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多利明是日本一位活跃于18世纪后期的日本经世学家，曾提出日本应开发北海道等扩张性主张。文章将其代表著作《经世秘策》中展现的对内观和对外观做一整体分析，以剖析其贯穿一致的思维逻辑。在对内观方面，利明展现出初步的国民主义立场，同情本国农民的贫苦并给国君赋予了职责的概念，但是未能体谅包括工商在内的全体阶级。在对外观方面，利明崇拜欧洲文明、贬斥中国、视阿伊努人为幼稚儿童，带有明显的文明论和地理决定论色彩，对世界民族缺乏真正的了解和同情。利明经世思想的内外观是一体的，都有着缺乏同理心的缺点，而这也是其献策走向对外侵略主张的根源。
关键词：本多利明；经世秘策；国民主义；文明论；地理决定论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近代以来各国几乎无从回避的一种思潮，中国和日本亦不例外。对此思潮，日本现在多使用“国民主义”一词描述，与我国的用词略有差别。(1)不同的汉字突显的语义有所不同，日本既然最终选择此术语，为表示尊重和便于交流，本文亦使用“国民主义”描述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令人深思的是，近代日本的国民主义多伴有扩张主义主张，即虽对内主张争取国民平等权利，对外却亦同意日本向外开疆殖民。对于一个与亚洲邻居同样遭受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行动之苦的国家而言，近代日本国家的做法实在难言厚道，也导致其最终也导致近代日本深陷于无望的对外战争，给其国民带来痛苦，也使其国际声誉蒙上了污点。这种国民主义与扩张主义伴生的思维结构破坏性如此巨大，我们必须警惕且彻底解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近代之前的18世纪，国民主义与扩张主义伴生的这种思维结构在一些日本学者的著述中已经开始萌芽。例如主要活跃在18世纪后期的本多利明(1743—1821)，其著作《经世秘策》就提出日本应效仿西欧，致力于富国强兵、开发殖民北海道、同化阿伊努人，这些主张与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论具有十分相似的结构。这显示日本近代国家的思维模式或许亦受到某种前近代思维模式的影响。因此，相信对本多利明的此种思想构造进行剖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18世纪整个东亚思想界的实况和动向，也有助于我们分析近代日本国家战略的成因和根源。
本多利明不是孤立的思想家，他是日本一系列“经世”学者当中的代表。这种近世日本的经世学问以“经世济民”为目标，侧重于解决国计民生等现实问题。这既是对东亚儒学的继承，又不同于传统注经儒学，不仅更重视实用，而且注意吸收日本传统学问和西方文明的知识，在知识、思想、学脉上均为明治时期以后的日本近代学术做了准备。
本多利明留下的经世学著作有《虾夷拾遗》(1789)、《经世秘策》(1798)、《西域物语》(1798)等多部，其中《经世秘策》最能系统而集中体现他的经世思想主张。因此本文便以此《经世秘策》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参考本多利明的其他作品，从其对内观和对外观两方面，整体性地解析这种前近代的国民主义与扩张主义相伴而生的思维构造。
一、本多利明的生平概略和研究状况
本多利明(1743—1821，以下或简称“利明”)生于日本越后国村上地区的蒲原郡，家祖是浪人，也就是无藩武士。越后村上位于如今的新潟地区，正好与俄罗斯的“征东城”(Vladivostok/海参崴)隔日本海相望，同时又临近佐渡岛，在日本江户时代是著名的新田开垦区和金银矿产区。他年少时曾跟随船夫渡海，因此颇熟悉“虾夷”地区的情况。之后他18岁到江户，跟随和算名家关孝和的弟子今井兼庭学习算学，又随中根元圭门下的千叶岁胤学习天文历法之学，24岁时开业成为一名身在市井的私塾教师，教授算术、天文、航海、炮术等“理科系”知识。1809年他66岁时曾短暂地在加贺藩前田氏处任官，但一年半就辞职了，以市井浪人教师之身终老。
利明所处的18世纪后期正值俄罗斯帝国在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统治下向远东急速扩张的阶段，俄国势力进入了现在的库页岛、堪察加半岛等日本称为“虾夷地”的地区，日本亦因这股来自北方的“寒潮”而开始注意到北海道等地的开发价值。为此，江户幕府执政中枢田沼意次(1719—1788)打算组织官方的“虾夷地调查团”(1785—1786)深入此地进行探险考察，并邀请本多利明参加，但此时利明年事已高，于是推荐其弟子最上内德(1754—1836)代行。最上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北方问题专家，相信他也为利明带回了许多第一手信息。
所谓开业者，乃遣船测其岛之纬度、土地之幅员，料其自然土产与土人之员数。知其岛开业后大概成何等之国，然后投入开业，其顺序为此。若其岛之土人尚穴居，则教以家宅之道。或为土人之长造宅邸，或补其器材之缺。万事万端，皆随土人之所欲。施救则感怀，其必信服，如儿童之慕父母。虽曰夷狄，天下之人情一也。
再者，学生的知识能力准备状况也影响到其课堂表现。学生由于课程的背景知识准备不足，课前没做好预习、课后没及时复习而使得课上无话可说，导致课堂沉默。
美国学者也倾向于正面阐释和评价本多利明。例如著名的近世日本文化史研究者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1922—2019)就高度赞赏本多利明及其好友司马江汉(1747—1818)等18世纪后期日本学者在接受西方事物时所展现的敏锐。(5)唐纳德·金：《日本发现欧洲 1720—183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此书之英文版见Donald Keene, TheJapaneseDiscoveryofEurope,1720—183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1969。初版及修订再版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藤田丰、大沼雅彦(锦正社，1957年)和芳贺彻(中公丛书，1968年；中公文库，1982年)两个日文译本。2018年孙建军带领徐克伟、陆玉蕾将其翻译成汉语，作为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的一册出版。
利明的“天职”观明显属于中国儒家“仁政”思想系统，但他又举出了同时代西洋欧罗巴的国王如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作为模范案例，可见利明思想的来源是比较丰富的。
我国学者对本多利明的注意始于20年前。大体而言，21世纪初前后的论著主要留意探讨本多利明与日本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关联，肯定其对现代日本的正面影响，如王青(6)王青：《从“支那”到“西洋”的转折点——试论日本近世思想家本多利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高增杰(7)高增杰：《通商富国战略的思想先驱——本多利明及其“交易”学说》，《日本学刊》2001年第6期。、钟放(8)钟放：《洪亮吉与本多利明人口观比较》，《日本研究》2000年第2期；《本多利明的北方开发论》，《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1期；《本多利明的重商主义思想》，《日本研究》2002年第2期。。而最近我国对本多利明的研究基调则侧重于对其侵略主张的批判，如李凡、程浩(9)李凡、程浩：《德川后期日本知识分子对外思想转变中的俄罗斯动因——以本多利明为例》，《日本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孙立祥(10)孙立祥：《“海外雄飞论”的引领与日本扩张道路的选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总体而言，学界对本多利明思想的阐释还是较乐观和正面的，只是近来对其蕴含侵略性的一面有所补充。不过，现有研究侧重于从经济、技术等侧面梳理和阐释本多利明的一些具体提议，很少对其整体思想进行剖析，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国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伴生思维结构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阐发，希望本文在此方面可以进行一些补充。
二、本多利明的对内观
1.国民观——同情农民，崇士农而抑工商
本多利明的对内观，可超前借用一个近代概念，概括为一种“国民主义”。他在《经世秘策》的开篇便陈述，自己之写作此书的动力乃是身为日本国臣民的一员而抱有的推动国家向善发展的责任心。他的措辞透露着浓烈的国家共同体意识。他认为自己与他人同质，都是“臣”的身份，而对日本“国家”这一集体抱有热爱。18世纪的日本仍处在藩国林立的封建时代，而利明的思想境界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一时代的藩国意识。
我固为臣，人亦为臣。同物又同体，毋庸置疑。生于日本之人，谁人不为国家计思量？为国家计，可喜其恶而憎其善乎？由是之故，善事应俱扶持赞颂，恶事应同规避声讨，生身于日本，固有此责。然而今世风俗非如此，为国为家之宜纵有所萌芽，妒奸谄佞之徒即出而攻破之。善事常弱，恶事常强，世间习此风气，其善终不能遂。恰如富贵难得而贫贱易坠。是谁之过哉？须以真实之诚意探索之，默思之，彻悟之，此无须赘言。(11)本多利明：《经世秘策(前编上、下，补遗，后编)》(1798年)，收录于『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引文位于第12页。引文均为笔者译自日文，引文后的括号内文字为《经世秘策》之具体部分，引文中的加点为笔者所加，作为突出标识。以下皆同。(《经世秘策》前编上)
（3）碾压机具组合。碾压机具组合形式对路面压实度有较大影响，该高速公路设计三种碾压机具组合并检测碾压后路面压实度。三种碾压方案路面压实度均超过95%，符合规范要求，第二种方案在第一种方案的基础上增加钢轮压路机振动碾压，压实效果明显提升，第三种方案在第二种方案的基础上增加胶轮压路机吨位，在碾压遍数相同情况下压实效果也得到一定提升。GTM法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其密度较大，但通过合理的碾压工艺可完全满足规范要求。
更为可贵的是，利明对日本贫困农民同胞抱有真切的同情。18世纪末日本遭逢天明大饥馑(1782—1787)，其中东北地区受灾尤其惨重。利明为了解灾情前往东北旅行，途中亲眼看见了日本农村凋零的惨况，农村人口流散，土地抛荒，母亲不得不将刚出生的孩子亲手杀死。此外他还看到日本的偏远地方存在交通不便、物产浪费、矿藏外流、走私盛行、海盗猖獗等种种问题。他本是一个普通的市井算术教师，而这些见闻促使他开始思考“经世济民”的办法，为日本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出谋划策。
余，巡视诸国者三次。身自贫困之故，时或卧野，时或卧山，身积艰难困穷，粗粗记下诸国农民稼穑之道，或因运送不便而自腐于其国其地之国产之运送法，或金银铜山之所在，或纵横诸国盗贼肆虐之始末，或海边偏僻之港浦内有渡海运送积物之隐秘买卖，伪装难船侵掠货主之等事，以遗后人，以赉有志。有一人得此四大急务之精髓而施于国家，则农民蒙救，杀婴亦渐少，余窃念或可为一助。世间博学达才之人甚多，如余之拙笔，恐遗人笑。然谚语有云：听三岁童子之教得渡浅滩。若潜心熟读，抑或有益。(12)『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28頁。(《经世秘策》前编下)
总之，在对内观方面，本多利明对本国下层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并以此对上层统治者提出了承担起国家管理职责的要求。他所陈述的理想国家，是政权服务于国民的国家，已经呈现出类似于近代国民主义国家的构架和方向。但是这一构想尚未能达到完全的国民国家高度，其一是利明的同情未及作为士农对立面的工商阶级，未能超越阶级之别思考社会整体利益；其二是他没有阐明国家领导人未能履行职能时具体的处罚主体和办法，因此国民主权不能完全彰显。可见这一国民国家构想离近代思想尚有距离。
甚至，本多利明认为中国的地理位置不佳，交通不便，因此注定命运不济，根本上不如“海国”日本：
士农艰难困穷如此，日本开国以后之初见也。……士农二民艰难困苦之根本，乃由前述渡海、运送、交易皆一委商民之过也。今割日本为十六，则商贾者取其十五，故所称富家者唯商贾也，此外三民无之。(13)『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39頁。(《经世秘策》前编下)
贫富分化与财富集中现象是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商人作为社会体系中的一员，不应承担全部的道德责任。自由市场需要政府进行调节，而调节需要社会全体阶层的互相谅解与合作，仅仅敌视商人阶层恐怕是偏颇的。而缺少经验丰富的商人阶层协助，政府调节也难获高效。在社会整体事务上缺少平衡感，这是本多利明的不足之处，也是本多经世学与在农商之间保持平衡的太宰春台和重视私营工商业的海保青陵等人学问不同的地方。
整体来看，在日本“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利明偏重士农而轻工商，重官方运营而斥私人资本。他的思想偏重东亚传统儒家的农本主义立场，而缺少整体调控经济的平衡感。不过，不论利明的思想有何历史局限性，他对于身边苦难同胞的同情之初心仍是应该揭示并肯定的。
当然，利明大概并不真懂拉丁文字，他天真地以为能认字母便学会了所有西方语言，完全不知道现代西语学生背单词、记语法的辛苦。西文简便，汉文烦琐，而文字又关系到西洋、东洋国家的盛衰之别，因此欲国家富强必须改革汉字，甚至进行拉丁化——这种出于功利思想而排斥汉字的想法并非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首创，早在18世纪末期，日本的“理科系”学者本多利明就表达过类似意见了。
2.国家观——赋予国君的职与罪
利明认为日本农民苦难的根本在于人类不可遏制的繁殖本能。此处利明的想法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颇为类似。他在《西域物语》(14)本多利明：《西域物语》(1798 年)，收录于『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岩波書店，1970 年)，第146—147页。以下简称为“《西域物语》”。中解释自己的理论，认为人类数量以指数增长，每33年增长19.75倍，而土地资源有限，因此平均资源必然减少，农民生活必然日渐穷困。因此唯一的解决之道便是开拓新土，增加属国。利明指示的方向是日本北方的虾夷地，也就是北海道及以北，近代日本的扩张方向与利明的提议是一致的。
为了开拓土地，利明指出日本需要进行几件关键任务，他称之为“四大急务”，包括制作炸药、禁止金银外流、建造航运船舶、进行属地开拓。同时，在这些任务之前还有一个基础任务，即统一控制金银货币量。值得注意的是，利明将这些任务指为国君的“天职”，而若不能守护人民则为“罪”。
(1)以通用之金银制作时势，使四民稼稷无有懈怠，乃治平国君之天职也。(15)『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14頁。(《经世秘策》前编上)
(2)国用万事之根本乃金银铜也，望立制度，止从日本流出异国。此为重要之长货，应永存于代代将军及诸侯之家，此乃万民父母职业之根本。金银铜虽有急务之用，然其居岩窟之中，临时无法采掘。因之需常备采掘人手，是又为人君之天职。懈怠此责而计较于损得，则同所谓山师(16)山师即民间的矿山经营者。之业，非国君之天职也。国君勿拘于入用杂费，以取国家之益为主。如青砥索取滑川之失物(17)镰仓中期武士青砥藤纲之事：某次他夜渡滑川，落下了10文钱，他令随从花50文买来火炬寻找。旁人笑他得不偿失，他解释说这10文丢了，天下的货币就少了10文，而50文花出去，可成他人之获益，所以总共有60文的收益。青砥在江户时代被看作正直官员的代表。，入用杂费由国民得之，则犹给予吾子之类也。(18)『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18頁。(《经世秘策》前编上)
(3)所谓船舶之事，天下产物皆用官船渡海、运送、交易，使天下可通有无，救万民于饥寒者也。渡海、运送、交易，乃国君之天职也，不可任于商民。……天民一人亡废，皆国君之罪。(19)『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18頁。(《经世秘策》前编上)
(4)故欧罗巴诸国有国王，抚育万民，以渡海、运送、交易拯救饥寒，乃国王之天职。(20)『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20頁。(《经世秘策》前编上)
在利明的经世理论中，“国君”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此人在“天”的委托下承担着照顾“天民”的重要“天职”，若不能达成则有罪，并不是仅凭出身高贵便可稳坐江山的闲人。这些应该达成的职责至少包括：稳定国家货币系统、守卫国家金银资产、确保国家重要技术人才储备、建设并保障国营交通运输系统。而不能做的事情也很多，至少有：不能学私营资本以争利为先、不能将民生物资的调配重任全委私营业者、不能浪费乃至摧毁国民的人力资源。只是，利明并未指出国君之“罪”该如何处罚，又由谁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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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活性对硬硅钙石纤维合成的影响规律可由溶解-吸附理论进行阐释。在初始阶段，随着环境的升高，石英粉和石灰开始溶解，由于石英粉的溶解度较低，石英粉颗粒表面会吸附溶液中的Ca2+形成一层CaSiO3水化膜，而后由于扩散和迁移作用，水化膜内部颗粒的逐渐溶解，同时硬硅钙石纤维开始形成。因此，在硅质原料活性不变的条件下，硬硅钙石纤维的合成速率和反应程度主要取决于石灰的活性。石灰活性越高，Ca(OH)2的溶解速率越快，溶液中Ca2+浓度越高，硬硅钙石纤维的合成速率也越快。因此，石灰活性越高，合成的硬硅钙石纤维晶型越好。
三、本多利明的对外观
1.欧洲观——欧洲乃富强范本
在对外观方面，非常令人瞩目的是，利明对他从未亲眼见过的欧洲抱有一种强烈的憧憬，坚定地将其奉作日本发展的范本。当然，这其中有许多过度理想化的成分，或许也是日本海禁时代信息不足所导致的幻觉。不过，总之，在此意义上利明可称得上是后世日本乃至东亚国家中“脱亚入欧”或“脱亚入美”心态的一个先驱。
利明欣赏、向往欧洲，着眼点在于欧洲之“富强”，即经济繁荣与军事强盛。尤其是后者，这在利明看来乃是掠夺侵占他国而铸其国内繁荣的根本。
当今之世，法兰西、西班牙、英吉利、荷兰等都市堪称繁华。其繁华自有缘故，试举一事述其大意。法兰西最早制作铁炮，发明火药用作军器，为邻国之雄长。其后法兰西赐与万国之内战国，使天下万国终无战国，是法国之大功也。纵有数段之备，为要害坚固之铁城，以法兰西大火炮逼之，或以轮船攻之，则落城自不待言，国民亦难保全。据称恐因之失人民，故尚未传他国也。其外，长器创制，皆欧罗巴为始。天文、历数、算法乃国王之所业，透脱天地义理，以教导庶人。因之庶人中又出豪杰，各精所业，由此大功，屡创天下万国未发之兴业。故天下万国之物产、宝货皆群集欧罗巴。何以集天下万国之国产、宝货？向万国出船舶，载我国之珍产、良器、种种机巧之物，易其各国之金银铜、长器、良产带回我国，是以渐致丰饶。丰饶故而刚强，国强故无外国侵掠。彼国侵略万国，则不可胜数。西班牙于南北亚墨利加(21)即“亚美利加”、美洲，本多利明原文汉字标记为“亚墨利加”，其中或能透露其地理知识来源的线索。大国中，多取最良之国而迁都布政。其外葡萄牙、英国、法国于亚墨利加各有领国。又东洋诸岛，皆属欧罗巴。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吕宋等皆为欧罗巴领国。尚未顺从之国，则设交易馆，与其王侯交易，专其大利。故未从之国，亦为欧罗巴倾尽国力。如此真秘之大业，皆如意成就，天下无敌之国乃欧罗巴是也。(22)『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30—31頁。(《经世秘策》前编下)
18世纪末的日本尚在海禁时期，但是本多利明对于世界形势的知识非常准确和丰富：法国长于枪炮制造，且热衷于向外输出价值观；西葡英法在美洲、东南亚皆有殖民地；欧洲诸国在殖民地之外也开设贸易公司据点，通过地方王侯实行间接统治。这些信息可以想象的来源就有许多种，可能来自当时经常往返长崎和江户的荷兰商人，可能来自西洋地理书的记载，可能来自利明的兰学家朋友，18世纪的日本其实信息并不闭塞。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笔者暂时无从考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利明对同时代欧洲的强大和全球扩张的殖民体系有明确的认识，且十分羡慕。
ΔROA=γ0+γ1cashi+γ2mixi+γ3leveragei+γ4scalei+γ5sizei+γ6tobinQi+εi
为何欧洲可以达到富强呢？利明也进行了一番推导，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西洋文明已长达五六千年(他从埃及算起)，因此诸道尽善尽美，熟知治道之根本，通晓国家富饶之道理，从而能建立起完善的制度。同时欧洲精通算数、天文、历法、测量之术以及航海法则，因此世界大洋尽在掌中。另外他还很羡慕欧洲的石头建筑，认为欧洲富强之地尽是北方寒冷之国，带有一种地理决定论的色彩。(23)『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31頁。
其实纵观其著述，本多利明对算术、石头、严寒、北方、金银等“凝重坚实、冷硬不朽”的意象有种执拗的崇拜。这些都与日本神道对“万世一系”古老血缘的推崇颇为相似。同时他在《经世秘策》中对日本国史的描述，也主张自神武天皇以来“皇统连续至今”(24)『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23頁。。王青女士认为本多利明的思想基底不脱中国儒家之熏陶，例如他在政治上寄望于明君垂怜庶民之“仁政”，商业上主张农本主义的官营贸易，科学知识也与中国儒学之“穷理”精神有内在关联等。(25)王青：《从“支那”到“西洋”的转折点——试论日本近世思想家本多利明》。然而笔者以为，本多利明的思想基底并不一定只有中国儒学，18—19世纪日本国学―兰学等“非中华”脉络的学问也不应忽视。
2.中国观——人道未精的大恶国
本多利明对欧洲推崇的另一面是他对中国事务的不以为然。欧洲与中国，在他的逻辑中成了一对总是相伴出现的对峙概念。在“古老”而先进的欧洲映衬之下，中国显得问题重重，不足为榜样。
对于共塔线路，其接地极线路易发生感应闪络，即极导线雷击闪络时接地极线随之闪络。从这个角度看，接地极线与极导线共塔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雷击引起双极闭锁风险，但发生此类事件前提是直流线路单极雷击闭锁。对于±800 kV线路，其极导线的绝缘水平很高，发生单极雷击闭锁的概率极低，因此可以推断接地极线与直流线路共塔后双极闭锁的风险也是相当低。考虑到双极闭锁对直流系统的影响甚大，应尽力将双极闭锁的概率降到最低。
比如，他认为中国的历史不够古老，人道不久，因此政教不够完善。在利明的观念中，欧亚非美四大洲中数埃及历史最为古老，距当时六千多年前就开启了“人道”，拥有文字，国家向人民颁布历法。此后亚洲西北端诞生了“天主之教”，向北流布到欧洲。东方天竺出释迦，支那出尧舜禹汤文武诸圣人，各自垂拱设教，其说各异，但不过“各治国平天下之法”，“约而言之皆劝善惩恶之意”，而“支那立人道，去今不过三千余年。迟于埃及三千余年，因此国务漏缺之处甚多”。(26)『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29頁。
此外，他认为中国的文字过于烦琐、难解，而所载信息不过一国故事，且只在亚洲数国通用；不如欧洲文字简明易用、多国通用，又包含丰富的知识：
天下各国文字，载圣人之真意。我邦习支那文字而识其理。纵有博学之名，其所知者，不过支那一国之故事来历。……且支那文字数多，于国用甚不便，又难通外国，仅通用朝鲜、琉球、日本三国。虽亚细亚洲内三四国通用之，而其真意难解难得。欧罗巴之国字数二十五，异体不过八品，足以记天地之事，最是简省。支那之国字数十万，欲记忆之，竭生涯之精心而不得。可谓大退后也。纵有能默记之人，欲悉皆摹写支那故事入日本，图达益国用，不如取我邦自然具足之益为简捷。(27)『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29頁。(《经世秘策》前编下)
计量资料数据分析结果以（±s）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检验和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这里所言的“四大急务”即利明提出的经世建议，我们将在下文具体讨论。而此段自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利明表达了一种为国为民勇于承担责任的国民主体性，即近代的所谓“主人翁”精神，而这也是利明超前于其时代之处。不过利明的国民观似乎还不够均衡，他对作为土地生产者的农民抱有同情，对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武士抱有期待，但是对当时承担商品和货币流通之责的商人却颇为敌视且严苛。比如他认为货币和商业都应该掌握在官方手中，对商人尽占天下财富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士农苦难的根源：
白羽肉鸡常见的免疫抑制疾病有禽白血病(AL)、鸡传染性法氏囊病(IBD)、传染性贫血病(CIA)马立克氏病(MD)、网状内皮增生症(RE)、呼肠孤病毒(REO)、禽霉菌毒素中毒(My-cotoxicoses)等。这些免疫抑制疾病不一定发病，但可以造成白羽肉鸡对外界病原微生物的免疫功能降低，导致相关传染性疫苗的疫苗免疫失败，诱发他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尤其是鸡传染性法氏囊病(IBD)对白羽肉鸡的影响比较大，应该注意对该病的免疫。
然日本之风俗人情，久染支那之教训，不另求善事美事。故四大急务，支那圣贤之教训所不载，而日本亦茫然无知。支那同于欧罗巴、亚夫利加(28)即“阿非利加”、非洲。，乃大地相连之山国。仅南面一方带海，国中渡海、运送甚不便利。仅以人力牛马之力运送，难养大都会众多人口，是故非海国无以成大都会也。因之，其比四面环海之日本，甚是恶国。其证，国务缺漏甚多，不足为龟鉴。(29)『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31—32頁。(《经世秘策》前编下)
总而言之，通过这一番中西比较，利明得出一种认识：中国历史不是最古老，探索人道的时间也不如始自埃及的西洋文明长。关键是这与人道相关的“圣人之意”“治平之术”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广布于西洋、印度，中国不过是其中一家。而中国这一家的文字还特别难学、难懂、难用，实在不是日本人学习真本事的好选择。而从地理条件的先天禀赋观之，日本环海，交通便利，发展潜力远远胜过中国。因此，通过对西洋文明实践圣人之道的推重，利明实际上完成了消解中国文明优势而颂扬日本文明潜力的理论建构工作。换言之，按照利明的逻辑，中国儒家学问不再是日本社会寻求先进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唯一渠道，学习汉字也不再是日本学者的第一要务，学习西方甚至反求诸日本自身也成为选择。如此一来，利明便为日本兰学和国学研究扫除了舆论障碍，同时，更实际的是在教育产业的竞争领域为之开辟了空间。如果就此项工作目的而言，利明对欧洲文明有多少正确知识，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电力化也成为了银行经营的一种主要模式，电子信息管理技术的应用能够促使银行的业务服务水平以及服务效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给银行的全面信息化建设国内工作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信息化管理技术的具体应用过程中，因为网络技术开放性的特点，也就导致了信息安全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这就要求各银行能够进行新的金融产品的不断研究，并进一步提升信息安全保密系统，借此来促进银行的信息安全性能得以提升。
在利明的叙述中，欧洲的“天主之教”、印度的“释迦”之道、中国的“尧舜禹汤文武诸圣人”，即耶、佛、儒三教诞生于同一时期，内容也无大不同，同是“各治国平天下之法”，“约而言之皆劝善惩恶之意”。(30)『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29頁。虽然耶稣基督、释迦牟尼、孔子三人的生活时代略有差距，耶稣晚于后两人约五百年，但是利明的文明理论与雅斯贝尔斯(1883—1969)的“轴心时代”理论异曲同工。只是雅斯贝尔斯提名的人物是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其实，若以三教对社会组织形式的影响而言，利明之说未必没有道理。无论如何，这段文明理论展现了利明对世界文明格局的敏锐感觉。
同时，还有一点令人注意。利明多次批评中国“国务有缺”，不足为鉴，又甚为着重于描绘文明起自西亚、北非而后流布东西的图像。这种居欧亚大陆之上，将中国文明当成一个地域分支进行理解的鹰瞰视野，似乎与宫崎市定、杉山正明等日本东洋史学派的史学风格颇为相似。不知本多利明为代表的18 世纪日本知识潮流与后世的日本东洋史有无联系？在此提出，请教方家。
3.异民族观——儿童一般的土著
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1762—1796)迅速向东方扩张，势力达到当时的环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地区。这一区域，包括俄罗斯东部沿海地区、北海道岛、库页岛(俄称萨哈林，日称桦太)、堪察加半岛、千岛群岛一带，生活着古老的渔猎民族阿伊努人，日本人称其为“虾夷”。当时日本民族“和人”的势力仅止于北海道南端，主要的生计是与虾夷人进行边境贸易，对于这片寒冷的北方世界及其住民只有模糊的认识。1771年，出生于今斯洛伐克的国际流浪冒险者贝尼奥斯基男爵(Baron Moritz Aladar von Benyowsky,1746—1786)从堪察加半岛逃出俄国监禁，他在返回欧洲的途中给在日本长崎的荷兰商馆写信，假称俄国势力将武装进攻日本。虽然俄国进军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但这条消息通过荷兰人传入日本，由此江户幕府中枢提高了对俄国势力的警惕，开始派出探险队对北方世界进行调查。当时幕府的实际执政者老中田沼意次(1719—1788)甚至有意进行北海道开发，以加强和人势力对北方地区的控制。而在此情势下，如何对待此地的住民阿伊努人也成为江户幕府重视的一个课题。
利明身为幕府的北方问题专家，提出的建议是对阿伊努人进行民族同化和文化改造。此外，作为日本人不辞辛苦给当地“赐予文明”的代价，日本人可征收当地的劳役、地税、木材等资源当作补偿：
1.1 对象 安徽中医药大学2016级中西医临床专业本科1班和2班，共120人。高等学校入学招生考试录取后随机分班，选择1班作为实验组(翻转课堂组)，2班作为对照组(传统教学组)，每组60人。实验组平均年龄(18.48±0.89)岁，对照组平均年龄(18.51±0.87)岁，两组在年龄、性别、入学成绩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您还别说，这韭菜还真管用，一会儿功夫，我便屁哧狼嚎，小肚子生疼，赶紧跑去卫生间，退去内裤，一泄千里，将昨晚所有的憋闷全都排泄出去。
早在19世纪后期日本举国追求“富国强兵”的明治时代，本多利明便开始得到日本学界的注意。比较重要的研究者有泷本诚一、狩野亨吉、本庄荣治郎、野村兼太郎等。(2)滝本誠一編：『日本経済叢書』(日本経済叢書刊行会，1915—1917年)、『日本経済大典』(啓明社，1915—1917年)。安倍能成編：『狩野亨吉遺文集』(岩波書店，1967年)。本庄栄治郎：『近世の経済思想』(日本評論社，1931年)。野村兼太郎：『徳川時代の経済思想』(日本評論社，1939年)。二战之后，日本学界对本多利明的研究并未停止，他在日本江户思想史的叙述中依然占有重要一席。(3)佐藤昌介：『洋学史研究序説』(岩波書店、1964年)。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衆思想』(青木書店，1974年)。松浦玲：「江戸後期の経済思想」，『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13 近世5』(岩波書店，1964年)。阿部真琴氏：「本田利明の伝記的研究(1)～(6)」，『ヒストリア』第11-第13号、第15-第17号(大阪歴史学会，1955—1957年)。塚谷晃弘：「江戸後期における経世家の二つの型‐本多利明 と海保青陵‐」<421-442頁>，「解説 本多利明」<443-480 頁>，塚谷晃弘、蔵並省自編：『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岩波書店，1970年)。杉原四郎、逆井孝仁、藤原昭夫、藤井隆至：『日本の経済思想四百年』(日本経済評論社，1990年)。森岡邦泰：「日本の開業思想：本多利明を中心に」，『大阪商業大学論集』10(3),31-47,2015-01など。宮田純：『近世日本の開発経済論と国際化構想―本多利明の経済政策思想』(御茶ノ水書房，2016年)。总体说来，日本学界从最初便着重从“理性主义”“重商主义”等与现代经济学有所吻合的侧面阐发本多利明的经世思想，重点在于评价其进步意义，尤其是其展现的经济头脑与和平主张。比如，本多利明的代表性研究者冢谷晃弘(1919—1995)便这样评论同样是18世纪虾夷问题专家的林子平与本多利明：“前者以‘海防论’即‘武备’为轴心，主张以藩为单位的治国、富国之策。利明则不以武备，而是主张以开拓、交易等‘和平’方式处理。两者的差别根本上是世界观不同，虽然同受到兰学启发，利明一方的视野要开阔得多、进步得多。”(4)『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447頁。
而为偿此杂费，初可取其岛之自然土产送至日本交易为偿。夷狄承恩，必不无返报。返报之产物，则为租税之始也。无论何岛，土地必有材木，取其材木，其价亦有若干。况其外之产物，数不胜数。令土人一日不可虚度，用心教导其君父之道，片刻不怠慢。此亦为政务之第一要节也。此为开业之根本。(31)『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44—45頁。(《经世秘策》补遗)
语文拓展教学以提升职前能力为目标，以语文教材为中心，以语文课为阵地，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适当进行知识延伸，从而拓展学生的素养和能力，对提升中职学生职前能力的作用不可小觑。
真是仁慈的文明人！十八世纪后期的日本幕府系统知识人，前不久还为俄国武力侵略的潜在可能而寝食难安，此刻面对阿伊努人，立马便学会了西方殖民者的话语逻辑。
不过，利明对异民族的态度与赤裸裸的武装掠夺毕竟还有所不同，他运用了一种文明论的思维工具。他真诚地热爱北方，相信与欧洲强国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纬度相当的虾夷土地蕴藏着神秘的力量，必能成为“五谷百谷丰熟”的“良国”。(32)『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47頁。后来在另一部著作中，他甚至提议将日本首都搬到堪察加去，用心投入开发，如此日本必将成为远胜“和兰陀”(荷兰)的“世界第一大良国”(33)《西域物语》，第160页。。他对于“良国”很是憧憬，也真诚地相信文明的好处，认为传播文明乃是日本对阿伊努人的极大付出，对方必然感激涕零地报恩，“如儿童之慕父母”。他所未曾想到的只是阿伊努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也有好处、阿伊努人自己又是否提出过学习日本文明的请求。换言之，他并未意识到文明的相对性，也不承认对手方的主体性，他的文明是单向一元化的文明，只有居高临下一统天下的方向。
这种单向一元化的文明观我们并不陌生。中华儒家文明观也有一套圈层式文明评判标准，大概类似于费孝通先生在《乡土社会》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应该承认，这种“华夷秩序”系统在16—19世纪的近世朝鲜、日本等东亚邻国引发了一定的反感和抵抗。例如18世纪的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穷尽毕生心血所做的理论工作，就是试图用“排除汉意”的否定法使日本从东亚文明的传统中脱离，以树立日本文明的“精神内核”。可是在面对自己周边的阿伊努人、琉球人、台湾原住民族等异民族时，日本也建立起一套以自己为中心的“和夷秩序”话语。19至20世纪，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地区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朝鲜人、中国人乃至西洋人都逐步纳入了日本这一圈层式文明评判体系之中，这些日本人曾经视为文明源头的民族转眼间便成了他们口中的“鬼畜”，而近代日本也一步步走上对外扩张而不能自止的邪路。
当然，或许是惯于引进外来先进文明的日本当时也实在没有太好的老师。18世纪的中国儒家和西洋文明也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圈层性，属于单向一元化文明观。因此本多利明所代表的前近代日本思想的不足之处，其实也是中国和西方传统文明观可以反思的地方，我们没有理由嘲笑或置之度外。
总而言之，观察18世纪后期本多利明的对外观，可以发现19至20世纪日本近现代历史的许多伏线，如其对富强的崇拜、出自实用文明论立场的崇西贬中心理、日本本国优越性心态、对边境民族的温情式掠夺政策，等等。有些研究者已注意到，本多利明的北方开发策与此后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策、吉田松阴的东西补偿论、田中奏折的大陆政策这一系列“海外雄飞论”在内容上有传承和发展关系。(34)李凡、程浩：《德川后期日本知识分子对外思想转变中的俄罗斯动因——以本多利明为例》；以及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7页。虽然本多利明的经世著作印数不多，钟放已经注意到《经世秘策》并未公开发行，内阁收藏本也不过是“印造30部”的小范围刊物(35)钟放：《本多利明的北方开发论》，《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1期；《本多利明的重商主义思想》，《日本研究》2002年第2期。。而且抄本流传情况目前难以确认，因此很难从出版传播的角度论证其直接影响。但是，虽然如此，通过本多利明的记录，我们至少可以确定，这种对外武力扩张殖民的近代思维模式在18世纪后期的日本已经出现。利明的思想一方面包含西洋武装势力向东亚扩张等外部刺激因素，一方面在话语体系上也借用了中国儒家的“华夷秩序”。因此这一思维模式似乎不应仅视为日本独自的思想问题，东亚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亦多少不脱干系，应尝试着在18世纪世界思想风潮的广阔背景中去理解。
3）任务型教学方法有利于多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教师在同一语言任务中几乎涉及英语学习的各种技能培养，而不是把听、说、读、写几种技能单独拆分开来。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学生既要会听，会读，还要会说，会写。另外，任务教学法除了能够提高学生的多种语言技能外，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动手搜寻各种资料的能力、综合各种信息的语言组织能力、对外的表达能力和合作能力等。
四、结语
18世纪后期的日本经世学家本多利明是一位富有预见性的学者，其知识丰富而设想宏大，在很多方面都超前于其所处的时代。然而其中也蕴藏着一种国民主义与扩张主义伴生的思维结构，仿佛预示了日本近代思想中令人不安的一个顽疾。通过对其内外观的整体分析，我们可以加以揭示并作为警示。
在对内观方面，本多利明已经接近于一个近代的国民主义者。其一是他展现出明显的共同体同胞意识，正是对底层农民的同情心促使身为一介町人算术教师的他对国家政治的方向进行思考。不过他偏向士农，对工商阶层的利益并不能公正地换位思考，没能彻底超越社会经济生活所限定的阶级区分，所以不能称为完善。其二是他揭示了共同体领导人的职能作用，给“国君”提出了“职”“罪”等职能要求，显示出将国家元首去血缘神圣化、国家权力去武力化的思想趋势同时，领导人的政治能力成为内部成员有权评价的议题，其能否应对本地现实并切实服务于内部群体则成为评判标准。因此利明设想的“国君”已经接近于现代国家对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定位。但是，对于如何更换不称职的共同体领导人，利明寄希望于宗教意义上的“天”，而非作为现实实体的共同体成员，可见其共同体政治构想尚有局限。
在对外观方面，本多利明所持的是单向一元化的文明观。他倾慕于西洋的富强，即经济和武装实力他将西洋的文明程度与其历史之古老和地理位置之优越做了因果捆绑，并通过这种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量化理论，贬低中国而颂扬日本的文明潜力。同时，又以文明论的逻辑，为日本和人对北方阿伊努人的侵掠行为进行了正当化处理。这种单向一元化文明观也是近代日本发动武力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
本多利明的对内观和对外观是统一伴生的整体。正是因为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出于对本国同胞苦难境况的同情，他努力向古老而强大的文明寻求治理富强之道，主张开拓新的资源边境，而对开拓地的原住民则自负地以文明传播者自居。但是，他的对内观和对外观并不完善，最大的缺陷就是没能做到完全的换位思考。对内，他对同属社会一分子的工商阶层缺乏同理心。对外，他对其他民族人民的生存处境也缺乏真正的理解和同情。他以富强为标准排定高低秩序，认为高级对低级有全面的教化权力，秉持的是单向一元化文明观。此种对内外皆缺乏同理心的逻辑是危险的。一旦共同体内部纷争难以通过内部协调和平解决，从而无法消除内部资源分配紧张的局面，就容易推导出必须对外扩张为共同体掠夺资源的逻辑结论。而对外扩张一时获得的巨大利益，就成为暂时维系共同体内部团结的鸩药。可以说，至少作为资本主义后发国家的德日两国，在近代均曾陷入这种危险的陷阱。
本多利明所处的18世纪日本还是上下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且内部藩国林立，国民共同体的发展尚未成熟，同理心本身就是贫乏的，或许我们无法过多苛责。只是，缺乏同理心的不完善的国民主义容易导致扩张主义，这种伴生结构在历史上的存在以及它的危险性我们应该有所了解。
On the Japanese Nationalism and Expansionism of Honda Toshiaki in KeiseiHisaku
XU Meiqi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views of the 18th century Japanese scholar Honda Toshiaki (本多利明) in his book KeiseiHisaku(『経世秘策』). His internal views showed an elementary nationalism having compassion for the poor Japanese peasants and providing the duties for the governor, yet were unable to cover all the classes including the merchants and craftsmen. His external views worshiped the European civilization, belittled the Chinese one, and regarded the Aius people as ignorant children. With the position of discrimin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geographic determinism, he lacked of real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y for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world. His internal and external views were a whole, showed a kind of not fully developed empathy, and were considered to be the root of his foreign aggressive theory in his suggestions to the authority.
Key words:Honda Toshiaki, KeiseiHisaku, nationalism, discrimination of civilization, geographic determinism
中图分类号：K3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9)05-0143-(10)
DOI：10.13852/J.CNKI.JSHNU.2019.05.013
基金项目：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18世纪日本经世文献的搜集与研究”(72120-31610001-1709074)
作者简介：许美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广东珠海 519080)。
(责任编辑：洪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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