的理论基础

而在韩非那里,势的内容包括刑和德。君主只有在势的基础上灵活地运用刑和德的手段,发挥二者的作用,才能够更好地御下。因此,聪明的统治者,一方面用杀戮来警告和约束臣下,另一方面又用庆赏来奖励和诱导臣下,有严格分明的赏罚,以此既迎合了臣下的逐利心理,又保全和加强了自身的权势,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基于巩固和发展君主之势的需要,除了依赖于刑与德以外,韩非还强调了其他几点:其一,君主不能赋予臣下独揽用兵大权,重要的军务都应由君主来裁决,这样的大权赋予了臣下,那么臣下有朝一日就可能发展成与君主抗衡的军事力量,威胁到君主现有的政治统治;其二,臣下不能专擅人事任免的权力,国家的官吏只能由君主进行任免,如果由臣下掌握人事任免的大权,很容易出现结党营私的现象,这对君主自身的政治权力就形成了潜在的威胁,会出现大臣夺国的可能,因而在保全势的过程中,要禁止臣下结党营私;其三,君主对于掌握实权的重臣要严格控制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实力。[3]韩非认为,春秋晚期之后之所以出现分裂,原因主要在于诸侯割据,手握实权的重臣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过于强大,因而君主需要严格控制重臣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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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非的历史观—道常理变

韩非认为自利自为的人性是人的本然之性。大夫尽心尽力地医治伤者,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血亲关系,而是因为有利可图;制造马车的人希望大家都大富大贵,是因为穷人消费不起他的车子;做棺材的木匠希望别人都早点亡故,这样他的产品才有销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夫、制造马车的人比打棺材的人高尚,而是因为大家的利益建立在不同的事物上。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的实质就是一种买卖关系,也就是君主依靠出卖官位来统治疆域,官吏以自己的学识作为谋生的手段。于是就形成了君主用高官厚禄来促使官吏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地帮助其治理天下的局面。

说明:这是概念的运用,让学生在概念的运用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同时这个问题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下一个问题的载体,起到生成“元素与集合的关系、集合的表示方法”等新知的作用.

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人们的本性里之所以追“利”,实际上是为了避免祸患的发生,“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正因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所以君主可以利用奖赏来控制人民,利用“势”所产生的威慑力使人民不得不服从。正是因为这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质属性,所以能够真正从善治恶,巩固君主的权势。

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在厚利面前,没有人会无动于衷。“利”使得懦夫变勇士,愚人变智叟。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有竞争与血腥。因此,治理国家的统治者也应当顺应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赏罚并重。以利益诱导人们,以强权进行威慑。

韩非以自身创立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权力体系为出发点,用“道”和“理”来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道”具有稳定性和常态性,但是也会随着“理”的变化而变化,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他关注于现实的形势发展,因势利导,因时而异。他继承了商鞅的社会进化与古史分期的方法,将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各个时代都有其不尽相同的实际情况,要根据历史的演变和进化,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人民的治理,统治者也要做出调整,把法律作为依靠,必要时运用权势来对臣子和百姓进行控制,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提供法理性基础。

韩非因此提出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主张。韩非认为周文王施行仁义得到了天下,徐偃王也施行仁义,结果却丢掉了天下,说明随着时代的变化,事物本身也会发生变化。韩非认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身的特殊情况,要根据具体的国情来实施相应的治国方法。“因此他主张变法,主张制定适应时代变化的相应的法律,实行以法治国。”[2]而统治者施行依法治国,离不开“势”,统治者手中不握有权力,依法治国就无法实现。

(二)韩非“势”的思想的主要内容

1.“势”的内容

“势”的基本内涵,即是指权力、权位。法家的势论,主要是指君主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的相关理论。法家的“势”,明确了适用对象,权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它的拥有者只能是君主。法家关于“势”的探讨,实际上就是认清了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状况,进而为君主获得绝对权力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对于所谓的“势”,韩非所下的定义为:“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因此,韩非所指的“势”,主要是指君主手中所拥有的对于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力带有强制性。在韩非那里,“势”,是君主能够对臣民进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实行法治的前提。有势或无势,是君主与臣民的根本区别所在。

用“法”维护君主拥有的“势”。韩非认为只有将权势和“法”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势治”是“法治”的前提和保障。他也强调“势”离不开“法”;“势治”离开了“法”的保障就变成了“贤者”的“人治”。而“人治”的好坏取决于君主是否具备贤德,从这一角度来看,“人治”不如“法治”有保证。韩非主张通过“术”来维护的是君主的“聪明之势”,而通过“法”来维护的是君主的“威严之势”。韩非通过“术”实现的是君主对于臣子的控制,把握的是君主在朝廷之内的权力;而通过“法”实现的是君主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君主掌握的权力至高无上。有了法的约束,君主的权力不会因为距离和空间的限制而被削弱,反而会使中央的权力得到加强,从而更好地实现君主对于全社会的控制。

韩非所说的“人为之势”,即人为造成的一种威慑之力,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聪明之势”,君主以一人之智,而治天下,不必具有非凡的智慧,只要善于把天下人的聪明化作为自己的聪明,使天下人的耳目变为自己的耳目,君主只要做到了这两点,即使在宫廷之内,也可以轻松地了解天下之事。聪明之势,实际上是君主运用“术”来处理自己与臣下的关系,运用“聪明”来对待臣下,以期达到巩固和扩大权势的目的。二为“威严之势”,韩非认为如果一个家庭家教森严,那么他们家里就不会养出残忍凶暴的仆人;即使是一个慈祥的母亲,如果过分地宠溺自己的孩子,那么这样教养出来的子女往往比较败家。由此可见,“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韩非子·人主》)韩非强调威严之势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君主统治臣下的关键工具。君主拥有威严,会给臣下造成一定的威慑,使其能够更好地在职责范围内行事。依韩非之见,只要掌握了“势”的两个方面,即使君主资质一般也能很好地治理国家了。“势”是君主与人民的地位差距,韩非强调“人为之势”,主要用意在于鼓励君主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绝对的最高权威,使其他人无法撼动他的统治地位,实行君主专制。

韩非将君主拥有的权势比喻成渊,将臣下比喻成渊中的鱼,以此来告诫君主。国君必须牢牢掌控手中的“势”,作为国君统治国家的基础,国君一旦失去权势,势必会被臣下夺国,则会国弱民疲。韩非用比喻来说明权势是君主存在并且实行政治统治的前提和基础,权势作为御下之道,在统臣下、御国民方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也是进行改革的政治基石。国君只有拥有虎豹之势,才能对于臣下和百姓形成震慑,对强邻才具有威慑。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非的法、势、术思想,其终极目标和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巩固和扩大君主权力来实现国富兵强。

年过六旬,潘际銮应桑梓之邀,担任新成立的南昌大学首任校长。当时的江西还是个“三无省份”——无重点高校、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从填补这几个空白的意义上说,潘际銮是回家乡“救火”的。为了支持潘际銮,夫人提前办理了退休,举家南迁,陪同潘际銮效力家乡。

韩非引用慎到的比喻,“尧位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强调君主之所以能够制服臣下,既不是因为君主品德与才能相比其他人高,而是由于君主手中握有权势。因而,决定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条件既不是道德,也不是才能,而是权力。

2.怎样掌握“势”

法家历来主张人性好利,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前人的思想观念。商鞅说过人的天性就在于饥饿的时候有食物,付出劳动后能得到收获,生活悲苦时希望得到快乐,地位低贱的时候希望享受荣华富贵。可见,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韩非作为上层的宗室子弟,更加熟悉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残忍,更加清楚人们一切行为的驱动力都是利益。他认为人的身上没有羽毛,不穿衣服就无法抵御寒冷;人是扎根于大地的,不饮食就无法生存。因此滋生了人贪图利益的心理。

1.韩非的人性论——好利恶害

3.法、术、势的关系

法、术、势三者,统治者通过术和法来捍卫势。以“术”来维护君主的“势”。在韩非的法、术、势思想体系中,“术”虽然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术”只是君主实现“势”的重要手段。韩非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术”,主要是指权术,是君主控制臣下的手段,这里的“术”既包括选贤任能、赏罚严明、刑名参验等对于官吏的一套任免、监督、考核的积极措施,也包含巩固和加强君主之势的威慑效应的途径与方法。韩非认为君主和臣下之间是天然对立的利害关系,二者之间的政治权力是此消彼长的,百官权力过大,会影响君主集权的效果,君主之势也就有可能出现旁落的现象,因此君主必须强化自身之势,运用“术”来维持“势”,巩固自身的地位和政治权力,比如不能轻易让臣子揣摩到君主心思,以此掌握百官。鉴于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君主在运用“术”时,既要运用好相应的官吏监督制度,同时也要在必要时使用带有“阴谋诡计”的术。

第二,财产安全。攻读艺术院校的学费、生活费等费用往往要高于普通高校,家庭承担的经济压力相对来讲也要更大。而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有的艺术生的家庭条件平均水平较高,这就导致很多学生缺少财产安全的防护观念,经常会丢失财物。还有一部分勤工俭学的学生经验不足,很可能吃亏受骗。

韩非把势分为两种,“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韩非子·难势》) 。他认为“自然之势”是指君主权力获得的天然性,世袭制度使“势”得以自然传承。这种权势并不是由继承者个人自身的能力决定的,而是由先天的条件决定的,即使是资质平庸的君主,也能通过天然的继承权来承接“国君之势”。自然的权势,是权力本身的原有状态,是自然存在于特有的政治统治之中的。“人为之势”是在可能的条件下能动地运用权力,韩非认为,“自然之势”并不是主要的,因为“自然之势”是既成事实。一般情况下,人为因素更改起来较为困难,真正的势是“人为之势”。

考虑到实际的工艺加工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加工误差,因此在涉及电阻、电容、电感等的取值时,避免取临界值,即如果元件取值的微小波动会造成电路性能的巨大差异,那么就需要对电路网络中的相关元件重新设计取值,消除由于电路性能对元件值过于敏感而造成的不利影响。

三、韩非“势”的思想评价

“势”作为韩非三位一体政治权力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其最终的价值目标与追求,而“法”和“术”只是实现目的价值”势“的手段。韩非运用“势”而得出政治是以权力为核心的规律,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的本质。把韩非法势术的学说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然有两点值得我们肯定。

其一,韩非认识到权势是征战年代的不二法则。韩非强调权势的唯一性,是有现实依据的。春秋战国几百年间,政权更迭变幻莫测。而韩非所生活的战国末期,诸侯之间征伐不断,已有的礼乐制度被破坏殆尽。社会环境的混乱,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使得广大民众期盼社会安定,政权稳定。因此,一个国家想继续存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自身强大的实力来征服其他国家,而不是被其他国家消灭。对于一个君主而言,必须获得足够强大的权势,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所以韩非才反复强调“势”的重要性,并且通过“法”和“术”来巩固“势”。

身体作为体育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伴随着体育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是检验体育教育效果的评判准则。体育教育以人(学生)的身体为培育目标,通过各种身体活动和体育锻炼手段,对身体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探索和改善,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身体,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识来不断改造自己,实现真正意义上人与身体的完美结合。人要成为一个完整而自由的统一体,必然要让“身心”和谐发展。体育教育同样也是培育身心和谐发展的最好实践方式,内在修心,外在塑形,使人朝着身体健康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身体美学与体育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基于“身体”之上,都致力于探讨改良和培育身体,使之成为更加自由且完整的人。

其二,韩非并不追随前人试图通过提高君主的德行,实行德治来巩固君主的权力。他基于对社会历史清醒的认识,直接面对当时社会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在一个被战争充斥的社会,优先需要的并非一个拥有完美德行的君主,而是需要一个实力强大的君主建立的稳定政权。因此,君主为保证国家的安定繁荣,需要运用自身的“势”来统治百姓。同时还要进行改革,增强国力,并且在拥有强大的国力之后,争取征服其他国家。

韩非的法术势思想,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原因,存在其局限性。韩非为了强化君权,推行思想专制,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等对后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采取严厉的刑罚、沉重的徭役与劳役,这都严重影响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四、结束语

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政治思想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深厚的学术渊源。这一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矛盾激荡尖锐,社会政治秩序荡然无存,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战火狼烟此起彼伏。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韩非继承和发展了慎到的思想,形成了关于“势”的独特的思想,深刻反映了威权政治体制对于当时社会的价值。政治上关于法、势、术的深刻分析,运用法和术来维护统治者的“势”,为秦及之后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先导,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即使在今天,重视法治的思想,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依旧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是一味地强调权势的作用,运用暴力的手段进行统治,受到压制的阶级一旦奋起反抗,已有的政权可能会存在被推翻的危险。因此,对韩非的“势”的思想,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既要看到其思想对于社会政治的积极作用,也要注意其思想对于历史的消极影响。

“历史味”是借鉴程少堂老师提出的“语文味”一词。语文教学中要有“语文味”,同样历史教学中也应该有“历史味”,突出学科应该有的独特内容和独特韵味。尤其是在课改的过程中,我们高中历史教学更应该有自己独到的教学方式方法,结合我们特有的学科内容把握历史学习的本质,构建历史教学独特的教学过程。“历史味”便是保持我们历史学科的自身特色,引导学生探究历史的本质。我认为,在历史教学中突出“历史味”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

参考文献:

[1] 杨涛.韩非子的人性论及其当代价值[J].法治与社会,2011:276.

[2] 武少民,郑瑞侠.论韩非的历史观[J].社会科学辑刊,2001(1):108—110.

[3]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11—112.

[4]王哲华.韩非“法、势、术”思想关系探析[J].学理论,2014,(23):44—45.

[5]贾坤鹏.韩非“法术势并用说”驳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77—84.

[6]张觉.韩非子:节选[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

Discussion on the Political Power Containing in Han Fei’s Thought of “Potential”

Li Yanqiong Zhang Jianghua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As a master of legalist thought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an Fei established a systematic system of political power with law as the core on the basis of the legalist thought in the past. “Potenti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s ideological system. The content of “potential” includes punishment and morality. “Potential” can be divided into “natural potential” and “man-made potential.” The “law” and “technique” are the tools and means to achieve “potential”. The true value of Han Fei’s trinity of political power theory lies in the pursuit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social stability at the social level and the surrender of the people,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king’s standard and statu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t had a great inf l uence on the centralized rule of the Qin Dynasty and its subsequent dynasties.

Keywords: Han Fei ;Potential; Political power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735(2019)04-0089-06

收稿日期:2019-04-3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广西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新媒体生态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策略研究”(2017B099),2019年广西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桂林古村落文化的价值发现与重构”(XYCSW2019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艳琼(1992—)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张江华(1990—),男,广西桂林人,讲师,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

(责任编辑:田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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