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的四年时间里，顺民所愿，启民之智，革民弊习，增民之利，获得了地方改革的成功。他坚守“吏为民役”的同时，能妥善处理好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各方势力与改革之间，地方传统与新政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他为官实践中智慧性的表现。
【关键词】柳宗元；柳州；为官之道；实践
从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受遣至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逝于任上，是柳宗元于柳州为官治政的四年。就其从政经历而言，是困顿永州十年后遭受的再次重创，焦虑苦闷得不到任何舒缓，加上病体衰弱，心境之颓唐可见一斑。四年之间，柳宗元写成诗文一百多篇[1]，数量虽众，但从艺术成就和对后世影响而言，似不及永州十年的创作高峰。然而，谪迁柳州，柳宗元任一地父母官，造福四方民众，亲身实践了“吏为民役”的治政理念，获得了柳州百姓的敬仰。戏剧性的是，柳宗元风华正茂，身居庙堂之时，积极参与政治革新，终以失败收场；而半生煎熬，人处江湖之际，却在中原文化体系外的荒僻之地取得了改革的成功。这种反差，固然是封建君主专制下知识分子参政的悲剧缩影，但柳宗元地方管理的业绩，也恰恰是其为官之道智慧化的体现。
一
历史上的柳州，虽然从西汉时期就正式纳入了国家行政管辖，但由于地处南荒，算不上重要的国防战略要地，中央政权总有鞭长未及而任其自生自灭之感，因此，即使到了中唐元和年间，柳州依然显得偏僻荒凉，游离于中原文化体系之外，非但人口比盛唐时期有所减少[2]，民风民俗也依然保持着长期以来的地方民族气息：淳朴、闭塞、落后并带着神秘和野蛮色彩。柳宗元《寄韦珩》一诗中就写道：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可见，柳宗元流寓柳州，出任刺史，官职虽比永州司马有所提升，但要管理好一个不完全受控于中央政权的蛮荒小地，实属不易。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困难境遇下，他依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使命。
首先，是顺民所愿。柳宗元到达柳州后，恰逢天气大旱，按照当地的习俗，他亲自率众人前往雷塘祭祷，并作《雷塘祷雨》一文，表达对自然神灵的敬畏以及为民祈雨的虔诚之心。水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资源，久旱无雨对农民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柳宗元为官伊始，就能急民所想，顺民所愿，组织了这样一场规模化的祈福活动。祈雨的结果如何虽无从知晓，但他表率性的行动，就首先为他赢得了亲民爱民的好口碑。时至今日，柳州在每年春节期间还会特别举行纪念柳宗元为民祈福的民俗活动。
其次，是启民之智。柳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处西南，交通闭塞，阻隔了中原先进文化的渗入和传播，长期保存着本土地缘文化的朴实和落后状态：“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柳州峒氓》）。要开化民风，首要启民之智，改变百姓的固化认识。在这点上，柳宗元选择在柳州重兴儒学和佛学。他组织官民，重修破败的文庙和被焚毁多年的大云寺。从文庙和大云寺柳州存在的情况看，儒学和佛学思想已传播到了当地，但都是徒有形式，影响甚微。柳宗元对文庙“完旧益新”并撰写庙碑，正是竭力通过推崇孔子思想来引导民众“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并最终促使其纳入到国家正统思想体系之中；而重修大云寺，则是柳宗元痛感当地百姓迷信巫术陋习带来的滥杀之风，并意识到“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柳州复大云寺记》），光靠礼义道德和刑罚还不足以真正达到教化的目的，“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复大云寺记》），借宣扬佛教的悲天悯人，慈航普度，引导百姓抛弃滥杀陋习。
叶霭玲说，白丽筠是个大美人嘛，追她的人不要太多喔。你看到她骑电动车可真稀罕。要不是到半边街那条狭窄的老街去，她在大马路上总是开宝马的。
柳宗元在柳州担任刺史四年的时间里，这一地区原先蛮荒落后的面貌得到了较大改善。他对柳州的治理，有别于他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而是在远离国家政权中心的流寓之所对地方落后现实的改革，虽然可能更便于他施展拳脚和才能，但要在短时期内撼动一地早已固化的陈俗流弊，也绝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到。柳宗元这场改革的成功，看似举重若轻，实则往细处分析，从他的每一项举措，都能见出这位进步政治家对自己“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吏为民役”理念的坚守及为官智慧的光芒。
①应实行“建管并重”。俗话说，“三分建设、七分管养”。在强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应加强管理维护的责任到位、经费到位、人员到位，确保工程效益的发挥。
二
再次，是革民弊习。当时柳州私人往来的经济借贷，有负债者无法偿还时则必须典身抵债，从而不得不终身为奴的民间习惯。柳宗元清醒地看到了其中的不公平性及其对平民人身自由的严重损害，于是对此陈规做出了修订：因负债已沦为奴婢的人，凡能在此后有能力用金钱偿还债务的，可以为自己赎身；无法用金钱偿还的，可以按其劳役时间折算报酬，当报酬足够与债务相抵，也可以解除其奴婢身份。由于柳宗元担任地方刺史之职，这一规定的性质也就类似于今天的地方性规约，推行以后，不但改变了很多老百姓一日为奴则永不得翻身的悲苦命运，也为社会生产有效地解放了劳动力。
在中国，民本思想古已有之，从《尚书》的“民为邦本”，到汉代贾谊“民无不为本”，至而唐太宗“为君之道，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都是看到了人民作为国家根本的重要存在。可见，“以民为本，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4]。历代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在踏入仕途后，也多致力于勤政为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柳宗元的政治理念里，对孔子最为推崇，“凡儒者所取，大莫尚孔子”（《与杨诲之第二书》），其“吏为民役”（《送宁国范明府诗序》）的主张也与孔子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孔子力倡“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重视施行德治和仁政的重要作用，要求从政为官者“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排在前三位的是普陀区、定海区和玉环县，第一主成分指依次为0.954、0.941、0.866，说明普陀区、定海区和玉环县的经济发展水平高。浙江省的海岛经济水平最高，反映了浙江省发达的海洋经济水平。第二主成分得分排在前三位的是长海县、普陀区和岱山县，值依次为0.946、0.686和0.472，说明长海县、普陀区和岱山县的海洋渔业产值较高。第三主成分得分排在前三位的是崇明县、嵊泗县和岱山县，第三主成分的值依次为1.252、1.076、1.027，说明崇明县、嵊泗县和岱山县的居民收入水平高。
柳宗元进一步把孔子的德行教化和仁爱意识具体化为“遂人之欲”、“养人之术”的政治理念和行动，简而言之，就是顺民、教民、爱民、利民。他在柳州推行改革时的各项举措，都围绕这几点展开。前文提及的柳宗元曾主持雷塘祷雨一事，从今天科学的角度来看，并不具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然性，但他在上任伊始就能够以官方名义进行这样的活动，从表面看，是顺民心，遂民愿，但更重要的，是其中所传达的新任地方执政者对于民生、民意殷切关怀的信号。他的行动很自然地起到了消除官民隔阂的作用，拉近了自身与当地民众的距离，为其今后的施政工作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接下来的举措，从兴教化，到打井植树，逐步完成了他教民和富民的改革目标。一则，他凡事习惯于亲力亲为，这在他《雷塘祷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柳州复大云寺记》、《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等文章中都有所记录。从管理学的角度看，管理者身体力行，通过自身的领导模范行为，在充分发挥行动表率作用的同时，也把其奉行的价值理念，以潜移默化地方式传递给其团队成员，并逐渐在成员间达成意志、目标、准则上的共识，从而增强组织合作的一致性和行动力，最终达到管理的目的。柳宗元的以身作则为他赢得了民心，引导民众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获取利益的惠民政策使得柳州民众心悦诚服地归附，保证了其政治措施迅速地得以推行。另外，柳宗元一直恪守“清廉”的为官原则。虽然流寓在外，远离政权中心，他也没有动过以搜刮民脂民膏来增己私产的念头。直至离世，家中依然清贫。而他管理下的柳州，发展已经卓见成效：“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柳宗元也以无私而务实的治政理念和行动，赢得了地方百姓的支持和崇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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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增民之利。“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这是柳宗元《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所记之事。他像爱国诗人屈原一样喜爱柑橘树，同时明确表示自己栽树的行为并不是仿效三国时丹阳太守李衡那样希图发家致富。数百棵柑橘，而且种植在柳州城西北隅之地，推敲其原因，不当是为了便于自己玩赏。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柳宗元为当地完成的一项利民公益事业。此外，柳宗元还筹措公款，在柳州城中开凿水井，解决了民众因河岸陡峭危险造成的用水困难，为改善百姓生活带来了实惠和便利。直到清代，依然可见“城北井有柳侯铭”[3]。
探究柳宗元改革卓有成绩的原因，除了他坚持“官为民役”的政治理念并为之付出实践，还包含有看清地方情势，智慧化地处理各方利益关系的因素。柳州特殊的地域方位和复杂的人口构成，以及由此形成的奇特风俗甚至种种陈习流弊，都可能成为柳宗元施政的重重障碍，对此，他保持了平和的心态，冷静的作风。
首先，柳宗元较好地处理了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关系。虽然任职之初，他也曾讶异于少数民族奇特的风俗和行为习惯，但他终能以政治家的成熟远见和博大胸怀对此表示尊重和包容，甚至“欲投章甫作文身”（《柳州峒氓》）。他推行的各项措施，属于普惠性的利民政策，即抛开任何华贵夷贱的成见，让当地民众共同受惠。
其次，柳宗元较好地协调了各方势力与改革的关系。这突出地体现在他解放奴婢的措施上。中国人向来视欠债还钱为天经地义，但柳州当时存在穷人无力还债便遭罚没且终身为奴的陋习，其利益天平明显倾向债权一方。柳宗元的新政允许债务人以资金或劳务偿还，是在坚持遵守契约双方公平原则的前提下，承认借贷事实的合法存在，公允地协调及处置了借贷者双方的权限义务关系，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既为弱势群体争取了人身自由的权利，又保证了地方权势的合理利益不受损害。因此，政令推行以后，基本能够实施到位，并没有出现由于债权一方强烈反弹而引发的社会动乱。
最后，柳宗元较好地应对了地方传统与先进新政的关系。民众意识形态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柳宗元崇儒兴佛的举措，虽然是以主流思想替代原始宗教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但客观上对当时柳州文教的发展及其对中原文化认同、接受和融合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韩愈说：“柳侯为州，……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柳州罗池庙碑》）。清修《马平县志》也提到：“有唐柳子厚开此邦之文教”，“建学宫，崇圣教，……而乔野朴陋之风一变”[5]。另外，柳宗元的改革措施和施政步骤大致呈现出温和中正的特征，他避免采用功利激进的方法，对地方民俗不是横加指责，全盘否定，而是从柳州的实际出发，从开化思想，教化人民入手，不疾不徐，逐步推进；不偏不倚，务实重行。
综上所述，柳宗元为政柳州所取得的成绩并非偶然，这是他终其一生对“吏为民役”理念的勉力坚守和智慧化地实践。短短四年，尽管饱受精神压抑和生活摧残，柳宗元依然为尽职尽责，他的无私赢得了当地百姓恒久地赞颂，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他甚至被尊为柳州一地的保护神而存在。他的为官理念和智慧，也为今天的地方行政管理，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谢汉强: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诗文创作[J].柳州师专学报,2001(1):7-11.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金鉷:(雍正)广西通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4]周桂钿:传统文化中的为官之道[J].衡水学院学报,2013(06):25-26.
[5]龙慧:明刻孤本《清署经谈》概述及学术研究价值述略[J].图书馆界,2013(02):55-58.
〔本文基金项目为2015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15BZW003）〕
作者简介：韦依娜，壮族，广西象州人，广西科技大学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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