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骏: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论文

黄骏: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论文

摘 要: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既是因为传统的时空观已经很难用来解释和建构今天的社会生活,也是基于其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做出的新思考。理解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必须把握好他对空间的认识、对空间生产的认识和对空间革命的认识等三个要点。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本质,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列斐伏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转向

列斐伏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即空间转向,这被认为是开拓了“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1]

一、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转向的动因

(一)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转向的外在动因

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转向的外在动因,首先是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人们能够不断突破传统时空的束缚而工作、生活和相互交往,传统的时空观已经很难用来解释和建构今天的社会生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列斐伏尔基于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考察,发现今天这个都市时代加强了我们的活动同时性,都市乃至整个全球既是生产和消费的场所,也是劳动和产品交易的场所。因此,我们生活的社会空间也就很不同于自然空间,“它们不可能简单的并列:它们可能相互插入、组合、叠加——它们甚至有时候相互抵触碰撞。”[2]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空间已经具有超级复杂性。他甚至把社会空间比喻为成片的法国夹心千层糕,而不是欧几里得与笛卡尔经典数学(欧氏几何,笛卡尔几何)的均匀同质空间和各向同性空间。[3]在他看来,各种社会空间彼此互相渗透或把自身叠加在另一空间上。可以说,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转向的一个很重要的外在动因,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改变了其原有的生存发展空间,在这种社会空间里,劳动者既是被迫工作,也被消费所左右;各国的经济变得更加相互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也更加自由化和专业化。所以,要更好地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就必须突破传统时空观的束缚,借助于对社会空间的一种全新的认识才能做到。

需要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聚焦于城市的塑造和重建,城市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并成为贸易、商业、住宅、消费中心。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和资本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的剥削已经逐渐变成以区域大都会空间生产和消费为基础。鉴于资本主义从工业化时代进入到了都市时代,列斐伏尔基于人类生产实践的变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该概念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在国家与资本共同调整下,以房地产和商业相结合的方式所进行的城市化。物质财富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精神文化的生产这些现实变化,集中呈现于空间的社会化。空间的生产在国家干预、政府规划、房地产业、全球资本主义的操作下迅速成为资本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和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改变了社会空间组织和交往关系。这也是许多新学科纷纷从空间维度对当今社会进行审视、从而促进地理学、城市学、社会学等学科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因。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其外在动因无疑就可以在这里找到。

(二)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转向的内在动因

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转向的内在动因,当然与其本人思想已经深深打上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密切相关。列斐伏尔在其1939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明确声明,他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及物质和实践在意识生产中的主导地位的论证。此外,他还把对意识的探索和马克思提出的异化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在1945年出版的《日常生活批判》中,他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对异化进行了解读和批判。列斐伏尔认为,二战后法国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和商品化已被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所控制,他用“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概念指称人们日常生活变得缺乏意义、失去了自由进行真正有价值的意识活动的状况,从而在日常生活领域开拓出了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日常生活控制的社会空间。在他看来,“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空间使得人们崇尚消费,以消费为快乐和满足,各个阶级和阶层通过消费获得满足来掩盖或遗忘自身的处境,忽视了整体生活的质量,遮蔽了自己真实的生存条件,沉醉于生活在自我满足的符号消费中。因此,如何改变日常生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列斐伏尔苦苦思考的问题。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4]笔者认为,这就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转向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人们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空间规划在欧美国家城市建设中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实践,这种新的社会实践也促使列斐伏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进行了更多的思考。他1968年出版的《城市权力》,研究视角开始转向城市建设和政治经济秩序如何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他1971年出版的《城市革命》,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用于分析战后的城市主义,他特别针对以巴黎为蓝本的城市发展和规划,给人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向全球的渗透和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导致的城市运动和矛盾斗争的空间化特点。他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思想》,更是将城市视为权力和资本运行的聚焦点,是生产、消费和分配的聚集地,因而也是空间不平等、各种运动、斗争和矛盾的场域。在列斐伏尔看来,世界在被城市化,而城市权的争夺成为所有运动的核心。可以说,城市研究的延伸是他进一步转向空间研究又一重要的内在动因。对他而言,城市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解构了原来按照城市—郊区—乡村划分的传统日常生活空间。他认为城市化的过程不是城市战胜农村,而是城市和农村同时被破坏。正因如此,列斐伏尔综合了城市学、建筑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多种立场,首次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空间观念做出了极为重要的扬弃,并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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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讨论资本活动时曾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手段——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6]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也说:“资本必须征服空间,拆除一切空间障碍,最终‘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把空间变成一个附带的范畴,隐含在进步概念的本身之中。”[7]可见,对于马克思以及戴维·哈维这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空间既可以是距离,也可以是特定地域或生产的场所。作为资本活动的重要场域,空间有着不同的功能和形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从各种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分工来理解西方城市的发展,敏锐发现资本积累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与之有所区别的是恩格斯从另一个角度来揭示资本对空间的塑造,他注意到了城市环境中不同阶级所占空间的差别,并这样描述曼切斯特城市存在的这种空间不平等:“人们可以在这里住上多少年,天天上街,可是,如果他只是出去办自己的事或散步,那就一次也不会走进工人区,甚至连工人都接触不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无意识的默契,也由于完全明确的有意识的打算……所有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8]在恩格斯看来,通过居住条件的差异,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制造了一个个可以区分不同阶级的生活空间,这些分化出来的不同生活空间也就是不同阶级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这里,恩格斯对空间的理解显然更加突出空间的差异和分化,但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没有把资本主义发展与空间化的进程统一起来。

二、理解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转向的三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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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斐伏尔对空间的认识

应该说,列斐伏尔通过日常生活的讨论,使人们得以基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认识到了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所不在。而且,列斐伏尔还认为,离开社会空间的“生产”和改造去谈政治革命或制度革命,那是没有意义的,不仅不能解决日常生活的异化问题,相反还可能加剧这种异化。他坚信,建立在彻底解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和秩序的都市文明,才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总之,列斐伏尔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把空间做为日常生活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有机整体和动力载体,从而为日常生活的解放找到新的革命道路。在他那里,不论是日常生活的主题、还是城市革命的主题,空间的主题,其实都是基于不同的维度来对异化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进而探索异化问题的解决。如果说马克思在讨论异化问题时强调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问题,那么列斐伏尔强调的则是社会空间在异化问题上具有基础性地位,强调只有通过旧空间的解构和新空间的重塑这种空间斗争,才能真正实现异化问题的解决。可见,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的确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而且还是基于其对现代社会发展而做出的新思考。

至于什么样的革命才能终止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化进程并重新打造一个我们所需要的社会空间问题,列斐伏尔首先谈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待空间的区别,认为前者是对空间的支配,后者是对空间的取用。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业化和商业化把单个的人变成了特定社会的个体,这就是人的社会化;人的最终解放只有在人的不断社会化进程中才得以实现。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社会化给扭曲了,因此马克思对此过程中出现的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进行了深刻批判。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如今呈现给我们的空间社会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换言之,空间“已经在既有的社会和生产模式中被社会化了。”[22]这种情况他认为是绝不能接受的。他强调,社会主义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因为空间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体现,这种社会空间化就是空间的彻底商业化。既然这种社会空间化是国家和资本共同主导下进行的,其空间的商业化就同时也是空间的政治化,两者的合作,便产生了均质化或同质化的空间(homogeneous space)。打破这种均质化或同质化空间的途径,列斐伏尔认为就是建构起差异空间或异质化空间。这种差异或异质化当然不是指距离或地理位置的不同,也不仅仅是指政治和经济的差异。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是权力、资本、人文、地理等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场所,因此这种差异或异质化,也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累积的差异,它最终体现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差异或异质化空间的建构则“意味了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23]列斐伏尔希望通过改变空间的性质来摆脱政治权力和资本的控制,而且也认为唯有工人和农民等使用空间的人联合行动起来,才能使现有的世界改变。他说:“只有阶级行动能够制造差异,并反抗内在于经济成长的策略、逻辑与系统。”[24]可见,列斐伏尔的空间革命既主张阶级行动,也认为革命的参与者要突破阶级的界限,扩大到所有使用空间的人;而革命的目的则是改变空间被支配和控制的异化状态。在他看来,这个过程就是差异或异质化空间生产的过程,是改变那种压抑且乏味的日常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人的解放的过程,因此也可以说,这与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意义是一致的,列斐伏尔主张的差异或异质化空间建构实际上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打破资本主义同质化空间的一统天下,其目的就是实现马克思毕生追求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只不过列斐伏尔认为,阶级斗争的激进行为需要一个真正解放的空间才能发生。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列斐伏尔的空间革命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日常生活,换一种说法也许更合适:这种革命的结果不是接盘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是通过改变这一切的空间重塑,找到一条改变我们现有生活方式的更有效路子。

“(现有)电力市场是上世纪中叶设计的,而当时的体系如今已不再存在。我们看到,在许多地区多次出现一种情况,即电厂利润接近零,或者在一天的某个时段实际为负值,一些相对较旧的水电设施正在亏损。”

(二)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列斐伏尔讨论社会革命而不强调阶级斗争就是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从列斐伏尔对空间革命的认识来看,笔者认为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并不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存在,更不是抛弃了阶级斗争,实际上,他的空间理论从未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落脚点也仍然是革命,只不过这种革命更多地着眼于社会空间的重新打造,强调改变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而革命的主体则是空间使用的人。显然,列斐伏尔是希望以此让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更加完善。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确实为此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哈维曾批判列斐伏尔的空间乌托邦理想的失败时说:“想象的自由运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权威的存在和限制性管理形式。”[18]哈维还这样批评列斐伏尔:“他拒绝面对这个根本的问题:实现一个空间就是实施一种属于独裁主义的封闭行为(尽管是暂时的)。”[19]在哈维看来,一个完成建构的空间总是有着明确的规则系统,“进入那个空间就是进入了被人承认、尊重和遵守(自愿地或者通过某种强制)的规则空间。”[20]尽管随着时间的延展,建成的空间是传统、制度惯性等诸如此类东西的硬性积累而成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对此笔者认为,哈维虽然看到了各阶级对特定空间的依赖性和由此产生的习惯性,但这只是因为“在中央政府的分权计划中,地方和区域社群没有真正的自治,他们也没有真正的管理能力。”[21]而一旦社区真正能够自治并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也就是那种“否定者的力量”,他们就会有着颠覆支配性的空间力量。所以,应该说列斐伏尔关于空间革命的观点和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发展的观点是一致的或一脉相承的,因为市民社会只有足够强大,才有可能战胜封建阶级的统治。

还需指出的是,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在结构层面上具有多种属性、多重意义和价值,以及多样的呈现方式。就空间的基本属性而言,自然空间是社会空间存在的前提,社会空间是人类生产实践的工具和载体,精神空间则是政治活动、文化生活等最常用的空间。就空间的意义和价值而言,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列举的空间,就包括了自然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休闲空间、文学空间、艺术空间、音乐空间、生活空间、男性空间、女性空间、精神空间等等。他这样解释空间呈现的多重价值:“我们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的多元空间,其中每一个都规定者或者包含着下一个:几何的,经济的,人类学的,社会的,生态的,政治的,商业的,国家的,大陆的,全球的。”[13]正是因为不同意义和不同价值的空间相互叠加相互嵌套,使得空间呈现方式也极为多样化。这里,列斐伏尔虽然并没有否认空间的物理功能,但却明确指出它不仅是一种容器,而且还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可以被视为某种特定的生产模式,不断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也可以说,列斐伏尔开始更多的把资本主义发展与其空间化的进程联系起来思考问题。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威展览”)于2017年6月开始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并于2018年5月22日再次更新招股书。招股书信息显示,振威展览此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4903万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2.2亿元,用于创新展会运营中心建设、网络会展系统、信息化升级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与马克思着眼于商品生产要素及社会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的参与来剖析资本主义剥削有所不同,列斐伏尔聚焦的是资本与劳动在生产、分配环节中作用和冲突,他的空间转向首先把目光投向消费需求在城市形成和确立过程中的作用,然后突破时间维度把空间看成是社会进行持续生产累积的产物。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一种客观的方式解释了可观察到的社会模式,揭示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本质,那么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则结合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揭示了空间生产作为新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方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还没有把空间作为生产关系的载体,列斐伏尔对相关问题研究的空间转向,实际上就为我们揭示了空间生产与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

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的认识,当然还包括把社会空间看成是“一系列有序加工过程的产物”,对于这种产物他还说:“社会空间本身是过去行为的产物,它允许新行为出现,与此同时,它也会倡导一些行为,并禁止另一些行为。”[16]按照他的理解,空间既是手段和对象,也是产物。作为手段和对象,空间的生产不是指在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或者说,空间自身直接和生产相关,空间成为生产的对象。所以“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17],只不过空间和工厂里的机器不属于同一层次。而作为产物,空间也被消费,是以一种碎片化的、差异化的、虚幻的形式被消费,如同我们消费的旅游空间、休闲空间等。总而言之,空间不仅生产物质财富,同时也生产自身、空间组织及社会关系;空间通过再生产,如家庭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得以建立各种社会秩序,因而空间的生产也生产了社会秩序,生产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共存状态,这种状态也通过生产、消费、分配等社会活动,让社会按照一定秩序运转,从而引导各种社会实践。

(三)列斐伏尔对空间革命的认识

基于以上对空间和空间生产的认识,列斐伏尔确认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空间化是国家和资本共同主导下进行的,这也意味着在特定的社会空间里,任何斗争实际上都无法摆脱政治权力和资本的控制以及施加的强大影响,因此,一场空间革命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鉴于人们已越来越多地在日常生活(消费及其分配)领域而不是在工作场所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对其城市极速扩张的都市化批判中,列斐伏尔认为这场空间革命也必须更多地着眼于这些新的空间领域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认为这场革命既要关注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更要关注日常生活空间、文化空间和其他社会空间。

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的认识是基于现实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人们越来越多的在日常生活(消费及其分配)领域而不是在工作场所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也越来越多的体现在对其城市极速扩张的都市化批判中。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中,“生产”的概念并不是经济学中一般物品或商品的生产,空间的生产也不是单纯对自然空间的改造,它具有政治性的一面,按照包亚明的解读:“空间的生产表现为它对相关行为强加上某种时空秩序,具有束缚主体的功能。”[14]这种生产“还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极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15]他认为,社会秩序的空间化使得社会关系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并在其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从而使它们本身又成为生产者空间。他还认为,空间生产形成的“空间爆炸”(the explosion of spaces)体现在城市、区域和国际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空间爆炸”从宏观上不仅关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和使用,还关乎到区域、城市的空间架构甚至是国家的架构,以及此区域和彼区域的合作与竞争,国家跟国家在合作与竞争中的未来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路径选择,可以说“空间爆炸”既是经济行动,也是政治行动和文化行动。这里,列斐伏尔实际上揭示了在国家主导的空间生产中“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在列斐伏尔的分析中,“空间爆炸”不管城市化、区域化还是全球化的层面,都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体现。

与人们传统观念中对空间的认识有所不同,列斐伏尔所理解的空间颠覆了“空间”词源上的内涵,这种空间既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地理学上或建筑学上的空间,也完全超越了康德主义将空间视为先验认知模式的局限,不是启蒙运动时期一般观念所认为的那种需要填充的容器,更不是“被掏空了所有的内容(感性的、物质的、真实、实践的)”“一种绝对理念”[9]。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活动的场所,也是活动的对象与活动的结果,正因如此,空间定位约束了我们的活动、认知和相互关系。与此同时,我们的活动也改变着空间,塑造出特定空间的社会关系。换言之,我们通过空间实现我们的目的,表达我们的需求并进行自我再生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10]他还这样理解空间的社会属性:“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1]这样一种理解实际上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空间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且通过空间架构维持和巩固现有的分工和制度,当然,也孕育反抗现有生产关系的力量。列斐伏尔强调,空间既不是“事物的集合”,也不是“一种可以被各种内容填充的包裹那样被填充的虚无”[12],空间是一种存在的社会结构的表达,显著地反映了生产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空间不仅是事件发生的地方,而且还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表明参与这些事件的社会准则,反映了特定社会秩序和社会统治的需要。

列斐伏尔对空间、空间生产和空间革命的认识,是我们理解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转向的三个要点。

三、正确认识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我们首先必须肯定这种空间转向实际上是在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以及空间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扩张等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包括异化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随着资本积累的特征和方式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内在本质要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必须与当代社会空间生产的实践相结合。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正是适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内在本质要求,他的研究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划分,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但又探索了一条理论创新的路径,用一种独到的方式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化的矛盾,并提出了通过空间革命的方式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实现人类的解放。应该说,列斐伏尔从其特有的视角把握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本质,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实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语境的当代化。尽管这种当代化在许多方面还做得不够完美不够理想,一些相关问题的讨论多少还有些瑕疵,使得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在某些问题上还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列斐伏尔这种研究的转向得到学界极大关注也表明,他的这种探索是极有意义的,其价值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理论价值方面。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以异化为批判的核心,以日常生活的批判为空间批判的入口,他把异化、日常生活理解为动态的概念,认为在动态发展中异化和日常生活的本质承载的内容要更多,而空间的包容性又更能呈现事物动态的发展内容和形式,因此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就其理论价值而言,不仅为人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还显著深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矛盾的认识。列斐伏尔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资本逻辑下的空间生产所塑造的等级化空间秩序和等级结构,以及由此造成的空间矛盾和空间异化,从而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资本对空间的控制。他的空间生产理论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的特点,那就是把空间及其空间内部的一切都商品化了,而且还将它们分割成支离破碎的碎片,这也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分散性组织形式和分散性权力,以及资本主义通过与国家权力的合作实现了不同空间的商业化和分割买卖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从而启发人们继续沿着空间生产的思路进一步推进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并更好的把空间批判、政治批判和资本主义批判融为一体,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

其二,实践价值方面。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一方面在为人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视角的同时,也探讨了通过空间革命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实现人类解放的路径。列斐伏尔还把空间革命理解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阶级斗争意义上的革命,也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革命。列斐伏尔的空间革命设想,无疑也开创了空间革命实践的新维度,为人们探索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统治、寻求人类解放以及彻底消灭人的异化现象提供了新的道路。当然,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问题的研究对于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旅游项目开发乃至“一带一路”建设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均质化或同质化实际上就是空间的商品化和空间的异化,城市人居空间则成了无特色、无内涵、风格一致单调无奇的符号和人造景观,这种乏味、无差异、压抑的空间恰恰是人的类性质的整体异化之体现。如果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也忽略对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形式上虽然体现了差异,但实质仍然追求空间商品化所创造的利润,那么我们的城市化实践无疑也将陷入空间均质化或同质化的泥淖;特别是在旅游项目的开发上,过度商业化问题和空间均质化或同质化问题,同样是今后我们在实践中尤其需要注意避免的。

不等她回答,我伸手握住她纤细的手腕,她略微向后闪躲,回答道:“没关系,刚才被他们推倒在地上,着地时我用手往地上一撑,着力点出错,软组织受伤而已。”上次和副院长的争执中她伤到的是同一只手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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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4-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gxun-chxp 20174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 骏,男,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郭雅玲,女,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647(2019)03—0063—07

责任编辑:齐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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