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的提出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基础。党的全面领导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最高政治力量，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全过程、全方位、各领域、各地域、多层级、多形式的率领导向作用。党的全面领导在新时代涉及许多重大关系，要准确认识和厘清党的全面领导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准确认识党的全面领导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党的全面领导 演进历程 内在逻辑 重大关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将党的领导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推动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其价值目标、发展使命和执政基础与西方政党具有显著区别。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符合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潮流。党的全面领导既是中国道路的重要成就，也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目前，围绕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概念本身进行理论界定和专题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本文从演进历程、内在逻辑、理论辨析和重大关系等角度对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内涵进行分析，以期加深对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解和把握。
一、“党的全面领导”的演进历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他们“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大量讨论，使领导权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85页。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全体被剥削劳动者在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注]《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9-310页。
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全面领导相关问题的认识，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中共中央在1942年9月1日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提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3页。“党领导一切”的表述在这次决定中首次提出。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强调：“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3页。这一论述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更加凸显。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1957年5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3页。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1962年3月，周恩来也强调：“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这个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注]《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4页。同时，周恩来对“党领导一切”的具体寓意做了充分说明，他指出：“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注]《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5页。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党的全面领导向党包办一切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是党加强和改善领导的实践。邓小平高度重视党的领导问题，并作出充分阐释和明确强调。1957年4月，邓小平就对党的领导问题作出专门表述。他指出：“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4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能力的完善以及领导制度的改革也被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1980年12月，邓小平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8页。1983年10月，邓小平再次指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21世纪以来，面对后冷战环境下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时代课题更加重视。2000年1月，江泽民在十五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注]《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6页。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注]《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8页。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齐心协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不可设想的。”[注]《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8-169页。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领导提出更高的要求。2009年9月，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进行明确部署，强调要以科学的领导制度为党有效治国理政提供根本保证。2011年7月，胡锦涛在总结建党九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历史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注]《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24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8页。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应有之义。失去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就会发生改变。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指引，党的全面领导就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 “党是领导一切的”不限于“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总之，党的全面领导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也适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和发展人民权益的现实逻辑。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职能定位和组织目标的明确，为党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基本依据和正确方向。
首先，在领导形式上，党的全面领导是通过党制定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的。“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85页。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涉及征集意见、专题论证、调查研究、修改完善、颁布实施、评估反馈等多个环节，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在这些环节的层层推进上。其次，在领导过程上，党的全面领导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密切衔接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4页。这也体现党的全面领导是科学领导、民主领导、依法领导。再次，在领导效能上，党的全面领导要保证规范和高效。国内外的政治实践证明，政治组织盲目地包揽一切，包办一切，容易导致体制僵化和行动迟滞。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强调通过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政策号召力和组织动员力，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充分激发社会活力，调动不同社会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释放巨大的领导效能。
CVD反应腔室结构示意如图1所示，气体从进气口经挡板及喷头进入腔室，经过承载晶圆的热盘表面进行沉积反应后从腔室下方的抽气口排出。当腔室内结构改变时，整个流场将会随之进行相应的变化，当然有些变化是有利的，有些是不利的。通过软件仿真分析结可以直观的展示出表1所示的结构变化时对应的流场变化趋势(注：本文中腔室结构仅为说明结构变化而建立，并非真实产品结构)，为了方便比较，所有仿真边界条件保持一致，即流体为氮气，温度293K,入口体积流量：0.008 m3 /s；出口压力：133 Pa。
二、“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辨析
理解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内涵，必须在理解党的全面领导演进历程的基础上，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把握其内在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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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外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赋予党的全面领导以新的内涵。一方面，党的全面领导要坚决贯彻和延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策略，党的领导不是为了谋取自身特殊政治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党的全面领导要适应新时代历史方位的深刻转变，提高自身应对各种考验和危险的能力。将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与当前时代环境结合起来，可以归纳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逻辑：党的全面领导指党是领导一切的，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最高政治力量，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全过程、全方位、各领域、各地域、多层级、多形式的率领导向作用。全过程指的是党的领导贯穿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始终。全方位指的是“党政军民学”都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各领域指的是党的领导必须覆盖伟大事业全局，在党和国家工作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都有所体现。各地域指的是在国家政权管辖范围内，无论“东西南北中”，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多层级指的是党的领导必须在中央、地方和基层得到贯彻落实，确保各级党组织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多形式指的是党的领导方式不是单一的，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做到因时因地而异。
(一)内在逻辑
领导的基本含义是率领和引导。《党的建设辞典》对党的领导作出如下概念界定：“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引导和向导作用。”[注]叶笃初、卢先福主编：《党的建设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第35页。理解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逻辑，首先应当明确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新环境。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党面临的执政环境以及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日趋复杂，党面临的“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国社会主体更加多元，人民利益诉求更加多样，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发展稳定实现平衡的构成要素也发生相应转变。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持续发展推动世界各国之间形成更加密切的联系，但世界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此起彼伏，增加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也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造成严峻挑战。
学生选拔方面：在学生高考成绩作为选拔基础上，充分考虑学生兴趣爱好、特长特点，全面综合的衡量学生的未来发展是否符合实验班选拔标准，也可通过开学后重新进行实验班的选拔笔试和面试，综合考察后进行学生选拔。
(二)理论辨析
1.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不等于“包揽一切，包办一切”
党的全面领导表明党是领导一切的，是统筹中国各领域协调发展的核心组织及核心力量。但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具有明确的限定范围和表达意旨。一方面，“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不等于“包揽一切，包办一切”；另一方面，“党领导一切”不限于“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农村小额信贷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三农"发展、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对山西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现状调查,结合调查问卷,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影响山西农村小额信贷的因素进行分析,找到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健全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实行差异化的信贷利率政策,提供多元化的农村小额信贷服务,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控制体系,增加资金来源渠道,提升小额信贷机构的管理水平的建议。
为了协调区域发展中的不平衡以及推动跨区域合作，为其提供理论参考与支持，在实践中政府部门必须要深化区域旅游合作，基于旅游资源构建区域，制定政策方针，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自身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跨地区合作等方式，实现最大空间效应，构建利益共同体，推动城市旅游行业的协调发展。
“民主国家的公民须乐于以妥协方法解决他们的分歧。民主的所有条件中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14]协同治理中的妥协理性作为调节参与各方利益冲突的重要保障，贯穿于整个社会管理的实践中，保证了协同治理的顺利实施。以妥协理性的方式调节利益冲突，是在理解和尊重人们各自的利益需求前提下，使冲突各方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通过相互信任、信息沟通方式，实现利益整合，以平息冲突。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三者指向明确、相互配合、融为一体，是对党的领导内涵的准确归纳。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总纲部分删去“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代之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注]《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9日。。这一表述的变化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治国理政的主动筹划，表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党的执政方式、党的自身建设等认识的深化。党章关于党的领导相关表述的修订也启示我们，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对党的全面领导的认识也要更全面，既要把握“领导”的内涵，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也要突出“全面”的含义，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
三、“党的全面领导”在新时代涉及的重大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也进入了自我建设、自我提高的新时期。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要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并处理好与其相关的重大关系，从而更加系统全面地理解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内涵。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十八大报告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需要做到“八个必须”，其中之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注]《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4页。。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根本性变革，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各方面开展的新实践，使得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内涵更加丰富，形成了架构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十九大报告明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从坚持“党的领导”向强调“党的全面领导”的演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的必然要求和显著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注]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必然选择。首先，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涉及许多重大方针政策与关键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项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规划。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一方面能够保证道路方向正确，推动战略实施不走样、不动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领导核心调动合力，保证发展动能持续。其次，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要求实现协调、综合、持续的发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仅能够通过强大的动员力量，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交融和互动，产生联动效益；而且也为不同主体之间的团结协作塑造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从而减少社会失序危机，降低社会发展成本，实现发展效益的最大化。再次，从坚定“四个自信”的要求来看，党的全面领导既强调公共权力的集中统一，防范公共权力的相互掣肘；又突出自我监督的制度构建与外部监督的体系完善。与西方实行的“三权分立”“竞争民主”相比，党的全面领导能够在避免权威产生碎片化的同时，防范权力高度集中所导致的诸多弊端，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充分体现中国智慧，因而也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全面领导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创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应有之义。首先，在党的全面领导的指向性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党的全面领导不是无目的、无方向的领导。党的全面领导是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次，在党的全面领导的适应性上。党的全面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党的全面领导的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全面领导的实现不是一成不变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党的全面领导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完善，以适应不断产生的新情况和新环境。再次，在党的全面领导的权威性上。权威缺失和权威减损会导致党的全面领导名不副实。将党的全面领导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一方面能够检验党的全面领导水平，为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实践基础；另一方面能够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的优势，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全面领导的自觉认同和衷心拥护。
1.2.1 对照组 对患者实施常规护理,依照患者的真实病情制定出合理的护理计划,待其精神状况出现明显的好转后实施健康教育,让患者对自身疾病的情况有所了解。同时给予患者日常基础性护理。
(二)党的全面领导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
党的全面执政要求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既是政治界定，也是政治承诺，需要高质量、高水平的党的建设提供保障。同时，管党治党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缺乏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建设亦难以全面展开。党的全面领导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党的全面领导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中第一句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调适，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失去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建设既可能停滞不前，又可能迷失方向。一方面，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是一项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前途，在“四个伟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涉及政党制度、政党组织、政党成员、政党文化、政党治理等方方面面。通过党的全面领导，能够精准把握党的建设中的关键变量，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更加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是严肃重大的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表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仅要解决旧问题、破除旧藩篱，也面临新挑战、新问题。党的全面领导使党内共识实现高度统一、党内力量实现高度团结，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奠定重要基础。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是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保障。“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89页。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为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提供重要保障。一是体制机制保障。党的全面领导，本质上是权力的行使和运转过程。如果权力不能受到制度约束，就可能会导致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党的全面领导就会弱化。把制度建设贯穿全面从严治党的各个方面，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全面领导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实现标本兼治。二是干部队伍保障。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一方面，能够惩治消极腐败分子，反对各种形式的抵制、变通和拖延行为；另一方面，能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高共产党员修养，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坚强可靠、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三是领导能力保障。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党内外环境综合研判基础上的主动因应。这种常态化的自我提高，使党的治理能力、执政能力、应变能力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从而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管党治党的重要经验之一。党的全面领导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历史经验，适应时代发展的制度安排，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战略意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充分理解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逻辑，准确厘清全新历史方位下党的全面领导所涉及的重大关系，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治国理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的优势和效能。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18JZD009)、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71/j.cnki.35-1334/D.2019.01.004
作者张世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黎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陈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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