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族群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区。壮族作为该地区历史较为悠久的土著族群之一，自古就存在着较为强烈的族群观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伴随大量流民涌入，壮族与迁入族群矛盾与融合加剧，族群观念逐渐弱化。近代以来壮族的国家观念受到西方列强技术器物入侵、政治制度输入、殖民文化渗透等，由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逐渐转化为民族国家观念。在此过程中，壮族族群观念与国家观念产生了两种互动形态：强族群观念与弱国家观念的冲突形态，弱族群观念与强国家观念的互助形态。
关键词：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族群；壮族；族群观念；国家观念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该地区不仅少数民族人口分布较为密集，而且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壮族作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历史较为悠久的土著族群之一，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较为强烈地族群认同和族群观念，但长期处于封建王朝统治的边缘，因此该地区壮族的国家观念较为模糊。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对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展开野蛮侵略，壮族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开始觉醒、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出现。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族群观念如何演变？国家观念如何产生？族群观念与国家观念如何互动？这其中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本文将着力探讨这些问题。
一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族群观念及其演变
“族群”是建立在拥有相似的“元工具”①[1]30-34及衍生“元工具”认同基础上，且具有相似的“时空特质”②的一个社会群体的统称；与“民族”有较大重叠，但有明显区别。而族群观念是族群内部在思想意识上对本族群的主观评判，在心理上常表现为认同、怀疑或拒斥。[2]34-38族群观念的变化往往是发生在族群内部结构变化和族群外部环境变化之后，并且族群观念的改变往往会诱发新一轮的族群内部结构变化和族群外部环境变化。
壮族是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悠久的土著族群，但近代以来由于躲避战乱和外族群频繁迁入，导致“土来之争”加剧。以客家人迁入为例，“由于大量客家人迁入，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从而导致客家人与土著居民（壮族）之间不断发生冲突。”[3]42在此过程中，壮族族群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族群观念伴随族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发生了极大变化。
（一）近代壮族族群观念变化的三个层面
族群“内外”环境的变化通常是在族群与族群接触时才产生的问题。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族群在大量外族群迁入后所导致的族群观念变化主要呈现在三个不同层面：
其一，“一对一”。当壮族与另一迁入族群（如客家人）接触时两个族群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共存，此时两个族群“异质性”最明显，两族群间族群观念最强。如近代广西“很多地区都发生过土人（指壮族）与来人（指客家人）之间的民间械斗。民间械斗是一种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3]42反映出壮族在“异族”入侵发生冲突时族群观念最强。
注射室是各个医院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医院中人流量相对较大的一个窗口[1]。注射室护士每天需接待不同疾病类型患者,日常护理工作中接触的最多的就是配药及注射时所使用的针头,一旦发生针刺伤则会导致受污染体液、血液通过血源接种到护理人员体内,如破伤风杆菌、乙型肝炎病毒等,均可通过该方式对注射室护士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2]。为有效避免发生针刺伤等意外情况,本研究分析注射室护士发生针刺伤原因,并提出相应防护策略,现作以下报告:
其二，“一对多”。当壮族与多个具有某些“同质性”的族群（如客家人、汉族土人）接触时，具有“同质性”的几个族群之间同时也存在“异质性”，但他们之间的“异质性”在缩小，此时壮族与其他多个族群的“异质性”也在缩小，各族群间族群观念变弱。如壮族与客家之间的“土客械斗”，“也有一些是客家与汉族土人（即更早迁来的汉人）之间的冲突。”[3]43表明壮族与早迁汉族土人已产生了融合且壮族族群观念在弱化。
所谓“冲突”在人类学范畴而言，是指“两种不同的群体相接触时，彼此均为保持各自固有文化的优点而视异文化为危险物，甚至企图征服或消灭它”，[19]221因此，冲突即是竞争。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是最有影响力的一门学说，其核心要义是将“生存竞争”看作是进化的主要因素，而后中国的严复吸收进化论精华译著了《天演论》，并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社会进化规律。这一思想推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竞争进化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族群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变化。
江边久望，白雾茫茫，多年前的那个少年似乎重新回来，这条中国的大江曾经给过她多少慰藉，深深印刻于脑海，永生不灭。
（二）近代壮族族群观念变化的四个阶段
族群观念的变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不同族群的接触，并经历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才形成的。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族群观念变化的过程中，不仅有冲突、有竞争，也有和谐、有统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来审视，近代壮族族群观念的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王震副主席是一位中外闻名、已载入史册的伟人，他却视我——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为朋友。这是我此生最为难得、最为珍贵的际遇。
第二阶段是外族群小规模“入侵”（多指迁入）初期壮族族群观念的波动。此时壮族族群观念呈现“群体认同”。如客家人迁入，“初来时无田无地，……赚了钱才向当地人（指原住民壮族各支系）买田买地。”[4]64一个“买”字即说明壮族的地位及其族群观念是“壮族独大”和“先入为主”的“群体认同”意识。
在采掘工作距离含应力包裹体煤体一定距离时，可假定应力包裹体的半径a，垂直应力P，有效应力系数β，瓦斯的压力P0皆为常数，则最大主应力为r、θ和K的函数。为求得距离应力包裹体不同距离最大主应力的方向，令∂σ′max/∂θ=0，可求得不同采动影响系数K下，半径r处主应力极值所在的角度，见式(8)。
第二阶段是外族群成规模“入侵”后各族群观念的矛盾冲突。此时壮族族群观念呈现“族体认同”。如：“咸丰、同治年间（1854-1867）广东西路发生土客大械斗，之后数以10万计的客家人或被当局遣送或逃到广西，形成清代客家人入桂的第二次高潮。”[5]159客家人迁入与壮族争夺土地等资源，从而导致了壮族与客家人的巨大冲突，甚至引发新的土客之间的大械斗。此案例鲜明地反映出壮族在本族群利益面前的“族体认同”意识。
(1)校本教师线上线下教学管理。本科高校会计学专业的教师根据《中级财务会计》课程的重要性质，根据最新会计准则和变化制定授课内容，并合理安排实践课程进度，录制实践内容的网课，制定学生的网上学习计划，实验室回答学生疑问。并在寒暑假期间，安排学生在企业财务工作环境中实践，与企业财务负责人交流沟通，及时反馈学生表现。
第四阶段是迁入族群与壮族面对殖民侵略趋于认同“多族群命运共同体”。此时壮族族群观念呈现“民族认同”。如在抗击西方外来侵略中壮族与客家人、瑶族等族群精诚协作，展开的英勇斗争。其中，“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壮、汉、瑶等族人民共同发动的。”[6]842此外，在抗法援越抗争中，“刘永福领导的‘黑骑军’和冯子材抗法是最突出的，这其中就有很多壮族和客家子弟。”[3]76-77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壮族与其他族群展开的“大团结”，则充分反映出壮族“保家卫国”的“民族认同”观念的生成。
以上四个阶段，蕴含了伴随壮族族群观念演变过程的最重要的两种互动形态：冲突与互助。正是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观念的冲突与互助中，伴随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催生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国家观念的萌芽与发生。
二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国家观念的产生与发展
“国家”一词出现，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至《尚书》《周易》，而在古代典籍中“国家”一词被运用极为广泛和复杂，因此具有多义性。广义的国家是指天下、邦国、家室之总称，狭义的国家是指诸侯的邦国。[7]7-8而中国古代国家观念虽伴随朝代更迭、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等，但始终没有摆脱“天下”“天下为一家”“天朝上国”等“中国观念”。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逐渐纳入近代国家秩序中，清朝统治者迫于西方压力开始在传统王朝国家基础上构筑近代民族国家，同时国家观念伴随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而被赋予以近代意义。[8]15-19然近代国家观念是主权国家公民在思想意识上对于本国家的主观评判，在心理上常常表现为接纳、怀疑或抵触。那么，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的国家观念缘何发生变化？又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思考：
（一）西方技术器物入侵：“天朝上国”观念遭遇重创
西方技术器物入侵，也包括西方先进的技术（如电力）和先进的器物（如船炮）的入侵。对于封建统治下的国民而言，技术器物的入侵所带来的国家观念的冲击是最为直接的。而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的国家观念的变化主要是通过两方面冲击的传导：一是西方“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导致“天朝上国”观念崩塌；二是西方依仗先进技术器物渗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策动分裂，导致“离心”观念萌发。
苹果树“巧施肥”，要突出一个“巧”字，要巧在时间点上，巧在施肥量上，巧在配方上。下面，笔者结合对陕西彬州市南北两塬果园施肥情况实地调查，谈谈苹果园如何巧施肥。
中国自古就以“天下中心”自居，古书典籍中记载“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等都体现了中国固有的“天朝上国”观念。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惨败。在穿鼻海战（1840年11月3日）中，“英方面只是旗杆受损，而清军出动的29艘冰船大都重创，能够自行移动的只有3艘。”此后，“攻打广州时，清兵292名战死，462名负伤，清朝投降，并于新历11月确立了停战协定。”[9]12自此，中国“天朝上国”观念在英伦岛国“坚船利炮”轰击下崩塌。
凭心而论，侯大同对汤翠的好那可是没说的。九年了，侯大同对汤翠，完全可以说是延续了他在寻找汤莲时的那种不顾一切的热诚，甚至更甚。套用一句时髦的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洗衣做饭带孩子，就差没有替汤翠生孩子了。汤翠相信，若没有生理差别，侯大同一定愿意替汤翠受一个女人应该受的所有的苦。两口子，光有好肯定不够，汤翠老是觉得侯大同像一个昨天刚认识的陌生人，他身上机关暗道数不尽，你今天发现一个，明天又生出一个，后天，不一定哪儿又冒出一个来。汤翠有时候也想过，要是姐姐活着的话，自己兴许会嫁个同学，或者邻居。好歹，感情有个基础。
早在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通过东扩试图分裂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鸦片战争后，列强开始加紧侵犯我国西南边疆壮族地区。“19世纪70-80年代，法帝国主义寻求殖民地，发动对越南和我国南疆的侵略战争，使我国西南边疆领土遭受严重威胁。”[6]861法国殖民者的侵略一方面依靠枪炮进行军事侵略，如：“1885年初，攻占我国南疆门户镇南关，掠夺财物，屠杀我国壮、汉、京各族人民。”[6]829另一方面通过输入鸦片、倾销“洋货”展开经济侵略，如《靖西县志》记载：“洋货来多了，除吃的外，用的大都向外面买，银钱有出无进，百姓就慢慢穷下来了。到光绪末年，很多人要靠借债典当过日子。”[6]824此外，法国还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壮族地区攫取大量特权，“1885年6月，腐败的清政府不顾前线军民取得抗法战争胜利的成果，与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10]23伴随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世代尊崇的“天朝上国”“皇权至上”等观念遭受重创。
（二）西方政治制度渗透：传统国家观念日渐式微
西方技术器物入侵和政治制度渗透目的就是颠覆清朝统治分裂大一统国家，而更能到达这一目的方式即是西方殖民文化渗透。以基督教教义为核心的西方殖民文化则是通过两条路径瓦解清朝统治：一是向“上”冲击封建专制统治的传统儒家“正统思想”，从思想上破解统治阶级的根基；二是向“下”在底层民众中广泛发展教徒，向他们灌输“独立”“平等”思想，力求培植“反华”势力，瓦解民众国家认同。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国家至清王朝覆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支配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鸦片战争后，清廷封建专制制度遭到极大冲击。其中，以洪秀全为首领的底层民众接受西方基督教思想发动太平天国运动，③后期太平天国爆发危机，“干王”洪仁玕因深受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影响提出《资政新篇》，“《资政新篇》明确提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11]79中日甲午战后，政治制度革新声浪日益高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进行体制性变革”，[1]183他们主张的变法非常全面，“在政治领域，其中心是兴民权、设议院。”[11]184因此，西方政治制度的渗透导致专制一统的国家观念走向衰落。
第三阶段是迁入族群与壮族融合后各族群观念趋于和谐。此时壮族族群观念呈现“多族认同”。如：“随着交往的深入，客家与壮族之间加深了理解，进而逐渐接受了对方的文化，在语言、风俗、信仰等方面均相互理解和包容，甚至相互吸收。”[5]159而壮族与客家之间的族群融合和认同更表现在通婚、结拜和认契、语言互动、习俗互动、信仰互动等方面。从壮族和客家上述交往互动变化可以窥视出融合后壮族的“多族群认同”意识。
19世纪末期以来，法国殖民者在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部分经济、政治利益后更加变本加厉。一方面法国通过强迫中央政府允许其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建立领事馆，以期殖民我西南边疆壮族地区。如：“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在龙州设领事馆。”“法领事馆有逮捕人的权利，他们不仅可以治越南人之罪，同时歧视、侮辱中国人。”[6]831另一方面法国试图绕过中央政府与部分壮族地区土司单方面交涉，以期达到分裂我边疆壮族地区。此外，法国还“声称愿意以几十万法郎的代价购买猛洞地区的任何一小块土地，企图在我国领土上建立据点。”[12]103策划分裂西南边疆壮族地区。以至于“在国外列强和地方势力的破坏和抵抗下，清政府的的中央集权化努力所取得的效果微乎其微。”[13]98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列强通过政治入侵，“控制、利用清政府这部封建统治机器，从政治上统治中国人民。”[6]833进而导致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传统国家观念日渐式微。
（三）西方殖民文化渗透：民族国家观念强势回击
西方政治制度渗透，是指伴随着西方先进技术和先进器物的入侵过程，服务于西方政治统治的一系列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渗透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一方面，西方的“议院制”“君主立宪制”等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极大冲击了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另一方面，西方的“人民主权”“地方分权制”等政治制度观念渗透使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等族群的“独立观念”膨胀。
中国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及其祖先在自己脚下这块土地上创造出来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的总和。”“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发展的概念。”[14]8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1840年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其中不仅包含着先进的西方文明，同时也夹杂着“分化中国”的殖民文化。殖民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内容，“是西方以政治、经济、军事等显性力量为主体的殖民扩张的文化衍生物。”[15]151-157其核心是宣扬侵略有理，从精神上麻痹中国人民。当西方殖民文化逐步侵蚀中国传统文化时，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觉醒并孕生出“民族国家观念”，从而对西方殖民统治展开了强势回击。
法帝国主义不仅通过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对西南边疆壮族地区进行殖民统治，他们还十分重视在文化层面对壮族地区进行文化侵略，他们主要以传教、办教会学校为侵略活动主体。[16]165就教会发展而言，“从中法战争至清朝末年，法国天主教在广西各州县先后建立了25间教堂。”[17]199“到本世纪（20世纪）初，天主教在广西境内设立教堂共44所，发展教徒5006人。”[12]156此外，“自1903年到1920年，以英美为主的基督教会在广西各地新设立了34所普通学校。”[18]56-61而教会学校神学教师极力宣扬西方的“两党制”“三权分立法制”“日不落的大不列颠”等帝国主义的“高度文明”和强权政治。然而，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壮族地区猖獗的传教行径，壮族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如1856年春爆发的“西林教案”、1884年爆发的“上思教案”、1897年爆发的“乐里教案”、1898年爆发的“永安教案”等。[17]199这一系列反洋教斗争充分体现出了壮、苗、瑶等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精神，也反映出西南边疆地区壮族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对试图灭亡中华文化行径的强势回击。
三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族群观念与国家观念的互动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而民族矛盾加剧，并伴随着战乱人口迁移导致族群冲突、融合加速。而在此过程中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族群观念与国家观念产生了剧烈互动，且族群观念与国家观念主要呈现出两种互动形态，即：强族群观念与弱国家观念的冲突形态，弱族群观念与强国家观念的互助形态。
所有患者均经过权威医院专业医生进行诊断，并且诊断标准与国际关于糖尿病合并神经痛的标准[4]一致，所有患者均排除严重的精神类疾病及肝肾等方面的功能不全。同时患者自愿接受本次研究。
（一）冲突：强族群观念与弱国家观念的互动
其三，“多对多”。在“一对多”的基础上，当壮族存在与更多族群（如客家人、汉族土人、苗族等）接触，此时壮族同其他族群间的“同质性”就越来越明显，而“异质性”反而会进一步缩小，各族群间的边界就越来越模糊，从而导致族群观念将进一步弱化。如伴随族群融合加深，“在械斗过程当中，有壮族与客家联合对付汉族土人的情况，也有壮族与汉族联合对付客家人的情况。”[3]43表明壮族与汉族土人、客家人等各族群融合加深，壮族族群观念进一步弱化。
其一，就壮族族群观念变化而言。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东中部及沿海地区战乱纷飞，诸多战区“流民”为逃避战乱，向西南边疆壮族地区迁徙，以求生存。如清末时期，“大批破产的广东、福建等地的汉族农民、商贩、手工业者流入广西。”[17]175此外，“除自发前往广西进行谋生的移民外，还有一部分是广东土客斗祸后被迫迁来的来人。”[3]45而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群受迁入族群侵扰出于保护自我利益，与迁入族群往往产生竞争并形成对峙，此时对于各族群而言处于“接触初期”，各族群利益大于一切利益，导致壮族族群观念陡然上涨，进而产生了“强族群观念”。
其二，就壮族国家观念变化而言。由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西方列强入侵该地区多强调“分裂”“殖民”。如法国企图利用越南跳板分化西南边疆壮族地区、英美在西南边疆壮族地区兴办教会学校；企图奴役壮族等思想，进而导致边疆民族地区部分族群“离心观念”增强。又因“外族”迁入侵扰与原住壮族争夺利益，导致边疆民族地区“小我”意识大增而遮蔽“大我”意识。再因中央政府腐败无能签订不平等条约，导致传统“天朝上国”观念遭受重创，进而沉重打击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因此，在这样的互动碰撞中，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族权意识明显大于主权意识，但“族权”却无法含盖“主权”，因而导致强族群观念与弱国家观念产生了剧烈冲突。
（二）互助：弱族群观念与强国家观念的互动
“互助”，在《现代汉英词典》中即“help each other”“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译为“互助合作”。[20]213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著名学者克鲁泡特金则提出“互助为一个自然法则和进化的要素”。[21]12而笔者认为，族群观念与国家观念的互助：国家观念强化了族群观念，族群观念又借助国家观念的形式得以表达，二者“互助合作”，共同推进族群发展、国家统一。20世纪初叶，伴随维新派的沉寂和国家危机的加深，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开始传入中国，使得中国逐渐开始泛起一股“互助进化观”浪潮。而这种观念成为推动身处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时代环境下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族群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塑造上。
首先，国家观念强化了壮族族群观念。伴随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引领国人从“天下”概念走向“国家主权”意识。如：“1899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爱国论》一文，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系统阐述了现代爱国观。”[22]57-65并伴随着西方“民族”“民族主义”等传入中国，我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国家观念迅速增强，逐渐形成了强国家观念。此外，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地方知识分子的引导开化，并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西南边疆壮族开始逐渐树立“国家领土意识”“国家边界意识”“国家主权观念”等。如：“刘永福黑旗军以壮族为主体，岑毓英滇军中亦有许多壮族将士，他们在抵抗法国侵略军的战斗中，前赴后继，不畏牺牲，充分显示了保卫边疆的爱国精神。”[6]874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一时期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逐渐形成了强国家观念,并通过“主权”强化了“族权”。
其次，壮族族群观念借助国家观念得以表达。由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天然具有维护族群权利的“族权”观念，并不会因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入而随即消失，但由于国家遭受侵略而导致自身生存条件恶化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遂壮族同各族群共同展开“保国卫家”的卓绝斗争。如：“首先奔赴前线抗法的是刘永福率领的，以壮族为主构成的原吴凌云起义余部黑旗军。”[6]P861与此同时，“岑毓英（壮族）率领的清军几度出关，广西桂军数万，驻守边疆。”[6]P861又如“游勇”首领游维翰（壮族）曾带领壮民进行反洋教的斗争，对欺压和剥削壮民的法国传教士马仙“开枪还击，将马仙等3人击毙，并开仓分谷，以度春荒”。[6]P885在此过程中，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壮族人民将国家危亡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并通过“保国”来“卫家”，借助“主权”来表达“族权”。
注释：
①“元工具”是指“元工具手”（即物质）、“元工具火”（即能量）、“元工具语言”（即信息），此处引入“元工具”则是为了说明族群拥有相似的物质载体，如生理特征、体质等；相似的信息载体，如语言、文字、文化等；相似的能量载体，如运用技术、工具的能力。
②“时空特质”是指族群蕴含着时间上具有一脉相承性和空间上具有相对聚集性的特质。
③太平天国前期的领导核心自天王以下诸王均是壮族或客家人，太平天国后期的很多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也是以壮族、客家、瑶族为主。
鄂州市位于湖北省东部，滨临长江，是省辖市，旅游胜地，鄂东水陆交通枢纽之一。面积1504平方公里，总人口91.91万。辖鄂城、梁子湖、华容3区，城区人口61.59万。鄂州市无下辖行政县，城区居民以原居民以及由农村迁徙到城区居住的农业人口为主，行政区内经济结构中工业经济所占比例大，城区居民内部迁移为主，受周边城市居民影响较小，是一个较典型的中小城市，具备代表性，可以做为一个中小城市研究样本作出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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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and Mutual Assistance: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and Nation of Zhuang People in Minority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in Modern Times
NIU Wei-wei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China)
Abstract: The Southwest Frontier ethnic region is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area of ethnic groups in China.Zhuang ethnic minority as one of the oldest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region has a strong sense of ethnicity since ancient times.After the Opium War, western powers invading, accompanied by the influx of a large number of displaced people, the ethnic contradiction and ethnic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Zhuang and the immigrants intensified, and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s gradually weakened.Since modern times, the concept of nation of Zhuang has been weakened by the western powers' technical objects, political system, and colonial culture,etc, which has been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Celestial Empire" to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state.In this proces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interactive forms between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and the concept of state of Zhuang: the conflict form between the concept of strong ethnic group and the concept of weak state, and the form of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the concept of weak ethnic group and the idea of strong state.
Key words: Modern times; Ethnic region of southwest frontier; Ethnic group; Zhuang nationality; Ethnic group concept; National concept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9）02-0070-05
DOI:10.13963/j.cnki.hhuxb.2019.02.017
收稿日期：2018-06-23
作者简介：牛伟伟（1992-），男，河南焦作人，硕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民族文化。
[责任编辑龙倮贵]
标签：壮族论文; 族群论文; 观念论文; 边疆论文; 国家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民族性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红河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