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田野哲学是伴随着美国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开展而逐渐发展兴起的，近年来在美国的哲学研究体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世界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核心是，何以在日益增多的现实不确定性中，运用“多元性与可持续性”的哲学特质，建构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安排，并使之成为一种稳定机制。基于田野哲学逻辑生成的理论和实践前提，分析其理念内涵和基本特征，阐述了该理论体系与公共政策领域存在的内在关联，提出田野哲学有望为公共政策研究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发展路径，并就田野哲学理论的本土化展开现实思考。
关键词：田野哲学 开放性 非哲学家群体 公共政策转向
一、引言
哲学的根茎无始无终：它的意义总是存在于中间部分，介于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间奏曲部分……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千高原》［1］
近年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潮在美国当今社会兴起与盛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以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是推动个人和社会进步的最好途径。维·迪亚那桑认为，“新自由主义目前已渗透到从碳交易到代孕母亲的几乎所有事情之中，这种思潮导致了公共领域将会面临越来越少的科研资助的后果，包括公立大学。”公共领域和市场互相独立，是学术自由的基本保证。它不仅为批判性思维提供了“绿洲”，同时使人们以公民角色和对艺术、文学、哲学的创作者及鉴赏者的角色接受教育。然而，新自由主义却越来越多地将学术价值还原为市场价值，那种民主的批判性思考被认为是低效率的“拣羊毛（wool-gathering）”行为。面对这一外部挑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哲学不但没有主动使自己融入社会公共事物，发挥其对现实的影响，相反，它在脱离公共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
“田野哲学（Field Philosophy）”的核心命题是：何以在日益增多的现实不确定性中，运用“多元性与可持续性”的哲学特质，建构起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安排，并使之成为一种稳定机制。其中，这些哲学特质不仅存在于大学学科化体制中，还嵌入现实世界“去学科化”的议程设置，并以公共政策的方式体现田野哲学的价值诉求，进而克服哲学与现实世界断裂，保持哲学研究的开放性。
二、问题的提出
这里只有哲学教授，而没有哲学家。
——梭罗［3］
田野哲学的勃兴，首先源自于新自由主义理念对高等教育领域渗透的价值反思。2012年6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董事会突然宣布辞退其校长特丽·撒莎莉文（Theresa.Sullivan），辞退的理由是：撒莎莉文拒绝将大学变成一个依据市场需要而变化的机构。［4］这一事件显示出一种新的趋势，即大学已经无法忽视外界干扰因素对基于课程设置的未来发展战略的影响，相应地，越来越多地大学将追求一种“战略驱动力（strategic dynamism）”，这种“驱动力”要求大学领导层对市场变化进行监控，并对每一个边际变化作出回应。高等教育需要面向现实问题，学术研究应当回应市场的需要，大学应该尽量满足客户（学生）以及监管者（董事会和企业客户）的要求，而不再是追求自主性的教学活动。美国学者魏斯曼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的大学制度正在演变成一个输出廉价创新、上班族、职业女性的机构，大学本身所具备的提升自我修养、审美教育、陶冶心灵等方面的功能却越来越少地被提及。”［5］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对于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而言，如何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语境下保持哲学教育的解放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种价值反思，“认识到人文学科具有的独特能力反思自身的存在及其所处的环境，学科化哲学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研究而研究，却无法成为现实生活的原因。”［6］哲学研究何以体现价值？价值判断何以取得制度安排？哲学的实践展开路径何以选择？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哲学家们走向“田野（field）。”［7］
3.要倡导“唱对子”。通过互联网构建生生、师生交流的平台，学生可以借助这些平台，针对自己做题时遇到的困惑或是找出的易错点做课后研讨，避免课下教师面前排长队的问题，有效地提高了课下时间利用率。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之间形成生生互动，又可以让教师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启师生互动。
其次，学科化哲学研究方式的变革呼吁田野哲学。在当今美国社会不断强调“投资回报率（return on investment）”的大背景下，传统学科化哲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社会的外部压力和质疑。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哲学家们不但没有主动使自己融入社会公共事务，相反，大多数哲学家却认为哲学研究本该如此，远离公共生活能够防止被社会“出卖”。用霍尔布洛克（Holbrook，J Britt）的话来说，“哲学已经变成了一个学科：哲学专业团体涉及多个领域的问题——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哲学、语言哲学——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专业书籍和期刊，并在研讨室和学术会议上进行讨论。但是，社会公众对这个看似充满活力的学术共同体却知之甚少。”［8］在苏格拉底时代，如何处理哲人与城邦之间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表明哲学还是公共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学科化却忽视了这一命题的哲学意蕴：哲学家们将如何适应一个日益趋向市场化的大学和文化环境？［9］换言之，相较于那些逻辑或伦理问题，哲学家没有将制度化知识产出模式的未来发展本身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这也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哲学存在的意义。通过对哲学历史的反思，唐纳修发现：“在泰勒斯之前，以及十九世纪末的哲学体制化之前，哲学一直对类似‘什么是好的生活组成部分？’‘人类如何得到更多幸福？’等外部问题也予以关注，这种外部进路对哲学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同时他认为，这种外部进路强调“知识的目的是什么”“知识生产的未来是怎样”，学科化只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哲学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仅以一种方式进行。［10］那么，如何从事“外部进路”的哲学研究呢？弗洛德曼提出了“交叉学科”或“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 or trans-disciplinary）的方式进行，他认为“交叉学科或跨学科是一条通往新的哲学研究体制的路径，可以看作是学术界对知识生产和应用保持控制权的最后的一种努力。”［11］因此，田野哲学是知识生产的多元化与社会效应的协同产物，“田野”正成为新型哲学研究模式的价值内核。
再者，应用哲学对当代新社会运动回应的缺失，反过来推动着田野哲学的现实展开。20世纪社会相关性的要求需要哲学作出回应，沃尔夫冈·科龙（Wolfgang.Krohn）对“社会相关性”的理解是：无论什么驱使人们进入高度复杂性的跨学科领域——好奇心、社会责任或金钱——都无法抵挡可管理的目标与对先进的社群管理经验的需要对人们的诱惑。［12］作为一种反思现代性危机的社会实践，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NSMs）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等大众抗议活动的总称。但是，在学科化哲学里，应用哲学家很少问及学科化体制的哲学研究对现实生活的效用，他们以僵硬地“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理论原则应用于现实问题，放弃了他们的公共角色，并使应用哲学本身处于哲学和社会的边缘。许多应用哲学家的思想和工作为应用哲学分支——政治哲学、管理哲学、生物伦理学等的创立做出了学术上的贡献，但是他们的成果并没有进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为此，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环境哲学系尤金·哈格罗夫（Eugene.Hargrove）教授在《Environmental Ethics》上专门撰写“错在哪？谁之责任？（What’s Wrong？Who’s to Blame？）一文并发问，“为什么环境伦理学家没有在公共决策中发挥出自己应当发挥的作用，主张确定实践策略以弥合环境哲学家、政策制定者、社会活动家与公众之间的分歧。”［13］美国应用哲学的学科构建避免不了的两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哲学的学科化困境？是否存在一种能够融合社会相关性与哲学专业性的新的哲学范式？哲学需要面向现实问题，田野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伴随着新社会运动与实践的发展，为现代性困境中重塑哲学家责任提供了一种行动方案。
因此，新自由主义教育观的价值反思、学科化哲学研究方式的变革和应用哲学对当代新社会运动的实质性的认识缺失，构成了田野哲学的生成逻辑，更指出了田野哲学是一种哲学视角的新的发展，是美国哲学成为一种面向实践问题的哲学本性的显化过程。
三、“田野哲学”的基本内涵与人文意蕴
1.对哲学责任的当代理解及其社会影响探索。美国田野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演化进程和哲学来源，这种对于哲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反思有着哲学研究的责任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碰撞与交织，换言之，田野哲学是一种哲思的逆转：哲学的社会意义反映着一种责任（accountability）与影响（impact）在本质关系上的发展。什么是所谓的“影响（impact）？”［20］不同种类的影响是什么？是否能够对影响按照好或坏的标准排序？是否存在一种没有影响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逆转是一种新的哲学行动模式的创立，是一种彰显社会相关性与活力的哲学进化。
——黑格尔［14］
（一）田野哲学的基本内涵
1.为了政策的哲学（Philosophy for Policy）。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科学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有一个默认的协议，那就是：获得联邦支持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可以享受非同寻常的学术自主权和内部自我管理权；作为报答，他们应该为公共政策提供专业知识的科学咨询，政策决策者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政策选择。政府与科学之间的这种社会契约关系被称之为“科学的社会契约论”，这个契约论主要是研究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问题，其研究思路在于关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如何从真实性和客观性上减少政策选择的不确定性，从而避免陷入政治博弈的价值困境。但是随着科学丑闻与政策失效的频发，这种契约关系不断受到美国社会科学界内外猛烈的批评与攻击，丹尼尔·萨拉维茨（Daniel.Sarewitz）在《科学如何使环境争议变得更糟》（How Science Makes Environmental Controversies Worse）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事实上，科学预测的专业性是政治僵局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科学知识本身的多样性与客观性，自然而然地支持了不同类型的政策选择。”换言之，“客观性过剩（excess of objectivity）”加剧了政治博弈“科学化（scientize）”，使得大多数政策参与者只关注于政策制定技术上的“细枝末节”，却遗忘了他们相互冲突的价值立场。［33］
暴雨以变化快,时间短的天气特征使其在短临预报中的准确率一直不高,大部分研究关注如何提高数值模式预报质量,而本文结合地基GPS-PWV系统全面地分析了成都“8·9”暴雨过程中的水汽特征,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在研究目标上，田野哲学秉持问题域和方法论开放性的根本立场，关于问题的定义与正确的哲学分析框架不进行任何预设，“究竟什么是构建‘应该做的事（the right thing to do）’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也不可能通过一个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应用来预定义”。［16］哲学家在走向田野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诚实的代理人，但不局限于中立的旁观者或评论者，通过创设一种灵活适宜的体系，在公共事务中纳入社会伦理和批判性反思，实现“共同幸福（a common good）”的最终目标。［17］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0］为此，我们党的一切政策，都要围绕合民意、惠民生来制定和落实；我们党的一切工作成效，最终都要靠人民得到实惠、生活得到改善、权益得到保障来检验。人民利益至高无上，增进人民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这些重要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为民造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幸福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标准等问题，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了谁、依靠谁、谁享有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在研究对象上，坚持非哲学家群体为读者对象。田野哲学排斥学科化知识生产的线性模式，这种线性模式只能使哲学研究成果脱离现实应用情境，其社会影响力将会大打折扣。田野哲学家以关注现实问题为己任，与包括科学共同体、政府、企业、公众等在内的非哲学家人群共同参与知识生产，他们的研究和写作不是为同行服务的，而是为公众服务的，通过重新定义现实事务的情境来解决问题。
（二）田野哲学的人文意蕴
哲学，作为世界的思想，直到现实完成它的建构过程并使其本身准备充分，它才会出现……只有在现实成熟的过程中，理想的羽翼才会丰满，从而理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并将其塑造成一个知识王国。
表1 摇学科化哲学家、田野哲学家、哲学家官僚在活动空间与主要读者的差别［19］
学科化哲学家（Disciplinary philosopher）田野哲学家（Field philosopher）哲学家官僚（Philosopher bureaucrat）制度化的活动空间 哲学部门 在哲学部门与大学、社会之间 公共与私人机构主要读者群体 学术共同体（特别是哲学家群体）学术共同体与非学术共同体 以非学术共同体为主
科学家已经向政策制定者展示了他们的价值，现在该轮到人文主义学者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20世纪初，人文主义学者开始更多地在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制定领域发挥作用。技治主义路线、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伦理的社会学开始出现在一些通俗易懂的公共政策学科普读物中。同时，作为人文主义学者的一部分，田野哲学家认为应当把人文科学的社会性和规范性更多地作为一种对物理科学、生物科学、政策科学等研究的补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通过简单且单一科学研究的方式来判断政策本身的价值。2004年，罗伯特·弗洛德曼（Robert.Frodeman）教授和谢普·莱恩（Shep.Ryen）教授对应用哲学和田野哲学做了区分，应用哲学关注的是从理论问题到现实问题，田野哲学是指从具体实践中产生，将哲学的观点通过跨学科和“自下而上”的方法映射进这些具体实践中去。［31］同样的观点，J·保罗·凯勒（J.Paul.Keller）教授在《伦理、政策与环境》（Ethics，Policy&Environment）一书中倡导“用多元论和田野哲学来帮助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更好地展开关于环境问题的圆桌谈判，人文政策是一种元哲学意义上的理论性实践，它的构建不应该置于应用哲学的框架之下，因为应用哲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过早地宣告了哲学当代使命的完成。”［32］2004年出版的《哲学的今天：未来的人文政策》（Philosophy Today：A Future Humanities Policy），标志着田野哲学的公共政策转向的完成。
3.对当下时代的现实性把握。田野哲学以现实性为导向，以跨学科研究和公共参与为手段，推动哲学家应对现实问题的挑战，对现有学术价值观和社会实践展开制度重构，要求哲学家走出“象牙塔”，立足于现实，关注实践过程真实的涌动，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并应对之，这样一种方法，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不会过时，而且使田野哲学赋予了人文意蕴。
用来描绘哲学理念及其人文价值的词汇很多，但是最具影响力、最为贴切的莫过于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曾在 1869年《文化与无序》（Culture and Anarchy）中提出的一个崭新的观点：“在充满物欲化的机器世界里，哲学家惟一能够提供的是对理性的崇尚与现实世界的理解，这种崇尚与理解能够超越机器世界及其价值局限性，并引导我们走向光明。”［23］田野哲学理念的确立，体现了哲学研究从“是什么”的理性思辨向“缺什么”、“怎么办”的现实转向。［24］将消除哲学理论“零投资回报率”的共识从“专业性的哲学行话”转化为“实用性的社会行为”，推动着田野哲学的公共政策转向的发展。
在研究原则和方法上，坚持决疑论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田野哲学要求建立一种以现实问题为起点、可操作性且具有扩展意义的决疑论（casuistry），在案例研究中建构起“自下而上（bottom-up）”数据采集评价指标体系和成本效益评估制度［18］，消除或减少社会问题的风险性，并有效运用“责任”与“信任”的核心价值来评估研究成果。
四、田野哲学的公共政策转向
2.追求一种可持续性的知识。在1945年《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Bush）写道，“知识生产的模式应该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而改变。”［21］“负责任文化（culture of accountability）”正在逼迫哲学家们进一步展示其研究成果的社会相关性，女性主义公共哲学家的琳达·马丁·奥尔克芙（Linda.Matin.Alcoff）认为应该对模式 1进行反思，“科研资金投入应该得到什么回报？面对公共资金的政治化，哲学研究是否依然追求‘公共的好’？知识的进步是一个本质上无法预知的过程，它能够自发地解决问题，但是这个过程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学科化哲学家试图在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性和就业的夹缝中生存，尽力拓展学术声望和知识的边界，甚至试图以传统方法增加他们的可信度。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努力似乎事倍功半。”［22］田野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实践，是一门对公众需求予以回应的哲学，它呈现出知识生产可持续性的特点，这里的“可持续性”揭示了对人类幸福（wellbeing）的长期坚持，同时也为新的学术共同体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思维导图是由英国学者Tony Buza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它通过色彩、图形等图文并茂的形式表达一种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可以达到增强记忆效果的目的，这种图文并重的形式可以将复杂的主题关系用层层的图形表现出来[3]。将思维导图用于“过程控制”教学活动中，可以使学生提高发散思维能力，理清思维脉络。这种教学改革与探索将有利于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知识体系建立。
——罗杰·皮亚杰·Jr［25］
美国田野哲学的政策性是古希腊哲学的“胎记”，正如影响美国田野哲学最为深刻的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所传达的那样，政策问题在性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家在解决现实问题上能够提供某种哲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蕴含的智慧揭示了“带有奴性嘲笑”外行的无知。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传统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美国田野哲学的问题导向与实践意义。［26］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科学家与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二者已经形成并发展成一种共生关系——科学的社会契约论，该理论最为成功的实践案例就是原子弹的研制。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成为美国公共科研资金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并在该文件指导下成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以及其他相关公共科学机构，他在书中这样评价到：“迄今为止，美国取得的巨大科研成就与突破无一例外是公共资助和科学家创造性灵感相结合的产物。”［27］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双重矛盾日益凸显出来。第一，“政策科学危机（crisis of policy sciences）”；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埃里克·费舍尔（Erik.Fisher）教授在《政策科学，科学政策以及人文政策的发展》（The Policy Science，Science Policy，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Policy）一文中批判指出：“政策科学家长期沉浸在政策文献中研究问题导向的原始概念、情境敏感性、明确清晰的民主科学等理论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只进行理论上的争辩，而缺乏面对实践问题的关注。”［28］传统的政策科学家在回应具体的政策问题时显得有气无力，他们的著作总是显得太理论化，从而导致被束之高阁。第二，“科学政策危机（crisis of science policy）”，指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家、政策决策者、公众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复杂而不确定的负面效应。联邦资助的科学家越来越受到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向社会公布每年132 亿美元的科研资金预算和使用情况。［29］萨拉维奇（Sarewitz）认为，科学政策在本质上不是一个“我们应该在科研开发上投入多少经费”的问题，它所需要回答的是“科研经费的服务对象是谁。”［30］因此，将现阶段的科学预算政策转变成真正的科学政策，应当成为社会的实质性要求。公共政策研究应尝试在“科学能够提供什么”与“政策决策者需要什么”之间寻求平衡点，来实现其对政策实践的更好指导。
ZHANG Jing, XU Jia-hua, SHI Li, WEI Pei-lian, YU Guan-zhen
美国田野哲学的公共政策转向，是一种内在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尝试把哲学理论引入公共政策研究中，既是当前公共政策的内在需求，有望开辟出一条全新的研究进路；同时也是“哲学研究理论化走向‘田野’的必然选择。”
3.2 NT增厚合并TR或DV异常与不良妊娠结局胎儿的关系 三尖瓣反流是超声检查胎儿中发现的一种常见现象，据文献报道[6]在正常胎儿中的发生率是7%。妊娠11～13+6周胎儿TR与21-三体及其他染色体异常密切相关，胎儿TR发生率随NT增厚而增高，胎儿心脏缺陷者三尖瓣反流明显高于无心脏缺陷者，早孕期胎儿三尖瓣血流可以作为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超声标志物。Pereira等[7]认为通过早孕期评估三尖瓣血流可以提高筛查胎儿复杂心脏缺陷的能力。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系罗伯特·弗洛德曼（Robert.Frodeman）和亚当·布瑞格（Adam.Briggle）将田野哲学概括为一种包容性的哲学流派。其核心是：走出书斋，摆脱学科化与部门化哲学研究的“陈词滥调（shibboleth）”，在黑暗中不断探索哲学工作的多元性（messiness）与开放性（open -endedness），建立起一个有关各个学科相互关系的整体性叙事（overall narrative）。［15］像古希腊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一样，田野哲学家应该参与到现实事务之中，帮助决策者、企业、公民和非政府组织从元哲学层面重新定义和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构建起哲学与社会、政策与人文的有效合作关系，体现传统与反传统交织、文本研究与面向现实、增进社会福祉的价值归旨。
在田野哲学那里，这一概念不是对“为了政策的科学”与科学的社会契约论的重释与解构，而是源于对二者缺陷的反思。史考特·佩雷（Scott.Pelley）在《重述科学》（Rewriting the Science）一文中认为，“尽管哲学家与人文学者应该尊重科学家对于研究项目的科学判断，但是哲学家与人文学者可以更好地权衡研究项目的社会价值或影响、涉及研发经费分配上的伦理道德问题、科研诚信中的利益冲突或其他问题。”［34］哲学作为科学政策的自然补充，同时也是政策科学的内在要求。例如，面对愈来愈政治化和科学化的环境问题，田野哲学家不仅可以帮助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公众明确和评价诱发环境问题政治博弈的不同价值立场，同时也有助于外行理解公共政策的内在复杂性、非线性演化路径和突出本质。田野哲学视“更好地表达（better said）”和“意义（meanings）”为政策参与的价值内核，基于道德、政治、美学、本体论和神学的人文价值理念，形成一种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政策制定者、公众之间的议事框架，例如，在风力发电政策制定中，田野哲学家和利益相关者能够从风车审美价值的角度出发，展开相关政策的公共讨论与合作。因此可以说，田野哲学家的介入，充分地发挥了哲学家作为专业人员的咨询作用，有效保持了公共政策在科学性和政治性之间的妥协和平衡。
2.为了哲学的政策（Policy for Philosophy）。这一概念是基于哲学公共性的现实考量，其目的在于重新定位哲学与人文科学的教育策略，发展一门改进的跨学科教育学是田野哲学家们证明其工作具有社会相关性的紧迫问题——如何更好地训练未来的哲学家，使他们在公共决策中实现与科学家和决策者的良性互动？如果哲学家能够实现跨界对话，哲学教育体制应该怎样改变，以促使这些技能得以发展？在环境哲学课程设置中，是否能够在专业论文的概念复杂性与现代政策案例研究的实践性启发价值之间保持平衡？回答这些问题，田野哲学强调公共政策研究应注重对哲学学科化难题的意义，制定合理的哲学与人文政策，将政策科学研究纳入哲学工作者学术培训，适当安排哲学家在政府与科研机构实习，加强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提高学科化哲学家的问题意识。
另外，通过对2007-2010年美国公共科研资金投入率的增长变动分析显示，每年政府对人文学科领域的投入不到公共科研经费总额的1%，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国家人文基金会（NEH）的公共科研资金投入比例为33∶1，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Bush）在2007年财政预算报告中，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资金投入为60 亿美元，而人文社科领域的科研资金投入仅为1.4 亿美元。科研经费比例失调意味着科研管理中缺少概念上的、哲学上的、学理上的工具来形成一个“伦理正确”与“民主自治”上的关于哲学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工程师、政策决策者该如何去做的共识。“为了哲学的政策”旨在构建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人文制度体系，将对社会事务是否合法的敏感性判断与公共包容性纳入人文政策中，“我们并不认为哲学与人文科学的意义只是一味地论证政策决策的相关性或有用性，反过来公共政策也应该促进哲学与人文学科结构体系的优化。”
田野哲学的公共政策转向，借助公共政策这一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方案，将哲学理论与公共事务结合起来，突破了凯·N·李（Kai.N.Lee）在《指南针与陀螺仪》（Compass and Gyroscope）中“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正确方向”的困境，聚焦“公共政策何以建构哲学与人文科学的制度安排”问题，［35］展开哲学家群体、公共部门、私人机构、科研组织、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互动，推进了田野哲学的建制化，并且有望为公共政策研究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发展路径。
案发后，当地刑警大队曾投入大量警力进行侦破。根据多人提供的情况和线索，刑警大队曾将张小波的父亲，张秋的同事李桂明列为重点犯罪嫌疑人，带到刑警大队审查。
五、推进“田野哲学”的本土化思考
（一）关注田野哲学的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
田野哲学的中国问题主要涉及两个维度：一是与学科化有关，一是与民生有关。其主要问题包括：哲学的边界在哪里？哲学应该是“为了哲学而哲学”，还是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duty to take more into account）？”学科化哲学家在知识饱和的环境中工作真的会同样成功吗？哲学家应该成为“发挥部门职能的个体吗”等。诸多问题，既与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应用直接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也与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和文化体系的作用在当今中国社会发挥失效紧密相连。如2016年4月第五届全国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论坛上，我国科学家、政策决策者、哲学家就食品安全与政策应对问题展开讨论，从跨学科视角上对食品安全治理问题进行哲学反思，反映了构建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战略的最新思考与研究。
展开田野哲学的中国实践，需要立足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实基础，就重大敏感社会公共问题展开全民辩论、公共讨论和理性反思，为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田野哲学理论体系和框架提供现实支撑。
（二）关注田野哲学的制度建构和政策人文主义（Policy Humanism）
展开田野哲学的制度建构和政策设计，依赖于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模式在公共决策中的充分体现。这就需要“作为行动者的哲学家在应用的情境中来确定问题的缘起与性质，为恰当地选择解决方案提供依据。”同时，后学科通路正在不断塑造着一种社会弥散性的政策取向。“政策人文主义（Policy Humanism）”是田野哲学制度设计的必要补充，它是人文科学与政策长期结合的产物，强调哲学在公共政策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应该是间接的，“除了‘事实’以外的东西，它更多地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它的责任就在于改变拥有不同观点、不同价值观个人和群体之间协商对话的气氛，对亟需解决的政策问题进行深层意义的反思，并寻求这种反思的广义开放性与相对大众化的话语方式，而不迷失于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繁文缛节’。”［36］
以此为基础，推进哲学家与科学家、政策决策者的协商对话，加强公共决策中的哲学参与，重新找回哲学在人类世界中的位置，积极参与到修正哲学与社会关系的活动中，提高公共政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体现田野哲学理念的辐射作用。
孟子的思想较为丰富，有所谓三辩之学，即人禽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当代学者也有概括为仁义论、性善论、养气论、义利论、王霸论等。从思想史上看，孟子的贡献是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由于《孟子》一书为记言体，对某一主题的论述并不是完全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各章，形成“有实质体系，而无形式体系”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阅读《孟子》时，特别注意思想线索，在细读和通读《孟子》的基础上，根据某一思想主题将分散在各处的论述融会贯通，提炼概括。这方面学者的研究可供参考，故研读《孟子》时，可阅读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这对理解孟子十分有益。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孟子的性善论做一概括性阐述。
（三）关注田野哲学的文化引领和实践贯通
当下中国，实现田野哲学的文化引领和实践贯通，关键在于将哲学融入社会现实生活之中，帮助公众提升理解能力。这就意味着，通过哲学理论的解码，对抽象的、晦涩的专业性哲学概念与范式展开情境化解读，并与特定现实冲突场景相结合，选择“田野式”的参与方式，以哲学思维方式帮助公众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而在处置现实冲突和难题时，借助于哲学方法的编码，关注“实践决策中何以体现哲学方法”的实证操作，将伦理化、生态化因素注入实践之中，体现行为主体的价值矫正力量。
总之，随着互动的增多，由此产生的对知识的认知也不再遵循传统学科标准，田野哲学是对西方“为学术而学术”传统的超越，以跨学科与后学科为进路，组织外研究（outhouse research）的推进，在问题轨迹中发现哲学与社会辩证互动的精神基点，克服模式1的线性思维，实现哲学本质的意义建构。
在式（1）和式（2）中，k值为0.8，α角度为40°，D值为0.12km，风浪爬高按坝前多年平均风速V=1.4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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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35-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323（2019）02-0060-11
［作者简介］郭佳楠，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哲学与艺术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9-03-03
责任编辑：曹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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