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属污染历史论文_记者,袁东来

导读:本文包含了重金属污染历史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重金属,沉积物,历史,湘江,污染治理,风险,来源。

重金属污染历史论文文献综述

记者,袁东来[1](2019)在《加快推进污染治理 早日还人民群众绿水青山》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报讯(记者 袁东来)昨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谢一平深入柴桑区港口街镇调研历史遗留矿山重金属污染治理工作。他强调,要严肃对待,严格标准,严密推进,确保治理工程管长效、管长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谢一平一行首先来到丁家山金铜硫矿区重金属污染治(本文来源于《九江日报》期刊2019-09-12)

何超[2](2019)在《广西喀斯特地貌区域工业区及历史采矿区河流流域的七种重金属污染程度探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自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业的高速发展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变的同时也导致了生物多样性减少。工业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目前仍然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表明,环境污染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重金属是环境污染物的重要一类。重金属污染物大致可以分为点源污染和扩散沉降形成的面源污染两大类。当今中国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大量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其中关于土壤,水体,大气以及人类的重金属污染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关于野生生物被污染的程度仍需进一步探究。鸟类由于种类多样、生境多样、分布范围广且处于较高的食物链营养级,被视为良好的重金属污染指示物种。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有色金属工业区,两个已经停产的铅锌矿区和一个已经停产的汞矿区的七种重金属或类金属:汞(Hg),镉(Cd),铅(Pb),锌(Zn),铜(Cu),锡(Sn),砷(As)对附近河流流域的污染程度。14个试验样点选取于该四个区域的四条已知被污染的河流和一条没有污染报导记录的河流,沿每条河流河水流动方向沿岸采集稻田土壤样品,稻谷样品和鸟类羽毛样品进行上述七种重金属的浓度分析。我们假设,汞中毒是铅、锌、锡开采带来的隐患,且由于汞在食物链中具有生物放大效应,所以处于较高营养级的动物将受到更多伤害。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食性的鸟类羽毛中的汞浓度是显着不同的,位于较高营养级的食肉鸟和食虫鸟羽毛中的汞浓度显着高于较低营养级的食谷鸟和食果鸟,表现出了一定的生物放大效应。然而,食谷鸟和食果鸟羽毛中的锡和锌的浓度却高于食肉鸟和食虫鸟。河流方面,接近其中一个铅锌矿区的河流沿岸的鸟类羽毛中的铜和砷的浓度最高;接近汞矿区的河流沿岸的鸟类羽毛中的汞浓度最高。试验样点方面,在汞矿区附近的样点的鸟类羽毛中的汞浓度远远高于其它样点;其中一个铅锌矿附近的样点的鸟类羽毛中的镉浓度最高;其它金属的最高的浓度的样点无明显分布规律,其靠近污染源附近的样点的鸟类羽毛中的金属浓度和远离污染源的样点的鸟类羽毛中的金属浓度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不同重金属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镉和铅、锌和锡、铜和砷、锡和砷之间呈显着的正相关;汞和其它金属之间没有呈现出正相关,甚至还和铜呈一定的负相关趋势。汞对野生生物的毒害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而它与其它金属之间不相关或负相关就意味着它对野生生物的毒害作用不会因为其它金属的存在而被加剧,甚至其毒性可能还会因为其它金属的存在而被抑制。因此,虽然汞与其它金属的相关性趋势不符合研究预期,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来说却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来源于《广西大学》期刊2019-06-01)

许燕红,何毓新,孙永革,吴敬禄[3](2019)在《云南洱海近180年的重金属污染历史记录及其和湖泊富营养化的联系》一文中研究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工农业活动加剧,湖泊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表现为水域面积不断缩小,富营养化严重,以及强烈的重金属污染。云南洱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研究通过对洱海北部180年沉积柱中重金属元素含量的分析,重建了云南洱海工业革命以来的重金属污染历史,探讨了其和人类活动以及湖泊富营养化进程的关系。洱海重金属的沉积历史可以分为3个阶段:(1)1820~1930年,重金属来自岩石侵蚀风化,湖泊未出现重金属污染,属(本文来源于《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第17届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期刊2019-04-19)

梁梦瑶,刘恩峰,张恩楼,纪明,李小林[4](2019)在《基于高山湖泊沉积记录的贵州北部大气重金属污染历史重建》一文中研究指出大气重金属污染是全球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受监测资料的局限,目前我国在大气重金属污染的历史过程及其对偏远地区地表环境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通过对贵州北部梵净山顶沉积物中金属元素含量和Pb同位素的分析,研究了近400年来Cd、Cr、Cu、Hg、Ni、Pb和Zn等大气污染的历史过程.公元约1800年之前,沉积物中金属元素含量较为稳定; 1800年以来,Cr、Cu、Ni和Zn等含量总体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而Cd、Hg和Pb含量逐渐增加.富集系数与207Pb/206Pb结果表明,Cd、Pb和Hg是典型的大气污染元素; Hg污染开始于公元1880年前后,Cd和Pb污染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近年来污染程度均逐渐加重.沉积记录反映的贵州北部梵净山地区目前大气Hg污染水平与我国东部其他远离人类活动直接影响的地区相当,但远高于欧美及青藏高原等地区;不同地区间Cd与Pb污染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梵净山地区大气Hg污染可能受到全球和区域污染排放的共同影响,Cd和Pb污染主要来自于区域有色金属冶炼及燃煤等释放.(本文来源于《环境科学》期刊2019年06期)

南茂才,林治家,陈新跃,王珍英,胡航[5](2018)在《湘江易家湾段河滩冲积土重金属污染原因分析及污染历史的探讨》一文中研究指出测定了易家湾河滩冲积土重金属的含量,分析其垂向分布特征,评价其潜在生态风险,进而探讨重金属污染来源,提出湘江重金属污染较为严重的时间段.结果表明:(1)易家湾段Cd,Pb,As和Hg的平均值分别1.00,40.00,28.40,0.17 mg/kg,除Hg外均超过长株潭地区土壤背景值,含量分布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从垂向分布上看,重金属含量在0~15 cm和40~50 cm段明显偏高,尤其是Cd为整个剖面最小值的数十倍,存在明显的累积性.(2)地积累指数计算结果表明,湘江易家湾段河滩冲积土重金属污染程度依次为Cd>As>Pb>Hg;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系数次序为Cd>Hg>As>Pb,其中Cd的影响占主导地位.(3)由40~50 cm河滩冲积土中的重金属含量可知,当时上游可能发生过大规模的重金属污染,致使该流域水体和河滩冲积土中重金属含量超标,经查找大量资料,表明该流域于2006年前后受到上游衡阳段和株洲霞湾段重金属的污染,致使当时沉积了大量的重金属,因此在剖面40~50 cm段重金属含量超过了其背景值,为恢复其污染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本文来源于《矿业工程研究》期刊2018年02期)

孙德尧,臧淑英,孙华杰,张囡囡,张科[6](2018)在《近150年呼伦湖重金属污染历史及潜在生态风险》一文中研究指出针对呼伦湖演化历史研究相对不足的现状,于呼伦湖中心采集柱状岩芯沉积物样品78个,测定分析了沉积物中Cr、Mn、Co、Cu、Zn、Cd、As、Pb等8种重金属元素的垂向分布特征。结合210Pb测年数据和粘土含量,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判别不同沉积阶段重金属元素的可能来源,并对其进行潜在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1865—1973年各种金属元素含量相对较低,以自然输入源为主,人类活动对湖泊影响微弱;1973—1992年重金属元素含量均呈现增加趋势,主要以工矿业和农业污水、交通源等人类活动释放源为主;1992年后除As、Pb外均出现下降趋势,受自然保护区建立的影响,自然来源为首要源,但仍存在农业污水、交通源和采矿业的人为源。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单元素污染系数Cd>As>Pb>Cu>Co>Cr>Mn>Zn,Cd潜在生态风险超强,As在1992年以后为中等潜在生态风险,其他几种元素均属于轻微生态风险,多种污染物的潜在生态风险近年处于较高水平,Cd和As是主要生态风险贡献因子。呼伦湖重金属污染历史能够较好地指示人类活动,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治理污染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Cd、As污染应予以重视,呼伦湖的环境保护及治理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来源于《农业环境科学学报》期刊2018年01期)

伍振锴[7](2017)在《5种树木吸收重金属能力比较与土壤污染历史重建》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栖霞山森林公园内常绿针叶树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 Lambert)、落叶阔叶树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 Linnaeus)、黄连木(Pistacia chinensis Bunge)、臭椿(Ailanthus altissima(Miller)Swingle)和榆树(Ulmus pumila Linnaeus)这两类树种5种树木的年轮和其根部土壤为研究对象,以空间代替时间的方法,探究年轮与土壤中的8种重金属(Cd、Cr、Cu、Fe、Ni、Mn、Pb、Zn)元素含量及其动态变化规律,从中找出修复受污染土壤能力较强的树种,筛选出适合记录栖霞山土壤重金属污染历史的树木载体,并重建了栖霞山近20年(1996~2015)来土壤重金属污染变迁历史,以此指导当地的土壤修复工作,该问题的探讨,能为同类受重金属污染的森林公园的环境保护对策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结论如下:(1)为筛选修复土壤重金属污染效果较佳的树种,以吸收系数(Kf)为评判标准比较了栖霞山森林公园内相近树龄的5种树木对8种重金属元素的吸收能力。结果表明:单一树种对不同重金属元素吸收能力不同;5种树木吸收同种重金属元素的能力也不同;刺槐吸收Ni、Pb、Zn、Cd、Cu能力较强,相较于其他4种树种,刺槐对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能力更佳;臭椿吸收Cr、Zn、Ni元素能力较强;榆树对Cu、Cr、Mn、Pb的吸收表现更好;马尾松吸收Cd能力较强;相比而言,黄连木吸收Cd、Cu、Fe、Mn、Ni、Pb、Zn能力较弱,可能不适于作为修复受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植物材料。(2)针对刺槐对8种重金属元素有良好的吸收能力,运用Duncan’s新复极差法和LSD(最小显着差数法)法进一步比较了同一生境下3个年龄阶段的刺槐15年(1990~2004)内吸收8种重金属能力的差异。可以发现:刺槐树龄越大,吸收能力越强,45年生刺槐个体>35年生刺槐个体>25年生刺槐个体,且45年生刺槐个体对Cd、Ni、Mn、Pb吸收能力明显强于其他两种树龄的刺槐个体,在生态修复的实践应用中,随着刺槐栽植时间越久,修复土壤污染效果越好。(3)为探究树木年轮内各重金属元素的来源及成因,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5种树木年轮中8种重金属元素含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研究。初步结论如下:总体上,5种树木年轮中的8种重金属元素之间存在的协同作用较为明显,意味着其来源一致;在臭椿年轮中Ni和Cr与其他元素之间存在明显的协同作用;在刺槐年轮中,Cr与Cu、Fe、Ni、Mn、Zn元素、Zn与Cd、Cr、Fe、Ni、Mn、Pb之间存在协同作用;在黄连木年轮中,Cd和Fe、Zn、Pb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协同作用,而与Ni存在拮抗作用;在马尾松年轮中,Cu和Fe、Ni、Mn、Zn存在协同作用,但Cd和Cu、Mn、Pb之间存在拮抗作用;在榆树年轮中,Cd与Mn、Pb存在一定程度的拮抗作用。(4)为探究栖霞山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以及污染历史情况,用单因子污染指数评价法对研究区进行了重金属污染评价,并分析了近30年(1986~2015)栖霞山5种树木年轮内8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的动态变化规律。结果显示:栖霞山森林公园存在Cd、Cu、Fe、Ni、Pb、Zn元素的严重污染,Cd、Pb、Zn元素存在高度污染;受栖霞山土壤污染事件的影响,不同树种吸收同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在不同的时间段内的变化存在明显差异,单一树种吸收不同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变化也存在差异。(5)为寻找记录栖霞山土壤污染历史效果较好的树木载体,深入探究树木年轮中重金属和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相互关系,对栖霞山5种相近树龄、不同的树种和3株相同树龄、不同生境的刺槐分别进行了年轮与土壤重金属含量相关性分析,初步结论认为:5种树木和3株刺槐的年轮与土壤中8种重金属含量均满足线性相关,树木年轮与土壤重金属含量存在一定的正相关,且不受树种、生长环境的影响。(6)为进一步探究栖霞山土壤污染历史变化趋势与特征,且基于刺槐对Cd、Cr、Cu、Zn元素的高灵敏度,对栖霞山3株45年生刺槐近20年年轮中Cd、Cr、Cu、Zn这4种重金属元素含量进行了对数线性研究,结合刺槐年轮历史含量反演了土壤中Cd、Cr、Cu、Zn元素的污染历史及动态变化,初步结论如下:刺槐年轮中Cd、Cr、Cu、Zn元素含量与土壤中的元素含量满足对数线性相关模式lgC’=algC+b;近20年栖霞山土壤中Cd含量稳定在较低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土壤中Cr含量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且波动很大,存在多个峰值;土壤中Cu含量较为平稳,自2012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土壤中Zn含量总体波动不大,近20年来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和其他4种树木相比,刺槐在综合水平上更适合作为生物记录载体以重建土壤Cd、Cr、Cu、Zn的污染历史。(本文来源于《南京林业大学》期刊2017-06-01)

杨林[8](2017)在《杭州湾庵东浅滩沉积柱重金属污染历史及生态风险评价》一文中研究指出杭州湾是中国东部一个喇叭状的海湾。湾口上游与钱塘江连接,湾口下游通过星罗棋布的舟山群岛与东海连通。湾口南北两岸分别于长江,曹江及甬江相连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同样,杭州湾也遭受到人类活动严重的影响。沉积物是重金属的源和汇,因此关于杭州湾沉积物研究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有关杭州湾重金属的研究,前人主要集中在表层沉积物上,关于湾内深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情况的研究尚显不足。通过研究沉积柱中的重金属污染能够再现重金属污染历史和污染物的分布特征,并进一步研究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和人类活动对杭州湾重金属污染的影响。因此,从杭州湾庵东浅滩采集沉积柱并研究其重金属污染历史及评价其潜在生态风险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从庵东浅滩采集了两个沉积物岩芯柱(C1和C2),研究其重金属(Cr、Cd、Hg、Pb、Co、Ni、Mn、Cu和Zn)含量的历史变化。根据210Pb测年可知,沉积柱的沉积历史可以追溯到30年之前,根据沉积深度及沉积年限可以计算出,近年来庵东浅滩的沉积速率大约为5cma-1。在2000年之前,这两个沉积柱中重金属浓度垂向分布几乎不变。然而,在2000年之后,沉积柱C1中重金属浓度随着赋存深度减小而大幅度增加。两个沉积柱中沉积物重金属浓度增加表明,最近十年该地区沉积物已受到严重的人类污染。沉积柱C1受到Cr和Pb污染的程度为中度污染到重度污染,而沉积柱C2基本上未受到重金属的污染。多元统计分析表明,沉积柱C1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于人类活动,而沉积柱C2的重金属来源主要受自然过程的控制。通过CIC模型分析可得,沉积柱C1中沉积物重金属的通量为3.99-8.91 gm-2a-1,沉积柱C2中沉积物重金属的通量为2.74-7.37 g m-2a-1。沉积柱C1中,沉积物重金属的通量较高的原因有可能与相邻地区污水排放密切相关。因此,人类活动对杭州湾地区重金属污染的增大有显着的影响。此外,杭州湾跨海大桥也可能影响沉积物中重金属的积累,因为在大桥建设过程中沉积物的重金属通量有所下降。论文重建了过去30年杭州湾重金属污染的历史,它将为周边的环境保护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信息。(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17-01-13)

孟祥琪[9](2016)在《滇池水域重金属污染的历史追溯及生态风险评价》一文中研究指出重金属元素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分布在水生生态环境中,环境中的重金属主要有自然来源及人为来源。重金属,如铅、锌、铜、镉和铬,是工业废水中常见的污染物,重金属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地球化学结构,采矿活动,金属冶炼、工业废物焚烧废物和城市污水排放都是水体中重金属污染物的潜在来源之一。由于重金属难以被降解,当汇集进入水体后,可沉降到沉积物中,甚至通过同化作用而进入水生动物中。重金属通过食物链中不断的积累,一旦在水生生物达到安全阈值,人类对水生动物的消费会造成毒性伤害。研究区域覆盖整个滇池,研究包括滇池8个点位(部分点位为国控水质监测点)的水体、表层沉积物和柱状沉积物,环滇池6个点位的野生鱼样。选择重金属(Pb、Zn、Cu、Cd和Cr)作为目标污染物质,研究其在滇池的污染特征。研究滇池水体、表层沉积物、柱状沉积物和3种当地野生鱼类(鲤鱼、鲫鱼和银白鱼)重金属元素的污染程度、分布特征、历史趋势、生物蓄积性并评估其潜在健康风险。这些结果有助于增加我们对滇池水、沉积物和一些特有野生鱼类的重金属污染的认识,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社会价值、环境意义和应用价值。(1)通过对滇池8个点位水体及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浓度进行分析,阐明了重金属在滇池水体及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浓度水平、分布特征。滇池水体及表层沉积物中普遍检出这5种重金属元素(Pb、Zn、Cu、Cd和Cr),且水体中浓度水平远低于表层沉积物中的浓度水平,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浓度普遍高于云南土壤背景值。水体和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浓度依次为Zn>Cr>Cu>Pb>Cd。各点位中,晖湾、宝象和罗家营采样点水样中重金属的浓度与其它5个采样点(观音山西、大渔乡、海口西、白鱼和滇池南)的差异性就不明娃,但多数金属的浓度依然较高。在这些点位发现较高的重金属浓度,与其临近昆明主城区,有大量的生活、工业污染排放有关。(2)研究了滇池8根柱状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浓度水平及污染特征,得到了5种重金属元素在滇池污染的历史数据。可以观察到各柱状沉积物内重金属浓度从底层到顶层呈现出先增加后平稳变动的趋势。结果揭示了滇池重金属的污染历史,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重金属Pb、Zn、Cu、Cd和Cr的浓度有突然增加的趋势,此外,这些重金属的浓度从21世纪初到现在呈下降或者保持不变的趋势。总的来说,柱状沉积物中重金属浓度变化趋势反映了滇池重金属的污染情况,这主要与周边的主要城区(如昆明市主城区、晋宁县和呈贡区)人口数量增加、经济发展情况、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相关环保政策实施有密切关系。(3)检测了滇池3种典型野生鱼类(鲤鱼、鲫鱼、银自鱼)的肌肉、肝脏和鳃中的重金属含量,阐述重金属在鱼类各组织中的浓度水平,讨论其生物富集情况及对暴露人群的潜在健康风险。各鱼样肌肉中重金属Pb.Zn.Cu.Cd和Cr含量分别为0.10-0.78 mg/kg、21.79-67.87 mg/kg、0.48-1.47 mg/kg、0.03-0.16 mg/kg和0.13-0.94 mg/kg,不超过政府规定的鱼类中重金属的限值,说明食用这3种鱼类相对是安全的。可以发现3种鱼类肌肉内重金属含量有银白鱼>鲤鱼>鲫鱼的顺序。另外,鲤鱼和鲫鱼的组织(肌肉、肝脏和鳃)中重金属含量,其富集能力呈现出肝脏>鳃>肌肉的规律。再分析重金属在3种鱼类体内的富集能力,通过计算出鱼类吸收重金属的生物浓缩因子(BCF),其范围为0.74到36.47,其顺序依次为Zn>Cd>Pb>Cu>Cr。计算3种鱼类重金属的目标危险系数(THQ)和危险指数(HI),其值多数都小于1。表明人类单一的消费其中一种鱼类而摄入体内的重金属元素其对人体的非致癌性健康风险较低,但消费鱼类造成的潜在健康风险依然不能被忽视,应该加强滇池湖泊的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本文来源于《昆明理工大学》期刊2016-05-01)

甘华阳,何海军,张卫坤,林进清[10](2015)在《叁亚河沉积物中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与污染历史》一文中研究指出主要研究了叁亚河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分布、富集程度、生态风险以及污染历史,可为叁亚河的污染治理和海洋环境保护提供参考信息。结果表明,叁亚河表层沉积物中Cu、Zn、Pb、Cd、As、Cd、Hg、Ni等8种重金属元素的质量分数分别为(3.9±1.7)、(100.4±38.9)、(32.0±8.3)、(28.8±11.5)、(10.27±4.61)、(0.181±0.110)、(0.204±0.091)、(22.7±8.0)μg·g~(~(-1)),Al2O3、TOC的质量分数分别为10.34%±5.49%、1.29%±1.23%。210Pbex放射性比活度被用于确定研究区的平均沉积速率并建立沉积年代框架。应用210Pbex稳定初始浓度模型得出叁亚河沉积物的平均沉积速率约为0.89 cm·a~(-1),所获取柱状样的沉积年代为1918─2014年。基于柱状样底部未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子样得到的研究区8种重金属的背景值分别为7.5、38.7、14.3、31.9、4.95、0.027、0.015和6.4μg·g~(-1)。叁亚河表层沉积物中Pb、Zn、Cu、Cd、Hg和TOC经Al元素标准化后的富集因子的算术平均值都大于1.5,说明这些重金属和有机质大部分来源于人类活动的输入。柱状沉积物中Cu、Zn、Pb、Cd和Hg的质量分数和富集因子在45 cm深度以上(即上世纪60年代以后)也存在明显的由人类活动的输入引起的上升和富集趋势。研究区沉积物中TOC与富集重金属Pb、Cr、Cd、Zn和Cu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r值为0.56~0.85,表明有机质降解所产生的腐殖酸吸附是导致沉积物中重金属质量分数变大的主要原因。对照美国NOAA沉积物生物效应数据标准,叁亚河沉积物中Hg含量在多数站位介于ERL和ERM阈值之间,已对底栖生物产生负面影响。叁亚河目前重金属的沉积通量约为2.26g·m-2·a~(-1),所沉积的重金属主要为Zn,约占总通量的50.6%,其次为Pb、Cr和Cu,它们的比例分别为16.1%,14.5%和11.5%,毒性较强的Hg和Cd分别仅占总通量的0.10%和0.09%。(本文来源于《生态环境学报》期刊2015年11期)

重金属污染历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自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业的高速发展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变的同时也导致了生物多样性减少。工业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目前仍然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表明,环境污染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重金属是环境污染物的重要一类。重金属污染物大致可以分为点源污染和扩散沉降形成的面源污染两大类。当今中国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大量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其中关于土壤,水体,大气以及人类的重金属污染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关于野生生物被污染的程度仍需进一步探究。鸟类由于种类多样、生境多样、分布范围广且处于较高的食物链营养级,被视为良好的重金属污染指示物种。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有色金属工业区,两个已经停产的铅锌矿区和一个已经停产的汞矿区的七种重金属或类金属:汞(Hg),镉(Cd),铅(Pb),锌(Zn),铜(Cu),锡(Sn),砷(As)对附近河流流域的污染程度。14个试验样点选取于该四个区域的四条已知被污染的河流和一条没有污染报导记录的河流,沿每条河流河水流动方向沿岸采集稻田土壤样品,稻谷样品和鸟类羽毛样品进行上述七种重金属的浓度分析。我们假设,汞中毒是铅、锌、锡开采带来的隐患,且由于汞在食物链中具有生物放大效应,所以处于较高营养级的动物将受到更多伤害。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食性的鸟类羽毛中的汞浓度是显着不同的,位于较高营养级的食肉鸟和食虫鸟羽毛中的汞浓度显着高于较低营养级的食谷鸟和食果鸟,表现出了一定的生物放大效应。然而,食谷鸟和食果鸟羽毛中的锡和锌的浓度却高于食肉鸟和食虫鸟。河流方面,接近其中一个铅锌矿区的河流沿岸的鸟类羽毛中的铜和砷的浓度最高;接近汞矿区的河流沿岸的鸟类羽毛中的汞浓度最高。试验样点方面,在汞矿区附近的样点的鸟类羽毛中的汞浓度远远高于其它样点;其中一个铅锌矿附近的样点的鸟类羽毛中的镉浓度最高;其它金属的最高的浓度的样点无明显分布规律,其靠近污染源附近的样点的鸟类羽毛中的金属浓度和远离污染源的样点的鸟类羽毛中的金属浓度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不同重金属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镉和铅、锌和锡、铜和砷、锡和砷之间呈显着的正相关;汞和其它金属之间没有呈现出正相关,甚至还和铜呈一定的负相关趋势。汞对野生生物的毒害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而它与其它金属之间不相关或负相关就意味着它对野生生物的毒害作用不会因为其它金属的存在而被加剧,甚至其毒性可能还会因为其它金属的存在而被抑制。因此,虽然汞与其它金属的相关性趋势不符合研究预期,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来说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重金属污染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1].记者,袁东来.加快推进污染治理早日还人民群众绿水青山[N].九江日报.2019

[2].何超.广西喀斯特地貌区域工业区及历史采矿区河流流域的七种重金属污染程度探究[D].广西大学.2019

[3].许燕红,何毓新,孙永革,吴敬禄.云南洱海近180年的重金属污染历史记录及其和湖泊富营养化的联系[C].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第17届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2019

[4].梁梦瑶,刘恩峰,张恩楼,纪明,李小林.基于高山湖泊沉积记录的贵州北部大气重金属污染历史重建[J].环境科学.2019

[5].南茂才,林治家,陈新跃,王珍英,胡航.湘江易家湾段河滩冲积土重金属污染原因分析及污染历史的探讨[J].矿业工程研究.2018

[6].孙德尧,臧淑英,孙华杰,张囡囡,张科.近150年呼伦湖重金属污染历史及潜在生态风险[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8

[7].伍振锴.5种树木吸收重金属能力比较与土壤污染历史重建[D].南京林业大学.2017

[8].杨林.杭州湾庵东浅滩沉积柱重金属污染历史及生态风险评价[D].浙江大学.2017

[9].孟祥琪.滇池水域重金属污染的历史追溯及生态风险评价[D].昆明理工大学.2016

[10].甘华阳,何海军,张卫坤,林进清.叁亚河沉积物中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与污染历史[J].生态环境学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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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州湾潮滩沉积物柱样沉积物平均粒径和...海州湾潮滩沉积物柱样中各种元素剖面海州湾潮滩沉积物柱样LH3和LH4中人为来...1北部湾表层沉积物与岩心样调查站位分布...东湖采样点位图山东蔬菜基地指标凝聚分层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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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污染历史论文_记者,袁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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