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泊凯:湛甘泉于天理与良知的融摄与工夫进路的发展论文

黄泊凯:湛甘泉于天理与良知的融摄与工夫进路的发展论文

摘要:尝试以“生生之理自觉力”、“气质变化力”与“定力”三种进路,来说明湛甘泉融摄明代儒学的功夫论。湛甘泉的心学在与阳明学的会通交流下,于工夫进路实修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辨义问题。湛甘泉认为,一个本体、工夫的运作的成就关键在于必须要完成对于习心的“对治力”的培养,以及对生生之理的自觉力的发挥。以“对治力”的培养而言,则可从古训入手,去成就“学”之工夫,也可从本体自觉义入手,直入本心而成就“觉”之工夫。但此法容易在缺少古训的验证之下,而流于“理欲不分”,此为偏于“觉”的路线之缺点;除此之外的工夫论,便是先从“定力”的研习入手,运用静坐与调息,而成就对治习心所需要的“定力”,但此法容易与佛老同流。

关键词:湛甘泉;学;觉;天理;定力

一、前 言

湛甘泉是明代武宗到世宗年间,与王阳明齐名的心学大成就者,其教法以“随处体体认天理”为宗,而与王阳明的良知学并行于天下,从学于二人的门徒甚多,并称为湛王,而甘泉与阳明虽然在本体论、工夫论上常因为角度的切入不同,而因此产生争议,但是对于彼此的教法皆承认之其高明处。阳明去世后,湛甘泉亦成为了阳明后学的工夫请教对象,特别是邹守益、钱绪山、聂双江。例如聂双江对于湛甘泉的工夫论曾给予高度的评价:

式中:QB为拌和楼的生产能力;S、H、D分别为铺筑的面积与厚度、混合料压实密度;T、K、r分别为计划铺筑天数、开工日系数以及每天实际运转时间。通过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将各项相关参数代入其中,可知拌和楼的生产能力为532t/h。因工程需要设置两座拌和楼,且各自的生产能力均需要在261t/h以上,因而在结合工程现有施工条件下,选择使用额定生产效率为320t/h的安迈4000型以及玛连尼4000型拌和楼各一台。

学者体认到此,方是动以天。动以天,方可见天理,方是人欲退听、冻释、冰识处也。此等学问,非实得见未发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1]

从聂双江的评价可知,湛甘泉在阳明后学心中的地位,并不亚于王阳明,而晚年的湛甘泉亦强调其教法所证的“天理”与阳明所体会的“良知”,皆无分别,故强调湛王二家本体、工夫的会通,并对于阳明后学工夫在实修上所可能产生的弊端给予建议。甘泉认为可以用其勿忘勿助的自觉工夫进行融合来解决此类问题。

2012—2015年,四省区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面积3 800万亩 (黑龙江1 500万亩,吉林900万亩,辽宁600万亩,内蒙古800万亩),其中喷灌面积1 650万亩,微灌面积1 890万亩,管道输水灌溉工程面积260万亩。在项目区中,地表水灌区面积211万亩,占5.6%;地下水灌区面积3 589万亩,占94.5%。大田粮食作物面积3 722万亩,占98%;大田经济作物面积78万亩,占2%。

他认为理学各派的理论思维不是对立排斥,而是一体无二、互相贯通的![2]1274此处提到了,湛甘泉本体工夫论思维的圆融性,其中对于“本体自觉力量”的探索,张立文表述如下:

此为最理想的情况,通常此法为王阳明等喜爱高明简易的工夫论者所把握,而欲成就此类工夫论,便需要体会此生生之理的本来面目。张立文对于湛甘泉道德实践的看法如下:

而在处理此类工夫论进路问题方面,必须先弄清楚湛甘泉对工夫的定义。对于此点,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张立文表述如下:

如我所料,学生顿时傻眼了,面面相觑,有些平时互动多的同学试探性地起哄——谁知道啊?是啊,谁知道老师走了多少步?谁知道老师会提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老师就是这么真真切切地从大家的眼皮底下走过,只不过一开始大家并不知道老师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好像视若无睹了。

吾心中正本体即实体即天理,天理就是我的良知良能,不假求外,但人为气习所蒙蔽,长而不学便愚,所以学问、思辨、笃行的古人训示,就是破愚去蔽,以启发其良知良能,湛若水认为至善的天理本来就是吾心中的中正本体,只因人被习气蒙蔽,如果要破愚去蔽,则需要学问、思 辨、笃行的功夫,徒守本心,而无警发,似正实邪!所以学不可不讲,天理不能不随处体认,否则人便老死于愚了,湛若水认为,王阳明之所以认为随处体认天理是求之于外,是因为对于心的看法不同所致![2]1282

分离立交桥梁施工过程根据《公路桥梁分部分项工程》划分,主要可分为:基础及下部构造、上部构造预制及安装、桥面工程、附属结构及引道工程五大类,然后根据这五大类对此进行下一步细分,分解得到WBS树,如图2所示.

自省的功夫,是心的一种自觉体认方法,由自省而后能觉悟!

湛若水对理学各派代表人物思想的尊重,到对各派理论思范畴逻辑的冲突和合,体现了其智慧洞见。[2]1275

心地本体和主宰,心体天理,心为神明之舍,心具生理为性,对心的性质、内涵、功用做了规定,心既为超越万事万物的形而上本体,又贯彻于万事万物中,与天地万物浑然同体,于是形而上的本体和形而下的万事万物并不相离排斥,分而为二,而是浑然同体,混而为一,这就是湛若水心性图所精心凝炼的意蕴,其大圈表示心无所不包,天地万物都包乎心,所以说与天地万物浑然同体,在大圈中有三个小圈,何以小圈?曰:心无所不贯也,小圈分上中下三小圈,上小圈心性敬始,为心性未发状态,是其自然本体,中小圈,性触物而发为情,发而中正为和,心性生意表现为仁义礼智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端之情,下小圈万事万物天地心敬终,从上小圈的敬始到下小圈的敬终,是一流行通贯的过程,三小圈互相支撑照应,大圈的心无所不包与小圈的无所不贯,包与贯非二,中与外亦非二,心性而达圆融的、和合的心本体境界![2]1281

从学者张立文对甘泉的理解可知,在对此生生之理本源力量的思考中,出现了两种角度的工夫论,而因此产生工夫论中的内、外之争,其实也就是“生生之理自觉力”和“气质变化力”两种主流修法出现,明儒王阳明与湛甘泉因此产生了争论,但大多流于境界论高低之争,探究其根源,其实仍是同一生生之理的体认,并因此产生了从古训生出变化气质力量的工夫论。张立文指出:

“还行。就是有点——”哥们儿朝洛蒙想说就是卧室缺只窗子,有点暗。但话还没有说完,烧烤店老板就把话抢过去。“就是有点贵!其实那房子根本不值那么多票子。这里没法跟城里比。郊区偏远,房子又破又烂,冬天也没能供暖。”他俯下身,压低声音说,“在你来之前,有很多人都看了那房子,但不知是哪个原因,都没有租成。快签合同了,后来都反悔了喽……”

根据伸缩式桥身的受力特点,分析悬挂系统的性能指标(适应高差及载荷变化范围),通过理论分析论证该悬挂系统是否能够满足实现均载的功能.

台湾学者锺彩钧,则对勿忘勿助的工夫论观点有如下看法:

勿忘勿助是自然的工夫,所以保任天机流行,使道德出于天而不出于人。[3]363

王夕闻等[12]则更进一步提出,最终导致碑学在清代完成了占据书法主流派地位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以内部条件论,帖学自身的衰落为碑学的兴盛提供了历史机遇;在外部条件上,兴于清代的乾嘉学派带来了金石学的兴盛,而金石学不仅大大开拓了碑学家们的艺术视野,也为碑学的发展在文字基础上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民族的怀旧情绪与审美的逆反心理及平民意识的觉醒,又汇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对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亦指出其工夫重点,在于本心自净能力的运作:

甘泉提出勿忘勿助,这是心地涵养的工夫,使四德在我者生化不已。[3]363

从此处可知,甘泉的工夫与阳明一样,都具有对于生生之理的体证,也因有此体证才可能有自觉力量的工夫进路之安立,因为二者的工夫论都具有生生之理的属性,莱布尼兹定则云:

A如果与B相同,那A所有属性就都是B的属性,对于A为真的事物,于B也都为真![4]122

从上述逻辑可知,湛甘泉王阳明的工夫论都是属于往生生之理的力量开展而成就的工夫论,基于此逻辑,国学大师钱穆云:

种种计较,利害得失之私,都向气质上生!但就中指出一通枢要,只在变化气质, 学问不从这上着脚,任说格致,说戒惧,说求仁集义,与致良知,体认天理,要之, 只是虚弄精神,工夫都无着落![9]917

从以上看法可知,钱穆主张湛王二氏之教法本身大同小异,对于生生之理的自觉,都是以儒家的价值意识为主,只是使用的术语不同而已。笔者企图结合上述学者对湛甘泉工夫论的研究,对湛王二家工夫论进行解读,对其实修历程上工夫类型进行分析,讨论良知与天理之学在实修中所可能产生的工夫进路与运作方式。

二、湛甘泉对良知与天理的理解与融摄

湛甘泉与王阳明一生在工夫论上,因见解不同,而有许多的工夫辨义问题,但二人皆肯定对方工夫的殊胜处,虽然有工夫论上的内外之争,但也只是针对过分偏学“学”或“觉”的一端而产生的争议,其本质并没有很大的冲突,故在王阳明去世之后,阳明后学如邹守益、聂双江、钱绪山三人便常向湛甘泉请教工夫上的实修问题,而湛甘泉对于此三位阳明后学也都给予书信的往来与善意的响应,并提出自己对于湛王二家工夫会通的意见,因此也影响了阳明后学于工夫论上的修学方式。而欲了解湛甘泉的工夫与实践,则势必要从湛甘泉对于生生之理的定义入手,所以这里便先介绍甘泉对于天理与良知的理解:

无所安排之谓良,不由于人之谓天,故知之良者,天理也,孟氏所谓爱敬之心也,知良知为天理,焉往而不体,故天体物而不遗,理体天而不二,故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不相用不足以为知,夫良知必用天理则不空,天理莫非良知,则无外求不空![6]

从上可知,甘泉对于天理与良知的理解,其实与阳明对于良知本体的理解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既然对于生生之理的价值意识并无多大差异,那甘泉与阳明工夫之争中的内、外问题,便只是工夫对于习心的对治切入角度之不同的问题,以及自觉层次是否为究竟义的问题,所以甘泉并不认为自己的工夫与王阳明有多大差异。只是湛甘泉习惯于从习心的对治义入手,再进行对于此生生之理的自觉,以免于理欲不分的风险,所以早年的湛甘泉,和王阳明有工夫论上的争议。其实,湛甘泉也知道王阳明的工夫之高妙处,在于其常点醒人人心中对于良知本体的自觉,而不是从经论之中进行习心的对治,二者只是从教化角度切入的不同而有内外之争。虽然如此,甘泉与阳明对于对方本体、工夫皆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由于湛、王的本体都是同一个仁心,只是因实践进路不同而衍生了工夫论的三种进路型态,即:生生之理自觉力量的发挥,从古训的研习所产生的气质变化力,以及使用静坐工夫所取得的定力。而如何利用三者的搭配修习而有所成就,便是晚年湛甘泉所关心的方向,而此点将于下节讨论。

三、湛甘泉的工夫进路型态

甘泉认为,因工夫进路的不同而引发争论,往往流于境界上的高低比较而非针对各根器的人士之需求,故而开演一套完整的工夫论。甘泉提出湛王二家大同之宗旨如下:

水与阳明公,戮力振起绝学,何尝不同?故尝云: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亦公案也![7]595

本文在结合现有饲喂系统的结构以及功能的基础上,以实现饲喂过程自动化、饲喂下料精确化、动物管理人性化为目标,利用现代化设计理念开发出了新型母猪精确饲喂设备。

于此看出,二者的价值意识是一样的,都是生生之理,也即仁心,从此出发,进而开设了第一种以生生之理自觉力为宗的工夫论,强调对于生生之理的自觉而成就,例如王龙溪的四无,或是王阳明的四句教,便是从此自觉力的发挥而顿悟生生之理进而成就的工夫论,而以甘泉的理解而言,此天理的本质是“中正之气”,形容如下:

盖气与道为体者也,得其中正,即是性,即是道![7]600

既然本质是中正之气,那便可以从此出发,进而开设接引初学者的工夫论。此工夫论,便是从经论的学习入手而成就,以发挥“气质变化力”为主,以此调伏人欲,明白圣贤的价值意识宗旨,进而对生生之理产生正确的自觉,因此而产生了第二种工夫论的型态:

为此,2018年8月河北省在北京建立了京津冀“河北福嫂”家政服务员输出基地。该基地是河北省在北京设立的家政人员输送平台,也是河北籍家政服务人员向北京输送的中转站,基地为家政人员周转期内提供免费食宿和对接服务。目前该基地已尝试性开展相关工作,为70多名家政服务人员提供免费服务,并成功对接。

夫学问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则志立,志立则心不放,心不放则性可复![8]

2017年6—10月夏玉米苗期、开花期、灌浆期和收获期采集样品,用土钻分别取0~10和10~20 cm土层土壤样品,每个耕作方式采用“S”形随机采取5个点,混合均匀后代表样方土壤样品,样品过2 mm筛以去除土壤可见的杂质,并将样品保存在4 ℃冰箱,待测定结束。

从此可知,从气质变化力出发,所会产生的工夫论次第相,虽然不及生生之理的自觉力的层次那样高明简易,但在实践上却能免于“理欲不分”的风险;而从“知本”,可以完成对于学问思辨的培养;在进入“志立”时,便可以养成以天理之中正的价值意识为核心的思想定位;在进入“心不放”阶段时,便可以在读书用功之际,使此心不滞不放,进而完成对于人欲的对治力量的成就,而此时本具于此心的生生之理的力量,便得以正确地显现于吾人心中,完成对于天理的自觉,此为由“学”入“觉”,以“学觉双融”于一心而成就的功夫论,此时由于此心的“生生之理”的现前,所以一样能成就与第一种功夫论一样的境界,而甘泉觉得自己便是常因此而与王阳明产生工夫论上的“内”与“外”之争论,其实只是切入角度不同而已,本质并无不同,而对此气质变化力的修行,甘泉则表示如下:

气之偏者,即蠢然为物,气之中正者,则浑然为圣人![8]

此法是从渐修者的角度切入,进而成就“气质变化力”的工夫论,优点是次第分明,缺点是不够高明简易,所以湛甘泉常因此和阳明有“内”与“外”之争,不过优点是可以免于理欲不分的风险,所以此为第二种主流的工夫论。例如甘泉弟子的吕汝德就表示其修行要点如下:

其实此处所谓体认天理,也简直和致良知学无大出入![5]

生命越来越简单,越走越轻。很多人争名夺利,累死累活。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要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庄子说:天下有至乐无有哉?天下有至乐,但不是名利之乐、欲望之乐。

吕汝德认为,本体工夫的要点在于“变化气质”,于习心的对治中入手,才是避免流于理欲不分的风险,不然都只是徒劳无功的修行与妄想而已,所以强调从习心的对治入手,以成就圣人之道,所以是属于先从习心的对治入手成就的行者,之后在完成对于生生之理的自觉。

接下来便是从静坐所成就的“定力”入手,进行对人欲的调伏与对天理的体证,此类人是厌恶经论名相的繁琐,也不愿沉沦于理欲不分的情况,自在饱受人欲所困之时,便以静坐所取得的定力,作为成就的重要工夫,故湛甘泉与王阳明皆有设立以此成就的法门,以甘泉的立场而言,此法的修行要点如下:

动静故合宜用功,但静中为力较易,盖人资质不同,及其功用纯杂亦异,须是因才成就,随时点化,不可拘执一方也,然虽千方百计,总是引归天理上来,此则不可易![9]894

从此观点可知,甘泉学派的工夫进路,即使用定力来进行对于人欲的对治,但是也不可以沉醉于定力的喜乐境界中,仍然要先以对于生生之理的价值意识体会为主,才能够进行定力与那本具的此心生生之理力量的连结与合一,若能如此,则必有所大成,进而往圣人之道迈进,而此工夫则必须要进行对于儒佛境界之详细的区分,以免流于佛老同流。对于此点,湛甘泉云:

学者须识种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谓种子?即吾此心中的这一点生理,便是灵骨子也,令人动不动只说涵养,若不知此生理,徒涵养个甚物?释氏为不识此种子,故以理为障,要空药灭,又焉得变化?[9]891

故此功夫的成就者,便为甘泉之徒何吉阳,其工夫要点于明儒学案云:

先生之学,以知止为要,止者,此心感应之几,其明不假思,而其不可乱,非止则退藏不密,藏不密,则真几不生,天则不见,此与江右主静归寂之旨,大略相同,湛门多讲研几,而先生以止为几,更无走作也![9]929

从以上观点可知,“定力”路线的成就者,甘泉学派与阳明后学都有以此修行而成就的行者,此法的优点在于免于有限文字境界的束缚而利用定力直入生生之理的体会,缺点在于有沉溺于定力的喜乐而流于佛老的风险,故在湛甘泉眼中,其实最理想的情况也是要与王阳明一样,往开发生生之理自觉力为主的修行路径上走,只是湛甘泉考虑的层面比王阳明更为完备,故而湛学成为了与阳明后学齐名的显学,也因此而使吾人得知,湛王之间的工夫论之争论,大多是“生生之理的自觉力”、“气质变化力”、“定力”,三种力量的运作顺序不同而所产生的无谓争议而已,得知此点,一切明儒功夫论的争议便迎刃而解。

四、结 论

综上可知,湛王二家看似工夫有内外之争的论点,本质上都是以“生生之理”的天理为本体,而此本体具有自觉的力量,也即中正之气,此为“生生之理自觉力”,为湛王二家在强调高明简易的工夫论时的共识。

但是因为要摄受各阶层的人士,故因此又开设了具次第相的工夫论,从“学”入“觉”,以此为宗而成就“气质变化力”的工夫论,并因此而产生了第二类型的工夫论,而湛王的内外之争,只是流于境界上的高低比较,而非本质问题,此工夫论的特色是先对治“人欲”为主,再进行对于生生之理的自觉,但是有受限于有限智心的风险,也就是受限于文字经论的有限智慧的境界,终究是他律道德,而非是直接从生生之理自发实践的力量,故以康德道德哲学而言,此处的问题争议在于自律道德与他律道德的圆满境界之争,用牟宗三的看法,就是自律道德的无限智心与他律道德的有限智心的圆满程度之差异。

所以便因此争议而产生了第三种型态的工夫论,以“定力”为主进行对于人欲的调伏与对治,再进行对于生生之理的自觉。此法之优点,是定力所产生的对治人欲力量强大,但是缺点在于容易有流于佛老境界的风险,所以湛甘泉仍强调古训研习的重要性,以避免上述行者于实修上落于佛老或是理欲不分的情况,而避免流于佛老思想之关键,就在于对生生之理的真实体会与避免对生生之理之否定与如幻观和出离心思想。

从分析可知,以上三种工夫论,其价值意识是一,就是生生之理也即寂感之理,但是在实践上,却因根器的不同,而采取单独或复合式的修行,并因此产生了众多的工夫论,但是不会离开这三种基本型态的运作,良知与天理之学的工夫进路,便是在上述三种力量的运作下而成就。

脉冲响应结果表明,CPI的变动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后在短期内对农产品价格产生很小的正向影响,但在之后的第2年、第3年可能会对农产品价格产生负影响,也就是说,CPI对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会在1~2年内对CPI 产生正影响,且在价格上涨后的9个月内影响最大,但在2年后可能会产生负影响,这说明,农产品价格对CPI的变动具有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明儒学案: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8:384.

[2] 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 钟彩钧.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九期[M].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1:363.

[4] 朱利安巴吉尼.一把钥匙走进哲学[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122.

[5] 钱穆.阳明学述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282.

[6] 湛甘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十七[M].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705.

[7] 湛甘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七[M].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

[8] 湛甘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四[M].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544.

[9] 黄宗羲.明儒学案: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8.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13(2019)04-0024-04

①收稿日期:2019-06-20

作者简介:黄泊凯(1979—),男,台湾桃园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宋明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李夕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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