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峰:中国家庭伦理脉络对心理治疗的启示——以精神分析和家庭治疗为视角论文

姚峰:中国家庭伦理脉络对心理治疗的启示——以精神分析和家庭治疗为视角论文

[摘要]为了研究中国家庭伦理对心理治疗在中国应用的影响,首先对中国家庭伦理的演变做了一个梳理,其次对当代西方心理治疗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精神分析和家庭治疗学派的思想与家庭伦理相关的部分进行总结和分析,分析认为心理治疗可以在家庭伦理的脉络下得到以下启示:可以在家庭伦理的脉络下考察家庭问题;可以在家庭伦理的脉络下挖掘家庭资源;可以在家庭伦理的脉络下进行心理治疗;可以在家庭伦理脉络下确定心理治疗的目标。

[关键词]家庭伦理;心理治疗;中国文化

西方心理治疗理论比较庞杂,但是由于家庭治疗理论是和家庭文化和家庭系统相关,与家庭伦理关联较为紧密,并从系统脉络中寻求解决之道,主张“系统思维”,使得协助一个人改变的途径更多元化,不再局限于个人身上[1],而系统思维就是将视角放在整个家庭关系、家庭规则等中,并看到家庭背后的文化影响,因此中国家庭治疗和家庭伦理息息相关。而精神分析理论在家庭关系对儿童人格塑造方面有着独到见解,也试图从关系和发展的脉络来理解一个人的心理困扰与问题行为,同时,这两个心理治疗一个重个体,一个重系统,在心理治疗流派中均比较具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选取了精神分析和家庭治疗理论作为心理治疗的代表进行分析。

由于中国家庭伦理是家庭文化和社会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同时当代家庭伦理又受传统伦理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先厘清中国家庭伦理的脉络,对当代家庭伦理的主要特点进行提炼。

1 中国家庭伦理的源头和主要特点

由于《周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的精神遗产,被称为“万经之首”,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同时也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因此,周易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根。

1.1 中国家庭伦理的文化源头:《周易》

《周易》中的一些卦辞体现出了最早的伦理观,后被儒家学者进行注释,成为儒家伦理的重要源头。

(1)《周易》中的“乾、坤”卦。

《周易·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萨尔瓦多.米纽庆(Salvador Minuchin)于70年代创立了结构派家庭心理治疗。这一流派注重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来分析、看待家庭问题。它与注重代际传递的鲍文系统治疗、注重家庭交往顺序的策略治疗、注重情感体验与整合的经验派治疗一起,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家庭治疗理论经典流派。

经过儒家注释后的周易将卦辞伦理化。乾坤二卦,既是父母,又是天地,由天地说到夫妇,由夫妇说到五伦。并认为家庭成员之间,应该维持正常的伦理秩序才符合伦常之道[2]。

周易这个卦象是最能反映家庭伦理的,《彖》辞中体现出来的是对男女在家庭中位置的重要性,认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家正则天下正。而后期儒家学者注疏的《周易正义》进一步认为家人之道,男女要各正其位,同时女性在家庭中很重要,“以内为本,故先说女”。

周易第三十七卦家人卦是周易中主要谈家庭伦理的卦象。卦辞为:利女贞。

《周易》十翼之一的《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唐代孔颖达以王弼的注本为基础的疏本《周易正义》注解该彖辞道:家人之道,必须女主于内,男主于外,然后家道乃立。家人“以内为本,故先说女也”。既家有严君,即父不失父道,乃至妇不失妇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

(2)《周易》中的“家人”卦。

所谓“知识溯源式目标分析法”就是首先确定解题目标,然后依据目标回顾初中阶段所学过的与本目标相关的知识源,再结合题目条件选择适合的知识源逐一求解.显然,例1的目标是求线段DE的长,而追溯初中阶段所学知识不难发现,与求线段长有关的知识源主要有“解直角三角形(含勾股定理与锐角三角函数——知识源1)”“依据所求线段与已知线段(或已求线段)之间的数量关系(不妨称为知识源2)”和“平面直角坐标系内两点之间的距离公式(知识源3)”等,由此可得处理例1的三大转化策略,即解题思路的切入点.

当小车行驶在黑线上,传感器模块分压后获得高电平,通过施密特反相触发器送入CD4069反相器后得到高电平;反之,行驶在白线上获得的信号为低电平。资源配置单片机P0口的高五位采集循迹传感器信号,即P0.7~P0.3,循迹控制代码如表3所示。

从表7中可以看到,除了自我效能感与人际关系绩效相关性不显著之外,其余各维度都是显著正相关的。根据验证结果可以发现,人格特质与工作绩效存在显著相关。成就需要、控制源、自我效能感与工作绩效都是正向相关,但成就需要对任务绩效、人际关系影响最大; 控制源与工作奉献的关系更为密切; 自我效能感对任务绩效、人际关系、工作奉献影响较小。

《周易》引申出的伦理观非常重视夫妇关系在家庭中的重要性,认为夫妇的关系是五伦之首,其次才是父子的关系,夫妇关系在家庭中即是夫妻的关系,认为夫妇关系不稳定,家庭就不稳定,“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同时也重视夫妻在家庭中的位置,认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则家正。这个伦理观也成为儒家伦理的基础。

1.2 中国家庭伦理的主要特点

中国家庭伦理随着文化和制度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稳定的伦理观,在传统“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下起到了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当代家庭伦理在传统和当代观念共同作用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石警官脸上僵硬的线条柔和下来,嘴角终于现出气傲的笑意:“说到箫,不是石某自吹,在这座城里,举目望去,只有两个人配谈它。”

(1)以儒家伦理为家庭的主要伦理。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应用过程中往往需要修建很多小型的水渠,利用水渠将水资源输送到农田中进行灌溉。而利用水渠输送水资源过程中,水渠质量高低对水资源利用效率会造成严重影响,水渠表面开裂,高温蒸发会造成水资源严重浪费。因此,在水利建设过程中,应该积极应用先进的防渗材料和防渗技术,确保农田水利设施在运行中不漏水,不渗漏,避免高温高热造成的蒸发和渗透,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一般认为《周易》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而《周易》对男女家庭中具体的伦理规范并没有详细的阐述,而是后期儒家的演变赋予了它以伦理的意义。

儒家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全是建基于三纲六纪和五常之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为五伦,而五伦之中又以君臣、父子、夫妇三者的伦理关系最为重要,早于先秦韩非已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而汉代董仲舒又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定为三纲,又以“敬诸父兄,六纪行道,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定为六纪。并以人应常怀“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由此确立了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

儒家认为父子和夫妇是三纲中规范着家庭内部两个主要的关系,而家庭是传统社会的本位,大部份人的生活都限制在家庭之中,家庭是人生活物质上的保证,不但提供其成员一切物资,而且大部份物资是由家中直接生产。家中伦理亲属的关系,为人提供了感情和精神的依托,由此“家”便和人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家成了人的“根”。于此产生了门户的家庭观念,限制了人的生活范围。

若周期n-1运动的状态受到ΔXi的扰动,则将下一次碰撞瞬间写成ΔXi+1。由前面给出的poincaré截面建立周期运动poincaré映射:

由此,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便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加重了家庭的稳定和至上的观念,至今不变。三纲经历了几千年的改朝换代和文化冲击,君臣之纲备受动摇,惟有家庭观念不变。君臣可以易位,父子观念不能颠倒,在传统平民的思想中,家的地位是高于一切,普通百姓只是谋求家庭利益只是谋求家庭利益的保护,家族的发展成为人的奋斗的目标和行事处事的标准,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理念,深深地刻记在人的生活意识之中。

(2)以“差序伦理”为关系的主要模式。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关系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出去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他认为在传统社会里,社会道德也是在和私人联系中才具有意义[3]。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相对稳定化,以适应当时社会君主统治和农业社会。所有社会上人的权利,因此便单一地指向男性,女性成了从属的地位,形成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由于传统家庭父子关系是家庭伦理关系的核心,因此,与之相应的原则和规范,例如“父慈子孝”就成为最重要的规范,而由于上下尊卑的原因,“孝道”也成为最基本的生活规范。

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三纲六纪为伦理规范,要人依五常之性行事,并同时要求人要遵从“十义”,其为“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以上十者皆称人义。其中八项为家庭的伦常规范,人自幼便受到这种伦理观念的熏陶,而认同家庭伦理价值观念。自此,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规范体现出一种固定不变的静止模式,但是它对于维持几千年的家庭和国家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是相对稳定的结构。

我们选用了精神分析理论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法国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家庭治疗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结构派家庭治疗理论进行分析。

2 心理治疗理论关于家庭伦理的阐述

问卷由参与问卷制作的非患者经管医务人员发放给受试者进行面对面的匿名作答,在首次作答后间隔1周以上时间再次作答,评估两次问卷分值的结果及差异性;作答过程中对存在的疑问由问卷发放人员解答。

2.1 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本我、自我与超我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我”代表欲望;“自我”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超我”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本我,自我,超我构成了人的完整的人格。

下呼吸道感染就是肺炎,要警惕肺炎,肺炎并不可怕,也不是非要输液,绝大多数的肺炎也是病毒性的,完全没必要使用抗生素。就算使用抗生素,口服吸收也是很有效的。

这一阶段的活动和游戏都很吸引人,给予学习者时间有意识地思考并且使用他们学习系统中的一些规则。[3]例如,在学习字母K的过程中,学习者会看到带有K字母的一些常见单词,配有可爱动图和走迷宫之类的互动活动。(见图5)在学完每个字母之后,都听到一首关于这个字母和字母发音的有趣的歌曲,而且支持重复收听。这个过程能够帮助学生不仅有意识地学习目标语言而且能够潜意识地习得目标语言。[3]

2.2 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

拉康作为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最负盛名者之一,其理论影响显赫一时。拉康发展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拉康认为人的无意识是和语言相关,人的语言不仅包含着人的内心无意识的欲望,而且还包含着欲望本身的动向和内容。而欲望的语言性,也决定了它的“他者性”,因为语言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发生作用的。这样一来,就把揭示人的无意识欲望的工作同揭示语言的工作统一起来了。

对拉康来说,语言不仅在于它使精神和思想得以具体化和现实化,而且还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精神和思想的社会性,使精神和思想的真正奥秘得以揭示出来,还原了人作为社会动物和作为语言动物的真正本质。而语言的世界就是象征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多种符号所构成的,人对符号的运用也是人的特殊能力,更是人同外在世界打交道、并对外在世界进行改造的中介因素。因此,拉康认为人只能通过语言和象征的中介,才能以社会文化的创造者的身份,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延续下来。

拉康认为语言的功能是与“父亲的名字”(即象征的父亲)联系在一起的,“父亲的名字”是通向人类环境的主要过程所在。拉康认为如果我们必须说出某个人成人之时刻,我们会说,就是通过“父亲的名字”的时刻,他进入了某种关系[4]。在语言中,“父亲的名字”使儿童意识到他将成为将要继承父亲的位置的并将成为符号级的存在物。当然,“父亲的名字”在这里是主要指的是各种社会关系,各种文化和社会的因素。事实上,拉康的“父亲的名字”这个概念和弗洛伊德的“超我”并不等同,因为拉康的概念都是置于语言的框架中的,而弗洛伊德并非如此。

除此之外,拉康的“象征界”的概念也是与语言相关,同时也和早期的关系以及自我认同相关。“象征界即符号的世界,它是支配着个体生命活动规律的一种秩序,个体在其间通过语言同现有的文化体系相联系,同他人建立关系,形成一种语言关系中的‘互主性’。”拉康认为幼儿随着语言的获得进入象征界,语言创造人的主体性同时个体自身也被异化,将自己从语言中分离出来,形成无意识。拉康认为象征界最重要,对想象界和现实界的影响较大。

2.3 米纽庆的结构派家庭治疗理论

《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结构派家庭治疗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包括家庭结构(家庭成员在互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系统结构)、联盟(部分家庭成员联合反对或阻碍另一个家庭成员的功能发挥)、界限(个人之间或亚系统之间由于限制和规则形成的)、亚系统(家庭中因年龄、性别、功能等的不同形成的夫妻亚系统、孩子亚系统、同胞亚系统等)。

孩子出生后的家庭会形成新的亚系统(父母、亲子、孩子),亚系统与亚系统之间要有清晰的界限,并且需要在亲子之间形成相应的等级,父母才能更好的行使管理和教育的权利,当然,随着孩子的成长,界限与家庭规则会有相应的变化。家长如果不能及时的调整一些规则,如包办孩子应当承担的责任、溺爱、干涉孩子的事情、孩子自己不能做决定等,就会影响到孩子的正常健康的发展。孩子很难承担个人责任,对成年人也会有更多依赖,很难发展出相应的自主性。

一般来说儿童在6、7岁,孩子以养育者(主要是父母或者父母的替代者)为媒介,认同社会规则,最终建构出超我,人格得以完善。超我是自我理想即实现自己(想成为什么人)的理想,相当于个体为自己所设的行为价值标准与道德良心,由于它是至善原则,因此超我是对自我(社会欲望)和本我(本能欲望)的制约。一般来说家庭养育者(主要是父亲)是通过家庭伦理(文化)并通过和子女的联结传递给下一代并建构下一代的超我的。

而缺乏界限感,则可能会导致亲子缠结;母子缠结,爸爸疏离;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等级关系颠倒,父母与孩子之间界限不清,家庭中大部分的权力归在孩子那里;父母之间存在冲突,都拉拢孩子作为自己反对另一方的同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孩子人格与心理的发育与形成。

2.4 心理治疗中的家庭伦理问题

弗洛伊德观点中的超我的建构,主要父亲通过家庭伦理文化传达给孩子,构建出孩子人格,而超我的合理建构有助于孩子未来的社会化,成为一个社会人。而拉康的观点也认为“父亲的名字”对孩子进入象征界起到重要作用,孩子只有进入象征界才能进入语言的世界,孩子作为一个主体才有可能被社会所认可。而“父亲的名字”在这里实际上指的是与文化、社会相关的社会关系因素,代表了一种文化和社会要素。而这些因素对于构建孩子健全的人格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是家庭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建构者。

(3)《周易》中家庭伦理的主要观点。

结构派家庭治疗理论能够提供给我们看清一个家庭某一个阶段的地图,能让我们看清一个家庭存在的不能支持它们良好功能发挥的结构上的问题。米纽庆结构家庭理论认为,边界的确立可以保护子系统免受外界入侵,子系统间的边界若未建立,则会制约子系统内个体的发展。不同代际构成了两个子系统,代际间家庭边界的确立对两个家庭子系统均有重要意义[5]。这些观点都与家庭伦理相关,例如,我国台湾有研究者发现代际家庭关系会对已婚子女的婚姻满意度产生很大影响,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和家庭伦理的变化,当代家庭这个问题也有所变化,根据有关现代化及城市化的跨文化实证研究,一个地区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则该地区家庭中老人与子女间的感情疏远程度越高,老人得到子女帮助的机会越低,子女与老人间的居住距离越远[6]。

3 中国家庭伦理脉络下对心理治疗的启示

心理治疗师通过询问探讨,要进入的就是“脉络”,即事件的来龙去脉,发生问题的过程细节、行为顺序、牵涉到的人等信息。在不同的背景脉络下,治疗师对某一段个体或者家人语言的理解,会完全不同,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家庭或个体所处的背景以及对他们语言的理解,是建立在一个个不同的语言文化传统之上。通过收集这些脉络信息,心理治疗师对事件的看法和印象会逐渐转化,可以增加理解和谅解,会产生感同身受的悲伤与痛苦,表示心理治疗师进入了当事人的经验世界。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可以让看似不可理解的行为“有迹可寻”,达到将其正常化的效果。心理治疗师可以运用细致的探询,让被治疗者貌似乖戾行为背后的合理脉络浮出水面,让他自己和心理治疗师以正常的眼光重新理解其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进入脉络就是心理治疗的核心精神[1]。

(3) 从刚度上看,角钢钢肢厚度、修复性替换角钢、以及破坏模式的不同均会影响刚度。角钢钢肢越厚初始转动刚度越大,修复性替换角钢相比同尺同材节点初始刚度较小,但仍比较薄弱角钢的初始转动刚度大。梁刚度较小时节点的初始转动刚度也会受影响。通过替换角钢的方式后,后期刚度退化较其他节点缓慢。

3.1 在家庭伦理的脉络下考察家庭问题

由于社会的进步、社会和家庭结构的改变以及文化发展的多元,社会不可能再恢复传统式的家庭组织和生活,可是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也在深深影响着我们当代家庭。杨国枢在讨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是否能同时并存时,曾提出一个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心理变迁或价值变迁的新理论架构[7]。他认为,中国的家庭和家庭伦理有着不同于西方家庭的文化渊源和文化内涵,家庭伦理在中国家庭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伦理冲突与共存的特点也和家庭问题息息相关,中国人深层的家庭伦理观念可能会在现实中产生矛盾。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将家庭伦理作为中国家庭文化的主要脉络,而在这个脉络下对家庭问题进行考察,并继而将心理治疗的技术和理论进行移植。

3.2 在家庭伦理的脉络下挖掘家庭资源

家庭治疗认为家庭治疗的过程也是充分挖掘每个问题家庭内有利资源,并借助资源解决家庭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家庭治疗的资源取向。而中国家庭文化中可利用的有利资源包括了传统文化中的有利因素和当下家庭的一些改变的动力等因素。因此,我们就需要从中国家庭文化历史中去寻找包括中国家庭伦理在内的家庭力量和可利用资源。例如,中国家庭伦理中的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特点,而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保护青少年免受危机伤害;中国家庭强调稳定性和凝聚力,而这些也可以转化为良好的亲子关系、家庭沟通关系,并对孩子具有保护作用;中国特有的“孝”文化,也可以转化为子女积极转化的力量等。

精索静脉曲张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疾病,多见于青壮年。精索静脉曲张的发病率约占男性人群的5%~20%,占男性不育人群的35%,尤其见于经常增加腹压的男性。精索静脉曲张可影响生育,是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原因[1]。我院收治26例双侧精索静脉曲张患者,均在椎管内麻醉下行显微镜下双侧精索内静脉结扎术治疗,现报告如下。

3.3 在家庭伦理的脉络下进行心理治疗

中国家庭近百年来由于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了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的变迁出现了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的冲突。在临床治疗中家庭治疗师为了解决代际冲突的问题可以为被治疗家庭直接绘制多代家谱图,追溯其至少三代家庭历史,在当事人述说自己的家庭历史和家庭故事当中,往往当事人能对目前的处境有所领悟,也能够用当下较为成熟的眼光重新看待当下的家庭冲突,进而调整家人的关系。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个体在对自己家庭历史回顾中,心理治疗师可以用系统化视野,让其在时光回溯中,看到父母的成长环境,对重大的家庭事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因为当事人不但在系统中可以看到家人在事件中的表现,还能看到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家庭以外的因素。治疗师需要当事人了解家庭的历史过程和更大的社会脉络是改变当时家庭关系的重要因素,帮助当事人学习用一种尊重和宽容的态度重新看待其父母的做法,可以对原生家庭的过错产生一些理解和宽恕,当当事人开始可以以系统的概念去思考自己和家庭,他们便会想要采取行动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关系。在三角关系中,让两个人自行解决两人的关系问题,教会当事人站在自己的立场,说出自己的感觉,而不是说出别人在说什么,是打破情绪反应循环最直接的方法[8]。

家庭历史回顾给当事人一个机会去重新认识自己的家庭文化,对于自身的行为模式,也找到当年在家庭系统中形成的理由。当对其产生的脉络有深度的理解,当事人对过去不能释怀的过度执着才可能会产生改变,并且自己固着多年的自我认知也可能会开始修正。也许可以从家庭历史中找到克服困难的力量,战胜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事实上,每个人都活在自己所建构的世界里,“客观”的家庭状况并不比主观上对家庭的认知更重要,回顾家庭历史的过程一方面是一种系统思维,另一方面也有现象学精神,可谓是两者的交汇[9]。同时,心理治疗在家庭伦理脉络下也可以认为是对家庭伦理的“调适”:

(1)调适僵化的家庭伦理结构。有些问题家庭坚持僵化的家庭结构和伦理规范,这使得家庭角色固着,个人的独立与自主性的发展受限。这样的家庭结构也容易导致家庭成员出现心理问题,因此对僵化的家庭伦理结构也需要进行调适。

(2)调适不当的夫妻关系。以上案例的家庭均有“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上的倾向,但是家庭治疗师在干预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否定或者改变这个传统模式,一方面这个模式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这个模式影响了家庭功能发挥的时候,才需要调整,否则治疗很难成功。因此在尊重家庭基本分工模式的前提下,应积极改善可能会导致家庭功能失调的关系。

从现象学角度来看,民间故事活动并非定型的“现成存在者”(一般存在物)的“现成属性”。“现成存在者”具有这样一种存在关系:一种存在者在另一个存在者“之中”,这里的“之中”意指“两件在空间‘之中’广延着的存在者就其在这一空间之中的处所而相对具有的存在关系。”[注][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63页。这种关系可如羊在羊圈之中,羊圈在农舍之中,农舍在农村之中,农村在国家之中,如此繁复延展下去,直到羊在“宇宙空间”之中。海德格尔将此种在某个现成东西“之中”亦即在某种确定的处所关系意义上存在的现成存在物称为“范畴性质”。

(3)调适家庭代际冲突。有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亲,和子女情感上疏离,如果父亲有高控制的倾向即使子女不正面与父母冲突,也会给子女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或隐藏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因此对家庭代际间冲突的调适也是调适的重要内容。

(4)调适家庭成员的沟通问题。面对家庭冲突,和谐的伦理文化使家庭成员往往以否认和逃避的方式处理,使问题不能真正解决。家庭中阶层结构和孝道伦理的规范,也会使家人之间不能够在对等的位置沟通,因此也需要在这样的家庭找到解决问题的有弹性的方法。

我国政府于2004年7月启动了《车内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及测量方法》的制定工作。2012年3月正式实施《乘用车空气质量评价指南》明确规定了车内空气中有关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甲醛、乙醛、丙醛八种常见的车内挥发性有机物浓度的限值。[4]

(5)调适不当的权力结构。个体心理治疗针对个人的诊断和检查,所注重的是个人,附带探讨与个人有关的家庭背景或家庭史,但是家庭治疗的诊断除了要面对各个家庭成员之外,还要用系统的视角去了解这个家庭背后的社会文化所带来的权力的不平衡。例如在中国文化下的家庭模式中,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中,往往父亲和丈夫掌握绝对权力,会在家庭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例如中国家庭普遍存在有典型的权力不均衡的家庭结构,丈夫有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他对父亲非常孝顺,对弟妹很尽责,但是却随意对妻子施加暴力,妻子的孤立无援,孩子夹在中间无所适从,家庭因此出现问题和障碍。心理治疗师在对此家庭进行治疗的时候,就需要为家庭中弱势的妻子和孩子赋权,调整夫妻的不平等伦理关系。

3.2 在家庭伦理脉络下确定心理治疗的目标

家庭治疗目标的确立需要结合家庭所处的文化环境来进行,要从家庭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来了解家庭,既要看到家庭内部结构也要看到它背后的外部社会结构[10]。但是,对于导致家庭功能失调,或者导致个体症状的不当的伦理关系,则需要通过家庭治疗的手段进行“调适”。而与家庭功能相关的家庭边界因素,家庭核心关系等因素,中国家庭都有着自身的文化特点,因此需要在中国家庭伦理脉络下来调整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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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9)03-0083-05

DOI:10.13420/j.cnki.jczu.2019.03.022

收稿日期:2019-01-23

基金项目:安徽省2017年度高校学科(专业)拔尖人才学术资助项目(gxbjZD37)。

作者简介:姚峰(1973—),男,安徽合肥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警察系副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心理学。

[责任编辑:束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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