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共产主义不是宗教，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需要共产主义使徒。周恩来同志始终如一地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任何时候都没有含糊过；始终如一地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出生入死，勇下苦海；始终如一地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宁可自己被人不理解，乃至替人受过，也要顾全大局；始终如一地求真务实，严细周密地拼命工作；始终如一地心系人民，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疾苦；始终如一地以共产主义精神真诚待人，广交畏友诤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始终如一地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睦邻扩友，和平共处走天下；始终如一地以共产主义原则严格律己，倡俭戒奢，公私严明。周恩来是伟大圣洁的共产主义使徒。追逐共产主义之梦需要共产党人发扬共产主义使徒精神。
关键词：周恩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使徒；共产主义使徒精神
引言：对于周恩来，我始终充满崇拜敬仰之情。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我们这一代人，目睹了那时政治生态的诡谲，他的工作极其艰难的处境，但他忍辱负重、茹苦为党、呕心为国、沥血为民的那种精神境界和奋斗精神，令人永远钦佩。40年来，我努力用心用情写了一些怀念和研究他的文章，但总觉得还言犹未尽，没有完全倾诉出来我要表达的心意。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经反复思量，我决定写这个曾经想写的题目。过去一直未写，担心会引起异议。但再不写，我这个八十老者就很难写了。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百家争鸣呗！我不是要宣扬什么，只是想按照我的意愿来表达对他的崇拜敬仰之情。
一、共产主义不是宗教，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需要共产主义使徒
共产主义不是宗教，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必然结论。基于这个认识，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像真正的宗教徒，特别是最初的使徒们那样虔诚、执着，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那颗金色的初心。
共产主义概念，有多重内涵。
它首先是社会制度，古往今来，有多少志士仁人都追求这种美好的理想制度。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美好愿景。但长期以来，这是乌托邦。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才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奠定在坚实基础之上，使之由空想变为科学，成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其次，共产主义是运动过程。在共产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之后，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兴起，为这个理想社会制度而奋斗的共产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最初，对实现这个理想制度的长期性、艰巨性普遍缺乏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愈益深刻，才渐渐懂得了这个理想社会制度不是短时间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接力奋斗。这就如同奥运会的火矩接力，需要经过无数人的传递才能点燃奥运圣火。建立这样的理想社会不仅任务艰巨，需要的时间漫长，而且各国的国情不同，实现路径的国别差异也非常巨大。这个过程或表现为革命战争，推翻旧制度；或表现为和平转变，将旧制度改造成为新社会；也许还有其他路径。但是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70年历史来看，它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一不是通过一个时期的革命战争才得以实现的。在理论上有和平转变、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这条路径至今还未变成现实。就曾经和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几个国家来看，要走向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很长的路，任务仍然极其艰巨。在漫长的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难免经历曲折和挫折，但人类历史规律使然，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必然会矗立在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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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第三个内涵就是精神境界。共产主义美好的理想制度既然需要非常漫长的历史接力才能实现，那么进行接力的共产党人就一定要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和作风。否则，很难接好棒、传好火矩。这就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仰、执着的奋斗精神和艰苦卓绝的进取向上作风。而且，这种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和作风是共产主义新人必须具备的精神境界。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是先有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才培养共产主义新人；而是先有共产主义新人，即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作风的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不断提高共产主义精神境界，使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且一代又一代、持之以恒地为它奋斗，最终才能实现这个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境界的共产主义新人既不神秘，也并非高不可及，就是毛泽东主席讲的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共产主义的上述三个内涵，是缺一不可的统一体。
那种将三者割裂，认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既然是很遥远的事，那么我们这个党何必叫共产党呢？干脆改名叫什么别的党好了。这个看法尽管在多年前嚷嚷的比较多，但近些年没嚷嚷，不等于没有这个看法了。因此，还须加以辨析。我以为，别的国家改共产党之名是人家的事，我们不必说三道四。但我们这个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叫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时期是国民党要将共产党和红军斩尽杀绝的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都将其突破了；最艰难的岁月是万里长征，一方面与前堵后追的国民党军进行殊死作战，另一方面还要与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如雪山草地作生死搏斗，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依靠人民的支援也都挺过来了。在那时，谁都没有想过要改名。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得像模像样，国家越来越走向富强，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好过了，眼看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当说离理想的共产主义梦的目标比过去是近了不是远了，为什么反而要改名呢？提出要改共产党之名的看法，显然不懂得共产主义的真谛。共产主义既是目标，更是过程。这个过程就需要有共产主义精神，只有有了这种精神，才能去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接力奋斗。如果说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是硬件，那么培育共产主义精神就是锻造软件，或者说是“孵化”共产主义基因。没有这个软件，没有共产主义基因，就很难建设和实现共产主义硬件目标。
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决不可能自动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共产主义精神这个软件，需要有共产主义基因的共产党人去世世代代接力实现它。不叫共产党了，还会有共产主义精神这个思想支柱吗？还能“孵化”共产主义基因吗？改名可以有很多条理由，但这只会淡化共产主义精神、削弱共产主义基因，这是最要害的。而建设共产主义，去为实现这个伟大梦想接力奋斗，最需要的恰恰是这个精神和基因。为什么要使用“共产主义使徒”这个概念呢？我以为，只有这个称谓才足以表达对共产主义的虔诚、执着，义无反顾，坚定不移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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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回答一个传播面不算小的问题，即周恩来在处理完“九一三”事件后，许多领导人都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开会厅，唯有纪登奎在陪伴着他。这时，他突然失控似的大声痛哭不已，令纪登奎大感意外，不知所措。纪登奎只好重复刚才开会时周恩来说过的话：林彪一伙摔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您怎么痛哭呢?!周恩来说：“你不懂，你不懂！”纪登奎到中央时间很短，对于中央的复杂情况知之太少。有些事，周恩来也不便明说。他当然“不懂”。现在，了解到周恩来痛哭这段历史的不少人，感到不好理解这个事。有些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复杂情况的人，却简单地认为这是周恩来为林彪之死痛哭。应当说，这也是“不懂”！的确，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很深，自1924年黄埔军校时期到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改组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之前的42年间，周恩来一直是林彪的上级。但两人仅只有工作关系，没有什么私人交往。“文化大革命”之中，林彪一伙与江青一伙在各自的势力发展起来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就这两个集团对于周恩来的态度而言是大不一样的。周恩来管过军队，解放战争时期还代理过总参谋长，林彪集团的人多是军队干部，对周恩来比较尊重，对国计民生的破坏不像江青集团那样唯恐天下不乱。毛泽东治乱也是依靠军队。就此而言，周恩来为了稳定国家秩序、使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在必要时也不能不借助于军队力量来抵制江青集团不断制造的乱子。在“九一三”事件以前，有林彪在，对于周恩来面对江青集团的不断捣乱而言，就可以起到一面挡风的墙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格局。林彪摔死温都尔汗后，这面挡风的墙不存在了。对于周恩来来说，直面与江青集团斗争，其困难就增加了许多。如果说江青集团要篡夺党和国家更大权力，在过去的最大障碍是林彪；这以后，在他们看来，最大障碍就是周恩来了。因此，“九一三”事件后，他们刁难、折磨周恩来的事件层出不穷，直至上面讲的1973年11月利用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和1974年初批林批孔批周公，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联系“九一三”事件前后的那段诡谲政局，就不难理解周恩来所以放声痛哭的真正原因。这不是哭林彪之死，而是哭今后与江青集团的斗争更加复杂、凶险！先将过去长期郁闷在心中的块垒在只有纪登奎这样不会出卖他的人面前倾泻出来，为准备直面今后更加复杂、凶险的斗争腾出内心空间。
二、为什么说周恩来是伟大圣洁的共产主义使徒
在我看来，人民心目中无限崇敬和怀念的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共产党员都是共产主义使徒。为什么说周恩来是伟大圣洁的共产主义使徒呢？
（一）始终如一地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任何时候都没有含糊过。周恩来不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源于对中华民族早日复兴的追求。他出生于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苦难年代。12岁上高小时就立志“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8岁东渡日本求学前赠给同学的“临别预言”，居然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壮语。这在那一代青少年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即使在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卓越精英中，也很难找到有这样明确抱负的人。
周恩来正因为有了这样伟大抱负，通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旅欧勤工俭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他的思想实现了飞跃，在1921年秋已“定妥了我的目标”——C0MMUNISM（共产主义）。还郑重声明：“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为了“共产花开”“赤色的旗儿飞扬”，宁愿牺牲一切。[1]41，46-47他表明自己的心迹说：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
周恩来一生践行了他的誓言，以实际行动验证了他的心迹。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极端艰苦的环境，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极端恶劣的际遇，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这神圣的事业，他无怨无悔，作出了所能作出的最大牺牲，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会胜利。因此，在生命的垂危之际，他忍受病痛的折磨同守候在身边的伴侣邓颖超一起低声吟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筹措救命急粮。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一些省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饥荒。国家粮食库存急剧减少，市面粮食供应异常紧张。北京、天津、上海等几个大城市只有三五天存粮。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他的工作台历，每天记载的几乎都是研究粮食问题。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为解决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几乎每次谈话都是从晚上九十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江西那时的粮食状况相对地说要好些，中央已从江西调出10亿斤粮食，但是缺粮省份太多，他不得不再找江西省委书记借粮：你们已对中央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还要你们再调出两亿斤。老表是照顾大局的。你们这两亿斤粮食要救活多少人啊！江西老表也有困难，但咬着牙答应了。他下令准备几列装满粮食的火车停在交通干线上，随时待命驶向告急的地方。
隆化县农村金融服务主体较少，机构网点分布密度较低，数量不足。“政银企户保”模式下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贷款的比重较大，但农信社网点少，业务人员不足，ATM 机、POS机等设备数量稀少，金融服务落后。滞后的金融服务和金融覆盖空白区使金融精准扶贫的能力受到制约。并且隆化县农户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农村金融在信贷资金、农业保险等领域的创新非常有限，现有金融产品与企业贷款需求不匹配，影响扶贫的精准性。随着保险在“政银企户保”模式中的地位凸显，相关的农业、产业保险对于保障贫困户利益起到重要的兜底作用，但农业产业的险种不健全、创新性不强，客观上阻碍了保险保障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二）始终如一地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出生入死，勇下苦海。周恩来自确定共产主义信仰后，就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他一生遭遇到20多次生命危险，但从未有丝毫退却。在对敌斗争中，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深入虎穴谈判较量多么尖锐，面对之敌多么狡猾，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光明磊落、坚定沉着地进行斗争。在重庆和上海等地，他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首席代表，多次收到恐吓的子弹信件，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持原则进行谈判斗争。他坦荡回顾这段历史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2]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包括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殊年代，他向中央高级干部讲党的历史时也说：我入党50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毛泽东也曾赞扬他有三大优点，第一条就是对敌斗争勇敢，从不畏惧。
在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周恩来多次经历了这样那样的批判斗争和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不去计较，一切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为了崇高的理想信念，能忍则忍，委屈工作。比如，在1931年初王明上台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批评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又离不开他，于是让他作为“留用人员”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讲话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3]39对米夫的羞辱，周恩来内心非常痛苦，但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4]在延安整风期间，他被批判为“经验主义路线头子”，是教条主义路线的“帮凶”，并在1943年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后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他仍然认真检讨自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错误，坦然对待职务变动。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冒进高潮时，他多次遭到严厉批评，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他为写检讨杜门不出、苦思冥想，长时间不知如何下笔，仅仅8000字的发言稿写了10天，改了15遍。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再当总理，向中央提出辞呈。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为尽量减少这场空前灾难造成的损失，尽早地多解放些干部参加工作，维系经济社会的基本活动，使人民得以生活，不能不与图谋大乱天下、妄想乱中夺权的江青集团进行极其复杂艰巨的斗争。1973年11月，“四人帮”在批判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恶毒污蔑他是“右倾投降主义”，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他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污蔑他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这时已身患重病的他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动怒拍桌子回答道：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并且在1975年9月20日进行最后一次大手术时，他对守候在场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还有邓颖超大声呼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四人帮”一直视周恩来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直至垮台之前他们的反对周恩来的阴谋从未停止过。
面对这样空前未有的险恶斗争环境，周恩来以“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挺住了。他在1963年5月说过：“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5]427他一生正是以这样高尚的精神境界面对各种艰巨困难和险恶斗争环境的。这就是伟大圣洁的共产主义使徒精神。
晚上是它最活跃的时候，当我们入睡时，就会听到“嗞——嗞——”的声音，我就悄悄地起来看个究竟，原来它在啃箱子，准备逃跑呢！更让我吃惊的是，它用那小小的牙齿竟然把箱子四周啃出大大的窟窿，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发现仓鼠不见了，于是全家人搬沙发、挪柜子，在墙角处四处寻找，跟仓鼠进行了一次大作战，真是不能瞧不起这只小仓鼠!
（三）始终如一地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宁可自己被人不理解，乃至替人受过，也要顾全大局。长期以来，中共党史被曲解为路线斗争史，周恩来一直被错误地认为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犯有严重路线错误。对此，他没有去辩解，而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作了十分沉重的检讨。其实，他主要是两条错误：一是在1932年宁都会议上他不同意撤掉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但上海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坚持要撤，他作了艰苦努力，最后还是没有保住毛泽东继续参与红军领导工作。这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因此在遵义会议上极力推举毛泽东代替他领导红军。二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后参与中央“三人团”，没有坚决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指导，致使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严重损失，他有领导责任（在“三人团”中，政治领导为博古，军事指挥为李德，他只管督促执行军事计划）。过去，宁都会议是被重点渲染的一段。其实，这次会议尽管是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但他既不是“批毛”的主角，也不是“撤毛”的决策人，而且一直在为毛泽东辩护，纠正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这个基本事实的是与非，本来是很清楚的，但被扭曲的历史不断渲染，使他背了一辈子“黑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真相才渐为人知。
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异常艰难处境，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往往简单化地想当然如何如何。如果那么简单，谁都能当总理了！事非经过不知难。面对突然爆发的“文革”，周恩来同许多人一样毫无思想准备。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不跟，马上被打倒；当时不跟的很少，就是被打倒的人也是要跟的。那时，很少有人怀疑毛泽东发动“文革”是错误的。跟，有一个怎么跟法的问题。他也同许多人一样，没想到“文革”是那样的混乱、暴烈、疯狂、残酷！这与他憧憬的革命状态大相径庭，但在那种失去理智的特殊年代，他只能艰难地忍受着，在一些场合甚至还要违心地讲些附和的话。他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了“拥护”这个大前提，然后方能寻求治乱对策。他充当的角色，就像他敬仰的大禹那样，治水宜疏不宜堵，因势利导，筑堤束洪，纳入河道，百川归海。“文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治乱与造乱的斗争。他尊重毛泽东，对毛泽东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决策，需要他去执行的都得去执行。对于正确的，他要拿其作“尚方宝剑”，去制止动乱。对于错误的，在执行过程中，要迂回曲折地尽量避害趋利，尽力减轻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在这一方面，与他直接发生冲突的对象主要是有恃无恐的江青集团。他的斗争底线，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毛泽东；他的工作原则，包括解放干部，都要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凡是毛泽东不同意的，他不自作主张。在这个前提下，他运用各种办法使江青集团搞乱天下、乱中窃权的阴谋不能得逞。这就要“投鼠忌器”。周恩来清醒地知道，只要毛泽东不打倒他，任何人对他都无可奈何。只要他一天不被打倒，江青集团就不能为所欲为，中国人民就不致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因此，为治乱，使党不分裂，使国家机器得以运转，使人民能够得以生活，他苦苦地支撑着极其困难的局面，不懈地进行艰难的斗争。
周恩来具有这种精神境界，是共产主义的伟大而圣洁的使徒。还有雷锋、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先进模范和时代楷模，也具有这种精神境界，同样是伟大而圣洁的共产主义使徒。
还有一个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之中的“违心”之举怎么看？这是评价周恩来的一个难点，也是褒周和贬周的焦点。我不隐晦是褒周的。对于他的“违心”之举一定要作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少人简单地认为，周恩来是为了“自保”。我不这样看。同样是“违心”，但不同的思想动机，其历史影响力大不一样。对于周恩来，其“违心”之举与其说是“自我保护”，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牺牲”。因为他是一个很看重道德人格的人，不会不知道这样做对其道德人格的损害；也不会不掂量这样做所付出的巨大政治代价。比如中央要他过问管刘少奇专案组之事，但刘的专案实际由江青集团控制，他们指使专案组精心制造伪证，使其他人员难以了解历史真相。刘的审查结论已由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读。尽管他对这个结论有想法，但在那种非常态的走火入魔的年代，他能拒绝执行吗？他过去说过，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能组织上犯错误。邓颖超对英籍作家韩素音谈到对待刘少奇专案这一情况说：这使周恩来非常痛苦，但他不能不顾全大局。周恩来的这种痛苦，在1970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是周的朋友）访华，向其介绍“文革”情况时，周称已被打倒的刘少奇为“同志”，这使斯诺异常惊诧。怎样解释周恩来这样的所谓“表里不一”呢？韩素音在她的书中的分析令人信服。她写道：如果周不赞成开除刘出党，他24小时内就会被撵下台。他就同样会成为“反党分子”“内奸”“叛徒”之类。这样，整个国家会是什么情景呢？他的消失就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极端派的胜利，中国就会成为他们的天下。周曾说过，为了革命，我们可以忍辱负重，他这样做就是忍辱负重，以牺牲自己的荣誉和声望来挽救党和国家。韩素音访问过陈云，引用陈云的话说：没有周，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他与人民风雨同舟，他作出过最困难的决定，而且是他独自一人作出的。今天的青年人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处境。只有我们这些与他一起的人才清楚他陷入了十八层地狱，最终又是他把我们带出了地狱。”[6]441这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也是共产主义使徒需要的一种精神啊！
总的来说，幼儿在玩角色游戏的过程中选择游戏角色、怎么样扮演都是不确定。每个幼儿每次可能会选择扮演不同的角色就会有不同的表现，不同幼儿扮演同一角色也会有不同的表现，这就需要教师要在耐心的观察与等待的基础之上对幼儿游戏的状况做出合理的判断，如果确定需要介入指导这时教师应该考虑清楚以什么样的方式、身份介入指导才是促进幼儿的游戏发展，提高幼儿的游戏水平。角色游戏应该是一种充分发挥幼儿的自主性、创造性的游戏。让我们真正走进幼儿的游戏世界，支持幼儿，让幼儿真正体验到自主游戏的快乐、成为游戏的主人！
我们看周恩来怎样“律妻”吧。邓颖超也是五四运动的先锋，建党初期的老党员，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工作。新中国建立之初，许多人建议，应该让邓颖超在政府里担任部长职位，周恩来坚决不肯。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当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就混到一起了。这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我的工作，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20世纪50年代，确定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时，邓颖超定为5级，他知道后，下压一级，改为6级。60年代，他到杭州治病，邓颖超不放心，陪着去，其食宿费完全自费，按标准交纳。70年代中期，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毛泽东已批准邓颖超为酝酿中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见到名单后，将邓颖超的提名划掉了。他和邓颖超都严守党的纪律，保密观念极强。邓颖超不随便进总理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钥匙，他24小时不离身，睡觉时也压在枕头底下。他们两人都是高级干部，但从来不讲党的纪律不许讲的话，不做党的纪律不许做的事。在20世纪60年代试验原子弹时，周恩来说：邓颖超是我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他在弥留之际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这对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战斗了几十年、互敬互爱的革命伴侣，彼此都知道最后诀别的时刻即将来临，但他们仍然遵守党的纪律，把没有向对方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这样的自律精神闻所未闻，举世罕见，历代稀有。
周恩来的工作有三大特点：
首先是实事求是、唯真务实。他在青年时代就有一颗极盛的“求真的心”。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唯真或求真务实精神。对此，连共产国际都十分赞赏，认为他是中共中央最讲究实际和最有经验的领导人。他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要求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尽量设身处地、客观一些、辩证一些、全面一些，反对各种形式的极端化和片面性。1956年反冒进，他是主角。他一直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5]190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发言，竭力劝阻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会后找到追加者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他在主持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草案中还删去了“多快好省”的提法，在报告中强调执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尽管批评他反冒进，但到了困难时期又赞扬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7]215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再次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说假话、搞形式主义那套东西。
其次，举轻若重、拼命工作。周恩来作为共和国总理，尽管没住“勤政殿”，但是不舍昼夜地“勤政”。邓小平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8]348郭沫若形容他拼命工作的精神写道：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神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节奏。所以，他逝世后，《中南海的灯光》这首诗为人们广为传诵。
再次，严谨周密、细致入微。他考虑问题周到、严谨、缜密、细致。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十分佩服。郭沫若说：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周恩来的这一工作作风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特别是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更需要严谨精细、一丝不苟、不允许有半点马虎。他一生都这样戒慎恐惧地工作，周密精细，举轻若重，兢兢业业。“上天”，是他抓的重点工程。这就是“两弹一星”建设。他制定了“安全可靠，万无一失”方针。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时至今日，这个方针仍然是我国航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的指导方针。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凝聚了周恩来的巨大心血。1946年10月，他在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的会上说：“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9]241他的一生完全践行了这一诺言，硬是“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这就是伟大圣洁的共产主义使徒精神。
（五）始终如一地心系人民，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疾苦。“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高度概括了总理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周恩来爱人民的感人之事说不尽道不完。姑且举几个方面说明之。
——关心人民健康。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亲任爱国卫生委员会主任，首先指示北京清理前门外几十年积存的垃圾，使“著名”的臭水沟成为家喻户晓的卫生样板“龙须沟”。20世纪70年代初，他5次接见全国防治气管炎工作会议代表，指示说：慢性气管炎是关系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要进行普查，筛选有效药物，将工作一抓到底。他身患癌症后，对我国肿瘤疾病状况更为关心。那时有关方面正在组织对我国肿瘤地区分布情况调查。他希望画一个分布图，做一个大沙盘，标出什么地方有什么肿瘤。他的病房里也放了这么一个沙盘，他经常看它。1975年春他做完大手术后，听说云南“锡都”个旧市有肺癌的工人较多，就叫肿瘤医院院长赶快派人到那里了解情况。此时，他还没有下手术台。
对一位做了13次手术身体虚弱到极点的危重病人来说，有谁能以如此惊人的毅力吟唱《国际歌》面对死亡？对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而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癌症患者来说，有谁还坚守“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样高尚无比的信仰？仅此而言，周恩来就是伟大圣洁的共产主义使徒！
——慰问邢台灾民。1966年3月8日和28日，河北邢台接连发生两次大地震（震级分别是6.8和7.2）。周恩来都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现场。3月9日，他到现场后余震频繁，安全没有保障。地方和军队领导劝总理不要去。他说：我一定要到现场，看一看群众受灾情况。你们说那里太危险，群众住在那里，不更危险吗？他取近道直奔隆尧县震中地带，了解到伤亡不少群众，还有许多群众没有得到安置，痛心地说：我这个总理呀，没有当好哇！他不顾连续不断的余震，冒着刺骨风雪，一个村一个村地去看。他发表讲话时，坚持让群众背着风，自己迎风讲，鼓励群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困难，重建家园。他讲了7场，最后嗓子都哑了。他到临时搭建的简易病房里，一次又一次地俯下身子向躺着的伤员问候。他接连慰问了140多名伤病员，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得流泪。
——心系贫困地区。陕甘宁是革命老区，也是贫困地区。1973年6月上旬，周恩来陪越南外宾到延安参观，了解到延安人民生活仍然很苦，许多群众还吃不饱饭时，含着眼泪说：延安的小米哺育了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延安人民如今还吃不饱肚子，我们在中央，对延安工作关照不够，我这个总理有责任啊！于是，同延安地区负责人商量能否五年粮食翻一番？地区负责人表态后，周恩来说：我替延安人民感谢你们。只要这5年里，我的职撤不了，人死不了，等你们变面貌了，再来。与陕西接壤的甘肃和宁夏大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也很恶劣，特别是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被称为“苦甲天下”的“三西”地区。同年，定西等地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他听了很难过，随即组织农林、水电、商业等8个部门参加的工作组，奔赴定西等地调查灾情，帮助当地党组织安排群众生活，并制定改变面貌、发展生产的规划。与定西毗邻的西海固人民也很贫苦。有的群众只能在家的土炕边沿的木头上挖几个洞眼当碗，以手作筷吃饭。周恩来得知后，流泪了。根据他的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加大对这些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使这个号称“中国贫困之冠”的人民生活困难有所缓解。许多干部和群众，知道是总理在关心他们的疾苦，无不热泪盈眶，感叹：“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重视绿色发展。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大兴土木和保护森林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大跃进”运动时，缺乏保护森林意识，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森林资源受到严重毁坏，周恩来非常痛心。1961年4月，他在西双版纳看到许多地方还在继续破坏原始森林，很难过地说：这个地方要保护自然资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印度的恒河流域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是古代人类文化的发源地，当时土地肥沃，树木茂密，但由于破坏了森林植被，最后变成了沙漠。我国西部的敦煌一带出现的沙漠，也是这样的结果。西双版纳这个美丽富饶之乡，如果把森林破坏了，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会骂我们的。在1966年2月的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上，他讲话说：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依靠农民，路边四旁植树大有可为。在工作部署上要掌握重点：国营与群众，重点放在群众；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重点放对了，才能造得多，用得少。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地方是我们祖宗的摇篮，一方面是文化发源地，一方面是森林破坏地。我们要恢复森林面貌，发展得更好。他语重心长地说：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当败家子，不能砍光了就走，吃光了就算， 21世纪再这样下去，不得了。一定要坚持“合理采伐，采育结合”方针。我最担心的，治水治错了，树林砍多了，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下一代人会在历史上给你记下的。他指示：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负责同志，除年老有病的外，每年都要带头种种树，养成一种风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规定的每年植树节，就是源出于此。
由于水泥砂浆需要凝固时间，因此有必要对渗透胶浆进行一定的养生[3]。当施工气温在30℃以下时，不需要特殊的养护方式，只需常温下养护2～3d即可；而当施工气温在30℃以上时，需要采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养生。如在砂浆中使用的是早强水泥或掺加了早强剂，则可在养护数小时砂浆硬化后开放交通[2]。
“文化例外”是指在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在坚持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认可必要的文化保护措施和例外规定，使成员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能够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使其能够保护本国文化产品的特性以及实现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实质公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权利与义务保留好自己的文化，文化产品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不同于国际贸易中其他普通商品，因此对文化产品进行区别对待是具有一定正当性的。
（六）始终如一地以共产主义精神真诚待人，广交畏友诤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毛泽东赞扬周恩来的第三条优点，是有广泛的群众联系，结识很多朋友，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当然，这与他的文化性格很有关系，但在根本上是他懂得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需要人越多越好。
文献[9]对传统全桥整流电路、同步开关电路(SSHI)与并联电感同步开关电路(P-SSHI)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采用P-SSHI电路比其他两种电路的能量俘获效率高。文献[10]对同步电荷提取(SCE)技术和P-SSHI电路的输出功率进行比较,发现P-SSHI电路的平均输出功率是SCE电路的1.6倍。相比其他几种压电能量俘获电路,P-SSHI电路结构简单易于实现,且能量提取效率高,因此已经成为压电能量俘获的主流技术。
周恩来在党内，不搞宗派，不拉山头，不任人唯亲，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各个方面、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在党内斗争中，他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与人为善、循循善诱，开诚布公，宽待同志、热忱关爱，使被批评者感到温暖可亲，因而深受党的各方面干部拥戴。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取消了“三人团”，而在改组中央领导成员后，周恩来仍然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且随后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还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在苟坝会议上成立的新“三人团”，仍以周恩来为团长，毛泽东和王稼祥为成员。为什么会这样？党内军内高层对他的拥戴是根本原因。
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壮大，国际上对于建筑工程技术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着建筑工程技术的交流。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为了人类更好的居住环境，建筑工程技术国际化已然是大趋势[2]。
赵朴初敬仰周恩来的人品说：一是认真地对待工作，二是真诚地对待别人。周恩来是我们党统一战线事业伟大的奠基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他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法和原则，一再强调要有坚定的立场和真诚的态度，要重实际重信义，不能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钦佩他的诚信。抗战时期在重庆，蒋经国与周恩来多有接触。1945年8月下旬，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周恩来一直陪伴着介绍和引见各方面人士。蒋经国对他的部属说：周恩来对人那么诚恳，这不全是做作，是出于他确有素养，周恩来做人的工作是第一流的。
周恩来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有广泛交往，都坚持坦诚相待，肝胆相照。民主同盟领导人史良说：周恩来“诚恳待人的作风是我们要以之为范，师式永久的”。工商界巨子古耕虞说：我从一个资本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还有的说：“我看到周恩来先生，从他身上产生出一种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10]1440，1441周恩来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代表”。
周恩来对人坦诚相待，不仅争取了广大民主人士，而且也对改变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起了助力作用。抗战时的重庆，周恩来是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则是1932年制造“伍豪事件”陷害过他的特务头目张冲。不是冤家不聚头。但周恩来胸怀若谷、雍容大度，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以坦诚态度尊重对方的“党见”，既坚持立场、坚守原则，又灵动应变、和而不同，使对方逐渐改变对共产党的偏见。谁能想到，经过几年推诚相见的谈判，昔日仇敌居然成为“甘苦谁与共，安危忆同舟”的知交，“由公谊而增友谊”。[11]周恩来以诚感人，化敌为友，这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统战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难怪张学良在他去世前对人说：毛泽东我没见过，没见过不好评说。在共产党里，最伟大的人物就是周恩来。毛泽东的成功，可以说是周恩来的成功。我在中国人里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一个共产党人，能获得这样的赞誉，实在不易。这就是由于他有一颗伟大圣洁的共产主义使徒之心。
（七）始终如一地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睦邻扩友，和平共处走天下。周恩来对外交往进行国际活动的准则，是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对外延伸。一方面，始终坚持党、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从不拿原则做交易；另一方面，通情达理、真诚待人，光明磊落，从不玩政客手腕，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
——谋求睦邻友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周边国家对新中国怀有恐惧和疑虑，同时还存在诸如边界、华侨国籍等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为消除误解，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周恩来先是1953年底同印度政府代表团会谈，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他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明确宣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从此，这一原则成为我们国家发展对外关系、治国安邦的根本方针。为亲善四邻，需要解决华侨和边界两个历史遗留问题。在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与印尼政府达成的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协议，为其解决树立了范例。那时，与中国接壤的有11个国家，陆地疆界线长度达二万多公里，同许多国家的边界都没有明确划定。从1956年下半年始，首先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他提出“互谅互让”主张，还有弄清事实、友好协商、合情合理的原则，为两国边界的最终划定奠定了基础。这也为解决与其他国家存在的边界问题提供了范例。
周恩来的一生是心系人民的一生，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一生。他忠实地、彻底地实现了其胸前佩戴的徽章上的“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一个伟大、圣洁的共产主义使徒的精神面貌。
据了解，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工作队通过组织座谈会，周一升国旗发声亮剑，大家交流，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歌颂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变化。感受现代美好幸福的生活，大家发心声表决心，一定要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共同开创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频访发展中国家，寻求和平，扩大朋友圈。新中国成立后，西方一些大国不但对中国禁运，而且处处孤立中国。为打破这个局面，周恩来不断出访世界各国交朋友。特别是两次长访，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1956年11月到1957年2月，对亚欧11国进行75天访问，行程十万八千里，极大地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二是1963年12月到1964年3月，出访亚非欧三大洲，重点是非洲10国，揭开了新中国政府首脑访问该大陆的历史。他提出的我国处理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将发展同亚非国家友好关系推向了新阶段。到1965年，与我国建交国家猛增至49个。在访问加纳前夕，总统恩克鲁玛遇刺受伤，国内局势动荡，按照国际惯例可以取消访问。但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患难见真诚嘛！周恩来到达后，恩克鲁玛深受感动。此后，恩克鲁玛为宣传中国做了许多工作。到70年代初，联合国大会表决，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众多发展中国家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本文中，笔者结合桃林山区花生的实际种植情况，探讨总结了一些有助于花生高产质优的技术措施，以期为今后的花生高产高质发展提供参考。
——推动改善大国关系，国际形势呈现有利于我的新局面。首先改善中苏关系。1969年9月，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双方坦诚交换意见，达成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谅解；并对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若干具体事项取得一致意见。三个半小时会晤，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柯西金对日本友人说：周总理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请你转告，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能进攻的。其次，运筹中美关系和解。1971年4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运用“乒乓外交”，发挥了“小球推动地球”作用。3个月后，实现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经过反复磋商，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尼克松访华成功，对周恩来充满敬佩。基辛格说：周恩来在中美建交史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再就是推动中日建交。1972年9月下旬，田中首相访华。周恩来既着眼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又对历史问题坚持原则寸步不让。联合声明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周恩来对田中首相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言必信，行必果”。当场写下这六个汉字，交给田中。田中立即说：“信为万事之本”，也用汉字写下这句话，交给周恩来总理。这成为中日建交史上一段佳话。田中回国后说：与周恩来结识后，觉得与他合得来，很快便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周恩来总理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人，都是出类拔萃的。日本友人说，从日中两国历史看，如果没有周恩来，日中关系怎么发展，很难想象。
如果说国内统战，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代表”；那么国际外交，他就是新中国的“形象使者”。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为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作出了卓越贡献。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重庆见过周恩来后就感慨：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的话，未来就是他们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谈论周恩来说：他是一个极具智慧的人。对于谈判对手非常理解、非常诚实、以诚相待。我见过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但是没有人像周恩来那样，给我如此深刻的印象。日本公明党前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周恩来是一个不管制度与立场如何，都能善于听取对方意见的人。对世界来说，他是中国的“代表”，这个“代表”已赢得世界的信任与支持，把中国推向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印度外交部前官员白春晖说：世界上有许多十分伟大的人，但是像他这样的，只有一个。1976年1月他去世后，联合国破例为他这个非国家元首下半旗数天致哀，是其成立后数十年来空前的一次。
为什么周恩来在国际社会能赢得这么高的荣誉呢？除了他个人的外交才干和人格魅力之外，就是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并为世界和平鞠躬尽瘁。这说明他的共产主义使徒精神不仅不为意识形态不同的人所害怕，而且赢得广泛敬佩。
（八）始终如一地以共产主义原则严格律己，倡俭戒奢，公私严明。赵朴初概括周恩来的人品，除了前面讲的认真地对待工作，真诚地对待别人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严肃地对待自己。这就是以共产主义原则严格律己、律家人、律亲属。周恩来的“律”几乎到了“虐”的地步，在一般常人看来不可思议，似没有人之常情了。
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有篇作文《尚志论》，写道：“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不私于个人”，这就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后来，他将这个信条概括为：“先顾公，后顾私；先为公，后为私”，“对共产党员，一般要求做到先公后私，有的时候要求做到公而忘私”。[12]这是他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的准则。
周恩来严明公私，作为国家总理，就是廉政清明，戒私奉公。他为政清廉，戒私奉公的感人事迹，多少年来一直传为美谈，任何人都为之肃然起敬。他坚决反对“一人做‘官’，全家享福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陈毅敬佩地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四）始终如一地求真务实，严细周密地拼命工作。毛泽东赞扬周恩来的又一个优点，就是“工作拼命”。他不仅工作拼命，而且还求真务实、严细周密。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国务繁忙，日理万机，励精图治，吐哺神州。他说过：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
第二天上午，钱多多开车去了欧阳锋单位，把欧阳锋叫到自己车里，将钱交给欧阳锋时问他这么急着用钱干嘛。欧阳锋不会撒谎，把那晚发生的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钱多多。
再看周恩来怎样“律弟”。他的胞弟周恩寿（字同宇），比他小6岁，1924年入党的中共党员，1925年送邓颖超母亲到广州后参加国民革命，是黄埔四期的学员。1926年参加北伐，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打武昌还受伤挂彩。后来因受到周恩来过重批评赌气离开了革命队伍，但仍然做党的外围工作。1949年在华北大学毕业后，周恩来专门交待组织部门，安排周同宇的工作，职位要低，待遇要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我们共产党打天下不是为自己家人打的，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当官，亲友们都高官厚禄。1963年，周同宇还不到退休年龄，但因患胃病常请假。周恩来找内务部长曾山说：我弟弟身体不好，请你让他提前退休，不能拿着全额工资，还不能坚持正常上班！在“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初，外交部红卫兵了解到周同宇与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吃过几次饭，怀疑是阴谋“聚餐会”，就报告江青。江青即转周恩来处理。周恩来亲笔批示，立即逮捕。这是亲哥哥对很了解的亲弟弟下的逮捕令？！经过7年多审查，没发现任何历史问题，无论专案组怎样引诱逼问，周同宇都没有为他们想要打倒的中央领导人提供“证据”，于1975年7月释放。周同宇在出狱后对孩子们说：我是个小人物，微不足道。他们整我，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所以，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坚持活下来。周恩来去世，周同宇想去参加哥哥的追悼会，因没做组织结论，不让弟弟去见哥哥最后一面。直至1979年5月，对周同宇才有明确结论：属错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再看周恩来怎样对待其他亲属。他弟弟家孩子多，工资收入少，孩子们的生活费用由他负担。并且根据他和邓颖超对亲属们的要求，后来由亲属们将其综合整理为“家规”。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所记，周恩来、邓颖超讲的“家规”为：一，对外不要讲与他们的亲属关系；二，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更不能要求特殊照顾；三，要充分认识旧家族对家庭成员的潜移默化影响，主动接受改造，不断严格要求自己；四，选择学业和工作，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尽量到基层、到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五，要艰苦朴素，刻苦工作，不能讲吃讲喝、追名逐利；六，在西花厅不能涉及家庭以外的任何问题，不要替人带信，不能替人告状；七，中南海的内部电影，孩子们不能看，住校的孩子在星期天一定要回校上晚自习，养成遵守纪律的作风；八，兄弟姐妹间要互相帮助，参加了工作的要资助弟弟妹妹；九，孩子们要晚婚晚育，择偶对象要考虑共同的政治目标、人品和性格。十，对秘书和工作人员要有礼貌，见面主动打招呼。[13]346-348正是根据这些要求，在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周恩来让在北京高校当老师的侄儿为解决两地分居，将已从淮安调到北京的侄媳调回去，动员两人响应中央压缩城市人口号召都回淮安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鼓励侄女去内蒙古插队当牧民，赞同侄儿到延安农村插队。但两年后，侄女侄儿都参了军，周恩来见到他们穿上新军装后，马上指出你们参军不符合政审条件。你们的父亲还没做政治结论，这样的子女是没有资格参军的。经过好一番工作，侄女侄儿两人当了3个月的兵后，都返回原地放羊种地。这样的严律亲属，不必说在当年，就是现在也是绝对罕见的。
这就是周恩来！难怪著名妇产科大夫林巧稚说：我过去本来是信仰上帝的。上帝我们谁也没见过。我从见到的周恩来身上看到了我向往的那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就是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影响着我，是他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说：像周总理这样高尚品德的人，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日本冈崎嘉平太说：世界上有四大圣人，基督、释迦牟尼、孔子、穆罕默德，周总理应列入圣人之中。连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见过周恩来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夫人也说：全世界啊，我只崇拜一个人，就是周恩来。
这就是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使徒精神！他夜以继日地燃烧自己的生命之火，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人。他的影响没有国界，超越了意识形态。他既是共产主义的圣徒，也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圣贤。
三、为什么追逐共产主义之梦需要共产主义使徒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有两大梦想，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二是实现终极奋斗目标共产主义之梦。前一个梦想，既包含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更多地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奋斗目标。后一个梦想，则是在实现前一个梦想后继续奋斗，去冲击终极目标。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了，共产党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再存在了，整个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但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据此，我以为，中国共产党人追逐共产主义之梦，为什么需要共产主义使徒精神，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
◎是否有乳糖不耐受可以化验尿还原糖。如果宝宝没有乳糖不耐受，想继续喂母乳也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注意回避前面提到的鱼虾蟹、蛋、牛奶、大豆、花生这些易过敏食物。但如果继续喂母乳很长时间腹泻还没好，建议把母乳先停掉。
（一）共产主义之梦犹如攀登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没有共产主义使徒精神是登不了这个顶的。珠穆朗玛峰在2018年5月经美国科学家通过精密卫星系统获得最新高度为8849.868米。这被许多人视为畏途。今年5月14日我国年近七旬的残疾人登山家夏伯渝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登顶，实现了持续40多年的梦想。还在40多年前，他跟随国家登山队首次冲击珠峰，由于将睡袋让给队友，导致自己腿部冻伤截肢。没有了双腿，这对于一般人来说，生活都很困难，还想登珠峰是根本不可能的痴人梦语。但夏伯渝要挑战这个不可能，更加激发了他一定要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决心和意志。他装上假肢，不断刻苦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尝试攀岩、攀冰等运动，并每天爬一次香山，为登顶珠峰做准备。2014年至2016年连续三年，他以顽强意志，令人难以想象地向珠峰发起过冲刺，或遭雪崩，或遇大地震，或为保护向导，都未能登顶。但这些际遇并没有使他改变初心。他表示：只要我活着，就有机会再上珠峰。今年5月，是登峰好天气，在北京做好充分准备后直奔珠峰大本营，终于在14日登上顶峰，圆了40多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梦想。他说：我能登上珠峰，是梦想的力量，是永不放弃的结果，只要努力一定会有收获。
夏伯渝身残志坚，追梦珠峰，终于成功。这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以很大启示。实现共产主义梦想，就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夏伯渝就是这种“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他的登顶精神，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共产主义使徒精神。只要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使徒精神，一代又一代人，乃至十几代人、几十代人，像夏伯渝那样不改初心，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再继续接力矢志不渝，最终一定会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追逐共产主义之梦要准备进行具有许许多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而十分艰巨的斗争，没有共产主义使徒精神是应对不了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任务时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习近平这里讲的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进行的伟大斗争。而这个新时代充其量只是持续到2050年新中国成立百年之际，即最初所设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时。按照邓小平所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此后才能将为实现共产主义之梦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提上议程。在这样漫长的历史阶段，要面对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很难完全预料的，肯定比目前新时代遇到的会复杂得多。这种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也会比《西游记》的唐僧取经还要更加艰巨、复杂，时间也会长许多。唐僧取经经受的磨难已令人惊心动魄，为实现共产主义之梦而奋斗所进行的斗争和经受的磨难会更加惊心动魄不知多少倍。如果说唐僧取经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就是共产主义使徒精神，那么为实现共产主义之梦就更加需要这种共产主义使徒精神。
（三）圆共产主义之梦，要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但同传统观念决裂会比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决裂困难得多，没有共产主义使徒精神是不可能实现这种决裂的。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4]305-306此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据此作了些归纳。我们党在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论及这个问题时指出：“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15]449-450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上述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还参考了其他一些相关论述，在我看来，对共产主义社会标准可以归纳为这样六条：（1）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不断涌流，社会产品极大丰富。（2）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再存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劳动者就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者。（3）社会成员将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劳动和工作，社会将根据每个成员的实际生活需要，分配个人消费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4）彻底消灭阶级差别和重大社会差别，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将不再存在。（5）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社会成员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新人。（6）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彻底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将完全消亡。那时，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虽然存在，但其社会职能是作为自由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履行职责。
这里的许多条件，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都能解决。但是，关于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一条，可能不那么容易立即达到相应的高标准要求。因为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具有相当的滞后性。当然，也好办，没达到继续努力，什么时候达到了再宣布进入“共产主义时代”。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要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一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二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前者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后者也可说是消灭私有观念。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实践看，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曾经消灭过生产资料私有制，但这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又得到迅猛发展，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家经济发展总量中目前已占大半壁江山。这符合目前国家发展进步的需要。只有到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考虑以怎样的方式来解决它的去留问题。目前它还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如果现在就提出它的去留问题，则完全脱离了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是值得警惕的一种错误倾向。至于私有观念和其他传统观念，在现阶段凡没有违背宪法、党章要求的，都是允许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目前认为具有某种“合理合法”性的私有观念和其他传统观念，可能也会相应地有所变化，那也是将来好多年的后话。问题在于许多与共产党员要求和现行法律政策相背离的私有观念和其他传统观念还异常根深蒂固，对社会危害相当严重，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凡是参加了共产党的，本来都应当是先进分子。但实际上我们国家这么大，党员这么多，如毛泽东所说，不少人是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或者根本没有入党。这种情况发展到严重地步就出现了腐败问题。据有关方面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被绳之以党纪国法的“老虎”（包括正国级和副国级的省部军级干部）达400多人，拍打的“苍蝇”有153万之多。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战果”相当于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决战歼敌人数的总和。尽管就我们这个近9000万党员的大党来说，这150多万是个区区小数，但在世界上来说，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人口，因而也异常触目惊心！这些人腐败，说到底，就是有极其严重的私有观念。这也说明要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和过程！不必说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就是现在要使全党具有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也不那么容易啊！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永远在路上！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要培育和造就共产主义使徒精神。只有这样坚持下去，一代又一代地持续接力，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才能圆共产主义之美梦！因此，周恩来的伟大圣洁的共产主义使徒精神，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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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Enlai: A Great Saintly Communist Apostle
SHI Zhongquan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80)
Abstract: Even though communism is not a religion,the communist beliefs demand communist apostles.Comrade Zhou Enlai unswervingly keeps adamant belief in communism,risks his life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the communist course,stands misunderstandings and even takes the fall for others to maintain the overall situation for Party unity and state stability,keeps veracious and pragmatic and works diligently and meticulously,concerns for the people and compassionates them with their suffers,unites everyone who can be united and widely makes redoubtable and outspoken friends with sincerity of a communist spirit,befriends the neighbors and expands partnerships with communist magnanimity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in the world,disciplines himself rigorously with communist principles for frugality and a clear divis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Zhou Enlai is a great saintly communist apostle.To catch the communist dream demands the communists to uphold the communist apostolic spirit.
Key Words: Zhou Enlai; communism; communist apostle; communist apostolic spirit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9)01-0076-14
收稿日期：2018-10-27
作者简介：石仲泉，男，湖北红安人，中共党史学家，研究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 孙小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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