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围脑干手术中体感诱发电位监测的临床研究(摘要)（论文文献综述）
顾英花[1]（2021）在《右美托咪定对全凭静脉麻醉下颈椎手术术中感觉和运动诱发电位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观察右美托咪定对全凭静脉麻醉下颈椎手术术中感觉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的影响,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招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脊柱外科接受颈椎手术的患者45例,随机被分为两组:D组（右美托咪定组,n=23）和C组（对照组,n=22）。D组诱导前泵注负荷剂量右美托咪定1ug/kg 10min后,术中持续泵注维持剂量0.4ug/kg.h至术毕,C组持续泵注相同剂量的生理盐水至术毕。记录两组患者清醒时（T0）、负荷剂量泵注结束时（T1）、麻醉诱导后意识消失时（T2）、插管后即刻（T3）、体位转换后即刻（T4）、椎管减压时（T5）、置入椎间融合器时（T6）这七个时间点SEP的波幅（N13-P15、N45-P37）、潜伏期（N13、P15、N45、P37）以及基本生命体征包括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体温（T）和脑电双频指数（BIS）值;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血细胞比容（HCT）,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术中麻醉维持药物丙泊酚和瑞芬太尼的用量;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MEP引出例数;以及比较两组患者术中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低血压、高血压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和术后第七天日本骨科协会评分（JOA评分）。结果共40例患者完成本研究。1.与T0比较,D组患者的N13-P15波幅在T1、T6时间点降低（P<0.05）,C组患者的N13-P15波幅在T6时间点显着降低（P<0.01）;D组患者N45-P37波幅在T1、T5、T6时间点降低（P<0.05）,C组患者N45-P37波幅在T5、T6时间点显着降低（P<0.01）。两组患者N13-P15波幅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D组比较,C组N45-P37波幅在T4时间点下降（P<0.05）;组间其他时间点比较均无差异（P>0.05）。2.与T0比较,两组患者N13、P15、N45和P37潜伏期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也无差异（P>0.05）。3.MAP、HR、T、BIS两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HCT计数以及术中丙泊酚、瑞芬太尼使用的量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5.两组患者MEP引出情况以及心动过缓、心动过速、术中低血压、术中高血压等不良反应均无差异（P>0.05）。6.两组间JOA评分比较无差异（P>0.05）。结论右美托咪定对颈椎手术患者术中SEP的波幅、潜伏期和MEP的引出均无明显影响,可安全用于此类手术。
王强[2]（2020）在《面神经监测在前庭神经鞘瘤手术中的应用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为不断改善前庭神经鞘瘤手术面神经功能保留效果,探讨术后面神经功能预后的影响因素,评估面神经监测在前庭神经鞘瘤手术中对面神经保护及术后面神经功能预测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了于2016年9月至2018年9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手术治疗的72例前庭神经鞘瘤患者临床资料,通过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后,共60例纳入研究。对60例患者进行临床资料收集,包括术前MRI、CT扫描,按Koos标准将肿瘤分为1-4级,查体重点检查面神经功能及后组颅神经功能。术中使用电生理监护仪,对60例前庭神经鞘瘤（术后病理证实）患者通过自发及诱发肌电图对面神经实施监测。观测记录术中自发肌电反应（A trains）有无出现,术末以不同强度电流刺激面神经脑干端和内听道端,记录诱发动作电位刺激阈值。术后回顾手术录像,记录患者的手术入路、肿瘤切除程度及颅神经保留情况;随访记录患者术后早期（即刻或转天早晨、1周）、远期（6个月）的面神经功能,按照House-Brackmann（H-B）分级系统,将H-B等级为I-III级者定义为面神经功能保留,将H-B IV-VI级者定义为面神经功能不良,比较影响两组患者面神经功能的可能影响因素以及其与面神经监测结果可能存在的相关性,结果采用2检验、连续性校正2检验或spearman相关检验分析,将P<0.05认定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标准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60例患者均通过乙状窦后入路,术中肿瘤全切率达91.7%（55/60）,面神经解剖保留率为93.3%（56/60）。2.对面神经解剖保留的56例前庭神经鞘瘤患者的面神经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术后1周面神经功能不良者23例,其中出现A trains者19例,校正2=5.357,P=0.0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患者术后6个月面神经功能与术末面神经脑干端直接电刺激的刺激阈值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r=0.781,P<0.05,结果提示两者存在相关性。4.单因素分析患者年龄、性别、肿瘤侧别、肿瘤质地与患者术后面神经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肿瘤的分级与患者术后面神经功能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r=0.656,P<0.05,结果提示两者存在相关性。5.将患者术后迟发性面瘫的发生与术中自由肌电图监测过程中有无A trains出现进行统计学分析,2=0.083,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患者术后迟发性面瘫的发生与否与术末面神经脑干端直接电刺激的刺激阈值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r=0.224,P>0.05,结果提示两者无明显相关性。结论:1.前庭神经鞘瘤术中行自发及诱发肌电图联合应用,能精确定位面神经,减少手术操作中面神经损伤的概率,对术后面神经解剖保留和功能保留有着重要意义;2.术中监测A trains出现者,术后早期面神经功能损伤概率更高;3.术末面神经脑干端刺激阈值越低者,术后面神经功能预后越佳;4.术前肿瘤大小是影响患者术后面神经功能的重要因素,肿瘤分级越高,术后面神经功能预后越差;5.对于肿瘤巨大、膜性界面不清、面神经分离困难者,即使术末面神经脑干端直接电刺激未引出动作电位,术后即刻并非都出现严重面瘫（H-B V级以上）;6.术中面神经监测结果如A trains的出现及术末面神经脑干端刺激阈值与迟发性面瘫的发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难以预测术后迟发性面瘫的发生;7.面神经监测作为前庭神经鞘瘤以及颅底、脑干手术中神经功能保护的重要辅助工具已达成共识,但影响患者术后面神经功能的首要因素仍是术者娴熟的手术技巧及丰富的临床经验。
周刚[3]（2017）在《围脑干肿瘤61例临床分析》文中指出目的分析围脑干肿瘤的临床症状体征、核磁共振影像学表现、手术入路方式、相关并发症术后对策及预后。方法回顾分析本院神经外科2013年3月至2016年5月经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61例围脑干肿瘤病人的相关临床资料,从肿瘤对脑干的不同受压部位所出现的症状体征、核磁共振影像学表现、手术入路方式、相关并发症术后对策及预后予以总结分析。结果脑干功能十分重要,围脑干肿瘤的临床特点复杂多样,头痛、锥体束征和脑神经功能损害等症状较术前明显缓解;影像学检查能够确定肿瘤从不同角度压迫脑干的程度、手术入路的选择。显微镜下肿瘤全部切除42例（68.8%）,次全切除12例（19.7%）,大部分切除7例（11.5%）,死亡3例（4.9%）。病理检查结果:13例神经鞘瘤,8例髓母细胞瘤,8例室管膜瘤,7例脑膜瘤,5例血管母细胞瘤,4例表皮样囊肿,4例星形细胞瘤,3例颅咽管瘤,3例海绵状血管瘤,2例胶质母细胞瘤,2例巨大垂体瘤,1例转移癌,1例生殖细胞瘤;术后主要并发症:10例高热,1例中枢性呼吸困难,4例癫痫,1例昏迷,15例吞咽困难,4例面瘫,4例听力下降,19例肢体无力,7例复视,13例肺部感染,2例小脑缄默症,6例颅内感染,5例应激性溃疡,3例头皮下积液,12例脑积水,5例硬膜下积液,1例脑出血。术后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病变神经康复功能锻炼,大部分病人症状得到改善。经过3-6个月随访,对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应用Barthel指数评定量表,45例60分以上,9例40-60分,4例20-40分。60分以上的为预后良好,60分下的为预后不良。结论围脑干肿瘤的临床症状以脑神经功能损伤为主,并发症多而复杂。核磁共振影像学检查对围脑干肿瘤的诊断、定位及治疗方面重要意义。手术入路应考虑肿瘤的位置、大小、血供、压迫脑干的方向,在尽量全切肿瘤的情况下,避免神经牵拉及损伤。围脑干肿瘤术后并发症较严重,致残率高,部分预后良好,提高手术质量是关键,积极处理和预防并发症对改善患者预后有很大的作用,经随访发现术后出现脑积水的患者预后差。
李子轶[4]（2017）在《术中肌电图及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在颅底手术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术中动眼神经及外展神经眼外肌肌电图监测技术方法及其在颅底手术中的应用[方法]:收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三病区2016年3月至2016年11月收治的有术中眼动神经监测需求（术者要求）的颅底手术患者,进行术中动眼神经和外展神经监测,分别记录提上睑肌和/或下直肌以及外直肌的针电极肌电图（electromyography,EMG）,探讨术中自发肌电反应（spontaneous muscle activity,SMA）及复合肌肉动作电位（compound muscle action potential,CMAP）对术后动眼神经和外展神经功能状态的预测作用。[结果]:1、共有23例颅底手术患者术中进行了动眼神经和/或外展神经监测。其中有19例通过术中记录下直肌和/或提上睑肌EMG进行了动眼神经监测,其中19例患者监测了下直肌EMG,16例患者监测了提上睑肌EMG。术中发现,有14例（73.3%）下直肌出现trains,然而只有7例患者术后出现动眼神经麻痹;7例（43.8%）提上睑肌出现trains,然而术后只有3例患者出现动眼神经麻痹。2、在23例患者中有22例通过术中记录外直肌EMG进行了外展神经监测。22例患者中有6例（27.3%）患者术中出现了外直肌trains EMG,然而,其中仅有1例患者术后出现了短暂外展神经麻痹。在16例术中没有出现trains EMG的患者中,有2例术后出现短暂外展神经麻痹,1例出现永久性外展神经麻痹。3、有11例患者术中进行了动眼神经电刺激,在电流强度为0.5m A时只有8例（72.7%）患者可从下直肌记录到CMAP,而未有一例提上睑肌记录到CMAP。此8例患者中,有2例术后出现动眼神经麻痹,此2例患者CMAP的起始潜伏期较其他患者明显延长。电流强度为0.5m A刺激动眼神经时,有3例患者眼外肌无CMAP引出,其中有2例术后出现永久性动眼神经麻痹,1例出现短暂动眼神经麻痹。4、有4例患者术中进行了外展神经脑池段电刺激,在电流强度为0.1m A时,所有患者均从外直肌记录到了CMAP。有1例术后出现短暂外展神经麻痹,其CMAP波幅较其他患者明显降低。[结论]:1、术中眼外肌EMG监测的可行性:本研究中采用的针电极记录眼外肌EMG的方法,采用普通皮下针电极,操作简单、省时,记录有效,有利于术中眼外肌EMG监测技术的普及。2、术中SMA的意义:术中SMA可用来帮助术者定位动眼神经和外展神经,避免出现医源性损伤。但术中SMA与术后动眼神经和外展神经功能目前暂未发现显着相关性。3、术中CMAP的意义:术中CMAP可用来帮助术者辨认及定位动眼神经和外展神经,其刺激阈值、波幅、潜伏期等能一定程度反映动眼神经和外展神经的功能状态,但暂未发现显着相关性。[目的]:探讨面肌异常肌肉反应（abnormal muscle response,AMR）和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BAEP）在微血管减压术（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MVD）治疗面肌痉挛中的应用价值和意义。[方法]:收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三病区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符合原发性面肌痉挛诊断的患者。根据术中有无AMR及BAEP监测,将病人分为监测组和非监测组。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差异,分析AMR监测结果与术后治疗效果的关系;比较两组患者并发症（主要是面神经功能和听力变化）的差异,分析BAEP监测结果与听力变化的关系。[结果]:1、共有52例面肌痉挛患者复合要求。监测组和非监测组患者分别有28例和24例患者。监测组与非监测组术后治疗效果及听力变化情况无显着性差异,但监测组的长期治疗效果优于非监测组,并且非监测组的无效率明显高于监测组,监测组的听力下降率明显低于非监测组。2、28例患者均监测到AMR,AMR完全消失16例,AMR未完全消失11例,1例AMR未引出。AMR消失组和AMR未消失组间治疗结果无显着性差异,但术后AMR消失组在术后24小时和随访时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AMR持续未消失组。3、28例患者均监测到BAEP波形。听力下降组与无听力下降组比较,III波Max潜伏期、潜伏期差值（Max-基线）和V波潜伏期差值（Max-基线）有显着性差异。高频听力下降组与无高频听力下降组比较,III波Max潜伏期、缝皮时潜伏期、潜伏期差值（Max-基线）、潜伏期差值（缝皮-基线）,III波波幅百分比（缝皮-基线）和V波潜伏期差值（缝皮-基线）有显着性差异。[结论]:1、术后AMR消失代可作为MVD客观评价指标。2、有部分面肌痉挛患者面神经充分减压后AMR仍存在。AMR消失的患者术后即刻及长期预后效果更好。3、术中BAEP监测可降低MVD术后听力损伤发生率。MVD术后听力下降患者III波潜伏期术中显着延长,III可用于对术后病人听力下降情况,尤其是高频听力下降情况进行预测。
聂颖,唐靖,张建,林涛[5]（2016）在《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不良事件相关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主要不良事件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收集107例脑干肿瘤手术治疗患者的性别、年龄、术前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病变部位及性质、术前是否合并脑积水或肺炎、手术及麻醉时间、麻醉方式等资料,观察围麻醉期患者心率失常、血压波动、延迟拔管、咳嗽多痰以及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IONM）失败等不良事件发生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不良事件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术前ASA分级、病变性质以及术前合并脑积水是出现循环系统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95%CI分别为1.80112.350、1.4967.300及1.0093.583;术前ASA分级、病变部位以及术前合并肺炎是出现呼吸系统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95%CI分别为1.12321.825、19.384370.350及3.03643.094;全凭静脉麻醉（TIVA）是出现IONM失败的保护因素,95%CI为2.93921.776。结论:术前ASA分级、病变部位和性质、以及术前是否合并脑积水或肺炎是出现围麻醉期主要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TIVA是出现IONM失败的保护因素。
聂颖[6]（2016）在《脑干手术麻醉中的不良事件相关因素分析及星状神经节阻滞对老年患者及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脑血管舒张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部分脑干脑干手术麻醉中的不良事件相关因素分析前言：麻醉技术的进步和术中监测的完善,极大地推进了神经外科手术的快速发展。脑干,这个曾经被神经外科视为禁忌的手术禁区,在现代麻醉技术及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intraoperative neurophysiological monitoring,IONM）的保驾护航下,其手术的安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手术切除脑干肿瘤的治疗效果也甚为理想。然而,由于脑干是呼吸、循环及运动中枢,手术的相关操作均有可能造成可逆甚至不可逆的损伤,并由此引发术中生命体征突然而剧烈的变化,所以脑干手术的风险仍然极高。尽管IONM可以帮助预防并即时反应手术操作造成的损伤,但是由于其监测效果非常容易受到麻醉药物的影响,经常在麻醉状态下无法提供可靠的监测信息,而脑干手术一旦失去可靠的神经电生理监测,术后神经功能缺失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因此,脑干肿瘤手术的不良事件发生率较高,围麻醉期管理也十分复杂,尤其是手术相关操作引起的心血管和呼吸功能的变化,以及麻醉相关因素导致IONM的监测失败,这些都是直接威胁患者围麻醉期安全和手术预后的不良事件,作为麻醉医师只有充分了解上述不良事件的相关因素及发生机制,才能制定合理有效的围麻醉期管理措施,保证患者的麻醉安全和手术质量。近些年,国内外有许多关于脑干及围脑干手术麻醉中出现各类不良事件的相关研究和报道。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由于这些不良事件常常事发突然且后果严重,如果不及时发现并有效处理将严重威胁患者的安全和预后,因此对于脑干手术中不良事件的处理,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由此可见,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管理的首要重点是充分了解不良事件的相关因素,从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但是,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个案报道,主要描述了脑干及围脑干肿瘤手术中出现的呼吸、循环系统不良事件的具体表现,并且对这些事件可能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处理办法,但是对于脑干肿瘤手术中出现各类不良事件的相关因素的分析研究则不多见。本研究通过收集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自2011年1月-2015年6月期间施行的开颅切除脑干肿瘤手术的临床资料,对围麻醉期出现的心血管、呼吸的变化和IONM监测失败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严重程度、具体表现、处理方法和效果以及可能的诱发因素等进行调查研究,以评估分析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相关因素和恢复情况,从而为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管理积累临床实践经验,并为合理选择麻醉药物与麻醉方式,提高麻醉质量及术中监测成功率提供临床参考。资料与方法：1.患者资料收集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自2011年1月～2015年6月期间施行的开颅切除脑干肿瘤手术的临床资料。2.不良事件判定标准2.1循环系统不良事件心率失常的定义：心率骤然减慢／增快≥基础值20%,伴或不伴血压变化者；术中出现但术前心电图检查未发现的心率失常。血压波动的定义：血压骤然降低／增高≥基础值20%,伴或不伴心率变化者（如果心率变化≥基础值20%者判定为心率失常）。2.2呼吸系统不良事件咳嗽多痰的定义：麻醉诱导期和维持期呼吸道分泌物增多、气道压增高需要吸痰处理者；麻醉复苏期吸痰次数≥3次；随访期可闻及明显痰鸣音并伴有新发咳嗽者。延迟拔管的定义：麻醉复苏期因呼吸恢复不理想导致静息脱氧状态下无法维持Sp02在95%以上,带管回监护室24小时内仍无法拔管或拔管后再插管或需行气管切开者。2.3电生理监测不良事件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项目中一项或一项以上无法监测到波形（术前相应监测项目收集到的波形是良好的）,在排除设备故障及手术影响后仍无法获得有意义的波形者,定义为监测失败。3.资料采集方法3.1一般资料的采集住院号,性别,年龄,是否有其他系统合并症。3.2麻醉资料的采集术前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ASA）分级,气管插管方式,麻醉方式,麻醉药物的使用种类和剂量,心率和血压的波动范围,BIS值的变化情况,术中体温和血气分析的监测结果,术中输液量和尿量,术中出血量和输血量,麻醉时间。3.3手术资料的采集病变部位（中脑、脑桥、延髓）,是否合并脑积水,手术入路,体位,病理结果（海绵状血管瘤、血管母细胞瘤,胶质瘤）以及病变性质（出血性、非出血性）,手术时间。3.4 IONM资料的采集：监测项目的种类,术前相应项目的结果,监测设备的型号、参数及监测医师。3.5各类不良事件的采集3.5.1循环系统不良事件术中是否出现循环系统不良事件,事件的类型、程度、诱因、持续时间、干预措施、干预措施是否有效,是否给予血管活性药物进行调控,药物使用效果如何。3.5.2呼吸系统不良事件麻醉诱导期、维持期及复苏期的呼吸道分泌物是否增多,麻醉复苏期是否呼吸恢复不佳,是否带管,带管耐受情况,是否需要辅助镇静。术后24小时是否能够拔管,能够拔管者是否需要再插管,再插管的原因是分泌物增多还是呼吸恢复情况变差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够拔管者是进行气管切开还是其他处理方式3.5.3电生理监测不良事件监测波形是否理想（波形比术前差还是无法采集到波形）,排除监测设备和操作人员的可能影响因素后是否监测效果良好,是否更改了麻醉方式,更改后监测效果是否更佳,术后是否发生新的脑干功能障碍或原有的功能障碍加重。4.相关因素的选择查阅相关文献,并结合临床经验,选择下面10项可能与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不良事件发生相关的因素进行统计分析：一般资料：性别,年龄（≤14岁,>14岁）,是否合并症肺炎。麻醉资料：术前ASA分级（Ⅰ～Ⅱ,Ⅲ～Ⅳ）,麻醉时间,麻醉方式--全凭静脉麻醉（total intravenous anesthesia,TIVA）和静吸复合全麻（combined intravenous and inhalation anesthesia,CIIA）。手术资料：病变部位（中脑,脑桥,延髓）,病变性质（出血性病变包括海绵状血管瘤、血管母细胞瘤,非出血性病变包括胶质瘤）,是否合并症脑积水,手术时间。5.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不良事件的发生频率用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表示。将符合不良事件判断标准的病例列为事件组,其余病例列为对照组,先对选择的10项可能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初步找出可能的危险因素,其中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而计量资料需要先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如果符合则采用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如果不符合则采用两个独立样本秩和检验。统计结果以P值小于0.05作为初筛标准并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用相对危险性值和95%C1评价相关因素与不良事件的相关性。结果：1. 一般情况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自2011年1月～2015年6月期间施行了107例次开颅切除脑干肿瘤的手术,均为首次手术,其中96例术中采用TIVA其余11例采用CⅡA,平均手术时间为162.71+11.22分钟,平均麻醉时间为293.17+9.89分钟。男性患者62例,女性患者45例,平均年龄29.43岁士11.14（4-64岁）,其中≤14岁的39例,>14岁的68例。术前ASA分级Ⅰ级6例,Ⅱ级18例,Ⅲ级81例,Ⅳ级2例,其中合并脑积水者12例,合并肺炎者4例。术后病理诊断为脑干胶质瘤的46例,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58例,脑干血管母细胞瘤的3例。病变部位位于中脑者8例,位于桥脑者78例,位于延髓者21例。2.不良事件发生率收集的107份病例中,围麻醉期出现心率失常的有48例,发生率为44.0%；围麻醉期出现血压波动的有36例,发生率为33.0%；术后延迟拔管的有10例,发生率为9.2%；术后咳嗽多痰的有22例,发生率为20.2%；术中出现监测失败的有24例,发生率为22.0%。3.不良事件的处理术中出现心率失常或者血压波动时,立即叫停所有相关操作,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变化的同时排查可能的诱因（如牵拉脑干、刺激三叉神经、颅内压的变化等等）。在本组病例中有41例在停止操作并去除诱因后,生命体征恢复至操作前视为处理有效；有7例在上述处理后仍未恢复至操作前,或者症状反复出现且无明显改善的,则选择相应的血管活性药物（如阿托品、乌拉地尔等）进行对症处理,药物处理后7例均基本恢复至操作前。术后出现咳嗽多痰时应首先予以充分吸痰,再根据病情具体情况具体处理。本组病例中有22例出现明显咳嗽多痰,其中12例复苏期意识及呼吸恢复良好,经外科评估后组颅神经损伤不明显予以拔管处理,术后加强排痰吸痰护理,未出现呼吸系统并发症；剩余的10例复苏期意识或者呼吸恢复不理想,考虑脑干及后组颅神经骚扰较大决定延迟拔管,彻底清理呼吸道并重新固定导管后（其中8例经鼻插管者直接固定后带管,2例经口插管者改为经鼻插管固定后带管）带管入ICU继续观察。带管的病例中有6例术后24小时内意识及呼吸恢复良好并予以拔管,除1例拔管之后因误吸导致缺氧而进行气管切开以外,其余5例未出现呼吸系统并发症；带管的余下4例由于术后24小时之后意识或者呼吸恢复一直不理想,遂进行气管切开处理。术中出现神经电生理监测失败时,首先排除监测设备故障,同时通知手术医生判断是否手术相关操作引起,上述原因均排除后麻醉医生根据麻醉深度及药物使用情况判断是否由于麻醉相关因素（如药物影响、血压、体温）引起的监测失败,并在保证麻醉质量的前提下适当调整麻醉方式（如减少七氟烷或异丙酚的用量但同时保证BIS值低于60）。如果监测效果仍无明显改善者,通知手术医师由其决定手术进程。本组病例中有24例出现监测失败,且失败的监测项目均为体感诱发电位（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SSEP）.其中有11例在调整麻醉用药后SEP的监测效果明显改善,其余13例为了确保麻醉安全未予以特殊处理。术后24小时随访意识恢复不佳者有9例,术中均出现了SEP监测失败。4.单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手术时间及麻醉时间这四个因素与各类不良事件的相关性,事件组与对照组间的数据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而存在统计学差异的相关因素分析结果描述如下：（1）术前ASA分级（Ⅰ～Ⅱ,Ⅲ～Ⅳ）、病变部位（中脑、脑桥、延髓）、病变性质（出血性、非出血性）以及是否合并脑积水,对事件组与对照组循环系统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的影响有明显差异（P<0.05）；（2）术前ASA分级（Ⅰ～Ⅱ,Ⅲ～Ⅳ）、病变部位（中脑、脑桥、延髓）以及是否合并肺炎,对事件组与对照组呼吸系统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的影响有明显差异（P<0.05）；（3）麻醉方式（TIVA与CⅡA）对术中电生理监测失败率的影响有明显差异（P<0.05）。5.多因素分析进一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术前ASA为Ⅲ-Ⅳ级、病变性质为出血性病变、术前合并脑积水是出现循环系统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2）术前ASA为Ⅲ-Ⅳ级、病变部位波及延髓、术前合并肺炎是出现呼吸系统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3） TIVA是出现术中电生理监测失败的保护因素。结论多种因素可以导致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不良事件的发生。术前ASA分级、病变部位和性质、以及术前是否合并脑积水或肺炎是出现循环、呼吸系统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因此麻醉医师应该综合评估患者的术前状况,针对上述危险因素采取相应的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以降低围麻醉期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同时,脑干肿瘤手术中IONM的监测效果容易受到吸入性麻醉药物和肌松剂的影响,TIVA是出现术中电生理监测失败的保护因素,因此麻醉维持方式采用TIVA且不使用肌松剂能够提供良好的麻醉效果同时保证IONM的监测质量。第二部分星状神经节阻滞对老年患者及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脑血管舒张作用前言：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技术的进步使得血管内介入治疗的安全性不断提高,而脑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也因其创伤小、风险低、缩短术后恢复时间及减少术后并发症等优点被广泛接受。然而,介入治疗过程中出现的血管痉挛仍然是导致治疗后出现后遗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老年人及伴有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的患者,由于这类患者的血管原本即存在病理性的狭窄或增生等异常改变,所以更容易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明显的血管痉挛,不仅影响治疗效果更可能导致预后不良。据统计合并SAH的患者中有2/3通过脑血管造影可以发现存在血管痉挛改变,这其中有1/3是可以完全恢复的,另外有1/3将出现永久性的神经功能障碍,剩余的1/3则死于顽固性的脑血管痉挛。由此可见,血管痉挛是脑血管疾病患者进行DSA治疗中最严重的并发症,是增加患者致残致死率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脑血管内介入治疗过程中,导管及导丝的机械性刺激是诱发脑血管痉挛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导管及导丝对血管壁的机械刺激引起的血管痉挛与手术医生的操作经验及熟练程度有很大关系,但是在血管内治疗过程中这种刺激在所难免。因此,在血管内治疗过程中,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及伴有SAH的患者,应该采取各种积极的预防措施避免血管痉挛的发生或者减轻血管痉挛的程度。支配脑血管的交感神经起源于颈交感神经节,其分为颈上、颈中及颈下神经节。颈下神经节又称星状神经节（stellate ganglion,SG）,SG所发出的分支主要分布在椎动脉和基底动脉周围的结缔组织内并组成椎-基底动脉丛,然后上行至大脑后动脉,在此与起白劲内动脉的神经丛会合。研究发现星状神经节阻滞（stellate ganglion block,SGB）可以通过抑制颈部交感神经兴奋,产生和静注前列腺素E1一样的扩血管效应,在进行SGB后椎动脉、基底动脉、颈总动脉以及大脑前、中、后动脉的血流速度、血流量、血管直径均增加,血管阻力下降,并且这种效应对分支小动脉更加明显。因此,SGB对脑循环的影响开始引起关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都证实了,SGB能够通过增加脑血流量改善脑循环,尤其对预防和治疗脑缺血缺氧性损伤有较好的效果,具有一定的脑保护作用。由此,我们设想SGB是否也能够预防或缓解DSA治疗中发生的脑血管痉挛。鉴于在以往的研究中,SGB大多是盲穿下进行,阻滞成功率不高且阻滞效果也不确定；而且在多数研究中都是采用经颅多普勒（three-dimensional transcranial doppler,TCD）观察血管变化的,但是TCD是经颅骨探测血流信号进行结果判断的技术,干扰因素较多且与操作者的手法和经验直接相关,得出的结论很可能误差较大。因此在本研究我们经B超引导下进行SGB以保证阻滞成功率,并采用DSA造影的方式测量脑血管直径的变化,从而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并观察SGB阻滞前后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大脑中动脉、椎动脉及基底动脉血管直径的变化情况,并探讨这种扩张效应对降低脑血管内介入栓塞治疗中血管痉挛发生率的有效性。研究资料1.纳入标准首先选择因缺血性脑病或脑血管疾病拟局麻下行全脑血管造影检查的患者,年龄≥18岁,ASA分级Ⅰ或Ⅱ级,格拉斯哥评分（glasgow coma scale, GCS）≧13分,术前CT检查无蛛网膜下腔出血,无局麻药过敏史,无心肺系统疾病及肝肾功能障碍。另外选择因脑血管疾病拟局麻下行神经介入栓塞治疗的患者,年龄≥18岁,ASA分级Ⅱ或Ⅲ级,GCS评分≥13分,世界神经外科联盟（World Federationof Neurological Surgeon, WFNS）分级Ⅰ-Ⅲ级,无局麻药过敏史,无心肺系统疾病及肝肾功能障碍。2.排除标准（1）合并心肺系统合并症或肝肾功能衰竭；（2）有局麻药过敏史；（3）颈部结构异常如瘢痕或肿瘤；（4）凝血功能障碍或抗凝治疗；（5）高度恐惧或紧张而无法配合；（6）拒绝签署同意书等。3.分组进行全脑血管造影检查的患者,根据年龄分为老年组（年龄≥65岁）和成年组（18岁≤年龄<65岁）,每组各20例。进行神经介入栓塞治疗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根据是否进行SGB随机分为两组：SGB组和Non-SGB组,每组各40例。其中的SGB组再根据治疗前是否存在SAH再分为SAH组和Non-SAH组。研究方法1.研究方案及观察指标老年组和成年组两组病人在局麻下进行常规全脑血管造影检查后,经B超引导下行左侧SGB,阻滞成功后15min再次行阻滞侧脑血管造影检查,观察阻滞侧大脑中动脉（middle cerebral artery,MCA）、椎动脉（vertebral artery,VA）及基底动脉（basilar artery,BA）阻滞前后的直径变化,同时通过TCD监测这三个动脉阻滞前后平均血流速度（Vm）的变化,最后比较两组间所有观察指标变化的差异。Non-SGB组按照常规做法在治疗前局麻下先行全脑血管造影检查确定病灶后,不进行SGB,直接开始进行神经介入栓塞治疗。而SGB组则是在治疗前局麻下先行全脑血管造影检查确定病灶后,经B超引导下在拟治疗侧行SGB,阻滞成功后15min再次行阻滞侧脑血管造影检查,观察阻滞侧MCA、VA及BA阻滞前后的直径变化,同时通过TCD监测这三个动脉阻滞前后平均血流速度（Vm）的变化,最后比较SAH组和Non-SAH组两组间所有观察指标的变化差异。SGB组完成阻滞侧的造影检查后开始进行神经介入栓塞治疗。术中和术后12h观察对比SGB组和Non-SGB组发生出血及明显脑血管痉挛的情况。2.SGB方法患者处于仰卧位,嘱头固定居中,肩颈下垫薄枕。超声平面内引导穿刺采用线阵探头,频率10 MHz,探头方向与颈部矢状面成45°定位C7横突,旁移确定颈总动脉及SG后,穿刺针由超声探头的外侧进针,避开颈静脉及邻近的血管及神经,在超声监测下移动针尖到达颈总动脉下方的SG后注药,注射用药为2%利多卡因8 mL,同时调整针头使药液均匀扩散,药物注射完毕后拔针,完成操作。阻滞成功的标志为注射药物侧出现霍纳综合征：包括瞳孔缩小,眼睑下垂,眼球下陷,眼结膜充血,面微红无汗等。同时观察阻滞后是否出现血肿、气胸、硬膜外或蛛网膜下腔阻滞、声音嘶哑、食管损伤及甲状腺损伤等并发症。3.DSA检查及血管测量方法采用Seldinger技术经右侧股动脉穿刺,将导管插至颈总动脉、椎动脉依次造影。采用WD CGO-2100血管造影机。对比剂为350mg I/ml碘海醇注射液。注射流率及剂量：主动脉弓分别为15 ml/s、25 ml;颈总动脉为5ml/s、8ml;椎动脉分别为3 ml/s、6 ml。体位：采用标准头颅正位测量MCA,采用标准头颅侧位测量VA及BA。MCA直径的测量方法：辨认颈内动脉分为大脑前动脉及大脑中动脉的起始处,大脑中动脉分出后距离该处2mm定为测量点；VA直径的测量方法：辨认基底动脉发出小脑后前动脉处,距离该处2mm定为测量点；VA直径的测量方法：辨认椎动脉发出小脑下后动脉处,距离该处2mm定为测量点。所有病例的测量均由同一位专业血管介入科医师进行,且该医师不知晓所测病例是否实施SGB,且每个测量点均测量3次,取其平均值作为最后测量结果。4.TCD监测方法所有进行SGB的患者均分别在阻滞前及阻滞后15分钟监测阻滞侧的MCA、VA及BA的平均血流速度（Vm）。TCD监测采用德国DWL公司BOX型TCD仪,应用手持式2MHz脉冲探头,从颞窗探查MCA,从枕窗探查VA及BA,所有操作均由同一位专业技术人员完成。5.术后并发症的观察术后12小时常规送CT室进行CT平扫及CT血管照影,确定是否发生出血及明显血管痉挛等并发症。6.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先进行正态分布检验,以均数士标准差（x±s）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成年组与老年组对比结果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各个指标、ASA分级、GCS评分及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GB后两组患者阻滞侧的MCA、VA及BA直径均有增大,与阻滞前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P*<0.05）。成年组与老年组两组间比较,阻滞前的MCA、VA及BA直径无差异（P>0.05）,但阻滞后各血管直径扩张程度对比有差异（PA<0.05）。2. Non-SAH组与SAH组对比结果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各个指标、ASA分级、GCS评分、WFNS评分及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GB后两组患者阻滞侧的MCA、VA及BA直径均有增大,与阻滞前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P*<0.05）。Non-SAH组与SAH组两组间比较,SGB前两组患者阻滞侧的MCA、VA及BA直径差异明显（Pα<0.05）,且阻滞后各血管直径扩张程度对比有差异（PΔ<0.05）。3.SGB组与Non-SGB组对比结果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各个指标、ASA分级、GCS评分、WFNS评分及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GB组与Non-SGB组术中及术后均未发生出血事件,但是Non-SGB组术中出现5例较为明显的血管痉挛（其中4例经过罂粟碱对症处理后可继续进行治疗,1例较为严重者被迫暂时放弃治疗）,而SGB组则没有出现明显的血管痉挛病例,两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4.TCD监测结果对比成年组与老年组以及Non-SAH组与SAH组中所有进行SGB的患者在阻滞后,阻滞侧MCA及BA的Vm较阻滞前明显增加（P<0.005）,VA也较阻滞前增加但并不明显（P>0.005）。结论终上所述,SGB可以舒张阻滞侧的MCA、VA及BA,对DSA手术中的CVS有预防作用。B超引导下的SGB不仅能够提高阻滞成功率从而确保疗效,还能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患者安全。
高立[7]（2014）在《精密诱发电位仪高速数据采集技术及信号提取算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诱发电位信号是通过对人体进行视觉、听觉、体感刺激等,在相应体表部位记录诱发的神经电活动。其幅值很低,仅有0.1-100uV,极容易埋没在波幅达50uV以上的自发脑电活动或各种干扰伪迹中。诱发电位仪广泛用于神经挫伤诊断治疗、脑干性病变的鉴别诊断、脑干手术后安全监护等临床医学检测治疗和脑与认知科学的研究。本文所设计的精密诱发电位仪系统采用微伏级信号检测技术和多导联实时高速数据同步采集技术,将放大后的多通道诱发电位信号进行高速采集,并通过A/D模块进行模-数转换,将得到的16bit数字信号送入FPGA主控制器进行前端处理,再通过ARM控制器的USB高速通道发送至上位机进行相关算法处理。数据前端处理模块主要由控制器FPGA完成。此模块根据流水线设计思想将系统进行自顶向下的模块化设计,利于系统的集成和维护。在数据的缓存模块中,使用两个DCFIFO对并行数据流乒乓操作,大幅提高数据的吞吐量。主控制器FPGA与ARM的异步时钟域通信中,运用同步检测、异步FIFO缓存、半步错位同步法等三种方法相结合,抑制了主控系统在同步高速时钟控制下的异步时钟域通信的亚稳态问题。数据前端处理系统所采集到的诱发电位信号只是经过简单的模拟滤波,其中包含各种干扰信号,如自发脑电（EEG）、心电干扰、工频干扰等,需要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对其特征信号进行提取。本文通过对叠加平均降噪算法和自适应干扰对消技术（3A技术）分析,提出基于反正切矫正IIR滤波的自适应干扰对消算法对视觉、听觉诱发电位信号进行特征信号单次提取,并与传统叠加平均算法进行对比,为诱发电位信号单次提取算法的实现做了实际的探讨。对测试结果分析可得,本文提出的三种同步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对高速系统中存在的亚稳态问题进行有效抑制。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反正切矫正IIR滤波的自适应干扰对消算法可以对诱发电位信号进行单次提取。本系统可用于对诱发电位的临床医学检测。
张申起[8]（2014）在《大型听神经瘤术中面神经功能保护及手术治疗策略》文中提出目的：探讨在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下,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大型听神经瘤,术后面神经解剖、功能保留情况、以及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分析术中联合应用肌电图（EMG）、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体感诱发电位（SEP）、运动诱发电位（MEP）的可行性、安全性、敏感性以及对手术操作的影响；同时探讨术中岩静脉的保护以及内听道处理的手术技巧。方法：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2010年1月至2013年10月收治的85例大型听神经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病例均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显微手术切除肿瘤,所有病例术后病理诊断均为听神经瘤。对比分析了单纯面神经功能监测与联合监测术后面神经解剖、功能保留情况,以及患者预后的影响；对85例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对比分析术中岩静脉的保护与未保留岩静脉病例预后的情况,研究内听道肿瘤处理的手术技巧。术前、术后面神经功能的评判采用House-Brackmann分级标准,对术后即刻、术后7天、术后3月、术后6月、术后9月、术后1年等6个时段进行面神经功能评判,所有数据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肿瘤全切除80例（94.1%）,次全切除5例（4.7%）,术中面神经解剖保留82例（96.5%）,术后即刻、7天、3月、6月、9月、1年及以上的随访患者的H-B面神经功能分级优秀率（H-B Ⅰ,Ⅱ级）分别为：88.2%、56.0%、41.9%、51.0%、68.6%、86.7%；85例患者中,岩静脉未保留者6例,发生小脑水肿2例,发生小脑出血2例,而岩静脉保留者79例,发生小脑水肿15例,发生小脑出血3例；85例患者中,术中磨开内听道78例（91.8%）,其中肿瘤全切76例；未磨开内听道7例（8.2%）,其中肿瘤全切4例。结论：1)在大型听神经瘤的手术中,通过进行神经电生理监测,有效的保护了面神经功能,有利于患者的预后。2)大型听神经瘤术后面神经功能呈动态变化曲线：术后逐渐下降,在术后3月降至最差水平,而后逐渐回升,在术后1年基本恢复至术后即刻状态。3)术中EMG+BAEP+SEP+MEP的有效联合监测,对比单纯的EMG监测,在保护面神经的同时,能更好的保护后组颅神经功能及脑干功能,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4)大型听神经瘤的囊、实性与术后面神经功能恢复有相关性。5)术前是否合并有脑积水与术后面神经功能恢复无相关性。6)术中对岩静脉进行良好的保护,可能减少小脑出血的发生率。7)术中磨开内听道,可提高肿瘤的全切率。
朱凤平[9]（2013）在《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影像功能神经导航联合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定位脑运动传导通路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第一部分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与术中皮层下电刺激在脑胶质瘤手术中联合定位运动传导通路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背景：由于存在术后运动功能障碍的风险,功能区脑胶质瘤手术仍是神经外科的一大挑战。目标：前瞻性分析联合应用术中直接皮层下电刺激（direct subcortical stimulation, DsCS）及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纤维束成像技术对锥体束定位的价值,评价两种技术联合应用对功能区脑胶质瘤手术中运动通路保护的意义。方法：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58例术前诊断为邻近或累及锥体束的原发性脑胶质瘤病例。DTI纤维束成像显示锥体束,接近锥体束时,在手术残腔内行直接皮层下电刺激。记录刺激位点距离锥体束的距离,计算DTI纤维束成像定位锥体束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评估两项技术联合应用对运动功能保护的价值。结果：术后分析40（69.0%）例肿瘤全切除。17（29.3%）例患者运动功能较术前加重,6例术后一个月时复查遗留运动功能障碍。DTI纤维束成像与DsCS定位锥体束有很高的一致率。DTI的敏感度92.6%,特异度93.2%。DsCS阳性位点距离DTI显示的锥体束的距离为2.0-14.7mm（平均为5.2±2.2mm）。有50例病例术后六个月长期随访,远期生活质量评分较术前显着提高。结论：DTI可有效显示下行运动传导通路,但不完全可靠。联合两种技术有助于功能区胶质瘤的个体化手术治疗。3.OT高场强术中磁共振环境下的神经电生理监测：磁共振安全电极的筛选及体模实验目的：通过体模实验,定量测量、比较不同材料电极在3.OT高场强磁共振环境中的伪影大小,探讨高场强术中磁共振（intraoperative MRI,iMRI）环境下行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Intraoperative neuro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IONM）的临床可行性。方法：选择传统的不锈钢电极及银-锰合金、铝-钛合金、银-氯化银合金、铬-镍合金等非磁性或弱磁性材料制备的电极进行测试。将电极植入自行设计的带有刻度的、可方便定量测量磁共振伪影范围的体模。将不同电极植入体模后行T2、液体衰减翻转恢复（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FLAIR）、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序列扫描,分析图像质量,测量、比较不同电极在体模产生的伪影范围、深度,选择伪影最小的电极。将电极置于体模的不同部位,比较电极伪影范围区别。结果：DWI序列影像畸变明显,未进一步用于定量测量MRI伪影范围,而铝-钛合金电极、银-氯化银合金电极在DWI序列未见到明显伪影。不锈钢电极伪影范围最大,铝-钛合金电极伪影最小；五种材料电极在T2、FLAIR上的伪影范围分别为：不锈钢)20×20mm2,铝-钛合金)0,银-氯化银合金)10×5mm2,银-锰合金)20×20mm2,铬-镍合金)15×10mm2。铝-钛合金电极对图像质量无明显影响,伪影范围不受电极植入部位的影响。结论：由于伪影明显,常规不锈钢电极不宜应用于高场强iMRI环境下的神经电生理监测,而铝-钛合金电极可在高场强iMRI环境下应用,不影响图像质量。3.OT高场强术中磁共振与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在运动区胶质瘤手术中的联合应用目的：探讨3.0T高场强术中磁共振（iMRI）成像技术及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IONM）技术的联合应用在运动区胶质瘤手术中的临床价值。方法：57例运动区脑胶质瘤的病例在iMRI导航及IONM监测下行肿瘤切除术。应用自主研发的磁共振兼容的电极插入头皮及肌肉用作术中监护。记录电刺激不良事件,分析MRI影像畸变；分析电生理监测波形及iMRI图像质量。定量分析肿瘤在iMRI引导下进一步切除前、切除后的肿瘤体积及肿瘤切除程度。手术前、后比较患者的运动功能。结果：IONM和iMRI均可高质量完成,无电生理监测或iMRI并发症。iMRI引导下进一步切除前、切除后的肿瘤全切率分别为63.2%、75.4%。进一步切除前、切除后的平均残余肿瘤体积为3.9cm3和1.8cm3。第一次iMRI扫描时和最终iMRI扫描平均切除程度分别为94.8%和97.5%。进一步切除前、后的残余肿瘤体积（P=0.003）和平均切除程度（P=0.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14.0%）例病人术后一过性运动功能障碍,2（3.5%）例一月后随访遗留运动功能障碍。结论：应用MRI安全的电极,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可在3. OT iMRI环境下正常应用,不影响监测质量。联合高场强iMRI及IONM技术可提高肿瘤切除程度,降低术后运动功能障碍发生率。
陈满涛[10]（2012）在《体感诱发电位对长期昏迷的弥漫性轴索损伤预后评估的价值》文中研究说明[目的]评估体感诱发电位（somato 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EP）对弥漫性轴索损伤（diffuse axonal injury, DAI）患者预后判断的价值,并比较SEP与MRI检查对DAI患者预后评估的准确性。[方法]2010年1月至2012年1月期间入院的43例外伤后DAI患者,外伤1月后仍处于昏迷状态,行头颅MRI检查,根据病灶部位分为三级：I：病灶位于灰白质交界连接区,II：病灶位于基底节区、胼胝体内及其周边,III：病灶位于脑干。全部DAI患者在MRI检查后3天内行SEP检查,将SEP检查结果分为三组,正常组（I级）：N20振幅及中枢传导时间（Central conducting time, CCT）均正常,异常组（II级）：CCT延长或者N20振幅小于2.0uV,缺失组（III级）：单侧或双侧N20振幅小于0.5uV,但具有N13。使用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评估患者外伤6个月后的预后。其中GOS1-3分为预后不佳,GOS4-5分为预后良好。GOS1-2为非苏醒状态,GOS3-5为苏醒状态。[结果]MRI检查II及III级患者的平均GOS分别为3.06±1.18,2.32±0.95,显着低于I级患者（4.00±0.71）（p<0.05）；SEP Ⅲ级患者6个月后的GOS评分均≤3,平均GOS评分为1.80±0.78,显着低于Ⅱ级和Ⅰ级患者（Ⅱ级3.05±0.87,Ⅰ级4.144±0.69,p<0.05）；MRI检查Ⅲ级患者预后不佳的判断准确性为90.9%,对昏迷的预判准确性为54.5%。SEPⅢ级对DAI患者预后不佳的判断准确性达到100%,对昏迷的预判准确性达到80%。此外SEP I级对DAI患者预后良好的判断准确性达到85.7%,对苏醒的预判准确性达到100%。[结论]随着SEP级别的升高,患者预后越来越差,皮层N20波形消失的患者预后均不佳。SEP检查较MRI检查能更好地评估DAI患者预后,对预后良好及不佳均有较高的准确性。SEP对长期昏迷DAI患者的苏醒与否也有一定的预后评估价值。
二、围脑干手术中体感诱发电位监测的临床研究(摘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围脑干手术中体感诱发电位监测的临床研究(摘要)（论文提纲范文）
（1）右美托咪定对全凭静脉麻醉下颈椎手术术中感觉和运动诱发电位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附录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麻醉药物及相关因素对感觉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的影响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个人简介 |
| 开题、中期及学位论文答辩委员组成 |
（2）面神经监测在前庭神经鞘瘤手术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研究现状、成果 |
| 研究目的、方法 |
| 1.1 对象和方法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麻醉方法 |
| 1.1.3 面神经监测 |
| 1.1.4 手术方法 |
| 1.1.5 评定标准 |
| 1.1.6 统计学分析 |
| 1.2 结果 |
| 1.2.1 面神经的解剖保留及术后面神经功能 |
| 1.2.2 术中面神经监测结果与术后面神经功能的关系 |
| 1.2.3 影响术后面神经功能的可能因素 |
| 1.3 讨论 |
| 1.3.1 面神经的解剖保留及术后面神经功能 |
| 1.3.2 面神经监测结果与术后面神经功能的关系 |
| 1.3.3 影响术后面神经功能的可能因素 |
| 1.3.4 术后面神经功能障碍的干预措施 |
| 1.3.5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House-Brackmann面神经功能分级标准 |
| 综述 面神经监测在前庭神经鞘瘤手术中的应用进展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围脑干肿瘤61例临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一般资料 |
| 2.2 临床表现 |
| 2.3 影像学检查 |
| 2.4 手术方式 |
| 2.4.1 翼点入路 |
| 2.4.2 岩骨-小脑幕上下联合入路 |
| 2.4.3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 |
| 2.4.4 枕下后正中入路 |
| 2.4.5 枕下极外侧入路 |
| 2.4.6 枕下小脑幕上popen's入路 |
| 2.4.7 右侧侧脑室钻孔外引流术 |
| 2.5 术后处理及随访 |
| 2.6 统计学分析 |
| 3 结果 |
| 3.1 手术切除 |
| 3.2 病理结果 |
| 3.3 术后并发症 |
| 3.4 死亡病例 |
| 3.5 随访及预后 |
| 4 讨论 |
| 4.1 围脑干肿瘤的临床特征 |
| 4.2 围脑干肿瘤的影像学检查和病理诊断 |
| 4.2.1 星形细胞瘤 |
| 4.2.2 血管母细胞瘤 |
| 4.2.3 室管膜瘤 |
| 4.2.4 胶质母细胞瘤 |
| 4.2.5 海绵状血管瘤（CH） |
| 4.3 围脑干肿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
| 4.3.1 围脑干鞍区肿瘤（翼点入路） |
| 4.3.2 围脑干岩骨-斜坡区肿瘤（岩骨-小脑幕上下联合入路） |
| 4.3.3 围脑干桥小脑角肿瘤（枕下乙状窦后入路） |
| 4.3.4 围脑干枕骨大孔区肿瘤（枕下极外侧入路） |
| 4.3.5 围脑干四脑室肿瘤（枕下后正中入路） |
| 4.3.6 围脑干松果体区肿瘤（枕下小脑幕上popen's入路） |
| 4.3.7 手术技巧及注意事项 |
| 4.4 死亡病例讨论 |
| 4.5 术后并发症及处理 |
| 4.5.1 脑积水 |
| 4.5.2 高热 |
| 4.5.3 癫痫 |
| 4.5.4 肺部感染 |
| 4.5.5 颅内感染 |
| 4.5.6 神经功能损伤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脑干肿瘤的临床表现及治疗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读研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4）术中肌电图及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在颅底手术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部分 术中动眼神经、外展神经肌电图监测在颅底手术中的作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前言 |
| 2、研究对象及方法 |
| 3、结果 |
| 4、讨论 |
| 5、结论 |
| 6、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神经电生理术中监测技术在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中的运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前言 |
| 2、研究对象及方法 |
| 3、结果 |
| 4、讨论 |
| 5、结论 |
| 6、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肌电图及听神经监测技术在颅底手术中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不良事件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麻醉方法 |
| 1.3 监测指标 |
| 1.4 统计学分析 |
| 2 结果 |
| 2.1 不良事件发生率 |
| 2.2 不良事件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
| 2.3 不良事件的多因素分析 |
| 3 讨论 |
（6）脑干手术麻醉中的不良事件相关因素分析及星状神经节阻滞对老年患者及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脑血管舒张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不良事件相关因素分析 |
| 前言 |
| 1 研究资料 |
| 1.1 患者资料 |
| 1.2 排除标准 |
| 1.3 诊断标准 |
| 2 研究方法 |
| 2.1 一般资料采集 |
| 2.2 麻醉资料采集 |
| 2.3 手术资料采集 |
| 2.4 IONM资料采集 |
| 2.5 不良事件采集 |
| 2.6 相关因素选择 |
| 2.7 统计学分析 |
| 3 结果 |
| 3.1 一般情况 |
| 3.2 不良事件发生率 |
| 3.3 不良事件的处理 |
| 3.4 单因素分析 |
| 3.5 多因素分析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星状神经节阻滞对老年患者及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脑血管舒张作用 |
| 前言 |
| 1 研究资料 |
| 1.1 纳入标准 |
| 1.2 排除标准 |
| 1.3 分组 |
| 2 研究方法 |
| 2.1 研究方案及观察指标 |
| 2.2 SGB方法 |
| 2.3 DSA检查及血管测量方法 |
| 2.4 TCD监测方法 |
| 2.5 术后并发症观察方式 |
| 2.6 统计学方法 |
| 3 结果 |
| 3.1 成年组与老年组对比结果 |
| 3.2 Non-SAH组与SAH组对比结果 |
| 3.3 SGB组与Non-SGB组对比结果 |
| 3.4 TCD监测结果对比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成果 |
| 致谢 |
（7）精密诱发电位仪高速数据采集技术及信号提取算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Contents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精密诱发电位仪系统整体方案设计 |
| 2.1 听觉、视觉诱发电位信号概述 |
| 2.1.1 听觉诱发电位信号形成机理 |
| 2.1.2 视觉诱发电位信号的形成机理 |
| 2.2 系统整体设计 |
| 2.2.1 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
| 2.2.2 精密诱发电位仪系统整体方案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系统硬件设计及同步高速采集技术研究 |
| 3.1 刺激器模块硬件设计 |
| 3.1.1 视觉刺激器模块设计 |
| 3.1.2 听觉刺激器模块设计 |
| 3.2 诱发电位信号放大调理电路的设计 |
| 3.2.1 前置放大电路设计 |
| 3.2.2 后端放大电路设计 |
| 3.2.3 低通滤波调理电路设计 |
| 3.3 主控制器系统设计 |
| 3.3.1 基于FPGA的同步高速数据预处理系统设计 |
| 3.3.2 基于ARM的数据传输系统设计 |
| 3.4 多通道同步高速采集技术 |
| 3.5 异步时钟域通信亚稳态问题研究与解决方案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视听觉诱发电位信号提取算法研究 |
| 4.1 传统叠加平均算法 |
| 4.2 基于反正切矫正IIR滤波的叠加平均算法 |
| 4.3 基于反正切矫正IIR滤波的自适应干扰对消算法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测试结果与分析 |
| 5.1 系统硬件测试 |
| 5.1.1 硬件系统小信号采集测试 |
| 5.1.2 FPGA主控制器控制A/D模块仿真测试 |
| 5.1.3 听觉诱发电位实时检测 |
| 5.2 视觉诱发电位测试 |
| 5.2.1 视觉诱发电位检测过程 |
| 5.2.2 测试结果 |
| 5.2.3 视觉诱发电位测试结果分析 |
| 5.3 听觉诱发电位测试 |
| 5.3.1 听觉诱发电位检测过程 |
| 5.3.2 测试结果 |
| 5.3.3 听觉诱发电位测试结果分析 |
| 5.4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大型听神经瘤术中面神经功能保护及手术治疗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本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英文缩略词汇表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听神经瘤的治疗与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 |
| 第二部分 85例大型听神经瘤临床资料及手术治疗 |
| 第三部分 85例大型听神经瘤治疗效果分析治疗效果 |
| 全文总结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9）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影像功能神经导航联合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定位脑运动传导通路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磁共振弥散张量纤维束成像与术中直接皮层下电刺激在脑胶质瘤手术中联合定位运动传导通路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典型病例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 术后三例永久性肢体功能障碍原因探讨 |
| 第二部分 3.0 T高场强术中磁共振环境下的神经电生理监测：磁共振安全电极的筛选及体模实验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3.0 T高场强术中磁共振与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在运动区胶质瘤手术中的联合应用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典型病例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全文总结 |
| 综述一 神经外科手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术中磁共振在术中实时脑功能与代谢成像中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博士在读期间授权及申请专利 |
| 博士在读期间获得奖励 |
| 学术会议交流 |
| 致谢 |
（10）体感诱发电位对长期昏迷的弥漫性轴索损伤预后评估的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图与附表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四、围脑干手术中体感诱发电位监测的临床研究(摘要)（论文参考文献）
- [1]右美托咪定对全凭静脉麻醉下颈椎手术术中感觉和运动诱发电位的影响[D]. 顾英花. 宁夏医科大学, 2021(02)
- [2]面神经监测在前庭神经鞘瘤手术中的应用研究[D]. 王强. 天津医科大学, 2020(06)
- [3]围脑干肿瘤61例临床分析[D]. 周刚. 郑州大学, 2017(02)
- [4]术中肌电图及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在颅底手术中的应用[D]. 李子轶. 首都医科大学, 2017(11)
- [5]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不良事件相关因素分析[J]. 聂颖,唐靖,张建,林涛. 贵阳医学院学报, 2016(05)
- [6]脑干手术麻醉中的不良事件相关因素分析及星状神经节阻滞对老年患者及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脑血管舒张作用[D]. 聂颖. 南方医科大学, 2016(02)
- [7]精密诱发电位仪高速数据采集技术及信号提取算法研究[D]. 高立. 广东工业大学, 2014(10)
- [8]大型听神经瘤术中面神经功能保护及手术治疗策略[D]. 张申起. 武汉大学, 2014(04)
- [9]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影像功能神经导航联合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定位脑运动传导通路的基础与临床研究[D]. 朱凤平. 复旦大学, 2013(03)
- [10]体感诱发电位对长期昏迷的弥漫性轴索损伤预后评估的价值[D]. 陈满涛. 浙江大学,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