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整体视角梳理分析福山的诸多文本可以发现，福山的前后期思想是内在关联、始终一贯的。福山以现代科学技术和“承认”意识为主线，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路径阐释自由民主制。福山在坚持自由民主制是历史方向的基础上，剖析自由民主制可能面临的危机，阐明自由民主制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同时也是一个人类自觉建构的具体政治实践过程，此过程是开放的，具有多样性、特殊性。
关键词：福山；自由民主制；科技；承认；历史方向；民主危机；民主实践
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后,陆续出版了多部著作。由于福山后期著作涉及面广、内容繁杂且相互之间似无关联,学界多有福山观点多变、思想前后不一之说[1]。通过深入研究福山诸多著作及其具体思想可以发现,福山的基本思想始终一贯。他对自由民主制的认识是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路径,在阐明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后,展望自由民主制可能面临的危机,剖析自由民主制的历史起源及其具体实践。这里需要澄清或追问的几个大问题是:如何在其“历史终结”思想中理解“自由民主制”及其“终结”思想?在福山那里,自由民主制是否可能终结?自由民主制仅仅是一种政治理念,还是同时是一种人类建构着的具体政治生活过程?此种政治生活建构在不同文化、不同发展境遇的国家是同一过程,还是有着不同样式的特殊多样性过程?如果我们能澄清上述追问,那么就能肯定福山一贯坚持“自由民主制”思想,以及其已对自由民主制形成的系统认识。
一、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方向
自20世纪80年代末福山提出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以来,该观点一直备受争议。总结学界观点,大致有五种看法：其一,福山主张历史终结于美国霸权统治世界[2];其二,历史的终结等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终结[3];其三,历史不会终结,海湾战争等就是证明[4];其四,历史将趋向文明的冲突,自由民主制是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不具有普适性[5];其五,质疑福山以一种完美的理念指代一种不完美的现实[6]。笼统看,以上看法似乎各有道理,但其阐释究竟是否合理,尚需联系福山观点予以分析。基于文本研究,本文认为“历史的终结”指的是历史的方向,在福山看来,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性中“寻求承认的斗争”驱动历史趋向于自由民主制，因此,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其实是福山对历史方向的基本判断。对这一判断的认识是理解福山“自由民主制”思想的关键。
日本扩张海外殖民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遭受列强蹂躏的年代。中国的山河大地因战争硝烟而满目疮痍，战火蔓延之处，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不可能维持古典作品中充满诗情画意的国度的形象。但芥川没能站在中立的立场理解中国现状，没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人和事，更没有以积极的心态发现幅员辽阔的中国的美。通过分析芥川苏州游记的话语特征，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芥川作为新兴作家，其认识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历史的终结”实为历史的方向
理解福山的“历史”是理解“历史的终结”的前提。如何理解福山“历史的终结”中的“历史”与“终结”?对“历史”的考察可有不同的维度与方法,有编年史的,有哲学的。编年史是按时间先后次序所做的考察,这是“纯历史”的研究。哲学的考察是基于“概念的发展”或精神生长的研究。终结的“历史”是“大写的‘历史’，即把全人类在一切时代的经验都纳入解释范围,并将之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进化的过程的历史”[2]。基于福山对“历史”的解读,杜森认为,福山试图复兴思辨的历史概念[7]。福山理解的“历史”,不是编年史意义上的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是对历史的思想的考察,哲学用以考察历史的思想是“理性”。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是理性的展开,属于“精神”的领域,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因此,世界历史是自由精神的进展,是从一个人到部分人到所有人自由的过程[8]。这样,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也就不是时间上的终止、完成、了结,而是历史的新过程、新阶段,它是人类自由精神达到的山巅,人类在此山巅上开始新生活、新追求，因此“终结”包含并呈现出历史的方向性。
福山反复强调“历史的终结”指的是历史的方向性问题。“历史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2]“历史的终结不是要停止什么东西。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9]他认为“存在着一个为所有人类社会规定了共同的演进模式的基本过程——简言之,也就是某种类似于沿着自由民主方向进发的人类普世史的东西”[2]。为论证其观点,福山从思想和现实两个层面加以说明。福山肯定普世史的存在,认为普世史是“力图在一般的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找出一个有意义的模式”[2]。为增强说服力，福山引马克思为思想同道。在他看来,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鉴了历史具有起点、中点、终点,是一个辩证过程的观点[10]。“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并不是无限开放的,在人类达成一个能满足其最深层、最基本的愿望的社会形式之后,它就会终结。”[2]只是黑格尔认为历史终结于自由国家,马克思认为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2]。福山所谓的“人类社会的演化”既可指社会价值观念的演化,也可指社会具体制度的演化,不加区分,极易混淆,引起误解。既然历史是一个连续的不断进化的过程,社会具体制度的发展就不会停顿。黑格尔认为历史无非是自由精神生长史,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源自黑格尔,相应的,福山将历史视为自由意识的发展历程。显然,此处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结指的是自由民主理念作为历史的发展方向、社会的终极价值已经确立,自由精神成为时代精神。尽管福山也认识到民主实践仍然存在问题,但“自由民主的理想则已尽善尽美”[2]。
(二)历史的方向源自“寻求承认的斗争”
（3）标准体系目标不明确。企业在建立标准体系时，也许每个标准制定的对象与目标都很明确，但标准体系的整体目标却不甚明确。例如，针对某个工程项目或产品，需要哪些系列标准，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要求等，整体缺乏明确目标，导致无法发挥标准的整体效应。
福山认为“寻求承认的斗争”推动历史趋向于自由民主制。根据福山的理解,黑格尔主张历史源于“寻求承认的斗争”。福山试图在古希腊哲学中寻找“承认”的心理渊源。柏拉图认为灵魂由理性、欲望、激情组成,其中,激情被福山理解为寻求他人对自我价值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物的承认。激情因欲求自我价值而寻求被他人承认,并“为承认而斗争”。寻求“承认”的激情促使人类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可以被视为人类追求承认的过程。自由民主制确立了民主和法治原则,国家以民主的方式制定法律,每一个公民都尊重其他公民的尊严与人格,这种尊严又通过授予公民权利的方式被国家承认,所有人的承认欲望得到满足。自由民主制是满足“承认”欲望的最佳政体。“历史终结了,因为驱动历史过程的热望——为寻求承认而斗争——如今已经在以普遍的相互承认为特征的社会中得到满足。”[2]
选择适用于半湿润半干旱地区的双超产流模型作为汾河水库水文站控制流域的产流模型，单元体双超产流模型主要包括植物截留计算、微元入渗、超渗产流、超持产流、单元体蒸散发计算5个单元功能模块。汾河水库流域汇流采用瞬时单位线模型[8]。汾河水库流域河道流量演算模型采用水文学模型[4]。双超产流模型计算流程图见图2。
威尔士认为福山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在他看来,普通人只要具有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感和构想“善”的能力,就足以被视为道德的人;即使有人超过这些特性的阈值,也不会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被提升者的能力无论多大,也不可能比没有提升能力者拥有更高的道德地位[21]。威尔士的分析表明,虽然二者都主张人是平等的,但问题指向不同,威尔士关注人的道德地位；而福山则强调人的政治权利:“如果有人把自己塑造成更为优越的人,这些提升的生物与那些落后的人相比,会拥有什么权利?会索要什么权利?”[22]就此而言,“我们面临的不仅是道德的困境,同时也是一场全方位的阶级斗争”[19]。
综上所述,简单地以“历史不会终结”或“历史没有终结”批评福山,正如何怀宏教授所言,这其实未能领会福山思想的关键[12]。“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是指:自由民主是自由精神演化的终点;民主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制度形式,已经成为人类的自觉价值追求;再也没有比自由民主制更好的社会制度形式,自由民主制成为“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13];自由民主制未能完全满足人类的渴望,历史问题的解决没有结束[4],“终结”后历史进入新阶段。基于对福山“历史终结”的认识,何怀宏、赫尔德等反复强调,福山的自由民主制首先是一种理想、理念,一种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政治理念[12]。据此分析本文开始处涉及的诸观点：认为历史终结于美国的观点是对福山的误解[14];认为历史的终结是指共产主义的终结的观点,是以某种特殊形式共产主义的失败指代共产主义的失败,事实上,自由、民主、平等正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诉求;以重大事件的发生否定历史终结的观点,是从编年史维度理解历史,不同于福山对历史的理解;主张历史将趋向于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也认可民主的价值,但未能厘清民主的价值与其具体制度形式的区别;质疑福山以自由民主理念指代自由民主实践的观点,亦肯定自由、民主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可见,尽管学界对福山的观点提出质疑,但并未否定自由民主理念。在福山看来,世界的历史无非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后,自由、平等原则作为现代社会的奠基性原则已被发现,并在自由民主国家得到贯彻。
二、自由民主制的终结危机
如果寻求“承认”的需求源于人性,这种需求在自由民主社会如何表现?又会产生何种影响?现代科学技术是否始终是自由民主制的积极推动力量?福山在论证自由民主理念后,基于民主现实展望自由民主制的未来。他意识到由于社会资本的流失和基因修饰技术的应用,自由民主制面临危机甚至可能终结。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福山在相关著作中对此予以分析。
(一)社会资本的流失
关于恰当的制度排序问题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焦点是从国家建设开始继之实行法治,推迟民主的引入,还是引入民主的同时加强国家和法治建设[32]。福山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学界对此存在两种判断:其一,福山把强调政府排在第一位,主张国家建设先于民主化;其二,福山强调在三者的平衡中提升国家能力。卡罗瑟斯认为,这两种判断都肯定福山重视国家建设,但对国家建设优先性的理解不同。后者主张福山强调国家在逻辑上优先但并非在价值上优先,前者认为福山强调国家不仅在逻辑上优先而且在价值上优先。按照前者的理解,民主化必须等到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才进行,这其实暗示了许多国家的民主化可能被无限推迟[33]。显然,这种理解过于简单,福山的本意是强调巩固自由民主制需要加强国家建设。
电机MG1(小)和MG2(大)为紧凑、轻量且高效的三相永磁同步电机，内置于混合动力传动桥内，由定子、定子线圈、转子、永久磁铁和解析器(也称为电机转速位置传感器)等组成(图2)。MG1电机主要用作发电机来使用，为MG2驱动车辆提供电能并对镍氢电池充电。另外，启动发动机时，MG1作为起动机来使用。MG2主要作用是利用MG1和镍氢电池提供的电能，以驱动电机模式驱动车辆行驶，此外，在减速或制动过程中MG2用作发电机对镍氢电池充电，以回收再生制动能量。
福山认为,社会资本不存在固定供给,但它一直能得到补充,不过,其形成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类似的大断裂曾在19世纪初最早完成工业化的英国和美国发生,19世纪30年代两国重塑规范,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福山指出,期间两国建立的现代警察机构和全民教育体系发挥了重要影响。对福山而言,社会秩序及相应社会规范的产生有诸多来源,可以分为两条谱系:一条是由自发产生到等级制形成的序列,一条是由理性选择到非理性选择、社会传承的序列。以两条谱系为横、纵轴,构成一个四分象限,每一象限都会产生社会资本。福山相信“社会秩序一旦紊乱,就会倾向于重新塑造”，因为人既是社会性的也是理性的,社会资本可以在社会合作中自发形成。对此,科尔曼持不同观点,他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有益,但无法使体现它的人群因其获益,因而他们缺少创造社会资本的动力。福山则引用达斯古普特的话针对性地指出,社会资本不是公共产品,但它充满外部性,个人和企业会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创造社会资本,此外,公共机构也能创造社会资本。在福山看来,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既导致社会资本存量下降,同时,也会产生对社会资本的持续需求,从长远来看,人类也有能力满足这一需求[17]。
福山认为,现代政治秩序的三大组件分别在不同地域确立,其后在各地以不同顺序组合,而政治制度的形成次序会影响制度模式及其实际运行。“先后次序大有讲究。试比较两类国家,前者的民主先于现代国家建构,后者的现代国家继承自专制年代,那么要想实现高质量的行政,前者就会比后者面临更大的难题。”[25]可见,对福山而言,自由民主制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实践过程。
(二)基因修饰技术的应用
福山认为,人性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典型的行为与特征的总和”,它“起源于基因”[19]。然而,现代科学技术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生命基因,这种现象是否会影响人性?人性是否会因此改变?自由民主制是否会因此终结?福山以某种共同的人性为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因此,如果人性改变,自由民主制就有可能终结。基于此种认识,在诸多对“历史终结论”的评论中,福山认为真正指出其缺陷的是这种观点: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20]。福山以自己的方式敏锐地感觉到现代基因技术应用可能具有的政治意义,并表达了强烈的政治关切。基于对现代基因修饰技术应用可能改变人性的担忧,福山对自由民主制的终结亦是忧心忡忡。
历史何以有方向?历史的方向源于历史的动力机制。福山认为历史有两套动力机制,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是“寻求承认的斗争”。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是历史的方向。虽然他认为自然科学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国家安全推动历史发展,但他也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向民主[2]。其实,国家安全与民主之间也没有必然关系,军备竞赛的存在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但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事实看,都未能催生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有些国家甚至借国家安全之名肆意挤压人民权利。福山没有认识到科技进步可能产生技术的支配关系。现代社会需要与科技进步结合,表面上看人类控制科学技术,通过科技进步满足人类需要,但是科技进步又使人类产生新的需要。人类受科学技术支配,科学技术使人的生活方式合理化,也使其对人的统治和压抑合理化。而掌握科学技术的社会因满足人的需要而获得人民的支持,科学技术因此成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11]。可见,科学技术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服务,并不必然会推进自由民主。
如何理解福山对人性的界定?福山是否主张基因决定论?仔细梳理福山著作可以发现,福山并不主张基因决定论,不主张人性完全由基因决定。首先,福山强调人性是在“历史时间的进程中”造就的[2],人性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其次,福山并没有把人的许多特性,如理性、情感、道德选择能力等,简单地归结为基因的作用。再次,其“典型性”是从统计学角度强调行为和特征分布的中位数[19]。可见,福山是在人类特质形成的基因基础上考虑人性。福山指出,现代基因修饰技术能改变人的行为和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现代生物技术能提升某些人类特征;其二,神经药理学能操控人类行为及情感，其中,承认意识与血清素水平密切相关,服用药物可提升血清素水平进而提升人的自我价值感;其三,现代生物技术可延长人的寿命却无法保证生命的质量;其四,未来生物技术或许可以精确地辨识基因,并能操控基因以便选择某些人类特征[19]。因此,福山担忧基因修饰技术应用会改变人性。
主张科学技术和“寻求承认的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福山的历史观似乎有双重动力，但是,他认为以“寻求承认的斗争”为历史的动力机制比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经济解释更深刻[2]。他明确指出,“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意识最终会以自己的意向重塑物质世界”[10]。显然,与马克思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形成不同,福山从观念出发解释物质世界,是一位典型的唯心主义者。
福山认为,“人类对正义的政治制度的安排或普遍的道德秩序的理解最终都基于人性”[20]。但基因修饰技术应用有可能改变人性进而影响政治秩序:精英通过改善基因提升相对优势,最终会扩大社会等级差距;服用药物提升自我价值感,由此这些药物可能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令人陷入自我满足而屈从于社会并放弃争取承认;平均寿命的延长会破坏现存的以年龄为特质的等级结构,延缓代际更替,导致社会趋向僵化保守[19];基因选择使部分人“成为生理和心理能力都更为高等的‘超人’,人类将因此分裂为不同的生物阶层”。如赫拉利所说，“我们这个现代晚期的世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认为所有人类应享有基本上的平等,然而我们可能正准备要打造出一个最不平等的社会”[23]。在福山看来,镌刻于《独立宣言》中的政治平等依赖于人人平等的经验事实。但基因修饰技术应用带来事实上的不平等,并对人性及基于其上的权利构成威胁,“一旦圈定整体人性的红线不再存在,人们其实铺平了一条重新回归等级更为森严社会的道路”[19]，自由民主制最终可能被颠覆。因此,福山建议加强对生物技术的政治管制,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关机构区分技术的治疗与增进功能,严格限制后者,引导研究往前者方向发展,并在国际层面加强对生物技术发展进度和范围的管控[19]。
福山在肯定科学技术与“承认”意识是自由民主制确立的动力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反映“承认”意识的社会资本的流失对民主运行的影响,提出以基因修饰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有可能导致社会异质化,有终结自由民主制的可能。可见,尽管主张历史趋向于自由民主,但福山也认为科技发展、社会结构、主体选择等都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基于此种认识,贝茨指出,福山并不像其批评者设想的那样天真,并未宣称历史已经完全终结,相反,他认为在历史终结的进程中,主要障碍的克服与历史的未知结局密切相关[24]。
三、自由民主制的历史起源与现代实践
民主化进程在21世纪初呈现衰退症状,部分新兴民主政体发生民主逆转或治理失误,部分民主国家出现制度衰败。科学技术与“承认”意识对民主衰败有何影响?自由民主制如何才能巩固?自由民主制能否无限期地保持下去?福山认为,理解制度运作需要研究政治秩序的起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偶然。为此,他陆续出版多部著作,分析自由民主制的起源及其在不同国家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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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民主制的历史起源
福山认为,国家、法治和政治负责制是构成现代政治秩序的基本制度,三者既可独立存在也可相互组合,自由民主制是三者在稳定平衡中的结合[25]。对此,学界评价不同,有赞之为“良治社会三要素”[26]或“政治现代化的标准菜单”[27],也有称之为“翻版的普世主义”[28]。
福山基于对国家、法治和政治负责制概念的界定追溯其起源。国家是“中央集权且等级分明的组织,在界定领土上享有合法的武力垄断”[25]。早期的国家起源于战争,政治改革也是通向国家构建的路径,而民族认同是国家构建的关键。法治意味着“社会产生共识,其法律是公正和既存的,能够约束其时统治者的行为;享有主权的不是统治者,而是法律;统治者的正当权力只能来自法律,方才享有合法性”。法治源于宗教,宗教为法治提供具体法律内容和解释法律的宗教专家等级制度。政治负责制意味着“统治者相信自己应对治下的民众负责,应将民众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其现代形式主要表现为普遍的、平等的周期性多党选举。政治负责制源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均势,最早诞生于英国,英国议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且相互团结,能以宪法约束国家权力,而国家也足够强大能在必要时采取坚决的行动[29]。
对政治秩序要素的这种认识存在争议。迈尔士曾针对性地指出,福山试图用“国家”概念表述不同政治组织形式,实际上,国家不能被视作自然现象,政治实体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分析世界政治秩序的发展应该用归纳法,综合特殊政治社会的形成以总结其共性[30]。高全喜教授则认为,福山的国家概念仅仅强调政治功能,囿于认知的匮乏,其国家理论未能区分不同“国家的古今之变”，以及各国国家建设的性质[31]。
然而,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存量持续下降。借鉴普特南的方法,福山提出可根据信任度和价值观调查数据及传统社会功能紊乱状况测量社会资本匮乏程度。据他分析,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于技术和经济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及社会运行模式和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普遍呈现结婚率下降,离婚率、非婚生育率和犯罪率上升的现象。“西方社会核心家庭的衰落对社会资本有强烈的负面效应,并会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数量增加形成联系,从而造成犯罪率的增长,并最终导致社会信任度的下降。”[17]福山将此称之为社会价值的“大断裂”。在福山看来,“没有社会资本,就不会有公民社会,而没有公民社会,就不会有成功的民主”[17]。那么,社会资本的流失是否可能终结自由民主制?“大断裂”发生后,社会资本能否重建?
福山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政治秩序的运行。曾有学者提出,福山对社会资本的分析似乎是从社会心理出发探讨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福山则回答道,社会心理与理念及道德价值相关,对社会秩序的分析“任何仅限于物质主义的历史叙述都会错过大量的真实情况”[14]。因此,从根本上看,福山是从人性而不是从生产方式或经济结构中寻找影响政治体制运行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如马得勇所言,政治体制运转涉及诸多条件,社会资本只是其中之一,如果视社会资本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药方而忽略其他条件,显然失之偏颇[18]。
溶剂化效应对反应有一定影响，适当的溶剂选择对提高产物产率有一定的影响。本反应首先在180 ℃以n(邻甲基苯甲酰氯)：n(亚铁氰化钾)=4∶1进行反应，然后在室温条件下，加入下列溶剂，再加入吡啶水溶液反应40 min，考察溶剂对反应产率的影响，结果见表4。
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国家确立了普遍且平等的政治秩序,在政治层面满足了人们的承认欲望,寻求“承认”的斗争转移到经济领域。福山在《信任》等著作中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国内较少关注,而国外研究多从经济视角来解读。事实上,福山是借助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从社会自我组织视角分析寻求“承认”的斗争在经济层面的展开,剖析“经济生活如何反映、塑造和支撑现代生活”[15]。因此,尽管福山在对所谓不同信任度国家的案例分析中强调“社会资本对现代经济的有效运转非常重要”,但他论证的是社会资本是“自由民主制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16]。福山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17]。在马得勇看来,福山的社会资本定义涉及的范围广泛,社会网络、信任和公民社会等都与其相关,但它们都是社会资本产生的附带现象而不是其本身,其不足之处在于,福山并没有说清楚社会资本到底是什么[18]。在对社会资本的分析中,福山尤其重视作为其重要组成的自发社会性,认为它是“创造新的联盟以及在新创立的共识条款之下展开合作的能力”[15]。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可视为表现在现代社会自我组织中的“承认”意识。充裕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繁荣和民主运行至关重要。从经济发展看,社会资本的存在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组织的活力和规模。从民主运行看,民主国家保护个人自由而政府行为受到限制,这样的社会若要避免无政府或无法治理的状态必须有能力组织自己;相反,如果社会缺乏自发社会性,大众软弱、孤立,即便在大选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利益也可能被强大的政府罔顾,而充裕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形成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平衡国家权力[15]。
(二)自由民主制的现代实践
反思21世纪的“民主衰退”现象,福山认识到仅仅具备制度形式并不能保证其有效运行,在后期著作中,他实际上结合形式和内容将“后历史”国家分为先发民主国家和后发民族民主国家,并联系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的形成次序等考察制度运行,揭示了民主实践的多样性、特殊性。
福山以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和东亚为例分析了后发民族民主国家的民主实践。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各国在独立后确立了民主选举政体,但由于民主先于国家建设,缺少强大国家的保障,法治无法正常运行,民主为精英操纵产生依附主义或庇护政治,其中,前者制度全面匮乏而后者面临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强国家建设是这些地区民主实践的首要任务。相反,东亚普遍拥有强大的国家,但由于国家早熟且过于强大,民主负责制和法治难以对其形成有效制衡,易于造成专制集权。得益于强大国家的保障,东亚成为三个地区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然而,经济增长会产生新社会群体,信息化引发的全球思想互动会催生社会动员，因此,东亚国家民主实践面临新社会群体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的挑战。
福山似乎是在客观地分析各国民主实践。在对福山的西方概念作多维分析后,哈根指出,福山是基于西方历史及其政治模式分析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他视西方为文明进程的先驱和标志[34]。由于部分非西方国家的高速增长和现代化,传统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观念已经受到挑战,但从福山的分析可知,他仍然坚持这种观念。
过去的政治制度因为不能满足“承认”需要被取代,自由民主制是否存在类似问题?自由民主制是否存在内在矛盾?在福山看来,政治制度没有自动进步的机制,不能适应环境就会产生衰败[25]。政治衰败概念最先由亨廷顿提出,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在亨廷顿基础上,福山拓展了政治衰败的发生根源和适用范围,指出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会产生政治衰败[35]。
福山以美国为例分析了先发民主国家面临的政治衰败，认为美国的政治衰败源于其社会特性及其制度。美国诞生于反抗集权政府的革命,生来就有不信任政府的传统,为此,建国先驱特意设立了行政、司法和立法制约均衡的制度架构。然而,这种制度已失去均衡:一方面,法院和政党篡夺政府职能,降低政府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复杂的制衡体系赋予政治参与者过多的否决权引发过度制衡[25]。
在福山看来,寻求承认的欲望有两种表现:一是平等意识,即寻求与他人平等的欲望;一是优越意识,即寻求优越于他人的欲望,要求对不平等的承认[2]。“由于人的天赋和性格的自然差异,不平等始终存在。”[25]尽管福山认为经济不平等并非坏事,但他也警觉到如果它转化为政治不平等就会导致政治衰败。事实上,现代科技发展扩大了经济不平等,他也认识到美国的政治体制赋予组织有序的利益集团阻碍立法的权力,可让它们轻易地从提案中获利,并将经济不平等转化为政治不平等[36]。因此,福山预言,“长期来看,自由民主制之所以被从内部颠覆,要么由于过度的优越意识，要么由于过度的平等意识。我的直觉是,最终来说,对民主构成更大威胁的是前者”[2]。
这样,承认意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汇就构成了自由民主制的内在否定性力量。但是,如果据此认为自由民主制的衰败不可避免,福山的结论令人沮丧,则是对福山的误读。这种内在否定性力量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必然衰败或失败。在福山看来,政治发展包括政治制度出现、发展和最终衰败的全过程,“政治衰败在许多方面是政治发展的条件:破旧才能立新。但过度可能是非常混乱和暴力的,不能保证政治制度会持续、和平且充分地适应新条件”[25]。自由民主制是开放的,即便已经确立了自由民主制,维护民主制度的创造性活动始终不可或缺。正是这种持续性活动,才使自由民主制最终不至于衰败。
阅读不是让学生记住多少知识，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最终学会阅读。因此，家长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可以渗透相关绘本阅读的策略，比如，看图获取信息并进行推断，对后来发生的事进行预测，阅读中的自我提问，结合学生的实际等。家长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和特长自主设计大胆尝试，让孩子们充分体验阅读带给他们的快乐，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阅读能力，培养他们热爱阅读的浓厚兴趣和良好习惯，从而让孩子们逐渐学会阅读绘本，构建阅读力。
四、结语
“历史的终结”揭示:追求“承认”的人性根据与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实现的动力机制,寻求承认的激情是人最基本、最深切的渴望,自由民主制因使人之为人得到满足而成为历史的方向。然而,自由民主制在运行中因社会资本流失与现代科技发展面临可能终结的危机。尽管基于“承认”意识的社会资本式微,但由于人性的存在,社会资本仍会得到补充;以基因修饰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生物技术在人类中的应用有改变人性的潜力,则可能终结自由民主制。在福山的视域中,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是构成自由民主制的基本要素,它们分别在各民族的历史演进中形成并以不同顺序组合,自由民主制的制度模式和具体实践呈现多样性、特殊性。已经确立的自由民主制,由于现代科技发展及其与不平等承认欲求的融汇又可能产生政治衰败。自由民主制是一个人类自觉建构的政治生活过程,此过程具有开放性。
李小树拍了拍大腿说：“她的微笑简直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模一样，完全可以相媲美，不！可以说——更胜一筹。”
总体而言,福山始终以现代科学技术和“承认”意识为主线考察自由民主制的确立和演进。他对自由民主制的阐述涵括规范性论证和经验性论证两个部分,前者界定其价值理想,后者描述其现实运作。从对自由民主理念的抽象论证到对自由民主实践的具体考察,从对可能的民主危机的剖析到对自由民主制衰败的阐释,尽管随着民主实践的发展和理论认识的深化,不同时期福山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始终关注自由民主制,并始终坚持自由民主是当今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精神。
由于中国债券市场在资本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与中国债券市场营销相关的金融产品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加快研发中国债券市场相关产品，拓展中国债券市场营销业务。此外，中国债券市场还应大力发展和满足中国债券市场衍生品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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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Democracy”:ontheLogicalRelationofFukuyama’sThought——AReviewon“theEndofHistory”ofFukuyama
XIAOYing-chun
(SchoolofMarxism,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23,China)
Abstract：Combing and analyzing numerous versions of Fukuyama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it has found that Fukuyama’ thought from the earlier to the later period is interrelated and consistent. With moder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cognition” as the main line, Fukuyama interprets liberal democracy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 logical path. Insisting that liberal democracy is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direction, Fukuyama analyzes 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cy may face, clarifies liberal democracy is not only a kind of political idea, but also a specific and political practice process of human’s conscious construction. The process is open, diverse and special.
Keywords：Fukuyama； Liberal democrac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cognition； Historical direction； Democratic crisis； Democratic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9)03-0049-08
*收稿日期：2019-03-02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历史中的自由民主制——福山‘历史终结’思想研究”(AHSKY2017D64)；巢湖学院校级科研项目(XWY201716)；巢湖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建设学科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肖迎春(1978- ),女,安徽巢湖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巢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政治哲学研究。
(编辑：赵树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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