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法律
摘要：近年来，与不断深入发展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伴随，一些具有这样那样倾向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泛起，给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冲击和影响，所以切实做好新时代“两个巩固”工作，为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必须时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社会思潮，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社会思潮；西方中心论；新儒学；民粹主义
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当今天我国综合国力雄踞世界前列，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我们又当如何审视新时代中国的精神文化状况呢？在此，对主流思想界的基本看法不作专门阐述，谨从对几种颇具影响力的非主流社会文化思潮的初步辨析中，审示一下它们的立论倾向及其可能的现实影响。
一
“唱衰论”，就是以“中国崩溃论”为典型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从骨子里蔑视中国及其精神文化
不看好中国、质疑中国、妖魔化中国以及诅咒中国的声音历来都有——去古未远的“黄祸论”、鸦片战争后“东亚病夫”的称呼、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租界里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等，中国人尽管历经磨难，但也“知耻而后勇”，一百七十余年来屡屡绝地反击，演绎了无数感天动地的人间奇迹，也以一个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回击和驳斥了诸多奇谈怪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一小撮西方保守势力一叶障目、固步自封，逆历史潮流而动，依然老调重弹抑或新瓶装旧酒，大肆“唱衰”中国，鼓噪“中国即将崩溃”。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有:
其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苏东剧变”后，西方世界一片弹冠相庆，以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最为典型，它预言中国必将是继苏联之后的“下一个”政治溃败国家；其二:新世纪初，1998年亚洲金融海啸余波未平，在中国入世进程明显加快的背景下，2001年8月章家敦在《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公开宣称，中国过去50年在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积重难返，令人炫目的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完全可以预见的是，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将在短时间内“崩溃”；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随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调整，中国的经济建设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在此背景下，以美国学者沈大伟为代表，在《华尔街日报》刊发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肆意渲染中国富人开始大量移民海外、中国政府刻意压制异见政治人士、中国官员腐败和经济陷入系统性陷阱等，结果是中国必然“崩溃”。
“归化论”，就是主张要服膺西方文明的所谓优越性，借助于改革开放，主动认同、归化基督教，以彻底改造中国文化
即使放眼一部中国文化史，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到秦汉之际的独尊儒术，从东汉末年佛教东来到隋唐三教消长，从北宋理学初兴到阳明重振心学，从明清之际实学兴盛到民国年间“科玄论战”，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激荡到新中国一举奠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皆可印证一个普通然而并非简单的文化演进之道——文化思潮从来不仅仅是作为学术形态而存在的，因而绝不能将其固守于“象牙之塔”，而时时需要从“哲学家”们的“书斋”里解放出来，使其充分展现和发挥经世致用的实践价值，否则，单纯的、自以为是且只在学理层面打转转的“研究”，终究是无法汇聚成为生生不息、磅礴而下的中华文化主流的。在这里，如果说有“体”，它绝不是任何观念的东西，而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统治阶级治下的人民大众的生产和生活本身，与此相应，不同的学术门派、社会思潮等均是作为此“体”之“用”而存在的，而非离开了真正的、原初的实践之“体”，似乎在思想的、学术的等观念层面还有什么“体”“用”之别。
滤饼含水量提高造成夹带在废酸中的硫酸等杂质进入铜砷滤饼，理论计算，滤饼含水从50%提高到65%，每月增加1.1t干基砷滤饼。降低原液中悬浮物含量及锌含量、提高硫化浓密机底流浓度、提高压滤机的脱水效率等措施可降低砷滤饼含水率。
肾上腺海绵状淋巴管瘤(adrenal cavernous lymphangioma，ACL)是罕见的淋巴管良性病变[1]。直至2015年全球共有38篇文章报道53例ACL[2]。
在老K只有几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彼此的作风问题，分道扬镳了。说实话，少年郎是羡慕那些父母不全的同学的。这就使得老K有了一定的资本。
尽管如此，对于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唱衰论”的实际影响决不可低估。须知，在开放的时代条件下，信息传播的便捷以及不同利益立场的驱动，使得国际国内思想舆论深刻关联、互为条件，何况这种思潮的社会历史根源犹在，只不过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表现形式罢了，因此千万不能因为取得了暂时胜利而掉以轻心，而是要从思想和行动上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二
凡此种种，在此无需过多的文字辩驳，它们其实早已在中国持续、强劲、壮阔的发展实践中被一一粉碎。如今，特朗普挥舞“贸易战”的大棒，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陡增，各项改革攻坚任务显得异常艰巨繁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充满挑战，就是在这样复杂严峻的客观形势下，“唱衰”“崩溃”等陈词滥调又有沉渣泛起之势。不过，与以往重点放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有所不同，近年来国际反华势力除了继续不遗余力地高弹中国经济、政治“崩溃论”外，还把主攻方向进一步瞄准意识形态领域，意欲在中国推行“颜色革命”。2018年9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演讲中大肆攻击抹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份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的“政府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再次无端指责中国的意识形态。[1]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重要智囊人物在多个场合也不乏诋毁、攻击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言辞。诸如此类来自西方的充满“冷战”气息的论调，折射出它们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充满的焦虑和无助，同时也说明，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西方霸权国家因为根本利益的冲突和价值观念的迥异，持续不断地加以矮化、丑化、弱化、妖魔化直至彻底颠覆的立场和手法不仅不会消停，反而会随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壮大而日趋明朗。
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3]5。清醒认识这一点，确立相应的战略判断，是我们保持必要的理论自觉和政治定力，并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以及斗争艺术，打好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意识形态领域攻坚战，推进全党不断增强“四个自信”的重要前提。
二战以后，世界分为美苏两极，东西方阵营长期对峙，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特别是历史性地改善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体现为中国决策层的战略选择，本质上是独立自主的行为，这与迫于列强的威逼利诱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二战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同属“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的多年高速增长，有其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制约和作用，个中机理极为复杂，怎么能将其简单归之为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呢？事实上，非但如此，有的国际人士甚至还认为战后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腾飞，可能还与“儒家伦理”的潜移默化有深刻关联。反观社会主义中国搞改革开放，从来都没有丧失方向、丢弃应有立场和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直观上看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变得友好起来，可谁又能否认我们的确是在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一根本事实呢？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验证了很多道理，也教育了很多人，这其中揭示的一个至为紧要的真理就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而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又是确保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行稳致远的根本所在！由此而言，任何妄图怀疑、攻击、动摇、颠覆党的领导地位的思想和行为不仅已为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所彻底否定，实际上也已为亿万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无情唾弃。
纵观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远的不说，从明朝后期来华布道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俨然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神州大地，直至鸦片战争后列强携坚船利炮之威，“精神文化”上的对华渗透、扩张直至殖民行径就更加猖狂和赤裸裸了。旧中国面临被外人瓜分豆剖局面的直观说明是那副著名的“时局图”，生动形象的地图背后其实更为深刻、严重的是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早已今非昔比，而以信奉“上帝”的基督教为代表的、以强权暴力为凭借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从物质到制度再到观念，已如海啸般席卷而来，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值得注意的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诸多原因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精神文化因素恰恰在于洪秀全“拜上帝会”是外来的“菩萨”，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但尽管如此，谁又会否认“拜上帝会”这个西方基督教的华夏变种在当时拥有的强大组织能力和社会政治影响力呢？
近来，随着美国率先对中国发难，挑起贸易争端，继而从高科技领域对我国实施“精准”打击等诸多事件的发生，一种“久违”的声音再度开始在舆论空间流传，即认为美国之所以站出来“惩罚”中国，根子在于中国虽然经历四十年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但是很多地方没有做到位，尤其是没能达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预期；而中国要想有“现代”的经济体系，必须要有“现代”的政治体制，而“现代”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为此，中国除了主动认同和接受西方基督教文明，没有其它出路。这种论调极具迷惑性，不少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热衷于谈论就是一个例证。譬如，在谈及如何才能发展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时，有人通过论证西方自然科学与基督教文明的所谓“孪生”关系，进而断言必须像当年民国时期的一些激进知识分子主张的那样，连汉字都可以摒弃，来个“全盘西化”。而当下中国，包括基督教在内各种宗教势力蔓延和扩张势头，似乎也意味着要步历史上“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后尘，不知何时会成为基督教的天下。这种情形实际上也在提醒我们，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以基督教为核心和支撑的西方文明总体上依然占据优势，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西方文化对我国全面高压和强力扩张的严峻局面，并没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发生攻守之势的逆转。
当前，陆良县田地玉米机械化程度不高，这是由玉米农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客观现实决定的：一些大块田地多由农机合作社承包，他们自然有实力来选用先进的农业机械来实现玉米全程机械化，完成高质量、高效率的玉米种植机械操作。但一些小块田地，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实力所限，难以选用到更加先进的农业机械，且一些大型玉米收获机在小面积田地中也很难得到充分施展，无法真正发挥全部性能，极容易造成粮食和资源浪费。
如果说国际上如张家墩、沈大伟等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眼光极其短浅，那么，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某些“民主人士”能够说出“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之类的话来，无论如何使国人无法接受。这种主动投怀送抱的“洋奴”哲学、“西化”思想，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而是有着直接、现实的社会土壤和时代背景，以及深刻、曲折的历史文化根源。
三
“复归论”，就是寄希望于回归传统儒学，以实现“返本开新”的文化使命
这种文化立场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可谓是内生于中国社会土壤，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各异。近代以来，这股很有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始终活跃于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事实上成为文化再造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是，纵观其立场观点，从满清中兴名臣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到康有为公然为复辟“帝制”著书立说，从明末刘宗周到民国以来以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所谓“新儒学三期”发展，甚至包括近年来影响日增的部分国内学人，纵然在面对强势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击，以及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和制约下，作出了不少调整和变革，态度也多了些宽容和谦和，可是寄寓其间的依然是“出入于佛老，而复归于儒学”的道学家的内核和老套。譬如针对当今世界尤其是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之弊病而滋生的诸多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等，一些笃信中国传统儒学的海内外知识分子纷纷从先秦儒家以至宋明理学那里寻找救世良药，国内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在全社会从幼童开始就进行“四书五经”的系统教育，以期收取匡正人心、济世救民的目的。我们当然不否认而且还应高度重视中国文化史上“儒”“释”“道”融合并生的经验教训，正视无论九曲百转，最后还是回到儒学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上来的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但是更需注意和正视的是，就像任何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如果失去了它赖以寄存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基础，是无论作出怎样的主观努力，也是无法“复归”的。“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自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少观点和理念甚至在教育和治理层面仍有其历史进步性，但如若不顾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寄予“儒学”本身不可承受的时代任务，则不免有些羁越了。在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这种钟情于“复兴”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有其存在的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
四
“体用论”，就是通过重新认识和组合所谓“中（中国传统文化）”“西（西方文化）”“马（马克思主义）”的“体”“用”关系，借以寻求当代中国文化矛盾的根本解决之道
古往今来，任何一项伟大的文化创造无不关乎世道人心，关乎国运兴衰，而踯躅于门派之见、观点高下以及功名利禄所羁绊的“小我”，终不能拥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家国情怀”，更何谈“大我”乃至“无我”之境了！
这个为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基本原理，看似很普通，可是在不少人那里，一旦开始学术研究、著书立说的时候，就似乎找不到踪影了。后人常常取笑满清重臣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可他后来所以位列“中兴名臣”，这个旨在返本开新、匡扶天下的学说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中缘由岂是一笑能够了之。在张之洞那里，“体”与“用”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实际上是用来化解以坚船利炮为象征的西方文明与以皇权和宗法结构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之间激烈冲突的一个学术纲领和政治主张，绝不是一般的概念游戏和抽象玄谈，而是带有强烈而明显的现实功利指向，的确起到了一定社会作用。反观今日之中国，就是与张之洞之流相比，学养深厚与否已经不重要，能否高度自觉地立足社会变革的现实土壤，能否学会用学术讲“政治”、服务于“政治”，并且更为关键的是，能否以实践、生活的观点审视文明冲突、文化差异乃至学术之争，不仅是高下立判的根本标尺，也是决定其学术话语和逻辑体系是“活”的还是“死”的。
这一方面的确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有效应对，另一方面也应基于既往经验以及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清醒地看到它必将再次走向破产——崩溃的从来不是中国，而是“崩溃论”本身！习近平同志指出:“不说更早的时期，就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2]5。
文化融合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在内的全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内在动因，也是一个基本特质。可是，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文化形态或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并非抽象层面上的，哪一次不是伴随着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迁而发生发展的。因此，离开了特定时代生产的、生活的、观念的实际变化及其内在吁求，根本就不会有单纯的文化或文明的交融。现实中，人们认识文化演进的规律、把握其趋势，也要遵循这一基本前提。这就是说，不管是认识历史上的文化融合现象，还是着眼解答当下困扰我们的文化矛盾，一个极其重要而又不可背离的客观事实始终都在那儿——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穿住等基本生活需要，才能从事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等社会的、观念的上层建筑活动。
从信的内容判断，杨小水与常江的通信远远不止这八封，有些信可能弄丢了。按时间顺序，头两封信简单，客气，就像两个陌生人见面先握手，然后才试探着深入。
五
“回头论”，就是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甚至在一些方面比西方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还是改革开放前好
四十年来，这种声音历来都有，时小时大，在普通民众中有一定市场，极少数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其代言人。前些年流传较广的借口官员腐败、收入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而质疑和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论就是一个代表。这些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拓展，连带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渐显现，特别是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社会财富的巨量增加，少部分人走上了“先富”快车道，而相当一部分民众依然处于“后富”阶段，收入差距拉大，社会阶层间戾气充斥；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自身权益维护问题凸显；各地因拆迁、开发等导致“失地”农民增多，而相关法治举措以及政策保障措施没能及时跟进；城镇居民由于房价高企、入学择校、就医困难、老龄化等现实问题的困扰；近来在下行经济压力下，大量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较为突出等等，均会成为这种貌似倡导“公平正义”的僵化论调的凭借和口实。当然，历史既不能假设，也不能随意涂抹。对此，党中央作为全党意志已经多次在党代会决议中给予强调和重申。时至今日，我国社会固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社会制度的确立并不代表积淀在国民身上的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彻底决裂，而反观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宏观进程，这种植根于小农经济、盘踞于国民身上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公”的观念无时不在发生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大二公三纯”不能不说就与此有直接而深刻的思想关联。纵观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2017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成功“逆袭”，打的也是所谓代表“铁锈地带”美国劳工利益的所谓“美国优先”的旗号，而且在宣传路线上走的是反主流、反建制的即时通讯、“推特治国”的渠道，不管怎么说，特朗普身上的“民粹主义”色彩挥之不去。因此，在新时代日趋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与“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深刻关联的“回头论”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由于接地电阻较小导致故障放电电流较大、直流极间电压降低；故障点与接地点电压偏差小，交流电压几乎无偏置。直流低压保护、直流过电流波保护可能发生动作。基于上述分析，应选择合适的接地电阻值，既保证故障时不发生过流及低电压现象保证系统不停运，又有足够的电流差动保护灵敏度。
纵观寰球，以英国脱欧、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为代表，世界大有整体向右转的态势，以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为根基的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世界向何处去、人类的前途命运在哪里等“时代之问”随之产生。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作何考量以及有何应对，特别是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辩证关系，自然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时代大课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多次给予全面阐述和科学回答，即“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2]5。
作出上述这样几个归类只是一个初步概括，从中约略管窥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值得关注的几个侧面，实际情形更为复杂。习近平同志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3]5。“三个地带”的区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如何认识和做好新时代思想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界定，为在守正创新中打好思想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攻防战，积小胜为大胜，变被动为主动，牢固确立和不断巩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全面推进“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奠定了理论前提，提供了斗争方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参考文献：
[1]冉继军，孙咏．美国副总统彭斯：一场失理失利失节的演说[N]．光明日报，2018-10-14(08)．
[2]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7)．
[3]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9)．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4-0104-07
收稿日期：2019-04-13
作者简介：张西立，男，山东枣庄人，求是杂志社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新时代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党的建设等。
责任编辑：秦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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