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依法治国理念的指导下，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逐步发展与完善，乡村治理法治化也受到了重点关注。基于此，本文强调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作用，并从提升乡村司法的公信力、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建设、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良性互动三方面入手，阐述了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策略。
关键词：乡村治理；法治化；公共法律服务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所以，农村为社会中最基层、最基础的组织单位。总的来说，农村是我国政治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研究的焦点。在依法治国理念的指导下，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逐步发展与完善。在十九大中指出，需要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法制化，构建其“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一、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内涵简述
对于乡村治理法治化而言，其主要依托着法治手段，促使社会转入合理化、正规化的治理道路上，在推动我国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终能够达到依法治理的理想状态。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受到不同乡村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乡村治理的展开必须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需要明确的是，乡村法治化治理的制度基础为现代法律规则。同时，还要关注制定法(国家法)之外的规则(民间法)。应当切实发挥出国家法的引领作用以及民间法的补充作用，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更加完善。
二、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作用分析
(一)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
站在国家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能够了解到，现阶段，我国的法治化建设已然进入了新的阶段，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极为关键，是现在及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乡村振兴主要推动了乡村的全面发展建设，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乡村稳定作为支持[1]。总体来说，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乡村治理工作的必然趋势，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内容。
(二)是满足村民合理化诉求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由社会管理逐步转向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着乡村外在面貌的不断改变，还将更多的先进思想理念融入乡村基层，包括平等、正义、民主、法治、人权等等，这些先进思想对农民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人治模式对农民的约束力逐渐降低，农民认识到了法治观念与权力的意义，使其形成了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治理法律的现实诉求。同时，也认识到了利用法律工具可以实现自身的合理化诉求。因此，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极为重要。
(三)是防治乡村基层微腐败的重要手段
在实际的乡村治理过程中，依旧存在着“官比法大”的心理。在这样的错误、落后思想条件下形成的关系网或是关系链，极易导致腐败的滋生，阻碍着乡村治理的更好的发展。而对于乡村治理法治化来说，相关工作的展开能够大幅提升乡村法制意识，在割断关系网、关系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达到了减少腐败的目的。总体来说，就是将“权利关进制度的牢笼”，防治乡村基层的微腐败，更好的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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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策略探究
(一)进一步提升乡村司法的公信力
现阶段，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为法律调节提供了更多的平台支持。此时，应当建立起网络调节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以及联动审理。在这样的平台上，能够通过远程操作，完成乡村治理中疑难问题、案件解决方案的指导，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展开速度。
在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形成适宜的调节机制。同时，要极强针对乡村基层的说理教育，重点对需要帮扶的村民展开教育，以此促进村民法治意识的提升[2]。应当在群众力量的支持下，完成群众问题的解决，实现纠纷矛盾的迅速解决。
2.重点发挥送法下乡及巡回法庭的作用
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三留现象”(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是阻碍其发展与推行的重要问题。对于“三留人员”来说，其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相对淡薄，因此也对乡村治理法制化的推行产生了阻碍。针对这样的情况，需要对这些群体展开法治观念的普及与教育，落实送法下乡，预防、降低犯罪问题的发生。同时，通过这样的方式，还能够为村民解决问题提供法律援助与法律途径。另外，还要重点发挥出巡回法庭的作用，对村民的纠纷进行调节，保证司法的公信力，使村民潜移默化的形成用法维权的习惯。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不得适用继续盘问的情形有几类：一是未经过盘问、检查的必经程序，这样的情形首先得进行盘问检查，然后才可能适用继续盘问；二是已经排除了嫌疑无需适用任何强制措施的；三是违法行为轻微不适用限制人身自由处罚的；四是已经确认涉嫌违法犯罪，这其中包括自首、被抓获、被传唤、被拘传、已经受理行政案件、已经刑事立案等无需适用继续盘问的；五是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六是由于疾病不适合适用继续盘问的。按照上述不得适用继续盘问的标准来衡量，上述各种情形在本质上应当是不符合继续盘问的根本目的。
对于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基础性建设来说，包含着公共法律服务机构、相应人才队伍以及产品等。首先，需要完成以需求为导向的法律服务机构体系。此时，要确定乡村社会对法律服务服务的需求量，以此完成法律服务机构的类型、数量的确定，在机构体系方面满足不同乡村农民的实际需求。第二，要打造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人才队伍，特别是要对欠发达地区、基层的法律服务队伍进行重点建设，并推动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正规化，保证农民能够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第三，进一步提升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质量。必须要深入基层，了解农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制定并提供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产品，并以此为基础，完成服务种类、服务资源的配置。同时，还要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信息化、标准化建设，构建起相应的网络技术平台，大幅度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覆盖面广度、深度以及辐射面积。
1.提升村民法治意识
在该模式中，先由调解员组织矛盾双方理解法律、道德等内容，尽可能实现纠纷的解决。接着，若是无法有效解决矛盾纠纷，则由法官对调解员的说明进行补充，争取在情理上完成对矛盾双方的说服，将提起诉讼的概率降至最低，以实现司法成本的减少，并完成纠纷的化解。
4.引入“家事调解模式”
(二)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建设
1.完善相应基础性建设
3.搭建多元调解纠纷平台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乡村法律服务主要集中在纠纷解决方面。在传统的纠纷问题解决中，普遍依托乡村中具有一威望的个人，包括村长、村庄精英等等[3]。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主体主要为以村干部为主体的现代乡村精英。由此能够看出，在现代乡村纠纷问题解决中，传统模式依旧适用。因此，应当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队伍中加入村干部，进一步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覆盖面广度。另外，还应当积极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促进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的更好发展。应当保留传统法资源中的积极因素，最大程度的发挥出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特殊价值，形成适应性强的、特色性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制度体系。
2.发挥传统资源的推动作用
巴班斯基(1984)强调：“教学过程最优化不仅要求科学地组织教师的劳动，还要科学地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8]。
第六，封桩。截桩完成后，在保持千斤顶荷载稳定不变的情况下将桩、梁预留钢筋采用钢套筒接驳器进行连接，浇筑微膨胀混凝土封桩。
买回豆腐，均由舒曼来做。他是学烹饪的，又有多年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个活儿非他莫属，他也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三)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良性互动
1.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融合
对于国家法与民间法来说，其并非为两种独立的系统，而是存在共同基础、且在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两者均对人的行为规范进行了调整，对人的行为实现约束。总体而言，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内容存在着一定的重合，能够实现有机融合。同时，两者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均强调与体现了公平正义，淘汰了以不公平、不正义为主导的规则。两者的融合等同于民间法合理化的规程，赋予民间法必须的发展空间，并对其内容进行了认可与支持。在吸纳、融合的过程中，还要在国家法中对民间法的基本功能进行明确规定，为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支持与法律依据。
2.国家法引导民间法重构
相比于民间法来说，国家法在维护乡村秩序、保护公民基本权益、解决纠纷等方面有着更高的优势，能够更好的适应现代化要求。因此，需要发挥出国家法的引导性作用，推动民间法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若是出现国家法与民间法内容重提的情况，需要对民间法中与国家法不一致的内容抛弃，保证国家法优先适用的地位。同时，在民间法重构中，还要保留其与立法、司法精神相一致的内容，抛弃相互抵触的内容，实现民间法的完善，确保其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发挥出更高的作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乡村治理工作的必然趋势，在减少腐败、满足村民诉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重点发挥送法下乡及巡回法庭的作用、搭建多元调解纠纷平台、引入“家事调解模式”、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良性互动等方法，更好的推动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展开，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帅.乡村治理法治化路径思考[J].法制博览，2019(13)：139-140.
[2]王勇.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保障机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4-03(005).
[3]李毅弘，戴歆馨.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述评[J].党政干部学刊，2018(11)：28-34.
中图分类号：D422.6；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9)31-0215-02
作者简介：别惠新(1975-)，男，汉族，吉林德惠人，吉林省委党校，函授法律本科，中共德惠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法学，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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