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克里米亚战争是英国主导的同盟与俄国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进行的一场战争，使“东方问题”这一困扰欧洲体系的难题“内部化”，打破了维也纳体系的“和平”状态。“东方问题”最终成为“百年和平”的转折点。克里米亚战争意味着英俄两个侧翼大国默契合作的终结，维也纳体系从“梅特涅时代”转向“俾斯麦时代”。侧翼大国之间的战争压碎了东欧地缘政治的均衡结构，进而引发了“意大利问题”和“德国问题”的连锁反应。维持欧洲百年和平的重心从欧洲大陆的均势转移到海外扩张，将全球带入一个“帝国的年代”。克里米亚战争是由“东方问题”引发的第一场欧洲大战，同时将奥斯曼帝国正式带入到欧洲国际体系之中。民族主义思潮以及俄国和奥地利关系的恶化，最终使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体系的“黑洞”，进而成为欧洲大战的“火药桶”。克里米亚战争事实上结束了维也纳和会所确立的大国协调机制，迫使维也纳体系进行了重组。
关键词：克里米亚战争 东方问题 维也纳体系
“东方问题”，简言之就是“土耳其怎么办”。19世纪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衰落，经过希腊起义和埃及反叛，帝国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东方问题”打破了列强之间的默契和平衡，使维也纳和会确立的“大国协调”机制处于失灵状态。克里米亚战争被认为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在国际关系史的叙事中也只是维也纳百年和平的一个插曲。实际上这次战争是一场欧洲的霸权战争，是“东方问题”发展逻辑的反应。也就是说，处理奥斯曼帝国不再是奥斯曼帝国、俄国和奥地利三个帝国之间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欧洲体系的平衡。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在东方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大国均势格局，标志着东方问题已经成为欧洲霸权争夺的焦点，意味着欧洲体系重心的东移，改写了中欧地缘政治的格局。
一
克里米亚战争是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后，欧洲列强之间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区域战争，打破了欧洲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研究非常繁多，亨利·基辛格说：“克里米亚战争，使维也纳会议费尽心血所建立的梅特涅秩序崩溃。东欧三王国团结的解体，使温和中庸的道德因素自欧洲外交消失。随后是十五年的乱世，继而再出现的稳定却十分不可靠。”(1)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92页。从战争的起源来看，这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如果放在欧洲体系的宏观框架之下，战争的原因如同它所产生的后果一样，是维也纳体系内部矛盾不断累积和冲突的爆发。
第一，欧洲霸权争夺的中心发生转移。18世纪存在的北欧体系基本合并于以西欧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之中，波罗的海沿岸不再是争霸的战场，东地中海成为新的战场。“随着蒸汽动力的发展，英国不再依靠来自波罗的海的木材和船舶用品，俄国的大宗出口货从木材变为小麦，它的经济中心也从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移至乌克兰，他的生命线从桑德海峡移到黑海海峡了。”(2)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页。法国国力复原，拿破仑三世自我加冕为帝，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帝国管理者。为了拆散普奥俄的联盟，法国需要与英国合作。“东方的危机之后，夹在俄国和海权国家之间的哈布斯堡王朝占据核心的位置”，(3) W. E. Mosse, “Reviewed Work (s):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by Paul W. Schroeder”,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6, No. 4 (Dec., 1973), pp. 875-876.尽管奥地利的国力不足以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梅特涅通过维系与英、俄两国的紧密关系，使奥地利成为维也纳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梅特涅本人也获得“欧洲首相”的称号。大国会议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欧洲治理的雏形。“在1854年，维也纳远离了俄国，直到12月2日，它与俄国的敌人缔约，这意味着1815年体系最后的遗迹消失了，这场外交革命的影响要远远比考尼茨时期要更加深远。再也没有喜欢维持现状的三强，也没有欧洲协调了。”(4) G. H. Bolsover. “Reviewed Work (s): Crimean War Diplomacy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by G. B. Henderson”,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26, No. 67 (Apr., 1948), pp. 585-587.在梅特涅去职之后，奥地利外交失去章法。奥地利和俄国关系的变化，使得“东方问题”成为维也纳体系中最为脆弱的一个环节。
第二，民族主义重塑欧洲国际体系的内涵。维系维也纳体系的保守主义同盟在1848年遭到重创，民族主义重新塑造了领土观念。迈克尔·曼说：“凡是在两个以上毗邻领土实行集中化的，都会导致一种有制约的多国体系的发展。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国家内部权力的增长同时也是一种多国体系内地缘政治外交的改组能力的增长。”(5)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640页。拿破仑战争之后，王朝国家逐渐让位于民族国家，维也纳和会所确立的“补偿原则”在民族国家时代难以实现。“国家众多的公民对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认同取代了对王朝利益的认同。”(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肯尼思·汤普森、戴维·平克顿修订，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民族国家的观念及其运动对维也纳体系产生决定性的冲击，从希腊起义开始，欧洲列强就被动地卷入到“东方问题”的旋涡之中。在欧洲人的观念中现代希腊被误认为古代希腊。埃及帕夏对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挑战，又让俄国深深介入到“东方问题”之中。围绕黑海海峡的问题，欧洲国家签署了《伦敦公约》，“1840年的条约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无条件加入了欧洲国家体系”。(2)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国际社会的扩展》，周桂银、储召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第三，公共舆论在外交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除了土耳其人之外，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没人期待的战争，那么，为什么它会爆发呢？”(3) L. S.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NY: Rinehatr & Company, Inc., 1958, p. 331.除了国家利益的争夺之外，公共舆论对外交的影响是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的因素。与现代民族国家成长相伴相随的是公民身份的崛起，“大革命的核心是一种崭新的公民身份观念：强调公民必须具有普遍、平等的地位”。(4)基恩·福克斯：《公民身份》，郭忠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6页。与这种政治理念相伴的是商业报刊的兴起，“19世纪商业报刊兴起后，一直是新闻传播活动的思想指南、制度安排和法律规范”，(5)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商业报刊为大众舆论的兴起搭建了一个平台。随着俄罗斯介入巴尔干地区，英国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恐俄情绪，最直接的例证就是《彼得大帝遗嘱》。这份文件其实是一些波兰、匈牙利和乌克兰人伪造的，但是在19世纪之后，经过媒体的发酵，它已经成为“俄罗斯威胁论”最有力的证据。直到冷战期间，这份文件还被认为是苏联扩张野心的依据。“大众传播的到来，特别是19世纪大量发行报纸的兴起以及20世纪广播的出现，对于现代社会特有的互动经验与原型的模式具有深刻的影响。”(6)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媒体塑造了俄国观：在英国人眼中俄国是西方文明、民主自由的威胁。但舆论并不一定反映真相，正如李普曼所言，“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时间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7)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0页。英国人将土俄于1853年11月30日发生的海战视为“锡诺普屠杀”，是俄国的野蛮行为。但是客观而言，这是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攻击的报复。公众舆论迫使得英国对俄采取了强硬姿态，议会授权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调遣地中海舰队应对俄国舰队的威胁。可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场迫于媒体舆论和公众观点的压力而引发的战争”。(8)奥兰多·费吉斯：《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吕品、朱珠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9页。
克里米亚战争因奥斯曼帝国而起，但是战争并没有解决“土耳其怎么办”这一核心议题。战后，奥斯曼、俄国以及奥地利三个帝国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而巴尔干民族主义思潮涌动，“东方问题”形成了双重博弈的逻辑：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改革与探索能否“守住”自己的帝国边疆；巴尔干民族主义与域外大国相互勾连以期获得独立。
从地理环境来看，省人医位于老城区的中心位置，周围分布着大片住宅区，附近的拉萨路小学和五台山体育馆人流量非常大，由于城市发展与规划上的考虑不够全面，从而造成了现在省人医片区人流拥挤、停车困难、道路交通秩序混乱等问题。此外，医院门口的违章摆摊设点的现象非常突出，这些小摊贩的经营活动通常不固定，不易于彻底治理，给本身就已经严峻的交通环境再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偶然的事件和人物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克里米亚战争缘起于俄国在1848年革命风潮中咄咄逼人之势。在镇压匈牙利革命时，匈牙利革命军中有四位波兰籍将军逃亡奥斯曼帝国，俄国要求引渡这四人，而奥地利要求引渡4 000名匈牙利人。奥斯曼帝国均予拒绝，并且向英法求援。1849年10月，英法联盟形成。英法联盟的形成使战争一触即发，如果此时出现才能出众的国务家，可能会通过高超的外交运作化解双方之间的敌意。非常不幸的是，圣彼得堡派出的全权大使与其说是一名外交官，不如说是一介武夫。奥斯曼帝国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宣布保障东正教会的各种宗教权利。但是，俄国大使缅施科夫在离开奥斯曼帝国之前写了一封极具挑衅的信，竟然说：“任何宣言之类，即使保障了东正教教会的单纯宗教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也是会被用来剥夺自古以来就公认属于这个教会及其僧侣并且现在仍属于他们的其他权利、特权和豁免权，因此帝国当局将认为这种宣言是对俄国及其宗教的敌对行为。”(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296页。缅施科夫是一个急躁、傲慢的军人，对繁琐的外交和谈非常不屑，他宁愿以军事手段解决复杂的国际争端。而沙皇尼古拉斯认为，与英国就“东方问题”达成了共识，两国联手可以处理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最具有战争欲望的法国也并非真想发动战争，研究拿破仑三世的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到1853年秋天，法国驻维也纳大使也没有想到会发生战争，法国力促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和解，当然，俄国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1) Ann P. Saab, John M. Knapp and Françoise de Bourqueney Knapp, “A Reassessment of French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rimean War Based on the Papers of Adolphe de Bourquene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4, No. 4 (Autumn,1986), pp. 467-496.
触手细腻，犹如婴孩肌肤，跟峋四爷所想的完全一样。他又伸出左手，两手各出二指，环扣铜炉，旋绕一周，以测定炉体的圆润程度。无论是观感，还是手感，都毫无缺陷。峋四爷暗吁一口气，最后将右手食指和中指探进炉口内沿，轻轻触摸。铜炉要做旧掺假，此处是难点，要么是不到位，要么是过了头，反正都会露馅。
克里米亚战争是欧洲体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大国政治的结构在重新调整，“就算它不是动因，至少也是催化剂”。(6)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7页。东欧三强出现裂痕，而英法结盟，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给欧洲造成的冲击基本结束。可以说，克里米亚战争虽然发生在东方，但赌注却是在中欧，是德意志与意大利问题。泰勒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为了重建欧洲体制而打的”。(7)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第84页。神圣同盟随着克里米亚战争而终结，欧洲的协调机制蜕化。“克里米亚之战，非常惊人地证明了俄国的落后”；(8)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68页。俄国在欧洲的地位一落千丈，侧翼大国的地位动摇，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去世又为俄国的衰落增添了一个注脚。俄国一直以来是一个军事立国的国家，拿破仑战争期间，俄国军队成为抗击法国侵略的中流砥柱，赢得了巨大声誉。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俄国担任欧洲宪兵的角色便是依靠这支令人畏惧的军队。而俄军在克里米亚战场上的表现使其军事大国的声誉受到质疑。恩格斯认为，“在一个不开化的国家里为了维持堂皇的文明外貌所作的人为的进展和不断的努力，看来已经使俄国筋疲力尽，使它染上了类似肺病的病症”。(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01页。
二
克里米亚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维也纳体系内部运作的机理。体系层次的解释力主要来自于结构，从维也纳体系的均衡结构来说，“东方问题”是体系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体系内部的压力传导最终会在这个脆弱的环节爆发。然而，从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前的复杂外交运作过程来看，这场战争具有“错误知觉”的特征，这是一场各方都愿意看到的战争，又是一场没有做好准备的战争。
第五，俄国在欧洲的扩张改变了欧洲权力的结构。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后，英国与俄国分别是大陆均势体系的两个平衡者，英俄关系对欧洲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18世纪末，英国就意识到俄国可能是英国霸权的潜在挑战者。但是在随后的拿破仑战争中，英、俄成为反法联盟的核心支柱。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暂时隐没起来。19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在东方问题上频频得手，还试图与英国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俄国占据了巴尔干半岛及其海峡地区，而英国获得在埃及和克里特岛的主导权。两大侧翼大国分属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对于“东方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英国更看重欧陆的平衡，而俄国则偏重领土的控制。然而，“俄国即使是非常模糊的进攻性政策，也破坏了土耳其独立的必要的假象，挑战了欧洲列强集体对近东的裁决权”。(2) Paul W. Schroeder, “Reviewed Work (s): Russia’s Crimean War by John Shelton Curtis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5, No. 2 (Apr., 1980), pp. 432-433.
大众化教育时代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和谐关系的构建 … ……………………… 袁 静，杨剑萍，郭 成（6．103）
贝纳多特·施密特系统研究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欧洲外交运作，他认为：“沙皇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观察到欧洲并没有联合起来反对他，而不会放弃自己的要求，如果土耳其接受了这些要求，就会打破近东地区的平衡。拿破仑三世可能想要战争，但是却实施了一次具有和平意图的阅兵。英国一开始毫无疑问是要求和平的，但是他并没有向俄国传递出要抵制后者要求的信号，而且必要时会使用武力，事实上，这鼓励了沙皇固执己见。奥地利的态度直到最后也是暧昧不明，而土耳其则玩了一场极好的游戏。在这样的混沌的情势之下，避免战争也只能依靠奇迹了。”(2) Bernadotte E. Schmitt, “The Diplomatic Preliminaries of Crimean Wa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No. 1 (Oct., 1919), pp. 36-67.从过程来看，维也纳和会确立的以国际会议解决大国冲突的机制已经难以运转。维持维也纳体系更多地依靠不完全信息的传递，甚至是彼此的威慑。俄国占领多瑙河两公国，这一行动让奥地利警醒，普鲁士也有所担忧。他们加入到英、法行列，起草了一份文件，即著名的维也纳照会，“意识到了俄国的所谓的合法要求并没有尊重苏丹的主权。”(3) Bernadotte E. Schmitt, “The Diplomatic Preliminaries of Crimean Wa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No. 1 (Oct., 1919), pp. 36-67.俄国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动了英法的奶酪，一国可以凭借军事实力而改变体系内的安排，而“必胜主义”的错误知觉也会让战争成为可能的战略工具。大国之间的战争无外乎利益、恐惧和荣誉，威慑能够有效果的前提是彼此的威胁具有可信性，引起对方的恐惧。然而，英法和俄国都关注荣誉，“沙皇尼古拉的失败之处在于他的荣耀感、对自身坚持事业的偏执以及对军事实力的信心使之拒绝了妥协”。(4) Bernadotte E. Schmitt, “The Diplomatic Preliminaries of Crimean Wa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No. 1 (Oct., 1919), pp. 36-67.而英法“决定不让俄国和平撤退，为了荣誉而坚持军事胜利”。(5) Paul W. Schroeder, “Reviewed Work (s): Why the Crimean War? A Cautionary Tale by Norman Richz”,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No. 3 (Jun., 1986), p. 656.最终的结果就是，“克里米亚战争，这场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而且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终于还是打响了”。(6)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312页。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不得不暂时调整国家策略，战争失败至少表明俄国在黑海、巴尔干半岛的扩张遇到强有力的外部反弹，也就是欧洲体系内部出现了阻止俄国继续扩张的力量。尼古拉二世盲目的战争，最终将几十年在巴尔干地区审慎经营获得的战略资产，全部丧失殆尽。此外，战争暴露出俄国全面落后的状态，军事扩张需要经济发展作为基础，这使俄国资产阶级慢慢发展起来。正如恩格斯所说，“这就为俄国的内部历史、为本民族的思想界的运动及其反映即社会舆论奠定了开端，这社会舆论尽管还很微弱，但是它愈来愈具有重要意义，愈来愈不容人忽视”。(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4页。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包含各种矛盾，当改革陷入失败之后，他就诉诸浪漫的民族主义，启动俄罗斯在近东新一轮的扩张。
英国并不希望奥斯曼帝国崩溃。英国国内对保护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地位争论激烈，大致可分为自由贸易论者和地缘政治论者两派。前者认为，俄国是英国的贸易伙伴，不论俄国是否在黑海沿岸扩张都不影响英俄之间的贸易，因此，英国不应为奥斯曼帝国这个异教国家的独立而与俄国交恶。19世纪中期，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额超过俄国；当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之际，欧洲大陆各国竖起了关税壁垒，各种保护性关税阻挡英国工业产品的流入，而奥斯曼帝国根据条约实行不超过5%的关税。因此，保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有利于英国工业品的流入。持地缘安全观的人则强烈要求英国遏制俄国在黑海的扩张。他们认为，如果放纵俄国扩张不仅威胁到英国在欧洲国际体系中的威望，将国际体系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俄国；而且俄国步步蚕食奥斯曼帝国，最终将会占领君士坦丁堡，而该地是世界霸权的支点。维护英国的海上霸权，就必须将俄国关在黑海之内。“帕默斯顿试图以理性文明的标准，在俄国和其他人类之间画一条线，将俄国赶出欧洲，也就是把俄国从波兰、波罗的海诸省、黑海沿岸以及高加索赶出去。”(1) Paul W. Schroeder, “Reviewed Work (s): The Crimean War: A Diplomatic History by David Wetzel”, Slavic Review,Vol. 45, No. 3 (Autumn, 1986), pp. 556-558.
[例7]It symbolizes,as Harry says,the superior spiritual status of the white man trapped by history,dragged down into the animal mud of Africa.（1972：265）
俄国的衰落为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外交舞台上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克里米亚战争使法国逐渐摆脱了反法战争失败的阴影，成为欧洲大陆新的霸主。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人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奥地利会在巴尔干反对他们：在圣彼得堡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去君士坦丁堡的路要经过维也纳”。(2)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第88页。在战争期间，哈布斯堡帝国立场不坚定，最终加入英法阵营，成为俄国的敌人，维也纳和会之后建立的神圣同盟不复存在。1848年，俄国军队帮助哈布斯堡帝国镇压了匈牙利起义，但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哈布斯堡帝国却以枪口回报俄国，哈布斯堡帝国将为这种背信弃义之举付出代价。在未来的普奥战争之中，俄国保持善意中立，最终使奥地利在德意志被边缘化。“这是近代欧洲历史上，德意志的绝大部分第一次被一个单一权力中心所支配。德意志各邦国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即将到来的是欧洲各国争夺霸权的新时代。”(3)布伦丹·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孟维瞻译，第213页。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黑海及其海峡成为俄国的一块心病。巴黎和会上，俄国不得不接受黑海中立化，“黑海水域及其沿岸对各国商船开放，正式地和永久地禁止沿岸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行”，无论俄国还是奥斯曼帝国都不能在黑海沿岸“设立或者保留任何陆海军军火库”。(4) 《国际条约集（1648—187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 417、418页。这一条款将俄国关闭在黑海之中。为了摆脱项上锁链，俄国不得不在多种外交场合做出妥协，普法战争之后，沙皇才获得了废除“克里米亚体系”的机会。总之，未来欧洲国际体系变动的因子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被激活，这也是东方问题彻底欧洲化的标志。
班级管理的过程是一种爱的表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管理中，一味姑息学生，没有原则地溺爱学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班级管理中也是如此。因此，教师要在给予关爱的同时，也要严格要求学生，让学生在严格地管理环境中提升自我。
“普鲁士在战争中不情愿地采取了中立政策，而奥地利则对俄国发出了羞辱性的最后通牒，因此俄国对奥地利更加不满。从此以后，俄国人将奥地利视为其征服巴尔干的最主要障碍。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很多俄国人喊出了‘越过维也纳直达君士坦丁堡’的口号，圣彼得堡的沙皇也认同这个想法。”(5)布伦丹·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孟维瞻译，第203页。俄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梁子一直没有解开。当这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扩张方向集中于巴尔干半岛之后，欧洲体系所聚合的各种矛盾和压力就会通过奥地利和俄国传导，最终使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国际体系矛盾的爆发点。毫不夸张地说，克里米亚战争重新塑造了十九世纪的国际秩序。(6) Mark Hampton, “Reviewed Work(s): The Crimean War in the British Imagination. Cambridge Stud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y Stephanie Markovit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49, No. 4 (October 2010), pp. 915-916.大国之间的均衡秩序和协调机制已经成为历史。因此，一场看上去没有必然性的战争，其实是欧洲深层次矛盾的产物。
从此，民族主义思潮注入欧洲国际体系之中，国际体系对国家的规制发生巨变。民族主义思潮改变了欧洲大国的内部结构，俄国开始了农奴制改革，奥地利变成了奥匈二元帝国，意大利抓住为数不多的窗口期实现了统一。毫无疑问，拿破仑三世热情拥抱民族主义，并试图扮演中东欧民族主义保护者的角色。“由于拿破仑三世，巴黎会议对各民族集团争取自决和修改1815年维也纳解决方案也起了共鸣。”(1)罗杰·劳·威廉斯：《欧洲简史：拿破仑以后》，吉林师大历史系翻译组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4页。但是，民族主义本身是对帝国的反叛。拿破仑三世虽然攫取了皇帝称号，显然，他没有办法将这两种不同的理念整合在一起。“在决定性的对外事务领域，拿破仑无法长期掌控1848年时冒出来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将大众运动力量编织进权势政治谋算。大厦的楔石已经坠毁，政权随之丧失成功秘诀，法国进入它的生涯凋落期。随它不能再集合必要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它的霸权抱负证明在每个方面都徒劳无用。”(2)路德维希·德约：《脆弱的平衡：欧洲四个世纪的权势斗争》，时殷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1页。在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拿破仑三世的外交政策进退失据，无法控制意大利的统一进程，最终，中东欧的民族主义获得了领土空间，改变了中东欧地缘政治版图，大大惩罚了法国。
战后欧洲国际体系重回激荡时期，欧陆体系与海外体系之间的互动更加激烈。英、俄是维持欧洲体系的两个“侧翼大国”，两大强国之间的战争，以及俄国战败与衰落，使俄国失去了介入和主导欧洲大陆事务的能力。恩格斯认为，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第一次迫使它放弃了无论如何决不让出兼并的领土的原则。它的最有组织的部门——军事部门的一切行政制度彻底地破产和崩溃了。尼古拉二十五年来夜以继日地苦心经营的事业被埋葬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堡的废墟中”。(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96页。英国的胜利虽然算不上完胜，却进一步加强了英国的霸权地位。霍布斯鲍姆认为，“只有一个大国是真正的工业和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只有一个国家拥有真正的全球政策，如一支分布于全球的海军，此即英国”。(4)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第101页。克里米亚战争也是工业时代战争的先声，工业革命的进展重新定义了欧洲与海外之间的关系。1826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说，“需要一个新世界来支撑大厦将倾的旧世界”。(5)安德鲁·波特：《欧洲帝国主义（1860—1914）》，叶海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了欧洲的平静时代，欧洲大陆内部的变动与海外殖民扩张同时推进，而海外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民族主义和工业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能量。相比于海外殖民体系，欧陆的地位在下降，全球政治囊括了欧洲的国际政治，这也为“东方问题”提供了一个调整和喘息的短暂窗口期。
三
第四，宗教情结与帝国野心相互交织。恩格斯将这场战争视为“神圣的战争”，他认为，“对于双方来说，这是宗教狂信的战争，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实现传统的野心的战争，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战争”。(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86页。俄国将保护东正教徒视为一种天命。面对俄国的持续进攻，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对苏丹的妥协态度大为不满，宗教领袖要求苏丹要么对俄国宣战，要么退位。奥斯曼帝国从亚洲的游牧部落召集兵员，准备开战。尽管马哈茂德二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一个军事权力与宗教权力相结合的国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国家权力结构。宗教认同是国家建立之前最牢固的纽带。苏丹是穆斯林的精神领袖，他不可能违逆穆斯林的宗教情感与意愿，一味地追求和平。然而，最初挑起宗教争端的既不是奥斯曼帝国也不是俄国，而是法国。1740年，法国获得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天主教在圣地朝圣的权利，此后，由于法国经历了启蒙运动、大革命等剧烈的历史运动，因此淡漠了圣地保护问题。俄国在1774年获得对东正教的保护权，东正教借助俄国势力在巴勒斯坦不断强大。1849年路易·拿破仑当选为总统，他想建立一个帝国，但是遭到多方面的反对，于是便寻求天主教会的支持。1850年，路易派使者到君士坦丁堡，希望恢复拉丁教会在圣地的权利。在法国的重压之下，苏丹做出妥协。1852年，法国得到伯利恒教堂的钥匙，此时路易登基为帝，即拿破仑三世。圣地保护的纠纷在一定程度上是拿破仑个人政治野心的产物。拿破仑三世在圣地保护纠纷中采取的强硬姿态，是对俄国在“东方问题”上主导权的反制。从表面来看，克里米亚战争起源于东正教、天主教以及伊斯兰教之间的博弈，但是，在宗教对抗的背后是大国之间的权力政治。反法联盟在战后依然存在，但是法国已经不是欧洲均势的破坏者，俄国取而代之，尤其在1848年革命期间，俄国军队深入到中欧。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持续扩张，对英国在印度的地位也造成潜在威胁。在苏伊士运河未开通之前，奥斯曼帝国是英国通往印度的重要途径。
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近三年，双方在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展开了长时间的对峙，最终英法联军攻陷了俄国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从本质上说，克里米亚战争是当时在亚洲拥有强大利益的仅有的两个世界强国之间的冲突。战争的过程和结构暴露出俄英这两个主要对手的军事劣势。沙皇俄国的落后一目了然，但英国作为唯一世界强国的优势也是大可怀疑的。不管怎样，1854年春，沙皇俄国和英法两国间这场战争的爆发，标志着19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1)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强朝晖、刘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08页。从军事发展来看，克里米亚战争是蒸汽时代战争的开始，启动了一个军备竞赛的时代，欧洲的武器水准得以持续更新。(2)菲利普·霍夫曼：《欧洲何以征服世界？》，赖希倩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191页。从战争空间来说，东欧地区成为欧洲霸权争夺的核心地带，“联军攻陷塞瓦斯托波尔，摧毁了俄国黑海舰队，事实上也就达到了他们的作战目标，也就是保住君士坦丁堡，使之不致受到来自北方的海上攻击。围攻塞瓦斯托波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战线的小型预演”。(3)威廉·H·麦尼尔：《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201页。克里米亚战争不是欧洲百年和平的插曲，而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克里米亚战争也许可以算得是自彼得大帝以来最有决定性的一次冲突，因为它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政治状况，这种状况最后促成了中欧民族的统一和欧洲均势的根本改变。所以说，克里米亚战争的后果不是在巴黎条约的条款中，而是在此后五十年的历史中表现出来”。(4)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15页。1854年2月，英国议会就战争问题进行辩论时，首相罗素认为，英国应该宣战，原因在于，“这不仅仅是保护土耳其，更是要保护德意志和所有欧洲国家的独立”。(5)布伦丹·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孟维瞻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由此可见，东方问题已经成为维持欧洲体系的重要方面，甚至是焦点问题。克里米亚战争的实质在于，英法与俄国就欧洲均势进行博弈，俄国在中欧地区的进军，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使得“德意志自由”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中国水利：2013年，在大规模水利建设全面展开、安全生产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水利安全生产形势继续保持总体稳定。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而奥地利基本失去了对欧洲的影响力，战争使奥地利失去了所有朋友。奥地利对意大利的战争是奥地利失去大国地位的转折点。梅特涅虽然已被赶出权力中枢，但是作为维也纳和会为数不多的见证者，他看到了自己时代的结束，以及奥地利的衰落。“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我们仿佛见到这个老成谋国的政治家，站在那里拼命地向那个年轻的皇帝招手示意，要他从那条危险的道路上回转过来。”(2)阿尔杰农·塞西尔：《梅特涅》，复旦大学《梅特涅》翻译小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95页。然而，奥地利皇帝已经发兵意大利，奥地利将在一个没有朋友的条件下进行一场难以取胜的战争。
奥斯曼帝国从这场战争中获益良多。欧洲列强为奥斯曼帝国打了一场大战，《巴黎条约》规定，“土耳其政府被准许分享欧洲公法和欧洲协调集团的利益”，各国将“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3) 《国际条约集（1648—1871）》，第 416页。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被明确地纳入欧洲强国的协作之中，各国政府保证尊重土耳其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4)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第113页。《巴黎和约》第一次正式将奥斯曼帝国接纳进欧洲国际社会之中。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奥斯曼帝国在西方列强的监视下开始了改革进程，其目标便是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具有国家能力的现代国家。西方列强希望奥斯曼帝国在军事、财政、行政等三方面进行革新，建立有序均衡的国家结构。但奥斯曼帝国的转型并不成功，造成奥斯曼帝国困境的根源在于帝国试图建立一支西方式的现代军队，但是却没有在经济方面进行配套改革。(5)欣斯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27页。奥斯曼帝国面临的根本困境是现代性的冲击，西方经过几百年积累形成的国家能力结构对于帝国而言是异质性的，面对这种冲击与挑战，帝国只有进行渐进性的改革，逐渐塑造与重建国家能力。
《巴黎条约》签订之后，奥斯曼帝国获得了继续改革的时间与空间。始于1839年的改革在战后继续推进，从改革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将这场持续几十年的改革运动视为奥斯曼帝国国家能力转型与重建的尝试与努力。这次改革被称为“坦齐马特”，在土耳其语中，即为“改革”之意。这次改革的深度与广度是空前的，是奥斯曼帝国面对西方现代性做出的一次反应。改革派领袖都深受西方社会发展、政治思潮的影响，其中提出改革倡议的赖希德便是典型代表。赖希德生于官宦之家，年少进入仕途，在多个职位上供职，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对奥斯曼帝国存在的弊端有切身体会。1839年，奥斯曼帝国受到埃及的威胁，而赖希德认为，埃及不过是帝国危机的表象，帝国如果不采取深彻的改革，即便消除了埃及的威胁，帝国也难以长久存在下去。这种深刻的认识源于赖希德丰富的海外背景，他先后任奥斯曼驻伦敦和巴黎大使，熟知欧洲事务，了解西欧的国家制度。在赖希德的主导之下，苏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其宗旨在于“改善非穆斯林的境况，以减少帝国境内非穆斯林臣民的不满与反抗”。(1) Mark Pinson, “Ottoman Bulgaria in the First Tanzimat Period: The Revolts in Nish (1841) and Vidin (1850)”,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75 (2), p. 103.改革法令的核心内容包括：第一，保证苏丹臣民的生命安全、荣誉与财产；第二，建立一个规范的征税与征兵体系；第三，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例如建立刑法体系，消除贪腐等。(2)MehrdadKia,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8, p. 116.这种具有现代性的改革措施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对外战争也使改革效果大打折扣。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奥斯曼帝国获得了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同时也受到英法的压力而进行了第二阶段的改革。从改革的内容来看，这是奥斯曼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一次系统的努力。几代改革家都认识到低效无能而又蛮横的行政管理是奥斯曼帝国迈向强国之路的最大障碍，因此，第二阶段的改革着力创建一个完整统一的行政管理制度，以统一的法令作为规范，尤其是参照拿破仑法典而编纂了帝国民事法典，这是奥斯曼帝国迈向世俗国家的重要步骤。此外，国家观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在统一法令、统一行政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需要将所有不同信仰的教徒都转化为“奥斯曼人”，以国家认同取代宗教认同。坦齐马特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就，但是，这场持续长达数年的改革，的确是系统地引入现代性对古老的帝国进行改革，与其说这场改革是在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不如说是在破坏一个旧的帝国。正如托克维尔所言：“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0页。坦齐马特的改革撬动了古老而僵化的帝国结构，反对之声压过欢迎的掌声，这是帝国的一种自卫式地接受现代性，接受现代性的目的在于抵御西方的蚕食与侵略。(2) 研究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交往的学者将奥斯曼帝国与现代性关系的历史演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抗拒现代性以躲避帝国主义带来的灾难；第二个阶段是比较自信的情况下接受现代性。参见Carter Vaughn Findley,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5, p. 133.神权国家向世俗国家的转变中，不知不觉地借助民族主义的力量。因此，改革非但没有将边缘统合到帝国中心，反而强化了边缘地带的分离倾向。因为民族主义领袖将帝国的改革视为对民族独立事业的危害。(3) M. Şükrü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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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齐马特改革激发了土耳其的觉醒，这主要源于西方现代性的介入。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法两国的势力快速增长，苏伊士运河开通、安纳托利亚的铁路以及外资银行的出现，不是枪炮而是资本瓦解着这个帝国的结构。“奥斯曼政府变得更加依赖于外国贷款，并且迅速为外国金融机构所控制。”(4) L. S.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p. 388.坦齐马特改革为英法资本的渗透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帝国没有建立完整的财税体系，政府便对英法贷款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因为这种财源既简单又容易。1854年帝国向英法银行团借入第一笔贷款，到1875年，利息及偿债基金累计达1 200万英镑，超过当年帝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5) L. S.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p. 390.“欧洲一些债券持有者便成为一股关心土耳其改革的新兴力量，而他们得到保证的权利，为他们在土耳其一旦违约时干涉其内政打开了方便之门。”(6) J. P. T. 伯里：《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62页。强大的金融体系是国家强大的后盾，金融实现了财富跨时空的转移与交换，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金融体系内置于国家建构与经济发展之中，而简单的借贷并不构成金融。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除了市场经济发达之外，还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的财税体制，而奥斯曼帝国通过借款替代财政无疑是饮鸩止渴。受利益驱动，各国银行团纷纷向奥斯曼帝国借款，有些借款甚至是强制性的。金融史家戈登指出：“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家本身——他们太贪婪，他们总是牺牲市场整体利益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7)约翰·S·戈登：《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1653—2004）》，祈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XXIX页。1873年，资本主义体系爆发危机，奥斯曼帝国贷款的渠道被切断，巨大的还贷压力迫使帝国政府不得不增加新的税赋，而此时帝国遭受亢旱，农业歉收，饿殍遍野，因此，各地反抗不断。
对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带而言，“克里米亚战争完全是列强之间的冲突；被统治的各族人民——斯拉夫人、希腊人或罗马尼亚人——与战争的发生是毫不相关”。(8)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第263页。即便如此，“克里米亚战争阻止了俄国向巴尔干的进一步扩张，为日后各民族的独立提供了可能”。(1) L. S.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p. 337.法国成为欧洲大陆新的霸主，拿破仑三世采取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外交政策，帝国边缘的民族解放运动得到法国的支持，俄国为了重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也采取一种默认与支持的态度。帝国边缘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帝国失败的改革运动迎头相撞，势必再次引爆东方问题这颗地雷，而此时，欧洲体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东方问题”有了新的内涵，已经远远不是“土耳其怎么办”那么简单，而是形成了双重博弈的结构。被克里米亚战争忽视的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是对欧洲殖民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双重反叛。最终，欧洲国际体系和“东方问题”都被不断“巴尔干化”的巴尔干半岛所掣肘，甚至摧毁。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SS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2016QY030）、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2016LZ012）、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培育项目（2018ZDPY0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长春 130012
（责任编辑 任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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