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邵雍是北宋时期著名的道家易学家，他利用早在先秦、魏晋时期已经出现的丰富的道家易学资源并加以改造和创新，首次在易学上使用先天后天之学等理念配以易学图式来阐发社会人生之理，形成了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推演模式，对宋代象数易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邵雍；道家易学；先天后天；历史影响
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北宋著名理学家，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等，他博学兼综，学术思想独到，在《周易》研究方面多有创建，成为北宋五子之一。
《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是重要的典籍又是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自《周易》经传问世以来，就不断有各学派的学者去认真探索、发掘，尽力想从中找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先秦时期最著名也最有学术贡献的当属儒家学派：无论是致力于《周易》经传的修订，还是将其人文理念加以运用、传播，他们都功不可没。与此同时，老子、庄子虽未有专门的有关易学著作，但庄子首先提出了“太极”的理念，为道家易学体系的开创奠定了基础。到了魏晋时期，随着名士清谈风气的滥觞，他们对名教与自然问题的争论十分热烈，名教问题属于儒家，自然问题属于道家，所以这一时期学者的研究热点集中在三玄上，也即《周易》《老子》《庄子》，彼此交织互融，形成了体系庞大、内容完备的道家易学体系。
一
关于道家易学，当前学界一般是指的易学思想在道家哲学理论中的运用。道家学者对《周易》经传进行研究，择取其中的一些概念、思想，如卦爻象、卦爻辞、人文理想、价值理念等对道家思想、理论体系等进行解释和阐发，增强它在社会中的支撑力量，这就决定了它的哲学性、思辨性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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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道家易学的萌芽
在《老子》一书中没有提到《周易》及其内容，《庄子》一书中与《周易》最直接的联系仅是“太极”两个字，但是我们如对它们加以分析会发现彼此的研究内容与思想体系是贯通的，如汉代的扬雄曾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1]156魏晋时期的裴頠也曾说：“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披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良》《节》之旨。”[2]694也就是说，老子所提倡的“祸福相依”之道与《周易》的《损》《益》两个卦的卦义是互通的，都表达了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变化多端的客观景象。作为儒家经典的《周易》一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阴阳”“太极”等概念，这些无疑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易传》对宇宙自然观点的描述很多与道家思想相一致，对宇宙的起源提问并作出相应解答。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的儒家那里并不关心宇宙自然的起源与发展状况，正如孔子的名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3]201，但是在道家思想的冲击下，战国末期的儒家思想明显受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影响，正如朱熹所言：“庄周……‘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等语，后来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着落。”[4]2989又如陈鼓应所述：“庄子习《易》的读本，可能即与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的本子接近，《庄子》中尚柔倾向不如老子明显，其《天下》篇的‘天与地卑’可能是‘天尊地卑’的反命题，因此，庄子当时所习之《易》可能即是乾在坤前的《周易》系列。”[5]18说明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学者都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庄子是学习过《周易》的相关内容并能自觉地将易学的理论运用到他的学术体系之构建的易学学者。也许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易学的研究呈现出两种状态，一种是卦、爻象语言符号的系统，另一种则是将易学“时易事变”的哲学本质融入到自己的学术体系中，运用哲学化、寓言化的表达方式来体现这一真谛。道家易学与儒家思想在战国末期的互相融摄，最终表现为儒家学者由原来的只关注道德伦理的教条转变为对宇宙自然的关怀，并且开始用《周易》独特的符号系统来模拟演示之，从而开启了对儒家形上学的艰难探索。
(二)魏晋道家易学的发展
通观他的著作，我们认为，他的研究内容驳杂、体系庞大，《观物内外篇》是对宇宙自然、气候变化、生物科技的总论，《皇极经世》则是对人伦物理、社会历史发展的剖析，而先天易学则是其先天学的重要组成，主要是采用图式、推演的方式，并使用传统易学中的卦爻辞、文论解释等，对上述内容进行诠释，来体现作者内在的正大人文精神。所以，当时的学者虽有很多不赞同他的烦琐的图式演列，却对他的儒家思想比较推崇，认为他是儒道兼宗的典范，如评价他的学问是“本诸天道，质以人事”[11]185。在宋明理学中，天道、人事是一对十分重要的范畴。天道是产生世界的本原、它无声无臭、不可捉摸，在理学中作为本体而存在，即使是“天”，尽管它高高在上，也是有形可见的，所以本体自然在邵雍那里要高于“天”只能是“先天”。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也许受到庄子的启发。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有形可见的，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邵雍认为，它们比起本原来说都是可以控制的，他就变化地使用了先秦时期形上形下的观点，将这种有形可见的事物称之为“后天”。我们认为，邵雍之所以用先天后天来划分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情况，是因为邵雍对天道自然的无限向往和对人类社会经常出现战乱纷争的小小失望。他认为，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能归复到自然无为的状态，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更加美好。
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道家易学思想萌芽于先秦，发展于魏晋，在隋唐时期由于当政者对道家十分推崇，特别是唐王朝将老子尊为皇帝，李隆基又亲自注解三部道家哲学著作(《道德真经》《南华真经》《冲虚真经》)，所以此时的道家哲学的发展已达到官方推崇的顶峰。《周易》作为一直为官方所关注的五经之首，隋唐时期又是经学复兴的时代，此时的道家易学虽未得到现代学者研究的重视，但是它承前启后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唐代末年，乱世纷呈，很多士大夫厌倦了尘世的生活，向往求仙问道的出世境界，陈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道家易学思想不仅独具特色，创造了一个宇宙化生的图式，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作出解释，而且他独创《易龙图》，对《周易》的重要命题“三陈九卦”多次阐释，《宋史》评价他“抟好读《易》，手不释卷”[6]1385。正是有很多的道家易学前辈为邵雍开路，才成就了光彩夺目的邵雍道家易学。我们认为，他的研究颇为出色，无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结果。早在宋代的朱震 《周易集传》中，就对邵雍的学术来源作过追溯：“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7]1-2邵雍的道家易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和特色：
(一)先天易学
正是邵雍对易学的不倦和对道家哲学的执着追求，奠定了他在北宋学术史上牢不可破的地位，也让他毫无争议的跻身于北宋五子的学术之列。虽然历代学者对他的评价有褒有贬，我们认为，他的学术思想无疑对易学、特别是道家易学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古代哲学那里，言天必及人，所以邵雍说“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8]435，也就是说人及人类社会也要经历这样一个生长变化的过程，从出现到生长发展到成熟到衰弱到消亡，“天根”是正能量的成长方向，“月窟”则是走向衰败的负方向，如果人明了其内在含义，便可成功地立足于社会。社会发展也是如此。
魏晋时期，随着清谈之风的进一步兴盛与名教自然之辩的全面展开，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成为思想家们日常论辩和哲学创作的工具。从此道家易学成为易学研究的主流。贵无派的代表人物王弼通过《老子注》《周易注》将孔子与老子思想的本质加以连接，又在连接的过程中引入时代玄风，其根本目的是将《周易》与道家学派的内容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又很好地解决了当时名教与自然的问题。此后，郭象的《庄子注》又深入发展了这一时代潮流，也即利用义理易学的解经方式来诠释庄子，可以说在魏晋时期易学的深入影响对每一位思想家都有启蒙的意义。如《庄子注》中有“仰观俯察”“唯变所适”“闲邪存诚”“天下何思何虑”等用语，这便是郭象读易的直接证据。要是从义理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性命”理论还是他的“变化”“ 动静”观均来自《周易》，是《周易》“各正性命”和“变易”观的翻版。
采用带漫反射附件的NICONET5700型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5]，对样品进行了4 000～400 cm-1范围内的漫反射光谱测试；测试条件为扫描16次，分辨率为4 cm-1。对同一种样品又做了多角度测试，样品的漫反射红外光谱见图5。
(二)天根月窟
邵雍的易学思想虽然有着自己的一套近乎独特的数的形而上学思想，但是这套数的形而上学思想却时刻受着现实世界万象的制约。换句话说，邵雍在形而上的哲学运思过程中，总是迫不及待的想将理论落于实处，去为他的数的世界取象以解释人间万物，从而实现其内圣外王之道。但由于他对宇宙万象模拟图式隐晦不清、对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解释也不到位，所以，邵雍对他的宇宙观、社会观的解释，只能存在于哲学思维的层面。
这是从自然的角度来说明什么是“天根、月窟”，“天根”就是“复”卦所代表的内涵，有“一阳来复”之意，为阳之本，此后阳气越来越多，直到夏至，“月窟”就是“姤”代表的含义，代表了“阴”，在盛阳之时出现了阴的萌芽，此后阴气逐渐增加，直到冬至，从阴阳的角度对气候变化、日月运行的规律作出说明，对于万物来讲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物按此规律休养生息便可自然而然，遵循天道的运行规律，体现了天地博大、无私的“生生”之意。
后来的王畿又对邵雍的观点作出说明：“或问天根月窟之义。先生曰：‘此是尧夫一生受用底本，所谓窃弄造化也。天地之间，一阴一阳而已矣。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阳主动，阴主静。坤逢震，为天根，所谓“复”也；乾遇巽，为月窟，所谓“姤”也。震为长子，巽为长女；长子代父，长女代母。乾坤，先天也，自一阳之复而临、而泰、而大壮、而夬，以至于乾；自一阴之姤而遁、而否、而观、而剥，以至于坤，由后天而返先天，奉天时也。根主发生，鼓万物之出机；窟主闭藏，鼓万物之入机，阳往阴来之义也。’”[14]185我们认为，这也是邵雍观点的延续。
关于“先天学”的名称，这是邵雍自己的说法，后来的易学研究者对他的学说感兴趣的如朱熹、张行成等，也延续这一称谓，自此，“先天学”便成为邵雍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所谓先天易学，一般指邵雍先天图及象数易学。邵雍作为特立独行之人，他的学术体系之建构自与别家不同，是以“先天图”为核心的。他说：“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8]124据朱熹说：“自初未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者，邵子所谓先天之学也。卦成之后，各因一义推说，邵子所谓后天之学也”[9]“先天之数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为八卦。”[9]其主要特征是“加一倍法”，也即“由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他之所以这么使用，不是人类社会的安排，而是宇宙大化流行，自然而然的法则。后来的学者张行成亦云：“先天阴阳二图，内象内数也，先后有伦，变之则乱，盖自然而然不得而更也；其它象数则变易无常，后天之易，孔子序之，惟以理为次者。内象内数，立体之经，外象外数，应用之变也，故三易屡更，先天不易。”[10]可见，先天易学在邵雍那里是对本体运行变化的真实模拟，后天易学则是人类社会顺应天道变化规律，按照宇宙自然的安排来布置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乃至治国理政准则等方面所进行的尝试，它来源于先天、以先天为准则，但人类社会各种事项变化多端，又是不好控制的一套系统，邵雍把它称之为“后天”，用来推演这一“后天”系统的易学解释体系，被称之为“后天易学”。
为了更好地解释自己以图式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先天易学思想，邵雍又采用了“天根”“月窟”这两个概念。“天根”“月窟”起源很早，《国语·周语》曰：“天根见而水涸。”[12]63《六臣注文选》卷九曰：“西压月窟,东震日域。”刘良注曰：“月窟,月出穴也。”[13]146也就是说“天根”“月窟”在早期只有天象的含义。邵雍研读了前人著作以后，以宇宙自然的变化规律为旨归，以本体现象为基础，赋予了天根月窟新的内涵。其 《观物吟》云：“耳目聪明男子身，鸿钧赋予不为贫。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8]435短短56个字便概括了邵雍先天象数易学的本质。他说： “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缩，莫不由乎此矣。”[8]112邵雍说： “阳起于复，而阴起于姤也。”[8]144又说：“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复。盖刚交柔而为复，柔交刚而为姤自兹而无穷矣。”[8]155
三
宋明理学的一个时代主题是“天道性命相贯通”，也即为早在先秦便已出现的儒家道德伦理学说寻找一个让所有人信服的形上依据，其实这个工作早在战国末期便已开始，只是这个宇宙的本体到底如何，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解答。在董仲舒时期，甚至使用了神学目的论的方式，但由于学派繁杂，他们的思想体系又由于科技的不发达而多有漏洞，加上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儒家思想家要想构建这样一个究天人之际的道德形上学体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这一工作便耽搁了下来。直到隋唐时期，古文运动的兴起，思想家又开始对这个工作进行思考，一直延续到北宋初期。我们认为，邵雍便是北宋学者中想要承担此一职责的一员，他必须继承先贤，为儒家的这一困扰了千百年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所以他的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先天象数学体系就格外引人注目。
(4)常见的管道连接方式有3种：①丝扣连接；②法兰连接；③卡箍连接。选择配件时，其接口应当与管道的连接方式相匹配，特殊情况下可采用相应的转换管件，例如将丝扣连接转为法兰连接的管件。
(一)邵雍对朱熹易学的影响
朱熹是宋代易学史上非常有成就的大家，其主要贡献在于对《周易》经传的通透体悟，认为它不仅具有义理的形上哲学意蕴，而且它是卜筮之书，象数学是它的主要内容。作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朱子对伊川的义理易学十分熟悉也比较推崇，但是他认为《伊川易传》最美中不足的一方面就是重义理而轻象数，所以他的《周易本义》的目的便是试图光大易学的符号系统，从占筮的角度、图书之学的角度对《周易》文本进行研究。他说：“据某看得来，圣人作《易》，专为卜筮。后来儒者讳道是卜筮之书，全不要惹他卜筮之意，所以费力。今若要说，且可须用添一重占筮意，自然通透。”[4]1652既然朱熹对《易》的定位是先是卜筮之书，后为义理之书，而他所生活的时代，卜筮作为一种仪式，需要一系列的支撑材料，包括卜筮工具、卦爻辞的推演，也需要象数的各种图式，所以邵雍尽毕生之力所完成的先天象数学体系，自然就成了朱子易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和组成部分。他说：“盖自初未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者，邵子所谓先天之学也。卦成之后，各因一义推说，邵子所谓后天之学也。”[9]我们知道，朱子对易学发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期对易学的发展也进行了分期，即伏羲易、文王易和孔子易。他说：“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贞’，文王之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4]1645所以，对易学研究也必须分阶段、分内容来进行才不会出问题：“须是将伏羲画底卦做一样看，文王卦做一样看；文王周公说底《彖》《象》做一样看，孔子说底做一样看。”[4]1645
3）树干包裹。对已上架幼树，可采用树干包扎草绳、稻草、报纸、防护袋、棉布条等透气性材料包干防冻。包干材料切忌选用不透气的塑料纸、化肥袋、包水管的材料等，避免对树体造成伤害。
我们认为，这是朱熹将易学的思维方式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进行研究的独创，而这一思考方式，无疑来自邵雍的先天后天之学，特别是具有道家哲学意蕴的方法。正如朱熹曾说：“此非熹之说，乃康节之说；非康节之说，乃希夷之说。”[9]也就是朱熹自己把他的学术渊源和先天易学的归属说清楚了，来自于宋初的陈抟，自然是深受道家易学的浸润，但是如果我们再向前追溯，其实先天图早就存在，一直都是道家易学研究的重点，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的研究：“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15]325其实，清人李光地也曾评价：“南渡之后，如林栗、袁枢之徒攻邵者尤众，虽象山陆氏亦以为先天图非圣人作《易》本指，独朱子与蔡氏阐发表章，而邵学始显明于世，五百年来，虽复有为异论者而不能夺也。”[16]978这些都很好地证明邵雍对朱熹易学的贡献，朱熹易学无疑是易学史上最灿烂的明星，可以说正是邵雍对朱熹易学的深刻启迪奠定了邵雍在易学史上的地位。
(二)邵雍在易学史上的地位
如果我们对易学史进行追溯，邵雍在易学上的影响作用十分明显，除了朱熹，还有南宋的儒者张行成。张行成世称“观物先生”，著作有《皇极经世索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周易述衍》《周易通变》等，可见邵雍和他学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不遗余力的把邵雍的思想介绍给后人，四库全书称赞张行成“至于邵氏一家之学，则可谓心知其意矣”[17]564。除此之外，明代的俞琰也对邵雍比较推崇，他说： “逮夫紫阳朱子《本义》之作，发邵、程之未发，辞必本于画理，不外乎象，圣人之本旨，于是乎大明焉。”[18]认为朱熹的《周易本义》是对邵雍思想的继承，正是邵雍的奠基之功，才让朱熹的《周易》研究开阔了视野，成就了一代易学大家，而俞琰在推崇朱熹的过程中无疑也承认了自己对邵雍易学的借鉴和发展。
总之，邵雍作为北宋五子之一、易学图式之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无疑是值得借鉴的，特别是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推演模式，不仅对宋代易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且也影响到后世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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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9)04-0016-05
收稿日期：2018-11-27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熔铸与创新：理学视域下的中原易学研究”(编号：2015BZX018)。
作者简介：王蕾(1976—)，女，山东淄博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易学与宋明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韦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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