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计:“五一黄金周”是否恢复应由民主决定论文

阿计:“五一黄金周”是否恢复应由民主决定论文

伴随着和煦的阳光,国人再一次迎来了五一假期。尽管今年的五一假期安排由原本的仅休一天调整为连休四天,但似乎并未抚平许多人对消逝多年的“五一黄金周”长假的怀念之情。

就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发出了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呼声,由此引发的讨论甚至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的位置。虽然国务院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还需要有关方面深入研究”,但其潜台词已表明,是否恢复“五一黄金周”,已到了必须认真对待和抉择的时候。

离开传统,离开了对自身文化的信仰,我们该如何拯救现代性呢?我们是否要陷入到相对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否只能任由现实的发展,或许根本不能获得一种超然的批判能力呢?因此,指出徐复观乃至新儒家的错误是容易的,但是要超越新儒家则需要更大的智慧,如何理解传统仍然是横亘在当代中国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事实上,自2007年官方决定正式取消“五一黄金周”,并新增清明、端午、中秋等小长假以来,各方争议始终不息。尽管这一变化被赋予了“弘扬传统文化”“分流假期压力”等美好愿望,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以小长假取代“五一黄金周”,并不能有效满足民众探亲旅游、放松身心的需求,反而加剧了“十一黄金周”扎堆爆棚的趋势。于此困境下,的确有必要重新评估取消“五一黄金周”的利弊得失。

更需反思的是,为何一项有着良好初衷的公共决策,历经十多年依然深陷被质疑的漩涡?毫无疑问,假日制度关涉全民的重大利益,理应步入民主与科学的决策之轨。追溯起来,当年取消“五一黄金周”的决策过程,虽然也开启了“满城激辩黄金周”的盛况,但仍存在着许多值得检讨的瑕疵。无论是“取消派”专家学者全面占据了拟制政策方案的话语权,还是官方设计的网上调查问卷被指“逼人支持”等等,都为日后民意反弹不休埋下了隐患。同时也提醒人们,一旦是否恢复“五一黄金周”纳入政策议题,必须正视如何真实体察民情、真诚尊重民意等深层次问题,防止类似的决策再度引起争议。

陕西省高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数量较多,成果及其科研成果转变逐年增加,特别是在关中地区的西安,拥有的科研组织及科研人员比重最大。因此应以西安为科技创新的核心,逐步使西安发展为高端产业、要素、人才聚集的中心;发挥西安全面创新改革辐射作用,引领关中平原各城市的建设,优化聚集发展空间格局,进而带动陕南、陕北的发展。

当然,尊重民意,并不意味着套用“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模式。放假越多越好,注定是广大民众普遍和本能的诉求。但假日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毫无节制地突破极限,反而会从根本上减损国民的福利。另一方面,对于政策制订者而言,假日制度的设计更应立足于保障国民生活质量的基点,而非一味沉溺于“假日经济”之类的功利思维。

因而,公共决策的民主机制,不仅应当广泛和畅通,更应当追求理性和平衡。以假日制度改革为例,若能提供多种选择性方案而非预设立场,本身就能开辟更大的民主空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除了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呼声,多位代表还提出了延长春节假期、增设七夕假期、推行周五下午与周末相结合的“2.5天小长假”、将每周双休调整为隔周三休等多种建议,不妨将其都纳入改革选项,接受民主筛选。对于假日制度改革这一牵扯复杂利益关系的重大议题,有必要全方位地启动信息公开、民意征询、公共讨论、听证等民主决策机制,以充分保障多元的意见表达和多方利益博弈,激活民意诉求和政策解释的良性互动,最终整合民意、平衡共识,形成最优方案。换言之,优质的民主决策机制,虽然不能使公共决策满足所有的个体诉求,但是必须满足每个人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并在此过程中,培育起真诚倾听、合理表达、民主妥协的理性精神。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休息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与此相关的假日制度改革,除了由行政机关主导的民主决策外,还有必要纳入人大的审查和批准程序,由权力机关对此类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回顾历史,从1993年实行大小周末制度,到1995年全面推行周五工作制,再到1999年实行“黄金周”制度,直至2007年取消“五一黄金周”,事实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控制了最终的决策权。未来,这样的决策遗憾应当尽力避免。原因就在于,经由人大审查和批准这一更高层级的民主决策程序,不仅能进一步奠定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础,提升其合理性,更能从根本上确立其合法性。

一个简单的计件工资制的提出,暗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在泰勒生活的年代,工人效率低下有个普遍的原因:磨洋工。他们磨洋工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而是他们有更久远的但很荒谬的历史现象——群体无理性和管理者愚昧。当时的工人认为他们不能高效率的工作,因为世界的工作量是有限的,当这些工作做完后,他们一部分人要面临着失业。其次,根据他们领取计件工资率的经验,当他们生产更多产品时,管理层会降低他们的计件工资率来调整他们的工资,从而使他们需要干更多的活才能获得原先相同的工资。再次,管理者是单凭着个人的经验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比如,报酬是根据职位高低而不个人绩效、获得奖金的日子遥不可及等。

“五一黄金周”能否恢复,能否尽快列入议程?还有待观察。但无论结果如何,最重要的应当是民主决策。同样,相对于“五一黄金周”这一具体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决策的含金量。就此而言,当未来可能的假日制度改革到来之时,也就是考验民主决策的关键时刻。

(著名媒体人、资深人大新闻工作者、中国法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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