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以教材建设为起点，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在研究方法上，摆脱了以往僵硬的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解较之以往更为深刻。当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如何准确理解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对历史上的思想家说过的话作出合理的解释，依据现代价值尺度来体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恰当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是尤须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传统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20 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曾一度被认为是伪科学的政治学得以重新恢复，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也重新开展起来。自此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学科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几十年来，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与水平上，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我们国家走向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学术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总结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经验，对于促进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进展
作为在高等院校重新恢复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时强调，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华大地发生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苏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栉风沐雨，强健筋骨，以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巨笔“绣”出一座古韵今风的现代化国际化名城，有效践行了时代的重托。
（一）教材建设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重建
说到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恢复，首先应该说到的是两部标志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一是由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四位先生编写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另一部是刘泽华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刚刚开始拨乱反正，从极左思维中走出的时候出版的两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如果说20 世纪初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话，那么，这两部著作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则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后来，学界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规定性以及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等关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讨论，都是在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2.1.5 学生安全和纪律状况总体良好，但安全隐患也应重视 由于学校层面及工程学院对学生管理较细致、要求较严格，对外出组织活动有限制，总体上，学生的安全状况和纪律状况良好。然而，学校周边的安全隐患也不能忽视，如娱乐场所、交通、食品安全等。部分学生在课余偶尔参与打麻将、玩扑克牌等娱乐，有三成学生在此娱乐中有一定的经济刺激行为，需要加强思想教育。学生宿舍无门禁带来的安全隐患，应引起重视。对学生使用大功率电器的问题，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安全教育，同时也应积极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条件，满足学生的合理生活需求，治标更应治本。
教材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当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在高等院校恢复以后，人们面对的是基本没有教材可用的情形，当时，民国时期萧公权先生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在大陆已近绝迹，20 世纪50年代吕振羽编写《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也很是稀见。于是，在80年代以后，一些院校开始了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的编写工作，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适于本科教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刘泽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朱日耀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邵德门先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桑咸之先生和林翘翘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以及宝成关等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再到后来，教育部开始组织编写高等学校统编教材，又有了刘泽华、葛荃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教材，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以及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面向21 世纪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000年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又被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三批重点教材，曹德本、宝成关、葛荃、孙晓春等人被确定为首席专家，组织编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目前这部教材已经为国内许多高等院校政治学专业使用。近来，又有张星久教授编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问世。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努力，最初没有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可用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变。
教材编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基础。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培养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队伍，使得人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有所认识，促进了人们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主题的发掘。延至后来，几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鸿篇巨制，如刘泽华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实际上都是最初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编写工作的延续。
所有到门诊就诊的心脏病患者，无论他们住院与否，社工都进行随访。社工提供专门安排以保证所有的心脏病人，无论是住院患者还是门诊病人，都能在门诊得到有定期随访。表格显示病人来源的社会分类和随访的结果。由于工作岗位的短缺，同时也由于许多壮劳力处于失业状态，在帮助病人获得工作方面并未取得多少成效。不过，少数心脏病人可以继续从事自己原来的工作。
改革开放改变了以往几十年间中国大陆学术界的闭锁状态。自20 世纪80年代以后，港台以及一些留旅美华人学者，如韦政通、徐复观、余英时等人的思想史论著被陆续介绍到国内。这些论著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与这些论著相比，当时大陆的思想史研究水平还有着相当的差距。值得高兴的是，经过近几十年的努力，大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已经不再落后。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以往时代的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结晶，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主题。自春秋战国以后，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围绕义与利、天与人、民与君、王道与霸道、君统与道统、德治与法治、善政与暴政、人性的善恶等主题曾经有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有些时候甚至在思想家之间会发生激烈的论争。思想家对这些主题的认识，体现了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也体现了思想家各不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古代思想家在这些问题上有着各不相同的认识，但在更抽象的水平上说，人们都是要通过对这些主题的讨论，来说明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这恰恰是古往今来人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学理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很少有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讨论。当中国政治思想史在部分高等院校恢复以后，人们最初运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只能从传统的历史学和其他思想史门类那里获得。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思想与方法的僵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何实现分析方法的突破，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以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着许多常识性的教科书观点。例如，在以往的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常常把唯物还是唯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由于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的密切关联，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理解思想家的哲学世界观与其政治主张的关系，便成为人们认真对待的问题。按照常识教科书的观点，把唯物与唯心作为有关思想家价值判断的标准，我们的研究工作将会变得至为简单，历史上那些凡是属于唯物主义阵营的思想家都是好的思想家，而被划进唯心主义阵营的思想家则大都是不好的思想家。于是，先秦道家的老、庄，宋明时期的二程、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都是不好的思想家。然而，这些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显然，把思想家的哲学世界观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无助于我们认识全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有一个至为简单的逻辑问题：对于历史上的思想家来说，即便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但并不等于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也是深刻的，反之，那些认为世界统一于精神的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也未必不深刻。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走更多的弯路，只是在20 世纪80年代初，有极少数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讨论思想家的哲学世界观是唯物还是唯心的问题，而在后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很少有人用唯物、唯心的观点去评价思想家的思想学说。摆脱常识教科书观点的结果，使历史上的思想家在我们的研究中获得了公平的对待。
再如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着森严的等级结构的社会，不平等是每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们共同面对的事实。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不平等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对于不平等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现时代的人们来说，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历史上的等级结构与不平等，从而弄清不平等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了以往历史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生活在以往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不平等的，他们对于社会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认识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于优良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判断。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无疑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科学方法。
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阶级分析方法却被弄成一种僵化的公式，人们大多以为，历史上的思想家一定是某一特定阶级的代言人。于是，为历史上的思想家划成分、定出身，便成了有关思想家的价值判断的关键，例如，孔子究竟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还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庄子所代表的是社会下层平民的利益，还是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曾一度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及至20 世纪70年代的批儒评法运动，更是把这种僵硬的“阶级分析”发展到了极致。
前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回顾，显然不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全部成就。但这些已经足以证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前景很是值得期待。不过，在我们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进展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政治思想史毕竟是改革开放以来重新恢复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不足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但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逐渐摆脱以往那些僵硬的分析方法的过程中，研究方法也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讨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是刘泽华先生，他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注意学科自身的认识规律循序而进”，开展以思想家为单位的列传式的研究、流派研究、思潮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等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① 参见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 期，第87－88页。虽然刘先生的这段话还没有说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但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后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关研究方法的讨论日益深入。葛荃教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理特点及方法论刍议——以董仲舒天人政治论为例》（《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4 期）一文中指出，应该“以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方能将这一错位多年的学科放回原位，从历史学领域的专门史回归到政治学学科的专业基础，成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奠基学科”。岳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路径和方法》（《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 期）一文中则主张在对历史人物、思想流派、思潮、概念等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对各种研究路径的综合使用”，并且要注意专题研究与综合分析相结合、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相结合、逻辑与实证相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孙晓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与现实关注》（《天府新论》，2015年第4 期）一文，讨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主义方法与研究者的现实关注之间关系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虽然人们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还有不同的意见，不过，对研究方法的多元理解，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得以繁荣的基本前提。
在对 LW16-40.5型断路器的检修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标准能否达标，确保断路器能够完成相应的合分工作。
（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深度解读
近年来，学界同仁在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人们在中西方思想史中发现了许多可供比较的思想家和思想主题，如韩非与马基雅维利、孔子与苏格拉底、先秦儒家与古希腊哲学家、老子与柏拉图、董仲舒与阿奎那；中国传统的道义观念与古希腊的正义论、儒家与古希腊哲学家的中庸思想、中西方的法治思想、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等等，比较的范围十分广泛。虽然对这些主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但这对于拓展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加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认识无疑大有裨益。
所谓政治哲学，简而言之，就是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性判断，在政治哲学领域里，人们关注的不是现实的政治生活是什么，而是“应该”（ought to be）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历史上，凡是对优良的社会生活有着强烈追求的思想家，大多会对理想的政治生活作出构想，而思想家所构想的理想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就是思想家逻辑思维的结晶。历史上思想家在理论上所做的有关“应该”的政治生活的论证，便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他找老鸨商量，从腰包里掏出一些钱币，把胡利安娜弄了出来。胡利安娜和克里斯蒂安同骑一匹马。爱德华多不愿多看，用马刺猛踢他的花马。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它是古代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源头，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基本的价值观念主要是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哲学中获得的。在向社会大众输出价值观念的同时，传统政治哲学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基本的制度理念。可以说，解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在深层的意义上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最早提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是刘泽华先生。其所作《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这个前言后来在《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 期刊发出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政治哲学问题，并且根据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实际，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应该包括天人关系、人性论、理、必、数、道等必然性理论以及历史观等思想主题。①参见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第84－85页。虽然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涵的理解而言，这一说法未必精当，但把政治哲学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提出来，却无疑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厚。其中刘惠恕的《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以儒家政治哲学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对先秦儒家至明清之际儒家政治哲学的发展进程以及儒家政治哲学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周桂钿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从传统儒家的经学入手，对儒家的天人观、民本论、德治论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张师伟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则更加注重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在逻辑的解读，作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天人问题、道义与伦理、民本思想的实质与理论价值等思想主题均有独到的理解。
其实，我们所以从事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无非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所讨论的是古往今来的人们共同关心的思想主题，对于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来说，这些思想主题有着相同的意义。所以，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不仅仅是要弄清历史上的思想家曾经说了些什么，而且要在对中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准确解读的基础上，弄清楚我们自己要说些什么。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比以往时代的人们幸运得多，这是因为，当我们对东西方思想史上那些永恒的主题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有着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思想空间，有着更多的思想资源可供我们参考。虽然目前的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还远未达到我们期望的水平，但假以时日，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一定能够进入更高的境界。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时日尚短，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在整体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应该如何定义、传统政治哲学主要包含哪些论题、这些思想主题又是在怎样的程度上联结为有机的整体；在缺少古希腊那样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思想家是循着什么样的逻辑实现其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判断的；作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传统政治哲学是以怎样的方式向社会输出价值观念的，这些价值观念又如何规范和约束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过程。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这将在根本上决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质量。
在全国大中型灌区中，工程配套率仅为70%左右，骨干工程完好率只达到50%，斗渠以上沟渠配套建筑物完好率不足51%。典型地区调研结果显示，6个县（区、市）的田间工程配套率也只为20%~70%。
（四）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主题的广泛发掘
最能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进展的是内容丰厚的研究成果。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著问世，同时，也有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发表。据不完全统计，自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目的与研究方法、中国传统的治国方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外政治思想比较、传统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等思想主题，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就有千余篇。这些主题显然不是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全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LPS(2 μg/mL)刺激能显著诱发 Caco-2细胞中IL-1β、IL-8和TNF-α的mRNA转录(图2)。不同浓度的辣木多肽处理能够抑制IL-1β、IL-8和TNF-α的异常转录。与模型组细胞相比，高浓度的辣木多肽(100 μg/mL和150 μg/mL)能够分别降低模型细胞中IL-1β转录水平至32.8%和44.3%，IL-8转录水平至32.6%和35.0%，TNF-α转录水平至25.7%和33.5%。抑制IL-1β、IL-8和TNF-α等的过度表达能够直接改善肠组织炎症水平，从而缓解高炎症环境所致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丢失的发生[1,12,13]。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事实上的停滞，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根本无从谈起。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建设日益走上正轨，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也逐渐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而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切入点，则是对比较研究的必要性的认识。任剑涛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 期）一文，就这一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证；孙晓春的《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0 期），从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需要出发，讨论了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之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五）渐入佳境的比较研究
关于政治思想比较研究，这里说的主要是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当然，中国历史上不同思想流派、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之间也有比较的价值，但显然没有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来得重要。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源自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思想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种思想传统，它们产生于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这两种思想都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它们所及的范围内，都起到了向社会大众输出价值观念、规范政治过程的作用。①参见孙晓春：《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0期，第53－58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东西方的政治思想都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的，在地理环境阻隔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思想传统之间相互比较是无由发生的，甚至也无法判别二者之间孰优孰劣。然而，在东西方阻隔状态不复存在的今天，这两种思想传统之间的比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由于近代以来中西方两种思想传统的交融，中国政治思想循着自身逻辑发展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人类共同思想遗产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与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才能得到说明。
在近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几乎上述所有思想主题都被学界同仁发掘出来，在对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主张作了深入解读的基础上，又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表达了自己对这些思想主题的看法。对这些思想主题的研究，不仅表明了学界同仁从传统政治思想捕捉思想主题的能力，也体现了当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刻理解。如果说观念的进步是社会生活质量提高的前提的话，对传统政治思想主题的发掘与研究恰恰是我们实现观念进步的重要一步。
以往说到政治哲学，人们大多是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哲学说起，很少提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时至今日，也还有人坚持认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政治哲学。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其实，要回答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自己的政治哲学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弄清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自己的哲学。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传统哲学存在，那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也就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是有着相当难度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它要求研究者对于中西方的政治思想本身都有着深刻的理解，能够发现中西方政治思想所蕴含的相同或者相近并且有着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主题展开研究；另一方面，更要求研究者能够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对中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那些可比较的思想主题给出我们自己的见解。所以，与单一的中国或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比较研究对研究者有着更高的要求。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体现着古代思想家对于优良的政治生活的追求，它蕴含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共同关心的永恒主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什么样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社会政治生活究竟如何才能在道德上来得正当。以往时代思想家思考过的这些问题，现代人仍然在思考。我们之所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以往人们曾经回答过的这些问题，我们仍然要给出自己的答案。而理解以往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则是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获得实质性进步的几十年。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特别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进展。事实上，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解所以较之梁启超那个时代更为准确和深刻，是因为我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解比以往更为深刻。正是由于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进步，才使得我们能够把作为人类共同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置于更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加以认识。
众所周知，问题是数学的心脏，面对一些毫无头绪的数学问题，就需要创新思维，即数学智慧的渗入，这样才能化难为易、予以解决.试问哪种数学课型里出现的数学问题最多——非习题课莫属，但调查发现数学习题课在学生的眼中却并不是那么受欢迎.本文就以改善初中数学习题课为例，结合智慧学校环境对概念进行一一界定，并对智慧学校环境下的初中数学习题课的优势进行简单剖析.
二、当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以往那种僵化的“阶级分析”方法逐渐退出了学术舞台，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已经不再有人通过给思想家划成分的方法来解读和评价历史上的思想家。可以说，改革开放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思想观念的解放和研究方法的突破。
“行数十里”，译为“they had journeyed twenty or thirty li”。“里”译为“li”，直接按照汉语拼音来翻译。“秩八百石”，译为“a stipend of eight hundred piculs of grain”。“石”译为“piculs”，并在这一单位之后表明这是谷物。
（一）如何准确解读以往思想家的思想学说
如何准确理解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对历史上的思想家说过的话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是当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尤其需要重视的问题。已故学者韦政通先生曾经说，思想史研究是“今人和古人的对话”。这句话道出了思想史研究的真谛。但是，由于对话的另一方已经作古，要使这场对话得以进行下去，只能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对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作出阐释。所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是一项很有主观性的工作。正因为如此，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具有什么样的理解力，便成为决定全部研究工作质量的关键。
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我们全部的研究是从解释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开始的。虽然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很有主观性的工作，但对思想家思想学说的解释却不可以是任意的。我们应该自觉遵守的研究准则，便是对历史上思想家说过的话作出符合原意的解释。
就恰当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政治思想而言，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总体状况是好的，但不顾思想家的原意，对思想家说过的话任意解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甚至是我本人参与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也是如此。例如，孔子曾经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论语·泰伯》。，这句话十分清晰地表达了孔子的愚民思想。这一部分书稿最初是我提供的，但在后来统改书稿的时候，许多参与审改的人员认为，孔子是不会主张愚民的，最后竟把这句话解释为孔子教化民众的主张，认为孔子如此说是因为他发现“教育民众时面临一定的困难”。由于对孔子这句话的曲解，人们便无法将汉代贾谊的“民萌”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以及唐代韩愈“尊君抑民”的思想主张放在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内加以理解。
再如，关于墨子的政治思想，有的学者以清末民初梁启超的说法为据，把墨子“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①《墨子·尚同上》，载《诸子集成》（第四册），中华书局，1954年，第44页。的尚同主张，与霍布斯、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等同起来② 参见徐希燕：《墨子政治思想研究》，《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4 期，第46－56页。。不错，梁氏确曾在其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说：“墨子所说，与欧洲初期之‘民约论’酷相类。‘民约论’虽大成于法国的卢梭，其实发源于英国的霍布士和洛克。彼辈之意，皆以为人类未建国以前，人人的野蛮自由，漫无限制，不得已而相聚胥谋，立一首长，此即国家产生之动机也。其说是否正当，已和问题，而中国二千年前之墨子，正与彼一见解。”③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16年，第182页。这段话也见于梁启超所作的《墨子学案》。不惟如此，梁启超还认为墨子是主张由人民选择“政长”的。“‘明乎天下之乱生于无政长，故选择贤圣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什么人‘明’？自然是人民‘明’；什么人‘选择’？自然是人民‘选择’。”④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82页。这一说法是不小的误会。
通观《墨子·尚同》一篇，只是墨子所说的“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导致“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⑤《墨子·尚同上》，载《诸子集成》（第四册），第44页。，与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情形是相似的。但在霍布斯等契约论者那里，这种社会生活状态只不过是所以应该有国家的理由，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国家则具有契约的属性。而墨子则不然，他虽然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无政长”，但却从来没有说到国家具有契约属性。所谓墨子尚同主张与近代“民约论”相似的说法纯属无根之论。其实，梁启超简单比附西方近代政治思想而曲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情形不止于此，例如，他也曾把黄宗羲主张设立的“学校”比附于西方的议会（见其所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接触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时日尚浅，对近代政治思想的理解不够深入，人们往往未经细审，便把中国历史上某些思想家的主张附会于西方近代的某些思想主题。这既是学者的认识局限，也是历史时代的局限。当代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地理解西方近代的政治思想，也有机会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如果我们不能纠正近代学者的错误，也不应该把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再犯一次。
（二）如何依据现代价值尺度体认传统政治思想
如何依据现代价值尺度来体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恰当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仍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一句话在学界很是流行，叫作“吸取精华，排除糟粕”。作为原则性的说法，这句话永远不会错。但几十年来，却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在逻辑上，如果我们认定传统思想中某些东西是糟粕，我们便已经作出了抛弃它们的决定，反之，一旦某些东西被我们认定为精华，便很有可能被当作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继承下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活。如此说来，越是被认为是精华的东西越是需要反思，因为它们有更大的概率影响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几年前，在谈到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时，我引述了鲁迅说过的“不要在倒脏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这句话，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而言，倒脏水时把孩子倒了出去固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情况，但更糟糕的情况却是把孩子倒掉而把脏水留了下来。① 参见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及其当下意义》，《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 期，第57页。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便尤其重要，这不仅仅体现了我们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而且体现着我们认可了什么样的政治生活。
近年来，在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方面，理论界和学术界主导的倾向是强调继承，因此，在论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时候，往往更为注重从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去找寻优秀的东西。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不是坏事。但是，当人们着意于发掘优秀思想传统的时候，便往往会导致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误识。再以我参与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为例，在说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的时候，我提交的初稿把中国早期国家（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概括为“君主专制制度”，可在后来定稿的时候，一些参与审改的专家不同意中国古代有君主专制制度，提议改为“君主制度”。如此说法在表面上看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君主制度”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提法，这一概念并不能说明中国传统社会全部社会安排的本质。这对于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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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关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当一些人认为，“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有人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看作是中国古代的民主观念，有的学者即使承认孟子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别，但又认为民本与民主是兼容的，或者认为民本思想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补充。还有人认为，古代思想家所说的“民惟邦本、政在得民”便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治国理念。① 参见林存光：《“民惟邦本”：政治的民本含义——孟子民本之学的政治哲学阐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 期，第12－20页。此外，关于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特别是法家学派的法治思想，学界也有人试图说明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之间是可以互通兼容的，甚至认为，当代中国依法治国便是吸收和发展传统法治思想的结果。② 近年来，肯定传统法治思想的论文很多，类似的观点可见：李婧：《传统法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求索》，2015年第12 期，第126－132页；谭治哲：《论“依法治税”的传统法治思想渊源——基于法律话语的分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4 期，第122－126页。近年来，像这种过高估价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某些要素的情况很多见，需要我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予以深切的关注。
传统政治思想中是否包含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有益的思想资源，即使是用脚来想，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究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哪些要素可以成为有益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资源，却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在主观上愿不愿意继承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而是我们根据什么样的尺度去区分传统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我们的价值观将决定我们能够从传统政治思想中选择什么。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存在，它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是相依存的。传统政治思想一方面依存于君主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则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着理论上的支持。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评论战国时期的百家之学时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①《史纪·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8－3289页。虽然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有所不同，其政治主张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承认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实现天下大治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只不过由于认识能力和思维水平的差别，其思想学说精粗不同而已。两汉以后，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政治学说与君主专制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为紧密。从战国到明清之际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虽然间或有人对君主专制政治持以批判态度，但是，他们批判的对象大多是君主专制统治的过程，而不是专制制度本身。在这之中，道家学派中的“庄学”延续下来的思想传统或许是个例外，不过，庄学及其后继者在指斥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却把无君、无臣的无政府状态看作是理想的社会生活。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君主专制制度之外找到问题的正解。
由于传统政治思想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之间的天然联系，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价值观念在本质上是截然对立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有益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思想资源并不多。当然，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体，我们有义务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寻找精华并使其传承下来，但这绝不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务。要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健康地发展下去，更需要我们坚持批判精神，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作出深刻的反省。
（三）如何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恰当地表达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关注
恰当地表达研究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关注，对于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尤为重要。在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那里，历史都是一部现代史。即使面对同样的历史事实，不同时代的人们也有不同的理解。思想史研究尤其如此。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在理解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的同时，我们也在表达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如果把梁启超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撰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不同时代的人们从这部历史中理解到的东西大不相同。原因就在于，不同时代的人们面对的是各不相同的社会生活主题，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尽相同的价值理念，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水平和认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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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史是一门认识学科，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我们首先认识的当然是历史，但是，认识历史的目的确在于认识当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洗练我们的思维方式，引导我们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在我们看来，我们从传统政治思想中发掘出来的那些思想主题，不仅在以往的历史时代有意义，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也同样有意义。当我们认识和理解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的时候，我们也在理解着现实的社会生活，也在理解着我们自己。所以，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研究者，都会通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表达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问题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应该怎样表达我们的现实关注。
Luminal型乳腺癌患者内分泌药物治疗依从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吴绍勇等（18）：2528
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叫作学术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这个说法其实不错。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就中国政治思想史本身来说，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并不存在可以简单地拿来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的东西。我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所获得的任何成果，无论其水准如何，都不能用来说明当下中国社会的具体制度安排和治理过程在怎样的程度上是合理的。总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绝不是常识上所说的“应用”。
近年来，也往往有一些学者把“实用”的观点带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来，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把传统政治思想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把思想史上的某些议题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主题简单地拼接在一起。例如，党的十六大以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我们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于是，一些学者便着意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以期通过对“和合文化”的研究为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历史上某些思想家，如春秋晚期齐国大夫晏婴“和而不同”的观点，的确是我们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有这种认识的思想家并不多，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的主流，如果真如说者认为的那样，这种观念真的为中国传统社会接受了的话，就不会有秦汉时期的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不会有清朝的文字狱。用传统的“和合文化”来论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尝试在整体上是不成功的。最近，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推进，又有人把传统“和合文化”和当前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联系在一起，或者把“和合文化”当作中国古代就有协商民主的证据，或者把传统“和合文化”看作是当代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由。类似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论证粗放，生搬硬套。这种研究方式既不能促进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不能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我认为，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有益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我们只能是广泛发掘传统政治思想中那些恒久的思想主题，对于以往思想家曾经回答过但仍然需要我们作出回答的问题，给出我们的答案，从而形成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理念。这才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能够向现实政治生活提供的理论支持。
作者简介：孙晓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价值重构 研究”（项目编号：14AZZ005）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刘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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