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
摘要:人之心灵微隐而难摹，而人之存在的心结则会间或影响生命之路向。现实常人如此，历史名人亦然。心理传记作为理解个体内心生活的一扇新窗，不仅标示了心理学研究的别样路径，而且亦对历史名人的存在心结进行了细至的深描。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名人的心理传记》透过心理学视角剖析历史悬疑事件，对林徽因、项羽、武则天等八位历史名人的心理情结及生命道路进行了深入诠解。它通过历史与心理的视域交融喻显人们：历史名人是“人”，而且只能是“人”，无论其有千种华彩、万般之伟业，然其终为一“人”，亦有着“人”之心绪情结与存在无奈。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名人的心理传记》亦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自我”本身的理解。
关键词:心理传记；历史名人；悬疑事件
1 引言
现实即历史，历史即现实，过去的历史即是人类曾经的现实，当下的现实亦会成为今后的历史。“历史”与“现实”之间有着难以抹去的关联。因之，借往可以知来，通过历史经验的观省能为人们认清当下现实提供有益的启示。在历史与现实的续续相传过程中，有着人心最真实的特点及人生至真的存在体验。然而在当下影视剧的戏剧化演绎中，人们往往对历史人物生出种种神秘乃至神化感，脱离了人心与人性的本然。
从另一向度来讲，心理学的发展道路向以“科学”为最高目标，它已然成为西方心理学历史演进中起支配作用的时代精神。即令是当初西方精神分析的开创者弗洛伊德亦未能免此时代精神之影响，“科学”的追求执念最终阻抑了弗氏学说之朗阔，多为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所贬抑，阿德勒、荣格、霍妮均表达过对此弊端之不满。我们应当承认，心理学的道路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应该是面向生活世界并能反映生活世界的，面向生活世界的心理学理当是我们矢志探求的。
然而在当下，每年都有大量心理学之外的人士、学生抱着对心理学的格外兴趣而报考心理学研究生、报考心理咨询。但又往往存在这样的状况：很多学生在考上心理学研究生之后反而变得迷茫，发现当下所学的心理学并非他们最初追求的志向之所。许多对心理健康、心理治疗、心理保健、自我成长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考上研究生之后才发现“心理学”并非他们当初之所想，因而增添诸多困惑与迷惘。如是种种，人们不禁会问，心理学的畅通大道缘何与民众的现实期许有如此之大的裂隙？
至于民众或“行外人士”为何会对心理学有此种观念表征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实应当反思：心理学如何发展才能更好地契合民众的生活世界、契合民众的心理需要？在当代心理学的理论阵营中，无论是精神分析、人本主义，还是存在心理学、积极心理学，抑或是叙事心理学都是心理学多样化探索的重要范例，心理传记学无疑是众多探索路径中的别样生命形态。目前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大体可分为：“政治人物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心理学家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和艺术家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从时间向度看，又可“分为历史人物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在世人物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和比较心理传记学研究三个方面”（郑剑虹,2014）。心理传记学通过系统分析，一方面“对传主的人生阅历、心理发展和重大行为决策进行深入的阐释，从而实现对人本身的更深刻的知识，以回答‘人格心理学中的人去哪里了'之问；另一方面，心理学传记学试图通过对‘非凡人物'的心路历程的剖析……发现他们的幼年同其人格之间的关系，分析其人格与其行为抉择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其行为抉择与其人生成就间的关系”（舒跃育,2017）。它通过生命传记揭显人的心理生活，以心理学视角诠释存在的机理，无疑为人们带来全新的视野。
在水利工程机电安装造价管理过程中，必须要在实行方案设计、工程设计的招投标等工作中落实造价管理思想，因此工程项目单位在设计阶段的造价管理中，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将工程项目的机电安装工作分包给具体单位，通过这种方法让其成本管理可以达到预期水平。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先开展机电安装的招标设计方案，并在其中选择合理的设计方案，并在机电安装施工图的设计过程中通过委托或者招标等方法，确保中标单位的相关能力可以满足机电安装要求。
2 生命的叙事
任何生命皆是生动活泼的，皆有其在世存在的经历体验，有其存在经历的心理遗迹。对于常人如此，对于名人亦复如是。我们需承认，心理体验、情结撄扰、自我情执、性向局限等皆为在世存在的个体所不能免。然而以往的心理学研究或是执著于数字与实验，或是执著于模型与神经认知，但却对个体生命的心理叙事缺乏足够的揭显。而既有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对人物事迹有细致的描述，但却缺乏心理学视角的专业解读，使人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之可见，生命的叙事尤其是生命的心理叙事不可谓不重。
当前人们往往注重历史名人成功的要素，但却对名人失败缺乏足够的关注。即使有对名人失败的考量，也往往是分析其性格缺陷，但却未能对其未成功的内心情结、早年创伤进行足够的分析。在该书看来，历史名人的成就亦有常人的心结之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名人的心理传记》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名人成就的新窗。
以坊间热衷的才女典范林徽因为例，在她与徐志摩交往十余年的过程中，二人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样的？是什么原因使林徽因没有选择徐志摩？《历史名人的心理传记》一书从自我同一性、自卑情结、精神补偿等层面对之进行了深度阐释。具体而言，1920年，十六岁的林徽因随父游历欧洲。那时的她正处于身心巨变的青春期，因为身处异国他乡，时常内心孤寂苦闷，而徐志摩的出现恰好填补了她的心灵空隙。徐志摩才华横溢，又经常到林家去与其父问学交心。徐志摩的才华以及其对林徽因的热情，使得十六岁的她渐对徐志摩产生朦胧的爱恋。《历史名人的心理传记》告诉人们：“这种爱恋不仅仅是对于徐志摩单纯的爱恋，不仅仅是出于两性之间的，更多的是源自于青少年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的解决，因此，林徽因对徐志摩的依恋可能是因为徐志摩在此时恰能担当林徽因整合理想自我的合理榜样”（舒跃育,2017）。当时，林徽因正处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确立的关键期，因之理想形象之于自我的意义可想而知。“尽管也不排除此时也包含少男少女之间那种彼此的爱慕，但从林徽因单方而言，此时的爱恋并不全是因为徐志摩本人引起的，实质上只要是一个较为成熟优秀的男子都会使林徽因产生这样的情愫，只不过徐志摩恰好出现在这个时期罢了”（舒跃育,2017）。于斯可见，历史名人的生命道路亦未超出常人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名人的个体生命亦有内心的隐曲。
情结乃为个体在世生存之所不能免。因之，对于个体的生命传记，尤其是心理传记不能缺少对个体在世情结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名人的心理传记》为我们刻显了人的情结样态。
3 心理的情结
再以多尔衮为例，多尔衮少年之时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并深得父汗努尔哈赤与母亲阿巴亥的器重与厚爱。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努尔哈赤去世之后的突变使得多尔衮不仅失去至爱的母亲，而且安全感受到严重威胁，而此事件的主角恰恰是获得权力的皇太极。后世传说中对多尔衮之于皇太极的恨有太多演绎，但往往忽略了多尔衮内心情感的复杂性。后来的事实表明皇太极果然遵守其对阿巴亥的承诺，并不断地培植、历练多尔衮，多尔衮正是在此庇护、培植与历练中成长为一个勇毅智敢的大将军。然而即便如此，多尔衮对于皇太极依然有着复杂的情感，此种情感的复杂机理又远超过一般人的猜度：即早年多尔衮对皇太极的潜意识中的确藏有恨，但此恨却最终被潜意识压抑了下来，随着后来多尔衮对这位兄长的准父亲式认同，慢慢地在心底又新生出对皇太极的敬与爱，导致“曾经的伤痛再次被深深地埋藏在潜意识中，他似乎真的忘记了伤痛，他领略到更多的是兄长的魅力和才能，他希望成为兄长皇太极那样的人”（舒跃育,2017）。或许这才更符合多尔衮的内心，才更符合人心与人性的驳杂本身。
再以千古始皇帝为例。似乎功、毁、褒、贬都不足以评价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有卑有抑的真实生命。而且，在文化的意义上，两千多年后的人们依然在秉受始皇帝“书同文”的化成之功，当然这是题外话。在此，我们有必要以同理心体会这个早年为“准质子”的始皇帝所经受的安全感危机；体会这个少年当政之后权力却并不在自己手中，间或蒙羞蒙耻的孩子；体会不仅其母后专权，而且其母亦常与相父及嫪毐私通，恨耻相交却不得不隐忍煎熏。即至后来，虽然成功解决了国相专权、母亲与嫪毐叛乱，但心中撄结亦时常构成其意识苦痛，构成其心理环境的一部分。正如罗洛·梅（2008）所指出的，“焦虑是人类在与那些将要摧毁他的存在的东西作斗争时的状态。”尤其是在一扫六合、匡正天下之后，埋藏在其心底的或许更多是心灵苦寂与意义缺失。对此，始皇帝做了很多象征性的排解：为了免受意义苍白的侵袭，继之才有了修筑长城以构筑自身的安全感；修建极致奢华的阿房宫，以显示自身的辉煌感；才有继续的南征以实现生命的扩张感。当然，还有为了追求长生的“意义感”而广求方士修丹炼药，才有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海外求仙的传说。
在世俗的常识理解中，人之成就尤其是名人的成就往往与如下因素有关，即：天生的特异禀赋、自身的不懈努力、重要他人的开训帮助、难得机遇的把握获取等。尤其是对历史名人，往往流传着其独特的身世或神秘禀赋。无论是商汤之降生，还是汉高祖的身世传奇，抑或是成吉思汗的降生故事，都给人们留下太多的神秘色彩。我们无法否认天赋秉异因素对成就的影响，但对神秘因素我们却应保有悬置态度。
以一代女皇武则天为例，早年武则天父母将其作“男儿”养的教养方式及其特殊家庭经历，对一代女皇自幼的性行志向、自卑超越、安全补偿皆有难以低估的影响。母亲杨氏的坚韧性格对武则天有极大的影响。杨氏拥有极强的政治头脑及不屈服的性格，且颇具男子气概，这些都深深感染了武则天。武则天的母亲乃是父亲武士彟的妾，但其母亲却未能像其武士彟原配那样生下儿子，因此母亲一直期盼能有男孩，“所以即便武则天是个女孩，为了弥补这种缺失，武士彟和杨氏也极有可能把武则天当成男孩子来养”。这又深深影响了武则天的性别认同，这在阿德勒的心理学体系中被称之为“男性的反抗”（舒跃育,2017）。该书作者认为，“武则天幼年性别角色的错位是其男性品质形成的根源，而正是因为男性品质的影响，使得她形成不同于常人的谋略与胆识，这也为她之后成就一番霸业奠定了心理动力基础”（舒跃育,2017）。
同样以林徽因与徐志摩的关系为例。该书告诉我们，林徽因之所以拒绝徐志摩，与她自身的幼年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又与林徽因的家庭生活有关。林徽因的父亲有一妻二妾，由于父亲的正妻不能生育，“林长民娶了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她生了三个孩子，除了林徽因，其他的都夭折了。何雪媛是商人之女，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生下男孩，所以不被包括林长民在内的林家人喜欢。林长民后来又娶了第二房妾程桂林，她为林长民生下了一女四子”（舒跃育,2017）。在这种境况下，林徽因的母亲只能带着女儿住在后面的小院子里，而其他人则生活在大宅院之中。小院子的冷落与大宅院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早年记忆中，母亲对父亲的第二个妾充满嫉妒，林徽因更是自幼就对母亲充满同情。幼年的这段经历后来构成了她的创伤性记忆，因之林徽因的“记忆里包含了对女人命运的同情与无奈，同时也包含着试图破译女人宿命的努力”，“于是，女人给女人带来的伤害，就构成了林徽因潜意识中一根敏感的神经”（舒跃育,2017）。徐志摩在英伦见到林徽因后展开的执着追求是众所周知的。当时的林徽因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只得由其父代为婉拒。其中的一个客观因素即是徐志摩已然与张幼仪结婚。虽然徐志摩对林徽因说自己可以离婚，之后再向她求婚，但这是林徽因所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重要原因就源自母亲的境遇及自己的心结。“很显然，在徐志摩离婚的事件中，林徽因幼年被遗弃的导火索被重新触发，她不愿成为被遗弃的对象，因而也不愿意成为别人被遗弃的原因。童年复杂而又不美满的家庭环境的影响成为林徽因不能接受徐志摩的一个重要因素”（舒跃育,2017）。
4 存在之不得已
人在世间生存有种种不得已，这不仅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悟解的真谛，同时亦是个体真切的生命体验。人生世间，与物相刃相靡，凡情执溺，迷陷重重，相与共生。既已在世间生存，就有存在之不得已，就需顺任大化之自然。虽然如此，人们往往迷于小而执于实，难得生命的朗阔与心灵之逍遥；难解始卒若环、道通为一，深陷利欲情执，只能在其中因应、存活。存在有其不得已，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历史名人，无论是贤达至士，还是碌碌凡民，都有其存在的不得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名人的心理传记》为我们真实凸显了名人作为常人的存在感受。
以该书对纳兰性德的传记为例，“不是人间富贵花”的纳兰性德虽然“有一位精明能干的父亲，一位强悍的母亲，但他们的性格却丝毫没有遗传到他身上”（舒跃育,2017）。纳兰容若没有极强之妒性，亦不喜耽于权术，没有阿奉之性向，相反就其内心来说他是不喜利禄的。纳兰性德的心里藏着自卑，其父乃为当世朝廷重臣明珠，母亲亦有极显贵的家世，“父亲的形象过于强大，父母的为官之道又是他学不来的。精明能干的父亲，强悍的母亲，更使容若无法对他的自卑感进行适当补偿，他的自卑情结愈来愈深，所以他不愿意投身官场去奋斗、去厮杀。他悲观失望、逃避，这一切都郁结于心，让他的一生都显得那样怏怏不乐”（舒跃育,2017）。纳兰性德的身上有着诸多矛盾的角色冲突：性好诗文却不得不成为宫廷侍卫；喜欢表妹却因于其极致美貌入宫而不能得；慢慢体会到妻子之情好而心生暖意之时，爱妻却因生产而亡故；钟情于一位江南才妓，却终因身份殊隔而只能分开。凡此种种，皆构成纳兰性德不得不面对的存在之不得已，构成其情感桎梏的郁结之痛。可以说，纳兰性德的心底有自卑、有压抑、有存在、更有至真。或许纳兰性德的词中正是有此卑情、有此压抑、有此存在、有此至真，才配显其词之美。恰如弗洛姆（2012）所说，人“最重要的创造对象是人自己”，自我本身既是创造的源泉，亦是人格生发的动力，同时亦可是艺术创造的素材与基调。纳兰性德的词之所以如此感人心、动人情，正是由于它以自己最真的感受为对象，是基于自己最深的感触而创发的。以往人们过多关注于纳兰性德的词华之美，但却对其存在痛楚鲜有体知。此处可用埃利奥特的话表达为：“人类承担不了太多的真实”（马斯洛,1987） ，或许确实如此吧。
5 成就与心结
方案的被引用次数和方案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再现了第一阶段实验中的指数规律，而不是更为普遍的幂律，关于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设计师选择引用对象的决策模式并非根据该方案的被引用次数，即“富者更富”的幂律分布成因并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因素。设计方案的得分情况也是一种重要的决策依据，如图7所示，有可能幂律只是一种间接规律。
2007—2017年世界胶合板出口额排名前5位的国家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芬兰和巴西，2007年依次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西和芬兰，2017年为中国、马来西亚、俄罗斯、芬兰和巴西。中国始终居第1位，且世界占比基本呈稳定上升态势，从2007年的18%上升至2017年的44%;马来西亚始终位居第2或第3位;印度尼西亚在2007—2016年，但在2017年跌出前5。2007—2017年胶合板市场出口集中度呈上升态势，前5位国家出口市场份额占比超过一半，维持在60%～80%。马来西亚、俄罗斯、巴西和芬兰市场份额相对稳定。
可设U′=U+R-1STX，Q′=Q-SR-1ST。则可将上式转化为一般的二次型性能指标函数，且此时原线性系统表示为：
复以三毛为例。三毛的死给人们留下太多的惋惜。三毛的作品，三毛的爱情，三毛的旅程给人们留下太多的赞溢与好奇。对于三毛的死因向来有不同说法，如因病厌世说、为情所困说以及红尘压力说。虽然一般传记中多有对三毛之于“死亡”奇特感受的记叙，但似乎我们更应关注创伤经历的情结影响，此中最典型的就是初中的“鸭蛋受辱事件”：上初中之后的三毛数学成绩一直很差，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数学考试的所有题目都出自课本后面的习题集。于是记忆力出奇的她便开始背题，此后的数学考试她连续考了几次100分。这引起了数学老师的怀疑，将她带到办公室，给了她一张高年级的数学试卷让她来做。可想而知，三毛自然交了白卷，接着数学老师将她带到全班同学面前，用毛笔蘸了墨汁，在三毛眼睛周围画上两个大圆圈，一边画一边说道：“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最喜欢吃鸭蛋，今天老师想再请她吃两个”（舒跃育,2017）。恰是这个事件给三毛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使她的安全感受到严重冲击。从此她患上严重的自闭症，认为只有自己是最安全的，之后很久才经由外力帮助而走出来。少年时期的创伤对三毛后来的生活影响很难用三言两语描述，虽然最后三毛的死有种种解释，如死亡本能、内心孤独感、超越型自我实现等解释维度，但我们却不应忽视这段特殊经历的影响。
高宗李治生性懦弱，经常爱哭，加之年幼丧母，自然对果敢、干练、睿智的武则天有着特殊的依赖乃至依恋。加之李治身体虚弱多病，故很多政事都交由武后代之、决之，这自然激发了武则天对权力的膨胀及渴望，而其男性气质亦渐趋实现。但武则天之所以最终选择称帝，又是与其内心的安全感缺失分不开的：武则天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之后被迫跟随母亲离开武家；十四岁入宫，却受到太宗冷落；二十六岁太宗死后，出家于感业寺三年。所有这些“都让她感觉到，只要命运把控在别人手里，只要自己对生活缺乏控制，就无安全感可言”（舒跃育,2017）。即使是一度大权在握之时，高宗李治亦有过废后的念头，而如果自己随时可以像一块抹布那样被抛弃，那么这是其无法接受的。对之，《历史名人的心理传记》以罗特鲍姆（Rothbaum）的终生控制理论来解读，该理论将“控制”分为两级：“一级控制（primary control）指个体改变外部世界使之满足自身的需要和愿望的尝试；二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指向个体的内部世界，通过调整自己的动机、情绪和心理表征去适应外部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舒跃育,2017）。最终，武则天在安全感、权力感的驱使下从二级控制转向了一级控制，成为对权力与命运绝对控制的一代女皇。
6 结论
总之，心理传记学乃是传记学与心理学交融合璧的产物，它通过对历史人物真实心理历程的揭显，以心理学视角为历史事件断悬解疑，当仁不让地成为心理学当代版图中的一块全新领地。《历史名人的心理传记》以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通力合作，通过对林徽因、秦始皇、武则天、纳兰容若等名人的心理解读，通过生命的叙事、心理的情结、存在之不得已、心结与成就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了个体人格与其前在经历及早年生活的至密关联，让我们看到历史名人之成就、遗恨与其心理情结的关系。凡此种种，又都有“存在”之人心及人生常理。该书不仅做到了“断悬解疑”，同时更在心理学理论与生命经验的交融共生中透显出心理传记学的独特意义。
参考文献
弗洛姆.(2012).自我的追寻.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罗洛·梅.(2008).存在之发现.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斯洛.(1987).人性能达的境界.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舒跃育.(2017).历史名人的心理传记.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剑虹.(2014).心理传记学的概念、研究内容与学科体系.心理科学,(4),776-782.
The Everlasting Heart—A Review About the Book of “Psychological Biography of Historical Celebrities”
XI Yanhui*
College of Law,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ibo 255000,China
Abstract: The human mind is subtly hidden and hard for imitation,and the presence of 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 occasionally influence the way of life.This is true in ordinary men and so are the historical celebrities.As a new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inner life of individuals,psychological biography not only marks a different path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but also makes a meticulously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 in historical celebrities.In this sense,“Psychological Biography of Historical Celebrities” dissects the suspense events in history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has a deep interpretation of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 and life path of eight historical celebrities such as Lin Huiyin,Xiang Yu and Wu Zetian.By means of blending the historical and psychological horizons,it is seen that historical celebrities are human,and they not be anything but human.Regardless of fabulous lives and great achievements,he essentially is a human,with 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 and helplessness of a human.In this context,“Psychological Biography of Historical Celebrities” can alsofacilitate u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self.
Key words: historical celebrities; psychological biography; suspense events
[心理学通讯 ,2019 ,2(1): 62-66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8067]
奚彦辉，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9年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科技哲学专业（理论心理学方向），2013年11月工作于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中国心理学会会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员。研究兴趣：社会心理学、本土心理学。曾出版学术专著1部，参编著作2部，参译著作1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完成教育部课题1项，主持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1项。
*通信作者：
奚彦辉
从现象学角度来看，民间故事活动并非定型的“现成存在者”(一般存在物)的“现成属性”。“现成存在者”具有这样一种存在关系：一种存在者在另一个存在者“之中”，这里的“之中”意指“两件在空间‘之中’广延着的存在者就其在这一空间之中的处所而相对具有的存在关系。”[注][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63页。这种关系可如羊在羊圈之中，羊圈在农舍之中，农舍在农村之中，农村在国家之中，如此繁复延展下去，直到羊在“宇宙空间”之中。海德格尔将此种在某个现成东西“之中”亦即在某种确定的处所关系意义上存在的现成存在物称为“范畴性质”。
xiyanhui1980@126.com
本路口的优化方案如下：保持该路口为灯控路口，同时为减小大明路直行车流对医疗中心的急救车流的交织影响，优化断面布置，在侧分带外侧新增一个辅道，方便急救车流通过辅道进入医疗中心，另外把原道路断面的人行道安排在10米绿化退让带 （即医疗中心门口广场），实现了道路和周边地块的功能和景观一体化设计。见图7。
*Corresponding author: XI Yanhui,xiyanhui1980@126.com
[Psychological Communications,2019,2(1): 62-66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8067]
基金来源
先秦儒家的“化”之观念及其当代启示研究（18CZXJ08）。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本研究无利益冲突。
标签：心理论文; 传记论文; 心理学论文; 林徽因论文; 历史名人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个性心理学（人格心理学）论文; 《心理学通讯》2019年第1期论文; 先秦儒家的“化”之观念及其当代启示研究(18CZXJ08)论文;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