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就办好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提出了时代要求。
由此，我们不禁想起一位党的办报办刊的杰出先行者，他就是邓小平。
这，可以从他1933年7月担任《红星》报主编说起。
一
1933年，邓小平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打击，被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当时，这个岗位需要做的事情不多，而他一心想的是怎么能为党的事业做更多的工作，于是主动请求另调工作。
（3）物流园区管理和服务智慧化应用规划。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理念，打破传统业务的管理运营模式，通过开展智慧交通、智慧安防、智慧建筑等项目建设，实现园区运行管理的智能化、精细化和可视化，提高园区管理运营效率；通过开发园区生活服务平台，对接园区内的停车场、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场所，提供包括停车、餐饮、住宿、购物、修理、娱乐等服务，打造一个融合、互动、共赢的惠民综合移动服务平台。
在“不少人对毛泽东有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邓小平敢于刊发这篇文章，并且还是在自己受到“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后刊发这篇文章，体现出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彰显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可贵品质。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当时，总政治部位于瑞金郊外下肖村西边的“白屋子”，《红星》报编辑部就设在那里。
报纸原是铅印四开，第四次反“围剿”时因战事吃紧，改为三十二开本，1933年5月停刊。邓小平主编《红星》报后，1933年8月6日出版第一期，恢复为铅印四开四版，没有再延续之前的期号顺序。[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现在查阅有关文献和回忆文章，都表明邓小平在编辑部期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两个人，他常常是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还以化名或不署名的形式，撰写了大量文章。
凭着敏锐的政治头脑、深厚的文字功底，还有一手漂亮好字，邓小平很快就把报纸办得红红火火，不久就将报纸扩大为八版。到1933年10月，又增办了《红星》副刊。[注]《邓小平传(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7页。
MicroSol® 585XT 采用的微乳化技术是新一代切削液主流技术，该技术能够将传统乳化液的颗粒变得更细更稳定，达到原有颗粒度1/10的水平。颗粒度的减小可以降低实际应用过程中切削液的带走量和补加量。同时，边界润滑和极压润滑的渗透性能将得到加强，在高速切削中有效降低侧面阻力和切屑阻力，从而改善刀具寿命和表面加工质量。
难怪红军指战员在给《红星》报编委的信中说 ：“红星在部队中起到了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为了我们战士的良友”，“现在我们火线上时刻地盼望着红星的速来，无论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报声”。[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二
长征开始后，1934年11月25日刊文介绍了某部一连党支部书记朱锡标同志，“当敌人冲过来距离四五十米时，跑到最前面扔手榴弹，掩护全营安全撤退，结果光荣牺牲”的英雄事迹，并号召红军战士都应该发扬这种坚决英勇的精神，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一)发挥“喉舌”作用，宣传党的主张
《红星》报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是当时传播党的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早在发刊词中就明确了办报宗旨 ：“它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政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注]刘金田 ：《邓小平的历程》，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
邓小平办报后，采用社论、署名文章等形式，及时宣传报道了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如 ：周恩来《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与中央红军当前的紧急任务》、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等。
创办“列宁室”专栏，组织开展了对“战争问题”“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连载了《苏联红军的道路》 ；不定期地出版副刊，编发了《怎样维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中的纪律》《纪律条令与纪律政策》等摘译文章[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对广大指战员和群众学习革命理论起到很好的作用。
开辟“党的生活”“支部通讯”等专栏，从各个侧面生动反映了红军党的建设、政治工作，以及党领导下的青年工作、群众工作等情况，使《红星》报真正办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和“红军政治工作的讨论会”。
特别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后，邓小平带领编辑部，面对艰险的战斗环境和艰难的长途跋涉，坚持编辑出版《红星》报。他们肩挑、手刻、油印，克服重重困难，坚决把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及时传达到连队指战员，做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
(二)秉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说真话”
1933年11月5日第14期，就以《中央苏区红军历次战役胜利表》《中央苏区的游记战争》为题，系统介绍了1933年春到1933年10月的战斗胜利情况，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1934年4月15日第37期，刊发了系列消息 ：《兴国模范营积极参战出击敌人》《会昌珠市区十一乡全体队员一致上前线》《长汀县在模少队检阅会上整连整排加入红军》等，报道了赤卫军、少先队积极参加保卫苏区战斗的情况。[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后来，他还想了很多办法拓宽稿件来源，提升办报质量。比如，采取“优待投稿同志”的方式，鼓励干部战士投稿 ；约请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同志撰写社论、专栏文章，等等。特别是刊登一些理论性、政策性文章时，为了便于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更好地理解，总是配发一些插图，既活泼又易懂，深受喜爱。[注]《邓小平传(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8页。
这里的“子任”就是毛泽东，而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受到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挤，正身处逆境。
7月，邓小平获批准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主编《红星》报。
《红星》报还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创办了“铁锤”等专栏，专门对违反党纪军纪、破坏军民关系的问题，公开点名批评、揭露和鞭挞。例如 ：有一次江西军区在报告“扩红”问题上有虚假现象，《红星》报发表了《骗谁》一文，给予严肃批评。又如 ：1933年12月9日刊登了短评《违抗命令就是帮助敌人》，对不重视中央赤色戒严令的现象作出批评，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帮助干部战士提高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的本领。1934年12月，红军进入广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红星》报刊发中共中央《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主张“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去决定”等等[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4页。，使红军指战员及时掌握和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三)传递战斗讯息，鼓舞人心士气
《红星》报开辟了“捷报”“前线通讯”“前方电讯”“最后电讯”等专栏，及时登载了许多战役战斗和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的事迹。
大学生特质焦虑与手机成瘾以及手机成瘾的五个维度均呈正相关关系，且都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特质焦虑是手机成瘾的危险性因素，即特质焦虑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手机成瘾倾向，尤其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明显：1.不能使用手机时容易出现负性情绪反应，2.手机的使用对使用者有重要意义。而特质焦虑的维度中，负性情绪与手机成瘾以及手机成瘾的五个维度均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公务员考试终开始了。阿东加入了数万人的竞争之中。阿东很幸运。老师的同学在省机关做官，听老师上门去详说阿东的家事。父亲的残腿，还有阿里的哀乐。老师的同学早年丧母，听时眼边竟是有泪。阿东也算有贵人相助，于是，他被录取了。上班的地点就在水果湖，离家不远，骑车20分钟就到。
邓小平办报后，在1933年8月13日第2期，就刊发了署名“子任”的文章——《吉安的占领》。这篇文章坚持客观求是的原则，集中总结了1930年10月红一军团攻占吉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 ：“攻打吉安之所以成功，第一条就是抵制了立三路线的主张。”[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红星》报还创办“红板”副刊，专门刊载红军和苏区军民的先进事迹。如1934年5月至7月，突击“扩红”的模范——瑞金县 ；1934年8月广昌“高虎脑战斗”中，红三军团开展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注]凌步机 ：《邓小平在赣南》，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44页。；等等。
《红星》报之所以深受干部战士的欢迎和喜爱，除了语言通俗易懂、办报形式多样、发刊及时迅达，还重在内容“接地气”。
(四)心系红军建设，关心战士冷暖
《红星》报开辟了“卫生常识”“山歌”“俱乐部”等栏目，介绍火线救治、防病治病的常识，不定期刊登红军歌曲和地方歌谣，还进行猜谜语、趣味问答等活动，丰富了红军战士和群众生活。
关心战士生活。1933年12月31日第22期，刊发短文《你应该写一封信回家》，指出“近日各地红军家属要求红军战士在年节中给家中通一次信，因此，军事委员会特于最近指示各部队，应即进行这一运动”[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号召每个红军战士，在年节给家里写信，回应亲人关切，坚定革命信念。
对新战士关爱有加。为了提高新战士战场生存和作战能力，1934年4月8日第36期的社论指出 ：各级政治机关“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普遍的发动全体干部老战士积极进行巩固新战士的工作”[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1934年7月10日第52期又刊发训令，要求“发动干部和老战士帮助新战士，特别是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长征开始后，看到不少战士没有鞋穿，甚至赤脚行军，《红星》报专门刊发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呼吁各级指挥员重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具体方法。
《红星》报还刊文，帮助指战员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如 ：针对有的干部战士不了解白区环境和群众特点的情况，1934年11月9日发表社论《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指出“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的利益开始”，“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深入到群众中去工作”，才能开展好群众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从现在以至未来，人类社会已然进入“一切皆可编程、万物均要互联”的时代，面对人工智能以及数据开放造成的物理和人身伤害，360集团发布了“360安全大脑-分布式智能网络安全防御系统”，系统汇聚了360十余年的海量数据和4000多项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专利技术，构建起一个集感知、学习、推理、预测以及决策于一体的智能防御系统，为基础设施安全、社会安全、城市安全以及个人安全保驾护航。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迅速发展，地铁盾构隧道在运营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病害现象，这将影响到地铁运营的安全性、经济性和耐久性。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隧道结构的病害问题已有大量研究，但大多是集中于对山岭、公路、铁路隧道结构病害的研究，对盾构隧道结构的病害成因及治理措施的研究相对较少[1]，因而对盾构隧道常见的病害原因及治理措施展开进一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的财务管理体系，难以应对企业合并重组过程中所产生的财务风险。因此财务部门应统一各环节的财务管理目标，以降低财务风险。例如，财务部门首先要建立起财务交接制度，在该制度中物资变化都应得到责任人的确认。当盘点中出现物资缺失的情况时，责任人将承担赔偿责任。其次，财务部门应在合并重组的过程中，成立闲置资产处置小组。该小组可对企业的产能进行有效评估，从而确定出闲置设备。同时该小组也应当在市场中了解这部分设备的公允价值，并依据市场环境设置浮动范围。若出售价格高出公允价值，处置人应当得到相应的奖励。
三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后，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
回顾邓小平主编《红星》报，虽然时间不长，但编辑出版量很大，有70多期，仅1933年发行就达17300多份[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可以说，每一期、每一份报纸，都凝结着编者的心血、汗水和智慧。
2．2 ELISA检测各组小鼠血清IGF－1水平 A组血清IGF－1呈较低水平，B组血清IGF－1水平明显高于A组，C组血清IGF－1水平较B组降低，但仍较A组高。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许多年后，每每回忆办报的场景，邓小平总是满满的深情。女儿邓榕曾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出自他的亲笔。他手一挥，说 ：“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 ：《邓小平自述》，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80页。1972年12月9日，他回到瑞金“白屋子”，推开一间房门，忆起当年办报的情形，不无感慨地说 ：“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谈到“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时，他笑道 ：“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注]凌步机 ：《邓小平在赣南》，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33页。
截止目前，全县共抓获违法嫌疑人三名，解救鸟类64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3只，省重点保护动物41只，清除鸟网42盘，竹竿40余根。
丰富的办报实践，让邓小平对办好党的报纸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 ：“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就是“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领导是“办好报纸的前提”。[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经病理证实，42例疑似乳腺病变患者中，阳性共计32例，阴性10例；乳腺MR动态增强单一检查中，阳性25例，阴性17例；乳腺MR动态增强扫描联合扩散加权成像检查中，阳性31例，阴性11例。详情见表1。
改革开放新时期，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明确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5页。，并且希望“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6页。。
1983年10月12日，他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又强调 ：“思想战线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页。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无不蕴含着对党的办报办刊经验的总结，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调研员)
(责任编辑 付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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