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时代，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日益被整个社会的进步所稀释，适应与不适应是所有个体都要面对的最终检验，工业逻辑的单向度与人生意义的多维度的对立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个体的无聊感呈现累积性的增加，而又无从化解，原有的意义感被工业逻辑消解、拆分，最终无可挽回地丧失，从而引发个体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的蔓延。存在主义关注个体的存在状态，人的存在状态又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而心理状态通过累积作用直接塑造个体的信念结构。
厌倦：个体存在状态异化的一种表征
人机大战中AlphaGo的强势表现，对围棋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人工智能是否会全面取代人类？人的存在还有价值与尊严吗？人是否是这个时代的多余者？用以支撑生命的意义从哪里来？科技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是否以个体存在的异化作为代价？对于存在意义的抽空，正是科技时代个体遭遇到的普遍症候。早在19世纪，克尔恺郭尔就敏锐地洞察到整个社会正经历一种时代疾病，这种疾病正是关于个体“存在”的疾病。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尼采也对其生存的时代进行了诊断：“时代所患的病叫虚无主义，在虚无主义的笼罩下，人类和个体的生存都失去了根据、目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信仰危机。”正是由于二人的深刻洞见，才使得“存在状态”这一议题进入哲学家的视野。无论是克尔恺郭尔的“绝望”还是尼采的“虚无”，都表明了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个体正遭受着存在意义的丧失之痛。
胡塞尔曾指出“欧洲最大的危险是厌倦”。这种厌倦是针对主体责任与可能性的，这种危机是由具体的自然科学所引发。科学成就的突显、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衰落，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被实证主义主导的科学塑造为一元的和因果性的后果。技术的无止境发展进一步导致了文化的危机，世界本真的样子被遮蔽，展现出来的不过是量化的、绝对客观的世界，而人及其精神在其中无处安放。现象学意在显示自身的东西，而从哲学角度对厌倦进行的研究并不关注个体究竟对什么厌倦，也不追究产生厌倦的具体情境，而是主张回到“厌倦”本身。诚如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所言：“厌倦不是对存在之苦的判断，它和这种染上了动人的色调、具有‘厌倦’的内容的判断不可相提并论。在未作任何判断之前就厌倦了一切的一切，这意味着存在的逊位。”
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出发点一致，认为哲学关注下的厌倦与因果关系无关，应该面对“厌倦”本身。厌倦应该从具体的场景和消磨时间中剥离出来，他指出：“消磨时间总是与厌倦联系在一起，但是厌倦并非总是与消磨时间相联系。”海德格尔一直在追问存在被遗忘的原因何在，“海德格尔并非要反技术或反柏拉图主义，他只是觉得，如果我们一下子就出于一种理性算计的考量而来建构存在，这很可能会把存在之慷慨赠与的经验掩埋，我们从此对于它的绽出将变得不闻不问。”海德格尔的担忧不无道理，构成人类经验的内容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既包括来自于工具理性的计算性内容，还包括来自于价值理性的非计算内容，如审美、善恶等，如果一味屈从于基于计算的工具理性，那么存在者的丰富性就被遮蔽或者清除了，计算的人生所导致的必然是厌倦。
“厌倦（boredom）被描述为现代社会的瘟疫，是今天众多环境中最常被体验到的情感之一”，厌倦是无意义的重要体现，会逐渐消磨个体意志，最终使个体被无聊吞噬，产生严重的社会与心理问题。在时代的裹挟下，那些作为存在者的人从外在的身体到内在的精神已经完全被技术所掌控。也许更为严重的是，对于个体精神的规训，导致人的存在方式呈现高度同质的单向度化，这个过程无声无息悄然完成。由此而来的厌倦只是个体精神萎缩的一种外在表征，当下社会的心理障碍的根源大多源于此。
异化实存下的信念系统特征
任何人都是特定时代的人，其信念结构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型塑。诚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人的存在主要是由他在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状况中的生存所构成”，“生存是整体的生存，我的本质既是作为整体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状况”。可见个体的存在状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个体不能超越时代存在而被理解。
个体的信念系统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对待周围事物的认识是单一而绝对的，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单一，多以实际价值为准绳。在关于人际世界的信念上，工业化流程中的个体缺乏真正的合作精神，只是被安排在一个生产链条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按照机器零部件之间的关系安排，操作流程具有优先性和排他性。社会生活层面更是演变为一种简单的经济计算，而不再是创新与意义衍生之地。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单一信念元素所构成的信念系统，完全将构成信念的自我世界排除在外，“对于历史意义的信念，对于人性意义的信念，即对于人为他个人的生存和一般人的生存获得合理意义的能力的信念，都崩溃了”。而这些信念要素的丧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个体失去了“关于其自身”的信念。这一切皆可归因于外部世界符合证实原则，而内部世界则是无法证实的，因此必须被放弃。这强调了外在世界的重要性，但是厌倦形成的根源正是源于个体在参与外在世界的过程中脱离了自我核心。因此如何把个体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沟通起来是解决厌倦问题的必由之路，这个关键路径是由意义串联起来的。外在世界通过意义得到调整，并与内在世界产生关联。
1. 高度工业化导致个体自由意志削减
传统实体商业应将体验与购物相结合，融合网络信息，为消费者提供全能、实时体验的实体消费服务。比如现在实体店为顾客提供的试衣服电子搭配屏，让顾客能够随时搭配适合自己的衣服，能为顾客节省试衣服的时间成本，也能够让顾客更直观的感受自己适合什么类型、颜色的服装。还有的直接在商场中加入更多游戏娱乐场所，让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能体验到更多的快乐。
2. 多元压力与单一目标造成信念系统意义供给的单一化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产生基于对传统心理治疗流派的否定，它的核心思想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一种动力性治疗方法，其焦点在于植根于个体存在中的关怀。”但是，“存在主义心理学只是某些存在主义概念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应用，并没有规范的体系或方法。”因此，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必须与其他治疗方法进行整合。笔者认为认知行为治疗是当下揭示个体心理障碍产生机理最清晰易懂的理论，同时治疗措施简便易行，其主张心理障碍是由于个体的不合理认知导致的。而个体的认知方式是由个体的存在状态长期型塑的结果，因此，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所关注的恰恰是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的源头问题，即从根本上纠正与改变形成个体认知方式与意义的最初结构。
3. 实证主义割裂构成信念系统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
丽思卡尔顿酒店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家酒店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服务标准，同时也是酒店所有人员必须尊崇的金科玉律——“顾客永远是对的”，围绕这条标准，酒店员工被允许脱离自己的岗位，在任何情况下作出最合适的判断，一切服务于立刻让客户满意。凭借近乎神话般的服务，该酒店创办者凯撒·丽思被称为“酒店经营者之王”。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赋能不是简单地放松管控，不断地去中心化，对于所有赋能型组织而言，既要有授权的胸怀，又需要找到授权的平衡点，做到精准授权。对员工进行赋能，即要保证该员工具备承担该项权力的知识和视野，能够作出明智的决策。
19世纪的欧洲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英、法等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导致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观念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可避免地以观念形态渗透到所有人的头脑中，由此引发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变化。在工业文明的支配下，个体意志屈服于社会意志，个体不再是孤立的个体，其个人价值被集体价值替代，从对个体负责转化为对集体负责，个体选择的基础也必须契合于集体的诉求，我的存在转化成我们的存在，那些曾经作为个体所拒斥的东西，因在集体之中而变得必须被接受。当个体不断服从于集体存在状态，自由选择的快乐就被剥夺。然而这个集体永远超越于或优先于个体，个体随时可能因为集体的需要而被筛选，今天你还是流程中的一环，明天可能就在整个流程之外。此时的个体生存，只有眼前，没有回忆的价值，也没有未来的期待，生命沦落为追求基本生活满足而确保不被集体所淘汰。在机遇都是可以计划的时代，希望与期待都是无意义的。这一切绝非个体可以控制的，非控制感使个体产生前所未有的对生活的厌倦与畏惧，厌倦于当前的存在状态，又畏惧被这种状态所抛弃。个体的存在感彻底沦陷，个体不能在这种工作中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与乐趣，却又被锁定于现有的存在状态之中，这就造成了个体的绝望。绝望，被克尔恺郭尔称为致死的疾病，“绝望这致死之病是既不能死，又似乎没有生的希望”，而绝望正是一种对可能性的厌倦。
存在主义进路下对厌倦患者的信念修正
“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个体的需求是从基本生存需要向自我实现逐步提升的，但是当下的个体自我实现被幻化成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个体关注的不再是我是什么，而是我有什么。基本需求的满足本应促使个体进一步追求社会性与精神性的需要，然而，消费主义时代就是一个创造需求与制造欲望的时代，基本需求变得永不能被满足，高级需求被齐一化降格为一种新的本能需求，需求层次理论被合并为三层理论，并永远徘徊在基本需求层面上。在这个压缩模型里，社会对个体评价标准呈现出整齐划一的特点：金钱=目的=成功。个体的价值维度，内容单一、空间狭小，而且得不到其他方面的补充，并呈现出整体精神贫乏的症候，个体变成赚钱的工具。竞争意识的增强，使得个体长期处于高压力状态，压力的累积是心理问题产生的前导因素，而低质量的社会交往又严重影响了个体社会支持的获得，负性情绪得不到有效排解，存在价值不断被否定，意义的库存快速消失与蒸发，厌倦以多种形式在精神层面扩散。
其次，匿名特性保证民意真实。当前，新媒体平台尚未实名化，匿名环境下被管制风险较小，大众意见表达更加自由，态度立场更加鲜明，避免了传统民意调查中可能发生的“作秀”问题。尽管新媒体的匿名性也带来了话语极端化的负面影响，但整体上有利于形成高压舆论态势，提升政府对国民情绪的感知度。
存在主义对个体信念系统的型塑路径如下：时代状况决定个体存在状态，而个体的存在状态型塑了个体的心理状态、生理状况、人际关系、社会角色等多个层面，这些因素不断累积构成个体存在的经验库存，而正是基于个体的经验库存，以意识或无意识的方式建构了个体的信念系统。结合心理治疗的理论观点，特别是艾利斯合理情绪疗法的基本理念：个体所表现出的情绪与行为结果不是诱发事件直接导致的，而是个体信念系统在背后起作用。有理由认为，厌倦现象的产生也并不是由个体遭遇的具体事件所致，其根源在于个体信念结构中生产意义的部分丧失功能或被遮蔽所致。按照这个逻辑，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解决此类心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把信念结构中被工业化社会所遮蔽或者消解的意义生产功能重新激活，通过替代或修复策略恢复信念系统的意义再生产功能，进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1. 从形成路径上对信念系统进行意义加载
文检课教师大多采取“一言堂”“灌输式”的授课方式。教师根据教材章节，按部就班地介绍各类数据库和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再布置一些习题让学生去实践。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未能关注学生对知识的实际需求，也忽略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加上部分理论知识枯燥难懂，甚至已经陈旧，不利于激发学生对文检课的学习兴趣[3]。
2. 积累经验库存以扩充信念系统
再向深处进一步反推，既然信念的修正与改造困难重重，存在主义治疗是否可以从个体存在状态所累积的经验库存入手？即在塑造、修改或者替换信念结构之前对存在主义要素进行输入。经验的获得主要有两种方式：即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经验库存是构成信念系统的原材料，但并不是所有经验都能够成功地进入到信念系统中。根据最新研究显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要明显优于年轻人，并且他们表现出更少的焦虑与抑郁水平。”显然这一结果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但是研究者杰希特认为“老年人心态的改善与其生活经验的增加有关系”。这间接证明经验库存越丰富对个体信念系统的型塑也越有利。根据实际生活经验可知，与那些在生活中没有遭到过挫折的个体相比，曾遭受过适度挫折的个体对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抵御能力更好，他们能更好地选择应对方式与情绪释放形式。因此，在传统价值观不断消解的当下，意义的空白之处，通过对个体经验库存进行存在主义主题的输入与替换是可以实现的。
3. 培育心理韧性空间增强个体尊严意识
结合存在主义的心理治疗路径，那么，如何处理厌倦现象呢？既然厌倦产生的原因在于意义的丧失，那么如何向信念系统输入意义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困难的问题：意义是创造的还是发现的？对于存在主义治疗理念而言，其确信个体生存具有无条件的意义，也就是说存在本身就是充满意义的。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意义输入往往不具备可操作性，从而使得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因过强的哲学思辨而难于具体实施。根据我们的研究，为了有效输入意义，需要先做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培养内在韧性；其二，恢复人的尊严意识。现代的生活世界早已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揭示为一种祛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奉行着基于计算理性带来的效率原则，在效率原则主导下，人就是生产链条上的一个机器零件，由此导致人作为人的尊严感的消解，它以个体心理韧性的调适空间变窄为标志。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在祛魅的世界里，各类先验原则被抛弃，由此带来意义与尊严的补偿成为不可能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升个体的自尊以及锻炼心理韧性空间都是制造意义并摆脱厌倦的有效方式。从长远来看，这种尝试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4. 引入具体行为治疗手段激活个体能动机制
行为主义疗法由于其将人视为机器而饱受诟病，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行为主义所开发的具体治疗操作手段，能够在短期内对个体状态进行有效的干预。厌倦可以视为抑郁的一种先导症状，其对生活意义感的丧失会导致行为动机不足，因此通过信念与行为的反向构造，利用行为激活的方式对其进行干预可以有效打破意义加载困难的壁垒。行为激活是心理治疗实践的一种，指通过为患者安排愉悦感、掌控感高的活动来激活他们的行为，增加患者生活中积极强化作用的同时，避免回避、退缩行为，最终使患者重新投入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之中。这一干预路径符合自身认知所强调的身体、行为对于认知过程的参与性与重要性的主张。通过行为刺激能够有效地激活个体的能动机制，继而塑造外在世界与内在体验的链接，这是一种经验积累与意义生产的最直接渠道，让个体体验到自我存在，且这种存在是一种存在于世的状态。
结论与展望
综上，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可以说是一种宏大叙事，其满足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形而上诉求。它是一种理解与洞察——一种对世界与生命本身的洞察，而这正是意义产生之源，遗憾的是工业化时代是以牺牲宏大叙事为代价的，而人作为存在者恰恰是不能缺少这种形而上追求的。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尊重个体的选择与决定，相信个体的自我意志，存在主义也是一种乐观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学说，它将核心的问题视为：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厌倦、孤独、无意义感这些都不是心理障碍患者特有的，而是所有个体共有的，“正常与病态的差异在于量的程度，而不是质的不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关注由个体存在状态所诱发的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心理问题，在操作路径上结合认知行为治疗的理念和方法，从存在状态层面入手，深入到信念系统内部，并对之进行干预，为进一步解决心理障碍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思路与实践方法。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重通过神经科学证据挖掘信念系统的生物学基础，神经科学的发展将会进一步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提供科学佐证。
（作者单位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摘自《哲学分析》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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