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在《论语》中所表达的政治智慧，如安民富民、社会和谐，以德为先、用好人才，渐进变革、中道而行等，一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些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对我们更好地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增强执政能力、做好新时代治国理政，提升文化自信等方面都极有裨益。
关键词：孔子；论语；治国理政；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又与该国历史传承及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论语》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学教程，该书记载了大量孔子有关治国理政的思想，是我们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本土文化养分。《论语》记录的孔子治国理政思想可分为两类：一类出自37处与“政”字有关的章句中，本文总结为七大理政论述；另一类是从更广义的角度谈国家治理，本文归纳为八项治理精神。最后，以孔子治国理政思想为镜鉴，说明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七大理政论述
（一）良好治理的基本绩效
孔子认为良好治理的基本绩效是“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以下只注篇名）。针对叶公的问政，孔子说：让所辖民众受惠而愉悦，吸引他国的民众前来归附。良治善政让臣民（所谓近者）高兴，形成仁爱与民利的洼地，声名远扬，把更远处的民众吸附过来。一国的制度有无竞争力、统治有无合法性，被统治者会“用脚投票”给出答案。如果一国的富人想移民、穷人想偷渡，这个国家的治理一定出了问题。
（二）良好治理的权力机制
孔子认为良好治理的权力机制是遵循“君君，臣臣”（《颜渊》）。针对齐景公的问政，孔子说：君要守君的本分，臣要守臣的本分。一方面，“君君”要求君担负其社会职责，并将君王之“身”与君王之“位”相区别，君王个人与其社会角色相区分；另一方面，“君君，臣臣”也对君臣的权力作明确界定，互不侵越，否则君王管得太具体会让臣下无所适从。这种分权体现责任，也为君臣权力的相互制约创造条件。
（三）良好治理的道德基础
孔子认为良好治理的道德基础是官员做好表率。孔子告诫季康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季康子又问孔子是否要通过杀掉为恶之人来施政，孔子回答：“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强调当政者先要起到垂范作用，因为民众随风倒，宫廷追求什么，社会就时兴什么。看来，君王太过专权不行，自身行不正更不行。
（四）良好治理的基本前提
孔子认为良好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官员取得民众信任。针对子贡问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以及“去兵”“去食”“民无信不立”（《颜渊》）。在他看来，足食则国内不乱，足兵可抵御外患，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得到民众信赖，所谓“民信之”。这说明统治者的统治权威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即得到百姓的信任。政治社会学也认为，合法性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任感。只想着让民众有口饭吃就可以了，寄望以武力压制百姓的不满来维系政权，恐怕难有长治久安。
第一，改革开放需要解放思想。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中国人头上的意识形态神学枷锁，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待不符合实际的僵化教条与陈旧观念，为改革开放所做的思想理论准备。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特别是要记取过去惨痛的教训，反“左”防“左”，不再捡起“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再以新的教条自缚手脚，这是全党在前进的道路上努力做到“不贰过”必须要谨记的。
“完成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国广大职工要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把自身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梦同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实现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以不懈奋斗书写新时代华章，共同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五）良好治理的职业伦理
分属主题6“北欧国家数学史”的大会报告是西挪威大学Andreas Christiansen的“第一批挪威数学教科书——一个独立和争议的故事”．他介绍了第一批挪威数学教科书的作者伯恩特·迈克尔·霍姆伯（Bernt Michael Holmboe，1795—1850）及成书背景，这些教科书在当时受到了很大争议．Christiansen试着从成书的历史时期及政治和社会背景去理解这些教科书，同时阐述了诸如教科书的灵感从何而来、今天又能从这些教科书中学到什么等问题．
对照组接受常规产后护理,包括母乳喂养知识、乳房热敷、护士床旁指导正确喂养方式、心理支持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使用射频电疗,产妇取仰卧位,进行双侧乳房局部清洁,治疗片置于纱布上,贴紧乳房四周,以外用固定带加压,再根据产妇耐受程度调节治疗强度,从0Hz开始,逐渐增加至产妇可耐受强度,持续15~25min,1次/d。剖宫产后次日开始,直至出院当天。
（六）良好治理的基本方法
孔子治国理政思想强调人的生命至上。孔学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首先是爱惜人的生命。一次，马厩着火被焚。孔子退朝后，问有没有伤到人，不问马有无损失（《乡党》）。孔子珍惜民众生命，抨击用未曾训练的民众去作战，就是拿人命当儿戏（“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孔子日常生活也时时体现其人道关怀：《卫灵公》篇末章记录孔子如何为盲人乐师引座，向他介绍宾客。对残疾人这样的弱势群体有无同情心，反映一国的文明程度，检验政治思想家的人伦底线。在孔子看来，有人性的治理，才是“尽善”“尽美”的（《八佾》）。
（七）良好治理的哲学基础
孔子认为良好治理的哲学基础是处理好政与德、政与孝的关系。孔子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当权者的仁德在治国理政中起重要作用，好比天上北斗，安居本处，而能使众星环绕（“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治理上不能“导之以政”，而要“导之以德”。前一种刑治只是让人不敢违法，但不会令人感到羞耻；后一种德治通过教化让人有羞耻感，使之不愿、不想违法。人无羞耻心就会常生邪念，屡屡作伪，而为阻止人钻法律漏洞，法网越织越密，行政成本越来越大。两相比较，刑治只治标而事倍功半，德治可治本而事半功倍；刑治以强迫而少人道，德治用说服而有人性；最终的治理效果是刑治向外驱人，德治从外聚人。此外，为做好社会治理的基础工作，孔子提出尽孝父母，友爱兄弟，以良风美俗培育一个好的政治大环境，这样就等于是在从政了（“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为政》），这也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说明家风建设的重要性。
二、八项治理精神
（一）人道精神
孔子认为良好治理的基本方法是抓大放小。学生仲弓和子夏做了领导，来请教如何施政，孔子分别给出自己的建议：先让在具体职位上的人负责，宽赦他们的过失，任用贤德的能人（“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不要想着速成，不要盯住小利。想着速成，反而达不到；盯住小利，反而做不成大事（“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这是因为做事担责，不会无过，赦其小过才能有大功，否则下级无担当、有推诿，信奉“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怎会有大的事功？他还暗示不能小圈子选人，不能盯住熟人选人，要广开进贤之门。另外，渐进才能有长效，舍小利才能获大利。施政不在一时一地得失，扎实的制度建设才有持续的竞争力，而以小利惠民，靠“派糖”取悦民众的所谓福利主义，会极大弱化民众的进取心、责任心，耽误“做大蛋糕”这一施政大事。
（二）民本精神
孔子治国理政思想重视富民教民爱民。孔子认为动乱常源自贫困：“好勇疾贫，乱也”（《泰伯》）。因此，富民才是平乱的治本之策，这在人多而穷的国家尤为迫切。他看到卫国人很多，认为要让他们先富起来，再让他们受教育（《颜渊》）。如何富民，孔子提出“惠而不费”，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政府放手让民众追求自己的利益，并给予相应便利。如何爱民，孔子主张当权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他赞赏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而普施恩惠能让百姓服从治理（“惠则足以使人”，《阳货》）而且还“无怨”（《尧曰》），相反“放于利而行，多怨”。在教民方面，孔子认为事先不教导何为死罪就杀人，便是暴虐对待民众（“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他主张选拔善良之人、教导能力不足者，使大家都能各尽所能、勤勉工作（“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其次是教人有理性，使原来不讲理的人变得讲理，也就不再“难养”（《阳货》）。在孔子眼中，只有做到富民教民才可称作治理有成；只有在治理中落实以民为本的精神，才能实现百姓富裕、理性少怨、人人和乐、官民和谐的“无讼”社会（《颜渊》）。
孔子认为良好治理的职业伦理是官吏无倦地服务民众。针对子路的问政，孔子说：“先之、劳之、无倦。”（《子路》）先自己带头做，以身教示范，民众做成再犒劳他们，再有就是不倦怠。他告诫子张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在位不懈怠，忠实履行使命。这里暗含对自己的工作职责无倦怠，对自己的工作对象无厌烦，忠于职守，忠实服务于民众。可以说，百姓的幸福是由官员的不倦服务支撑起来的。
（三）制度精神
孔子治国理政思想重视制度建设。在孔子看来，夷狄虽有掌握实权的君王，其文明却不如君权有所不及的华夏（“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八佾》），二者差异的实质就是夷狄缺乏作为制度之治的礼制。孔子心中最重要的制度是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他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之则天下大乱。因此，有职无权、大权旁落对于治国理政是消极的，相反“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季氏》）。但这并不意味专权独断，孔子也很看重具体事务上的集体决策、分工协作，欣赏四位郑国大夫制定外交文书的做法：“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孔子非常强调讲规矩，他对季氏僭越礼制破坏规矩的行径极为愤慨：“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齐国大夫陈恒弑其君实属大逆不道，他屡次报告鲁君及当权者“请讨之”（《宪问》）。为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需要从严治吏、约束官员守规矩，毕竟“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此外，孔子认为制度的制定，一方面应当博采众长（“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另一方面应当简便易行（“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而任何制度的制定宗旨应当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制度要助人成就有益之事，而不是败事有余给人添堵。
以水电、风电及相关企业需求为导向，成立校企联合“卓越计划”指导委员会，制订培养方案，提出并制定人才规划、能力要求、技术难题、毕业设计选题等内容。校企双方在“卓越计划”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对“卓越计划”试点专业在择优招生、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践实习、毕业设计、质量保障等方面共同参与，联合考核学生能力，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四）中道精神
孔子治国理政思想讲求节制不当物欲。孔子提倡“欲而不贪”（《尧曰》），有欲望，但属“有道德的需求”，是取其所当取。他鼓励精神上求仁的欲念，这样就不会有对物的贪欲，而沦为“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这样一个反面典型（《季氏》）。孔子主张精简政府机构，消除人浮于事（“官事不摄”，《八佾》）。他反对管仲的奢侈做派，称赞卫公子荆节俭知足：有点财产就说够了，再多一点就说不缺什么了，财产稍富余就说接近完美了（“苟合矣、苟完矣、苟美矣”，《子路》）。孔子高度评价禹的“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的生活方式（《泰伯》），而对冉求替季氏过度敛财（“聚敛而附益之”）的做法，号召学生“鸣鼓而攻之”（《先进》），因为这有违自己主张的“周急不继富”分配观（《雍也》），以及所深信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样一种社会安全观（《季氏》）。最后，权力多和奢华相偶，中国历史上最奢靡的往往是最高统治者，因此最专权者最靡费；相反，节俭精神常与礼让意识相勾连。在孔子看来，最大的礼让是不尚权，他赞赏泰伯“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可以说孔子心目中，礼让权力、节制用权是其以节俭精神理政的最高价值所在。
（五）渐进精神
孔子治国理政思想重视历史传承与沿革。孔子认为任何激进改革都是在割裂历史，正确的做法是借鉴前人成败得失而做局部变革（或损或益），因此才有“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以损益的方式完成制度变迁的思路，实际是基本架构稳定下的与时俱进，属于保守的进步主义。孔子从“温故而知新”（《为政》）的视角赞叹“周监于二代”（《八佾》），而开创自己辉煌的文明；相反，任何大跃进、休克疗法都是舍“故”而盲目取“新”，终究不可持续。渐进精神又以坚韧的自我克制为基础，特别是要有为国家长远发展而隐忍的自制力，不可有冒进的做法。孔子评价担任西伯侯的姬昌，即便占了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却仍旧臣服于殷纣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德无上。渐进精神的最后一个特质是，一旦找到自己的正确道路，就要坚持基本方向不动摇，做到“守死善道”（《泰伯》）。可以说，坚定信念基础上的“有恒”是孔子渐进思想的重要内涵（《述而》）。
（六）宽容精神
孔子治国理政思想非常讲究务实。孔子认同实事求是，要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为政》），虚心学习请教、增长各种见识，按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过则勿惮改”的精神（《学而》），汲取别人成功的治理经验，改正自己的失误，并努力做到“不贰过”（《雍也》）。孔子多次讲要少说多做，“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要先做后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不开空头支票。孔子重现实，很少关注彼岸世界，提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最后，求实之人常有审慎的行事风格，也就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为政》）。
（七）求实精神
孔子治国理政思想强调对下宽厚包容，这是儒家与法家的重要区别。孔子反对“居上不宽”，倡导“既往不咎”，不认可“使民战栗”的恐怖政治（《八佾》），主张通过教化残暴之人，来去除残酷的刑杀手段（“胜残去杀”，《子路》）。他认为“宽则得众”（《阳货》），要体恤下级，知道“为臣不易”，而不是沉湎于自己说话无人敢违抗（“莫予违”，《子路》）。孔子提出有位者要“能近取譬”，将心比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理解平民百姓所彰显的逐利行为（“喻于利”），宽容其重私利（“怀土”）、讲实惠（“怀惠”）的价值观（《里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倡导有一个宽松的言论环境，不要怕百姓议论：只要政策合乎民意，自然不会有人非议（“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要是政策背离实际，民情无法上达，庶民自然非议不断。
我不会耕地，但别呦呦会。别呦呦左手掌犁，右手拿着鞭子，牛要是走得慢了，她就把鞭子一甩，鞭子在空中绕了个圈，噼啪一声，炸雷一般，那牛一吓，步子迈得就快了。甩鞭子的同时，别呦呦还打嘞嘞，“啊哈嗨——”，嘹亮、悠长。打完嘞嘞，她还唱：
（八）节俭精神
孔子治国理政思想强调不能走极端。一方面，思想不能偏激。当政者要以大多数人的共识作为自己施政的基础，偏激就是执于一端，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另一方面，行动谨守中道。“过犹不及”（《先进》），孔子反对“不及”也反对“过”。用现在的话说，“不及”就是“右”，“过”就是“左”，后者常表现为爱折腾，所以孔子提醒要尽量“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可见在孔子眼中，中道才是正道：他称赞齐桓公“正而不谲”（《宪问》），不以阴谋治国，不把用诡计打仗的思维简单套用到治国上。讲中道才有公道。中道精神的另一个寓意是要大公无私，孔子提出要“周而不比”，反对朋比为奸，特别是在用人上，要谨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最后，正道及公道之下，争端相对减少，所以中道能带来和平。孔子反对穷兵黩武，不愿助长相关行为（“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而赞赏以和平的方式谋求天下合一（“不以兵车，一匡天下”，《宪问》）。
三、从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看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历时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这一辉煌成就谱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篇章，也诠释了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当代价值，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对孔子治理思想所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集中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蠕变作为重要的岩石流变力学特性之一，与岩体工程的长期稳定性紧密相关。在巷道开挖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定范围的破裂区，该范围内的破裂围岩在支护的作用下表现为长期蠕变，破裂围岩蠕变是导致巷道长期变形的一个主要因素[1-3]。因此，研究破裂围岩蠕变失稳特性，对巷道围岩稳定性分析和控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第二，改革开放彰显了良好的治理绩效，说明孔子“近悦远来”的价值判断是永恒的真理。为“以发展经济，留住群众的脚”，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从一个昔日的小渔村、曾经的“逃港”重灾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经济实力居全国第三的大都市。改革开放使整个中国都有着神奇的吸引力。近年来，去美国留学的学子越来越多选择回国创业，而越是改革开放程度高、力度大的地区，也就越为人们所向往，形成巨大的人财物虹吸效应。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圆自己的梦，阿拉伯人在浙江义乌、非洲人在广州都有自己的聚居区，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最好的宣传者。
第三，改革开放制定的富民政策，使华夏大地前所未有地实践了孔子的富民思想。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进来”，富民成为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富民政策已让中国八亿人摆脱贫困，而授渔不授鱼、“造血式扶贫”再现了孔子“惠而不费”的民本经济观。富而后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全体国民的价值观提供系列指引，国家在教育卫生等民生支出不断加大，近半高中生可进入大学学习，人力资本迅猛增长，人均寿命持续增加，民众的幸福感在开放的环境下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国民，从根本上拆除社会不安定的“引信”，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
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着医疗资源与养老设施在空间分布上的分离、错位,导致养老服务不力,大大降低了养老服务的实效性．医养结合下的社区养老设施区别于独立的医疗资源与养老设施,强调医疗设施与养老设施在功能上相互补充、联合,空间上形成联络,形成集约利用的医疗养老合作共同体系[11]．
第四，改革开放从制度上保证了人的生命权，赋予孔子人道精神以新的时代意义。各级政府为最大限度减少国民的非正常死亡，防范各种恶性安全事故已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人为本”载入全国党代会报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推进司法公正，落实各种改进人权的司法保障制度，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对个人追求幸福权利的保障，营造日益宽松的环境：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给私营经济松绑的政策，使微观经济充满活力；逐步取消户籍限制与歧视，让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巨大的人口红利得以释放。效率常以牺牲公平为代价，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两方面合在一起表现了孔子“周急不继富”的分配理念，对进一步缓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收入差异过大问题极有借鉴意义。
第五，改革开放需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其基本思路与孔子提出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一致的。早在1979年初，邓小平就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否则就没有稳定的大局，更难有改革开放的成就。苏联改革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坚持党对改革的领导；而中国改革能化解1989年“苏东剧变”的冲击，是有党中央集体的坚强领导作为中流砥柱。同时，改革开放也需要从严治党，对腐败行为“鸣鼓而攻之”，如果对腐败现象听之任之，不采取果断措施，必将葬送改革开放的既有成果。从严治党，各级领导要率先垂范，只有“从我做起”，才能让别人“向我看齐”。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基于“率以正”的精神，从上到下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尤其是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第六，改革开放不能割裂历史，创新不能横空出世而要顾及相关的历史传承。邓小平记取苏共对待斯大林问题的教训，坚决维护毛泽东的旗帜；铭记苏联激进改革的覆辙，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道路：新政策出台前先试点，以减低制度变迁引发的震动。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更是以“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作为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这些都与孔子的渐进变革思想相吻合。
第七，改革开放的成就增强了国人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决心。多年来，执政党一直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为走上这两个极端的道路极可能导致无法挽救的颠覆性错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孔子中道精神的真实写照。邓小平讲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也是对孔子“守死善道”精神的实践。这里的“守”不是死抱教条拒绝改变，而是依据具体情形择良而行、相机变通。当前特别重要的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坚持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坚持对外开放的门越开越大。中国加入世贸、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历程证明，邓小平坚持战略忍耐“绝不当头”，不去逆世界潮流而动是多么地英明。改革开放需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党的十九大提出反对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就是努力实现国与国合作共赢意义上的“一匡天下”。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0X（2019）03-0066-06
收稿日期：2019-05-20
作者简介：胡晓地，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宝安分校副教授。
标签：孔子论文; 改革开放论文; 思想论文; 精神论文; 民众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新东方》2019年第3期论文;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宝安分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