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慢性贫困是贫困的“癌症”。慢性贫困何以产生和维持成为目前世界贫困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当前，有关慢性贫困的理论分析逐渐分化成资源视角和关系视角。资源视角基于传统的贫困理论提出了慢性贫困的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框架，关系视角则强调贫困是社会建构，从而聚焦其背后的社会过程和机制。通过对这两种视角的理论梳理，最后提出一个整体性框架对慢性贫困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关键词：慢性贫困；生计资本；脆弱性；社会关系；贫困过程
一、研究缘起
长期以来，贫困理论认为贫困现象和问题并非自然存在，决定个体社会经济状况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贫困仅在少数人不努力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一观点也被称为收入决定的成就模型(achievement model of income determination)[1]。然而，世界上许多地方贫困现象却顽强存在着，许多富裕国家和地区也在所难免，收入决定成就模型的解释力因而受到质疑，据此经济学家提出了“贫困陷阱”概念，通过门槛效应、制度效应和邻里效应三种解释框架[2-4]，强调了从资产临界值、制度和文化等路径考察贫困持续存在的原因，提出“亲贫式”(pro-poor)经济增长和帮助贫困者进行资产建设是摆脱贫困陷阱的关键。尽管“贫困陷阱”理论较之传统的收入成就模型能够进一步解释贫困与减贫动力的复杂性，但却忽略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中所包含的因素所造成的贫困再生机制和对减贫效果的制约[5]。
21世纪初，英国慢性贫困研究中心(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CPRC)在贫困陷阱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慢性贫困”，即“人们在其一生中的许多时期都处于贫困状态，并且这种贫困状态很可能会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6]，他们将研究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的国家与地区，认为不仅应该关注资源匮乏和资产不足造成的贫困，还应该关注贫困产生的社会性机制和背后内涵的权力关系结构。尽管发展经济学家和一些相关机构也关注产生贫困的社会机制，但其出发点多为强调贫困者被社会排斥和边缘化，这种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解释并不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农村地区。为此，伍尔科克(Woolcock)进一步提出，对于慢性贫困现象的解释应跳出经济学贫困陷阱的框架，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视角解释慢性贫困的综合性理论，需要回答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建立对于人类行为的清晰而独特的模型；第二，能够解释在广泛的社会繁荣和社会变迁背景下，贫困如何和为何还会持续存在；第三，能够解释权力产生、维持和被挑战的机制；第四，能够用来启发全新的减贫政策和实践，并认为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应将社会关系、社会规则和社会意义这三个方面整合进贫困理论研究，而这三个方面则分别体现在社会网络、排斥和文化三个维度上，这可以说为已有的慢性贫困理论的解释力提供了一个判别标准[7]。
目前，慢性贫困研究已成为世界贫困研究领域的前沿议题，尤其是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减半后，慢性贫困被认为是“剩余的另一半”开始被置于减贫政策的中心[8]。研究表明，那些能够成功摆脱贫困的对象与非贫困者相比有更多的共性，而慢性贫困对象则有其独特的贫困特征和起因[9]，对于这部分贫困对象而言，慢性贫困如癌症一般持续存在并反复发作，他们即使在目前国际发展的“成功故事”中依然存在，由于很难从传统发展政策中受益，因而会直接影响消灭绝对贫困目标的达成[10]。慢性贫困不仅是对过去的剥夺，更可能成为未来陷入极端贫困的原因，若不及时应对，其后果通常难以逆转[11]。
潜山市有许多自己的特色产品，茶类主要有天柱弦月，天柱剑亳，晴雪香茶，还有许多国家地理产品，如天柱山瓜蒌子，雪湖贡藕，舒席等等，政府鼓励农民从事相关农业产品种植，并在资金和政策上大力扶持种植户，目前已经有许多农民通过售卖当地特色旅游商品实现脱贫。
针对慢性贫困问题的解释，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理论视角——资源视角和关系视角，前者既继承了传统贫困理论，强调慢性贫困是由于资源和资产匮乏引起的福利水平长时间低下，同时也基于以往框架进一步发展，将生计资本、脆弱性、不安全性等概念引入慢性贫困研究中，从而扩展了从资源视角研究慢性贫困的范畴。后者认为前者依然关注的是贫困的表面关联性特征而非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基于这一视角制定的反贫困政策无法触及慢性贫困产生的根源。关系视角通过对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和社会身份等的关注，试图探索慢性贫困生成背后的经济结构、社会过程和规范。
二、资源视角和关系视角下的慢性贫困机理
(一)资源视角——生计资本缺失、脆弱性与慢性贫困
传统的资源视角认为，物质资本的匮乏和投资不足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生计资本”概念的提出丰富了资源的意义，并从个体能力的角度提供了对贫困整体性的微观分析。卡尼(Carney)在论述“生计资本”的含义及其构成时，将个体拥有的资源分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类型[12]，某种资本的缺失和受损会引起各种资本之间的互动和反馈关系，进而导致累积效应，让个体和家庭的生活水平向下滑落。同时，根据钱伯斯(Chambers)经典的脆弱性“外部—内部”分析框架[13]，生计资本的多寡标志着个体在应对外部风险因素时所具有的内在能力，从而决定了个体的脆弱性程度，而“暴露于风险中”和“脆弱性”目前已被广泛接受为是解释贫困持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14]。在生计资本、脆弱性与慢性贫困之间有多种可能的关联路径，具体来说，可以称为直接效果、缓冲器(buffers)效果和间接效果，而生计资本的缺失和受损尤其在后两种路径中发挥核心作用。
霍夫(Hoff)和森(Sen)通过研究发现，亲缘系统会对其成员进入现代部门就业从而摆脱贫困造成两种障碍，一种是进入现代市场部门的障碍；另一种是离开传统亲缘系统的障碍。两者背后的原理都在于，由于该系统所具有的约束力，其中的成员需要遵守一种亲缘伦理：如果他在现代部门获得了一份好工作，那么他需要对该系统中不那么成功的亲戚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例如汇款、帮助他们在城市找工作、为他们提供住房等。而这些成功的成员这么做通常并不是因为本身喜欢这么做，而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担心亲友责怪而产生的心理成本。与西方发达国家崇尚个人主义伦理不同，这种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39]。
(2)亲缘系统的阻碍作用。纵观历史，当面对地方风险和保险与信贷市场的缺乏时，农村贫困家庭往往以社会、民族和职业团体等形式来互相提供经济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团体是以血缘或婚姻为基础的，即构成了所谓的亲缘系统。亲缘系统作为一种强社会资本形态，被看作是在扩展型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的一种互助型社会合约。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社会中，亲缘系统成为提供重要社区物品和服务的关键性机构，同时该系统也拥有可以约束其成员行为的力量，需要其中的成员在该系统中履行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这种义务主要体现在基于道德性责任的分享与再分配[38]。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现代经济部门成长起来后，这种基于亲缘系统的社会资本会成为其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摆脱贫困进入现代部门的关键阻碍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亲缘系统为代表的、以关系为基础的机构往往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市场制度共存，这两者的共存对于其成员的福利造成了复杂的影响。
3. 间接效果——脆弱性的反馈效应与生计结果。第三种关联机制关注个体对不安全和不确定性的应对策略。相关研究表明，当面对不断上升的不安全和不确定性时，根据所拥有的生计资本的不同，个体会采取以下几种可能的应对策略，从而导致行为偏好的内生性转变[3]。一是紧缩节省。减少当期消费，改食用低品质的食物，推迟与健康相关的支出等；二是储藏。积累和储藏食物以及其他资产以预防更大危机的发生；三是保护。保存和保护用以恢复的资产基础，并重新建立生计；四是耗尽。食用家庭储存的食物，动用长期存款，抵押或变卖资产；五是多样化。多样化工作活动和收入来源；六是要求。通过负债、互惠、乞讨和政治行动等方式，对亲戚、邻居、保护人、社区、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等提出要求；七是迁移。分散家庭成员或迁移等[22]。这其中有一些行为反应会产生长久的负面影响，例如，已有研究表明，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若采取紧缩节省策略，最先减少的通常是食品消费，而这种行为会对家庭中学龄前儿童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因为他们无法通过摄入充分的、有营养的食物来获得发育[23]， 拉贾杰(Laajaj)通过模拟也发现资本匮乏的个体会缩短自己的时间规划并低估未来发展的潜力[24]。这里的核心是脆弱性对贫困带来了间接的反馈效应，外部的冲击和风险造成了生计资本的不断损失，并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徐小言将中国农村居民在健康冲击发生后生计资本全过程变化分为七个阶段——金融资本减少阶段、物质资本匮乏阶段、人力资本全面受损阶段、再生产能力全面受损阶段、进入长期贫困阶段、因病致贫阶段和低水均衡阶段——进行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25]。
对于贫困个体和家庭来说，以上三种机制往往同时发生，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慢性贫困的生计资本/脆弱性框架(图1)。目前，关于前两种机制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认为通过建立社会安全网和社会保护机制来抵御冲击，以及通过生计资本建设来建立缓冲器可以有效地防止由脆弱性引致的慢性贫困。然而，许多学者认为脆弱性与风险在慢性贫困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应在于第三种机制，即贫困者在生计资本有限的情况下针对风险所采取的行为反应和生计策略，而这种机制即使在实际冲击还未发生时就在起作用，因为贫困者面对不确定的环境会产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会导致在脆弱性与贫困之间存在一种权衡，换句话说，即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存在权衡，风险厌恶行为在提供短期安全的同时却限制了长期的投资[26]，从而导致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均衡中，例如本意在于鼓励贫困者进行投资而实现发展的小额信贷项目难以触及真正贫困者，因为他们担心的是无法还款，贫困者们都不愿意让自己负债从而提高自己的脆弱性。目前，脆弱性还被用于对慢性贫困的预测上，即根据一个个体目前的福利水平及其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来预测其未来的福利状况，若个体目前的福利水平处于或低于贫困线，并预测未来也很可能处于或低于贫困线，则这个个体被视为处于慢性贫困，在长期追踪数据难以获得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对于预测慢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图1 资源视角下慢性贫困的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框架
(二)关系视角——社会资本与社会身份
从资源视角出发，以生计资本缺失为核心的脆弱性分析倾向于关注生计资本相对于冲击和危机所具有的敏感性和恢复性，以及生计资本与脆弱性之间互为因果的属性，而慢性贫困正是在生计资本/脆弱性框架下循环再生的结果。同时，相对于传统资源视角分析而言，该视角增加了对慢性贫困的预测性以及对生计资本多维性的考察，从而提供了一种理解慢性贫困特征的全面而综合的框架。
总结以上解释慢性贫困的两种视角，资源视角聚焦于微观过程，即使是社会性因素也是通过形塑个体特性的方式来起作用的，而关系视角聚焦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然而，这两种视角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广泛的互补性，且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解释力。鉴于慢性贫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所起的连锁反应，因而通过将两种视角结合，可以整合成一个更为综合的分析慢性贫困的框架，从而使其在不同的环境下可以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1)安全还是发展？——反向合作关系的形成。承接以上由脆弱性带来的反馈效应，伍德(Wood)等对目前从脆弱性/生计资本框架来理解贫困的持续性进行了直接批判[34]，他提出对于大多数贫困者来说，“面对的是长期性的，而非偶然和随机性的不安全”[35]。他进一步认为对于贫困者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条件是不确定性，有些社会在消除不确定性方面比其他社会表现得要好。在这样的社会中，福利制度和社会保护等可以通过减少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来为全体公民提供最低水平的资源，从而使其得以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然而，这样的社会往往是少数且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和农村地区往往不存在。而正是在这些地区，具有破坏性的不确定性往往更加普遍，从而导致了贫困者对周围的关系和事件缺乏控制力，因而其最关心的问题就变为“如果国家和市场都无法依靠，出于安全性而需要的权利和相关责任在何处可以得以保证和预期”，他们通常只能借助亲属、社区网络或族裔联盟等非正式关系来寻求保护，即“贫困者不得不依赖于礼俗社会而非法理社会”。在他们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这种通过非正式渠道寻求保护的权利通常是基于两种关系——互惠关系和等级关系——来实现，贫困者由于本身资源匮乏而无法提供相应的资源，所以互惠关系很少见。而等级关系通常是通过“反向合作(adverse incorporation)”来运作，即获得保护的权利通常是通过诸如捆绑式劳动、长期债务或连结性的租约等形式发生，为的是换取依赖者对提供保护者的忠诚。
因而，一批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学者提出了从关系视角来理解慢性贫困，这一视角最简单的表述是“人们的贫困是因为别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未来是因为别人对于他们有更强的控制力，某些人的成功是与另一些人的失败相联系的，因而改变社会关系是提高资产和收入的前提条件”[29-30]。慢性贫困试图识别出社会中的这样一部分对象，他们很少或几乎没有实现经济和社会流动的可能，因为他们从结构上被产生贫困效果的社会关系所限制。通过反对简单地将贫困的持续存在看作缺少资源，关系视角考察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产生什么样的贫困后果”。持该视角的学者同样反对简单将贫困视为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的后果，他们认为问题似乎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参与制度本身，而在于“制度”是如何运作的[31]，将社会分为排斥者和被排斥者的静态的、相对的观点应让位于动态的、基于关系的分析[32]。通过将慢性贫困置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中进行考察，关系视角将贫困对象视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即使他们的位置是边缘性的。具体来看，持关系视角的学者发现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社会身份与社会类别这两方面在慢性贫困的产生与维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中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反向合作关系的形成以及亲缘系统的阻碍作用上，而后者则关注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和机会阻隔(opportunity hoarding)所造成、基于社会身份的特定类别群体的贫困复制与再生。
1. 社会资本与慢性贫困。在资源视角中，社会资本被视为生计资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并认为当其他资本缺失的时候，社会资本在抵抗风险和缓解贫困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贫困者能够利用与家人、邻居和朋友的亲密关系来寻求安全与保护。然而，这种看法忽略了对社会资本所存在的大量争议，将社会资本简单化而没有关注其具体内容和实践，以及其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33]。
在上文中，笔者罗列了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西方翻译比喻，根据相关的时代背景对其作了阶段性划分，并总结了每个阶段译者主体性的特点。纵观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史，译者的主体性历经曲折，起起伏伏，处于从强到弱，从弱到强的轮回中。
2.对接AP-BEPS成果的国内税法法律阶位偏低。中国现行对接转化包括“最低标准”的BEPS各类行动计划成果的几项国内税收单行法规，基本属于部门单行规章，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法律范畴，法律约束力不强，影响BEPS行动计划成果的国内执行力。
反向合作的概念捕捉到了贫困者地方化的生存策略是如何随着时间与空间而被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所限制，其实质正是一种负向社会资本的形成，而这种社会资本的核心是权力的不对称，从而造成了从属性融合(subordinate inclusion)和控制。反向合作的概念强调社会关系和主体性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这种负向社会资本的构建可以看作贫困者主体性得以发挥的表现。伍德认为在这种语境下，主体性既是减少慢性贫困也是再生慢性贫困的原因，导致负向社会资本得以构建的短期生存策略严重危害了贫困者的发展，使其长期处于低水平的生活状态[35]。
反向合作体现为一种侍从主义(patron-client)关系, 可以包括集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当这种基于等级关系而提供的保护是由社区中较为富裕的、占主导地位的集体来提供的，便形成了集体层面的反向合作，这种合作关系期待贫困的、被帮助的对象通过不挑战现有的政治经济安排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因而这种基于非正式等级关系提供的庇护阻碍了被保护贫困者的长期发展，并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复制和再生最初的不平等。反向合作关系也同样可以通过个体途径形成，强调的是个体的忠诚和依赖。相对于个体层面而言，集体层面的关系能够提供更长期的安全保护。简而言之就是，保证安全是以持续贫困为代价的[31], 摆脱贫困的可能性如此之低，以至于忠诚和融合只以从属关系的形式发生，伍德称其为“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反向合作关系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受征地影响的原住民，他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谋生，却由于十分担心在城市会失业，从而需要依附城市中的经纪人或承包人来提供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因而即使遭受了这些人的剥削，这些移民也不愿意起诉他们，相反，移民们还会与这些剥削者站在一起。他们迫切地需要在城市中寻求保护而不是与国家、协会或非政府组织等进步力量结合在一起，尽管这种保护会摧毁他们长期经济发展的能力[36]。里格(Rigg)通过对一些东南亚地区的农民进入现代经济部门工作的研究，也发现了这一关系的广泛存在，由于无法受到正规的社会保护，这些人只能寻求非正式庇护[37]。反向合作的关系可以持续很久，甚至会在代际间传递。
第一步，教师对本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及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通过讲授、讨论等方法进行有针对性教学。
市场整体销量方面基本与去年持平，第三季度销售额为303亿元，相比同期-15.2%，销售面积723万平方米，增长3%。大尺寸面板走俏的同时，其价格进一步拉低。三季度营销带来的收益相比去年呈现疲软姿态，2018年第三季度7月同比增长6.3%，8月，9月分别同比下滑0.8%，4.0%，节假日促销热度并未对电视产业起到关键拉动作用。
例：不考虑矩阵元素稀疏性时，分别用LDU三角分解法、因子表法和本方法按“前代”和“前代+回代”过程，对IEEE-30、-57、-118节点系统的复数导纳矩阵Y求取其复数Z阵。其中，LDU三角分解法、因子表法求取Z阵时均按传统方式[1,4]，即不考虑单位矩阵E元素结构的特点；而本方法求取Z阵时，则考虑E阵元素结构的特点[17]。由于不考虑元素的稀疏性，因此也未应用本方法提出的、以按列方式对F阵进行前代的算法。计算程序采用C++编程语言，开发环境为Visual C++，计算时间比较如表1所示。
2. 缓冲器——脆弱性作为贫困的后果和表征。生计资本的质量和结构及其可获得性可以成为保护个体免受冲击和危机的缓冲器，这里强调的不仅仅是陷入或维持贫困的脆弱性，更是将脆弱性看作是贫困的一个后果和表征。该观点假设，在一般情况下，个体都是风险厌恶的，并通过多种方式来降低他们暴露于风险的可能性：积累物质资产、参加社会网络以扩展社会资本等。而相对贫困的个体由于拥有更少的缓冲器或缓冲器的范围较小而更加脆弱。冲击和危机的发生以及它们在相对贫困群体身上产生的重大影响，只是危机之后慢性贫困上升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更关键的是相对贫困群体本身就缺乏抵御风险的有效缓冲器，即各种生计资本的缺失。例如卡特(Carter)等分析了自然灾害冲击与持续性贫困之间的关系，发现相对富裕的家庭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很快就能恢复原状，而贫困家庭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则陷入了长久的贫困[20]。这一点也被鲍奇(Baulch)和霍迪诺特(Hoddinott)所强调，他们认为“对于拥有更好的资源禀赋和更高资产回报率的家庭来说，面对冲击时的脆弱性要低得多”，这种强调脆弱性作为贫困后果和表征的观点强调了贫困与脆弱性之间互相加强的属性[21]。
目前，在线黏度计的类型很多，根据测量原理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压差式、注(活)塞式、旋转式、振动式等。
考虑到酒店行业自身的高资金投入、劳动密集型、高敏感度、高竞争度、高文化性（邹益民，周亚庆，2004）的特点以及无形性文化对企业员工的深刻影响，笔者将酒店企业文化定义为：酒店企业文化是在酒店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并被企业员工普遍接受的企业价值观、目标愿景、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它反映酒店在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 直接效果——脆弱性作为陷入贫困或慢性贫困的原因。大多数已有的研究关注危机、冲击和压力与接下来陷入贫困的关系，因而关注的是“脆弱性作为陷入贫困或慢性贫困的原因”。已有研究指出，经济危机、健康冲击、预料之外的家庭结构改变、失业和自然灾害等导致了受影响群体贫困时段的产生。冲击和风险会使得不贫困者陷入贫困，而那些已经贫困者则会因为贫困加重而陷入长期贫困，此时脆弱性与慢性贫困的关系与冲击发生的深度、强度和密集度有关，也与一个家庭所具有的抵御风险的生计资本的多少有关。雅各布(Yaqub)通过对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27项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经济不安全是导致家庭向下流动的关键因素之一[15]。同样，在对关于脆弱性的文献进行回顾后，德康(Dercon)认为“贫困的持续是由风险及其后果引起的”[16]。苏里亚杰迪(Suryajadi)与苏达努(Sudarno)发现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后，印度尼西亚陷入慢性贫困的群体大幅度增加，慢性贫困者占总贫困人口的比例从20%上升到35%[17]。巴里加(Barriga)等考察了反复发生的外部冲击对秘鲁家庭福利的影响，他们发现早期的冲击能够永久性地改变这些家庭的收入轨迹[18]。同样，英国慢性贫困研究中心根据经历贫困时间的长短提炼出五种贫困类型，分别是总是贫困(always poor)、经常贫困(usually poor)、波动贫困(churning poor)、偶尔贫困(occasionally poor)和从不贫困(never poor)，并将总是贫困和经常贫困定义为慢性贫困，他们聚焦发展中国家，考察了在各种贫困状态之间的潜在转化机制，发现遭遇重大事件的冲击成为不贫困或暂时贫困对象陷入慢性贫困的主要原因[19]。
具体来看，进入现代部门的障碍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工作场所的裙带关系，在现代部门的亲缘系统成员会提供工作给低技能或与工作岗位要求不匹配的亲戚，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若意识到这一点，现代部门的雇主将不愿意雇佣被这种关系所约束的人，更不会将该成员放置于一个重要的、具有权威的职位上，除非与正常相比可以给他们提供更低的工资。第二是住房分享。由于房东无法监督居住在城市公寓中的人的实际数量，这鼓励了该成员与他们的亲戚分享住房。城市的住房对于亲缘系统的人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例如可以节省来城市上学的孩子的成本或提高在现代部门寻找工作的机会。但过多的人居住将会导致房屋长期价值下降，折旧变快。若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不能收取更高的租金，例如法律规定不能因为社会身份而进行歧视性定价，那么房东将不会把房子出租给这些人。这两种情况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有生产能力的亲缘系统成员被直接否定进入现代部门的机会，或降低这些机会带来的经济激励，这些成本都会严重影响其在现代部门工作的动力。
当然，为了减少进入障碍，迁移到现代部门工作的人可以选择切断这种亲缘关系。但若是亲缘系统中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他们可能会在经济开放后失去最具有生产力的成员，则会提前采取集体行动来建立离开障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原本作为一种可以提供帮助的社会资本系统就会转化成制造贫困陷阱的机制，至少对其中最具有生产和发展潜力的成员来说是如此，即形成一种集体的保守主义倾向。还有研究表明，这种由亲缘系统产生的制约还会对其成员的长期投资和储蓄行为产生不利影响[40]。
2. 社会身份与慢性贫困——机会阻隔和社会封闭。基于不同的社会情景，总有一部分群体会比其他群体更容易陷入贫困和维持贫困，在持关系视角的学者看来，这种陷入和维持贫困的差别更可能是基于群体属性而非个体属性来发挥作用的，即使基于社会身份的类别区分也能够形塑个体资源的获得。贫困的类别也同样是由社会关系构建的，其背后的主要机制在于基于社会身份和社会类别的边界标志所产生的机会阻隔和社会封闭，即将能够产生价值的资源的使用权仅限制在特定的身份群体身上，内嵌于社会关系中的特定类别人群由于社会封闭的各种机制而被阻隔于可获得机会之外，从而形成不平等，这些类别可以基于性别、种族、民族、年龄、教育水平甚至空间等形式来标识[41]。蒂莉(Tilly)认为即使在没有故意将一些群体边缘化的同时，不平等的类别也制造了不同的机会[42]。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城市中带有特定种族身份的迁移劳工和南亚的丧偶女户主家庭，前者由于没有机会获得教育和更好的工作，连续几十年都只能从事家政劳动或建筑工人等体力劳动，而后者之所以贫困，并不是因为家中缺少男性劳动力，这只是造成她长期处于贫困的直接原因或特征表现，根本的原因是对女性的歧视和对其财产继承权的剥夺。这种将丧偶女性看作是二等公民的做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对资产获得权的剥夺过程是嵌入在地方的习俗、法律和价值规范之中的。
这种基于社会身份和社会类别所造成的“机会阻隔”和“社会封闭”可以通过两种机制进一步强化，即效法(emulation)——将现存的组织形式、代表性和实践从一个环境移植到另一个环境，和适应(adaptation)——通过流程再造来缓和日常的互动过程，在现存的社会分割中阐释被珍视的社会关系。通过效法，阻隔的交易成本会减少，当基于社会类别的区分与那些在社会中存在的现象相匹配和一致时，成本会进一步减少。基于类别的不平等和贫困进一步由于那些被阻隔群体的适应性而被稳定下来。确定下来的社会分类，深刻限制了其中的个体所可以拥有的任何可能性[43]。这里，蒂莉将文化的意涵引入，旨在解释社会身份和社会类别是如何通过不断地互动来复制和再生不平等的，并阐明为何贫困是“可以忍受的结果，且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容忍是如何嵌入在制度规范和系统中的”。
三、一个整合性框架：对慢性贫困过程和生涯的分析
然而，该视角被认为存在三个缺陷：第一，仅仅关注了贫困的特征和表面原因，而忽略了贫困产生和再生背后的广泛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因果机制。从这一点来看，贫困研究需要重新考虑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的运作过程。第二，正是由于以上这一点，该视角忽略了特殊的社会空间和时间因素，贫困的建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在不同的人群中是不同的，但在资源视角下，基于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来的慢性贫困群体往往具有相似的特征和致贫原因，例如高依赖人口比例、资产短缺、缺乏获得收入的资源等，尽管在达斯古普塔(Dasgupta)等人界定的贫困循环中，这些因素也导致了贫困的持续存在[27]，但是这在个体和家庭处于结构性劣势，在遭遇危机时没有可供使用的制度资源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预测到的。第三，这种对于贫困的解释存在着个人主义倾向，基于生计资本的分析存在着过分强调主体性的风险，关注的是贫困者缺什么[28]，而没有考虑对于贫困者行动空间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仅在于未能将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考虑在内，社会本身(关系、网络、信任和连接等)也被理解成个人和家庭所具有的资源禀赋。
近年来所流行的对于贫困过程和生涯的轨迹分析为这种整合提供了可能，通过将慢性贫困识别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贫困过程，可以看出在哪些方面,社会关系扮演着主导性作用，而在哪些方面，生计资本和外部冲击又加强和维持了这一贫困过程，同时也可以解释在不断变迁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下，为何有些长期处于贫困的对象可以最终逃离贫困，而有一些则持续贫困甚至生活水平还会进一步下降，因而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充分启示。
借鉴罗姆(Room)提出的排斥轨迹并对其进行修正可以实现这一整合，从而提出一个关于贫困过程和生涯的概念性框架[44]。如图2所示，最初个体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生计资本及其各种组合形式，并嵌入在某种社会关系中和拥有一定的福利权利，三者共同造就了其最初的生活水平，该生活水平可以高于贫困线也可以低于贫困线。根据以上论述，生计资本可以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社会关系则涉及与扩展型家庭的亲缘系统、邻居和地方社区的关系，以及特定形式的保护和建立于其上的庇护关系，福利权利是根据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基于正式权利的、由国家和私人组织提供的支持，这种权利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与地区尚未正式形成。
图2中的横轴是一条时间轴，沿着这条时间轴，人们会采取一系列活动来维持生计。同时，个体还会经历一系列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蛇(snake)”与“梯子(ladder)”,这可以对他们的生计造成冲击，但由于每个人拥有不同的生计资本水平且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中，这种“蛇”与“梯子”不会对所有的潜在对象产生同样的影响。这里的“蛇”主要是指负面的、由于外部环境和个体生命周期变动带来的风险，而个体对其脆弱性的高低则依赖于生计资本、社会关系和福利权利的结合能否形成有效的“缓冲器”，若缺乏有效的缓冲器，则结果则是生活水平的下降，但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形成的缓冲器也可能导致“反向合作”的形成。“梯子”是指潜在的、可以让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这种机会是否可得或能否被充分利用，则同样取决于生计资本、社会关系和福利权利的结合能否帮助其形成向上流动的“通行证(passport)”，例如即使有良好的就业机会提供，但缺少人力资本的个体却由于技能不达标而无法获得，或由于嵌入社会关系中的“机会阻隔”导致了有一些人无法触及这样的机会。最后，个体会发现自己处于新的生计资本、社会关系和福利权利起点上，从而到达了一种新的生活水平并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图2 基于慢性贫困过程和生涯的动态分析框架
基于慢性贫困过程和生涯的动态分析，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论及“蛇”“梯子”、冲击和危机时，不应该假设它们对生活造成的影响是短期的，相反，这种影响可能是长期的；第二，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个体面对的“蛇”和“梯子”的组合也不相同，所以可以利用的“缓冲器”和“通行证”也不同，因而必须进行具体的社会分析；第三，不同个体的应对策略、对待困境的恢复力以及获取机会的资源相差很大。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下，有些应对策略是合理的，但另一些则是被禁止的，这与地区的习俗规范有关，也与不同的社会身份和类别有关。第四，考虑到个体目标和应对策略的不同，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蛇”的东西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会是“梯子”。目前，该框架已被一些学者采用以从动态的视角分析慢性贫困及其内在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基于不同的环境背景赋予该框架各组成要素以具体含义[45-46]。
总之，慢性贫困理论是在经济学有关“贫困陷阱”研究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并赋予了其社会建构的意义。本文认为，把资源视角和关系视角两条路径结合起来，能形成更综合、更有效的对慢性贫困的解释。
第一，将慢性贫困置于资源视角的生计资本/脆弱性框架内进行考察，尽管对于陷入贫困和贫困形态的转化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没有将贫困者的微观处境置于中观和宏观的制度背景下进行解释，因而无法充分解释那些本来就已经处于贫困的对象为何会长期贫困，即该分析框架可以较好地解释慢性贫困的推动力却无法解释其维持力。相应的，基于这一视角提出的政策通常关注的是平滑消费和收入波动以及帮助贫困家庭进行资产积累，这对于防止不贫困和暂时贫困者陷入慢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已经陷入慢性贫困的对象来说，其作用和影响有限。
第二，慢性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往往在于其背后的社会性机制，因此需要将其置于社会结构及其关系中进行考察，同时还应该关注社会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嵌入社会结构中，并逐步被接受、适应和走向定型化的，因此，理解慢性贫困还需要有历史的维度和深度。更广泛的、旨在减少和消除贫困的政策应注重消除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障碍，通过构建正式的社会保护机制以保证福利权利，从而将贫困者从基于等级关系的庇护关系中解放出来。同时，要通过预防性的政策来降低贫困家庭的不安全感[47]。
第三，没有统一、普遍的反贫困政策，而是要基于不同的社会情景和贫困家庭的经历来予以考察。因而，在目前大量的、基于长期追踪调查的对慢性贫困的定量研究基础上，应综合运用包括生命史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以更深入地揭示贫困过程，以及微观、中观、宏观因素在制造贫困、维持贫困和摆脱贫困中的互动关系。
[参 考 文 献]
[1] BOWLES S,DURLAUF S N,HOFF K.Introduction[M]//BOWLES S, DURLAUF S N,HOFF K.Poverty Trap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1-14.
[2] BOWLES S,DURLAUF S N,HOFF K.Poverty Trap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15-230.
[3] BARRETT C B, CARTER M.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Traps and Persistent Poverty: Empir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3,49(7): 976-990.
[4] BARRETT C B,CARTER M,CHAVAS J P,et al.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Traps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
[5] 李小云,徐进,于乐荣.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J].社会学研究，2018(6):35-61.
[6] HULME D,MOORE K,SHEPHERD A.Chronic Poverty:Meaning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s[R].CPRC Working Paper No.2,2001.
[7] WOOLCOCK M. Toward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Chronic Poverty[M]//ADDISON T, HULME D, KANBUR R. Poverty Dynamic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328-356.
[8] LENHARDT A,SHEPHERD A.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Poorest 50%[R/OL].[2013-07-08].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75296.
[9] VAKIS R,RIGOLINI J,LUCCHETTI L.Left Behind:Chronic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M].Washington DC:World Bank,2016:71-94.
[10] DIWAKAR V,SHEPHERD A.Sustaining Escapes From Poverty[R/OL].[2018-10].https://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resource-documents/12471.pdf.
[11] SHEPHERD A,BRUNT J.Chronic Poverty:Concepts,Causes and Policy [M].Houndmills,Basingstoke, Hamsphire: Palgrave Macmillan,2013:1-6.
[12] CARNEY D.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What Contribution Can We Make? [EB/OL].[1998-07].http://lib.icimod.org/record/4945.
[13] CHAMBERS R. Editorial Introduction: Vulnerability, Coping and Policy[J].IDS bulletin,1989,20(2):1-7.
[14] BARRIENTOS A, HULME D, SHEPHERD A. Can Social Protection Tackle Chronic Poverty?[J].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2005,17(1): 8-23.
[15] YAQUB S. Chronic Poverty: Scrutinizing Estimates, Patterns, Correlates and Explanations[R/OL].[2011-02-04].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 abstract_id=1754450.
[16] DERCON S. Assess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2001:11.
[17] SURYAHADI A, S SUMARTO. The Chronic Poor, the Transient Poor, and the Vulnerable in Indonesia Before and After the Crisis[R/OL].[2011-05].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Sudarno_Sumarto/publication/4811252_The_Chronic_Poor_The_Transient_Poor_and_the_Vulnerable_in_Indonesia_Before_and_After_the_Crisis/links/0c96051a514cf4b2f5000000/The-Chronic-Poor-The-Transient-Poor-and-the-Vulnerable-in-Indonesia-Before-and-After-the-Crisis.pdf.
[18] BARRIGA O C, VAKIS R, RIGOLINI J. Poverty Persistence and Shocks in Peru[M].Washington DC:World Bank,2014.
[19] HULME D, SHEPHERD A. Conceptualizing Chronic Poverty[J].World Development,2003,31(3):403-423.
[20] CARTER M R, LITTLE P D, MOGUES T, et al. Poverty Traps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 Ethiopia and Honduras[J].World Development,2007,35(5):835-856.
[21] BAULCH B, HODDINOTT J. Economic Mobility and Poverty Dyna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0,36(6):1-24.
[22] 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R/OL].[1992-01-01].https://opendocs.ids.ac.uk/opendocs/handle/123456789/775.
[23] HODDINOTT J. Shock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across and within Households in Rural Zimbabwe[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6,42(2):301-321.
[24] LAAJAJ R. Closing the Eyes on a Gloomy Future: Psychological Cause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EB/OL].[2012-08-12]. https://ageconsearch.umn.edu/record/123933/.
[25] 徐小言.农村居民“贫困-疾病”陷阱的形成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8(8):66-72.
[26] HAUSHOFER J, FEHR E. On the Psychology of Poverty[J].Science,2014,344(6186): 862-867.
[27] DASGUPTA P. An Inquiry into Well-being and Destitution[M].Oxford:Clarendon,1995.
[28] DUNCAN C M. Understanding Persistent Poverty: Social Class Context in Rural Communities[J].Rural Sociology,2010,61(1):103-124.
[29] MOSSE D. Power and the Durability of Poverty: 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Links between Culture, Marginality and Chronic Poverty[R/OL].[2010-05-25].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 abstract_id=1615629.
[30] LAWSON V, With Middle Class Poverty Politics Research Group. Decentring Poverty Studies: Middle Class Allianc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verty[J].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2012,33(1):1-19.
[31] GREEN M, HULME D. From Correlates and Characteristics to Causes: Thinking about Poverty from a Chronic Poverty Perspective[J].World Development,2005,33(6):867-879.
[32] KANDYLIS G. Levels of Segregation, Lines of Closure: The Spatiality of Immigrants’ Social Exclusion in Athens [J].Local Economy,2015,30(7):818-837.
[33] CLEAVER F. The Ine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hronic Poverty[J].World Development,2005,33(6):893-906.
[34] WOOD G, SALWAY S. Introduction: Securing Livelihoods in Dhaka Slum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the Development Studies Association,2000,12(5):669-688.
[35] WOOD G. Staying Secure, Staying Poor: The “Faustian Bargain”[J].World Development,2003,31(3):455-471.
[36] MOSSE D.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Durable Poverty, Inequality and Power[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0,46(7):1156-1178.
[37] RIGG J. Rethinking Asian Poverty in a Time of Asian Prosperity[J].Asia Pacific Viewpoint,2018,59(2):159-172.
[38] MARU Y T, FLETCHER C S, CHEWINGS V H. A Synthesis of Current Approaches to Traps Is Useful But Needs Rethinking for Indigenous Disadvantage and Poverty Research[J].Ecology & Society,2012,17(2):1239-1241.
[39] HOFF K, SEN A. The Kin System as a Poverty Trap[M]//BOWLES S, DURLAUF S N, HOFF K. Poverty Trap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95-115.
[40] DI FAlCO S, BULTE E. A Dark Side of Social Capital? Kinship, Consumption, and Saving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1,47(8):1128-1151.
[41] LAWSON V, ELWOOD S. Encountering Poverty: Space, Class, and Poverty Politics[J].Antipode,2014,46(1):209-228.
[42] TIIY C. Relational Origins of Inequality[J].Anthropological Theory,2001,1(3):355-372.
[43] HACKING I.Making up People In 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ism:Autonomy, Individuality,and the Self in Western Thought [M].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44] ROOM G. Trajectories of Social Exclusion: The Wider Context for the Third and First Worlds[M]//GORDEN D, TOWNSEND P. Breadline Europe: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Bristol: Policy Press,2000:407-439.
[45] SUMNER A, MALLETT R.Snakes and Ladders,Buffers and Passports: Rethinking Poverty,Vulnerability and Wellbeing[R/OL].[2011-08].https://www.econstor.eu/handle/10419/71811.
[46] SUMNER A, YUSUF A, SUARA Y. The Prospects of the Poor: A Set of Poverty Measures Based on the Probability of Remaining Poor (or Not) in Indonesia [R/OL].[2014-07].http://ceds.feb.unpad.ac.id/wopeds/201410.pdf.
[47] 段洪波,吴震.河北省老龄人口贫困问题研究——基于河北省14个县的田野调查[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112-119.
Theory Perspective on Chronic Poverty and Its Integration
HUO Xuan1, LIN Min-gang2
(1. Schoo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2. Centre for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Chronic poverty is a kind of poverty like “cancer”. How chronic poverty is generated and maintained has become a frontier issue in the field of global poverty research. 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hronic poverty gradually differentiates into the resource perspective and the relation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poverty theory, the resource perspective proposes the livelihood capital/vulnerability framework, while the relational perspective argues that poverty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focusing on its underlying social process and mechanisms. By review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both of these two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further puts forward a holistic framework fo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hronic poverty.
Key words: chronic poverty; livelihood capital; vulnerability; social relationship; poverty process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3-0139-09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9.03.020
收稿日期：2019-01-30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百层次”科研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霍萱(1993—)，女，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贫困与社会救助。
【责任编辑 吴 姣】
标签：贫困论文; 社会论文; 资本论文; 生计论文; 视角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百层次”科研项目资助论文;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