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集市作为国家乡村社会治理重要组成单元，边境集市构筑的“市场共同体”成为影响乡村社会重要力量。澜沧街集市作为边境集市对边境乡村文化的承载、传递功效的发挥，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周边边境村落文化结构和文化形态。同时，集市构筑了一种全新乡村治理生态，正逐渐被民族国家治理体系所吸纳，成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边境村落的治理需要通过不断国家治理技术和治理方式的转型，以适应边境村落文化变迁的现实需要，实现国家在边境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边境集市；村落文化变迁；国家治理
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者将集市作为村落社会文化空间的意义作了深入地思考。费孝通先生将集市作为连接村落社会与城镇社会之间的纽带。边境集市承载着地方性特色，也凸显了国家治理理念与治理技术，因为“世界偏僻角落的事件可以说明有关社会生活组织的中心问题”[1]。
一、作为边境村落社会治理重要单元的集市
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之上，构筑了以村落地域为依托，以地域文化为根基，以社会互动为导向的集市公共空间。集市逐渐成为一定地域内的经济交换、社会交往、政治活动和信息交流的中心，它犹如一根纽带将居住在不同地点的人联结起来，形成一个集市社会。[2]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集市镶嵌在形形色色的村落之间，并深刻地影响着乡村社会关系。然而，当前学界将集市作为一种研究单位来解读中国乡土社会，一直以来被关注很不够。[3]本文选取了澜沧县澜沧街集市作为分析对象，力图从集市对边境村落文化的冲击与影响，进而思考国家在边境村落社会治理的转型议题。
澜沧县澜沧街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内，是我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其国土总面积8807平方公里，为云南省县级面积第二大县，全县有2个边境乡、8个边境村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80.563公里，是我国西南边疆一个重要边境县之一。截至2017年，澜沧县常住人口达50.09万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9.46%，拉祜族人占全县人口42%。澜沧县澜沧街是一个典型边疆地区边境集市，集市将边境、民族、村落紧密地连接为一体，到周末赶集时，来自全县七个民族乡，有拉祜、布朗、哈尼、佤、彝、傣等20多个少数民族汇聚于此，当地俗称赶街，成为这个区域内远近闻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要地。澜沧集市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土著集市所蕴含的内在特色，并深深地嵌入边境村落社会之中。集市上摆布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既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蔬菜瓜果、活禽水产等)和山货(野菜、野果、野味)，也有极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物品，如北门呜古尼(拉祜语，意为“红头虫”)，各种手工制品、刀具、木具、铁器，衣物、服饰，化工日用品、农资物品、中草药、生活必需品，还有部分村民将从大山深处采摘来的石斛、兰草、山花等。
浅谈不同墩型与地形条件下的盖梁施工方法…………………… 胡学祥，孙二龙，郭千里，孙彬，韩存（11-180）
集市通常从早晨6点多钟会一直持续到下午四五点，来自县城周边四乡八地的村民带着自己的山货在集市大街上摆开来，远一点的村民往往要提前一至两天来到集市，以便占据较为有利的地点。外来的生意人带来的各种商品与本土居民带来的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在这一边境集市上汇聚。集市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是一种物质交换的需要，更有源自心理、情感交融的吸引力。赶集的拉瓦(布朗)、哈尼、阿瓦、傣家的男女老少、青年男女齐聚集市，他们不仅在这里买卖商品，也在这里联络感情。他们在这里会见亲戚朋友，也在这里享受休闲时光，集市俨然成为村民们闲聊、看热闹、亲戚相会等的重要场所。澜沧集市成为了边境乡土社会一种集中体现。边境集市具备了经济功能的同时，还承载着浓厚的社会文化功能，它见证了地域社会的发展、变迁，呈现出一种浓浓的乡愁。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而言，集市成为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尽管早在茶马古道时期，这里就已经孕育早期的贸易之路，但是相对闭塞，地理、交通环境让澜沧这个边境县城仍然保持了相对缓慢的发展状态。伴随着澜沧与外界交往方式、交往渠道的拓展，国家边疆、边境发展战略的推进，澜沧这块神秘土地与外界的交往逐渐加深。近年来，多项公共工程项目的建设推进，极大地改变澜沧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加上国家边疆治理政策、“一带一路”等的快速推进，基层市场趋于消减，传统的高层次的中间市场转化为现代贸易中心。作为传统集市公共空间和共同体也必然受到这些新兴的事务的影响和冲击。“在市场体系现代化导致社交范围扩大的同时, 它却可能造成了社区的缩小。它还使村庄具有了新的意义，随着基层市场社区逐渐消失，他们的大部分社会功能转移到下层村庄当中，每个小村庄逐渐变得把自身利益看得高于村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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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境集市：承载乡土文化的新载体与乡村治理的新空间
（2）分析问题的能力:能够结合其他学科和数据结的基本原理来识别、表达、研究分析非数据处理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一)集市承载着边境社会乡土文化
边境村落集市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成了对传统村落共同体社会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仅将传统村落社会群体带入了更加宽广的地域空间，也将传统村落社会拖拽到一个全新的社会生态之中。作为边境村落集市还承载了物资的集散、信息的交汇、话语的传递等功能，这些功能较好地延续了传统村落社会的内在机制，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村落社会的整合作用。澜沧集市也在现代化浪潮之下被纳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推进边境村落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基层市场成为地方社会的公共空间，基层市场也借助空间的拓展、物资的集散、信息的交汇、话语的传递、情感的调试和公共的娱乐，对乡村社会起着国家不可替代的整合作用[11]。
通过提供这种周期性的经贸活动和社会交往，集市对当地人的观念和社会结构乃至纠纷机制变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5]在澜沧街中，边境村落文化在实现了传递、发展，也逐步超越了传统村落社会共同体的地域限制，人们开始走向更加广阔的空间中寻找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并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完成了对传统村落文化的超越与发展。
边境集市也承载了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各种酸甜苦辣、人生百味。他们通过勤劳的劳作、艰苦的拼搏，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与期盼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也可以通过集市这个公共空间，获取各种物品满足自己的需求。集市上货品的售卖仍然保持了比较传统的交易方式，有的论堆、有的论捆、有的论个、有的论碗舀着卖……呈现出浓浓的村落规则。朴实厚道的山里人将诚实守信的原则在交换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长的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片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8]。
澜沧街中呈现出来极具乡土文化色彩的商品和村落文化气息，也成为了外界社会了解边境村落社会生活一个重要途径。外来游客也可以通过在集市上感触和体会到这个边境集市周围村落社会浓浓的淳朴民风。村民们将自己种植、或是从山林里采摘的各种蔬菜瓜果、自家腌制的咸菜以及具有民族风味的美食都一一呈现在集市中。野生的药芒果、花椒、蜂蜜、蜂蛹，富含各种味道的竹笋(甜笋、苦笋与山竹笋)，还有在山上采摘来苦子果，澜沧江捕获的江鱼被串在竹签上风干而成一串串的售卖……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在集市中售卖的物品往往并不能直接体现出其实际的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地居民在市场中各取所需的现实需要。
(二)集市实现了文化的传递与发展
对成人教育来说，教育的质量和教育的方法对于受教育者今后的工作和学习能力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成人教育必须重视现代化教育技术的应用，在帮助成人获得专业资格、提高技术、丰富知识、增长能力的同时，使其接受先进的信息技术，转变对学习的看法以及学习的态度。作为国民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类教育。成人教育是社会实践的重要领域。教师必须转变教育观点、教育思想、教育态度。用新时期的教育理念迎接新时期的信息化教育。成人教育也要重视教师素质培养，整合校内教育资源，在改进与提升成人教育教师个人教学能力与信息教学素质的同时，帮助受教育者取得更优异的技术能力。
澜沧街作为一个边境集市，外来物品的输入也带来新的文化信息、符号的传递、传播与融合。如缅甸的菜板、凉鞋等物品也成为澜沧集市上众多商品的组成部分。边境集市将村民从相对隔绝的空间中释放出来，逐渐融入到紧密相连的社会共同体之中。来自不同村落、不同族群的人们有了更加广阔的交往空间、活动空间。边境村落的族群的社会生活范围得以不断扩展，强化了族群之间的交流与了解，推动以村落为基础族群社会的开放，互相联系的共生共存关系得以形成和巩固。在多民族地区，多样并存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且也是相互正常存在的基础，文化与民族之间的相互适应，也是族际关系一种带有本质的属性[9]。
(三)集市拓展了村落社会治理空间
在通常意义上来看，共同体是基于一定地域基础上的“共同的纽带”及“认同意识”而形成的。在传统社会之中，村落作为最为根本和主要的共同体存在形式存在并主导乡村社会关系。作为边境村落社会的共同体的新集合，集市超越了已有村落共同体的限制。定期的集市贸易活动深嵌于当地村落社会生活之中，并逐渐成为当地村民的重要公共空间。集市承载了比传统村落社会更加丰富和多元的文化和价值，在这里，澜沧集市中村民们逐步接触到了超越村落社会之外的世界，他们看到在他们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集市逐步走出村落，走向更加广阔的空间之中。人口的流动性也逐步打破了原来相对稳定的共同体，集市社会圈子也不断扩展。
边境村落社会在被动地被现代社会潜移默化的改变和重构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主动融入现代社会之中。边境集市的功能的变迁与调整，必然客观上改变与之紧密关联的乡村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尤其是边境村民逐渐脱离维持基本生计的目标的改变，这标志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极大改变了边境乡村文化体系，也要求国家治理必需适应和调整治理策略和治理技术，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态。
集市的边界不仅表现的是商品交易的意义，它还具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载体的含义。[6]还深入地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村民从四面八方带来山货、土特产等构成了民族街集市最为主要的商品构成。这些地道的物品承载了浓浓的乡土文化和乡土情结，通过集市的商品贸易，我们不仅可以感触到琳琅满目的乡土物品在集市上的交换，也可以切身感触找浓浓的乡土文化。尤其是在雨季，在澜沧的崇山峻岭之中生长出的山货摆满了整个集市大街。村民们将自己从潜藏于深山老林中的各种山珍美味采集，然后带到市场出售，这既可以为山民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改善自己生活条件。同时，通过集市，村民们实现了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也将浓浓的乡土文化气息带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之中。边境集市是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它集中反映了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某种公共性以及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7]
三、边境集市与边境村落乡土文化变迁与国家治理的转型
实际上，澜沧集市周围村落社会对外界的认识多是通过澜沧街这个场域来实现的。按照杜赞奇的理解村落社会中“大小组织并不一定以集镇为中心，其活动也不一定限制在集市的范围之内。不过，与市场体系的相互作用也会制约或促进其活动的开展。”传统村落社会并非是处在一种完全封闭状态之下。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传统村落社会单向流动得以改变，基层市场的作用显然不可低估。在澜沧集市中清晰地呈现这样一幅图景：作为基层社会市场不仅是边境村落社会之中重要的物品交换中心，还构筑起了村落社会的社交和娱乐中心。人们不仅仅局限到集市上买卖物品，而且十分在意在集市中寻求一种内在情感体验，亦或是休闲、娱乐，又或者是探亲访友。正如施坚雅认为，“要说中国的小农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中，那个世界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共同体。我要指出的是：小农的实际活动范围，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村落, 而是一个基层集市所及的整个地区。”[10]
(一)逐渐被国家吸纳的乡村社会文化圈子
对于传统的中国农民来说，在村落之间散步的集市构筑的基层市场，不仅满足了“农民家庭生活的贸易需求”，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现实与梦想、中心与边缘相互交织，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圈。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下，集市逐渐成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中心。在集市中，村民比较便利地将各种物品商品化。地方政府也将集市作为推进其政策、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增强村域发展动力、沟通城乡经济、传播城市文明、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改变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等意义重大。[4]因此，现代国家通过集市来推进和实现治理策略成为一种重要的路径选择。
蛋白质是构成生物组织的重要成分。人体各器官、 组织和体液、肌肉、血液、皮肤、毛发、骨骼等都由蛋白质组成。足月儿体内的蛋白质含量平均在400～500克。通常整个妊娠期蛋白质需增加910克左右，随着孕周的增加蛋白质的吸收利用也会增加，所以一般建议在常规饮食量的基础之上孕早期每天增加5克，孕中期每天可以增加15克，孕晚期每天可以增加25克。
外部空间、交通方式的不断拓展，现代通讯、信息媒体技术的不断扩张，让边境村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也将继续延续和推进，成为左右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现代性力量对传统边境村落社会的解构必将改变边境传统村落社会文化生态体系。集市将边境村落社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筑了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这种文化边界也不断地影响着当地人的行为习惯。在澜沧集市文化圈中，人们在饮食习惯、服饰装扮、行为习惯中的改变都较好地印证了其文化边界变化。例如在澜沧集市文化圈中，人们独特的饮食、服饰和交往文化的延续。但是，伴随国家政治权力的嵌入，边境村落社会的文化边界不断拉大，并以更加开放的状态呈现出来。社会公共空间的延伸、扩展给国家治理带来新的社会生态，国家治理需要适应这种变迁与调整，通过更加有效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来确保变革之中边境村落社会之中传统与现代的有效衔接，以保证国家治理目标边境村落社会的有效实现。
边境集市将边境村落社会的民族、民俗和地域文化有机联系在一起。尽管现代通讯和科学技术快速融入渗透，集市贸易活动仍然是边境村落社会最为重要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场所。村落中的少年会跟随着父母到集市上售卖自家的山货，并帮助父母售卖，显得十分娴熟……正是在这些不经意的行为背后，他们逐渐懂得了与外部世界接触。他们通过集市学习一些生活经验，懂得了通过交谈、观察来感触顾客的购买意愿，并不时的向顾客推销自家的货物，尽管这样一个过程中潜藏着他们内心世界的一种羞涩，但可以感触到他们积极感知外部世界的一种普遍心态。中年人已经习惯了现代的生活行为习惯，打发闲暇时光的手工被手机所取代。老辈人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逐步接受、改变，一些具有现代特性的服装、语言、行为方式越来越与外部世界趋近，现代文化体系也通过集市不断传递到村落社会文化体系之中。现代器物和文化也通过集市进入到边境村落社会之中，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澜沧集市上，现代物品也不断涌入其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家电、农具、药品、服饰、交通工具等也成为村民们购买的重要物资。这些现代物品的输入给边境村落居民带来更加舒适、惬意的生活体验，现代文化逐步融入到他们日常生活之中。现代化摩托车、农用车、小型货运汽车已经成为村民交通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村民们在集市中逐步吸收和接纳外来的新鲜事物，并且将其融入到村落社会生活的文化体系之中。
(二)集市场所构筑了边境村落社会治理新生态
在众多的外人看来，带有极强地域性的边境村落文化正被各种无孔不入地外来流行文化所包围，奄奄一息，尤其边境村落社会之中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正在被众多的学者、媒体所唱衰。但是，当你真正走进它的时候，却能感受到他们的文化活力并没有因势微而彻底湮灭。集市对于边境村落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整合从“约定俗成”到“统一规划”，反映了边境村落社会变迁进程中公共空间变革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历史变迁，在这样的一个变迁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嵌入成为左右其变革的重要力量。对边境村落社会而言，村民逐步从市场交换中捕获了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不断的强化。边境村落个体不仅赢得了相对有利的社会经济价值，也在这样的过程中体验到集市给他们身心带来的各种体验，这既包含有对市场多样物品带来的愉悦，获得更高的物质生活，当然，在其中也有市场竞争规则带来的残酷现实冲击。在这样的交往关系、交换关系过程中，边境村落社会已经远远跳出传统村落社会公共空间的约束与限制，步入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地域空间中，也将“边缘——中心”地带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集市实现了边境村民满足其内部自给自足、相互补充的有机统一，也实现对外交往的文化需求的满足。集市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边境村落社会个体的社会认知、心态，将现代消费观念、饮食习惯、着装服饰等带入到村落之中。集市已经成为一种定期出现并能满足他们娱乐、社交、探索新事物、获取信息的场所。边境村落社会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实现了区域内部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的维系、巩固与发展。集市成为边境村落的居民交换产品的场所、出售剩余产品的场地、进行情感交流的地点、与邻居之外其他人面对面交往的地方，是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12]随着边境集市兴盛发展，这让边境村落社会开启一种全新视野之下的社会空间。边境村落社会正是在这些新的时空之下，逐步改变传统村落稳定、封闭的社会状态。集市对边境村落社会而言，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意义，还意味着社会文化、心理等多重的意义的存在。边境村落社会个体更新了自己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这对于边境村落社会的治理至关重要。
(三)集市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体系是基层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社会生活的重要依赖。我们通过对集市来审视和观察乡村基层社会变迁，需要我们将历史思维与现实有机地联系起来。自由主义者汤姆·戈·帕尔默认为：“集市自古以来便是交换的场所，但现代自由市场制度的职能却不止如此。后者的典型特征便是一波又一波的‘创造性破坏’……新式的市场体系创造了现代社会，而这是旧式集市所无法做到的。”[13]边境集市融合边境地区村落社会经济性、文化性，它实现了边境村落社会物品交换的经济功能，也承载村落文化的交融。
在传统社会体系之下，集市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国家政权和政治治理的影响。但是，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集市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传导和传递功能。“国家的声音从城镇开始向其覆盖的村庄渗透、传播，政治权力也借助对集市的控制进入并改变了乡村社会，场镇便成为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出发点和枢纽”[14]。在国家结构体系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制度结构；其中，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都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则、组织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15]实际上，对于国家政治整合与政治治理而言，边境集市成为重要方式与手段。边境地区社会关系复杂、易于受制于境内外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国家往往通过集市这个中心区域来完成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扩散、嵌入与融合。伴随着国家对社会生活控制、影响力的增强，集市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改变了边境村落社会个体行为观念，激励着他们不断融入新的社会生活体系之中；通过资源、文化和社会的整合，维系着边境社会稳定秩序，推动边境地区社会的发展。
集市成为边境村落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自然而然成为集市周边村落精英汇聚的重要场所。这些懂得通过在集市贩卖商品的村落精英，对外界的信息更加敏感，懂得运用这些信息来赚取利润。部分精英群体往往能够影响当地某些资源在集市贸易中的价格，这成为现代集市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村落精英群体通过把低级市场的产品与信息传递到更高一级的市场之中，同时将高级市场的信息与产品传入到低等级区域内。他们的活动实现其对市场周围资源和信息的掌控，将边境村落社会与市场有机地统一起来。从文化角度来看，这反映澜沧当地人逐步适应集市社会的文化要求，通过集市当地人逐步养成了对基本的规则，也懂得了利用市场获取利润。对于边境村落社会而言，市场作为重要环境要素成为构筑村落社会文化的重要依据。
当下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可以促进供电企业的发展，也可以致使部分企业丧失市场竞争力，如何应对电力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挑战，确保电力营销抄核收工作的准确性，是企业长期发展的目标。电力营销抄核收工作作为供电流程中的重要环节，企业应该及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模式改革、创新，正确处理管理模式落后、抄表系统不健全、核收有漏洞等约束企业发展的问题，灵活运用高科技技术和先进设备，提高抄核收系统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健全企业内部的管理体系，提升电力企业的输出质量和运输效率，努力使得供电能力满足逐渐增加的用电需求，完善电力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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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ansitionofBorderMarketsandStateGovernancefromthePerspectiveofVillageCulturalChange——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lancang street market in lancang lahu autonomous county
Zou Rong1,2
(1.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675000, China；2.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untry’s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the “market community” constructed by border fai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fluencing and influencing rural society. Lancang Street Fair, as a border market, exerts its bearing and transmitting effect on the border rural culture, which profoundly influences and changes the cultural structure and form of the surrounding border villages. At the same time, the fair has constructed a brand-new rural governance ecology, which is gradually absorb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governance of border villages needs to adapt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cultural changes of border villages and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of the state in border villages through th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mode.
Keywords: Border markets；Village Cultural Changes；National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19)04-0117-06
收稿日期：2019-06-25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西南地区边境村落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17XJA810002)；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传统村落文化变迁与社会治理转型研究”(XKJS201501)。
作者简介：邹 荣，楚雄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村落文化与乡村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沈凌云]
标签：集市论文; 村落论文; 边境论文; 社会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教育部201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西南地区边境村落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17XJA810002)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传统村落文化变迁与社会治理转型研究”(XKJS201501)论文; 楚雄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