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前基督教与高等教育关系的历史演变
李观锐，贺国庆*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17世纪前基督教与高等教育关系的本质是神学与古典学问的碰撞对话。初代基督教时期，古典学问将基督教视为野蛮无知的宗教，为了消除这样的误解，一批护教学者架起了两者之间对话的桥梁。帝国基督教时期，古典学问逐渐走向衰落，而基督教学术则主动借鉴古典学术的精粹以完善教义体系。到了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神学开始主导高深学问的发展，推动了基督教高等教育蓝图的形成：神学是科学女王，哲学是女仆。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与天主教间的斗争影响了这一蓝图的实践。17世纪清教徒将这一蓝图移植到北美并加以改造。进入18世纪，启蒙理性彻底动摇了这个理想。
关键词：基督教；高等教育；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大学
德国教育家弗里德里希·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曾这样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育发展并非孤立的运动，非自始至终与世绝缘的运动，而是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1]对于宗教与文明的关系，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文明形态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侧面，其中文化是文明的精髓，而政治、经济则是次要的成分，文明形态最深厚的基础是宗教，各大文明实际上就是按照宗教的性质来划分的，[2]另一位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的看法与汤因比类似，他这样说道：“宗教是理解文化的关键，在文化的形成中起着重大作用，甚至一种很明显地属于彼岸世界的、似乎是否定人类社会所有价值和标准的宗教，也仍然会对文化产生刺激作用，并在社会变革中提供动力。[3]从中可以窥见，宗教与教育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物，也并非简单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宗教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养分。
宗教与高等教育有着漫长的联系。大学出现之前，寺庙、修道院等宗教场所是研究与传播高深学问的重要机构，如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海立欧普立斯（Helioplis）寺院、古印度奥义书时期婆罗门教创办的巴瑞萨（Parishad）和隐士林（Hermitage）、古希伯来犹太教于公元前2世纪创办的柏特席勒（Bet Hillel）和柏特山密（Bet Shammi）以及9世纪初伊斯兰教在巴格达建立的“智慧宫”等。[4]4-9相较而言，基督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更为紧密。天主教大教堂学校（Catheral School）是中世纪大学的源头之一，此后三百年间大学的发展一直受到天主教的干预。11世纪从天主教中分离的东正教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东欧高等教育，有研究指出东正教在俄罗斯及乌克兰的高等教育初创、发展和复兴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5]相比于天主教的保守性和东正教的区域性，诞生于宗教改革的新教具有显著的改革精神，它支持世俗政府创建大学，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美国高等教育肇始于新教，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也与新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曾有燕京、东吴和齐鲁等教会大学的历史，韩国有崇实（Soongsil University）、延世（Yonsei University）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大学。[6]因此，深入考察基督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对于探究高等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节目中，林书豪不再是球场上的主角，导演却别有用心地剪了一段花絮“小惊喜”。录制中场休息，李易峰和郭艾伦拉着林书豪“斗球”。几个回合下来，3个人看似不相上下，直到导演一声“继续录制”，林书豪“漫不经心”往后一扔——高速旋转的篮球飞过大半个球场，划出漂亮的弧线，“哐当”入篮——全场欢呼。
通常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始于文艺复兴时代的11世纪，指代中等教育基础上的教育，其实施机构主要包括大学、学院和高等技师学校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详尽阐述了它的内涵，“高等教育指大学、文学院、理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等机构所提供的各种类型的教育而言，其基本入学年龄为18岁，学完课程后授予学位、文凭或证书，作为完成高等学业的证明”。[4]导言广义的“高等教育”指高深研究及教学的活动，开展此类教育活动的机构包括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和寺院等。美国教育史学家约翰·布鲁贝克（John 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一书中提到，高等教育研究高深学问，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是其主要职能。[7]据此，高等教育的范畴涵盖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雄辩术所代表的古典学问以及神学所代表的基督教学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智者开办的学园以及基督教早期教父奥古斯丁、哲罗姆等人开办的学校及修道院也属于研究与传播高深学问的机构。本文所论及的高等教育采用此广义的定义。
17世纪前基督教与高等教育的关联集中于欧洲，修道院与主教制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比初生的新教更为持久。进入17世纪，新教在北美洲将移植于欧洲的高等教育模式加以改造，不仅拉开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序幕，而且开创了高等教育的新教时代，并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就。1630年一批清教徒在普利茅斯以北的马萨诸塞建立了一个清教徒社区，仅六年后他们便创建了后来闻名遐迩的哈佛大学，美国历史学家萨缪尔·莫里森（Samuel Morrison）认为现代殖民史中没有任何成就可与之相提并论。[8]此外，宗教改革不仅催生了新教，而且是基督教对高等教育态度从被动走向为主动的转折点。这之后新教和天主教都十分关注高等教育对于培养神职人员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人文主义的理念在宗教改革时期帮助基督教逐渐摆脱了经院主义的束缚。这也是本文以17世纪和宗教改革作为历史分期节点的主要依据。
一、宗教改革前基督教与高等教育
此外，希腊语的复兴也有助于人文主义思想在大学里扩展。14世纪初一些人文主义者开始在大学中教授希腊语。到这个世纪末，著名人文主义者萨卢瓦蒂（SalouWaed）培养了一大批精通希腊语的学生，这些学生随后任教于其他不同的大学，从而扩大了人文主义的影响范围。15世纪中叶，人文主义首先得到了意大利大学的文学院的广泛认同。
（一）初代基督教时期
初代三世纪的基督教在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主流的罗马帝国找到了适宜的土壤，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性而本质上又区别于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督教文化。这时期的基督教要在误解和逼迫的环境下求生存，罗马统治者视基督教为威胁统治的不安因素，普通民众视基督徒为作恶多端之人，异教知识分子视基督徒为缺乏理性和教养的野蛮人。异教知识分子科内利乌·弗龙托（Cornelius Fronto）写道：“如果你们还有一点点智慧或羞耻，就不要再探索天国和宇宙的目的与奥秘。你们只需要留意脚下的路，尤其是像你们这样缺乏教养、粗鲁无知的人。”[9]基督教护教学者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竭力争辩，从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基督教教育观。分离主义认为希腊罗马学问本质上违背圣经权威，因此对秉承希腊传统的罗马教育持排斥态度，并将基督教教导与它们划清界限。它的代表人物是迦太基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us），他曾说：“雅典与耶路撒冷到底有什么关系？学园与教会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异教徒与基督徒有什么相同的地方？”[10]融合主义则认为希腊罗马哲学与圣经有一致的地方，涉猎这些著作非但无害于信仰，而且有助于向异教知识分子证明“逻各斯”正是圣经启示中的真理。这种思想缓和了基督教教义与异教学问之间的矛盾。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s）以及他的学生奥利金（Origen）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克莱门认为上帝与人类立了三次约：律法之约、福音之约和哲学之约。在哲学之约中，柏拉图是雅典的摩西，异教哲学是带领全世界归向基督的教师。[11]他还曾说：“我探求耶和华本身，而不是他的作品。我会从你们中间找出哪一位来做我探求上帝的合伙人呢？因为我们并没有对你们完全绝望。‘柏拉图’，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么，柏拉图，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上帝呢？”[12]克莱门时任亚历山大一所基督教教理问答学校的校长，在他的影响下，帝国境内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学堂。随后在其学生奥利金的领导下，这所学校发展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教学内容涵盖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和伦理学等知识。因此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异教徒，包括当时皇帝的母亲和阿拉伯的总督，曾经被视为愚昧无知的基督教正式进入了高等教育的殿堂。英国学者博伊德（William Boyd）和埃德蒙·金（Edmund King）这样评价那时期基督教教理问答学校的影响：“一方面，它使得当时思想贫乏仅热衷于雄辩修辞术且处在衰退中的罗马教育制度恢复了生气和严肃的目的；另一方面，它本身采纳了希腊哲学和科学方面一切最好的东西，使得基督教第一次在世界的文化中心成为了一种肯定的因素，在将古代文化推进中世纪中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在那个被称为黑暗的时代，它的光辉仍继续灿烂地燃烧着。”[13]
（二）帝国基督教时期
凭借所继承的希伯来遗产和坚定的信念，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三个世纪的逼迫中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主流文化。帝国基督教时期，基督教的合法性得到了解决，基督教学术和古典学术间的矛盾也渐趋缓和。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学术蓬勃发展，而古典学术则随着帝国的衰落陷入了困境。古典学术的繁荣与图书馆密切相关，古典学者们借助图书馆的丰富原稿，创立了词典学和目录学，推动了知识的系统化。此外，当时的图书馆馆长也起着现代大学校长般的重要作用。古典学术陷入困境的标志之一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及其附属图书馆被毁，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事件在教育学的文献中有三种不同的记载，一种记载是图书馆毁于公元前1世纪凯撒大帝手中；第二种说法是公元391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敕令摧毁了图书馆；第三种说法是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后烧毁了图书馆。结合其它领域学者的研究看，第二种说法的可信度更高，英国学者M.J.卡里（M.J.Cary）和T.J.哈阿霍夫（T.J.Haarhoff）在合著的《希腊罗马世界的生活与思想》中提到，图书馆既不是被凯撒也不是被阿拉伯人所毁，凯撒可能只是烧毁了部分书卷，[14]美国著名阿拉伯史学家菲利普·希提（Philip Hitti）在所著的《阿拉伯通史》提到，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时候，亚历山大图书馆早已不复存在，图书馆被毁于391年狄奥多西一世期间。[15]与此相反，基督教学术则在面对阿里乌主义（Arianism）的挑战中加速发展。这时期最为杰出的基督教学者莫过于哲罗姆（Jerome）和奥古斯丁（Augustinus），哲罗姆不仅将古希伯来圣经翻译成拉丁文，而且翻译和续写了“基督教历史之父”优西比乌（Eusebius）的编年史正典。他的圣经译本统治了一千多年，史称武加大译本（Biblia Vulgata）。[16]奥古斯丁所写的《忏悔录》《上帝之城》和《论三位一体》等著作至今仍是基督教学术和美学研究的经典作品。两人都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哲罗姆师从那个世纪最著名的修辞学教师多纳图斯（Donatus）。求学时代的两人都十分着迷于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Virgil）的作品。归信基督教后，兴趣不约而同地转向神学，并对着迷古典学术的过往感到懊悔。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写道“以上种种那些书籍都没有写出，在那些字行里间，也没有忏悔的眼泪”。[17]后来他们退隐到修道院，借助古典学术方法专研神学，不仅完善了基督教的教义体系，而且为修道院塑造了尊重学问的风气，奠定了修道院承担中世纪教育任务的基础。到了430年奥古斯丁逝世时，西方世界逐渐远离了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成为了帝国宗教，基督教文化俨然已经是主流文化了。[18]尽管这时期基督教既在政治上得势又获得学术上的繁荣，但它并没有开始改造衰退中的世俗学校。进入中世纪，基督教才开始实质性地影响整个西方教育。
（三）中世纪基督教时期
关于东阳市第三次土地调查工作的思考（陈玉雁等） .....................................................................................5-44
与此同时，欧洲北部的大学开始接触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从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北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其一是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与欧洲北部国王贵族、教皇主教的信件往来，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的彼特拉克（Petrarca）就曾透过信件向法国国王查理四世及匈牙利国王路易斯表达人文主义的思想；其二是留学意大利的学生毕业后将人文主义思想带回欧洲北部；其三是人文主义著作印刷于欧洲北部的印刷厂。[26]6316世纪初，人文主义成为欧洲大学的主流思想。
历史学家通常将1350-1550年定义为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指这时期各领域的复兴，“人文主义”则特指教育和文化上的觉醒。以对话体的方式研读校勘古典文献和学习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阿拉伯语等古典语言是人文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人文主义兴起于意大利，最早出现在大学之外。最初的人文主义者主要是教会人士、贵族、银行家、商人及公职人员，人文主义思想经由他们传入大学。作为大学毕业生，他们影响了大学里的教师，使大学开始接受人文主义。14世纪末，米兰官员安东尼奥·罗斯尼（Antonio Loschi）写了一本人文主义的修辞学论著，这对他的昔日同窗帕维亚大学著名的文法修辞教授加斯帕里诺·巴兹查（Gasparino Barziza）产生了重大影响，巴兹查因此转变为人文主义学者，并在“西塞罗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就。[23]509
二、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与高等教育
研究欧洲大学史的众多学者认为，人文主义是近代大学演变过程中的核心因素，它影响了近代早期全欧洲的每一所大学。[25]5致力于宗教改革研究的学者认为，在许多促成宗教改革运动的支流中，最重要的是源于意大利弗洛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26]53因此，人文主义也深刻地影响了这时期基督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汉日IT新词的词义表达，符合语言修辞理论中的明晰性原则(clarity principle)(leech 1983:67)。每个词汇除了语音结构和语义之间维系一种透明、直接的关系外，在词义上也避免了歧义的出现。原因在于IT新词所表达的是前所未有的新概念和新事物，新词与新概念、新事物之间呈明确的对应关系，因此词义本身具有很强的明确性，很少有歧义发生的情况。
（一）人文主义进入大学
此外，这次学术复兴也引发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热情，为之后经院哲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之后的两个世纪，修院教育随法兰克帝国的衰落而日渐式微，大教堂学校继之而起，受过良好教育的主教掌管了此类学校的管理权。[21]教皇制度赋予教皇统管世俗社会的权力，也使其成为影响学术发展的核心人物。12世纪主教所在城市兴起了一批学术中心，如夏特尔文学研究院、拉昂神学研究院、奥尔良法学研究院等。之后巴黎成为最著名的神学研究中心，博洛尼亚成为古罗马法的研究中心。学术中心吸引了众多学者前往教学，这为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22]第一批中世纪大学与基督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巴黎大学的前身是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学校以及后来的索邦神学院，尽管博洛尼亚大学以法学著称，但如果考虑《民法大全》是6世纪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基督教所留下的宝贵遗产，也就足于表明基督教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中世纪大学所继承的精神财富可以追述到奥古斯丁和杰罗姆等基督教学者的思想中。尽管如此，中世纪大学既不是基督教有意识构建的产物，也不是基督教单方面因素促成的结果。虽然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时期开始，教会与神学、法学研究的关系日益密切，但直到12世纪前几十年，教会都没有直接干预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始终认为没有必要将高等教育制度化。对此，欧洲学者认为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结合的结果，地理位置、学者声誉、教皇和国王支持、放松监管的地方教会、无政府主义的学习秩序等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大学的出现。[23]13-85也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科班（Alan Cobban）所说：“大学是欧洲城市经济复兴、社会活动增多、商业繁荣以及十字军东征带来便利交通的产物。”[24]在大学形成的准备期，教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亚历山大三世任教皇期间（1159-1181）极力在博洛尼亚提倡法学研究，推动博洛尼亚成为罗马法和教会法的研究中心，再后来博洛尼亚市民与皇帝的冲突强化了博洛尼亚与教会的联系。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期（1198-1216），罗马教廷开始干预大学的发展。一方面，教皇通过颁布法令将大学置于其直接管辖下，并且这种控制在大学与世俗当局发生矛盾时得到了强化。另一方面，大学师生的俸禄来自于教廷，为教廷培养神职人员成了他们的职责。随后走向顶峰的经院神学带出了基督教的高等教育蓝图：神学作为学问的女王，哲学则是它的侍女。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大分裂时期（1378-1418年），民族国家开始从衰败的罗马教廷手中夺取大学的管理权，出现了许多由城市或国家发起并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大学。即便如此，罗马教廷并没有放弃掌管大学，而是不断支持他所管辖的领地创建新大学。欧洲学者因此认为：“大学是12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世纪产物，这不仅体现在大学组织方面，而且表现在大学从教皇和国王那里获得到的特权和保护方面。”[23]9中世纪末期，罗马教廷越加衰败，但大学却在文艺复兴中获得了新的活力。
从公元元年到宗教改革前夕，基督教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初代基督教时期，从公元元年始至313年《米兰赦令》颁布；帝国基督教时期，从《米兰赦令》颁布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中世纪基督教时期，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对应这三个时期，基督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经历了这样的演变：初代基督教时期，古典学问将基督教视为野蛮无知的宗教，为了消除这样的误解，一批护教学者架起了两者之间对话的桥梁，并赢得了一些古典知识分子的认同，基督教因此走进了高深学问的殿堂。帝国基督教时期，古典学问逐渐走向衰落，而基督教学术则主动借鉴古典学术的精粹以完善教义体系。到了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神学开始主导高深学问的发展，推动了基督教高等教育蓝图的形成：神学是科学女王，哲学是女仆。
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可达20年。
（二）人文主义对基督教与高等教育关系影响
欧洲大学接受人文主义的过程漫长曲折，人文主义对大学学科的影响也有差异。人文主义最先影响文学院，带动了语法、修辞学和逻辑学的课程改革，增加了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等课程内容。16世纪初医学院不少年轻教师受过人文主义的教育，他们编辑翻译了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古罗马盖伦（ Galenus）等人的医学著作，将人文主义的方法用于医学教育。人文主义对法学的影响十分微弱，这是因为法学教师厌恶人文主义，学过法学的人文主义者排斥法学。直到16世纪法学教授阿西亚特斯（Alciatus）才将历史文献校勘原则引入法律研究。欧洲学者认为，在人文主义的全盛时期，法律的人文主义仅仅产生了先驱者和倾向，但几乎没有结果和成效。[23]514
四是化解涉水矛盾争议，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高度重视水事矛盾纠纷化解，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调处相结合方针，更加注重强化责任，更加注重源头控制，健全水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严防事态扩大，有效防范因水事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切实提高行政复议办案质量，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中的救济功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日耳曼人的入侵使西方陷入四分五裂，但是基督教却征服了入侵者。蛮族归信使基督教成为西方统一的新希望，延续古代文明的任务被交予了基督教。修院制度和教宗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说道：“教会上承一个野蛮骚乱的世代，而且要在其中寻觅出一条恢复秩序及文明教化的艰辛道路。教士们乃是当时最卓越的训诲者，并且在西欧教会势力鼎盛的5世纪中，教士们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唯一人士。”[19]中世纪早期，修院几乎担负了所有的教育任务，并形成了新的学术中心。爱尔兰修道院和意大利卡西诺山的本笃会修道院是当时的两大学术中心，史料这样记载了它们的学术活动及影响：“他们以严谨的学术、高度的圣洁、厉行节制的生活和规模巨大的传教活动而著称于世；修道院设置了专门抄写、研习经卷的文书房，不仅妥善修复保管了拉丁语古卷，而且搭建起不同地域文化交流的桥梁。”[20]68公元7世纪，这两股学术传统相遇于大不列颠的诺森比亚，带动了诺森比亚的文化复兴，“英国史学之父”比德（Bede）正是在这场文化复兴中名声鹊起。公元8世纪，三股合流的学术传统被昂格鲁—撒克逊的传教士传播到欧洲大陆，之后比德的学生阿尔昆（Alcuin）再将其带到了南部冉冉上升的法兰克帝国，在查理曼大帝的推动下，出现了持续时间长达两个世纪且传播范围更广的学术复兴运动。据统计，公元9世纪修道院的学术抄本多达5万册，留传至今的罗马史诗、散文及其它作品，90%是通过那个时代的抄写整理而保存下来的。[20]68-122
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因为人文主义思想而增添了新的活力，并发生着潜在的变化，直到宗教改革的发生，这种变化由潜在转为显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主义是宗教改革与大学之间的桥梁。
三、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与高等教育
1054年西方拉丁化基督教与东方拜占庭希腊化基督教在经历了数百年摩擦后正式决裂为天主教与东正教。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公布九十五条论纲，标志着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宗教改革引发基督教第二次大分裂，形成了新教、天主教与东正教三派并存的基督教格局。
人文主义对神学的影响最为深远。一方面，人文主义更新了神学研究的思路。人文主义“回到本源”（ad fontes）的思想帮助神学家摆脱了拥护教廷权威的中世纪著作，引导他们回到原文圣经和早期基督教经典文献中寻找基督教的纯正源头。伊拉斯谟（Erasmus）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推动了希伯来语的研究，并于1516年编辑了希腊原文的新约圣经，打破了武加大译本长达一千多年的垄断。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正是从该译本中发现了新教“因信称义”的核心教义。[26]60-61另一方面，人文主义使宗教改革领袖的神学素养得到了扎实地训练。梅兰希顿（Melanchthon）、茨温利（Zwingli）和加尔文（Calvin）等最早的改教家都接受了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茨温利更是每天都携带着伊拉斯谟的圣经译本。
（一）宗教改革与大学
宗教改革与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大学为宗教改革提供了学术支持。改教先驱和一二代改教家都受过大学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曾任教于大学。改教先驱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毕业于牛津大学后留校任教，约翰·胡斯（John Hus ）曾担任布拉格大学的校长。第一代改教家马丁·路德时任维腾堡大学的神学教授，改教火焰正是从这所大学开始蔓延到其它地方。第二代改教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曾求学于巴黎大学。另一方面，宗教改革推动了大学的变革。新教借助大学传播新信仰，天主教也通过控制大学来维护信仰权威。于是双方在对已存在的大学进行改革的同时，还建立了更多的新大学。德国的维腾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分别于1517年、1539年和1558年从天主教大学转为路德宗大学，瑞士的巴塞尔大学于1532年转为新教大学，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也在同一时期转为路德宗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于1553年由天主教所属转为英国圣公会所属。路德宗1527年创建马尔堡大学、1557年创建耶拿大学，加尔文主义者1575年创建莱顿大学。天主教耶稣会也积极创建新大学，如米兰学院（1556）、澳洛穆茨学院（1570）、帕德伯恩大学（1614）等。[25]85-97
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实现多项突破。云南省在全国首批试点个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有效便利了边境地区个体商户贸易结算。跨境人民币双向贷款试点实现零突破，全省19家企业累计从境外借入了合同金额为54．69亿元的人民币贷款。成功启动跨国企业集团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为省内9家企业搭建跨境人民币资金池金额达690．6亿元，为我省企业实现了全球统筹调配资金提供了支撑。
（二）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与高等教育关系的新特点
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施皮茨（Lewisspitz）曾说：“尽管宗教改革诞生于大学中，但宗教改革对大学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大学对宗教改革的影响。”[27]宗教改革不仅改变了大学内部的主流思想，也改变了大学与外部社会的关系，使得基督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基督教赋予了大学斗争性的任务。新教大学需要推动宗教改革的深入，天主教大学则成为反宗教改革的阵地。其次，基督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博弈改变了大学的社会属性。天主教影响的地区，大学隶属于教会，学生必须宣誓效忠天主教信仰才能毕业。此外，天主教始终要求世俗政权服从于教廷权威，这使得政府介入大学的可能性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与此相反，新教与世俗政权之间属于盟友性质，路德宗就强烈建议世俗政府扶持大学发展，为世俗政权参与监管大学打开了大门，这使得新教大学既需要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又需要为君王提供合格的政府人员。最后，新教宗派使大学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受路德宗影响的维腾堡模式既重视神学又重视人文主义，如维滕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等；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有日内瓦模式和海德堡模式，日内瓦模式以神学为主导，其它学科不单独设立而是以附带的形式讲授，如日内瓦学院和不莱梅大学等；海德堡模式尽管同样强调加尔文主义，但却不以神学为主导，而是更多地保留人文主义的特点，如海德堡大学和莱顿大学等。[25]129-130
宗教改革时期，大学先被新教谴责而后被它重视。马丁·路德曾指责大学“除了利用希腊人的荣耀吸引年轻人，大学还有别的用处吗？学生过着放纵的生活，极少得到基督教真理的教导。亚里士多德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基督。因此，我劝你们彻底抛弃亚里士多德哲学。”[28]35菲利普·梅兰希顿则意识到大学是传播新信仰至关重要的工具，作为路德的盟友，他帮助路德调整了对大学的认识：大学改革有助于宗教改革的成功。此外，他还推动了维腾堡大学的重组和马尔堡大学的创建，并在课程改革中引入人文主义作品，从而复兴了德国大学的古典教育。[29]他也因此被誉为德国最优秀的教师，人们赋予他“德国教师”（the teacher of Germany）的称号。[30]新教对大学的改革使大学真正发挥了培养神职人员的功能，这也加深了新教与大学的联系。尽管中世纪大学就已经将神职人员的培养作为它的职能之一，但美国历史学者约翰·恩根（John Engen）认为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神职人员的培养实际上仍然是学徒式而非学院式的。他在研究中发现，宗教改革前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神职人员接受过某种程度的高等教育，而且天主教是在经历新教的冲击后才强烈意识到高等教育对于它的重要性。[28]38
英国宗教改革中涌现的清教徒使新教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加尔文的普遍恩典教义激发了清教徒的学术热情，清教徒认为任何正当职业都能够成为荣耀上帝的方式，学术活动也不例外，追求知识本身也可彰显上帝的荣耀。这种观念赋予清教徒极大的热情参与高等教育实践。[31]清教徒运动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英国本土大学，也影响了北美殖民地高等教育的起步。移居北美新大陆的清教徒将“神学作为科学女王，哲学是它使女”的基督教高等教育蓝图加以改造，哈佛和耶鲁的创建正是清教徒的实践成果。此后新教对高等教育的热情逐渐超过天主教，耶稣会从宗教改革时期起就是天主教发展高等教育的主力军，但1773年教宗克莱门十四世下令解散耶稣会，天主教大学因此陷入了低潮。[32]
四、结语
17世纪前基督教与高等教育关系的本质是神学与古典学问的碰撞对话。从公元元年始至15世纪，古典学问从繁荣走向衰退，神学却从卑微走向鼎盛。自奥古斯丁至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基督教神学一步步走向中世纪的高峰，[33]此后主导高深学问的发展达数个世纪之久。伴随着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基督教的高等教育蓝图也逐渐形成：神学必须成为“科学女王”，哲学则是她不可或缺的使女。基督教学者所关心的不在于发展完整的哲学体系，而在于调和神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从而使神学得到哲学持续的培育，同时又使哲学处于基督教学说的引导之下。[34]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大学卷入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斗争，大学被迫关注于外部的需要，从而也影响了这一蓝图的实践。17世纪清教徒将其移植并加以改造于北美新大陆。进入18世纪，理性怀疑精神彻底动摇了这一理想，启蒙成为高等教育新的价值诉求，神学逐渐与大学分道扬镳。
参考文献
［1］ 弗利德里希·鲍尔生. 德国教育史[M]. 滕大春等,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序言”，1.
［2］ 汤因比, 厄本. 汤因比论汤因比[M]. 王少如等，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社, 1989: 7.
［3］ 克里斯托弗·道森. 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 长川某, 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3.
［4］ 贺国庆, 王保星, 朱文富, 等. 外国高等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4-9, 导言.
［5］ JONATHAN SUTTON. Traditions in new freedom: christia- n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Russia and Ukraine today [M]. Bramcote Press, 1996: 3-6.
［6］ JOEL CARPENTER, PERRY L, GLANZER, et al.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A global reconnaissance [M].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68-110.
［7］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2,17.
［8］ 劳伦斯·克雷明. 美国教育史：殖民地时期的历程(1607- 1783)[M]. 周玉军等,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64.
［9］ 胡斯托·L·冈萨雷斯. 基督教史[M]. 赵城艺,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67.
［10］德尔图良. 护教篇[M]. 涂世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33.
［11］PAUL MONROE. A 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6: 238.
［12］克莱门. 劝勉希腊人[M]. 王来法,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84.
［13］傅伊德·金. 西方教育史[M]. 任宝祥等,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81-84.
［14］M J卡里, T J 哈阿霍夫. 希腊罗马世界的生活与思想[M]. 郭子林等，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2: 254-259.
［15］希提. 阿拉伯通史[M]. 马坚, 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5: 149-150.
［16］桑兹. 西方古典学术史[M]. 张治,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40-241.
［17］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周士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135.
［18］JOHN C. MOORE. A brief history of university [M]. New York: Palgrave Macnillan, 2018: 3.
［19］杜兰特. 世界文明史第四卷：信仰的时代[M]. 台湾幼狮文化,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854.
［20］本内特. 欧洲中世纪史[M]. 杨宁, 等，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68-122.
［21］P C KEMENY. Faith,freedom,and higher education: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M].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3: 17.
［22］蒂尔尼. 西欧中世纪史[M]. 袁传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99.
［23］瓦尔特・吕埃格. 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M].张斌贤，译,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24］艾伦・B・科班. 中世纪大学：发展与组织[M]. 周常明等, 译,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3: 22.
［25］瓦尔特・吕埃格. 欧洲大学史.第二卷: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500-1800)[M]. 贺国庆等, 译,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26］麦格夫.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M]. 陈佐人, 译, 香港: 基道出版社, 2006.
［27］LEIF GRANE. University and reformation: lectur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Symposium [M]. Leiden: Brill Arch ive, 1981: 9-10.
［28］乔治・马斯登. 美国大学之魂[M]. 徐弢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5,38.
［29］PHILIPP MELANCHTHON. Melanchthon: orations o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1999: xi.
［30］THOMAS ALBERT HOWARD. Protestant th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German universi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62.
［31］JOHN MORGAN. Godly Learning: puritan attitudes towards reaso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1560-164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43.
［32］PAUL GRENDLER. The Jesuits and Italian universities: (1548-1773)[M].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Press, 2017: 444.
［33］COLIN BROWN. Christianity & western thought: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M]. Downers Grove: Inter Varsity Press, 1990: 79-100.
［34］ROGER E. OLSON. 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twenty centuries of tradition & reform[M]. Downers Grove: Inter Varsity Press, 1999: 332.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before the 17th Century
LI Guan-rui, HE Guo-qing
（College of Teachers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Christian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ed in a collision between theology and classical science before the 17th century. In the early Christian period, classical scholarship regarded Christianity as a barbaric and ignorant religion. To eliminate such misunderstandings, a group of escorts tried to set up a bridge between the two sides. During the period of Imperial Christianity, classical scholarship gradually declined while Christian scholars took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from the classical essence to perfect the teaching system. In the Middle Ages of Christianity, theology began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knowledge and formed a Christian-style blueprint for higher education: theology is the queen of science while philosophy being the mai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ligious reform, the struggle between Protestantism and Catholicism influenced the practice of this blueprint.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Puritans transformed this blueprint into the New World of North America. In the 18th century, however, the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had completely shaken this ideal.
Key words：Christianity; higher education; humanism; religious reform; university
收稿日期：2018-11-28
*通讯作者简介：贺国庆（1961-），男，湖南桑植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E-mail：heguoqing@nbu.edu.cn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9）03-0068-08
（责任编辑 周 密）
标签：基督教论文; 大学论文; 高等教育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论文; 基督教史论文;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