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新闻从业者专业角色观念考察——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论文文献综述）
冯阿芳[1]（2021）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视域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冠肺炎疫情是建国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大、防控工作难度最高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一次全球性的风险事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是国家层面最高级别的新闻发布平台,在发布疫情信息、回应社会舆情、进行风险沟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为理论视角,研究疫情背景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与公众的风险沟通机制。首先,本文从历史维度对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发布会制度存在的困境作出了大致梳理,并以此为背景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其次,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尝试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的议题、发言人身份、答题倾向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在这次的新闻发布会中,介绍各部门的疫情防控工作一直以来是最突出的议题,且议题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前期,新闻发布会更加重视提示预警定义风险,而在后期更侧重于讲述疫情防控故事的人性化传播。另外,国家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各个阶段都占据着绝对的话语主导权,他们是主要的信息的发布者和舆情的回应者;而相关的医学专家在新闻发布会所扮演的角色则主要是情绪的抚慰者,其次才是知识的科普者。再次,为了深入研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的信息在扩散中是否可能造成风险的放大,本文还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与《南方都市报》微信公众号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不同性质的媒体对于新闻发布会的信息转载存在怎样的倾向性问题。研究发现,《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比《人民日报》更为密集,且更为重视信息的来源,常常选择在标题中加以突出,以增强信息的权威性。最后,本文从加强社会信任的角度出发,强调政府在进行风险沟通时应建立风险传播的信任体系,警惕媒体在信息转载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且重视公众的参与度,从而更好的增进与公众的沟通,避免风险的社会放大。
陈立刚[2]（2021）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不断提升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建立完善的教育问责体系是保证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利益相关者密切关注的重点问题。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国家,根据联邦宪法,教育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除国会授权外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地方教育事务,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各州,由各州来分配教育经费和制定教育标准。20世纪50年代后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联邦政府逐渐突出了其主体性地位。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过程中联邦政府的角色变化,剖析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核心要素和内在逻辑,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环境结构”“制度复合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复合体中“理念”“利益”“制度”三项核心要素的变化产生的张力与矛盾。以联邦政府的角色作为切入点,为全面理解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演进逻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蓬勃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完善期（进入21世纪以来）共四个时期。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演变历程及内在逻辑,探寻联邦政府在其中的角色的变迁。本文根据制度变迁的三种逻辑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其一,从历史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制度萌芽、制度生成、制度发展、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二,从理念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遵循“结构环境、行动者、制度复合体”的复合式逻辑,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其三,从“利益”“理念”“制度”三个核心要素之间的张力关系来看,它们是推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的内聚力。联邦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研究认为:首先,从历史变迁来看,联邦政府能成为美国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包括:其主导政策理念的合理性、环境带来的机遇、联邦政府的行动能力。其次,从角色实践中,联邦政府扮演了问责理念实践者、基于标准问责的推广者、激进的权力的行使者三种角色。最后,探讨了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历程中,其角色是有界限的。
孙瑞霞[3]（2021）在《民国时期媒体中的服装评论及其作者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服装评论数量众多,涵盖内容广泛,真实地展现出民国时期的服饰面貌及时尚潮流,是研究民国史和服装史的重要素材和依据。从目前研究来看,以服装评论中所反映出的服饰信息为对象进行的研究较多,本文则以服装评论本身作为主体,对其进行系统归纳后,对评论者及其评论视角展开相关研究。本文首先概述了民国服装评论的社会背景及其出现原因,以民国时期上海,天津,广州等代表性地区媒体报刊中涉及的服装评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信息进行统计及量化分析,试图探究评论信息中所反映的服饰流行规律及流行导向。研究中,将评论信息分为“介绍型”,“资讯型”以及“评论型”三大类。针对介绍型与资讯型的服装评论,按照不同地域及不同时期进行分类,分析其中所反映的地域差异及社会流变的规律。针对“评论型”评论,以不同社会群体、女性身体展示、服饰穿着现象及穿着观念,以及政治事件影响下的四类评论,依次进行了分析,根据其评论内容及观点在地域和时间上的变化,力图探究民国时期的服饰文化以及审美倾向。文章进一步对民国时期可考证的服装评论作者进行基本信息的梳理,从而对其群体构成进行数量统计,总结作者群体以及受众群体的构成规律及基本特征。之后结合服装评论的具体内容,分析评论作者的视角及观点,以及在评论方法和写作风格上的异同。可以看出,由于民国服装评论者的性别、教育环境及职业背景的差异,其评论在视角和观点上具有指向性差异。此外,基于不同职业群体也有特定的评论风格,其评论手法和写作风格具有差异性和规律性,也正是因此,才造就了民国评论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多样化。最后,结合社会背景针对不同时期服装评论的流变规律展开研究,分析不同时期服装评论所带来的服饰潮流与审美观念影响,对民国服装评论的社会流变特征及地域差异进行总结,反映出了服装评论、服饰时尚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三者之间呈现出的密切关系性,展现了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在当时文化环境下呈现出的多元化状态。并结合民国社会发展环境,探究服装评论带来的审美构建及社会意义,分析得出早期服装评论体系的形成及影响意义。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服装评论在内容和数量上十分丰富,“介绍型”和“资讯型”评论涉及的服饰信息在民国中后期显着增加,尤其在30年代达到峰值。而“评论型”评论,虽然内容及主题涉及广泛,但观点随着时代不同有所变化。同时,对民国评论者群体构成及评论观点研究发现,不同性别职业及教育背景导致评论者在评论中有不同的指向性和侧重点,并且具备特有的写作习惯,也正是因此才造就了民国服装评论的多样性。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服装评论不仅引导了民众审美理想与流行导向,还营造了宽松的服饰言论环境,并且构建了我国现代早期服装评论的框架与发展方向,为现当代服装评论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现当代服装评论的先河。
张艺[4]（2020）在《美国推行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进展及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教养。父亲教养和母亲教养是家庭教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都对儿童的成长产生独特而深刻的影响。在我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家庭教养过程中父亲缺位现象比较普遍,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家庭教养模式的多元形态正在形成,父亲参与儿童教养逐渐成为常态。在美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十分丰富,无论是国家、地方政府还是社会机构、学校和家庭,都在不断为促进父亲参与儿童教养而努力,进展态势良好;其中的诸多措施与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本研究力图通过对美国推进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进展与实践进程予以客观阐述,对其中的某些实践经验予以归纳,并结合我国有关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现状予以比较分析与讨论;以此为基础,对美国推行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启示予以阐述。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从家庭系统理论、依恋理论、父亲参与教养模型的分析入手,探讨关于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通过梳理父亲参与儿童教养在美国的演变历程,扼要阐述美国不同时期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主要方式、途径及父亲在儿童教养中扮演的角色。第三部分对美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问题、成因及问题可能造成的影响作了分析与考察。第四部分阐述了当代美国促进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具体措施,包括:完善法律法规政策,鼓励父亲参与儿童教养;成立专门支持机构,保障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带动父亲参与儿童教养;转变父亲参与意识,积极参与儿童教养活动。第五部分论述了美国推行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经验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包括:颁布法律法规,保障父亲育儿权利;设立专门机构,积极参与实践探究;开展亲子活动,开拓父亲参与途径;加强观念引领,促进父亲积极参与。
王胜男[5]（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李小丽[6]（2020）在《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专业博士学位是一种以实践为导向的应用型博士学位,具有和哲学博士学位同等的水平和地位,旨在通过群组形式的课程学习和对专业实践问题的研究,培养能够对专业知识和实践做出独创性贡献的高层次专业人员。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轫于1992年,至今历经了三代的转型发展,形成了以职业性为主导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传统哲学博士学位教育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本文以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为研究对象,主要以教育史的学科视角,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个案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梳理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剖析其产生发展的背景和动因,归纳其发展演进的主要特点,从而为改进和完善我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提供经验借鉴。英国最早的博士学位教育可追溯到13世纪,当时的博士学位教育是神学、医学、法学三科的专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1917年哲学博士学位制度的引入,标志着英国现代博士学位教育的开端。哲学博士学位教育以学术研究为中心,主要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呈现出鲜明的学术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步伐加快,学术之外的行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发展和哲学博士学位并行的应用型博士学位成为大势所趋。1992年,布里斯托尔大学设立了英国第一个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博士,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开端。一般把1992年至2000年的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称为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培养模式可概括为“修课模块+学位论文”,和哲学博士学位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学位命名方式的不同和模块化课程的引入。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因模仿哲学博士学位教育而与之大体趋同,其价值取向仍以学术性为主导,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进入21世纪,职业专业化的深入发展、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以及新工党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都对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学界对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也逐渐形成共识。2000年召开的第三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混合课程”进行了构建,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至第二代。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培养模式可概括为“混合课程+成果组合”,其中“混合课程”的实施密切了大学、专业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联系,档案包式的成果组合使学习评价更为灵活而综合。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不再以研究训练为中心,而是更加关注职业生活和专业实践,其职业性、实践性明显增强,但也存在大学和工作场所结合不够紧密以及导师指导不足等问题。2004年召开的第五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英国“基于工作的”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达成肯定性共识,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迈向第三代。此后,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和工作场所的联系日益紧密,加之受“普职融合”理念、博洛尼亚进程以及政府政策的推动,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在实践中形成了“工作场所+自我反思”培养模式。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重点关注学生在工作场所开展实践和研究,强调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批判性反思不断改进实践,进而解决复杂的专业实际问题。其主要特点为基于工作场所的实践、批判性反思贯穿始终以及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其价值取向呈现出鲜明的职业性为主导、学术性和职业性相融合的特征。目前,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主要存在内涵认识分歧、缺乏单列的评价标准以及专业设置过细过多等问题,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中。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演进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革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市场和大学三方共同作用和相互博弈;二是价值取向从学术性为主导到职业性为主导;三是质量保障从外部监控为主到“内部监控为主、外部监控为辅”。在此基础上,就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权力博弈、价值取向、模式变迁等重大问题,运用高等教育学中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观、高等教育系统整合论等有关理论,作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借鉴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经验教训,我国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地位,构建职业性为主导的培养模式,完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跨机构联合培养机制,建立职业导向的质量保障机制,适度拓展学科门类和招生规模。
黄蓝紫[7]（2020）在《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二战后至今是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经过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此前建立起来支撑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英国职前教师教育也在各种社会压力下开始转型。通过相关政策的推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历经强调规模扩张、突出质量与能力、注重标准与专业、追求卓越四个发展阶段,在培养目标、模式、标准和监督管理等方面成效显着。同时,战后英国独特的两党交替执政模式,以及政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机构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导致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彰显着政治和利益属性。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切入视角,研究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推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一方面可以丰富对英国教师教育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宽了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研究视野,这对我国职前教师教育的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鉴于此,本研究力求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以政党交替为纵向划分依据,结合公共政策学的横向分析框架,对不同历史时期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剖析,以探究政策的阶段性议题和影响政策形成的内外动因。同时,通过梳理政策变迁的轨迹与总结其特征,分析导致政策变迁的利益博弈,进而归纳出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具体而言,本研究基本观点如下。第一,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经历了强调数量扩张、突出质量与能力、注重标准与专业、追求卓越四个阶段。二战后至1979年的“共识政治”时期,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主题是强调数量扩张。英国政府通过颁布《麦克奈尔报告》、《罗宾斯报告》和《詹姆斯报告》扩大了职前教师教育规模,提高了职前教师教育学术地位,确立了职前、入职和在职教育一体化的培养路径。20世纪70年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受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和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影响,英国政府通过颁布多个政策,拓宽注重实践的师资培训途径,制定能力本位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设立多个职前教师教育督查机构,进而确立了质量与能力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主题。同时,中央政府逐渐加强对职前教师教育的控制,鼓励职前教师教育机构之间的市场化竞争。1997年新工党执政后,处于世纪之交的英国在“第三条道路”的指导下致力于提高基础教育标准与质量。为此,新工党政府通过不断完善合格教师标准、拓展合格教师准入途径等政策确立了注重标准与专业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主题。2010年后,联合政府确立了培养“卓越教师”的发展方向,通过《培养下一代卓越教师》白皮书、《2012教师标准》和《卓越教师标准》的颁布实现了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的卓越化。第二,1944至2015年,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内容从注重理论和数量转向注重实践和能力;从教师教育自治转向中央问责制;从注重能力转向基于标准;从基于标准转向追求卓越。导致政策发生上述变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职前教师教育的掌控者:政府;职前教师培训权的争夺者:高等教育机构、中小学;自身利益的维护者:教师。此外,不同执政党、教师与中央政府,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小学之间的利益博弈直接导致了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第三,通过探讨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与博弈,不难发现,实现职前教师教育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即构建职前教师教育领域多元平衡的发展格局。首先,应当倡导职前教师教育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中介机构、职前教师教育机构和中小学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配合。其次,追求职前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多元化,持续开发针对不同生源、多机构共同参与的教师培养模式。最后,实行职前教师教育生源选拔的多元化。
耿品[8]（2020）在《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与调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生命线,事关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专职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承担着教育学生、管理学生、服务学生的重要职责,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首先,文章回顾了高校辅导员角色的发展演变,对角色演变的历史轨迹、突出特点、基本趋势进行梳理。其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开展关于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的实证考察,分析影响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的因素,构建影响因素模型。最后,明确角色冲突调适的目标和原则,提出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的调适途径。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是指在一线从事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人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处于特定的工作位置,并符合党和国家、社会、高校、家长、学生等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是一个复合性问题,不是单方面的角色冲突的表现,也不是各方面角色冲突的简单累积,而是一个复杂性、多样性的角色冲突集合体。受到政策因素、组织因素、个人因素的影响,高校专职辅导员面临着由不同角色期望、自身限制引致的角色内冲突,以及体现在教育者与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与服务者之间、教育者与服务者之间的角色间冲突。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搭建了干事平台。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和社会心理学交叉视角,研究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与调适,既是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客观选择,也就是说,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与调适研究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共同要求。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调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推进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为目标,遵循教育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学生成长规律,采用多种途径调适角色冲突的过程。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调适明确了认知目标、情感目标、行为目标、发展目标,强调坚持方向性原则、求实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创新性原则。强调通过以下四种途径调适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强化制度保障,明确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定位的先赋规约;注重镜像反馈,促进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实践的他者型塑;加强本体调适,提升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扮演的自我赋能;完善机制构建,推进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实现的关系协调。
刘冰[9]（2020）在《战后日本家庭观念的变迁研究（19452019）》文中研究表明家庭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特定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探讨一定时期内家庭的演变,是探讨社会文化变迁的视角之一。战后日本走过了跌宕起伏的七十多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生活最基本单元的家庭,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含义都发生了一系列潜在的变化。同时,伴随着一系列涉及家庭的社会问题的显性化和深刻化,日本的家庭逐渐成为全社会注目的焦点。家庭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个人所处的初始集团,家庭也通过对个人的影响,进而对整个国家国民性格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家庭为切入点,考察战后日本家庭的变迁,可以宏观地把握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动向,加深对日本国民性的理解,而且对未雨绸缪地处理好我国在未来有可能同样面临的家庭社会问题,亦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本文从社会意识的角度入手,以反映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家庭观念为焦点,结合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进程,分战后经济恢复期、增长期和低迷期三个阶段分别考察战后日本婚姻观念、生育观念及亲子观念的变迁历程。通过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婚姻观念方面,以个人为本位的独立自主的婚姻观取代了以家庭为本位的家族主义婚姻观,在实现“夫妻同权”的基础上向着“夫妻平权”的方向发展,“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模式经历了从形成走向衰落的过程,且家庭中的个体化倾向越发明显。在生育观念方面,主客观因素持续削弱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先后经历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和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在亲子观念方面,家庭中父权主导地位日益下降,育儿方面父亲角色缺失,母亲的丧偶式育儿现象延续,养老方面传统的父权子责的孝道观日渐式微,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纽带日渐松散。整体上看,战后日本家庭先后经历了战后家庭模式的探索期、战后“标准”家庭的形成期,以及战后“标准”家庭的崩溃期,即来到新一轮的家庭模式探索期。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所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标准”家庭模式中,既有历史的传承,也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传统家族制度的残留使其带有保守的一面,现代化高速发展的经济基础又为其带来激进的一面,呈现出既传统又现代、既保守又激进的两重性特征。这对矛盾决定了战后日本家庭的演变进程,同时也是导致当下阶段日本家庭矛盾凸显的根本原因。战后日本家庭观念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葛中向前演进,对家庭、社会和国民性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日本家庭的未来,可以说家庭的亲情融合要素依然是维系家庭的重要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个体价值观愈发多样化的当今社会,家庭也将呈现出愈发多样的形式。在新一轮的家庭模式探索期,“标准”家庭模式中现代性的因素必将战胜封建性的因素,平等协商的现代婚姻观念终将取代夫权主导的传统婚姻观念,随着人们对社会、对关系、对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家庭观念的各个要素也必将不断完善并跃进到更为高级的形态。
张兰[10]（2019）在《媒体转型期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文中提出认同是个体在社会中形塑的、以自我为轴心展开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职业认同是认同在职业领域的反映。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社会,个体的职业认同危机问题日渐凸显。具体到我国的传媒行业,由于体制转轨和媒体转型以及技术赋权下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专业记者已经无法保持他们对这一职业的管辖权,新闻进入了“去专业化”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不少新闻从业者高调离职或转型,而在职的很多新闻从业者则自诩为“新闻民工”,职业认同危机严重。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不仅可能影响他们的新闻实践及报道风格,也可能影响媒体的社会功能及组织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议题并进行系统研究。论文以建构主义理论和法国着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指导,分两大部分对这一议题进行研究。第一大部分由第2、3、4、5四章构成,主要从理论层面分析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理论基础、职业认同危机及其症候、因缘与影响。第二大部分由第6、7、8三章构成。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了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结构维度,开发了《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量表》,借助大样本数据分别对转型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的现状、影响效应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提升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提出建议。第9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展望。新闻职业化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这是讨论职业认同的前提基础,论文从商业报刊的发展、专职记者的出现、职业团体的组建、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形成和新闻专业教育的萌生等五大方面考察我国新闻职业化的萌芽。与孤立地关注职业团体、伦理规范等职业组织形态问题不同的是,职业社会学强调每一个职业在这一领域中对某些工作的“管辖权”,职业化是在不同职业对管辖权边界的冲突中得以实现的。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新闻职业的特性,包括:专业化程度不高、辐射面很广、对技术和信源的依赖性强等。新闻业的不景气导致新闻从业者待遇下滑、个人发展空间受限,新闻业的危机引起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危机。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从“无冕之王”到“防火防盗防记者”的社会认同危机,多重角色冲突的个人认同危机以及从知识分子到“新闻民工”的自我认同危机。结合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论文主要从管理政策、经济、技术三个维度五个方面分析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的因缘,具体体现为:行业管理不断规范、专业技术更新迭代、传播主体日趋多元、经济压力难以纾解。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陷入重重危机,已有的新闻职业理念和新闻职业精神日益弱化,粗浅浮躁充斥着新闻生产过程,新闻品质下降:虚假新闻泛滥,新闻低俗化、娱乐化趋势明显;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失范现象严重,自诩为“新闻民工”的新闻记者受到商业化逻辑的侵蚀,职业道德和操守严重受到侵蚀,“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等新闻寻租现象屡禁不止;从业者对新闻职业的满意度急剧下降,“离职潮”时现。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获取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文本资料,运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先后经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等编码方法,获取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相关条目,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编制《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初始问卷》。经由预调研与正式调研,运用问卷调查获取一手研究数据,在SPSS与Amos软件平台上进行数据处理。最终开发了信效度均良好的《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量表》,量表由23个题项组成,是一个二阶五因子构成结构维度,五个维度分别为:职业情感、角色价值观、职业价值观、职业能力和职业信念。以此量表检验媒体转型期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状况,发现其职业认同总体水平较低（3.10）。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受到性别、年龄、从业年限、收入水平、职务、编制性质、媒体属性、媒体类型等个体背景变量的影响,工作压力对其职业认同具有显着负影响,自我效能感对职业认同具有显着正影响,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与其离职意愿具有显着正影响。新闻从业者职业压力对其离职意愿具有显着负影响,并通过职业认同间接影响离职意愿,职业认同是工作压力影响离职意愿的中介变量。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提升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提出了如下建议:再造新闻采编流程,减轻工作压力;提高人职匹配度,提升职业自我效能感;实施差异化管理,注重新闻从业者职业发展。本研究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发展:第一,深化了新闻传播主体的研究领域,拓展了职业认同研究的职业领域;第二,首次开发了适合我国新闻从业者的符合测量学要求的《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量表》;第三,实证研究了媒体转型期我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现状,揭示了我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在个体背景变量上的特点;第四,揭示了新闻从业者工作压力和自我效能感、职业认同、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初步构建了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影响效应整合模型。
二、美国新闻从业者专业角色观念考察——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新闻从业者专业角色观念考察——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1）风险的社会放大视域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新闻发布会 |
| 1.2.2 风险的社会放大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相关研究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2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视域下的新闻发布会 |
| 2.1 风险传播中新闻发布会的困境 |
| 2.1.1 行为层困境:规避、瞒报 |
| 2.1.2 观念层困境:惯性、惰性 |
| 2.1.3 制度层困境:层级、问责 |
| 2.2 新闻发布会在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角色内涵 |
| 2.2.1 风险放大的助推器 |
| 2.2.2 信息公开的权威渠道 |
| 2.2.3 政府形象的建构平台 |
| 2.3 新闻发布会中风险放大机制 |
| 2.3.1 信息过程 |
| 2.3.2 制度结构 |
| 2.3.3 个体反应 |
| 3 新闻发布中的风险框架 |
| 3.1 风险框架的争夺 |
| 3.1.1 新闻发布会中的焦点议题 |
| 3.1.2 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关注的焦点议题 |
| 3.2 带有符号特点的新闻发言人 |
| 3.2.1 风险沟通中的政治角色 |
| 3.2.2 风险沟通中的专家角色 |
| 3.2.3 风险沟通中的其他角色 |
| 3.3 信息在扩散中的风险放大 |
| 3.3.1 党报 |
| 3.3.2 都市报 |
| 4 新闻发布会调节风险的策略 |
| 4.1 阶段应对策略 |
| 4.1.1 粗放式:提示预警定义风险 |
| 4.1.2 规范化:信息公开回应舆情 |
| 4.1.3 精细化:设置议程信息透明 |
| 4.1.4 人性化:成果通报重振信心 |
| 4.2 话语沟通策略 |
| 4.2.1 规范化机构话语 |
| 4.2.2 开放式的生活话语 |
| 4.2.3 复合型话语 |
| 4.3 民意治理策略 |
| 4.3.1 满足公众的多方需求 |
| 4.3.2 坚持主动真切的回应态度 |
| 4.3.3 开通公众参与的互动渠道 |
| 5 反思与展望 |
| 5.1 建立风险传播的信任体系 |
| 5.2 重新定义传媒的专业化 |
| 5.3 重视公众参与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主题一览表 |
| 致谢 |
（2）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一)教育问责是保障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 |
| (二)美国是教育问责实践的重要阵地之一 |
| (三)政府在教育问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教育问责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教育问责类型的研究 |
| (三)关于教育问责历史的研究 |
| (四)关于教育问责构成要素的研究 |
| (五)关于教育问责趋势的研究 |
| (六)关于政府与教育问责关系的研究 |
| (七)对已有研究的审思 |
| 三、研究问题的澄清与分解 |
| 四、研究目标 |
| 五、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研究思路与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对象 |
| (一)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 |
| (二)研究对象的范围选取 |
| 三、研究方法与实施步骤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步骤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解释 |
| (三)制度变迁理论之于本研究的适切性 |
| 五、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历史分期 |
| (二)论文结构图 |
| 第二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科学管理思潮的扩散 |
| (二)教育管理集权化 |
| (三)进步主义内部的争论 |
| (四)课程分化 |
| (五)测试的出现 |
| (六)官僚制作为问责的基础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控制的试探 |
| (一)制定《初等和中等教育法》 |
| (二)联邦政府的改革实践 |
| 三、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教育平权运动的呐喊 |
| (二)教育中保守主义的泛起 |
| (三)州政府对教育问责的尝试 |
| (四)学校推动最低能力测试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科学管理理念的回归 |
| (二)利益——学校内部与外部的对立 |
| (三)制度——问责制的生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蓬勃发展期(20 世纪80 年代至20 世纪末)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危机”下的学校改革 |
| (二)置顶教育的经济目的 |
| (三)学校成为被问责的中心 |
| 三、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基于标准的基础教育问责实践 |
| (一)联邦政府的立法 |
| (二)设定国家目标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对标准理念的呼吁 |
| (二)利益——政府和教师的斗争 |
| (三)制度——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实践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完善时期(21 世纪以来)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不满 |
| (二)州教育机构的变化 |
| (三)教育环境中的外部力量上升 |
| 三、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问责的修正 |
| (一)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
| (二)颁布《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
| (二)利益——多重力量的博弈 |
| (三)制度——联邦政府基础教育问责制的实践与修正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联邦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一、基础教育问责制三要素——制度、行动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 |
| (一)理念与利益的互动 |
| (二)理念和制度的互动 |
| (三)环境与行动者的互动 |
| (四)制度与行动者的互动 |
| (五)制度和环境的互动 |
| 二、三要素互动关系下的美国联邦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一)联邦政府能成为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分析 |
| (二)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角色 |
| (三)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角色界限 |
| 三、关于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与政府角色关系的省思 |
| (一)谁来问责——问责主体是一个关键的变量 |
| (二)问责困境——制度虚置与制度缺位 |
| (三)完善问责——明确责任与创造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民国时期媒体中的服装评论及其作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成果综述 |
| 1.3.1 民国期刊中关于服装评论的研究 |
| 1.3.2 民国小报中关于服装评论的研究 |
| 1.3.3 民国媒体发展变迁情况的研究 |
| 1.3.4 民国媒体中作者群体的研究 |
| 1.4 本文的研究角度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角度 |
| 1.4.2 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民国服装评论的社会背景及信息载体 |
| 2.1 民国服装评论的产生及其原因 |
| 2.1.1 近代报刊业及印刷业的发展 |
| 2.1.2 西方服装评论的传入 |
| 2.1.3 民国服饰的多样化 |
| 2.2 民国服装评论的信息载体 |
| 2.2.1 综合类报刊 |
| 2.2.2 服装专业报刊 |
| 2.2.3 其他专业报刊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服装评论内容研究 |
| 3.1 民国服装评论中的“介绍型”评论 |
| 3.1.1 服装种类介绍 |
| 3.1.2 服装配饰介绍 |
| 3.1.3 服饰搭配介绍 |
| 3.1.4 其它 |
| 3.2 民国服装评论中的“资讯型”评论 |
| 3.2.1 国外资讯报道 |
| 3.2.2 国内资讯报道 |
| 3.3 民国服装评论中的“评论型”评论 |
| 3.3.1 关于不同社会群体及其穿着评论 |
| 3.3.2 关于女性身体展示评论 |
| 3.3.3 关于服饰穿着现象及穿着观念的评论 |
| 3.3.4 关于政治事件影响下的评论 |
| 第四章 民国服装评论作者及其受众群体研究 |
| 4.1 评论作者信息的初步统计 |
| 4.2 评论作者的群体构成及其特征 |
| 4.2.1 性别群体构成分析 |
| 4.2.2 年龄群体构成分析 |
| 4.2.3 职业群体构成分析 |
| 4.2.4 教育背景群体构成分析 |
| 4.3 评论作者评论视角及方法分析 |
| 4.3.1 评论者评论视角分析 |
| 4.3.2 评论者评论方法分析 |
| 4.3.3 身份不明确评论者及其评论内容分析 |
| 4.4 评论受众群体构成及其特征 |
| 第五章 民国服装评论对民国时尚潮流的影响及社会意义 |
| 5.1 民国服装评论的社会流变和地域差异及其影响 |
| 5.1.1 社会流变特征及其影响 |
| 5.1.2 地域差异特征及其影响 |
| 5.2 民国服装评论的审美构建及社会意义 |
| 5.2.1 引导审美与流行导向 |
| 5.2.2 服饰言论互动氛围的营造 |
| 5.2.3 早期服装评论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美国推行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进展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选题缘由 |
| 2.选题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1.父亲缺位 |
| 2.父亲参与儿童教养 |
| (三)关于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国内关于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 |
| 2.国外关于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 |
| (四)本文主要研究方法 |
| 1.历史研究法 |
| 2.文献分析法 |
| 3.比较分析法 |
| 一、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家庭系统理论 |
| (二)依恋理论 |
| (三)父亲参与教养模型 |
| 二、父亲参与儿童教养在美国的演变历程 |
| (一)16世纪末—18世纪末:道德监督者 |
| (二)18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经济提供者 |
| (三)20世纪20年代—20世纪70年代:性别角色模范 |
| (四)20世纪70年代至今:负责任的父亲 |
| 三、美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现状 |
| (一)美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问题的形势严峻 |
| (二)美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问题的成因分析 |
| 1.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家庭教养中父亲教养缺位 |
| 2.监禁现象增加导致家庭教养中父亲教养缺位 |
| 3.不断增加的家庭经济压力导致父亲参与儿童教养不足 |
| 4.父亲参与儿童教养意识不足导致教养技能缺乏 |
| (三)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相关问题产生的影响 |
| 1.父亲缺位导致儿童遭受虐待或被忽视的风险增加 |
| 2.父亲教养参与不足对儿童的学业产生不利影响 |
| 3.父亲教养参与不足导致儿童问题行为增加 |
| 四、美国推行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主要措施 |
| (一)完善法律法规政策,鼓励父亲参与儿童教养 |
| 1.国家提出倡议,制定相关法律 |
| 2.增加财政投入,保障基层工作 |
| 3.地方响应号召,成立州委员会 |
| (二)成立专门支持机构,保障父亲参与儿童教养 |
| 1.以理论实践研究为主体的研究机构 |
| 2.以内容充实为特征的父职培训机构 |
| 3.以从业人员培训为内核的职业培训机构 |
| 4.以提供父职培训资源为主的综合性机构 |
| (三)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带动父亲参与儿童教养 |
| 1.以学校为载体的父亲参与活动 |
| 2.以社区为阵地的父亲育儿小组 |
| (四)转变父亲参与意识,积极参与儿童教养活动 |
| 1.重新审视父亲角色,平衡社会角色分配 |
| 2.协调家庭关系,父母共同教养 |
| 3.参加父职培训,丰富知识技巧 |
| 五、美国推行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经验之于我国的启示 |
| (一)颁布法律法规,保障父亲育儿权利 |
| 1.完善福利政策 |
| 2.扩大财政拨款投入 |
| 3.设置各级行政机构和服务机构 |
| (二)设立专门机构,积极参与实践研究 |
| 1.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加快理论实践研究 |
| 2.规范父职培训体系,改革培训课程内容 |
| (三)开展亲子活动,拓展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途径 |
| 1.学校组织亲子活动 |
| 2.组建社区父亲团体 |
| (四)加强观念引领,促进父亲积极参与儿童教养 |
| 1.转变思想观念,树立父亲参与教养的意识 |
| 2.平衡社会角色,实现父母双方共同参与教养 |
| 3.端正教养态度,提升父亲参与教养的效果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6）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主要研究内容 |
| (一)主要分期依据 |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英国“修课模块+学位论文”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初创(1992—2000) |
| 第一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 一、英国传统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与困境 |
| 二、知识经济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驱动 |
|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倒逼英国博士学位教育多样化 |
| 四、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强力推动 |
| 五、对美、澳等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英国“修课模块+学位论文”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 一、英国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计划的探索 |
| 二、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初创:布里斯托尔大学等四所大学专业博士学位的设立 |
| 三、“修课模块+学位论文”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 四、案例:金斯顿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博士项目 |
| 第三节 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勃兴 |
| 一、项目数量和学科领域快速增加 |
| 二、在教育等五个学科领域分布最为集中 |
| 三、新学科和子学科不断涌现 |
| 四、从主要由“老大学”开办向全国辐射 |
| 第四节 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 一、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二、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 三、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 第二章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兴起(2000-2004) |
| 第一节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 一、产业结构变迁和职业专业化的推动 |
|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影响 |
| 三、三螺旋理论的引入 |
| 四、新工党政府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 |
| 第二节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 一、第三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混合课程”的建构 |
| 二、伦敦大学教育博士学位的率先转型 |
| 三、“混合课程+成果组合”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 四、案例:利物浦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项目 |
| 第三节 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扩张 |
| 一、数量规模持续扩大 |
| 二、学科专业领域加速拓展 |
| 三、“新大学”直追“老大学” |
| 第四节 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 一、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二、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 三、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 第三章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2004至今) |
| 第一节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 一、工作场所学习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化 |
| 二、“普职融合”理念的影响日益深刻 |
| 三、博洛尼亚进程的持续推动 |
| 四、2004年之后英国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 一、2004年第五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的召开 |
| 二、密德萨斯大学“基于工作的”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实践 |
| 三、“工作场所+自我反思”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 四、案例:索尔福德大学建筑环境专业博士项目 |
| 第三节 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 |
| 一、数量规模从大幅扩张到平稳增加 |
| 二、学科专业领域更趋细化 |
| 三、学科领域分布明显不均衡 |
| 四、“新大学”专业博士项目数超过“老大学” |
| 五、入学和完成人数状况 |
| 第四节 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 一、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二、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 三、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 第四章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演进特点及启示 |
| 第一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演进特点 |
| 一、变革动力:三方主体共同作用和相互博弈 |
| 二、价值取向:从学术性为主导到职业性为主导 |
| 三、质量保障:从外部监控为主到“内部监控为主、外部监控为辅” |
| 第二节 对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历史发展的追问与反思 |
| 一、哲学的视角: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融合 |
| 二、权力的博弈:基于高等教育系统整合理论的分析 |
| 三、探讨的中心:理论与实践的平衡 |
| 第三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地位 |
| 二、构建职业性为主导的培养模式 |
| 三、完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机制 |
| 四、建立职业导向的质量保障机制 |
| 五、适度拓展学科门类和招生规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 |
| 二、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独特性 |
| 三、我国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的必然性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教育政策 |
| 二、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三、利益相关者 |
| 四、英国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英国教师教育的历史研究 |
| 二、关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研究 |
| 三、关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 |
| 四、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 |
| 五、研究述评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政策分析法 |
| 第六节 研究视角及思路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战后“共识政治”时期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第一节 “共识政治”时期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背景 |
| 一、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国家干预 |
| 二、英国基础教育的广泛普及 |
| 三、中小学师资数量和质量的欠缺 |
| 第二节 强调数量扩张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一、《麦克奈尔报告》:扩大职前教师教育办学规模 |
| 二、《罗宾斯报告》:提高职前教师教育学术地位 |
| 三、《詹姆斯报告》:职前、入职与在职教师教育一体化 |
| 第三节 “共识政治”时期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中的利益博弈 |
| 一、大学与教育学院的利益博弈 |
| 二、不同执政党之间的利益冲突 |
| 第二章 保守党政府时期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第一节 保守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背景 |
| 一、撒切尔主义与新右派意识形态的影响 |
| 二、经济危机爆发对职前教师教育改革提出新诉求 |
| 三、职前教师教育扩张与教师专业化运动的矛盾 |
| 第二节 撒切尔执政时期:加强对职前教师教育课标的控制 |
| 一、3/84通告:突出实践倾向的课程标准 |
| 二、24/89通告:注重能力导向的课程标准 |
| 第三节 梅杰执政时期:加强对职前教师教育的全面控制 |
| 一、ATS、LTS与 SCITT计划:拓宽师资供给途径 |
| 二、9/92和14/93通告:强化职前课程标准监管 |
| 三、《1992教育法》与《1994教育法》:设立师资培训监督机构 |
| 第四节 保守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中的利益博弈 |
| 一、新右派与教师意识形态的冲突 |
| 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 |
| 三、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第三章 新工党政府时期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第一节 新工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背景 |
| 一、“第三条道路”指导下的新工党改革 |
| 二、“教育优先”对基础教育质量的要求 |
| 三、全球化与现代化发展对教师教育的影响 |
| 第二节 基于标准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一、不断完善合格教师标准 |
| 二、拓宽合格教师准入途径 |
| 三、保障合格教师标准实施 |
| 第三节 新工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中的利益博弈 |
| 一、新自由主义与教师意识形态的冲突 |
| 二、教师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第四章 联合政府时期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第一节 联合政府时期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背景 |
| 一、联合政府的执政理念 |
| 二、基础教育质量的持续下降 |
| 三、经济危机导致高等教育财政补助紧缩 |
| 第二节 追求卓越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 |
| 一、《培养下一代卓越教师》:培养目标卓越化 |
| 二、《教师标准》和《卓越教师标准》:培养标准卓越化 |
| 第三节 联合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中的利益博弈 |
| 一、执政党与教师教育者意识形态的冲突 |
| 二、教师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第五章 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审思 |
| 第一节 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利益相关者 |
| 一、政府:职前教师教育的掌控者 |
| 二、教育机构:职前教师培训权的争夺者 |
| 三、教师:自身利益的维护者 |
| 第二节 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特征 |
| 一、从注重理论和数量转向注重实践与能力 |
| 二、从教师教育自治转向中央问责制 |
| 三、从注重能力转向基于标准 |
| 四、从基于标准转向追求卓越 |
| 第三节 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一、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博弈 |
| 二、教师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 |
| 三、教育机构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与调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和展望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其展望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思想与行为理论 |
| 1.3.2 社会角色理论 |
| 1.3.3 人际关系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2 高校辅导员角色的发展演变 |
| 2.1 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的历史进程 |
| 2.1.1 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的初步探索阶段(1952-1983年) |
| 2.1.2 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的科学化发展阶段(1984-2003年) |
| 2.1.3 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的专业化发展阶段(2004-2012年) |
| 2.1.4 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的精准化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
| 2.2 高校辅导员角色演变的发展趋势 |
| 2.2.1 角色定位由单一到多元 |
| 2.2.2 角色规范由突出政治到内容全面 |
| 2.2.3 角色技能由重点要求到全面要求 |
| 2.2.4 角色实践由单独行动到分工合作 |
| 2.2.5 角色评价由单向考评到多方考评 |
| 2.3 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的基本经验 |
| 2.3.1 始终坚持把政治引导作为角色定位的首要标准 |
| 2.3.2 始终坚持把道德示范作为角色定位的重要导向 |
| 2.3.3 始终坚持把问题导向作为角色定位的重要推力 |
| 2.3.4 始终坚持把知行合一作为角色定位的基本要求 |
| 2.3.5 始终坚持把以生为本作为角色定位的基本原则 |
| 3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
| 3.1 问卷的设计、实施与回收 |
| 3.1.1 问卷设计思路 |
| 3.1.2 调查抽样方案 |
| 3.1.3 问卷回收 |
| 3.1.4 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
| 3.2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内冲突的实证考察 |
| 3.2.1 不同角色期望引致的角色冲突 |
| 3.2.2 高校专职辅导员自身限制引致的角色冲突 |
| 3.3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间冲突的实证考察 |
| 3.3.1 教育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 |
| 3.3.2 管理者与服务者之间的冲突 |
| 3.3.3 教育者与服务者之间的冲突 |
| 3.4 不同群体高校专职辅导员的角色冲突比较 |
| 3.4.1 基于自然因素的比较分析 |
| 3.4.2 基于教育因素的比较分析 |
| 3.4.3 基于工作环境的比较分析 |
| 4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的因子分析 |
| 4.2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影响因素的一般线性回归分析 |
| 4.2.1 政策因素对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的影响 |
| 4.2.2 单位因素对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的影响 |
| 4.2.3 个人因素对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的影响 |
| 4.3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4.3.1 建立回归模型 |
| 4.3.2 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5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的调适目标与原则 |
| 5.1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调适的目标 |
| 5.1.1 认知目标 |
| 5.1.2 情感目标 |
| 5.1.3 行为目标 |
| 5.1.4 发展目标 |
| 5.2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调适的原则 |
| 5.2.1 方向性原则 |
| 5.2.2 求实性原则 |
| 5.2.3 主体性原则 |
| 5.2.4 创新性原则 |
| 6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的调适途径探析 |
| 6.1 制度保障: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定位的先赋规约 |
| 6.1.1 明确角色定位 |
| 6.1.2 明晰角色规范 |
| 6.2 镜像反馈: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实践的他者型塑 |
| 6.2.1 规范镜像参照 |
| 6.2.2 回应他者期望 |
| 6.3 本体调适: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扮演的自我赋能 |
| 6.3.1 加强角色观念 |
| 6.3.2 建设角色形象 |
| 6.3.3 提升角色素养 |
| 6.3.4 提高角色技能 |
| 6.4 机制构建: 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实现的关系协调 |
| 6.4.1 完善从业规范机制 |
| 6.4.2 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
| 6.4.3 创新成长发展机制 |
| 6.4.4 建设角色评价机制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访谈提纲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战后日本家庭观念的变迁研究（1945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家”、“家族”与“家庭” |
| (二)“家庭观念”、“家庭伦理”与“家庭价值观” |
| (三)“家庭观念”、“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基本思路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创新点、难点及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经济恢复期的家庭观念(1945年~1955年) |
| 第一节 经济恢复期的社会背景 |
| 一、战后民主改革 |
| (一)政治改革 |
| (二)经济改革 |
| (三)文化改革 |
| 二、“家”制度的解体 |
| (一)新民法的修订 |
| (二)“家”制度的瓦解 |
| 第二节 经济恢复期的婚姻观念 |
| 一、择偶观:摆脱家长束缚 |
| 二、角色观:实现夫妻同权 |
| 三、经济观:保障妻子财产权 |
| 四、离婚观:离婚原因合理化 |
| 第三节 经济恢复期的生育观念 |
| 一、生育意愿:经济困难降低生育动机 |
| 二、生育行为:国家政策引导优生少生 |
| 第四节 经济恢复期的亲子观念 |
| 一、父辈对子辈的抚育:父权崩塌 |
| 二、子辈对父辈的赡养:亲权子责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经济增长期的家庭观念(1955年~1991年)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期的社会背景 |
|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
| (一)1955~1973年:高速增长期 |
| (二)1973~1991年:低速增长期和泡沫期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
| (一)1955~1973年:制度扩充期 |
| (二)1973~1991年:制度调整期 |
| 三、女性思想解放运动 |
| 第二节 经济增长期的婚姻观念 |
| 一、婚恋观:爱情至上·晚婚显现 |
| (一)自由恋爱 |
| (二)择偶标准 |
| (三)晚婚显现 |
| 二、角色观:“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由固化向松动 |
| (一)50~70年代:“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强化 |
| (二)70~90年代:“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松动 |
| 三、经济观:“三千万家总中流” |
| 四、离婚观:婚姻由稳定向动荡 |
| 第三节 经济增长期的生育观念 |
| 一、生育意愿:功利意愿消退接近情感需求 |
| 二、生育行为:生养成本增加抑制生育行为 |
| 第四节 战后增长期的亲子观念 |
| 一、父辈对子辈的抚育:父权失坠·幼者本位 |
| (一)“父亲丧失的一代” |
| (二)“以孩子为中心” |
| (三)“教育妈妈” |
| 二、子辈对父辈的赡养:子女实质平等·父母自食其力 |
| (一)继承观 |
| (二)先祖观 |
| (三)赡养观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经济低迷期的家庭观念(1991年~2019年) |
| 第一节 经济低迷期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低迷期的婚姻观念 |
| 一、婚恋观:“三低”“三手”·晚婚不婚 |
| (一)择偶观念 |
| (二)晚婚不婚 |
| 二、角色观:夫权弱化·女性维权 |
| (一)家务观念 |
| (二)女性维权 |
| 1.再婚禁止期制度 |
| 2.选择性夫妇别氏制度 |
| 三、经济观:实用主义家庭消费 |
| 四、离婚观:家庭动荡·离婚剧增 |
| (一)女性独立导致离婚增加 |
| (二)出轨家暴加剧家庭动荡 |
| 第三节 经济低迷期的生育观念 |
| 一、生育意愿:生育成本、生育理念降低生育动机 |
| 二、生育行为:晚婚不婚、女性就业削弱生育基础 |
| 第四节 经济低迷期的亲子观念 |
| 一、父辈对子辈的抚育:母亲的丧偶式育儿 |
| 二、子辈对父辈的赡养:子女赡养意识淡薄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日本家庭观念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战后日本家庭观念变迁的特征 |
| 第二节 战后家庭观念的变迁对家庭的影响 |
| 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 |
| 二、家庭功能的专门化 |
| 第三节 战后家庭观念的变迁对社会的影响 |
| 一、少子社会 |
| 二、无缘社会 |
| (一)老年人的无缘化 |
| (二)青年人的无缘化 |
| 三、隐性贫困 |
| (一)女性贫困 |
| (二)老年贫困 |
| 第四节 战后家庭观念的变迁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 |
| 一、集团主义的动摇 |
| 二、等级秩序的动摇 |
| 结语 |
| 第一节 战后日本家庭观念变迁的特点概述 |
| 第二节 日本家庭的未来走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媒体转型期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本文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可能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措施 |
| 1.4.1 可能遇到的困难 |
| 1.4.2 解决措施 |
| 1.5 论文结构和创新点 |
| 1.5.1 论文结构 |
| 1.5.2 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研究对象与核心概念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本研究的核心概念 |
| 2.2 研究相关理论阐释 |
| 2.2.1 场域理论 |
| 2.2.2 建构主义理论 |
| 第3章 新闻职业化的建构 |
| 3.1 我国新闻职业化的萌芽 |
| 3.1.1 商业报刊的发展 |
| 3.1.2 专职记者的出现 |
| 3.1.3 职业团体的组建 |
| 3.1.4 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建立 |
| 3.1.5 新闻专业教育的萌生 |
| 3.2 职业社会学视角下的新闻职业化 |
| 3.2.1 职业的概念与职业化 |
| 3.2.2 新闻职业的特性 |
| 第4章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及其症候 |
| 4.1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概念 |
| 4.1.1 “认同”的概念 |
| 4.1.2 “职业认同”的内涵 |
| 4.1.3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概念 |
| 4.2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危机 |
| 4.2.1 职业认同危机的界定 |
| 4.2.2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的症候 |
| 第5章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的因缘与影响 |
| 5.1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的因缘 |
| 5.1.1 行业管理不断规范 |
| 5.1.2 专业技术更新迭代 |
| 5.1.3 传播主体日趋多元 |
| 5.1.4 经济压力难以纾解 |
| 5.2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的影响 |
| 5.2.1 新闻品质下降 |
| 5.2.2 职业失范频发 |
| 5.2.3 “离职潮”时现 |
| 第6章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结构维度研究与量表开发 |
| 6.1 职业认同的结构维度及其测量 |
| 6.2 预备性研究 |
| 6.2.1 深度访谈法 |
| 6.2.2 扎根理论 |
| 6.3 实证检验 |
| 6.3.1 被试及样本特征 |
| 6.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6.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6.3.4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第7章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研究假设 |
| 7.1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研究假设 |
| 7.1.1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 |
| 7.1.2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作用效应 |
| 7.1.3 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 |
| 7.2 变量的测量 |
| 7.2.1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测量 |
| 7.2.2 职业认同前因变量的测量 |
| 7.2.3 离职意愿的测量 |
| 7.2.4 控制变量的设置 |
| 第8章 数据分析与实证检验 |
| 8.1 数据分析 |
| 8.1.1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现状 |
| 8.1.2 人口学变量和媒体变量的影响 |
| 8.2 研究假设检验 |
| 8.2.1 相关分析 |
| 8.2.2 影响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式分析 |
| 8.3 管理建议 |
| 8.3.1 再造新闻采编流程 |
| 8.3.2 提升职业自我效能感 |
| 8.3.3 实施差异化管理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期刊论文 |
| 二、中文着作(含译作) |
| 三、学位论文 |
| 四、外文文献 |
| 五、其他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一、对新闻从业者的访谈 |
| 二、对专家的访谈 |
| 附录2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初始问卷 |
| 附录3 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正式问卷 |
| 附录4 工作压力量表 |
| 附录5 自我效能感量表 |
| 附录6 离职意愿量表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美国新闻从业者专业角色观念考察——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论文参考文献）
- [1]风险的社会放大视域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研究[D]. 冯阿芳.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2)
- [2]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D]. 陈立刚.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民国时期媒体中的服装评论及其作者研究[D]. 孙瑞霞. 东华大学, 2021(01)
- [4]美国推行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进展及启示[D]. 张艺.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5]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6]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D]. 李小丽. 河北大学, 2020(02)
- [7]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D]. 黄蓝紫.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高校专职辅导员角色冲突与调适研究[D]. 耿品.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3)
- [9]战后日本家庭观念的变迁研究（19452019）[D]. 刘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媒体转型期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D]. 张兰. 南昌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