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来，有关“天下体系”概念、实质与在现今国际政治中可操作性的论争已然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主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的阐释下，“天下”理论因其能够提供一套筑基于中国古代政治理想与历史经验、关于未来国际政治应然形态的理解框架，引发了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天下体系”被认为足以消弭当今世界（甚至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的世界）在结构上存在的若干天然弊病（如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的安全两难）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国际政治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大敌对、大冲突乃至大灾难，提供了一种“能够使政治摆脱敌对斗争的技术而变成共在的艺术”。
在过去近六十年的编程历史中，编程语言的抽象级别不断提高，人们都在努力让编程语言更有表现力，这样我们可以用更少的代码完成更多的工作。笔者经过查阅资料发现：如今影响力较大的趋势主要有三种，“声明式的编程风格”(包括“领域特定语言”及“函数式编程”)、“动态语言”(其最重要的方面便是“元编程”能力)以及多核环境下的“并发编程。此外随着语言的发展，原本常用的“面向对象”语言，“动态语言”或是“函数式”等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例如各种主要的编程语言都受到函数式语言的影响。
周朝（确切地讲是西周）从来都被赵汀阳研究员视作“天下体系”历史实践的最优版本，是“天下体系”所谓“配天”“关系理性”“兼容普遍主义”等关键政治原则最为集中的体现。然而，诸多证据证明：在周人勃兴、打垮殷商、巩固统治和拓展权势的过程中，历代具有极高战略素养的周人领袖本着“谋取天下”这个异常明确的大战略目标，颇为巧妙地统筹了时间与空间、敌手与盟友、武力与道义、实力与人心、征伐与合作、进取与妥协等诸多复杂矛盾，为周人翦商乃至塑造天下，提供了一以贯之且被证明是大成功的战略指导。而周人对“天命”概念的积极鼓吹和对“天下”意识形态的不懈塑造也始终服务于其几乎永不停歇的战略扩张，始终服务于其长期坚持的“谋取天下”这一异常明确的大战略目标，这与赵汀阳研究员对西周“天下体系”的国际政治理想主义认定存在显著的不同。
翦商：战略大包围和决定性进攻
大战略是国家克服国际政治经济演进之纷乱无常、由强大成长为伟大的关键。大战略理论致力于回答解决如下问题：国家应当如何较为平衡地运用战争与和平的手段，调节和指导本国（甚至连同其盟国）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精神资源，以达成一个明确的、适度的和总体可行的宏大战略目标。大战略“涉及整合国家在平时和战时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以维护长期利益，包括目的和手段的管理操作外交以及军政两大领域内的国民士气和政治文化”。要义和精髓正在于“如何运用军事力量以实现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
作为地处渭北平原的蕞尔小邦，周人自迁居岐下周原后仅历四代（太王、王季、文王昌、武王发）便能成功地打倒殷商以至夺取天下，其胜利显然只能用大战略运用得当来解释。早在太王古公亶父（文王祖）率领周人从豳迁移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的周原后，周人便已萌发出权势扩张的勃勃雄心。关中自属形胜之地，周、秦、汉均据此地向东争取天下。然而与秦汉初兴时关东之大分裂情势不同，周人所面对的殷商，其时仍为天下共主且实力强大。为此，周人一方面战略隐忍，或曰韬光养晦，即在实力不济时对殷商采取臣服政策，极力避免与之发生直接对抗；另一方面则是采取积极主义的战略进取，选择抵抗力最小而又与殷商无甚关系的边缘地区着手经营。
马云曾经在公开演讲中表示，自己对阿里的CEO张勇说，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你就决定，你拍板，不用告诉我。这句话中国重汽济南区的经理张超的解读是，一是马云对张勇这个接班人很放心，二是阿里200亿元以下的投资太多，马云根本顾不过来。
周人翦商的整个过程当中，体现出浓重的战略意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周人几乎贯穿全程的战略欺骗（如季历功高被杀后，周人仍表现出对殷商的臣服态度；如文王因意图暴露而被殷商囚于羑里，采取贿赂、甚至主动向殷商割让领地以打消后者的疑虑；如文王被释放回归周原后的“阴行善”；甚至在占据显著地缘政治优势时，犹“以服事殷”）；再则是基于理性审慎基础上的战略试探（如向东对殷商统治边缘区的不断蚕食，如会盟盂津试探殷商反应）；还有就是周人军事行动与政治目标的高度协调及战略内在的平衡性（如武王对于向殷商发动牧野之战的时机选择），即运用最为可行的手段、沿袭最为现实的成功路径。更为重要的，则是领先于时代的战略筹划（如早在太王时期太伯等人便奔荆蛮以图从南翼威胁殷商，以及季历、文王从边缘入手扫除殷商附庸势力）。因此，早在公元前11世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周人统帅便完全符合优秀战略家的评判标准，即“能够统揽全局，能够充分顾及各种事物间的复杂相互依存关系，充分顾及诸多影响因素，进而能够找出最为有利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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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武装拓殖与融合华夏
周人在实力规模及文化水平均远逊殷商的情况下，能够从容翦商而建立新的政权，这一意料不到的大胜利对周人战略决策者心理上的冲击，应当并不逊于对殷商统治者的冲击。而武王“自夜不寐”的原因，在于周人克商后面临的战略环境，依旧危机四伏，甚至较兴兵盂津时有所恶化。周人以小克大的直接后果，则是其急剧扩大的势力范围内部，安全形势却由于大批心怀旧朝的殷人残余势力的存在而有所恶化。而周人武力占领地区的外部安全，则由于大量存在潜在甚至现实敌意的非周部族的存在，同样不容乐观。
赵汀阳研究员的一些看法具有相当的合理成份与深刻意义，例如他将“天下”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再如他对后者在历史演进当中，尤其是对当下全球治理结构性矛盾及其引发的不良后果的深入分析等等，当然有利于国际社会对包括国家利己主义、宗教和种族极端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在内的诸多严重阻滞国际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进程的思维模式及国际政治实践的批判性反思，而赵汀阳研究员对“天下”兼具地理、心理与社会制度含义的理解以及天下体系应当具有的诸多特质和规范性原则的描述，也为国际社会思考国际政治演进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提供了又一条思路。
在此期间，周人用频繁的对外征讨、武装殖民乃至外交结盟以厚积国力，并等待在时机有利时对殷商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武王即位后，周人即率诸侯会于盂津，这表明殷商于西、南、北三个方向的附属和同盟势力几乎已被蚕食殆尽，周人的战略企图几乎已经宣告成功。直到两年后，在殷商内乱征兆已现、并且殷商军事主力深陷于东方与东夷的战斗时，周人方决定率同其盟军对殷商发动决定性进攻，并一举成功。
周人封建主要开始自武王克商之后，尤其是成王“三监之乱”前后，说明周人封建之源起在于以西北一隅而骤掌天下的强烈不安全感，以及在现实当中占领并统治殷商旧地面临的巨大困难，因此不得不派遣亲族以控御四方。周人封建受国者基本以姬、姜两姓为主，除极少数例外，全为周王室成员或外戚。而历代周王亦不断敦促受封诸国勤修武备，采取积极措施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为周王室提供有力支援。钱穆便认为，就其实质而言，封建诸国乃是周人本着并吞天下目的而采用的一种具有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而大封诸国亦展现出周人在政治组织构建方面的气魄与雄心。
所谓蔬果上的“残留毒物”，一般就是指农药以及其他空气中污染物的残留。从化学的角度来说，“彻底清洗掉”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能让它减少到无法检测出来的程度。当我们说“农药”或者“污染物”的时候，其实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物质。这些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不尽相同。
在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当中，周人均有意识地将如此成就的获得归于天命所归，而非单纯的大战略运用得当和武力竞争的结果。殷商失国的根本原因，被认为是其道义、礼制乃至个人品行上的总体失败，因而被上天抛弃。而周人（尤其是文王）勤修德政，成为天命的中选者，这才是周人成功革命、掌握天下的意识形态根源。因此，文王的后代应百世昌盛，商人的子孙也应该接受天命已改的事实，臣服周邦。然而，“天命靡常”。天自有其运行的规律，天对待君王的态度也并非依赖血缘宗族的关系，而是建立在客观性、普遍性的、以道义作为衡量标尺的准则之上。周人唯有牢记文王的教诲、遵循文王的德行，以期顺应天命，“自求多福”。
封建诸国体现出强烈的地缘战略企图，特别是利用诸侯就国作为殖民要点以便向外扩张。许倬云指出，成、康之世，周人的封建，大约只在中原，亦即殷商旧地，加上在东方与北方开拓的疆土，如齐、燕诸国，往南则不过及于淮、汉一带。在殷商旧地等中原核心区内，周人移民与殷商后裔相互融合；而在核心区外，周王室和分封诸侯则通过封建不断向各战略方向的关键据点安插势力和武装移民，对各大战略要冲实施分区占领。其结果，则导致各诸侯国不可避免地与世居本地的古老族群发生冲突。在此情况下，各诸侯国内部以周人与殷商遗民及东方旧族相结合为基本原则，将周人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与所谓的“夏政”“商政”“戎索”进行调和。而对于周、殷以外的土著，则一般采取军事打击、掠夺人口甚至并吞土地等方式，以求消除威胁和扩充实力。
为反驳部分学者认为其理论仅为一个脱离历史的幻想，赵汀阳研究员一直将西周作为“天下体系”的最典型案例或实验版本。正是在总结西周的政治精神和相关实践基础上，他提出了作为未来世界制度的“天下体系”的三个基本原则，即：（1）天下体系是一个利益普遍共享体系，其基本信念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因此“天下无外”；（2）天下体系制度能够保证各国都获得足够大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各国都愿意承认并且加入天下体系；（3）天下体系能够形成各国利益互相依存的互惠关系，如互相救难、互通有无，从而保证和谐共存关系，这是世界共荣与世界和平的条件。
“天命”与“天下”：意识形态的塑造
在周王武力和道义同时占据优势（尤其是与所谓的“戎狄”和“蛮夷”相比），诸侯对此政治安排基本不持异议的情况下，西周在其统治核心区域内部得以创造出相对的和平与安宁。本杰明·史华兹便指出，在这一朝代开创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各诸侯国之间基本没有爆发战争。甚至在西周的最后一个世纪，诸夏之间也仅发生了三次战争，整个西周时期的许多军事讨伐均是针对所谓的“戎狄”和“蛮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周人在一片广大的文明世界里创造了相对秩序和总体稳定，至少在华夏文明圈内部创造出一段相当漫长的“周统治下的和平”，为中国人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创造出一个现实典范。
周人以一地处中原之外的边缘小国，在实力远逊殷商的情况下，居然成功取代殷商而执掌天下。如此颠覆性的革命，不得不刺激周人对于这一出乎意料的历史进展寻求一种历史性和形而上的宏观解释。傅斯年、仵倬云等人认为，肯定是在结合周人自身经历与吸取商人已萌生的若干新观念的基础上，加之巩固自身统治、验证代商成立的合法性需要，周人得以合而发展为一套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历史观及政治观。而这一套新哲学，既及时安定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同时也为周人的军事攻伐和权势扩张提供了一种道德伦理意义上的且具有足够正义性的解释，奠定了中国人文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开后世儒家政治哲学之先河，为中国政治权威设下了民意人心的规制与约束。
2.2 量表得分 护士主观幸福感总得分平均为(86.35±10.04)分;护士婚姻质量总得分平均为(427.01 ±33.89)分。
在承认“天命”存在且有其循环规律的基础上，周人亦提出了其对于“天下”应有政治秩序之设想和规范。与以往限于个别地域且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夏商两代政治精神相比，周人（主要是周公旦）提出的这种政治秩序严格基于家庭伦理和血亲传承，并推而广之确立起整体的社会伦理，即宗法制度。钱穆指出，通过宗法制度，周人由社会伦理之确立，进而得以构建出一套以周天子为核心、其次姬姜诸侯、再次卿大夫、最次庶人的等级化政治结构，保障周代政治组织形式虽有封建、分权之形，在政治结构和法理上依然能够达成一统，从而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宗法与封建实为互为表里，精神一体，共同构成周代“天下”政治秩序的基石。
“天命”意识形态之塑造与“天下”政治秩序之成形，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西周王朝的多数时间里，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一般能够遵守礼制等政治/社会行为规范，在拥有远超出一般水平的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拥有较强的政治权威与足够的统治合法性，因此从道义和现实方面均足以威慑不臣；而与周王室有血亲或婚姻关系的各诸侯国（他们一般彼此也有血亲或婚姻关系）由于形势使然也一般集中关注其内部和外部（主要是针对除殷、周之外的异质文明）安全问题，周人统治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将其利益与这一制度相认同。
周人的翦商乃至封建，紧密围绕“谋取天下”这个明确的大战略目的，始终展现出强烈的战略企图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逻辑。然而必须承认，一项成功的大战略，为完全达成其合理的和有限的目标，各种战略手段之内在协调和相互配合必不可少，尤其是实力与道义之间的调和。早自文王时期，周人便将对道义原则的鼓吹和坚守置于政策行为的关键位置，而道义原则与周人翦商、封建过程中的现实主义图谋相配合，并为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共同构成了周人大战略的基础。
此种以周王为核心、诸夏相环绕，以道义宗法为规范、以封建为实质，具有足够武力保障，范围涵盖“天下”的华夏文明共同体，因其政策设计之巧妙、与社会伦理之紧密贴合，加之对周人贵族（甚至个别殷商贵族）的群体性激励，影响力之深入，直到西周灭亡、平王东迁一个多世纪之后，管仲依然以“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作为齐国救援邢国、迎击北狄的当然理由。鉴于周人以软硬实力协调运用为突出特点的大战略缔造取得的巨大成功及其深刻影响，即使这一政治秩序在内外部压力作用下全盘崩溃数百年后，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孔子仍将周人的战略缔造（尤其是经他美化的政治制度设计而非单纯的武力运用）作为最值得效仿的完美历史案例，“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天下秩序”：现实与理想的冲突
封建是周人谋取天下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精心设计且被证明极其有效的政治设计，其中蕴含的宏大空间和时间视野尤为令人叹服。西周的封建，在强调天下为一个整体、天子及其行政机构能够在它直接控制下的地区建立起一定程度行政治理前提下，主要依靠封建诸侯，将周王室的权威扩展到不能直接控制的地区。钱穆指出，这种战略以诸侯国拥戴周天子为中心，尊周室为共主，定天下于一统。而成周的营造及姬、姜诸侯在朝歌周边就国，不仅掌握了中原腹地进而迅速取代殷商统治，更占据了关键的战略要冲，推动周人进一步向外征伐异族、扩张势力。在统治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周人的封建事业亦不断随之推进，在姬、姜诸侯的带领下，占领更东、更北或更南的新领土，不断同化和融合当地部族，在为周室建立新的藩屏的同时，亦使得“华夏”或“诸夏”概念由此产生，空间上推动了华夏文明和政治秩序的不断拓展。
为巩固其统治，周人最具长远眼光的战略是封建。不少学者认为，周人封建初衷之一，当是安置殷商遗民。周人既然无法将商人遗民势力完全拔除，因此，不得不容忍商人残余势力继续存在，标志则是将纣子禄父（武庚）封于殷商旧地，令其继续殷商传承。在武庚谋同三叔（管叔、霍叔、蔡叔）发动“三监之乱”后，周人仍封商人于宋（商微子之后治下）、卫（周康叔治下）两国，继续对商人进行怀柔。周封建的用意之二，在于设立武装据点以对殷商遗民势力进行战略威慑。周公旦在武庚之国周边设立三监（管叔、霍叔、蔡叔），以就近监督武庚。其他如鲁、燕、齐诸国，始封之地皆在成周之南，更对武庚形成战略包围。周封建用意之三，则是向外扩张。尤其是周公东征、三监之乱平息后，在商人残余势力已不足为患情况下，周人重定封国，在仍对宋等殷商旧势力形成包围同时，展示出向各战略方向离心扩张之势，为周室建立新的藩屏。
开始谈婚论嫁时，钱海燕的意思是定居宁波。没想到周启明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周启明去和父母沟通时，钱海燕在旁边听出了为难的声音。她不知道周启明是怎样做公婆思想工作的，总之后来公婆没有说反对的话，同意他们唯一的儿子留在宁波。
然而，“天下秩序”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实践。在“天下秩序”的历史起点和最为典型的案例——西周那里，其“天下秩序”塑造的大成功无疑是高超的战略算计加之军事力、经济力、价值观、可信度、感召力等诸多战略手段组合运用的结果，决非仅凭意识形态鼓吹和政治伦理规范可以完成。在真实历史进程中，天下秩序的创立和运行，除以天命解释朝代兴替、以道义约束天子、以宗法约束诸夏、以礼教规范庶人之外，武力的运用或威胁运用至为关键：周天子便拥重兵以威慑不臣，更勿论征伐戎狄以维护帝国的安全、向外扩张扩大天子权威及华夏文明范围等方面。而在西周“天下秩序”扩张的过程当中，武力的运用更是频繁激烈：虽然西周在华夏文明圈内部诸夏之间大致确保了秩序与和平，但华夏文明圈与异族异势力交界之处、以及文明圈内部诸侯与混居其内的非华夏族群之间的战争和冲突几乎从不间断：周王及各诸侯国频繁对“戎、狄、蛮、夷”用兵、竭力扩大统治范围与文明边界，与异族不断袭扰、入侵西周诸夏甚至周王直辖地区，均是历史事实。
因此，更确切地说，“天下秩序”是“处于周天子权威下的有秩序的天下”，从来就不是一个在地理上涵盖整个周人已知世界的秩序，而仅是一种在范围上涵盖“周王室故地+殷商旧地+诸夏开拓领地”之和，服从周天子在政治上和宗法上的无上权威，在政治制度和礼仪文化上认同华夏，且为周人政治主流所认可和接受的同质文明圈内的秩序。这种“四家一家”理想的另一方面，是“中国一人”的观念。“天下秩序”根本就是“化家为国”、存在严格等级的秩序，是尊卑礼法、君君臣臣的秩序，强调下对上的责任，当然也强调上对下的宽容。因此，西周的天下观是强调天下一人，即周王的普世统治权利。所谓的“无外”原则也仅存于华夏文明圈之内、周天子与其具有血亲关系的诸夏之间。
但对于那些位处“天下”地理空间范围之内、却不服王化的异质/“低等”文明或公开反叛的诸侯，这一战略设计则远非是和平主义的：周王强化自身实力并不断敦促诸侯勤修武备的目的，正在于应对周天子、诸侯与化外之族群之间的频繁战争。而这些战争，部分是正义的，如周人抵制异族的袭扰或掳掠，部分则显然是非正义的或者理由牵强的。不仅如此，“天下秩序”更是一个洋溢着强烈的华夏文明优越感的政治规范。在与周边各非华夏部落的斗争过程中，环绕（甚至镶嵌）在周王直辖及周边诸侯国之外的化外之地，作为先进的华夏文明的反面存在，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与中国的关系一般都体现为相互敌对，这也正是华夏的“天下秩序”与之不断发生冲突的根源所在。就以上诸方面而言，赵汀阳研究员反复强调的“天下体系并不包含帝国的征服性、霸权性特别是敌对性”，至少在西周天下秩序的建立、巩固并不断地理扩张过程当中无法得到证实。
早春的花，带着风寒，飘摇在车窗外。蓝天如梦一般，织成一张网，鸟儿斜飞在自由的天空，飞进水仙芝的梦里。她依偎在这个陌生男人的怀里，做着自己的梦。
赵汀阳研究员对“天下秩序”的强调，在于看到西周制度某些优势的重要价值，包括天子与诸侯之间的道义约束、彼此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血缘联系的诸夏之间的大致和平，以及文明圈内整体政治与安全形势的秩序与稳定等。此中体现出的政治秩序之和谐和各行为体之间的亲善等制度优势，在他看来，足以调和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的主权国家单元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无政府状态现实，从而缓解长久以来持续激化的国际政治竞争、国家间冲突及由此导致的混乱与无序。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在当下国际社会当中主权规范牢固确立、民族-国家意识依然强大且已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具有中国古典政治文明鲜明印记、曾确保两个多世纪和平但最终也因其内部压力而“礼崩乐坏”的“天下秩序”，是否具有普遍性意义和现代意义，是否能够被当今国际社会当中的多数国家接受并按其理想状态运行，均存在很大的疑问。特别是，赵汀阳研究员对于天下秩序中非正义战争、华夏文明优越论、各行为体实质上不平等关系的真实存在的讳言，为其理论受到不少学者批评质疑提供了关键证据。这一点，甚至也是“天下”理论被外国部分学者视为“试图颠覆当前国际秩序”“中国文明优越论”，甚至成为“中国主导世界图谋”代名词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周人塑造天下秩序的战略进程，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当中霸权挑战国成功取代体系主导国的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周人的兴起、革命乃至巩固，在战略谋划和实施当中，有隐忍，有妥协，有欺骗，有权力的规划分配和利益的评估取舍，为后世提供了诸多的战略遗训，依然有相当可观之处值得参考借鉴。这些遗训大致应当包括：战略目标设定上，既要胸怀天下，亦要着手当前问题；既要审慎评估总体形势，亦要精细算计敌我实力；实力不济时的战略隐忍和战略欺骗必不可少，总体胜利后的战略审慎和战略宽容亦为必需。同时，大战略之筹划和实施还必须伴之理念的力量，一种合乎自然、人理、道义的地方；在战略精神上，在不断关注大势同时，亦要时时体察人心，克敌致胜亦须具备能够被普遍接受的道义伦理基础。总之，“有天下不尽仗于武烈也”。从这个意义上讲，周人勃兴过程当中武力与道义的刚柔相济及取得的绝大成功，足以为三千年后的崛起大国鉴。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摘自《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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