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报”的观念
——报德和报怨
文一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 千百年来，“报”的观念深入中国人的内心，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当遇到愤愤不平之事时，有部分人表面风平浪静，隐而不发，内心却早已波涛汹涌，静待时机，给予致命一击；有些人则仁厚大度，事如风过了无痕，面对“怨“时的不同对策，反映了中国人内心的两种不同观念。
关键词： 报德；报怨；孔子；老子
“以德报怨”这个中国传统伦理命题，千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底是老子所说抑或是出自孔子之语尚且没有定论，时至今日，这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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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子之“报怨以德”观
“以德报怨”最早出自《道德经》恩始章：“大小多少，报怨以德。”也见于汉代河上公本和曹魏王弼本和马王堆汉代帛本。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也认为大怨是很难化解的，该怎么解决呢？就要学习上古圣人施与恩惠而不索求，有德的人就是如此，而无德的人只索取而不给予，所以，有德的人才能悟得天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任何的语言范畴都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语言范畴的形成要受到语言外部和语言内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以上促动因素经常可以共同作用于某一范畴的扩展，以达到人们想要的表达效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老子的“德”与儒家伦理之说的仁义道德似乎有些不同，其含义也有多种解读，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小怨则不足以报，大怨则天下之所欲诛，顺天下之所同者，德也。”唐李约《道德真经新注》释为：“‘德’是上‘三无’也，人能行此三德，则心必虚明，虚明则能见怨之初起，起于小，小而能绝之，则无大矣；起于少，少而能除之，则无多矣。如此报之，则何怨之有？怨是乱昏类也。”苏辙《老子解》：“其于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盖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爱恶之情忘，则虽报怨犹报德也。”古今之人说法各一，王弼认为顺应天下人心就是德；李约将“德”定义为超然物外的无我之心；苏辙则认为圣人把情感、大小等一概按“道”的原则来看，没有分别心，恩仇自然也不存在了。
但就现实意义和人伦观念来看，“以德报怨”此法美则美矣，既化解了敌我矛盾，又为自己求得了仁厚大度的好名声，可惜背离了普遍的人伦，而沦为一种空想主义，尸子就指出：“龙门,鱼之难也;太行,牛之难也，以德报怨，人之难也。”既然是人之难，所以一般人就很难做到，而制定社会道德规范时,应以大多数人都能做到为前提 ，倘若仅有极少数的高尚之士才能达到,则此类规范就将失去意义，人是社会性动物，在人际交往中难免会产生恩怨冲突，若以法律的角度去分析,遇到怨愁，就应该准确问责：怨由谁起，起怨缘由等，并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和处置。否则如果无原则的、无是非标准的“以德报怨”,可能会构成对公道的反斥。可以设想,对于犯下杀戮重罪造、成大量无辜伤亡的极端恐怖分子们施以德报 ,无异于龙夫与蛇，助纣为虐，如果不受到应有惩罚，这些人可能会变本加厉地作恶，进而危害社会。
总体说来，老子始终是主张的是一种调和的哲学，与人有仇，对人怨恨，反对暴力对抗和斗争，也不是容忍，是更高一点的大慈悲的态度，就是“报怨以德”，以道德来报怨。只有如此，仇恨的种子才不会生根发芽，矛盾也不会日益激化，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若人人有仇必报，仇恨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会越积越深，一旦爆发，便后患无穷。所以司马迁才会由衷地感叹道：“老子深远也。”
2 孔子之“以直报怨”观
首先，对于“以德报怨”的观点，孔子又有怎样的看法呢？据《翟氏考异》：“论语二十篇无及老聃一事，惟或人举此语为问。而夫子深不谓然，即此可破学于聃之浮说矣。“所以孔子虽然赞赏老子“其犹龙乎？”但对“以德报怨”的观点却不大认同，首先，在《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认为内心藏着对他人的怨恨，表面上却要同他友好，左丘明认为这种行为是可耻的，他自己也这样认为，这句话表达了孔子不认同内心怨恨但表面还能委曲求全的行为。
以上观点认为报怨以德或是以怨皆从于内心，若其心不能忘怨，则报之以直，唯此能消解怨愁，若内心积怨，却匿之不报，甚至还违心以德报怨，这才是教人为伪，只有个体内心最真实的情感要求他来 “以德报怨”外在表现出来的行为才是最真实平和的。我们大多数人在受辱时会怀恨在心，如果暂且没有机会报怨的话，就只能伺机而动，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之以怨，从而结束仇恨，也印证了中国有句话“忍无可忍，则无须再忍”。在当报则报的前提下，报之以怨能平息自己内心怒火，那么这也是能解决矛盾的方法之一。孔子虽然主张“以直报怨”，但他同时也对以怨报怨、以怨报德、以德报几种种方式做出过解释。《礼记·表记》中提道：“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孔子认为以德报怨只是委曲求全，而以怨报德之人更应该将之绳之以法。唯有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才能劝善惩恶，促进道德的驯化，避免两败俱伤，进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长治久安。皇侃《论语·义疏》也提到，如果提倡“以怨报德”的观念，那么人人皆会行怨以要德报之，长此以往，整个社会风气也会变得不正。
其次，在对于“怨”这个问题上，孔子和老子所代表的儒、道两家，产生了不同的两种观点，“在人们观念里，孔圣人一直是温良恭俭、克己复礼，是出离世间、超越世俗的，但我们似乎也忘记了他曾经也是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在这世间，也会有常人的喜怒哀乐，遇到棘手之事也会愤愤不平。在《礼记·檀弓上》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当子夏问孔子关于父母之仇当何报时，谦和的孔夫子给出的答案并不是忘却仇恨，或者以德报怨，而是要铭记仇恨，找准时机伺机报复。在《论语·宪问》里孔子更是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用了“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来告诉后世，对于他人之怨应该怎样处理，但他并未直接“以怨报怨”而用了另一个字“直”，对于“直”，《说文解字》：“直，正见也。 ”清代吴嘉宾在《论语说》：“以直者，不匿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乐其直者，至于有怨，则欲使之含忍不报，夫含忍不报，则其怨之本固未尝去，将待其时之可报之报之耳。以直报怨，凡直之道非一，视吾心不能忘怨，报之直也。既报，则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报之，亦直也。”《春秋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此当报者也，当报而报，不当报而止，是即所谓直也。钱穆在《论语要略》也说：”若人有怨恨于我，而我故报之以德，是未免流于虚枉，于仁为远，故孔子不取。”
“以德报怨”有时候也并非出于仁厚，而是为了一己私利，《朱子语类》里记载：“如吕晦叔为贾昌朝无礼，捕其家人坐狱。后吕为相，适值朝廷治贾事，吕乃乞宽贾之罪,‘恐渠以为臣与有私怨’。”后贾竟以此得减其罪。此‘以德报怨’也。”朱熹认为，吕晦叔不计前嫌，对贾昌朝的无礼施与仁慈，是因为出于对流言的忌惮，才假仁假义，报怨以德，并非是真心原谅。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也不胜枚举。
孔子“以直报怨”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和墨子思想以及侠义思想，有相同看法，都主张“直”。所以中国侠义的思想和墨子的思想，普遍流传于民间，所谓“睚眦必报”，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由这种精神演变而来。
不过这场“抵制塑料吸管”的社会运动，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响应，甚至遭到了某些群体的反对和质疑。比如，有残疾人权益群体表示，塑料吸管，特别是可弯曲的那种，是某些残障人士不可或缺的生活辅助用品。
3 结语
千百年来，“报”的观念深入中国人的内心，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当人心生怨恨时，大多数人是很难从表面判断的，更多的是隐而不发，伺机而动，这一坚毅隐忍的特性已然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在面对微小的失衡时，中国人往往得过且过，隐忍不发，但遇到极度失衡，就会秉承“忍无可忍则无须再忍”的原则，该出手时就出手。到了近代，道家“以德报怨”说占据了主流，报的观念收到了冲击、淡化，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利益冲突加剧，“以怨报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固然不可取，但“以德报怨”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之也无能为力。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以德报怨，不仅放弃日本战败赔款，甚至宽大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不参加占领日本本土、以及保留日本天皇制，希望日本能深刻反省。但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不承认其侵略罪行,“以德报怨”不仅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反而会助长其更狂妄的野心。相对地说 ,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倒是既符合人情事理也有理性精神 ,同时也合乎现代法治理念的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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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10（2019）02（b）-0025-02
作者简介： 文一新（1992-），女，四川成都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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