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农牧生态与族群分布格局是不同人群在经济接触、文化选择以及适应自然环境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同时受到海拔高度的显著影响。青藏高原东缘的农牧交错地带是中原王朝治理整个藏区的重要依托。明清以降，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以及族群互动的频繁，青藏高原东缘的垂直农业和农牧混合经济得到发展。地理区位的复合型特点、多元族群及其经济文化的交汇，共同推动了青藏高原东缘地区人地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青藏高原东缘 人地关系 农牧生态 族群分布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处于季风区、内陆干旱区、高寒区的交汇地带，地貌地形、气候类型复杂多样。青藏高原东缘也是考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机制的重要区域。自古以来，中原内地、北方草原、西南山地、西域等地众多族群在此流转迁徙、分化交融。近年来，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生态与族群的关系问题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王明珂的相关研究揭示了历史上中国北方各种游牧政治体与中原王朝间长期的紧密互动，其中有很大篇幅讨论了青藏高原东北角的西羌游牧社会。(1)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7-194页。石硕认为“人地关系”是认识“藏彝走廊”的重要角度，并将“人地关系”视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2)石硕：《关于认识藏彝走廊的三个角度与研究思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冯雪红指出青藏高原是一个生态、文化、社会相互关联的系统，其内部生态环境、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共生关系。(3)冯雪红、安宇：《青藏高原作为一个生态、文化、社会系统——关于藏族的山地民族学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王爱民探讨了历史时期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的时空背景、作用模式和基本特点。(4)王爱民、刘加林、缪磊磊：《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及毗邻地区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及其演进》，《人文地理》2000年第2期。赵珍梳理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甘青等地农牧经济消长引发的生态环境失衡以及社会矛盾。(5)赵珍：《清代至民国甘青宁地区农牧经济消长与生态变迁》，《史学集刊》2005年第1期。事实上，青藏高原东缘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都具有典型性。本文拟以人地关系为视角，对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农牧生态和族群分布的整体面貌进行论述。
一、青藏高原东缘农牧交错地带的生态与族群分布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北界河西走廊以南的甘青交界一带分布着祁连山脉。祁连山脉西起北大河，东至民和，系由祁连山、木雷山、大通山、疏勒山、乌兰达坂山、达肯达坂山、库库诺尔山(青海南山)等一系列西北—东南走向的高山组成。(6)韩宪纲：《西北自然地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6页。乌鞘岭(冷龙山的东南端)为祁连山的东部支脉，介于古浪与永登之间，是黄土高原西部陇坂区与沙漠区之分界。祁连山脉内分布着湟水河谷盆地、贵德—循化黄河河谷盆地、共和盆地等一系列盆地。(7)张镱锂、李炳元、郑度：《论青藏高原范围与面积》，《地理研究》2002年第1期。大通河谷位于大雪山与达坂山之间，是一条狭长的河谷地带。(8)韩宪纲：《西北自然地理》，第104页。自民和以西，即入湟水河谷，南有拉脊山(祁连山系的南部边缘)与黄河分界，北有达坂山、哈拉山等和大通河相隔，中间形成河谷地带。湟水全长约250公里，老鸦峡、大峡、小峡、扎马隆峡将湟水河谷截为数段，形成西宁、乐都、民和等地的山间盆地。(9)韩宪纲：《西北自然地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7页。黄河上游、湟水、大通河谷地总称河湟谷地，在行政区划上主要包含西宁、海东及黄南州的同仁、尖扎、海北州的门源、海南州的贵德等地。(10)史克明：《青海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8、14页。由于地貌条件不同，河湟地区存在川水、浅山、脑山等不同的耕作类型。黄河、湟水、大通河干流及其一级支流的河漫滩以及低级阶地支沟口冲积扇地区主要为川水，即海拔在2500米以下的河谷灌溉耕作类型，主要种植春小麦、瓜果、蔬菜等。河谷两岸的干旱、半干旱黄土丘陵、黄土梁昴地带，水土流失严重，为半干旱丘陵及低山耕作的浅山，海拔一般在2800米以下，以种植玉米、油菜、马铃薯、青稞等为主。基岩山地的山坡及山前冲击锥系高寒阴湿山地耕作类型的脑山，海拔在2800～3200米左右，以种植青稞、燕麦等为主。(11)史克明：《青海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8、14页。
河湟地区是典型的多民族杂居之地。汉族主要分布在西宁、乐都、大通、民和、互助、湟源、贵德、门源、化隆、同仁、循化、共和等地，大都以务农、经商为主业。近代以后，恰卜恰、郭密、大河坝、结古、都兰等地亦有汉族移居。回族的分布格局与汉族大体一致。据1957年12月的统计，青海全省共有2 046 405人，回族为303 223人，占总人口的14.8%，其中居住在农区的回族有286 328人，而居于牧区的回族仅有14 895人。(12)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青海回族调查资料汇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64年，第1-2页。土族主要聚居于互助、乐都、大通、民和、西宁等地，湟中、湟源、循化、同仁亦有少量分布。民国时期土族人口约为22 473人，其中不包括西宁的200户，循化的400户。(13)周振鹤：《青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59页。撒拉族集中分布在黄河上游的循化县。循化撒拉族大多居于城外的黄河沿岸和山麓，分为“八工”。此外，循化撒拉族“尚有临县城西郊之草滩坝、瓦匠庄、托坝及线噶拉回村，俗称临城四庄，间有汉、回杂居其中”(14)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下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44-1445页。。还有一部分撒拉族散居于化隆县境内黄河北岸的“外五工”，即甘都工、卡日岗工、上水地工、黑城子工、十五会工，“其中除上水地、黑城子两工，系聚族而居者外，他如十五会、甘都、卡日岗，均与汉、番杂居，其聚落亦散漫分离，不似八工之整齐一致”(15)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下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44-1445页。。综合各方估计，民国时期撒拉族的人口约为30 000～50 000人。清道光以前，同仁县隆务河两岸的保安(妥加)、下庄和尕撒尔地区尚有保安族聚居。咸丰同治年间，保安族因诸多原因被迫陆续迁徙，后在今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大河家和刘集一带定居下来。
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南部处于昆仑山东延部分的西倾山和秦岭西延部分的迭山一线。青藏高原与秦岭山地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西倾山山顶面海拔在4000米以上，秦岭西段部分山顶面超过4000 米，向东降至3000 米左右。青藏高原在西秦岭段的边界大致在文县—武都—岷县—康乐一线以西，向北，其边界在达里加山和雷积山东侧。(16)张镱锂、李炳元、郑度：《论青藏高原范围与面积》，《地理研究》2002年第1期。大夏河源于拉卜楞西南40公里的西倾山北麓，大夏河流域的农业主要分布在拉卜楞至土门关峡谷一带，其次是哈家(喀加)河流域。哈家河源出黑错(合作)附近，北至拉卜楞以东之沙沟附近汇入大夏河，长约50公里。洮河发源于西倾山东麓，流经甘南境内约250公里，其中约100公里的洮河两岸有农田分布，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洮河上游则以草地为主。(17)王匡：《甘肃西南边区之农业》，《西北经济通讯》1942年第1卷第7-8期合刊，第493、495页。洮河、大夏河中上游地区的农作物以青稞、蚕豆、豌豆、马铃薯等为大宗，其余燕麦、小麦、荞麦、高粱、玉米、大麦等亦有零星种植。(18)王匡：《甘肃西南边区之农业》，《西北经济通讯》1942年第1卷第7-8期合刊，第493、495页。民国时期夏河县人口约34 000人，其中汉族占人口总数的1.4%，回族占3.6%，其余主要为藏族。(19)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甘肃省图书馆印，1984年，第514-515、64-65、66-67页。拉卜楞寺东南方向的黑错(合作)地方以汉、回民众居多。(20)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甘肃省图书馆印，1984年，第514-515、64-65、66-67页。岷县、临潭等地属于农牧兼营地区，居民主要为汉族、回族。据光绪五年(1879)的统计，临潭县有汉民3541户，20 430口，回民1250户，10 116口，合计30 546口。(21)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甘肃省图书馆印，1984年，第514-515、64-65、66-67页。
有以下情况中的一种则不能够担任评标委员会中的成员：和投标人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关系；和投标人有着近亲属关系；是行政监督部门或者是项目主管部门中的一员；曾经因为在招评标活动中从事过违法行为被刑事或者是行政处罚过的。
1994年进行的税制改革有效解决了当时税制中的问题，对于推动制造业的市场化专业分工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呈现出精细化的发展方向，以第三产业中的物流行业为例，就是由运输、保险、仓储等多种业务组成的，这也就需要多个不同的行业通力合作。
甘肃中部与南部在地形上分属二区，岷县(海拔2241米)以西，山岭平缓，黄土掩覆，称为陇坂区；甘肃南部地形分割，山势嵯峨，间有黄土堆积，亦不足以缓和地形之崎岖，称为陇蜀山地。陇蜀山地与陇坂高原的分界约在通北口(两河口以北官亭附近，海拔1700米)。至宕昌以北，黄土堆积愈厚，梯田纵横，已进入真正的陇坂区域。口头坝(碧口以北60公里)以北白龙江两岸渐见黄土散布，如武都城附近，因黄土掩覆较广，地形呈现陇坂景象。白龙江发源于郎木寺地区，经迭部以达两河口，此段区域可称为白龙江上游。白龙江最大的支流白水江源出岷山南麓，上游在四川松潘境内，至文县入甘肃境，东南流至碧口西20公里的玉垒关，与白龙江汇合。自两河口至玉垒关间，白龙江迂回曲折，两岸山势陡峭，水流湍急，可称为白龙江中游。玉垒关以下，自碧口经白水街至昭化，为白龙江下游。(22)李旭旦：《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地理学报》1941年第8卷。白龙江流域是我国地理南北之重要分野。武都(海拔1087米)为白龙江流域最富饶之谷地，亦为陇南稻田的最北界线。宕昌(海拔1800米)为陇蜀山地之北限，宕昌以北，原野平旷，农牧兼营，为高原景象，以青稞、大麦、荞麦、燕麦等耐寒作物为主，玉米、高粱等作物已难以生长。宕昌以南，山高谷深，农重于牧。白龙江中上游地区较大的聚落均位于河谷两侧，聚落大小与所在耕地面积之大小成正比，冲积扇与阶地面积有限，多为小村落。白龙江为农耕汉族之西界，白龙江以西山地多为藏族居住，且以游牧为主。(23)李旭旦：《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地理学报》1941年第8卷。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地处横断山脉核心区，大致介于北纬27°～32°，东经99°～102°之间，地面植被主要为半湿润草甸与针叶林；在地貌上，高山与河谷之间相对高差大，垂直地带性显著，河谷深切，地面破碎，山地多为南北走向，形成了高山与深谷相间的典型平行岭谷地貌。(24)赵松乔等：《川滇农牧交错地区农牧业地理调查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页。从玉龙山南侧，经锦屏山、大雪山、夹金山、邛崃山、茶坪山至岷山一线构成了横断山脉的东界。(25)张镱锂、李炳元、郑度：《论青藏高原范围与面积》，《地理研究》2002年第1期。川西北藏羌地区位于横断山区的东北端。邛崃山脉的北段将川西北边地分为东、西两部，西部为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地区，东部为岷江上游的松潘、理县、汶川、茂县等地。鹧鸪山是杂谷脑河和梭磨河的分水岭，海拔超过4000米。以此山为界，亦可将川西北地区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以农业为主，北部主要是畜牧区。(26)王钧衡：《四川西北区之地理与人文》，《边政公论》1945年第4卷第9-12期合刊。岷山和邛崃山系将岷江上游地区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峡谷区，海拔在1500～3000米左右的谷底小坝上可以进行小范围的农业经营。(27)王化南：《四川的西北角——松潘》，《中农月刊》1945年第7期。川西北边地的汉、回民族多沿河谷谷底呈线状分布，羌民大都居住在孟屯沟和蒲溪沟以东地区海拔1500～2500米的山区和山间平地，以种植业为主，牧业为辅。嘉绒藏族主要分布于孟屯沟与蒲溪沟之西、鹧鸪山以东区域，杂谷脑为嘉绒藏族地区的商业中心，居民以半农半牧为主。以牧业为主的藏民则主要居于鹧鸪山以北四土之地以及松潘西部的草原地带。(28)刘恩兰：《松理茂汶的介绍》，《边疆服务》1943年第2期。据统计，1932年川西北松潘、理番、茂县、懋功、抚边、绥靖、崇化、汶川地区的汉族、回族共为92 828丁口，藏族、羌族为149 805丁口。(29)傅双无：《四川边区各民族之人口数字》，成都：书生书店，1941年，第6页。
为激发各成员高校的参与意识，提高其在联盟发展中的贡献率，联盟每年设置一个轮值主席单位，一般由成员高校轮流担任，负责根据联盟工作计划，组织年度联盟成员大会，组织、实施、协调联盟各项活动，争取各类外部资源支持联盟活动，汇报联盟年度工作进展。轮值主席由轮值主席单位的一位校领导担任，若一方轮值主席单位轮空，由该方常设主席单位兼任，联盟的首届轮值主席单位由常设主席单位担任。
总体而言，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在经济生产上可划分为牧业为主、半农半牧以及农业为主等三个专门化地带。一般来说，畜牧业收入占农牧总收入70%以上的为牧业地区，比重占30%～70%的属半农半牧地区，在农业地区，畜牧业收入一般占农牧总收入的5%～25%。(36)赵松乔等：《川滇农牧交错地区农牧业地理调查资料》，第31、65-66页。游牧区域与农业为主或半农半牧地带之间的界线，通常称为“农牧界线”。(37)赵松乔等：《川滇农牧交错地区农牧业地理调查资料》，第31、65-66页。青藏高原东缘农业和牧业的相互接触是形成半农半牧或农牧交错地带的重要原因。农牧交错地带以藏族聚居为主，兼有汉、回、蒙古、羌、彝、纳西等多民族杂居，主要为海拔2500～2800米至4000～4200米的地区(2500～2800米以下以农业为主，4000～4200米以上则以牧业为主)。该地带是农区和牧区联系的纽带，拥有丰富的农牧业资源。(38)赵松乔等：《川滇农牧交错地区农牧业地理调查资料》，第31、65-66页。
四川藏区的草原地带主要位于北纬32°以北的邓柯、石渠、色达、阿坝、若尔盖等牧业县。该地带海拔绝大部分在4000米以上，高原面较为完整，相对高度较小，垂直分布现象和峡谷地形并不显著，耕地限于海拔4000米以下的谷地和山间盆地。(51)赵松乔等：《川滇农牧交错地区农牧业地理调查资料》，第4，35页。
北纬27°～29°之间的滇西北部分地区属于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东南段，其范围大致处于玉龙山以西地区，有一系列南北向的断裂构造控制了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及其相间的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和云岭等一系列南北延伸的山川。青藏高原在此段的界线为自泸水—丽江一线以北的高黎贡山、怒山和玉龙山至维西北面。(34)张镱锂、李炳元、郑度：《论青藏高原范围与面积》，《地理研究》2002年第1期。此区自北往南，地势逐渐降低，至北纬28°，海拔降至2000米左右，已进入亚热带，河谷低地宜于稻作。横断山脉东南段居民在丽江、中甸一带主要为纳西族、藏族，怒江、澜沧江流域主要为傈僳族、怒族。(35)凌纯声：《中国边疆文化(下)》，《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11-12期合刊，第56页。
二、青藏高原东缘的主要牧区及牧民生计方式
青海的牧区大多分布在海拔3000～4500米之间。环青海湖地区大致包括青海省海北州的祁连县、刚察县、海晏县；海南州的共和县、同德县、兴海县、贵南县；海西的天峻县，土地面积占青海省的18.5%。(39)史克明：《青海省经济地理》，第182页。青海湖盆四周山岭环峙，东界日月山，南为青海南山，平均高度约3800米，海西之札哈蚩岭为青海湿生草地与西部柴达木干燥草原之界限，该山岭海拔约4100米。海北以大通山脉为限，山脉平均高度在4000米左右。环青海湖地势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40)周廷儒：《环青海湖区之山牧季移》，《地理》1942年第2卷第3-4期合刊。日月山为河湟地区与环青海湖地区之分水岭，日月山以东为青海汉、回等民族之农业区域，以西为蒙、藏民族的畜牧区，海北为青海湖区最大的牧场，海东、海西、海南三地的面积没有海北之宽广。(41)李承三：《西北地理环境与我民族》，《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6-8期合刊，第22页。在黄河河曲之西、倒淌河南、阿尼玛卿山以北原为蒙古族之绰罗斯南右翼头旗、辉特南旗、和硕特南右翼末旗、土尔扈特南中旗及南后旗等部落的游牧地。清嘉庆、道光年间，贵德、循化边外之“南番”部落逾黄河而北，蒙古族六旗遂移牧于西宁沿边，后虽经长龄、那彦成等先后将“南番”逐回原牧，“而蒙旗畏怯不敢回，南番遂过河驻牧，其环于青海湖滨一带者，遂成熟番，称环海八大族”(42)李式金：《青海湖区之初步探讨》，《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11-12期合刊，第48页。。
用构造法解题,关键是构造,它无一定之规,表现出思维的试探性、不规则性和创造性[2]．本题还可通过构造函数y=lnx与y=ax-1或构造函数与y=a来解决．
晋唐时期是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匈奴、鲜卑、吐谷浑、突厥、回纥等北方胡系民族陆续进入本区。吐蕃王朝东扩，吞并青藏高原东缘的诸多部落。唐王朝竭力维持着华夏边缘的资源界线，这一时期的农业界线向西延伸到了陇山以西，并设置了诸多州县。同时，随着唐蕃之间在河西陇右与剑南西山地区的长期角逐，青藏高原东缘地区逐渐形成了一条“农牧界线”，即自祁连山到日月山经洮河、白龙江上游直到剑南西山之南的游牧地区与半农半牧地区的界线，其中唐代的陇右道、剑南道的西部为半农半牧地区。(60)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宋元时期青藏高原东缘的农牧结构和民族分布格局发生进一步变化。13世纪蒙元帝国兴起后，将整个青藏高原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并在青藏高原东缘设置了朵思麻宣慰司和朵甘思宣慰司，一些蒙古人进入该区。同时，随着元朝西征，带回了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等地的穆斯林，其中一部分穆斯林和蒙古军一起被安置在“陇西走廊”地区。这批人通过通婚等途径，逐渐融合当地蒙古族、藏族、汉族等民族的成分，最终大约在明朝时形成了回、东乡、保安等民族。“陇西走廊”地区出现了藏传佛教、汉族民间信仰、伊斯兰教等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明代以前，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人口数量长期低于土地承载力，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比较宽松。明朝统治者对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徼外、徼内两地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在徼内之地，设立实土卫所，并实行积极的移民实边政策，划定“纳马番族”，与之进行茶马贸易。同时，为了达到“以茶驭番”“联番制虏”的目的，明朝实行茶叶禁榷制度，制定严苛之律令，禁止徼内之商人、平民、军吏等私自进入徼外之地。而对于徼外之藏族部落，顺则抚之，逆则拒之。对于“远番”则施以“怀柔远人”之策略，令其称臣纳贡。清朝在青藏高原东缘地区主要实行“分土降袭”的土司制度。分土降袭后，“官既无流土之分，职亦无正贰之别。经历、吏目、主簿、典史等佐贰流缺，一律变为正印土职。至于夷汉参用之一原则则根本取消，且力使夷汉隔绝，如对土官延幕，有严格之规定，即可为一明证”(61)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下)》，《边政公论》1944年第2卷第3期，第4页。。基于降低统治成本以及维持“中心”与“边陲”阶序格局的考虑，清政府在青藏高原东缘划定族际与资源界线，实行“蒙番隔绝”政策，严防内地民众“越界”与蒙、藏民族私自交往。然而，在经济利益和生计等因素的驱动下，“华夷界限”被边民和内地民众持续不断地突破。
康区具有典型的横断山脉地理特征，农作物生长受到海拔高度的严格限制。朱炳海认为，“交通不便之区，人口分布全依农产而决定。盖人生所需衣、食、住中，惟‘食’一项受地理的控制最严且最显。如西康交通未启之地，其理尤著。故谈村落分布，当自述植物之分布始”(30)朱炳海：《西康山地村落之分布》，《地理学报》1939年第6卷。。一般而言，海拔4000米以上为高山牧场，此种牧场在康区分布较广。在阳春融雪时节，高山牧场青草遍野，藏民驱赶大批牦牛、马匹及羊群上山游牧，康区牧民所架设的牦牛帐篷被称为“牛厂”，入秋雪飞后，则下山定居于石屋内。海拔在3400～4000米为茂密之森林，定居人群甚少，有小范围青稞及圆根之栽培。至3400米以下能种植玉米、小麦、大麦、燕麦、荞麦及其他作物。3000米以下有大豆、豌豆之种植。(31)严钦尚：《西康居住地理》，《地理学报》1939年第6卷。康区村落大多位于海拔3000米以下地区，除了重要的城镇、村寨外，康区民居极为分散，且多分布于零星之耕地旁。(32)严钦尚：《西康居住地理》，《地理学报》1939年第6卷。康区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据。据任乃强于20世纪30年代的估计，康定、泸定、丹巴、九龙、雅江、理塘、巴塘、稻城、乡城、得荣、炉霍、道孚、甘孜、瞻对、德格、石渠、邓柯、白玉等金沙江以东康区18县中，共有汉族113 980人，其中常住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50%左右，藏族约371 200人，彝族约2000人，藏族人口中，农民约占40%，牧民约占30%，僧侣约占20%。(33)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亚洲民族考古丛刊》第4辑，台北：南天书局，1982年，第18页。而据西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调查，民国时期金沙江以东的康区19县(包括义敦县)人口总数为640 376人。
青海南部高原是青海省的主要牧区，大体包括今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的泽库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西州的唐古拉乡等地。该区域海拔大多在3500～4300米之间，高寒缺氧，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步下降，西北部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东南部海拔在3500～4000米之间。青南高原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海拔3800米以下的河谷地区。(46)史克明：《青海省经济地理》，第187-189页。西北—东南走向的巴颜喀拉山脉为青南高原中部的高山，将黄河、长江的上游分开。在巴颜喀拉山以南的河谷低地宜于农业，居民主要为玉树二十五族，生计方式除了游牧外兼营种植。(47)凌纯声：《中国边疆文化(下)》，《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11-12期合刊，第57页。
甘南地区的牧场主要位于夏河、临潭、岷县以西的大夏河、洮河上游以及黄河河曲地方。该区谷宽坡缓，杂草如茵，海拔约在3000～4000米之间。(48)李式金：《拉卜楞之地文志略》，《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4期，第33页。由于地高气寒，生长季甚短，平均不足150天，民众大多以畜牧、采樵为主业，农作居于次要，兼以地广人稀，耕作甚为粗放，作物以青稞为主，(49)陈正祥：《甘肃之地理环境与农业区域》，《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6-8期合刊，第38页。且多限于3200米以下之地种植。(50)任美锷：《川北甘南之地理景象》，《史地杂志》1942年第2卷第1期，第9-10页。
本文分别对4个矩形空心墩进行了拟静力试验，试件编号分别为 201、603、704、706，其截面相同，几何尺寸见图1；混凝土采用C40，纵筋及箍筋均为Ⅱ级钢筋见图2；各试件的参数见表1[5]。试件分为两个组，分别研究分析不同剪跨比和配箍率的影响。
游牧在人类经济生态历史中，比起原始农业来说是一种较晚、较进步的生产方式。“欧亚草原地带以马、牛、羊为主要牧畜的游牧，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此之前，欧亚草原经历了全新世的渔猎采集经济、畜牧农耕经济、青铜时代较进步的农牧经济，最后才走上铁器时代的游牧经济。”(55)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67-68、93-74、90-93、163-165、166-167页。从公元前3000年至前1700年之间的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文化以及齐家文化时期，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河湟先民基本“以农业为其生计主轴”(56)陈恩凤：《藏族农民与边政》，《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2期，第24页。。齐家文化衰落后，在青海河湟和甘肃甘南分别兴起了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延续了至少一千六百年(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之初)”，从该文化的遗存来看，“在齐家文化之后青海东部地区先民已逐渐进入某种形式的游牧生活之中了。农业与狩猎是此种游牧经济辅助性生计手段”。辛店文化的先民也“蓄养较多的草食动物”。(57)陈恩凤：《藏族农民与边政》，《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2期，第24页。
虽然牧区的牲畜所产足以供给藏族牧民生活所需的大部，但粮食、茶叶、布匹、瓷器等不能自给，必须仰赖外界输入，因此，以农耕为主的汉、回等民众与游牧民之间的交流是青藏高原东缘族群互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同时，藏族农民在沟通农、牧两大经济形态中亦占据重要地位。藏农一般农牧兼营，这使得他们在农耕定居文化向游牧地区传导的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藏农“对于文化、政治，具有创造前进据点的功能”。“言语、生活习惯等系同出一源，终易接近。所以藏族农民实居汉、回和游牧藏族的中间地位，惟有他们最宜和最能担负沟通双方文化的责任”。(54)陈恩凤：《藏族农民与边政》，《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2期，第24页。
三、青藏高原东缘的族群互动与农牧生态演进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牧民的放牧方式基本上属于高山移牧类型。牧民于农历十月至次年三月在谷地避风处定居，牲畜即在帐房附近放牧。二、三月间青草萌发后，牧场稍微向高处上移，但不移动帐房，四月以后，帐房与牲畜逐步上移，六、七月间到达山坡，此时距冬季牧场最远，一般为数十公里，也可达一百公里左右。八月间天气变冷，牧场跟着逐步下移，直到十月间返回冬场。一般夏季草短，需要移动的次数较多，帐房移动约三次，秋季草长，帐房移动两次即可满足需要。(52)任美锷：《川北甘南之地理景象》，《史地杂志》1942年第2卷第1期，第9-10页。在环青海湖牧区，“藏族之迁徙，乃为一种垂直之移动，此种民族，惟有在冷湿之山地，其生命力始觉充溢，而其视湿热之低谷，为畏途也”。此“山牧季移者，乃系牲群每年迁徙于牧区高下二地之间，划分场所，俾确定各种不同利用形式之谓也”。发生“山牧季移”之基本动力为：“由于一地气候与植物有显著之差异，而此种差异，每从高峻之山岭所引起，人类与其牲群，为欲适应生活法则，于此种气候及植物发生差异之区域内，必须按季节沿山谷而起上下之移动。”(53)周廷儒：《环青海湖区之山牧季移》，《地理》1942年第2卷第3-4期合刊。
自汉代以后，青藏高原东缘与华夏帝国的互动增多。经过汉帝国长期屯垦和移民实边，河湟地区逐渐形成了半农半牧的土地利用格局，灌溉农业得到初步发展。汉朝军队在汉羌战争中掳获羌人畜牲的种类主要是马、牛、羊而无牦牛。“牦牛在当今青藏高原游牧中有关键性地位”，但“汉代河湟地区可能没有大量、普遍的牦牛畜养”。(58)陈恩凤：《藏族农民与边政》，《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2期，第24页。“更重要的是，牦牛不宜被牧养在低于海拔3000米的地区”，而汉代河湟羌人大多在海拔2000～2300米的山谷进行生计活动。因此，“汉代河湟羌人似乎并没有如近现代藏族那样的河谷农业、高原牧业二分的经济生态”。直到《魏书》及更晚的史籍中，河湟地区才有牦牛蓄养的记载。(59)陈恩凤：《藏族农民与边政》，《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2期，第24页。
青海湖以西的柴达木盆地在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海西州的格尔木市和乌兰、都兰两县以及大柴旦、冷湖、茫崖三镇，(43)史克明：《青海省经济地理》，第171页。主要为蒙古族的游牧之地，其草场类型属高原荒漠类。柴达木盆地群山环绕，东西长约840公里，南北宽约200公里，东起都兰，西迄新疆，北为阿尔金山、祁连山系，南达昆仑山脉，平均海拔2700米。自都兰以西直至新疆塔里木盆地之西缘，除湖畔山边偶有膏腴之地宜耕牧者外，其余皆为荒漠。(44)严德一：《柴达木屯垦问题》，《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6-8期合刊，第25-29页。据民国时期调查，柴达木盆地东部与南部一带可垦之地约50 000余顷，但由于当地蒙古族不谙农事，且土地所有权为蒙古王公掌握，长期以来保持游牧习俗，鲜有农耕民族进入该地进行垦殖。(45)严德一：《柴达木屯垦问题》，《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6-8期合刊，第25-29页。近代以来，河州、循化等地的农民陆续进入盆地东缘的都兰、察汗乌苏、香日德等地开垦。
随着农耕与游牧之间的频繁互动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明清至近代时期，青藏高原东缘的半农半牧地区扩大，农牧界线整体上向西推移。在这一时期，湟水流域的门源、大通、湟源、湟中、乐都、民和等地成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黄河上游的贵德、尖扎、化隆、循化、同仁，以及大夏河、洮河、白龙江上游的夏河、黑错、临潭、卓尼、迭部、西固等地成了重要的农牧兼营地区。由于受海拔和地形的影响，横断山区的半农半牧地带多作块状或带状分布。(62)赵松乔等：《川滇农牧交错地区农牧业地理调查资料》，第65页。松潘黄胜关内与关外之三阿坝均成为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清代以来，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经过乾隆年间的改土为屯，转变为农业区。甘孜州西南部川藏官道沿线的巴塘、理塘、雅江及其以南的乡城、稻城、得荣等地在清代尤其是清末改土归流后，成了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滇西北的迪庆州由于明代纳西族的北扩以及清代以来汉、回等民族的迁入，亦逐渐向以农为主的经济形态转变。同时，青藏高原东缘的土地利用类型和人地关系地域结构也趋于多样化。从海拔1500米的河谷地带到3000米以上的高原牧场，河谷平坝农业、山间旱作农业、高寒山地农牧业以及高原游牧业的垂直型立体农业和农牧混合型经济得到发展。在人口与耕地循环增长的冲击下，土地承载力的限制作用日益增强。(63)王爱民等：《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及毗邻地区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及其演进》，《人文地理》2000年第2期。同时，人们的生计手段更加丰富，不同族群或同一族群内部不同群体间的资源竞争趋于激烈。
四、结语
青藏高原东缘主要是由“藏彝走廊”和“陇西走廊”所构成的极富特色的区域。自古以来，诸多民族南来北往、东进西出，形塑着青藏高原东缘的“走廊”地带。从商周直至春秋时期，“陇西走廊”为氐羌戎所居之地。秦汉时期，“陇西走廊”的部分外围地区进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陇西走廊”分别被几个民族割据政权及西部的羌人部落所占据。“藏彝走廊”在民族渊源、历史进程等方面与“陇西走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生活在藏彝走廊中的各民族或民族系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走廊的周边地区迁入的。”(64)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春秋战国至秦汉、魏晋时期，“陇西走廊”地区的氐羌人群大量南下至“藏彝走廊”地区。公元7-9世纪，吐蕃崛起后向青藏高原东缘扩张，造成该地区的非吐蕃族群逐渐“蕃化”。公元11世纪以后，藏传佛教逐渐在藏东地区得到传播。18世纪以后，由于内地人口增长，进入青藏高原东缘的移民数量显著增多。内地移民通过租佃、购买、入赘等途径获得地权，得以在藏区安家立业，逐渐打破了土司地区的封闭社会结构，促进了青藏高原东缘土司制度的瓦解和多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
根据构架及轮对垂向受力可列出静力学平衡方程，结合4个轴箱变形协调条件可求得转向架4个轮轮重大小FWi(i=1,2,3,4)，如式(2)所示。
青藏高原东缘犹如一个巨大的扇形面，西面是海拔高且较为完整的高原面，其开口向东逐渐降低。因此，青藏高原东缘的农业比重亦自东面河谷地带向西部隆起的高原面方向递减。青藏高原东缘的农牧交错地带是中原王朝治理整个藏区的重要依托，王朝经略对青藏高原东缘的民族流动、族群性和族际关系的建构起着重要的影响。
随着青藏高原东缘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族群互动的频繁，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逐渐走出了农牧更替的周期性摆动，垂直型立体农业和农牧混合型经济得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高海拔无疑是制约外来移民进入青藏高原的重要因素，同时，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和非常有限的耕地亦无法承载过量的人口。因此，汉、回等民族的流入是有限度的，其主要集中于毗邻内地的藏区东缘之河谷、平坝及交通要道的沿线地区。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资源，自然、人文的垂直分异，高度分层显著，叠加在垂直自然带基础上的不同族群及其活动构成了绚丽多彩的人地关系地域现象。青藏高原东缘的人地关系模式体现了人类在高原山地的生存智慧。生态结构制约着族群分布，生态差异是不同族群接触交流的动力，从人地关系和生态关系的视角入手，能够揭示出青藏高原东缘民族关系的不同侧面。事实上，将“生态”作为主线，结合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进行青藏高原社会变迁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学术前景。总之，青藏高原东缘的农牧生态与族群分布格局是不同人群在经济接触、文化选择以及适应自然环境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同时受到海拔高度的显著影响。地理区位的复合型特点、多元族群及其经济文化的交汇，共同推动了青藏高原东缘地区人地关系的发展。
旅游活动本身是一项整合了诸多资源的活动，因此企业在进行旅游经济管理时，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开发认知，而需要通过整合时代资源、融入信息技术等方法，让整个旅游经济管理活动更加智能、科学。实际上，这一管理机制是一种复合型机制，其对于管理者和消费者都提出了诸多要求。在引导消费者树立生态旅游的消费理念的同时，也要提高其生态环保意识，坚决维护环境。管理者和参与经营者需要树立系统化的旅游经济开发管理意识，在整合资源的前提下，坚持将最佳效益与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通过构建生态保护的系统模式，从而实现旅游经济管理的最佳效果。
AgricultureandAnimalHusbandryEcologyandEthnicDistributionintheEasternAreaoftheQinghai-TibetPlateaufromthePerspectiveofMan-LandRelationship
WANG Haibing
Abstract：The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ecology an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eastern area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re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economic contact,cultural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The livelihoods and culture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re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altitude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The eastern area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wa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empires in central plains to control the whole Tibetan areas.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frequent ethnic interaction,the vertical agriculture and the mixed economy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have developed.The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the intersection of multi-ethnic groups and their economy and cultures have join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e eastern area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KeyWords：the eastern area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man-land relationship;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ecology;ethnic distribu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时期边缘藏区的移民、开发与族际互动研究”(10CZS030)。
作者简介：王海兵，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银川 750021)。
责任编辑：陈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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