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安宅撰写的《十年来美国的人类学》是其在美讲学期间应国内人类学家卫惠林、何联奎所约而作，论述了1938-1947年美国人类学的理论进展及其学科特性，梳理了美国人类学界相关人物的动态和主要的书刊。这一观察海外人类学进展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文章首次披露李安宅手稿全文，并对其写作背景及该文所透露的有关问题略作讨论。
[关键词]李安宅； 未刊手稿；《十年来美国的人类学》
李安宅(1900-1985)，字仁斋，笔名任责，河北迁西人，近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是开中国现代藏学先河的前辈学者，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代表人物，在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代表作有《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边疆社会工作》《〈仪礼〉与〈札记〉之社会学研究》等。以李安宅为核心的华西坝边疆学者群，因其具有与既往人类学界所指称的南派、北派均有明显差异的学术个性特征，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①。
笔者十余年来一直关注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尽力搜求李安宅已刊及未刊论著。《十年来美国的人类学》即为笔者近年所发现之李安宅手稿，未见载于任何李安宅已刊论著，在其本人及后人所整理的李安宅论著目录中，也未列入。据笔者目力所及，也未见学界引用该文。这一1940年代末国人观察海外人类学进展的重要文献，是涉及到多位中国人类学家的一则重要学术史料，对于今人了解20世纪30-40年代美国人类学的发展状态及其趋势，也有非常重要的借窥价值。笔者首次披露手稿全文，并对其写作背景及该文所透露的有关问题略作讨论。
棚室挂袋栽培与地面栽培相比具有保湿容易、通风难的特点，通风不畅容易产生畸形耳，影响产品质量，棚高2.2米左右的大棚每平方米（含作业道）挂袋最大密度为80袋。挂袋后底部菌袋应离地0.5米。
李安宅此文文首言：“1947年夏间出国”，“到此已一学期”，落款日期为1948年1月14日，到美国约半年时间。《边政公论》曾披露李安宅行前情况。1947年6月30日，中国边政学会召开“还都”以后第一次会员大会，柯象峰、徐益棠、卫惠林、吴文藻、吴泽霖等20人当选理事，黄国璋、顾颉刚、李安宅等9人当选监事。7月7日，中国边政学会举行第二届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推选凌纯声、孔庆宗等8人为常务理事，李惟果、顾颉刚、李芋龛为常务监事。卫惠林和李安宅均未入选“常务”。7月17日下午7时，边政学会举行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欢送柯象峰、李安宅出国，“并欢叙首都各边疆文化团体代表”，学会理事长吴忠信致辞，“略谓柯、李二氏在抗战期中对于西南康藏社会文化之研究，颇多贡献，此次出国考察，希广为宣介，以增进英美友邦人士对我边疆之认识”。柯为金陵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1947年赴英考察。李时任华西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华西边疆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1947年赴美考察。在会上，柯、李及许公武先后发言，“咸示边疆研究及其联系在当前之重要”。会议通过了聘请编辑委员会人选，周昆田、吴泽霖、凌纯声、徐益棠、张承炽为常务，另有孔庆宗、李安宅、芮逸夫、吴文藻、马长寿、卫惠林等人也入选。[1]
作风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党性问题，反映的是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加强作风修养是党性修养的基础问题，体现的是我们党的人格力量与魅力。目前高校党建工作存在的许多问题与“四风”息息相关，或者说是“四风”衍生出来的产物。纠正“四风”永远不能止步，要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与壮士断腕的果敢勇气，紧抓不放，永不懈怠，善始善终，善做善成。加强作风修养要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接受群众批评与监督，经得起群众与时代的考验。
由上可知，李安宅出国应该是在7月17日以后。李安宅答应卫惠林约稿，或许就在此间。卫惠林(1904-1992)，山西阳城人，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文学和民族学。卫惠林曾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也曾参与国民党系列政治工作，1949年去台湾大学任教。其学术生涯相当丰富，先后在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中山文化教育馆、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国立边疆教育馆等处工作。卫惠林在民国民族学界有着重要地位，热衷学术活动，与黄文山、徐益棠等人都是中国民族学会的发起人，先后担任执行理事、理事会主席，还担任中国民族学第一个专门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的执行副主编。1941年9月，“在好友徐益棠的帮助下”，卫惠林到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专职教授。[2]卫、徐同期曾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民族学专业，徐为博士、卫为硕士，但均系国人在海外，人生有交集。卫惠林到校工作不久，新成立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边疆研究室即由其主持。1942年1月，边疆研究室创办《边疆研究通讯》，卫惠林为负责人。那时金陵大学与齐鲁大学、金女大等校借居华西大学，卫惠林与李安宅等人时有往来。1943年后卫惠林离职，该刊停办。
何联奎(1903-1977)，字子星，浙江松阳人，曾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曾任职国民党内及军委会，先后在北平大学、中央大学任教，1949年去台湾。他曾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参与筹组中国民族学会。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中央大学中山院举行成立大会。该会成立后在内政部备案。初期学会的通讯处由何联奎负责。[3]学会“以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会务有搜集民族文化实物，调查、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编行刊物与丛书等项。[4]
中国民族学会自建立之日起，即计划出版自己的刊物。1935年学会重要事项之一就是筹备民族学报。1936年第二届年会上学会再议出版民族学报事宜，选举徐益棠出任学报编辑，林惠祥、杨成志、陶云逵、芮逸夫、胡鉴民、卫惠林、马长寿11人为编委，学会对学报内容、字数以及版面设计与印刷费用均作了细致擘画，可惜学会经费主要来源乃会费，入不敷出，学报出版计划一直未能实现。
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版图发生显著变化，中国民族学会成员星散。何联奎历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秘书、中央训练委员会指导处长、《扫荡报》社长、中央训练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46年才回归学术，担任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不少会员来到华西坝，学会日常工作由徐益棠负责。因会员难以集中，学会许多工作无法开展。抗战结束后，之前内迁的高校均“复员”办学。1947年1月，黄文山与孙本文、凌纯声等商议恢复中国民族学会，决定“春间在京召开年会”，推举黄文山、凌纯声、孙本文、卫惠林、何联奎、徐益棠等负责编纂“民族学名词辞典”，并拟“出刊民族学年报”，“由世界书局印行”。[5]1948年4月12日，中国民族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召开，黄文山、何联奎、凌纯声、孙本文、徐益棠等出席。会议再次确认计划出版中国民族学会年报，尤其重点系统介绍世界学术研究近况，该项工作由何联奎负责。另外，学会准备与国立编译馆合作编辑民族学名词及民族学辞典，编印会员翻译或编著的民族学丛书。[6]李安宅手稿引言所谓“何子星先生来信见催，谓《民族学年报》即将付刊”，即为此事。学会1947年即筹划年报之事，年会虽在1948年4月召开，但是李安宅文稿撰成于当年1月，表明在1947年末何联奎即在催促收稿了。
综合上述，此文为李安宅在美讲学期间应卫惠林和何联奎所约而写的一篇关于美国人类学研究现状及趋势的述评。卫惠林也是民族学会的发起人和重要成员，向李安宅约稿应该也是代表民族学会。李安宅所言“国内刊物的困难”，主要是指民族学类刊物。②前文所述中国民族学会向有办刊之计划，竟迄未实现。李安宅在华西大学主持社会学系和边疆研究所，也一直未能办理刊物。文革中一份举报材料提到，由于边疆研究所经费匮乏，没有办刊物，李安宅到处找刊物发稿子，这个举报稿子中也提到，李安宅曾言：“我们所穷，以后调查，只有抓国民党的机枢，我们无经费出专刊，但是有现成的杂志，可以登载。以后有文章就介绍出去。”李安宅所说的现成刊物，就是指的《边政公论》和西康刘文辉系统的《康导月刊》。③或因时局遽变，何联奎负责筹办《民族学年报》未及实施，李安宅应卫惠林、何联奎之约而写的这篇文稿迄未发表。
本节首先利用极大值原理和上下解方法给出系统(3)正解的先验估计,最后借助于Leray-Schauder度理论与锥映射不动点指标可加性,得到了共存解共存的充分条件。
李安宅1947年赴美，在耶鲁大学研究院担任客座教授，开设“藏民文化”课程。民国时期大陆高校的民族学教学一般附设在社会学系内，民族学课程很难占主流位置。以李安宅所在华西大学为例，1941年在“社会学”下开设藏人历史地理和边疆政策两门课程，在社会行政组必修科目中有中国社会制度史、妇女工作、边疆民族问题、边疆教育和边疆社会工作、边疆行政等课程。④以1943-1944学年度为例。李安宅担任课程有社会制度、社会学原理、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姜蕴刚有中国社会学史、政治社会学、西洋社会思想史；冯汉骥有人类学、西南民族学、现代社会学原理与方法；任乃强有康藏史地，等。⑤李安宅在美讲学期间，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由蒋旨昂主持，“年来所开课程除社会统计、乡村统计学、心理卫生、儿童教育与教法与他系合开外，计有社会学原理、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思想史、西洋社会思想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调查、社会学英文选读，乡村建设运动、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道德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家庭制度、宗教社会学、文化学、西南民族学、藏文初步，康藏史地，边疆社会工作，原始宗教心理，苗民社会组织，刑犯学，人口学、劳工问题、农民问题、社会工作、社会行政、个案工作、社团工作、社区组织、医药社会工作，精神病社会工作，社会救济，儿童福利，儿童心理，儿童保育，儿童卫生，儿童指导，儿童心理测验，儿童与学校，社会工作实习，毕业论文研究。”⑥可见对社会学理论方法等基础课程相当重视，对乡村、儿童、边疆等相关专题也有较多关注，但对民族学类课程开设明显不足。课程中涉藏课程有康藏史地、藏人历史地理、藏文初步等，基本也着眼于边疆史地，并不侧重社会与文化。所以，在美讲学，能够充分讲述自己在藏区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成果，李安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也可以在手稿中体会到李安宅治学之严谨。秉承书要看完，人要见完才能写作的原则，这大概是李安宅常年重视文献和实地研究养成的学术习惯。不过因为在美时间尚短，催稿时限又急，上思不得，只能退而求其次。李安宅只能采取速成之法，乃参阅1938年以来之大英百科全书和美国百科全书的年鉴。能入选年鉴者，当为较为经典之作，而人类学及社会学部分之编写者，又为学界之领袖人物，其内容之权威性和学术性当可保证。虽然此取径，未必能获悉美国人类学之全部面相；但若说可以借窥美国人类学的基本面相或大体情况，应差不离。
即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1895-1963。
笔者不敢强作解人，在此仅就其文中最为核心的几个观点列出，提请读者注意。一是在李安宅看来，美国的人类学相当发达，社会学相形逊色。笔者揣测，这或许是因为美国之产生，即是英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再或者美国强大以后，很多国家和地方都是该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故而人类学家更有学术话语权？李安宅未明言，笔者不敢自信，或可请教高明。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独生子女，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 “4-2-1”模式将成为中国今后几十年主流家庭模式。尤其是对于高龄老人，他们的子女难以承担长期照料老人的责任。因此，仅仅依靠子女、家庭来解决普遍存在的、旷日持久的老人照料问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是在李安宅注意到，美国人类学的特点经历了一个“全在实地研究”到“对于理论的浓厚兴趣”，对其原因与表现都做了深入分析。一方面，反映了大量的实地研究累积的结果及不同学科、文化区和行业的接触都会增进问题的出现和理论的产生，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大量的理论思考和实地研究，最终会促进实地工作，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人类学在美国学科体系和社会应用中的必要和重要。李安宅甚至将人类学作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科学发展的中心”，借此可以推动个人、国家内部及国际间的和谐。李安宅本人在中国的人类学实践似乎也秉承了理论研究、实地研究与应用研究齐头并进的道路。他翻译或编著了多种人类学理论著作，也发表了以拉卜楞寺调查为中心的藏族宗教系列论文，同时也在参与边疆教育和边疆服务的过程中对应用人类学做了系统的思考。他认为在那时中国的应用人类学就是“边疆社会工作学”，为此他专门写了《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以阐述其关于以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处置边疆工作的思路和主张。[7]
奠定好管理基础，还要借助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科技力量，全面提高生产基地生产加工效率，不断突破产量、质量瓶颈，全面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为使读者能读到李安宅手稿全文，笔者特整理出来。需要说明的是，为尊重原文，全篇文字包括人名之翻译一仍其旧。部分译名与今人所习称有所差异者，笔者在部分人物或机构加注，以便读者。
附李安宅手稿：
很遗憾，梅赛德斯-AMG G 63 先型特别版的四个轮圈上配备的是四条来自固特异的EAGLE F1轮胎。虽然其尺寸达到了22英寸的水平，但明显更擅长在公路上发挥抓地力的这四条轮胎却让我们三人有了些许的担心。红山军马场的积雪到底深度如何？穿越的路面到底有多泥泞？585马力、850牛·米的最大输出到底会给这四条轮胎带来怎样的结局？怀揣着这些疑问，我们开始了最初，也是最为轻松的一段高速巡航里程。
十年来美国的人类学
1947年夏间出国前，曾答应卫惠林兄，到美后写一篇报导美国最近人类学的文字。到此已一学期，因为开一门“藏民文化”是在国内若干年未曾有的机会，要利用图书的便利，参考西人的著述；而且人类学范围又大，若干年闻名未见面的成绩，总要忙于搜检；所以一直未能下笔，要见的人还没有见完，要看的书还没有看完，真是何从入手？
适接何子星先生来信见催，谓《民族学年报》即将付刊，乃竟两日的力量，遍阅大英百科全书1938以来历年的年鉴，暨同一阶段的美国百科全书的年鉴，加以个人的观感，草此以应，挂一漏万，自知不免，然返观国内刊物的困难，有一点报导，也许聊胜于无吧？
说也凑巧，个人是于1938年离开北平文化区深入边疆的，个人关心补充的，自是1938以后的事，而大英百科全书年鉴适于那年才起始，到今年整十年，故以名篇。在个人，则是1934—36两年初次在美国，这次旧地重游，也有不少比较。本篇内容，先说理论的趋势，次说人物的动态及主要的书刊。因为国内同工，多在社会学系教书，也附带一点社会学的材料。
在入正文以前，应先说一说上诉两项参考书。大英百科全书年鉴起始于1938，那年报导人类学的是马林檽斯基(B.Malinowski)⑦，1939至1940是玛格丽宓德(M.Mead)⑧，1941是瓦诺(W. Lloyd. Warner)⑨，1942至1943是恰普(E.D.Chapple)⑩，1944至1946是赫慈口畏慈(M.J.Herskovits)，1947是柯林斯(H.B.Collins)。关于社会学的报道，是1942才起始，这若干年都由贝克尔(H.Becker)负责。美国百科全书年鉴，于1923已起始，关于人类学的报导，一直是魏斯勒(C.Wissler)；关于社会学，1942以前未见专章，由1943起都是爱尔乌德(C.Ellwood)，社会学的报导，一个在1942才起始，一个在1943才起始，这也代表一种现实；社会学在美国虽较他国特为发达，然在学术界的地位，与人类学相较，仍有逊色。一般的批评是：社会学到今天，还在辩论是否成为科学。在两种年鉴中，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报告对比，也是前者视为固然的成分多，在国内，我们需要的是物质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配合建立，用不着采取人家的门户偏见。然此不同，也算报导材料罢了。
美国人类学家，也译克洛伊伯，著有《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
一、理论的趋势
上次在美国的时候，感觉到美国人类学的特点，全在实地研究。所有的理论，均隐含在实地报告的材料中，理论的前提，似乎不值得讨论，所以英国的马林檽斯基开口便谈理论者，在美国学者看来似乎是少见多怪。住在美国的拉得克利夫卜朗(A.R.Radeliffe-Brown)也因此觉得闷气。第一流的学者，的确是有理论而不必谈。二三流以下的学者，也的确对于理论毫无认识。所以闹起门户之争来，两面均振振有词。
二方面，被战争活动而征用的人才，增加了与行外人接触的机会，与各种不同文化接触的机会。这两种接触，都逼着人类学者(社会学与其他学者也是一样)不能不采取易地而观的态度。这种态度，正是对于旧假定重新估价，对于新需要另打主意的办法，理论的活动，便不期然而然了。战争结束，重返原地或另就新职了，表演旧套呢？还是重打鼓另开张呢？怎样复员呢？对于世界和平与其危机呢？在在无不需要重新估价，重新建立。
这种新变化，应该是自然演变的结果。第一是物极必反，美国人类学是包亚士(F.Boas)于四十年来一手促成的。包亚士专专鼓舞人收集材料，不管历史，不管用途，不管工作员背后的假定，只要有具体的材料，文化自然有自己的路子，用不着甚么演化的分析，综合的比较，然而近水楼台的“印第安”人，总有调查完的时候，完了又怎样？便不能不逼出问题来。同时，调查人的背景不同，假定不同，结果自然也不同。对于同一民族文化的许多互相矛盾的报告，也不能不逼出问题来，问题便是理论。
第二是战时的影响。战时的影响，可以分几方面来说。一方面，战时对于人才的需要增加，对于造就人才的与被造就的都减少，这种打破象牙之塔的变动，给新理论以活动的机会，使旧权威减少其统治力量。
说也奇怪，不久马林檽斯基来到美国讲学，大受欢迎；卜朗也去牛津任教，得其所哉。个人这次旧地重游，第一个印象，即美国人类学者都大谈起理论来了，更使我受宠若惊的，我在1937年发表的一小篇东西(“Zuni: Some Observations and Quer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39,No1)也成了论点之一，与许多未曾见面的朋友，作了联合与对立的局面(John W.Bennnett“The integration of Puello Cultures: a Question of Values”,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Vol.2,1946)。这种新兴的对于理论的浓厚兴趣，不但少壮派如此，即老一辈的也是一样。The Viking Fund上半年在纽约举行的演讲会，两次都讨论理论。一次是雷顿(Paul Radin)讲“美国人类学的趋势”，一次是克罗伯(A.L.Croeber)讲“文化成因”，都将全领域加以方法论的分析。
三方面，战时工作是要兑现的。在此以前，一切实用的趣益，都不配列在学术之林。到战时，旧有的实用趣益抬头了，新兴的实用要求也不能不过问了。这又是打破旧理论的间架，建立新理论新技术的局面。
所以根据理论的分析，美国人类学的趋势，除理论以外，也有两种具体的表现。
第一是与其他专科联了亲(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文化与心理分析的桥梁，早由赛皮尔(E.Sapir)在耶鲁的“文化与人格”“文化心理”等科目建立起来，到了这一阶段便有林坦(R.Linton)等许多著作了。其他方面，社会学与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医学与社会科学，社会工作与以上各种，以及其他，不管是单独成派，还是都表现在人类学范围以内，其促成各行联亲，减少过去的各自为政，则是显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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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与世界各文化区结了不解缘。对于原始世界文化区整个的叙述，本为美国人类学必修课程之一。然而美国人类学者实地工作范围，除南北美印第安人外，接触得尚很少。第二次世界战争，将美国人类学者安排到世界各角落，尚感人才不够。美国对于世界的问题，恐怕是第一次打破了孤立主义。不管不孤立了以后是走向永久和平的建立，还是重蹈前辈帝国主义的覆辙，反正对于世界各文化区已经结了不解缘，而且再不限于原始文化。这种要求，本来是任何地方的学术界都应该有的，然在美国的确是这次才有，最少是这次才有相关专科与政府的注意。
矿区内矿体或矿化体严格受NNW向断裂控制，金矿体或矿化体均赋存在该组断裂带中，在平面上成群成组平行带状排列，尖灭侧向展布，而且矿体往往有延深大于延长的特征。矿体的分布可能与区内经历了多期次构造、岩浆活动有关，构造运动导致岩石受应力作用强弱不同，岩石脆性变形和岩石孔隙度不同，形成规模各异构造带，而岩浆活动促使分散于地层中的Au在热液作用下活化迁移至有利部位(断裂带膨大、拐弯、分支复合部位)富集形成矿体。
Franz Boas(1858-1942)，现多译弗朗茨·博厄斯，或译法兰兹·鲍亚士，是德国裔美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之一，享有“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名号；也是语言学家，美国语言学研究的先驱。
第三种表现，是美国人类学部分地承认了“实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这在英法，是早已宣传了很久的，因为英法是殖民史的先进。美国人类学十几年以前，颇以实用为耻。这一段，实用人类学取得了相当地位，倒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其发展的途径，由于两种主力。
第一种力量来自一个人，即前任印第安事务局局长柯莱尔(John Collier)。美国的印第安人，对于美国的关系，由着隶属于外交部、陆军部，而到内政的范围。这且不管，很早以前即有两种机关，一为司密斯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一为印第安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打个比方，后者类似我国的蒙藏委员会，前者类似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原来的用意，在使学术研究与行政实施，互相配合。然后结果，司密斯研究院，走上了纯学术的研究，印第安事务局走上了官场行政的途径。各自为政，只有印第安人吃亏。柯莱尔远在作官以前，即奔走呼号，为印第安人福利谋出路。罗斯福总统上台，第一个中央任命的官即以柯氏为印第安事务局的局长。柯氏鉴于学术与行政两不相涉的毛病，起始引用比较年轻的人类学者到事务局，担任实地工作。经这若干年的提倡，实用人类学渐渐被人注意；于1941年发动的“印第安教育研究”与“印第安行政研究”初一阶段为政府与支加哥大学合作，以后又与“实用人类学会”合作，颇出了几本重要报告。如海娄外尔(M.Hallowell)主编的“美印第安人人格研究”，亨利(W.E.Henry)著的“文化与人格研究技术”(The Thematic appreciation Technique in Icu study of culture Personality Relations)，约瑟(A. Joseph)等“沙漠人”，麦格雷哥(G.Macgregor)的“无武器的战士”，柯夫人(L.Thompson)的“侯皮危机”，“侯皮民风”，“现世中的部落”等，可概其余。两年来，柯氏辞了政府的职务(他算在罗斯福总统去世后辞职较晚一个)，便又创办了“人本事业研究所” (Institute of Ethnic Affairs)，“以动的研究来解答国内外民族文化等接触问题”。他的“动的研究”在英语为Action Research，与英国所谓Operational Research，异词同义，我们在国内提倡“研究服务训练”合而为一，以及实用人类学(边疆社会工作)与实用社会学(一般社会工作)，都是不约而同的。英人H.A.C.Dolls著“动的研究在英美”(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Action Research)，1947年由人文事业研究所出版，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小册子。
表现“实用人类学”的第二种力量，即1941年成立的“实用人类学学会”( The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及“实用人类学”季刊。该季刊“以解决商业、政治、心理、社会工作以及任何方面所有人与人的关系的实际问题为宗旨”。它的前提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科学，必得将理论施诸应用，才有发展。”该刊在发刊词中继续说：“预测而不能征验，乃是玄想。我们要将分析的结果用来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便作了一次征验，相当于将假定放在实验室。实用人类学季刊的主要任务，即在提倡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作实验的研究。”
他们认为，二十年来由于人类学、人文地理、商业与政府的行政、心理治疗、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者各方面的努力，已经给一种新科学找到边际，来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他们所以管这种科学仍叫人类学的理由，是因为：第一，人类学者历来从事实地工作，与被研究的人与事有直接接触；第二，人类学者历来都是单身独马出去，不能单作一套工作，他要百技备于一身，从各方面来研究整个的人；第三，大部分人类学者都曾有机会，在不同的文化布景当中，体会识见的正确性；由着不同文化得到的远近布景，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文化，便有一种客观性。
因为是研究整个的人，所以各方面的人类关系都在考虑范围以内，人类关系，一方面是适应物质环境，另一方面是适应人群，个人适应方法有所不同，即产生所谓人格上的歧异。人群适应方法有所不同，即产生所谓制度，如家庭、经济、政治、宗教、社团之类。制度的歧异，人格的歧异，都被人类学者叫作文化。
因为人类学在这种意义之下研究整个的人，所以人类学可作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科学发展的中心。原始人类在物质适应上所感到的问题，如食物、住室、健康、交通、运输之类，今天已大体获得解决了。惟独人与人的失调现象，我们到今天尚少认识，而且已有的一点认识也已少见运用，以求问题的解决。我们必得使人与人的关系的科学能与物质科学并驾齐驱，才能希望铲除个人失调的病根，促成国家以内各种人群的协和，实现更有效更民主的政治组织，以推及国际的美满关系。只有这样的科学，才能解决我们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即如何增加人与人的圆满适应，而同时增加物质技术的问题。所以“实用人类学”季刊，“不但是科学家的园地，更是直接执行计划的人们，行政家、心理治疗家、社会工作家，以及一切在人事关系上有责任的人们，大家的园地。”
二、人物的动态及主要的书刊
关于书刊，在1939有拉得克利夫卜朗的《禁忌》，昂卜莱(J.F.Embree)的《日本须惠村》，林得(R.S.Lynd)的《为甚么的知识》，伯亚士的《种族语言与文化》；在1940有赫慈口畏慈的《原始民族经济生活》，林顿编的《七印第安部落的文化接触》，瓦诺等《有色人种与人性》；1941有瓦诺与伦特(P.S.Lunt)的《一个现代社区的社会生活》，大卫司(A.Davis)与迦诺(B.B.and M.R.Gardoer)的《大南方》(Deep South)，启星(F.Keesing)的《现代世界的南洋》，赖得斐尔德的《油卡檀的乡民文化》 (Folk Culture of Yucatan)，斯皮尔(L.Spier)等赛皮尔纪念册《语言文化与人格》，穆爱勒(F.Mueller)译的冯维色《社会学》，汉门司(G.C.Hemens)的《十三世纪英国农村》，1942有恰普与寇恩(C.S.Coon)合著的《人类学原理》，莱特(Q.Wright)的《战争的研究》，大德(S.C.Dodd)的《社会的尺度》( Dimension of society)，麦启文(R.M. Maclver)的《社会因果》，宓德的《而且要准备你的火药》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占迪(E.C.Jandy)的《酷利一生与学说》(C.H.Cooley);1943有欧兹古(C. Osgood)主编的外京基金专刊(Viking Fund Monograph)，卜龙斐尔德(L.Bloomfield)的《学习外国语言的实用手册》，卜落荷(B.Bloch)、特莱柯(G. L. Trager)合著的《语言学分析大纲》，司密斯研究院的《战时手册》 (War Background Series)与《海陆求生》(Survival on Land and Sea)等，麦启文的《建立永久和平》(Towards an Ahidief Peace)，在1944有《美国语言学国际学报》的复刊(由伯亚士于1917创刊)，由佛格兰(C.F.Voegelin)主编；有《人类学西南学报》创刊由斯皮尔主编；《美国社会学评论》有《苏联社会趋势》专号，《美国社会学学报》有《将来和平问题》专号；美国人类学会年会有一段议决案“希望战后和平会议，能尊重所谓原始民族对于生活习惯与财产处理的自主权，希望将来国际关系中伦理原则重于国家主权的理论，以期避免自利的企图而维持正义的和平”。
关于人物的动态，支加哥大学的赖得斐尔德(R.Redfield)辞了社会科学院长的职务，就了人类学系主任的职务。闻于1948—49到中国一年，实现他于1943要去而未成行的计划。斯皮尔(L．Spier))由耶鲁转入新墨西哥大学。哈路外尔(A.I. Hallowell)由贲西尔文尼亚转入西北大学，又由西北大学转回原校。林顿(R.Linton)由魏斯康逊转入哥伦比亚，又由哥伦比亚转入耶鲁。司徒德(J.Stewart)由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转入哥伦比亚。克罗伯于加里弗尼亚退休。开勒(A.G.Keller)于耶鲁退休。去世的在1940年有英国的爱里司(H.Ellis)，美国的赛皮尔(E.Sapir)，有英国的哈顿(A.G.Haddon)，赛里哥满(C.G.Siligman)，美国的勾顿外兹尔(A.Goldenweiser)，在1941有英国的弗雷兹尔(J.G.Frazer)，美国的葩参(E.C.Paroon)；在1942-43有美国的伯亚士，赫里乞迦(A.Hrdlioka)与马林檽斯基，英国的马莱特(R.R.Marett)，在1947有美国的魏斯勒。
在专著方面，有兑卜漥(C.Dubois)的《阿落人》(梅兰内西亚的Alor)，马林檽斯基的遗著《科学的文化论及其他》，非洲人阿立祖(A.A.N.Orizu)的《不必仇恨》(Without Bitterness)，马福(L.Mumford)的《人的条件》(1919以来最重要的普通社会学)，卜欧满(P.L.Boardman)的《吉迪斯：将来世界的创造者》(英国的Patrick Geddes)，孟汉(K. Mannheim)的《诊断我们的时代》，瓦什(J.Wach)的《宗教社会学》，古畏赤(G.Gurvitch)主编的《二十世纪社会学》，费尔切(H.P.Fairchild)主编的《社会学辞典》。在1945美国人类学者组织了“国际合作委员会”重新搜集战后各国同行事业的消息，以赫慈口畏慈为主席。本年出版方面有克罗伯的《文化生长型》，林顿主编的《世界危机中的人类学》 (Science of Man)，迦迪诺(A.Kardiner)主编的《社会心理学的边缘》 (Psychological Frontiers)
马林檽斯基遗著《文化变迁的动力》(P.M.Koherry编)，瑞顿(P.Radin)的《生死之路》。在1946有拉斯克(G.W.Lasker)编的《体质人类学年鉴》(1945)，外京基金专刊改由林顿主编；司徒德主编的《南美印第安人手册》，司王顿(J.R.Swanton)终生精力的《美国西南区的印第安人》。此外，值得一述的，即于是年美国人类学会修订会章，分普通会员(members)与资格高的研究会员(fellows)，外京基金创颁奖章与奖金，本年决定授予考古界启得(A.V.Kidder)，文化人类学界克罗伯，体质人类学界魏顿来喜(F.Weidenreich)，按实际颁发，于1947年秋季始举行，魏氏即在北平研究“北京人”者。
1948年1月14日于耶鲁
注释：
①李绍明先生2007年发表《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提出这一学术概念。两年后，李先生魂归故里，但追随的声音不绝如缕。2000年陈波出版《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巴蜀书社)，介绍了李安宅的人类学思想，但未对“华西学派”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阐述。2017年李锦组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获准，笔者承担子课题《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② 实际上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学术刊物较多，官方支持力度较大。因抗战建国特殊形势下，国民政府比较注重了解边情，但对谈论民族问题较为敏感。相对来说，边疆研究比民族研究更易获得官方认同。参见王利平、张原、汤芸，李绍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李绍明先生访谈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③参见陈某《关于李安宅与蒋匪帮的关系》，未刊稿，1968年11月10日。某学院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盖章，11月13日。材料上有批注：陈某“系右派分子，所写材料供参考”。
④高伦举《社会学系》，《华大校刊》1949年4月30日文学院特刊，第13页。
⑤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华西大学档案，编号：C.JX.CJD-312。转引自藏乃措《民国时期华西边疆研究所考述》，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19-21页。
⑥高伦举《社会学系》，《华大校刊》1949年4月30日文学院特刊，第14页。
⑦即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1884-1942，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
由式(1)至式(3)可知,直流母线响应电流是串联电感的时间函数,响应电流的峰值越小,串联电感值越大,由这一关系可间接得到转子的位置区间。母线响应电流、串联电感及转子位置三者的关系如表1所示。
⑧即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研究社会化和童年培养，性角色本性及典型人格。
⑨即William Lloyd Warner (1898-1970)，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将人类学方法应用于当代社会问题，如城市、商业环境中的种族关系和阶级结构等。
⑩美国人类学家，又译查普尔、查普利、恰普勒。
李安宅并非首次访美。1934年，他即因吕嘉慈与侯感恩等鼓励和举荐，有了留学计划。得到罗氏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之资助，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签字，“吴文藻亦以社会学系主任，写了保举信”，李安宅1934-1936年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并利用暑期做祖尼印第安母系社会调查，后又曾在墨西哥考察乡村教育。十余年后，李安宅故地重游，抚今追昔，又有中国人类学和边疆研究的经验作为参考，故该文手稿就有了长时段纵向比较和中美审视横向参较的视野。
美国人类学家，1870-1947，曾任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部长。
即Charles A,Ellwood，美国社会学家，著有《社会哲学史》《文化进化论》。
即拉德克利夫-布朗，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
模型预测控制的价值函数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在直接转矩控制中,期望电机的转矩和磁链能够快速跟随其给定值[11],所以在模型预测直接转矩控制中,将磁链和转矩的相对偏差作为价值函数:
体验式合作学习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相关的合作学习活动，建立感性认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而形成健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保罗·雷丁(1883-1959)，美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
二是由评价实践主体具备的“技巧、技能”等处在的状态、水平发展成为对实践主体及事物所处状态、层次的评价。如《天问》：“穆王巧挴，夫何为周流。”洪兴祖补注：“巧挴，言巧于贪求也。”[15]由此，“巧”有了“擅长、善于”义。
在日常管理中，只有规定的人员（主管人员或船长、部门值班员）和经过许可的人员才可以进入，如驾驶台，只有船长、驾驶员、值班水手和经过许可的人员才可以进入驾驶台，其他人未经许可进入就被视为禁止的。限制区域标识，必须保持清晰可见，一旦因保养被覆盖或年久掉色等，必须重新标识，保安巡逻过程中应重点对限制区域严格检查。
表现第一第二两种趋势的，最具体莫过于所谓“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为了应付战时的需要，许多学术中心，都联合了相当专科，对于某一区域或几个区域，作配合研究与教学。美国对于外国语文的学习，国内在战时已经听见过那种空前未有的规模与速度了。战后虽也低落了一些声势，然公私团体仍在努力提倡，因为那是区域研究必要的工具。1947年十一月廿八到三十三天，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世界区域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召集第一次全国世界区域研究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Study of World Areas)于哥伦比亚大学。到了各校各研究机关代表与政府工作人员一百余名，主要日程即在讨论如何实现各科的合作，执行世界区域的分工研究，与是项人才的训练。其分组会议，有拉丁美洲、欧洲、苏联、近东、远东、东南亚与印度六小组。会议的发言，帝国主义的气味也有，但大体上还是为了世界和平的了解和建立。
即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1884-1939，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著有《语言论》。
即林顿(1884-1953)，美国人类学家，心理学家。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简称“边教馆”，隶属教育部，掌理边疆文化之研究及发展事宜，下设研究组、编译组和文物组。民族学家凌纯声为首任馆长。
又译哈勒威尔，美国心理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1897-1958，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著有《尤卡坦的民间文化》《小社区》《农民社会和文化》等。
即Leslie Spier ，1893-1961，美国人类学家。
即宾西尔文尼亚。
即威斯康辛。
积极心理学创始人赛利格曼(Siligman)。
J．F．恩布里(J．F．Embree)：《须砺村：一个日本村庄》(Sure Mura，A Japanese Villag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9.
疑有误。科斯敏斯基(1886-1959)苏联历史学家，专治世界中世纪史，著有《十三世纪的英国农村》《十三世纪英国土地史研究》《中世纪史学史，五至十九世纪》等。
本书通俗地介绍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作者为(美)B.布洛赫(Bernard Bloch)，(美)G.L.特雷杰(George L. Trager)。
科拉·杜依波丝(C．DuBois)在印尼附近的阿罗岛进行田野调查后，于1944年出版了《阿罗岛人》(The People of Alo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l 944)，他的研究重点是儿童教养方式和人格的关系。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众趋人格结构”(Model personality structure)，来说明族群人格。
即刘易斯·芒福德，美国社会哲学家，著有《枝条与石头》《科技与文明》《生存的价值》。
戈尔维奇(G．Gurvitch，1894-1965)系法国社会学家，曾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著有《法律社会学》《社会学与辩证法》等著作。
即基德(A.V.Kidder)，美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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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民族学会简章草案[J].新社会科学，1934,1(2):276.
[5]社会学界消息：中国民族学会近况[J].社会学讯，1947(4):4-5.
[6]中国民族学会年会提案[J].边疆通讯, 1948,5(4):15.
[7]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M].北京:中华书局,194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6-0072-09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8.06.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17ZDA16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一等资助项目“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政研究”(2015M58018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洪亮(1976-)，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和边疆学术史。四川 成都 610068
收稿日期：2018-09-20
责任编辑：许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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