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觉浪道盛《庄子提正》提出“庄子托孤”说，将庄子正位为“尧孔真孤”，并从《庄子·内篇》中提出了他的“儒宗血脉”。道盛认为，庄子虽为孔子真传、儒家嫡系，但生在孔子、颜回没后，无圣师可追随，无贤友可交游，孤独无依，孤立无援，孤光自照，孤危难安，满怀一腔对儒家的孤忠，不得已而托身于老子之门，以道家的面目著书立说，辅助六经，此即道盛的“庄子托孤”说。这是他通过对《庄子》一书宗旨的体会及对庄子、老子与儒家六经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为了展现《庄子》主于“内圣外王之道”，具有“经济天人之全机大用”，道盛从《庄子》内七篇的命名及内容中提出了含藏其间的“儒宗血脉”。身为一代学修兼重的佛门高僧，觉浪道盛将庄子提正为尧孔之真孤，绝不是故作哗众取宠之语以耸人听闻。细绎其思想旨趣，可以发现这其中既有学术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关切，还有对宗教慧命的忧思。道盛会通儒佛，融合三教，将庄子提正为尧孔真孤，实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对其特殊心理情感和思想观念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
关键词：道盛；庄子；提正；尧孔真孤；儒宗血脉
古来老庄并称，以庄子为老子之嫡系，老之有庄，亦犹孔之有孟。而明末清初的高僧觉浪道盛禅师所著《庄子提正》一文则一反常论，提出“庄子托孤”之说。他认为，庄子虽然托身于道家，而实为“尧孔真孤”[1]769，其“内七篇”中所流淌的，乃是儒家的血脉。道盛之论在《庄子》诠释史上确实是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其中：σdp、σds分别为P波和S波产生的动载；Cp、Cs分别为P 波和S波传播速度；υpp、υps分别为由P波和S波传播引起的质点最大震动速度；ρ为介质密度；μ为泊松比。
道盛(1592—1659)，字觉浪，号杖人，俗家张氏，籍隶福建柘浦。道盛少年时曾习科举之业，但性好禅寂，年十九，有感于祖父坐亡，遂依端严识和尚出家，从博山来和尚受具足戒，参东苑元镜禅师，“言下投机，遂折节过冬。一病濒死，镜亲调药，疗之有间，镜究其生平参悟，及五家堂奥之旨。大惊曰：‘不期子深入此秘密法门，吾宗慧命，嘱子流布去也。’因付源流法偈”[2]304。道盛既嗣其法，为曹洞宗三十三世，曾开法于福船寺、庐山圆通寺、金陵天界寺、博山能仁寺等名山胜刹，最后入灭于金陵天界寺。道盛前后坐道场五十余处，说法四十余年，法席之盛，影响遍及于大江南北，明清易代之后，在明末遗民中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名士如倪嘉庆、方以智等，皆相继从之出家。道盛著述宏富，《嘉兴藏》第34册收有《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33卷及《天界觉浪盛禅师嘉禾语录》1卷。本文所据的《庄子提正》一文就收在《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0中。
一、尧孔真孤
在道盛看来，庄子乃“尧孔真孤”，即孔子的真传、儒家的嫡系，但上既无孔子这样的圣师可资依赖，左右又无颜回这样的贤友可资辅助，孤独无依，孤立无援，孤光自照，孤危难安，满怀一腔对儒家的孤忠，不得已而托身于老子之门，以道家的面目著书立说，辅助六经，此即道盛的“庄子托孤”说。诚可谓振聋发聩，发前人所未发，其中断定庄子为“尧孔真孤”，乃是此说的关键。道盛之所以认定庄子为“尧孔真孤”“儒宗別传”[1]769，主要依据于他对《庄子》一书宗旨的体会。道盛指出，庄子乃是战国时期一位不甘流俗而能以道自任的隐士，由于悲悯当时的世道丧乱而著书立说。在道盛看来，《庄子》的宗旨“不外于慎独致中和而冥声臭”[1]768，这也是儒家的宗旨，并无所谓奇特处，而庄子的奇特处就在于他能“先任天真之自然而同人物冥于自然之天真”[1]768，即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恢复自己的自然本性。道盛认为，“内七篇抑扬错综，要不过正打傍敲，以阐发其神化自然之旨，而归应帝王于尧舜，归大宗师于孔颜也”[1]768。庄子实际上非常尊崇尧舜孔颜，但他为了破除人们对习见习闻的名相功利的执著，故意诋毁尧舜孔颜，意在于引起人们的疑情，使人们在内心惊异与思虑荧乱中放弃平日所执著的那些道理，在不知所从的困惑和愚暗中达到“神与天冥，同乎大通”[1]768的境地。道盛对“冥”特别重视，他不无激越地指出：“冥则几于无所待，而天为之逍遥矣；冥则几于丧我对耦，而物自为之齐矣；冥则几于内不见我外不见物，而恢恢乎游刃有余地，中心之生可养而有主矣；冥则人物相忘于道术，而无加损于治化，则人间世可适矣；人间世之可游，则德自充符，与天地变化为一，而为大宗师以应帝王，虽则浑沌为倏忽所凿，亦无死地，而常超超乎天地生死之外，为天地万物之宗矣。庄生移人心之天以冥乎自然之性，真神化哉！”[1]768换言之，“冥”意味着进入精神思虑与天然本性相互冥合的状态，意味着内七篇宗旨的实现，正是庄子善于教化的表现。
道盛之所以断定庄子为“尧孔真孤”“儒宗别传”，还依据于他对庄子、老子与儒家六经所作的比较。道盛认为，庄子处战国之世，当时的儒者不知尧孔之宗旨，只是追逐名相功利，不至杀夺而不止，而治方术者则攘窃儒家的仁义礼乐以杀夺，这些都从根本上丧失和破坏了儒家的统绪和宗旨，“使尧舜危微精一、孔颜至诚天命之道，并归于杀夺，即有一二真儒，亦未深究性命之极，冥才识智虑仁义礼乐而复其初，遂使后世不复有穷神知化之事，而天下脊脊，不能安性命之情，则所学皆滞迹耳，而此嫡血之正脉，孤而不存，天下万世下有为内圣外王之道者，无所宗承”[1]769。庄子有忧于此，不得已托孤老子之门，但他以孔颜为大宗师、以尧舜为应帝王、应帝王之学即大宗师之道的观念，实际上就是在内七篇中所存下的儒家血脉，即庄子所托于道家的“真孤”，也是道盛矜为创获的千古不传之密。而儒宗孤危之忧不仅庄子有之，即孔子亦思托寄于狂狷，颜子死有丧予之恸，实已深为危之矣。在道盛看来，庄子目空万古，只有孔子曾经问礼并屡次称道的老子堪为其托孤之家，人们即便不了解真相，以庄子为老子嫡嗣，也不算委屈庄子；但如真的以庄子为老子嫡嗣的话，就会使“此一副真骨血真气脉之为大宗师应帝王者”[1]769无所归属。有人主张将老子也归为儒家，道盛不同意，他说：“老子道德五千言虽亦可羽翼五经，但如齐太公之夹辅王室则可，若以比鲁之周公为文武之嫡嗣，则不可也。老聃亦未曾有一言及于尧舜文武周公及推孔子之贤，何足以嗣尧舜，亦何必为尧舜之嗣！老聃之语浑雄简朴，真足为天地无为自然之宗，然而阐扬内圣外王之旨曲尽天人一贯之微，其纵横抑扬，奇倔痛快，能以神化移人心之天而归于自然处，即老子之文亦有所未逮也。”[1]769这就是说，老子虽有其奇伟处，但儒之与道，终究有别，老之与庄，也有诸多不同，故庄子只是托孤于道家的尧孔真孤，而不能是老子的嫡嗣。
道盛提出《齐物论》一篇的宗旨为“吾丧我”。道盛以“吾”为佛性“真我”，而以“我”为“我爱”“我见”之类的“我执”，真我不会丧失，而我执必须破除。他指出：“庄子以自然为宗，而功在无为，其所立言，不外乎此。是《齐物论》，盖踵前圣人无己而无所待，任万物之自然，非有使之，更不以生死、彼我、是非、得失为同异，故浑然各相忘于无对耦之大道也。”[1]770世人以执著于自我之故，为物所累，不能超脱尘垢，出离生死，而“真吾”是无我的，故而能不为外物所累。庄子以子綦隐几为此篇之始，以庄周梦蝶为此篇之终，而以能体现圣人无己的“吾丧我”贯彻始终。在道盛看来，世间所谓物我，皆是对待而生，“我见”本空，“物”亦非有，世俗之人不能因顺自然，了达物我本空，心尽如驰，妄念纷飞，与形俱化，鲜有不丧其天真者矣。道盛认为，庄子以沉痛的笔触为人们提撕起此一关系生死性命的大事，“是发六经所未发之秘旨也”[1]771。意谓儒家六经既期在成圣成贤，故而破除我执乃其题中应有之义，但隐而未发，得庄子而发此千载之覆，于此益可见庄子旨在辅成六经也。
道盛提出《逍遥游》一篇的主旨为“各无所待故得逍遥”。他认为，庄子拈出鲲鹏、斥鷃、宋荣子、列子等，其目的在于打破人们对平常见闻与名相功利的粘滞，以展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的境界，阐发“圣人无己，神人无功，至人无名”的道理。此境此理，庄子“以藐姑射之神人表之”，而“尧让天下与许由庶几似之”[1]770，至于“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窅然丧其天下”，则表明尧能够顺应自然，超越功利，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庄子又以大瓠、不龟手之药、斄牛、大树等为例，意在告诉人们，如果人们能够不去计较事物的大小，不拘泥于人情所谓的有用无用，顺从自然的变化，那么各种各样的事物，无论大小、短长、动静、有无等，便都能以适合自己天性的方式“逍遥游”了。道盛指出，“各无所待故得逍遥”虽为《逍遥游》一篇之旨，但已将七篇全部含摄在内：“如鹏鷃之大小，菌椿之短长，彭殇之寿夭，皆各自相忘，即‘齐物’也；冰雪之处子，乘云气，御飞龙，其神凝，使物不疵疠，即‘养生主’也；宋荣子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后其于世，未数数然，即‘人间世’也；许由之不治天下有治天下之德，宁为其实，不为其名，即‘德充符’也；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犹将陶铸尧舜，即‘大宗师’也；尧治天下，天下既已治，而窅丧其天下，冥于自然，即‘应帝王’也。”道盛的这种解读，正是他主张的“八面受敌而能直应曲当”的“活句活法”[1]770。
道盛既以庄子为“尧孔真孤”，那么在他看来，《庄子》中自然流淌着儒家的血脉。众所周知，《庄子》善于运用寓言以阐释义理，无论是儒家所尊崇的尧舜孔颜，还是道家所推重的羲黄聃列，皆时不时地受其驱遣，或为其代言，或受其奚落，从而使其观点在一抑一扬中得到充分的发挥。道盛认为，庄子对伏羲、神农、黄帝、老聃、壶子、列子等人虽然多有称述，但羲黄事属上古，实为荒唐，而聃壶迹涉方外，亦终归渺茫，庄子称述他们不过是借客形主、托权明实，以其“虚理虚事虚功虚用”扶助六经“实理实事实功实用”之旨，以便于“推尊尧舜孔颜为天地中和之主”罢了[1]770。为了充分展现《庄子》主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显示《庄子》具有“经济天人之全机大用”，道盛对《庄子》内七篇的命名及内容进行了钩玄提要，疏出了含藏其中的“儒宗血脉”。
二、儒宗血脉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形式和方法的改革上做了非常多的探索和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有一点还是需要明确的，教学形式、教学方法始终要服务于教学内容，这是课堂教学的“重头戏”。那么，怎样用内容打动学生呢？
道盛虽然极力主张庄子为“尧孔真孤”，但并不反对“老庄”并称。在他看来，“老庄”并称与“儒佛”并称一样，并不表示二者宗旨相同，只是说明两家可以会通。他认为《论语》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之语并非教人相互隔绝，“实教人必须以道大同于天下，使天下之不同者皆相谋于大同之道，始不使异端之终为异端也”[1]769。换言之，他主张庄子为尧舜真孤，对儒道老庄作出区分，其最终目的并不是在儒道之间制造对立，而是在寻求儒道会通的方式和途径。这与其为学重视三教会通而主张集其大成的思想是一致的。
4.社会不良文化及风气的影响。随着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给三观尚未成熟的大学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大部分冲击对大学生更好融入社会起到了助推作用，但也有一小部分不良的社会文化及风气正在侵蚀着大学生群体的三观。社会上一些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媒体传播和网络文化关于不健康或不全面的恋爱观，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涉世不深、生活经验缺乏的大学生们。
道盛提出《德充符》一篇“以德为主”。在道盛看来，庄子请出王骀、兀者申屠嘉、兀者叔山无趾、恶人哀骀它、闉跂支离无唇等具有极端残疾的人来与老聃、仲尼、子产及卫灵公、鲁哀公等君主高谈阔论，占尽上风，显示出极高的道德境界，此正是庄子的高妙之处，其间别有深意在焉。道盛指出，善读《庄子》者应于此起疑，“庄子愤愤，无乃以己生不逢时，不得于君相，而不能见用于世，故为是耶？是伤感圣人之道不能行于世，只可如此败缺之辈以自全为自得耶？是真欲讥圣人不知时务，徒求行道于世，终不能行，不如兀者之安分为德自充符耶？是见天地之道，从来愈降愈下，圣人少，愚人多，善人少，恶人多，吉事少，凶事多，治世少，乱世多，故拈此可惊、可畏、可痛、可恨、是是非非、虚虚实实、聊寓宗旨于万世下，或得一二能疑疑悟悟知其解者，使此几希之脉不致断绝耶？”[1]772事实上，读者们若真能透得如此数问，《德充符》一篇能事毕矣。道盛提及鲁哀公以师友视孔子，认为这是“庄子痛惜不自忍，于此提出孔子为德友，是《德充符》之大主意也，深于为人君为人师处，可谓箭上复加尖矣！”[1]773也就是说，在道盛看来，孔子才是庄子真正推崇的可以充符于国家天下的全德之人。
道盛提出《养生主》一篇的主旨为“缘督以为经”。道盛认为，庄子所说的“缘督以为经”就是《中庸》所谓的“率性之谓道”。世俗之人，在有限之生中为各种欲望扭结，在无尽之虑中又为各种知见和执著缠缚，内外交攻，故而“真我”常处危殆之中，也就难免不能保身全生养亲尽年了。如果世人能像庖丁解牛那样，“能内不见有己有功有名有待，则吾天真之神无我见之厚，官知止而神行矣；外不见彼此善恶是非名刑，则吾自然之生无物欲之阂，而依乎天理，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游刃有余地矣”[1]771。在他看来，庖丁之刀“十九年如新发于硎”，正是君子能够“慎独于莫见莫显之中”的表现，而庖丁解牛时的谨慎与轻松，则“于此足见孔子用行舍藏之所慎处，惟颜子拳拳服膺者是与，若子路之雄心壮气、无所忌惮者，痛诫之为暴虎冯河，必也好谋惧事，是则已全乎知仁勇之妙，其所谓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者，不由此可以见乎！”[1]771在道盛的思想中，能否如《中庸》所说的那样“慎独”，就成为“养生主”的关键了。
道盛提出《应帝王》一篇的主旨在于“明王之治”。《应帝王》载老聃语子居之言曰：“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道盛认为，“即此便是《应帝王》之大宗旨也，与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及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笃恭而天下平又何异乎！”[1]775也就是说，老子所说的“明王”就是尧舜文武等儒家所推崇的上古圣王。道盛引《中庸》释神巫相壶子、倏忽凿混沌说：“天命之性，即‘未始出吾宗’也；率性之道，即‘神动而天随’也；至于修率工夫而莫显莫见，即‘渊默龙见，机发于踵’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以致中和，正‘虚而委蛇、无不藏、无不应也’；所谓‘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其上天之载，无声无臭’，非浑沌而何！若能于此透过晦昧为空，始可冥合天命之性；于此不知倏忽一念，迷己逐物，为声色所转，不亦凿破浑沌之德，而失其天命之宗哉！”[1]775也就是说，壶子、浑沌之高妙，其所体现者，皆为儒家孔颜内圣外王之道耳。
译文二：然而，间或有位死者确实当得起石匠在其埋骨处上方凿出来的所有赞辞：死者果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女、好妻子或好丈夫，家里端的为失去这样一名成员而哀恸欲绝。
道盛提出《大宗师》旨在“尊尚孔颜”。道盛认为，孔子虽有盛德，但生逢乱世，只能与颜回等盘桓自乐，庄子遂以寓言推尊其道，垂诸将来，或间有知之者，即可为群雄之首而有天下。道盛认定庄子以孔颜为大宗师，以其道足以应帝王，故其疏理《庄子》，多用儒家义理。在他看来，庄子所说的真人，即儒家所谓致中和、参天地、诚明不二、遁世无闷、尽性知天的圣人。道盛对女偊之教卜梁倚非常重视，认为“只此可会通内七篇旨趣：外天下可通《逍遥》之尧让许由，外物外生可通《齐物》之丧我，朝彻见独而无古今可通《养生主》之薪尽火传，无古今而后能入不死不生可通《人间世》之无用为用，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可通《大宗师》之知天知人，其为物无不将、无不迎、无不毁、无不成、其为撄宁可通《应帝王》之虚而委蛇而未始出吾宗”[1]774。篇末借许由之口，谓尧之服仁义明是非为黥劓，道盛指出，对此不可执著于文字，仁义礼乐与道相通，是孔颜恃以教诏天下的万世不易之法，尧孔说仁道义，不过是入泥入水之谈，乃化他之方便，许由自了汉，何足知此。“盖任天下万世之大功者，乃能任天下万世之大过也。此庄子平生学问，全在此中能翻弄变化，使摄末归本，推本于末也。不然，又何足以此为大宗师之本旨哉！”[1]775庄子引述许由之言，看似对尧孔的批评，实则为推崇和尊尚。
道盛提出《人间世》一篇的主旨为“以无用寄其大用”。他指出：“人知庄子以无为自然为宗，无用为用作主，不知彼独将极难为、极不然、极要用之事，与仲尼颜回二师弟子，以苦心密行，周旋盘错，以曲尽其处人间世之妙，于斯始见无为而能无所不为，自然而能无自不然，无用而能无所不用。”[1]772生逢乱世，人君无道，刚愎自用，臣下者如欲一展其才，难免不遭杀身之祸，于是乎，无用其聪明才智就具有了保全自身的大用。“心斋”者，持心虚灵明净，无用其才智之谓也。但忠臣事君，孝子事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好安之若命，因此孔子说：“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道盛对此极为称赏，“此决断为臣子之心与事，心之不踰矩处，如斩钉截铁，真孔子万古不易之正论！”[1]772有人以篇末楚狂接舆的凤歌为讥讽孔子，道盛认为这不过是愤激语罢了。“首尾皆以孔子事述之，正表道德与志行之盛如孔子，周游列国，以求用于时君，竟不能少展其一二，此深于痛世而垂戒于为人君、为人臣、为人师及无此才此德者，不可强试于世，莫若如不材之木、支离之人，自寓于社、自寓于疾以自全，正庄子之自道也！”[1]772就是说，庄子“以无用寄其大用”正是对孔子教导的一种实践。
道盛提出《庄子》内七篇中的儒家宗旨，理出庄子思想中的儒家血脉，希望以此为他认定的庄子乃尧孔之真孤提供坚实的依据。
三、觉浪旨趣
身为一代学修兼重的佛门高僧，觉浪道盛将庄子提正为尧孔之真孤，绝不是故作哗众取宠之语以耸人听闻。细绎其思想旨趣，我们可以发现，这其中既有学术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关切，还有对宗教慧命的忧思。
品牌联想是指通过品牌所产生的联想.就阅读推广而言，品牌联想包括与阅读推广活动有关的所有联系，如活动设计、活动形式、活动内容、活动品质，甚至包括对图书馆的整体形象等，它是阅读推广品牌特征在读者心中的具体体现。
就学术而言，《庄子提正》集中体现了觉浪道盛会通三教而集其大成的学术旨趣。《庄子提正》看似对《庄子》的儒学释读，实则是对《庄子》的一种禅化的理解。《庄子》中凡借重孔颜阐说道家思想的地方，道盛均将其作为信史予以接受；而对其中讥贬尧孔的内容，道盛则视之如禅门的“呵佛骂祖”。那些敢于呵佛骂祖的禅僧大德，其实是对佛最具信心、最能体现佛陀本怀的人，他们之所以呵佛骂祖，是因为不满于对佛的信仰和膜拜流于形式化、外在化和功利化，希图以这种极端方式回归佛教的基本精神。觉浪身为禅门高僧，自然熟知其中奥妙。在他看来，庄子的诋毁尧孔，剽剥仁义，诃斥礼乐，不过是对那些假尧孔之名、以仁义礼乐为猎取名利之资和杀害戕贼之具的世儒俗士的一种挞伐，与禅宗高僧的“呵佛骂祖”毫无二致，因此他将《庄子》正位为“儒宗别传”。他认为《庄子》有多处类似于禅宗的机锋相斗，如《德充符》中兀者王骀初见孔子，后又到老聃处说孔子未为至人，道盛便比之于禅宗丛林的参访善知识[1]773。《大宗师》中女偊之教卜梁倚“疑始而撄宁”，道盛便直接理解为参禅中的“顿发疑情”，并以“不疑则不悟，大疑则大悟” 释之[1]774。他说：“设使庄子生于摩腾入汉之时，必能破冥谛神我之计，挥鞭于生肇融叡之先，以开拓圣谛第一义矣；生于达磨来梁之后，必能破委蛇浑沌之疑，脱颖于磨砖垂足之表，如马驹之踏杀天下人、石头之滑杀天下人也。虽然，安知庄生非以权教示现，故先于战国为佛法之前矛，复于唐宋而出世，为马石辈之以全机大用振吾宗哉！”[1]770在此道盛几乎毫不怀疑地将禅宗祖师视为庄子的转世再来。我们说，道盛在为我们理解《庄子》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的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禅宗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注脚，那就是《庄子》对佛教的重大影响。就现实关切来说，《庄子提正》实际上为明清鼎革之际那些既不愿降清又未及殉明的士大夫们指明了一条出路。满洲贵族借着明末农民起义的有利形势入主中原，造成明、清朝的更替，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认同，在当时许多士大夫看来，此一事件无疑于神州陆沉，中原丘墟，是天崩地解的大变局。他们或未来得及殉节尽忠于故明，但又不愿降服外族，臣事新朝，在屡次起事失败之后，不得已而隐逸于民间。而清朝的统治者在完成军事征服之后，即着手思想文化建设。这些在民间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故明遗民，如非具名于被征召之列，就是处于被通缉之境，甚而处于人人可杀的艰危之中。有些人最终被迫出山，成为新贵，但最终还是有些人不肯苟事新朝，如此其忠孝名节与身家性命不免均处于孤独忧危之中。佛门净土，不仅为这些遗民们洗涤亡国遗恨提供了精神安慰剂，也为他们躲避人世间的是非纠葛提供了避难所。道盛自幼出家，与明朝无所瓜葛，但他同情故国，因而在遗民士大夫中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其庄子托孤之论，无异于提醒那些无所投托的明朝遗民士大夫们，与其彷徨于无地，不如易服剃发，将一腔孤愤托之于青灯，将满怀孤忠托之于黄卷，将四海难容之孤身托之于佛门。倪嘉庆、方以智、钱澄之等故明士大夫受其影响，相继出家，成为托孤之论的实践者。他们心折口服于道盛的《庄子提正》，实则是以之为自己心迹的最好表白。此外，《庄子提正》还当寓有觉浪道盛对他所传承的曹洞宗慧命延续的忧思。历代高僧大德面对着不可避免的人事代谢，都不愿作“最后断佛种人”，因此非常留心挑选合适的传法弟子。我们知道，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之中，形成了非常深厚的思想义理和文化传统的积存，又处于与本土儒道鼎足而立的复杂环境之中，主持佛法者若无卓越的文化素质和经营能力，是无法承担起弘扬大任的。因此，“见与师齐，减师半德，智过于师，方堪传授”，就成为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付法传衣中的共识。然自宋以降，佛教日渐窳败没落，佛门罕遇龙象，而出家避役、饱饭充饥者却比比皆是，以经忏赴应、超生荐亡为佛事，迷信盛行，义学不振，僧众由隋唐时期的社会精英渐降而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天台、华严，仅能维持智者、贤首余绪于不坠；禅门五宗，沩仰、云门、法眼等三宗相继衰歇，元明以来，临济亦大不如前，道盛所嗣法的曹洞宗虽不绝如缕，也只是仅存而已。道盛这样的高僧举目丛林，就不免有佛法“真孤”的感慨！明末诸多遗民士大夫的托孤佛门，似乎使道盛意识到佛法获得了可托之人。因此，道盛的庄子托孤之说，也当寓有付托宗教慧命之意，即将自己所承传的佛法，特别是曹洞一宗，嘱托于遁入佛门的遗民，希望通过这些文化素质非常优越的士大夫们传续下去。
正如廖肇亨所说：“觉浪道盛的思想当中，主体绝非师心自用或自我陶醉的独我，而是超越外界种种困顿，转化、熔铸因天地崩的‘痛切心’‘伤感心’，重新统摄并挥洒生命的动能，重新创造一个美好新世界的关键。”[3]117-118道盛会通儒佛，融合三教，将庄子提正为尧孔真孤，“实际上也是对那些不愿臣事异族的明末遗民抱有强烈同情心的一种表现”[4]172，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对其特殊心理情感和思想观念的特殊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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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焕忠.佛教四书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Who Knows that Zhuangzi is a Real Confucian: Theme Analysis of the RectificationofZhuangzi by Juelang Daosheng
HAN Huan-zh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Religions,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123,Jiangsu，China)
Abstract：In his book RectificationofZhuangzi,Juelang Daosheng put forward that Zhangzi was the sole successor of Confucianism,which could be identified from the book of InnerChapterofZhuangzi.Tao Sheng believed that although Zhangzi was faithful to Confucianism as the single direct descendant of Confucianism,he had no sage to follow,no virtuous friends to make,no support or help from the fellowmen because he was born after the death of Confucius and Yan Hui.Therefore he had to learn from Laozi and wrote books of Taoism.Such was what Daosheng,as a Buddhist master,had discovered from his study on the seven subtitles and contents of the book of Zhuangzi,with academic and realistic concerns as well as worries about religious wisdom and destiny,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some special expressions of his psychological emotions and ideas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Keywords：Daosheng;Zhuangzi;rectification;the real sole successor of Yao and Confucius;blood tie of Confucian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9)05-0012-06
收稿日期：2019-06-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佛教庄子学”(18FZJ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焕忠(1970- )，男，山东曹县人，苏州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研究。
引文格式：韩焕忠.谁知庄子是真儒:觉浪道盛《庄子提正》主旨浅析[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5)：12-17.
(责任编辑 朱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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