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入手，破解党的理论话语偏离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实际以及脱离人民群众的错误，建构起包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认识论命题、“理论必须要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马列主义新文风”的标识性概念、“说群众懂得的话”的表达风格等在内的实事求是话语体系。解读这一话语体系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要立足“实事”展开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创新理论话语，要形成中国文化标识的新命题、新概念和新表述，要善于运用体现人民性的话语表达方式。
［关键词］毛泽东；实事求是；话语体系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认识论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实事求是话语体系的确立，倾注了毛泽东同志的智慧和贡献。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1]（p25）这段陈述既是对毛泽东创立实事求是话语贡献的肯定，又指出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值改革开放40余年之际，重温毛泽东实事求是话语的形成，探究实事求是话语的体系结构，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人体概念域的部分特点被投射到目标域中，依据的是两个概念域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因此我们根据相似性在认知中的作用（黄碧蓉，2013）将人体隐喻分为三种类型：形貌相似隐喻、位置相似隐喻以及功能相似隐喻。虽然这些分类在依据上不同，但人体词语义转移的隐喻机制是类似的。
一、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话语的探索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的根本要求。在理论阐释中，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直接提及实事求是话语，但是他们在批判旧哲学的过程中，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为实事求是话语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探索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致使革命实践遭受重大挫折。正是在挫折的反思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倾注到中国革命实践与中国文化之中，创新性地形成了实事求是的话语体系。
第一，以“反对本本主义”来纠正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错误。在土地革命初期，尚处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既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也没有直接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而十月革命胜利及共产国际权威也助推了俄国经验的话语影响。在此语境下，党的理论出现了严重教条化、主观化的倾向，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其主要特征是把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模式化，将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绝对化，对革命不做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而是依据现成的经验与主观臆想，致使革命遭遇挫折。毛泽东意识到，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继续任其在党内生根和蔓延下去，将会捆绑住党的正确思想路线，这是党夺取革命成功的致命威胁，“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2]（p111）。由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p112）为此，他提出了“努力作实际调查”的工作方法，强调“本本主义”的做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2]（p113、115）只有这样，才能“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才能扭转这种方向性的错误，才能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和策略。
第二，以“有的放矢”来破解党的理论和思维脱离现实国情的错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大批留苏人士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党的理论薄弱的不足，同时也潜伏下党的理论脱离中国实际的危情。部分人不顾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不顾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中包含的差异性，一味依从于共产国际，对俄国经验及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并将其分毫不差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其结果是党的理论严重脱离了实践。为解决这种理论与思维严重脱离实际的问题，毛泽东开始思考去改造无产阶级政党的思维方法与工作方法问题。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他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并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3]（p522-523）同时，他还将此方法与党面临的现实紧迫任务联结起来，强调必须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p534）。而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明确指出要坚持“有的放矢”的态度与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来射中国革命这个“的”，任何偏离这个“的”的马克思主义运用都是犯了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p801）可以说，毛泽东的“有的放矢”论，破解了党的理论和思维脱离现实国情的问题，扭转了当时党内存在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第四，“说群众懂得的话”的人民性话语风格。就话语阐述与表达而言，马克思说过：“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7]（p299）。这里，他指出了理论的阐述与宣传话语、民众接受话语在具有一致性的同时，也强调了两者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话语只有采取恰当的表达形式，符合人民群众的交流习惯，才能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进而达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8]（p11）。这就意味着，党的理论要掌握群众，除了理论本身因真理性而具有说服力外，还需要在话语表达上体现人民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批判“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4]（p831），是一种逆历史发展潮流的话语表达形式，并要求党要“说群众懂得的话”。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4]（p831）为此，他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p831）简言之，党的理论话语在表达上要符合人民群众日常交流和理解的需要，要体现人民性，说群众听得懂的话。只有这样，党的理论话语才能真正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实现其历史使命。
二、毛泽东实事求是话语体系的逻辑架构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于反对和纠正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构建起包括认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表达在内的理论话语体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地回答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构成了毛泽东实事求是话语的逻辑架构。
第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认识论命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起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认识，才可能具有指导实践的效用。在探索中，毛泽东立足于这一原则，针对党存在的认识脱离实际的问题，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认识论命题，强调实践调查是认识形成的根源基础，只有这种认识形成的话语才具有权威性，才具有“话语权”。对此，他明确指出：“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2]（p109）。至于为什么要必须进行实践调查，对此毛泽东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回答：一是离开了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就会“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的错误”[2]（p112），这是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根本原因；二是因为实践调查的终究目的是解决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实际调查研究。这里，毛泽东从实践调查与解决问题关系视角，指出了实践调查的重要性。对此，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因此，“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p110）。可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认识论命题的提出，构成了实事求是话语的基础性命题，是坚持实事求是并正确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
源指的是可以通过传输介质（对河流廊道而言主要是水）为邻近的生态系统提供物质和能量，而汇指的是从相邻地方吸收物质和能量。
现有的转基因食品分析检测技术，适用的范围和优势不同，能够为各项检测分析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随着转基因食品的不断增加，为保证食品安全，还需要进行相关分析检测技术的研究，提出有效的检测方法。
第二，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创新中国理论话语。实践是理论的发源地，理论是实践的向导，二者相辅相成，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及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发展。其中，问题意识都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不针对问题的实践是盲目的，而不针对问题的理论是无用的。马克思说过：“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1]（p289、289-290）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都是这些伟大思想家思考和研究各自时代问题的智慧成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0]（p20）回望实事求是话语建构的实践历程，不论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认识论命题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等，都是针对实际问题意识的成果。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风”的标识性概念。一般说来，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理论话语的形成，其困难在于将理论遗产与实践相结合，以实现对理论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标识性概念。在探索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和实践经验，在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性地运用体现中国文化的“实事求是”作为标识性概念，并赋予其以新的内涵，将它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用过‘实事求是’这个词汇，但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做的高度概括。”[6]在理论阐释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内涵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读，指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4]（p801）而其目标就是要求“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4]（p801）。可以说，这个概念界定，不仅指出了实事求是概念的实践界限以及主体、客体和人类认识行为的关系，符合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同时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使之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意蕴。
第三，以“反对党八股”来改变党的话语表达脱离人民群众的错误。一般说来，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内容决定形式，而合理的形式也会有助于提升内容的价值，正如马克思说过：“如果不是表达内容的形式，就没有任何价值了。”[5]（p552）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存在的教条化、主观化倾向折射在话语表达上的问题便是严重的“八股风格”，即充满了脱离实际、华而不实和形式主义的空话和套话。这种话语表达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表达形式的要求，又与人民大众接受、交流的实际和需要相脱离，严重阻碍了党的理论的大众化。早在1932年，张闻天曾在著述中指出了党的宣传话语所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文风教条化现象，但由于革命形势的紧迫，这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到达延安后，思想改造运动的对象由高级干部转向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这意味着党的理论话语宣传的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话语受众群体的改变和革命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党在理论宣传上必须契合对象的这种变化及其接受特点，即要采用更加人民性的话语表达。正是认识到党在话语表达上存在的问题以及现实人民性的话语需求，毛泽东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将改进话语表达提升到整顿党风的高度，并为“党八股”定性：“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4]（p827）。而在《反对党八股》中，他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指出“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由此，只有祛除这种教条主义的文风，“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p844）的话语表达，即“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4]（p841）“反对党八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党一直存在的话语表达上不符合人民大众和革命实践需要的错误。
三、毛泽东实事求是话语体系的当代启示
第一，要立足“实事”展开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同各种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思想斗争中，建构起实事求是的话语体系，保障并推动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以后，正是立足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排除了各种“左”与“右”的干扰，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然而，社会发展注定不是平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会遭受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近年来，包括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在我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们借着当下“百家争鸣”的思想环境，攻击或否定马克思主义，致使党内外无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而崇拜、照搬这些思潮的现象同革命时期如出一辙，只是换了面孔而已。
实事求是话语体系的形成以及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解决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思想保证。可以说，没有实事求是理论话语的确立，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和发展，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意味着有新的任务和担当。在新的历史阶段，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实事求是的话语体系，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整个国家建设发展将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它们是创新中国理论话语的前提条件，即中国理论话语要以新的实际问题为导向而获得创新。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10]（p14）由此，在世界走向全面一体化的今天，理论工作者们既要潜心书斋学习和研究前人智慧，又要不时走出书斋关注和考察中国实践，将理论见之于实际，从而在中国和世界的大背景中，确立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意识和问题体系，并在这样问题架构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逻辑、未来趋向和实践方案等，进而创新出符合新时代需要并能推动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的理论话语。
由表4可知，与水驱阶段相比，二元复合驱采出程度增加幅度在10%～19%之间。随着表活剂吸附浓度的增加，日产油量、累积产油量和采出程度降低。表面活性剂吸附浓度由0.05wt%增加到0.25wt%时，采出程度在54%～63%之间，与聚合物相比，表面活性剂的吸附对驱油效果产生的影响更强，在选择二元体系注入表面活性剂浓度时，需重点考虑表面活性剂的吸附。
第二，“理论必须要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理论是抽象的，实践是具体的，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和思维只有和具体的实践相对接，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实践探索中，毛泽东指明了党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4]（p797）；其实质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4]（p800）基于此，毛泽东用“理论必须要联系实际”表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并用具有中国文化思维的话语表达对其进行了阐释。在他看来，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其蕴含的方法为：能动地通过实践环节，也就是中国传统之“格物”，让主体见之于客体进而升华主体认识，再与新的客体相联系，从而完善和求得真理，即“致知”，以此实现对现实的优化和改造。同时，他还用成语“有的放矢”给予了进一步形象化的说明：“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不仅使“理论必须要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具有了中国式的思维性、文化性和智慧性，同时也确立了此方法论原则在实事求是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这样不顾中国国情与客观实际地照搬“他者”学说、否定并抛弃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一种新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搬用西方理论学说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问题意识、道路选择和未来走向，全然不顾其搬用的理论所生效的“他者”文化和实践。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9]（p170）也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伟大意义以及对各种错误思想危害的洞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0]（p8）由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不仅要立足新时代中国的“实事”客观地探求其本真规律，更要立足中国的客观实际展开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在对错误思潮的有效批判中保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推进。
第三，要生产出中国文化标识的新命题、新概念和新表述。实践发展带动人类认识的增长，从而推动话语的规律性发展。随着人类认识水平提高，新的概念和范畴累积增加，新的命题亦相应增长，而随着这些概念、命题对相关对象进行富有校准性的解释和指导，话语便得以推陈出新。一般说来，话语创新的首要标志在于相关命题的提出，并形成与此相应的标识性概念，它是话语的外在形式，其目的是便于人们更好地、更直接地去意识它、接受它和运用它。改革开放以来，在与世界的全面交往中，由于深受“他者”话语、思维和方法的影响，我国理论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话语创新的这种内在规律性，对“他者”话语及相关概念、命题和表述采取拿来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很难形成符合客观实际的新命题、新概念和新表述，难以形成原创性的话语，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也就行之艰难。
鉴于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10]（p18）同时，他还指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0]（p24）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陈述明确了对待“他者”话语要采取科学分析的正确态度，既不能停留在对“他者”话语部件的照搬层面，也不能粗暴简单地全盘否定，而是要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善于将人类的智慧成果改造、融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创新出中国话语，生产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又具有中国文化特质，同时又能契合时代与形势发展需要的新命题、新概念和新表达。
第四，要善于运用体现人民性的话语表达方式。话语内容和形式密不可分，二者必须协调一致，方能达到话语的目的。在《新工具》里，培根就认为，话语的意义依托大众的理解，话语表达不当便会在心灵间造成严重的阻隔。这就要求理论话语只有采用符合话语接受者的表达方式，方能获得理论被认知、接受和运用的目的。向人民群众传达党的思想理论，就要选取和运用符合他们认知和接受能力的话语表达方式。毛泽东同志反对党八股，其目的就是要纠正党在话语表达上不符合人民性的错误，铲除党与群交流的话语壁垒，取而代之的是运用体现人民性的话语表达方式。这种话语表达，具有共识性、通俗性、大众化等特点，易于被人民群众听懂和理解，进而易于为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
在新时代，党的思想理论只有为人民群众所认识和理解，方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和接受，才能“撸起袖子加油干”。这需要党的理论话语表达上要体现人民性，如此才能将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思想阐释和传达给人民群众，调动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激情和创造力。鉴于此，在实践中要杜绝将党的理论教条化灌输给人民群众的非实事求是做法，坚持运用体现人民性的话语表达方式。一方面，作为理论话语生产者，既要继承中国语言文化中有生命力的话语资源、吸收“他者”语言中美的因素，又要到群众中去感受和学习人民的生活语言，汲取人民的话语智慧。这样，从内容上让党的理论话语“从群众中来”，进而“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12]（p3）另一方面，作为理论话语的阐释者和传达者，担负着把党的理论回馈“到群众中去”的使命，要杜绝把党的理论话语变成刻板教条的说教，而要选择贴近人民日常生活的大众化话语表达，尽可能将抽象的理论话语转化为直观形象的生活感知，把广大人民群众听不懂的理论话语转化为日常的生活语言和审美语言，进而实现理论应具有的功能。
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方法空泛，重理论知识灌输轻实践实训操练，重共性培养轻个性化辅导，重基础知识讲授轻创新培育辅导的现象严重,这使得学生在实践能力上缺乏操作性，素质上缺乏发展性，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较窄，自主创新学习能力较差。同时，有些老师自己缺乏创新意识，从不主动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在教学中也不注重引导学生创新。学生主动探索精神不足，动手操作技能弱，缺乏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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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7.00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7-0027-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对外话语的学理性研究”（15YJCZH067）；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当前我国对外主流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16MLB00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话语的学理性研究”（2015SJB001）。
作者简介：黄婷（1978—），女，安徽庐江人，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助理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梅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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