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虎:试析《周礼》中的“六廉”思想及其后世影响论文

何志虎:试析《周礼》中的“六廉”思想及其后世影响论文

【周秦文化与青铜器】

[摘 要]《周礼·小宰》首定廉吏的标准为“六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廉”今可释为心廉、能廉、风廉、行廉、法廉、辞廉,是对廉吏的全面要求。“六廉”思想是周人早期廉政思想的浓缩概括,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周人以它为思想灵魂制定了育廉教育体系——周礼,秦人以它为目标制定了监廉的社会机制——秦制。“六廉”思想引发了百家争鸣,奠定了古代廉政文化的基本理论。“六廉”思想在两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中,仍然有着重大影响:推进廉政思想持续发展,廉政法律逐渐完备,监督机制更加健全,铨选制度日益合理,考核制度不断加强。“六廉”思想还为古代史学提供了主旨,受它启发而形成的官箴维护着官德官风,同样受它启发而出现的乡约、家训净化着民俗民风。

[关键词]“六廉”思想;周礼;秦制;百家争鸣;后世影响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周礼·小宰》所阐述的“六廉”思想承上启下,为其关键。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笔者不揣冒昧,特撰此文,对“六廉”做出诠释,并分析它对后世的影响,以图推进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研究。

2)利用最小势能原理,构建了微纳测头柔性约束支撑刚度模型,基于该模型进一步得到了约束梁的临界屈曲载荷。

一、《周礼》中的六廉思想

《周礼·小宰》叙述小宰的职责,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政,五曰廉法,六曰廉辨。”[1](P1408)郑玄注:“听,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计有六事。弊,断也,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善,善其事有辞誉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于位也。正,行无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1](P1408)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六廉”是西周为廉吏确定的六条标准。朝廷设小宰一职,以“六廉”为标准考核官吏是否廉洁。六条标准按原文的说法是“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法”“廉辨”。每一条标准皆以“廉”字开头,就叫作“以廉为本”。而又称为“六廉”,指六个方面都做得完美无缺。

那么,何为六事?郑玄对每一条都有解释,陆德明与他的解释相同。本文以为,这些解释有些可从,有些不可从,需要具体分析。陆德明说六事指“善,能,敬,正,法,辨”[1](P1408)。按陆说,六事都有具体所指,互相之间是并列的。郑玄对后五廉的解释皆有具体内容,而且互相之间并列,然而把“廉善”解释为“善其事,有辞誉也”,毫无具体内容,与后五廉并不并列。所以此解释不可从。古文中的“善”,一指完美,事办得好,话说得好,人们可以“善”来点赞;二指心地纯洁,动机端正,如“大学之道,在新民,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后一种用法最为常见,是“善”字的主流义。所以“廉善”指心地善良,动机纯洁,也就是心廉。心和下边五事才是并列关系。

关于“廉能”,郑玄注为“政令行也”,未能注明“能”是何义,所以不完全可从。古文中的“能”,多指能力、才干。能力可用强弱来表示,《周礼》在“能”前加“廉”,却有特殊用意。人的能力有强弱之分,也有使用取向之别。一些人的能力很强却用于徇私枉法、牟取私利,就不能称为廉能。官吏把能力施展于政令,使政令畅通,才能称为廉能。所以廉能指能力施展于正确方向并产生正能量,也就是能廉。

关于“廉敬”,郑玄注曰:“不解于位也”[1](P1048),也就是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做好各种事情,其中“敬”字表示执政作风,说明执政作风为六事之一。此条注释很好,基本可从。但“敬”字表达的意思含糊,此条既讲的是执政作风,要求勤勉从政,准确地说应该是风廉。

综上,融合发展的目标在于建构命运共同体,包括利益攸关的经济共同体、相互认同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互信包容的政治(安全)共同体[8],以夯实反分裂工作的基础。

关于廉法,郑玄注曰:“守法不失也”[1](P1048),也就是官吏遵规守纪并严格执法,以及使用的方法得当,讲的是用法廉洁,不徇私舞弊。此条注释也极好,可从。但用廉法表述,人们难明其义,也不能囊括守法、执法和办事方法得当三层含义,改用“法廉”表示倒相对妥帖。

关于“廉辨”,郑玄解曰:“辨然不疑惑也”[1](P1048),也就是明辨是非,此注不离经义,基本可从。但意似未尽,官吏要明辨是非,必须要有理论素养,而明辨是非之后需以语言发布政令、接人待物、处理诉讼等等,语言的使用要合乎人心,准确无误,所以准确地说“廉辨”应该是辞廉。

《韩非子·解老》给“廉”定义:“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轻括资财也。”[4](P212)所谓“必生命之命”,指以生命殉道;所谓“轻括其财”,指不贪赃枉法;两条标准包含着六廉的多项内容。吕不韦作《吕氏春秋·忠廉》给“廉”定义:“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5](P231),即不谋私利坚守道义。他具体指出廉者“有势则必不自私矣,处官则官不为污矣,将众则必不挠北矣。”[5](P329)其包含的意思也与六廉相通。秦王朝制定的《为吏之道》,把“五善”作为廉吏标准,五善指忠信敬上、清廉毋谤、喜为善行、举事审当、恭敬多让,也与六廉无违。

二、“六廉”是周人早期廉政思想的总括

“六廉”思想出于《周礼》,但《周礼》一书的成书时间颇有争论,因而人们必然会提出问题:“六廉”是否为周人的思想?

中国古代史学特别发达,“二十四史”是其骨干。“二十四史”一以贯之的主旨是由六廉思想发展起来的廉政兴国、腐败亡国思想。

从题型上看,2018年全国I卷试题与2017年保持了一定的联系性和稳定性,文理科试卷均为23道考题,其中1—12题为选择题,13—16题为填空题,17—21题为解答题,22、23题为选考题.试题重视对学生“四基、四能”的考查,其中“四基”是指数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四能”是指发现问题的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重点突出了对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

本文不想辩论周礼之真伪,但不疑“六廉”思想乃周人廉政思想之总括。

中国的廉政思想发端于三皇五帝时期。黄帝时已设立大监,对官员以监督。尧放逐四凶任廉洁之人为官员。舜设立了百官,实行三载考绩制度,皋陶作狱官,建议任用“简而廉”[1](P291)的官员。

夏桀宠妹喜并大修宫室导致亡国。商纣王宠妲己、酗酒,亦大修宫室劳民伤财导致亡国。周人以夏商之亡为鉴,寻求廉政之途。姜尚指出当政者必须节俭,养就爱民的品德,任用“廉洁爱人”者,与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2](P270),才能得到人民拥护。周武王在推翻商朝以后,总结商亡之教训,认为商纣王荒淫,“暴虐于百姓”[3](P89),才使商国“麋鹿在牧,悲鸿满野”[3](P94),丧失了民心,指示周公建东都于无险可守的洛邑,“居易母固”[3](P94)“以德治民”。召公作《旅獒》,反对“玩人丧德,玩物丧志”[1](P414),主张专心致志地执政。周公东征之后,告诫伯禽以“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捉发”[3](P1271)的执政作风治理鲁国;作《酒诰》,告诫卫康叔节制饮酒;作《无逸》,告诫成王节制饮酒、田猎、观看歌舞等逸乐,严把腐败之入口;作《立政》,指示“自今立政,其勿以忄佥人,其惟吉士。”[1](P495)沿着这些廉政思想前进,周人制定出“六廉”作为廉吏的标准是合乎逻辑的。

本地的湖面上弥漫着雾气,对增进环境气氛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这时天鹅或是家鹅是很好的拍摄对象,因为它们有着容易识别的轮廓。

以确保各级官员为廉吏,秦实行中央集权制,建立了廉政的中枢监督机制,内设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实行地方郡县制,建立了廉政的地方建制,郡设郡监纠察地方官员;实行军功授爵制,激励人们建功立业;实行什伍相保制,使社会整个结成生命共同体,都处于监督之内。秦制就是这样一套监督机制,类似于六廉的廉吏标准写入法律,督察百官成为廉吏是其目标。

比如,在文[4]中笔者就结合一道具体的题目在一题多解的基础上,从学生的角度对解法自然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易想的解法谓之自然、常规的解法谓之自然、简洁的解法谓之自然.可以看出,“学生能否想到?”应该是教师解题的起点.

三、“六廉”思想是周礼的灵魂

西周既以“六廉”作为廉吏的标准,就产生了如何培育廉吏的问题。周公晚年制定了周礼,就是培育廉吏的教育体系。

周礼规定在不同的年龄段实施不同的礼仪。少年时候父母教以《幼仪》,学习事亲、事长、事客的规矩,从小培育廉洁意识。10岁之后就外傅,接受启蒙教育。20岁行冠礼,明白成年人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加冠后入大学,行拜师礼学习六德(六种道德规范)、六艺(六种知识)、六行(六种道德行为),奠定廉政所需的基本知识结构和道德素养,临毕业前夕参加乡射礼供社会考核选拔。30岁结婚,行婚礼,尽家庭责任义务,行孝道赡养父母,行悌道爱护兄弟姐妹。30至40岁要参加籍田礼接受劳动锻炼,明白种庄稼的艰难和劳动人民的疾苦;参加大蒐礼接受军事训练;参加军队后行誓师、献捷等各种军礼保家卫国。历练到40岁取得士的爵位,“士不可不弘毅”,按道义与人交往,在官府中做具体工作,接受以“六廉”标准的考核。历练到50岁可以任大夫,成为主管官员。按六廉标准考核下属,自己也接受上锋的考核,协助天子行祭天礼效天以自强不息,协助诸侯行祭地礼法地以厚德载物,主持觐、飨、聘、燕以和协邦国万民。60岁以后致仕,享受养老礼,不能搞特殊化,在学校作教员传授六廉知识。死后,人们为他举行丧礼,盖棺论定他是否是廉吏。这样一来,人们终生都处在礼仪教育之下,终生都在举手投足揖让拜送之间潜移默化地受到六廉教育。

四、六廉是秦制实施的目标

5.考核制度进一步加强。历代皆实行上计制度,考核官吏的政绩,又同时实行大计制度,在官吏任期满时进行综合考核。西周时,考核的标准是六廉,明清发展为四格八法,即把考核范围分为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把不良行为细化为贪、酷、浮躁、疲软、才低、年老、有疾等,按考核结果决定罢免或奖擢。

总括上述,“六事”指主观动机、能力取向、执政作风、行为方式、守法执法、是非辨别等六个方面。在这六个方面都做到完美,就是“六廉”:心廉、能廉、风廉、行廉、法廉、辞廉。

将数据输入到SPSS19.0中,分析,用(±s)表示平均值,组间用χ2检验,P<0.05,统计学有意义。

西周后期的青铜器铭文也可证明周人确有“六廉”思想。毛公鼎记周宣王任命毛伯主持卿事察,要求他做百官的表率;一心忠于国家;坚持贯彻政令使之畅通;做好职责内的各种事务;坚决依法办事;公平公正的考核官吏;敢于说话纠正朝廷过失。《四十二年逨鼎》记周室王任逨为监察官,指示他不能贪图享受放纵自己,要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以身作则,秉公执法,明辨是非,公平公正。这些铭文都证明西周是以“六廉”标准要求并考察官吏的。

五、“六廉”思想引发了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廉政兴国腐败亡国之实例比比皆是,难以枚举。这一现实引发思想界之强烈震动,诸子百家从六廉思想中得到启发,探讨腐败与廉洁的根源、表现与归宿,成为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

孔子承认人有求利的欲望,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1](P5366)。但他欣羡西周社会的安定,主张像西周那样德治礼治,坚守正义,正当求利,声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P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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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认为人的生活生理需求决定人本性就是贪欲,贪欲是腐败的根源,所以他主张制定法律,加强监督,强制官员廉政。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人天生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如遇到良好教育,就会发展为善心,成为廉者;但如遇不良的环境和不良的教育,就会发展为贪心。贪心是腐败的根源。所以他主张加强教育,使四心发展为“正心”。所谓“正心”,就是具有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心,也就是心廉。如果做不到心廉,贪欲就会“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1](P5841)。做到“正心”:才能养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1](P5894)的浩然之气;才能在利欲的诱惑前保持坚定的立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P5987);才能大义凛然地批判各种不正当的言论学说,使“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1](P5841),从而做到能廉、风廉、法廉、行廉和辞廉。可以说,孟子把六廉思想哲理化、具体化了。他还敏锐地观察到了历史的现实:“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1](P5903)。并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1](P5871)他实际上已经发现古代的历史是廉政与腐败的循环史,坚信以自己的廉政主张可以改变治乱循环为万世太平。

实力超拔的荀子更明确地指出腐败的根源:“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亡焉。”[6](P488)腐败的根源就在于人性的贪欲。他吸收法家思想,主张重法惩治腐败;也吸收了儒家观点,主张加强教育,使人对道义的追求发扬光大以培育廉洁意识。至此,中国古代的廉政理论基本定型:教育与法治两手并用,保障廉吏从政。

母亲大概是被他太长时间的颓废状态气坏了,脱口而出,“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人家好看的姑娘能跟你吗?”许诺就是被这句话打败了,他也就只配不好看的姑娘吧。于是,他妥协了,认命地接受了他的后半生。也有朋友调侃他,他跟丁小慧结婚,以后的人生简直少奋斗二十年。

六、在六廉思想尊礼重法的历史进程中持久延续

“六廉”思想是周礼的灵魂,又是秦制的目标,历代皆遵周礼仪,历代皆行秦政法,廉政文化在尊礼重法的历史进程中持久延续。

1.廉政思想继续发展。汉文帝论廉吏为民之表;汉武帝提高了廉吏的标准;诸葛亮“鞠躬尽瘁”奉行六廉;隋文帝倡俭反奢;贞观君臣论居安思危;苏轼论六事廉为本;包拯规定“犯赃除籍”;明太祖严厉治赃官;海瑞论贪墨不可纵;多尔衮论贪赃为明亡之源;顺治论国家纪纲首重廉吏;康熙作《廉静论》,廉政思想得以不断丰富。

2.廉政法律逐渐完备。战国时楚国法律已有“贪赃枉法”的内容;秦律十八种有“吏坐受赇枉法”的规定;曹魏制定了《请赇律》;西晋《泰始律》中有《请赇律》;唐《开元律》将六赃列入名例。《宋刑统》和《大元条格》设贪墨罪。《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分贪墨之赃为六,规定贪四十两即处斩刑。

3.监督机制更为完善。秦在中央设御史大夫,郡设郡监。两汉设御史中丞掌御史台,划全国为十三州,设刺史。隋唐时御史台扩大为台院、察院、殿院,划全国为若干道,以监察御史巡察。宋设州判。元代在中央设御史台,另在南京、长安设行御史台,划全国为二十二道置肃政廉访司。明代把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在全国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在六部设给事中。清代仍设都察院,下辖十五道监察御史,在各行省设总督、巡抚,皆行使监察权。

关于“廉正”,郑玄注曰:“行无邪也”[1](P1048),也就是行为端正,无偏无邪,讲的是行为廉洁。此条注释也很好,基本可从。但是用“廉正”表示行为端正,缺乏准确性。准确的表示应该是行廉。

4.铨选制度日益合理。两汉至魏晋,选仕的主要制度是察举。廉吏是察举的一个科目,后与孝悌合并称孝廉。隋唐至明清皆实行科举制,将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按学识与才能授官,具有相对的公平性,是廉政的重要举措。

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和由秦国发展而来的秦王朝,吸取了礼崩乐坏导致西周灭亡的教训,发现了礼治对于廉政之不足,寻求廉政之途,以建立制度而监廉。商鞅变法确立了基本框架;韩非入秦创立了基本理论;吕不韦编写《吕氏春秋》予以补充匡正;秦王朝的建立,使秦制完备形成。

七、六廉思想为古代史学提供了主旨

《周礼》原名《周官》,是记载西周职官制度之书。先秦时期不见于文献记载, 至西汉时方为人知,或言河间献王刘德所献,或言鲁恭王——孔子旧宅所得,以古文书写成,只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五篇,后以齐人《考工记》补之为《冬官》成为六篇。西汉时长期不列入学官。新莽时刘歆奏请,才被列入学官,改名《周礼》。东汉马融作《周官传》,郑玄师事马融,作《周礼郑氏注》。唐代陆德明释文,成为五经之一。关于其成书时间,或以为是“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为周公所作而间有后儒之增篡,或以为是刘歆之伪作。当代学者多以为是周秦之际的儒者根据周礼礼仪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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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列举了腐败的种种表现,如贪色纵欲、贪赃枉法、酗酒荒政、豪建宫陵、任用宦伶、拒谏信谗、任意杀戮、滥征赋税、穷兵黩武、疲软无为等等。也列举了廉政的种种表现,如重民爱民、崇俭黜奢、轻徭薄赋、减灾救灾、整顿吏治、重教崇儒、强化法治、听谏纳谏、勤勉图治、兴利除弊等等。判断前者为昏君、污吏,后者为明君、廉吏,历述王朝兴亡,揭示出腐败与廉政的交替是几千年治乱循环的根源,从而告诫人们力行廉政方能长治久安。

“二十四史”宣扬廉政兴国、腐败亡国思想的主要手段是品评人物。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汉景帝、汉章帝、隋文帝、唐太宗、后周武帝、辽景宗、宋仁宗、金熙宗、明孝宗都因廉政被奉为明君;夏桀、商纣、周幽王、秦始皇、魏明帝、孙皓、晋废帝、南陈后主、隋炀帝、唐玄宗、朱温、辽穆宗、宋徽宗、金海陵王、明武宗都因腐败行为被斥为昏君;公仪休、晏婴、孙叔敖、吴隐之、诸葛亮、杨震、包拯、于谦、于成龙都因廉洁被尊为清官廉吏;郭钦、王珪、魏徵、寇准、狄仁杰、海瑞都因敢于上谏被誉为正直谏议;相反,梁冀、石崇、李仪符、元载、蔡京、贾似道、阿合马、燕铁木儿、王振、刘瑾、和珅都因贪赃被斥为贪官污吏。品评人物树立廉政楷模和反面教材,给社会以激励或警示。

八、“六廉”思想使官场和民间盛开廉政之花

廉政需以端正民风民俗为基础,同时也以端正民风名俗为归宿。官风是民风民俗的缩影,也是廉政的归宿。在六廉思想的影响下,官场长期流行着以六廉为指导思想的官箴,民间长期流行着以六廉为指导思想的乡约和家训。

综上所述,在对患者进行口腔修复治疗时采用正畸治疗可以明显的改善了患者的咬合功能,并且避免了患者在饮食的过程中食物被嵌塞在牙齿间隙中,也将患者的牙齿的美观度提高,有效的缓解了患者的口腔症状,减少患者的不良反应,从而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有着较好的治疗效果。

官箴是官员的从政规范,朝廷颁布者有之,但更多的是官员自行制定用以自律的。相传夏商周时已有官箴,两汉至明清官箴极为流行,如唐代张蕴古的《大宝藏》,宋代吕本中的《官箴》、 朱熹的《朱位正公政训》、真德秀的《西山政训》、元代张养浩的《三事忠告》等等。官箴的指导思想都是要求官员向六廉看齐廉洁奉公,很有思想价值。如《西山政训》云:“贪污便是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 。[7](P4-287)《官箴》云:“当官之法,曰清,曰慎、曰勤。”[7](P602-652);《三事忠告》云:(贪赃)“上孤国恩,中贻亲辱,下使乡邻朋友蒙诟己羞。虽任累千金,不足以赏一夕缧绁之苦,与其戚于已败,曷若严于未然”[7](P602-733)。

家训,是古代家庭的行为规范,一般由家族中有名望者制定,世代相传遵守。《周公戒伯禽书》是最早的家训,南北朝颜之推作《颜氏家训》,北宋张载作《十戒家规》,明代朱柏庐所作《朱子治家格言》最为著名。家训皆以六廉思想作指导,培育廉洁家风,如《朱子治家格言》云:“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乡约,是把家训扩大于地方,定立规范和约定。北宋吕大临制定的《蓝田吕氏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四大宗旨,影响巨大。

官箴是官场的廉政之花,维持着官德官风。乡约、家训是地方的廉政之花,维持着民间的廉洁民风。

(3)黑色金属矿产与建材和其它非金属矿产开采量大。2017年河北省持证矿山企业开采矿石量最大的是黑色金属矿产1.52亿t,占矿山企业开采总量的47.89%;建材和其它非金属矿产开采量为0.63亿t,占矿山企业开采总量的19.99%;能源矿产开采量为0.57亿t,占矿山企业开采总量的17.87%;这三类矿产开采量占开采总量的85.75%。

以六廉思想肇始,周礼、秦制及两汉至明清的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品评人物、考核制度、铨选制度、监察制度以及廉政诗歌、官箴、乡约、家训等构成了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廉政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当代反腐倡廉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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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贤柱.吕氏春秋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5] 李诚.韩非子今译[M].北京:中国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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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纪昀.四库全书(别集一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An Analysis of the Thought of “Six Lian” in RitesofZhouandItsInfluenceonLaterGenerations

HE Zhi-hu1, ZOU Xue-e2

(1. Institute of Zhou and Qin Culture,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Shaanxi; 2.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RitesofZhou-XiaoZai” first set the standard of honest officials as “Six Lian”: kindness, competence, dedication, justice, law-abiding, and ability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Six honest officials” can now be interpreted as honesty in mind, honesty in competence, honesty in style, honesty in behavior, honesty in law, and honesty in speech, which is a comprehensive requirement for honest officials. The “Six Lian” thought 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richment of the Duke of Zhou’s early clean government thoughts, and has a great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The Zhou people used it as the soul of thought to formulate a system of educ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literacy-Rites of Zhou. The Qin people took it as the goal and set up the social mechanism for the supervision of honesty—the system of Qin Dynasty. The “Six Lian” thought triggered the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ancient culture of clean government. During the two thousand year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thought of “Six Lian” still had a great influence: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ean government, gradually completing the law of clean government,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rationalizing the select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Six Lian” thought also provided the main purpose for ancient historians. Inspired by it, the official motto maintained the official morality and style. Also inspired by it, the rural covenants and family precepts purified the folk customs.

Keywords:“Six Lian” thought; RitesofZhou; system of Qin Dynasty;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19)04-039-05

DOI:10.13467/j.cnki.jbuss.2019.04.006

*[收稿日期]2018-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古汉语新词新义的类型学研究(项目编号:14CYY025)。

[作者简介]何志虎(1949-),男,陕西鄠邑人,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历史;邹学娥(1982-),女,湖北宜昌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字和文学。

(责任编校 张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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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虎:试析《周礼》中的“六廉”思想及其后世影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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