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不仅有着强烈入世治世的精神和情怀，而且始终都在致力于构建一个理想社会。儒家经典《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及其景象，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天下为公”，人人不再被自我的私欲所遮蔽，怀有大公无私之心；社会呈现出政通人和的良好秩序，国家稳定、人民安乐。其实，“政通人和”可被视为儒家致力于实现的社会现实目标，“天下大同”则可被视为儒家希望未来能得以实现的远大社会理想。
一、儒家构想的社会理想
“天下大同”是儒家自孔子以来一直致力于追求和企图实现的社会理想。它不仅在儒家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且自始至终一直是儒者们致力于构建和期望实现的最终政治目的，表达了儒家独特的天下为公的思想，是儒家为政思想不断展开的一个逻辑终点。大同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通人和，一方面是国家稳定、政治通达，另一方面是百姓安乐、民心和顺。
（一）政通人和与不仕无义
“政通人和”是宋代著名儒者范仲淹在其名篇《岳阳楼记》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诉求，可作为后世儒家用来描述整个国家和社会所要致力达成的一种有序的政治状态。“通”，就是通达无滞之意。“政通”意味着上下不同政治阶层之间能够保持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包含政令能行、民意畅通之意。“人和”指的是整个社会百姓之间的熙和安乐，这既是“政通”所致力于实现的政治目标，同时也是“政通”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
上样流速对AB-8大孔树脂吸附效果的影响：称取0.1 g冻干粉末，用蒸馏水稀释至100 mL，520 nm下测其浓度 C0。然后取 100 mL的稀释粗提液流经AB-8树脂柱，分别采用不同的流速（0.5、1.0、1.5、2.0、2.5 mL/min），待样品液全部通过树脂柱后，测定流出液的浓度 C1，通过（C0-C1）/C0×100%计算吸附率。
从政是历代儒家实现自我理想乃至社会理想的一条重要路径，早在孔子时代就被赋予了重要意义。从积极的层面而言，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从消极的层面而言，孔子的弟子子路说“不仕无义”（《论语·微子》）。而孔子曾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儒家普遍认为，“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这所要表达的是，人生于天地之间，必然会处于五伦关系之中，不可逃遁。儒家的积极入世和从政，就是要行道义于世间，使每一个人都能尽到做人的本分。它体现了儒家从政的背后有着极强的道义支撑。
儒家认为，人们自出生以来便处在“五伦”所结成的关系网中。孟子明确将五伦关系纳入一个整体视野之中予以思考，并赋之以道德准则的色彩。孟子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中庸》也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保持洁身自好，而不顾日常伦理准则，必然会被儒家视为无义之徒。“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这种表述背后恰恰寄托的是儒家强调的人类社会所应当遵循的普遍伦理法则。君子从政无疑是为了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而这个社会又建基于五伦关系的稳定。可见，儒家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不仅始于人伦道德，而且是通过人伦道德规范实现社会的井然有序。那么，政通人和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为政者对儒家道义的倡导和实践，让百姓各安其位。
有天下班的时候，楼上公司的主管把车开到了公交站前，他对温简说：“一起？”他住在隔壁的小区，是电梯公寓。他常常在公交站台前遇到温简，他总是停下来邀请她上车。但她不愿意坐他的车，即使只是顺路也会觉得占了他很大的便宜。她没有跟顾青提过他，觉得只是无关紧要，但那天，她坐了他的顺风车。他倒是有些意外惊喜了。
（二）天下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天下大同”是儒家所致力建构的理想社会。孔子在谈到何谓“大同”时说：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从为政角度对理想的大同社会进行了描述，展现的是君臣有义层面的伦常关系。它指出了理想社会的政治必须在天下为公的前提下所遵循的两个原则。前者是对为政者个人道德及其治理能力的规定，后者则是对其为政理念的道德化规定。其本质是泛道德的，也可以说是对“为政以德”的另一种较为详细的表述。由此可以看出，理想的大同社会实际上是以道德为最高指引和规范，把五伦关系统摄在具体的道德规范之中。这既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要求，也是其自始至终必须遵循的行为原则。
儒家对为政者官德和修身的一贯强调和重视是其他思想学派所无法相比的。在儒家文献中，有很多规箴是针对为政者而言的，从官员的道德层面对其执政提供必要的价值指引和规范，使其避免陷入见利忘义的境地。所以，儒家强调为政者应以德为本，同时把对人君的道德约束和伦理规范也置于十分突出的位置，并将其视为国家兴衰的根本所在。《大学》明确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的根本在于遵循道德自律而非他律的原则，遇到问题先自我反省自身道德是否有欠缺，不是把一切都推到他人身上。只有从自我德性方面做到这一点，为政者才会真正体恤和爱护百姓，从而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赢得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实现政通人和。唯有如此，才符合明德修身的要求，才是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素养的为政者，才能更好地践行儒家的德政思想，不断地向着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迈进。
可见，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完全不同于西方式的逻辑推演假说，而是深深浸淫着儒家思想的实践特征，即“天下为公”。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更多的是从人伦道德层面来阐释的。大同社会的理想状态并不在于过多地强调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或者物质、精神的极度丰富，而是在于这个社会能够在维系道德人伦稳定有序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互爱和关怀。每个人都能够从“公”的角度行事，也可说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无论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抑或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都可以看作是对大同社会本质特征的描述。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种表述仍然凸显了儒家的泛道德化特征。这种道德化在严格意义上是以公去私，也是从“人和”的角度提出的。它极力避免人们出现“私”的观念，意在提醒人们从“公”的角度去行事。“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等，是对人们任用私智的一种劝谏与纠正。“公”，在于从天下的角度考虑天下的人和事，打破人我之间的局限，实现了彼此之间的和谐共处。“外户而不闭”则从侧面说明在“公”的理念影响下的社会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即“天下大同”。
毋庸讳言，儒家有着极强的仁爱精神，致力于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远大理想。在孔子看来，这不仅超出了仁的范围，而且已经进入了圣的境界。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子路也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这里的“义”固然指的是维护道德人伦的绝对性，但在儒家那里，自然还包含“以安百姓”乃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两个方面。一言以蔽之，君子为政是为了济世安民，实现政通人和的清明政治。
二、儒家理想社会的实现路径
任何理想社会的实现都必须依赖一定的路径。也就是说，理想社会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具体措施。于是，儒家在致力于构建政通人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为政措施和理念。具体而言，儒家认为实现理想社会，既要“以德为本”，也要“政得其人”，但两者必须统摄在儒家强调的天下为公的理念之中。
（一）选贤与能
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认为为政的关键在于选拔和任用贤能的人，只有选任正确的人，才能保证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付诸实践，进而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诗经·大雅·烝民序》中说，“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指出了周朝中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选拔和任用贤能的人。《汉书·京房传》也说：“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选择任用贤能的人，会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任用无德无能的人，将会给国家带来混乱，即“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群书治要·典语》）。“为政唯在得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得人与否直接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后汉书·第五伦传》说：“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可见，选拔并任用贤能之士从政，即使人数寥寥，对于整个社会的移风易俗也有着极为显著的引导作用和重要价值。
故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国之高，以为九卿；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于其以化民也，若风之摇草木，无之而不靡。（《淮南子·泰族训》)
也就是说，把天下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命为三公；把国家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命为九卿；把一县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二十七大夫；把一乡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八十一元士。可见，儒家提倡以其才能大小给予适当的官职，让其做合适的政事。道德教化由天子达至百姓，上面有所倡导，民众就会随声应和；上面有所行动，民众也会自然跟随。以这种办法教化民众，就如同风吹动草木一样，草木没有不随风而动的。
《孔子家语·哀公问政》记载了鲁哀公向孔子问如何为政，孔子回答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儒家所谓的“得人”就是让贤能之人为政，强调选用孝廉之人、贤德之人、直谏之人、进贤之人、扬善之人，弃用奸佞谄媚、贪利忘义之人。所以孔子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论语·季氏》）选贤与能是儒家实现其社会理想的首要前提条件。
康乾南巡不仅将江南景观仿建至北方，也将北方的建筑风格、造园艺术等元素带到了江南。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扬州五亭桥、白塔的建筑上。
（二）以德为本，明德修身
在大同社会，人们之间的伦理规范十分严格，但这种严格基于人性本身所具有的伦理区分。“男有分，女有归”是对“夫妇有别”的另一种表达，旨在强调男女之间各有必须恪守的伦理规范以及所担当的社会和家庭责任。“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从纵横两个层面对父子、昆弟、朋友等伦常关系进行普遍性道德规范的表述，从而构成了大同社会致力于实现“人和”的核心。“人和”既包括这种道德规范的有效践行，也包括在这种规范践行基础上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序和稳定。
三、儒家理想社会的现代启示
儒家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学派，其所提出的政治理念对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为政者应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
儒家以复兴三代文明、济世安邦为其政治追求，这种追求表现在社会理想层面即是天下大同。孔子时常评价其门下弟子，谓其足以胜任某种政事。同时，儒家从政自始就抱有“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的情怀，这种情怀可以用宋儒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诠释。换句话说，就是抱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情怀。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作为对儒家济世救民精神的一种描述，早在孟子那里即已出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诸沟中，其自任天下之重也”（《孟子·万章下》）。后世史书对此则直接用“以天下为己任”概括，其精神一脉相承，表达的都是一己对天下治乱安危的责任担当。《南史》谓孔休源“常以天下为己任”，《宋史·范仲淹传》亦谓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日夜谋虑兴致太平”。明末清初顾炎武则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时进一步将“以天下为己任”推演至每一个人身上，以求得共同推动天下大治的出现。
政通人和作为儒家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不仅是一个“实然”的表述，更是一个“应然”的表述。实际上，“政通”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考虑：一是要合乎实际，在现实的推行过程中比较顺利，在实际层面能畅通执行；二是要反映民心，在理论层面能够讲得通。“人和”无疑指的是整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与安定团结。“政通”“人和”之间并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其本质在于突出为政者所制定的政令既要合乎实际，也要准确地反映民众的合理愿望。所以，在实践中必须考虑到现实和民心的多样性。它既要求人们通过必要的手段，去自觉地、积极地发挥每一个自身在促进“人和”时的作用，更要求为政者能够避开多样化的迷障，从中把握到背后反映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和民情。
苗期管理：播种后苗床温度保持30℃，促进出苗。幼苗拱土时立即揭除地膜，适当通风降湿，防止幼苗徒长，白天保持25～28℃、夜间15～18℃。苗期注意防寒保温，也可采用电热温床育苗。苗期适当控制水分，尽量不浇水，防止浇水过多降低地温，造成秧苗僵化或生长缓慢。土壤过干时可浇1次小水。定植前7～10天，降低苗床温度，白天保持20～25℃、夜间12～15℃，低温锻炼，提高适应性。苗龄30～35天，秧苗长有3叶1心时定植。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哪怕‘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自岿然不动’，安如泰山、坚如磐石”。这既是对当代为政者的谆谆教诲，也是对“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现代诠释。
（二）政令应合乎实际、反映民心
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实质在于为政者能够真正体察民心、视民如伤，把安民、保民、不害民、不妨民作为执政的中心要务。无论是西周以来强调的“敬德保民”，抑或是孔子说的“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以及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主张，都是把百姓置于第一位。孔子的弟子有子曾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一个执政者如果所追求的不是天下之利，而是一己之利，又如何能够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呢？所以说，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同样在于通过克服一己之私念，借由奉行天下为公的理念，为天下苍生谋福利，并向着天下大同的目标迈进。
水稻幼苗期易出现立枯病，其主要症状是稻苗发黄并弯曲，生长迟缓，抵抗力在较大程度上会有一定的降低，若出现其他病菌，会大大降低水稻成活率。引发此病的主要原因是低温，立枯病易在低温中生存，这就需要在进行抗病防治时从温度入手，水稻幼苗期需要控制生长温度，做好保温工作，避免幼苗受低温侵袭。水稻在出苗期至三叶期，一般情况下把温度控制在25℃左右，保证水稻的抵抗力，三叶期后将水稻进行有效实时通风，以此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锻炼尤其抗旱能力，以此降低立枯病发病率。
而这些现象都折射出我们阅读教学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削弱了对学生语言运用的训练。随着新课程的深入实施，我们许多教师越来越注重阅读形式，如“自主”“合作”“ 探究”等，而语言文字训练的内容却越来越少。我们都知道，阅读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最直接训练掌握书面语言的教学形式。作为教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文本的语言文字，深刻地解读文本结构，这样才有可能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表达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为实现政通人和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引和政策上的保障。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既坚持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既讲究深化改革，也兼顾社会稳定；通过对我国当前社会的充分把握，以及对民心的体察，合乎时宜地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和政策，既符合当前我国面临的具体实际，也有助于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这个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早提出来的。它指的是政治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整个环境和状态，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行政行为。习近平强调：“一个地方要实现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须有良好政治生态。”也就是说，政治生态的好坏事关改革开放的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的福祉，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可不慎重对待。
经济危机迫使美国政府必须改变胡佛总统实行的政策。而罗斯福本人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在他执政后，美国国会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救济机构——联邦紧急救济署，并拨款5亿美元作为各州实施紧急事业救助的资金。然而，以工代赈和直接救济保障等模式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1935年，美国国会在人们提出各种社会保险方案的影响下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是世界第一部以社会保障为内容的全面性法律，规定了社会保险包括下列4个方面：（1）养老金；（2）失业保险；（3）老年保险；（4）对盲人、需赡养的儿童和其他遭遇不幸者的救济。法案致力于减少财政的负担、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迈向改革开放深水区，也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如果不能在全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党和人民开创的新事业新局面就会失去坚实依托和坚强保证，必然会造成人心涣散、政令不通乃至结党营私等负面后果，进而危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荀子·劝学》曾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对于广大党员而言，党内的政治生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员自身的价值塑造和行为方式，也直接影响着社会风气。习近平指出：“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不难想象，在一个从政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的。为此，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用良好的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积极应对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隐患，扎扎实实把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我们的基础教育由于受传统的观念体制、模式等制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断泯灭学生创新力的教育。在数学教学中变传统教学为创新教学，激发学习动机，引导学生主动探究，促进学生从“学会”到“会学”，对培养学生合作，创新能力有着现实意义。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讲政德。古人说“德者本也”，政德是新时代领导干部从政的基本素养，不仅影响政治生态，而且还影响整个社会风气，所以说“从政先修德，做官先做人”。习近平强调：“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只有在党内讲政德，使广大领导干部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之于造福人民，才能真正守住修身之本，夯实为政之基。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总结和提炼出的用以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中国方案。早在2013 年3 月，习近平就明确指出：“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通过多次讲话逐步形成了关于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体现了共产党人博大的胸怀，以及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时兴至而提出的口号，而是中华文明在新时期所呈现出的中国智慧。自孔子以来，历代儒家都不断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理解和改造世界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这与历史上儒家思想所体现的和谐世界和整个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的思想建构一脉相承。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扮演着推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角色，为营造一个和平和谐的多国多民族的世界共同体而不懈努力。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命题，一以贯之地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礼仪之邦的精神气质。他在2018 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欢迎晚宴上，再一次提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儒家大同社会理想，指出“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等儒家理念与“上海精神”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同时，还就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五观”和“五项建议”，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乃至世界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曾明确指出：“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既与中国自古以来构建大同社会的理念有着内在会通，同时又赋予了大同社会以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彰显出中国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追求和不懈努力。
我国根据预算层级对税种进行分类的做法始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列为中央税;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列为共享税;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结合该文件体现的税权配置理念和消费税制的特性，确立消费税收入分配机制应考虑以下因素：
[作者简介]汤月娥，博士，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刘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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