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选取安徽省某初中66名学生作为被试，随机分为内源性内疚组和外源性内疚组，分别诱发各组相应的内疚情绪，比较两组在“独裁者”任务中利他行为的表现.结果发现，相比外源性内疚组，内源性内疚组分配给搭档更多的代币，且更能促进初中生的利他行为.
关键词：内源性内疚； 外源性内疚； 利他行为； 初中生
0引 言
利他行为是对他人、社会有好处的行为，包括同情、慈善、分享、协助、捐款、救灾和自我牺牲等[1].利他行为的个体不期望得到外在奖励，且往往要做出一定的自我牺牲或承担一定的冒险代价[2].研究表明，利他行为受到包括内疚情绪在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3-5].内疚是指个体在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违反社会道德后心理上的不安，并由此引发的难过、自我反省等消极情绪体验[6].根据内疚的产生是否与当前任务直接相关，可以将其分为内源性内疚和外源性内疚两类.内源性内疚是指个体产生的与当前任务或活动等相关的内疚情绪，内疚对象是与当前任务或活动等相关的人；外源性内疚是指个体产生的与当前任务或活动等无关的内疚情绪，内疚对象是与当前任务或活动等无关的人[7].
在敦煌变文中，《伍子胥变文》共有4个写卷，虽然有个别写卷情节不完整，但是保存了主体部分故事情节，表现其在当时敦煌社会民间的流行的热度。《伍子胥变文》出现了多个写卷，这说明该变文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敦煌人民心中的愿望与理想，那就是渴望贤人出现，渴望英雄所代表的正义战胜邪恶与不公，渴望社会安宁。正是由于《伍子胥变文》有多个写卷流传，表现了当时的人们对精神和现实生活强烈渴求，以人性的光辉抗争社会的黑暗，真正体现了人们的审美情感评价。
内疚作为一种道德情绪，个体体验后通常会产生经济补偿、帮助他人等行为倾向[8]，研究表明，内源性内疚[9-11]和外源性内疚[8,12-13]均能促进个体的利他行为.由于内源性内疚者和外源性内疚者的利他对象存在差异，因此两者可能在利他动机及利他强度上表现不同.内源性内疚者的利他对象是自己行为的直接损害者，而外源性内疚者的利他对象与自己行为和内疚情绪的产生无关.De Hooge等让被试根据电脑屏幕上随机出现的红色或蓝色图形做出相应的按键反应，任务结束后给予奖券作为奖励.任务共分两轮：第一轮被试和搭档各自为自己挣得奖券；第二轮被试和搭档各自为对方挣得奖券.第一轮任务结束后，给予被试积极反馈，因为被试和搭档表现得都较好，所以他们都为自己挣得了奖券.第二轮任务结束后，给予被试消极反馈，由于被试表现得不好，搭档没有获得奖券，但由于搭档表现得较好，被试得到了奖券.任务全部结束后，对被试进行内疚操作检测，发现被试被成功地诱发了内疚情绪.然后将被试分为两组：第一组为被试、参与任务的搭档、不知情的第三方(内源性内疚组);第二组为被试、不知情的分配搭档、不知情的第三方(外源性内疚组).最后让两组分别完成“独裁者”游戏，游戏时给予被试一定的奖券，并告诉被试其他分配对象不知道奖券的数量，被试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分配，分配对象只能接受，不能拒绝.结果发现，内源性内疚组(内源组)分配给搭档的奖券显著高于外源性内疚组(外源组)，即内源组比外源组表现出了更高的利他行为[10].同时相比外源组，内源组虽然分给了搭档更多的奖券，但却分给了第三方更少的奖券，而分给自己的奖券没有差异.这说明内源组对搭档表现出更高的利他行为，而且是通过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来实现的，而不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在没有第三方利益可以损害的两人情境中，与外源性内疚个体相比，内源性内疚个体如果想要表现出更高的利他行为，必须更多地牺牲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内源性内疚个体还会比外源性内疚个体表现出更高的利他行为吗？至今尚未有研究提供直接的证据.
此外，本文研究及结论也对我国小微企业信贷实践提供了一些现实启示。首先，银行在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流程中，需提高对信任可能产生影响的重视程度，在信贷决策机制中将信任纳入考虑，并注重对小微企业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以加深银企关系，促进信任的长期良性发展。其次，小微企业在开发和维护银企信贷关系过程中，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提高银行信任程度：一是提升自身经营实力，增强银行对企业的能力信任；二是注重自身诚信、声誉的建立和维护，以增强银行对企业的诚实和善意信任；三是重视信用维护，在长期银企信贷交互过程中，促使银企关系逐步深化，这将有助于提升贷款可获得性。
另外，以往研究大多数都是针对成年人和儿童的，很少有在初中生的框架下探讨内疚类型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丁芳等以初中作为研究对象，采取与De Hooge等同样的方式诱发被试的内疚，然后通过让被试完成类似的“独裁者”游戏，分别考察被试在二人情境(自己、任务搭档)和三人情境(自己、任务搭档和不知情的第三方)中的利他行为表现.结果发现，两种情境下的内疚显著均促进了初中生的利他行为[14].但该研究关注的只是内源性内疚者的利他行为，至今尚未有研究直接考察外源性内疚是否能促进个体的利他行为，以及内疚类型对初中生利他行为影响的效果差异.本文以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内源性和外源性内疚诱发操作，通过让两组完成“独裁者”游戏中分配代币的任务，比较两类内疚对初中生利他行为的促进效果.
1研究方法
1.1被试
完成E-prime任务后，分别要求两组被试再次完成中国版积极消极情绪量表，并对两组内疚诱发效果进行测量.
1.2实验材料
1.2.1 中国版积极消极情绪量表
中国版积极消极情绪量表[15]根据积极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16]修订，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积极情绪包括活跃的、热情的、快乐的、兴高采烈的、兴奋的、自豪的、欣喜的、充沛的、感激的；消极情绪包括内疚的、难过的、害怕的、紧张的、惊恐的、羞愧的、易怒的、战战兢兢的、恼怒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积极情绪为0.85；消极情绪为0.84.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5程度依次增高(1表示非常轻微或完全没有；5表示非常强烈).
临近期末，语文老师为了让我们考出好成绩，一天需要为我们上好几节课。有一次，他一连给我们上了五节课。看老师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还要打起精神；明明嗓子已经嘶哑，还是操着“海豚音”大声讲课，唯恐哪个小朋友听不清楚。老师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感到不舍和心疼。
完成内疚前测后，内源组有2人因情绪诱发检测问题的回答与其在中国版积极消极情绪量表上选择的内疚数值有明显矛盾，外源组有2人在中途退出，所以剔除这4个被试，最终得到有效数据为62份.以内疚类型和内疚前后测为自变量，以内疚前后测的数值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内疚前后测的主效应显著说明两组内疚后测均显著高于前测，同时被试对内疚情绪检测3个问题的回答也与其选择的内疚情绪增加相一致，表明内疚情绪诱发真正有效.内疚类型与内疚前后测交互效应不显著说明两组内疚前测没有差异，后测也没有差异(见表1).
两组分别完成“独裁者”任务，在任务中分配者是“独裁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奖金，接受者无权干涉其分配方案，只能被动接受.“独裁者”游戏指导语为：由于你和搭档认真地将实验做到了这一步，作为奖励，现在给予你们两人10个代币，每个代币代表1元钱，实验结束后这些代币可以兑换成现金.现在将由你来决定如何分配代币，不管你如何分配，你的搭档都只能接受，不能拒绝，并写下你分给搭档的代币数和分给自己的代币数.只要分配者没有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即愿意无偿地给对方一定的利益，就说明他具有一定的利他因素[17]，而分配者分给搭档的代币越多，说明其利他行为越高，所以被试分给搭档代币数的多少能很好地评估其利他行为的高低[18].本研究中只要被试无偿分配给了搭档代币，就被认定为具有利他行为.
1.3实验设计
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内疚类型(内源性内疚、外源性内疚);因变量：在“独裁者”游戏中，被试分给搭档的代币数量.
在平衡性别的基础上，将被试随机分为内源组和外源组，分别进行相应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内疚情绪诱发.内源组内疚诱发时要求完成“诱发内源性内疚的相关任务”，具体方法为：先在电脑屏幕呈现E-prime任务的操作方法.第一轮任务完成后，电脑程序给予被试积极反馈：因为你和你的搭档的正确率都比较高，所以你们各自为自己挣得了一些代币；第二轮任务完成后，给被试消极反馈：因为你的正确率比较低，导致你的搭档只得到了很少代币，但由于你的搭档正确率比较高，你得到了比搭档更多的代币[14].外源组内疚诱发指导语为：请你思考并较详细写下一件让你感到内疚的事，并认真体会这件事带给你的感受和想法[9].
2实验程序
2.1内疚前测
要求所有被试完成中国版积极消极情绪量表.实验操作前，对所有被试内疚情绪基线进行测量.
为确保实验操作真正诱发了内疚情绪，内疚后测结束后立即对内疚诱发效果进行检测.检测方式为：分别向两组呈现内疚诱发检测的3个问题：问题1，看到你和搭档E-prime任务的结果，你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问题2，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心情？问题3，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根据内疚的内涵，问题1的答案中应该出现“难过、痛苦、内疚、羞耻……”一类的负性情绪；问题2应该出现将不好的结果归因于自身不足一类的心情；问题3应该出现补偿、道歉、重做等一类的行为倾向[11].将这3个问题结合中国版积极消极情绪量表一起使用，如果被试在量表上选择了比内疚前测更高的数值，回答也大致符合上述答案要求，则认为被试被成功地诱发了内疚情绪；如果被试在量表上选择了内疚数值增加，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与答案有明显矛盾(如感到心情十分快乐，因为自己比搭档得到了更多的奖金)，则认为被试没有被成功诱发内疚情绪.
2.2分组与诱发两组内疚情绪
工作室制具有“真实项目、真实环境、真正使用”的“三真”特性，即教学内容是基于真实的项目进行组织，教学环境应当模拟真实的企业环境，学习的成果能够推向社会真实使用[1]。电视制作类课程在项目设置、环境塑造和学习成果社会化等方面均容易实现，且从文献分析看，其成果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2.3内疚后测
以安徽省某初中学生作为被试，通过班级宣讲招募到自愿参与实验的学生共66人，在平衡性别的基础上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内源组，共33人(男17人，女16人，平均年龄为14.56±0.58岁)；另一组为外源组，共33人(男17人，女16人，平均年龄为14.71±0.60岁).所有被试均未参与过内疚情绪启动与利他行为关系的相关实验，也未从事过“独裁者”游戏等任何心理学实验.
2.4内疚情绪诱发效果检测
“去女性化”现象形成于明清女性文学创作繁盛的大环境中，因此，对于“去女性化”在当时所引起的冲突与矛盾，应该置于明清社会对于女性创作的整体态度之上观察，故而才能避免由于视角的狭窄而得出片面结论的危险。
2.5完成“独裁者”任务
自编E-prime程序任务，用来诱发内源组的内疚情绪.该任务包括练习和正式任务两个阶段：练习阶段有8个试次,正式任务阶段分两轮，每轮24个试次，共48个试次.具体操作方法为：电脑屏幕上随机出现红色字母、绿色字母和加号3种图案.当出现绿色字母时，按F键;出现红色字母时，按J;出现加号时，不按任何按键.各种图案在屏幕上出现时间都极短，要求被试瞬间作出判断，正确率越高，奖金越多.游戏共分为两轮:第一轮被试和搭档各自为自己挣得奖金;第二轮被试和搭档分别为对方挣得奖金(事实上，搭档是虚拟的，不管被试完成正确率如何，电脑程序都将给予其预先设定的反馈).通过预先设定的反馈，让被试认为“搭档为自己挣得更多的代币，而让自己为搭档挣更少的代币”，从而引发被试的内疚情绪[14].
将氨水(质量浓度20%左右)通过雾化喷射系统直接喷入奥斯麦特炉内合适的温度区域(850～1 050 ℃)，雾化后的氨将与NOx(NO、NO2等混合物)进行选择性非催化还原反应。为提高脱硝效率，使氨水反应效率最大化，应满足以下条件：①在氨水喷入区域没有火焰；②在反应区维持合适的温度范围(850～1 050 ℃)；③在反应区域有足够的停留时间(至少0.5 s，900 ℃)。
3结果与分析
3.1内疚前后测结果
1.2.2 诱发内源性内疚的相关任务
表1不同组别内疚前后测结果
Tab.1The results of guilt test before and after in different groups
组别内疚前测(M±SD)内疚后测(M±SD)内源组1.55±0.723.32±0.79外源组1.42±0.562.94±0.77
3.2利他行为结果
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内源组分给搭档的代币数极其显著多于分给自己的代币数(t30=10.185，P<0.001)，分给搭档的代币数占总数的64.80%(分配给搭档6.48个代币，总数为10个)；外源组分给搭档的代币数也极其显著多于分给自己的代币数(t30=8.721，P<0.001)，分给搭档的代币数占总数的61.00%(分配给搭档6.10个代币，总数为10个)，说明两组都表现出了利他行为.一般来说，在无内疚诱发条件下，被试在“独裁者”游戏中分配给搭档的利益占总利益的20%～30%[19].本研究以其最高比例30%作为参照，假设总数为10个代币，那么一般情况下被试分给搭档的代币数为3个.通过两组分给配搭档的代币数与数量3进行单样本t检验发现，内源组分给搭档的代币数与一般情况差异极其显著(t30=23.912，P<0.001)；外源组差异也极其显著(t30=24.623，P<0.001),表明与内源组类似，外源组也极其显著地促进了个体的利他行为(见表2).
表2不同组别分配给不同对象代币数量
Tab.2The amount of tokens allocated to different objects in different groups
组别分给搭档的代币数(M±SD)分给自己的代币数(M±SD)内源组6.48±0.813.52±0.81外源组6.10±0.703.90±0.70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内源组分给搭档的代币数显著多于外源组，(t60=2.01，P=0.049)，说明相比外源组，内源组更强地促进了个体的利他行为.
4讨 论
本研究通过分别诱发内源性和外源性内疚，采用“独裁者”游戏范式考察内疚类型对初中生利他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外源性内疚与内源性内疚类似，相比无诱发内疚情绪，也能促进个体的利他行为，这与以往研究一致[8-13].更重要是，内源性内疚较外源性内疚更强地促进了个体的利他行为.
内疚之所以能促进个体的利他行为，是因为内疚是一种基于道德的情绪反应，内疚产生后，为了减少内疚感，个体产生的负性体验会驱使其表现出较高的利他行为，去弥补自己对他人或社会造成的伤害，从而修复受到损害的人际关系[20].本研究在两人情境中考察不同内疚类型对初中生利他行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三点与以往研究不同：
有机农业植物保护是有机农业生产中的重难点，由于在农作物生产过程中，不能使用农药或其他化学药剂防治病虫害，因此，要依据“有机农业生产产品的加工认证规范”，以生物方法和物理方法防治病虫害的理念开展有机农业植物保护工作。
(1) 本研究将内源性内疚和外源性内疚促进利他行为的效果研究,从三人情境扩展至两人情境.De Hooge等在研究中将被试分为内源组和外源组，在三人情境中考察两类内疚个体在“独裁者”游戏中利他行为的表现，发现内源性和外源性内疚均促进了个体的利他行为.
(2) 本研究将丁芳等对内源性内疚促进初中生利他行为的研究扩展至外源性内疚对初中生利他行为的研究.丁芳等通过诱发初中生的内源性内疚，在“独裁者”游戏中发现内源性内疚在两种情境下均促进了个体的利他行为.
(3) 本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内源性内疚较外源性内疚更能促进个体的利他行为，这与De Hooge等在三人情境中的结果类似[10].
在De Hooge等的研究中，相比外源组，内源组在三人情境的“独裁者”游戏中分配给搭档更多奖券的同时，却分配给了第三方更少的奖券，即内源组对搭档表现出更强的利他行为是通过损害第三方利益来实现的.这可能是因为内源组损害的对象是与当前任务相关的搭档，内疚者会专注于受损害者的利益而忽视身边其他人的利益，从而给予搭档更多的利益补偿；而外源组由于内疚情绪与当前搭档无关，内疚者不会专注于搭档利益，其对于受损害者的利他倾向只会转化为一般的利他倾向，而不会给予分配搭档更多的利益补偿[9].然而，在本研究的两人情境中，内源性内疚个体无法通过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对搭档进行更多的补偿.在总数为10个代币不变的情况下，内源组分配给搭档更多的代币的同时，只能分配给自己更少的代币.内源组分配给自己的代币数为3.52个，外源组为3.90个，且差异显著(t60=-2.01，P=0.049).说明在没有第三方存在的两人情境中，内源性内疚个体对搭档表现出更高的利他行为,且是通过更多地损害自己的利益来实现的.对于这个结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公平理论，根据公平理论的观点，在平等的人际交往中，个体做出的贡献越多，获得的利益也就应该越多，反之，个体做出的贡献越少，获得的利益也就应该越少.假如这种公平关系遭到了破坏，个体便会感受到压力，进而可能采取主动减少自己多占的利益等措施来恢复公平的人际关系[21].本研究中，内源性内疚个体的搭档给被试带来利益同时，被试损害了搭档的利益，但最后却得到了比搭档更多的代币，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会促使个体在接下来的行为中给予搭档更多的利益补偿，以减少压力，恢复公平的人际关系.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按照皮亚杰道德发展阶段论观点，被试的年龄绝大多数已超过12岁，正处于道德发展的自律阶段，这一时期的个体对于公正与否的判断更多地是基于人际间的道德关系[22].内源组因为自己表现不好而影响到搭档获得利益，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利于人际间道德关系的行为，是不公正的，个体为了维护人际关系的公正，便分配给搭档更多的代币.另外，按照科尔伯格的道德三阶段的划分，被试年龄大多处于14岁左右，正处道德第二阶段的习俗水平，大部分个体处于“好孩子”定向阶段和遵守法律规范阶段，一部分个体认为那些受到他人赞许、社会肯定的行为才是好的行为，另一部分则认为应该遵守法律法规，不能违法社会规则和秩序[23].内源组个体因为自己表现不好而影响搭档获得利益，这可能会被认为不是一种“好孩子”行为，同时，由于被试损害了搭档的利益，而搭档却为自己带来了利益，也可能会被认为是对社会规范的一种破坏.这种对于自我品行和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的认识，可以促进利他行为的发生[24].因此，为了获得他人对自己的赞许、社会的肯定以及对被破坏的社会规范的恢复等，个体便可能会分给搭档更多的代币对其进行利益补偿.
为更有效深入地进行研究，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①本研究仅以安徽某农村中学的初中生为研究对象，且被试大多数为初三学生，生活背景和年龄上的一致性可能不能很好地代表初中生群体，因为初一、初二学生年龄大多处于12、13岁左右，根据前文提到的科尔伯格的道德三阶段理论划分，他们尚没发展到道德习俗水平阶段，这可能会导致两者行为道德动机的差异.为使样本更丰富、更具有代表性，今后的研究可以对不同区域、不同生活条件背景、不同年级的初中生进行取样；②被试在“独裁者”游戏中表现出的利他行为，是否能代表其在生活中其他方面也会表现出利他行为，可能也需要进行深入地探讨，因为利他行为包括同情、慈善、分享、协助、捐款、救灾和自我牺牲等各种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行为[1]，而本研究仅涉及到分享和牺牲自我利益行为.所以，在以后在实验中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对被试的利他行为表现进行考察，尤其是将被试放在现实生活场景中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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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GuiltTypesonAltruisticBehaviorofJuniorHighSchoolStudents
LI Chengzhi1, YANG Qi2, HUANG Baozhen3
(1.School of Art,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2.School of Humanit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3.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Arts, 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 352100, China)
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uilt types on the altruistic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66 students from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Anhu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ndogenous guilt group and the exogenous guilt group, in which the corresponding feelings of guilt respectively was induced, and their altruistic behaviors in the "dictator" task were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bjects in endogenous group allocated more tokens to their partners than subjects in the exogenous guilt group.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endogenous guilt can promote the altruistic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pared with exogenous guilt.
Keywords: endogenous guilt; exogenous guil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altruistic behaviors
①收稿日期:2019-04-08
基金项目:宁德师范学院中青年教师科研项目(2018Q205)；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80589)；宁德师范学院教学课改项目(JG2018017).
通信作者：李承芝，硕士，研究方向：积极心理学.E-mail：02517@zjhu.edu.cn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19)08-0088-06
[责任编辑高俊娥]
标签：内疚论文; 利他行为论文; 代币论文; 搭档论文; 情绪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论文; 宁德师范学院中青年教师科研项目(2018Q205) 宁德师范学院教学课改项目(JG2018017)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80589)论文; 湖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论文;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宁德师范学院教育与艺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