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儒学热”文化思潮在复兴传统、扩大儒学影响力等方面与牟宗三的学术思想主旨有共同点，但二者在文化态度、研究方法和研究效果上存在显著差别。 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属于学院派研究模式，其探索历程及研究成果可为当代儒学研究提供启示：对儒家思想的钻研态度应当客观严谨，而非主观独断；推广或宣传儒家思想时应更重视精神义理，而非只着眼于具体做法；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契合应循序渐进，而非生硬组合。
关键词：牟宗三；儒学热
新世纪以来，国内文艺思潮领域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其目的与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有相似之处，即以当代社会为背景开显传统文化的新意义、新内容以中和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优越态势）， 努力发掘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力争在现代性语境下实现传统文化的崛起和复兴，这一现象一般称作当代“儒学热”或“国学热”。对于当代“儒学热”文化现象，学术界、各研究团体褒贬不一。 在此，笔者拟将其与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的学术思维方式进行一些比较，以期为如何研究儒学提供一点借鉴和参考。
一、牟宗三学术思考与“儒学热”的差异
其一，就文化态度或见解而言，当代“儒学热”往往直接回答中西文化的优劣高低问题，而牟宗三等新儒家学者不轻易评判中西文化的优劣。专注于当代“儒学”“国学”推广工作的文化人士，往往较为直接地展现个人的文化见解，作出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高低、优劣的评价，进而表明当代中国不应过度关注西方理性主义或者知识论， 而应回归古典、高举民族文化的旗帜。 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知识论传统并无详细的分析，而是通过展现当代西方各种社会问题来表明对西方文化的质疑，如“干涉别国内政、侵略弱小国家的战争，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近来频频发生的凶杀暴力、黄赌毒、校园枪击事件”等，进而表明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世界上最早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民主思想、人权主义，并不来自于西方，而是出自孔子和孟子。 孔孟的伟大和创建，逐渐为世界人民认识”。[1]他们以具体的社会现象罗列代替对于文化特质和内涵的分析，中西比较研究等基础性工作并不牢固，还加入了不少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国际关系学等内容。
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则更多关注中国和西方文化在特质内涵、思维方式、解决路径等方面的不同， 较少涉及社会现实问题或政治问题，往往以某一核心概念为中心，全面展现西方文化的逻辑思辨传统和中国实践经验传统，分析两种文化的特长优势，寻求互补的可能。例如，牟宗三的学术思想的核心概念“道德”“圆善”“审美判断原则”等，都采用“西方文化语境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理解——各自的特征及方法——对话会通的可能”这样逐步论证、层层阐释的方式展开，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上， 他依然保持哲学家的客观和谨慎，如他对康德美学提出批判和质疑，却并不否认其价值， 认为“康德的思路大体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一个核心的地方不切，总是格格不入。那就是审美判断的超越原则的问题， 就是那个合目的性原则跟审美判断不切的”[2]。 在此，他不仅没有全盘否定康德美学的系统性和哲思性，而是以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为依据指出康德美学的“不完美”恰好可以借助传统文化的智慧进一步阐释。 可见，对于两种文化的态度和评价， 他较少采用直接判断、主观独断的方式，而是十分注重论述话语的恰当和研究态度的中肯。
㉖爱新觉罗·弘历:《泛梁溪游寄畅园即目得句》，裴大中、倪咸生修，秦缃业等纂:《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4册，第28页。
经过比较可知，两种思潮尽管在传统文化的复兴上目标一致，但当代“儒学热”往往采取直接评判、价值先行的方法，而新儒家则采用问题分析及解答的学术研究模式，不轻易发出价值判断或主观评价。
其二，就研究方法看，当代“儒学热”注重对个别古典原著进行通俗解读，牟宗三等新儒家注重中西文化在精神义理、概念术语上的全面比较。 应当说，两种文化思潮都十分重视古代典籍的阅读和解释，但在解读的方法上有异。纵观那些伴随着“儒学热”而产生的文化读物，主题新颖、具体、生动且接地气， 往往给读者趣味横生、 好懂易得的印象，如《〈论语〉心得》《〈孟子〉概要》《儒家典籍经典语句大全》《庄子的管理学智慧》《庄子与人生进退》等。 这样的研究主题，一方面改善了古代典籍深奥难懂的形式，以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方式走入大众生活，但另一方面也淡化了典籍的学理色彩，往往忽视文献考据而直接告知受众这些经典著作的主旨，这无形当中抹平了历代文人对典籍的注释和解读等再创造工作及其本身的复义性，最终往往只能呈现一种解释、一种可能、一个声音。 客观地说，这样的典籍解读方式，在获得便利的同时也错过了应有的多样性，甚至会出现以错为对、以偏概全的解读问题。
职业倦怠作为目前困扰高校基层行政管理人员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问题，已有学者从外部归因和内部归因对其展开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
由此可知，两种文化思潮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别。“儒学热”的定位是面向大众、通俗易懂，因而研究方法是大而化之、 将复杂的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甚至以一句话来表达一个时代、一位大家的思想特征；而新儒家的定位是学贯中西、理论解析，因而研究方法是从具体的概念术语入手，展现它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不同涵义，将看似简单的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展现文化问题的多种向度及可能。
其三，就研究效果而言，当代“儒学热”带来了诸多以古代典籍为主题的通俗读物，而牟宗三等新儒家呈现的是纯哲学、纯文化的研究著作。近年来，以对古代典籍进行解读、导读为主题而出版的书籍数量庞大、种类繁多。 以《易经》为例，题名包括《解读〈易经〉》《谈论〈易经〉》《易经与人生》《易经与做人》《〈易经〉的当代智慧》等几十种，而图书的形式包括纯文字、插图本、有声书、电子书等几种类型；从作者情况来看，从大学教授到中小学教师，从文化名人到传媒新宠，从名校“文史哲”专业毕业的硕博士到自学成才的社会人士等皆有涉足，似乎谁都可以去解读经典，但解读效果却大同小异、浅显易懂，有些作者为了标榜自身的解读是最特别、最优异的，还辅以公开演讲、电视节目、电台访谈等形式增加自己的曝光率和知名度，以便在诸多同行中胜出。 通过对一些大型连锁书店的访谈和调研可知，这类书籍的受众颇为特殊，大多是一些已经步入职场、工作繁忙、未能有太多时间钻研经典古籍，却对传统文化有兴趣爱好的人。 此类书籍尽管有通俗易懂、版本多样、数量庞大等优势，但在批量生产的背后也存在着内容不够严谨、 主观臆断性明显等问题。
细读牟宗三及其他新儒家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多是针对一个概念术语或具体问题而发出的相关论说和见解，并以大量的篇幅将一个问题讲得清楚透彻。 牟宗三的《圆善论》主要讨论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德福统一”思想，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统一方式；其《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针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论说的“智的直觉”是隶属于彼岸世界的超验能力而发，论证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语境下，人只要保持与生俱来的良知本心就能够获得智的直觉能力，即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表象、获取方式和功能效用。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则是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详细阐释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和实践理性及其最具价值的思想内核。 这类著作有显著的纯哲学色彩，借助理论话语和哲学概念解答在中西文化会通中产生的学术问题， 既有宏观层面的概括又有微观问题的解答，在结构形式上前后呼应、形构完整，需要读者储备一定数量的基础知识和思考能力才能完全理解。在港台及大陆学界，仍有相当数量的学者阅读并研究这些著作，例如以牟宗三的“圆善”“智的直觉” 思想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每年有20 篇左右问世， 相关研究所也举办了以“当代儒学的前沿问题”“东亚儒学的新发展”等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可见这些纯哲学著作的影响力比较长久、影响面也比较宽泛。
儒家思想尽管是本民族宝贵的思想资源，但它并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其优势之处是精神义理、思想境界比较高妙，但在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和理论构建上不够完善， 而这些恰好是西方哲学所擅长的， 因而需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吸收西方哲学建构模式才可弥补这些不足。
比较分析可知，伴随“儒学热”而产生的典籍导读类著作在数量上虽然占据优势，但在内容和质量上大同小异，没有太多细读、阐释的空间；而牟宗三等人的著作尽管数量有限，但在内容和质量上有自身的价值， 往往用一部著作去解答一个理论问题，用系列论文去阐释一个概念，历时多年仍能为专业学者带来启发。
二、牟宗三学术思维方式对“儒学热”的启示
第一， 对儒家思想的钻研态度应当客观严谨，而非主观独断。孔孟儒家思想以及后世学人对其进行的再阐释为当代社会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和思想义理， 对于它们的解读应注意客观性与规范性，尤其要尊重其本来的样貌而非主观拔高、过度褒扬。当代研究者既要注意其历时性、发展脉络的梳理， 也要重视共时性分析及中西比较层面的对照，发掘儒家思想的优势和不足，这样才能逐渐完成古代典籍的当代接受。对于儒家思想的审视，即使是牟宗三、唐君毅、梁漱溟等思想大家，也十分注意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如梁漱溟认为，儒家思想重直觉而轻理智，“一般人是要讲理的， 孔子是不讲理的，一般人是求其通的；孔子则简直不通！ 然而结果一般人之通却成不通，而孔子之不通则通之至”，“儒家完全要听凭直觉， 所以惟一重要的就在直觉敏锐明利”。 [3]在此，梁先生直接指出孔孟儒家思想更重视人的直觉以及各种内在性特质，强调人的直觉与心性应当时刻保持积极正面、不断进步的状态，认为若心性涵养的工夫完善，则现实中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但他指出，理智和外在性认知方面存在不足，以人的理性去看待外部世界而形成精细的知识论，这恰好是儒家文化的缺憾。 牟宗三在谈“真善美”合一境界时说：“这是说一物同时即真、即美、即善。这意思是康德所没有说到的；西方哲学没有这了解，没有这境界。 但中国人最喜欢谈这问题，即真、即善、即美，合在一起；……但是，中国人有一毛病，就是在分别说的真、美、善中，除善以外，真和美都说得不够，这是中国文化的缺憾。 ”[4]牟宗三也指明，中国文化更像是一种境界文化，有描述却无分析、有精神义理却少有层次结构，往往用一句话或者只言片语的方式传递境界高妙之感。因而当代研究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借助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体系、分析思辨的方法去充实境界论，使之有结构、层次、形态及内容。
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与民间“儒学热”的推广者，尽管都以传统儒家思想为理论来源，都以复兴传统儒学、古典文化为目的，但两者在研究方法、 研究过程以及话语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从牟宗三的学术思维方式出发审视当代“儒学热”，发现其尽管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但也存在比较明显的认识误区，如现实功利性强、片面单一的解读较多、个人主观判断较多等。 而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的学术思维方式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为“儒学热”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牟宗三等新儒家的思考主题更多集中在对中西文化的特质进行概括、对主要概念进行详细分析等方面，对传统典籍的解读方式也比较注重文献的搜集和相关考据工作。 牟宗三的学术专著《中国哲学的特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等，就是围绕“西方文化的逻辑思辨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践理性特质”“道德的超验性与呈现性”等问题展开， 每一个问题的解说又按照本体论、工夫论、思想史、宗教观等横向脉络进行展开。 对于“心体”和“性体”等纯粹儒家哲学的问题，也将孔孟等对于“仁义本心”的论说、宋儒关于“心、性、命”的讨论、明理学对“心、性、天、理”的论述全面展现，进而借助西方哲学的理论构建方法赋予人的良知心性以“形构之理”“存在之理”“普化之理”等三个层面的外在内容。
平均失效概率PFDavg是指SIF在整个运行时间跨度上失效的概率平均值。所以其公式为但是PFD(t)的求解为离散量的形式，将其转换为离散形式。故其计算式为
第三， 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契合应循序渐进，而非生硬组合。 发掘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源并能够在现代社会发生效用和影响力， 是当代不少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的共同愿望， 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说法： 一是为抵制西方文化的影响力而强调儒学，如“因为百年来中国遭遇的最大问题就是西方的挑战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具体到中国，这种世界化思想的要害，就是取消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与中国历史的独立性，从而使中国历史不再按照中华文明的特性来发展”；[7]二是因儒家思想历时长久、流传广泛而予以强调，如“儒家遭受百年摧残大难不死后，儒家的‘道’已在中国人的心中复活，中国文化的‘寻根’已在华夏大地再植”[8]；三是因为儒家思想有“教化”功能而强调，如“什么是儒家文化的全面复兴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儒家文化能够深入普通大众的心灵深处，对人产生‘教化’作用，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9]。 我们认为， 以上强调儒家思想重要的理由只抓住了表象的、功利的因素，其实，依靠、指望某一种思想观念， 希望它能在一定时间内改善或者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即使是儒家这样历时长久、内涵丰富的思想观念， 要想在当今时代获得全面重视也需要经过反复的论证， 是以牟宗三及其他港台新儒家尤为重视探讨传统思想与当今时代结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理解儒家思想的精神义理才是当代儒学研究者应具备的素养，也是当代儒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和门槛，在精神义理阐释都没有完善的前提下就在实践层面推行一些后果与意义不确定的做法，显然是不够恰当的。 义理研究是前提和基础，如不够准确和扎实，将会引发理解上的偏差和其他问题。
（1）在HBsAg、抗-HBs阴性的HIV感染人群，无论抗-HBc情况，需尽早接种乙型肝炎疫苗。CD4+T淋巴细胞＜200个/μL的人群疫苗接种的成功率低于HIV阴性人群及CD4+T淋巴细胞更高的HIV感染者，但仍建议注射疫苗。
第二， 推广或宣传儒家思想时应重视精神义理的传承，而非只着眼于具体做法。近年来有人提出，“儒家经典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都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增加儒学科目，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体制”①，甚至还有学者为儒学课程编写了相应的经典读本。 这些做法尽管能够达到普及经典读物、实现早期诵读的目的，但与儒家思想的精神义理这个“本”相比，这些做法只是抓住了“末”，过分强调这样的推广办法，可能会出现本末倒置问题。按照学术研究的规律，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实践反之也能丰富理论，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基础教育阶段设置儒学课程、 通俗化讲解经典读本等做法只是实践操作， 其过程与效果在很大程度上由理论阐释的深度和广度决定。 对儒家思想精神义理的阐释绝非易事，甚至可以说颇为复杂，不少毕生研究儒家思想的学者都强调这一点。 如梁漱溟说：“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 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 ”[5]他强调儒家思想的开阔性和发展力，认为它不仅仅是具体道德实践行为，而且也是一种崇尚积极、不断提升的人生观和宇宙论。牟宗三不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阐释儒家思想的精神义理，并且强调义理研究是学问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假定你不了解儒家的义理， 那你这句话就会讲错，因为这句话是根据全部儒家经典而说的”， 他强调做儒学研究的人要时刻“以全部儒家的义理作它的文气”，[6] 遇到概念术语或具体问题时不能孤立对待，而要放在儒家思想的整体性品格之下理解，才能不出错或少出错。 可见儒家思想是一个宏大而又整体的语境，当代儒家文化推广者们强调的某一经典、概念术语或名句言论等都只是它的构成部分， 对它们不应该进行抽离式的强调和解读。
就可能性而言， 在牟宗三学术思想中主要采用中西比较、提炼问题的学术方法。 一般而言，他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 通过中西比较详细展示传统哲学文化的优势和劣势， 再进一步通过分析论证解决现代性转换问题。 对于中国哲学的劣势，他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传统，后来也没有发展出科学， 尽管中国也有一些科技性的知识”； 而对于中国哲学的优势他也也注意凸显，认为“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 ”[10]对于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地位及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牟宗三将其视为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面对中西文化地位不对等的问题，他始终秉持哲学家的理性态度， 强调现代语境下研究传统儒家思想不能自说自话， 首先要完成儒家文化与康德的比较，通过比较将许多问题明朗清晰起来，再逐一地突破并解决。
就可行性而言，在牟宗三学术思维方式中主要采用概念分析、理论构建的学术方法。 针对中国哲学系统性不够的问题，牟宗三主张采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进行弥补， 给中国哲学添加知识论的外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举动属于中国哲学的现代阐释，使其具备了形式上的现代性。 他强调要把学问“撑起来”，一定要有论述的“经过”，不能“凭空”讲解，否则将产生“误解”甚至“一无所有”。牟宗三反复强调的步骤就是“理论构建”，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境界非常高妙、智慧内涵也十分丰富，但是缺乏以概念术语为线索的逻辑推演和理论讲解、缺乏详细的分析和阐释，中国哲学的玄言妙语需要西方哲学那样的理论体系，需要知识论结构才能真正地讲解清楚，才能改善单薄空洞的毛病，使之具有饱满的内容和合理的结构。
三、结语
通过解读及阐释儒家思想以在当今时代扩大它的影响力，是不少学者的共同追求，但在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别， 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注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其成果的专业性和学理性较强， 因而是公认的学院派； 而当代“儒学热”语境之下的一些学者，更多是从某一典籍或某一现实目的出发， 带着比较强烈的情感色彩呼吁人们关注儒家、热爱传统文化，与学院派作风相比，他们更像是实践派。通过分析两种类型的区别，我们认为义理阐释始终是第一位的，儒家思想庞大绵密、发展历程久远、内涵十分丰富，换言之，它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议题，任何形式的简单化、便捷化做法都值得商榷。随着当代研究队伍的壮大以及中国哲学影响力的提升， 儒家思想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还会进一步受到关注， 尊重儒家思想本有的特质、 完整掌握其发展的脉络是每一位儒学研究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和进行相关言说的出发点。
正三角形式图形密码共有九个点。在其中加入一个点，既不会增加屏幕空间，又不会使密码操作不便，较3*3式及上述八边形式图形密码点数更多，理论上安全性会更高。正三角形式图形密码如图2。
注释：
①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2004年11 月24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演讲。
随着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实施多元化战略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多元化战略能否保证企业的持续盈利并降低财务风险呢？下面本文针对乐视集团的经营战略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钱宗范.当代儒学热若干问题的思考[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3（6）.
[2]牟宗三.康德第三批判讲演录（六）[J].鹅湖月刊，2001（8）.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41.
[4]牟宗三.圆善论[A].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2 册[C].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334.
[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38.
[6]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68.
[7][8]蒋庆.“大陆新儒家”正在形成中[J].原道，2015（2）.
[9]康晓光，王瑾.学校中华经典文化教育对小学生价值观及行为影响实证研究[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6）.
[10]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2.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Study" under Mou Zongsan's Academic Ideology
ZHANG Haiyan
(School of Art and Law,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Changsha 410114,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study" has common ground with Mou Zongsan's academic ideology in Chinese cultural retrospection and Confucianism's influence expanding in the whole world. However, through the com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 cultural attitude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results. Mou Zongsan and the other Neo-Confucianism scholars studied in an academic model, they could provide enlightenments for the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research. Firstly, the attitude towards Confucian thought should be objective and rigorous, rather than subjective arbitrariness; Secondly, the promotion of Confucianism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spiritual righteousness rather than some practices. Thirdly, the combin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society should step by step rather than rigidly.
Key words: Mou Zongsan;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study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9）02-0025-05
收稿日期：2019-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牟宗三美学思想的道德精神研究”（13CZW016）。
作者简介：张海燕，女，广西桂林人，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汤凌云]
标签：儒家论文; 儒学论文; 中国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义理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云梦学刊》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牟宗三美学思想的道德精神研究”(13CZW016)论文; 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