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企业代理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姜付秀,王莹[1]（2021）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逻辑：从国家治理到公司治理》文中研究指明公司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顶层设计的国家治理理念对于微观层面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借鉴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思想,本文指出现阶段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目标应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制度,推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了有助于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本文就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构想,进而分析和探讨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和实现路径。本文在丰富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对新时代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实践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李尚[2]（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部环境上,逆全球化思潮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要求我国经济必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推动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应对发展环境变化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是国有企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市场主体。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比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一系列的复杂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然而,为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如何?这是新时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研究也是围绕回答上述问题展开的。首先,本文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内涵。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框架内,促进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本质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质的认识,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融合实现国有企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使国有企业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促进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融合,使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在宏观所有制结构层面有机结合,实现了“国民共进”。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发展公有制经济必然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前提,在提高国有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分配公平,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其次,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理论逻辑。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形成的公私合营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企业自发形成以及通过试点股份制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的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四是新时代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要求三个理论线索,梳理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最后,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分析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一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利用包含116770个观测值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推动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以及促进企业创新中都具有显着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有效的缓解政府干预,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可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这一途径只会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代理问题的改善并不能带来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二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垂直结构”下上游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下游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着的“倒U型”关系,上游国有经济比重与下游行业绩效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关系。维持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比重,可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三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基于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包含所有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模型,分析了影响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社会投资率的下降和储蓄率的上升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所有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取决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和居民部门间储蓄率的大小。基于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从而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结论。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实证结果,本文最后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
刘丹[3]（2021）在《国有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然而,国有企业因产权性质的特殊性,内部治理过程中始终存在所有者缺位、政企不分、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效率。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近期“双百行动”、“区域综改试验”、“科改示范行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国企混改工作纵深推进,全面提速。本文从投资效率视角深入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效应,对于推进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行国企效率型运行机制以及完善企业治理体系具有深远意义。本文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3-2019年实施混改的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手工收集整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及股权占比,从股权结构维度构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代理变量,并运用修正后的Richardson（2006）预期投资模型衡量投资效率,从“质”与“量”的双重视角研究国有上市企业混改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国有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突出,相对于投资不足,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过度问题更严重。（2）国有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提升企业投资效率。（3）国有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4）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越高,投资效率越低。（5）代理成本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公司治理以及调整投资策略和监管制度等建议。
王润铃[4]（2021）在《沱牌舍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路径及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强国有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将分类改革与治理作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通过“分类、分层”替代“一刀切”的改革模式。面对国内国际市场上的巨大竞争,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有助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因此,本文以沱牌舍得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沱牌舍得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路径和效果,总结经验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参考依据。本文首先以现代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与协同效应理论研究作为基础,搭建混改影响企业业绩的路径。其次,简要介绍了沱牌舍得的基本情况及其混改实施过程,并从政策推动、行业驱动及企业发展分析了沱牌舍得混改的动因。再次,从控制权转移影响企业资源配效率路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影响企业代理成本路径,资源整合影响企业经营管理路径,研究了混改影响企业的具体路径。最后,利用事件研究法、财务指标分析法和熵值法检验了混改的效果。通过对沱牌舍得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进行系统分析发现:（1）沱牌舍得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解决了所有者缺位问题、降低了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优化了企业治理机制、提升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2）沱牌舍得混改后股权缺乏制衡,导致民营控股股东天洋集团在混改后第四年通过关联方交易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企业内部控制存在问题;（3）通过对企业的混改前后十天的股价和2013—2020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混改显着提升沱牌舍得的短期市场价值和整体财务绩效。本文针对国企混改提出以下建议:（1）企业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应当严格评估战略投资者自身条件,合理配置股权,加强内部监督,避免“掏空”行为的发生;（2）企业应当在混改后着重完善治理结构,建立职责明确的治理体系,优化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竞争力;（3）企业应当注意混改节奏,在员工安置、管理层人员变更等方面妥善处理,避免混改后企业整合失败。
宋凯艺[5]（2021）在《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处于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中国企业投资的提质增效、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国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进程中亟需关注并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企业投资活动的开展不仅需要强大的自身实力进行支撑,外部融资环境的改善也至关重要,这也对提升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必要性要求。事实上,关于金融部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研究范围从金融发展能否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拓展到银行体系是如何影响到微观主体的价值增值。但是,在中国长期计划经济发展的桎梏下,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着低效率与金融抑制并存的问题,使得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已无法满足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推进,这一现象得到了有效地改观,中国银行业体系正在经历一个由高度垄断到竞争程度不断增强地转变,无论是在产权性质还是规模和数量上,银行业逐渐呈现愈来愈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各类型商业银行加快在全国布局,实现了各区域内银行业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数量的大幅增加,使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垄断势力明显下滑,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持续攀升。银行业竞争程度地不断提升,不仅直接影响实体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条件,其所形成的债务治理效应也会对企业投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围绕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下的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旨在探究以下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1）银行业竞争是否能够影响企业的投资规模?影响机制是什么?（2）由于现实市场的不完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实体企业往往面临着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的行为,出现投资效率损失,那么银行业竞争能否改善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非效率行为呢?（3）从企业投资对象来看,现实中企业的资本投向也未能实现新古典完美市场均衡条件下的结构自然优化,那么银行业竞争能否影响企业投资结构调整?本研究在对相关核心概念界定以及以往的研究文献和基础理论回顾的基础上,重点探讨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投资之间的直接关系,进而构建二者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从银行信贷的融资作用和治理作用两个方面考察银行业市场竞争的变化影响企业投资的内在机制;通过分析不同类型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主要表现以及动因,考察银行业竞争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的内在逻辑;最后在中国企业投资结构失衡的现状下,分析银行业竞争对企业不同资本投向的影响效应及结构效率改进。在此基础上,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别实证分析了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规模、投资效率、投资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在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下,银行业竞争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债务治理作用,提高企业信贷可得性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进而促进了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信贷配置的制度歧视和规模歧视。（2）根据Vogt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动因检验模型,中国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整体上呈现过度投资;而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则表现为投资不足;造成不同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原因在于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在异质性企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银行业竞争能够通过作用于企业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3）中国不同类型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存在差异,整体上倾向于持有固定资产投资,而技术性投资明显不足。通过实证发现银行竞争对企业不同资本投向的调整存在显着的影响及差异,且在银行业竞争背景下,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对其投资效率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得到以下启示:（1）推动中小银行发展、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体系、推动银行体系的有效竞争是帮助实体经济走出疲软、走向规模化和多元化提供一条重要的改革路径。（2）强化企业投资的外部监督机制是降低企业非理性投资的有效途径,银行在向企业发放贷款、接受担保时,应当充分利用规则制定和审查的有利位置,强化承办人的责任意识,推进企业的信息披露,对借款企业形成有效地制约。（3）要更加注重政策的针对性,切实考虑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在投融资方面的现实需求,对症下药。（4）市场化程度对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加公平和高效的服务体系。本研究的结论可能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应千伟,杨善烨,张怡[6]（2020）在《腐败治理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文中认为如何有效降低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社会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基于我国十八大以来全面反腐倡廉这一准自然实验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腐败治理显着降低了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并且这种效应在地区腐败程度较高、腐败治理力度较大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显着。进一步研究发现腐败治理对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高管晋升预期较强的企业里,这说明了强化外部监督与优化晋升激励相互配合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重要性。
田少谦[7]（2020）在《国有与非国有资本平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路径 ——以上工申贝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例》文中认为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股东,在这一过程中,两种资本的偏向或失衡状态可能会引起一股独大、股权纷争等问题,从而使得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效率低下、代理成本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应对二者采取主动的制衡手段,比如针对股权、经营权选择有效的制衡机制,保持经营业务协同,采用员工持股等方式使两种资本逐渐达到平衡状态。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若干动因、影响路径,并会形成一定的经营绩效。本文选取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企业“上工申贝”作为案例,借鉴委托代理理论、超产权理论和价值创造理论,基于混合所有制公司股权结构特征,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与非国有资本平衡机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路径。另外,本文通过分析两种资本平衡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研究代理成本降低引起企业融资能力、投资效率、营运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四方面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这四条作用路径对提高企业价值的具体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处于竞争行业的非公众性国有企业采用“平衡式”混改方式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一般而言,国有企业平衡非国有资本的常用手段包括:分配给非国有资本适当的股权比例,给予其部分董事会席位和投票权,参与业务协同发展,开展员工持股计划等。国有与非国有资本达到平衡状态后,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存在四条影响路径:加强企业融资能力,提高投资效率,增强运营能力和提升创新能力,这些影响路径会导致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最终绩效得到提高。本文将全新的研究目光聚焦于处于竞争行业的非公众性国有企业“上工申贝”,深入探究其“平衡式”混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路径,为化解混改中国有企业存在的代理问题提供必要的借鉴。
张少华[8]（2020）在《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提高治理效率,降低代理成本是现代企业管理追求的核心理念,高管作为企业的实际管理者肩负着企业前进的重任,是企业建立与发展的基石。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作为企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缓解股东与高管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方法,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企业通过设置薪酬梯度以期提升高管层管理企业的热情,在促进企业高效率发展的同时有效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然而当高管层之间薪酬差距过大时,可能导致成员之间的不公平感受,由此引发管理者的逆向选择,增加企业代理成本。目前,已有的文献主要关注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但是关于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作用的研究较少。本文以2009到2018年A股1327家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理论,以锦标赛理论,行为理论与展望理论作为理论框架。手动整理并计算企业高管的绝对内部薪酬差距与相对内部薪酬差距,基于企业的盈利波动性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实证检验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以及区域市场化程度和企业股权行为在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关系中的调节效应,进一步地,探究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研究结论表明:（1）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基于展望理论,个体面临风险决策时会根据自身状态差异做出不同的选择。当核心高管的薪酬待遇明显高于其他高管时,核心高管倾向于维护其既得利益,降低个体风险容忍度而选择低风险的投资项目,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符合展望理论中的确定效应。当核心高管与其他高管薪酬差距较小时,核心高管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以期获得更高的薪酬待遇,进而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符合展望理论中的反射效应。（2）国有企业CEO具有较高的决策权,当其绝对薪酬显着高于其他高管时,其倾向于风险规避,选择低风险的投资项目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非国有企业核心高管团队具有较高的决策权,当其相对薪酬较高时,其倾向于风险规避,选择低风险的投资项目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3）市场化程度能够加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关系,即区域市场化程度越高,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作用越显着。（4）相比于国有企业,股权激励能显着改善非国有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关系,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呈“U型”关系,且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能够加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效应。（5）进一步,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会显着增加企业的绩效水平,说明锦标赛理论目前在我国企业中仍是适用的。
张玉剑[9]（2020）在《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传统的依靠人口红利、高投资以及高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持续。想要维持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itivity,简称TFP）的全面提升。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机构通过为企业提供各种金融产品与服务,满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推动了企业的持续经营发展。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其生产效率的大小对于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因此,研究金融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2008年-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LP半参数估计法与GMM法计算了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从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两个维度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首先,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金融规模的扩大还是金融效率的提升,都能够显着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一步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发现,随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逐渐上升,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逐渐减弱。其次,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会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后,从企业产权性质的类型来看,金融发展对于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从地区法制环境的好坏程度来看,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法制环境好的地区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扩展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领域,还将宏观金融与实体经济有效地联系了起来。本文的研究证实了金融发展确实会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高效率的增长,政府部门应当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提升金融发展的水平。
李万利[10]（2019）在《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文中提出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既定战略目标。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做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微观基础。企业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市场供给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主力军。因此,唯有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才能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现有研究从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约束、公司治理、政府补贴和高管个体特质等多个视角考察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大都基于契约经济学视角考察企业创新面临的宏观制度约束或微观动力机制,却忽视了社会文化等隐性价值规范对创新主体决策偏好和策略选择可能产生的作用。文化通过嵌入高管认知与思维模式,潜移默化地融入决策过程,并最终体现在企业策略选择和经营后果之中。对中国社会而言,儒家思想是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传统文化符号。但长久以来,针对儒家文化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创新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和争议,双方均缺乏严谨的理论剖析和经验证据支持。那么,儒家传统文化对当代企业创新究竟有何影响?在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中,儒家文化又具有怎样的时代价值和功能?针对这些困惑,本文突破传统的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典籍解读、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系统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当代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综合形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重视角的企业创新决策二元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揭示了不同制度和组织情境下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及经营绩效的作用效果。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突破传统的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从认知烙印和伦理约束双重视角揭示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进一步论证了儒家文化促进企业创新的三条具体路径,即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企业专利侵权风险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以往针对企业创新的研究文献主要从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约束、公司治理及政府补贴等多个视角考察影响企业创新的宏观制度约束或微观激励机制。与之不同,本文突破传统的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构建了“儒家文化、隐性规范与企业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并分别从促进效应和桎梏效应两个维度深入阐释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实证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即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水平均显着越高。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儒家文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企业专利侵权风险三条渠道影响企业创新。这意味着,长期儒家文化熏陶留存的“尊知重教”认知烙印有利于塑造企业高管的人才观,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同时,儒家文化的隐性伦理约束也有助于缓解企业内部代理冲突并降低外部专利侵权风险,进而为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企业创新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及其力量逻辑的理解,它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见。在实践层面,这也为弘扬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创新驱动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目标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借鉴。（2）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探讨了儒家隐性规范与正式制度约束两种不同力量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交互影响效应,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在法律环境较不完善、外来文化冲击较弱的地区及民营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现有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大都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与组织行为决策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国特殊的法律和产权制度情境及全球化浪潮下多元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国际背景,综合形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重视角的企业创新决策二元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考察了法律环境、产权性质及外来文化冲击对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法律环境越不完善,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表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和正式制度的法律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同时,相对于国有企业,儒家文化对民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表现更强;而全球化浪潮下,外来文化冲击则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上述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新兴市场国家正式制度与传统文化两种不同力量创新影响效应及交互关系的理解,也为全面理解儒家传统文化的当代创新价值提供了一个真实场景。（3）将企业组织情境嵌入“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分析框架,考察了不同企业特征下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发现企业面临的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越大,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越弱。企业创新活动不仅受制于外部制度和文化因素的约束,还会受到企业内部组织情境的影响。根据企业行为理论、前景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当企业面临的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较大时,经营者可能会更加积极主动地突破现有制度和文化框架,激发战略变革或冒险创新动力。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将企业组织情境纳入“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分析框架,考察了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对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业绩期望落差越大或市场竞争越激烈,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越弱,即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果;且当企业拥有的冗余资源越充足时,两者的弱化作用表现越明显。以上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儒家文化的创新效果及其边际作用条件,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企业创新决定因素的理论认知。（4）沿袭“研发投入—专利产出—成果转化”逻辑链条,综合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产出）效率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着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并通过创新渠道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完整的创新活动包括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及成果转化三个方面,但以往文献大都仅从研发投入或专利产出单一维度来考察企业创新的某一环节,这难以反映创新活动的全貌。与之不同,本文将儒家文化、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及企业绩效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综合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创新投入产出效率越高。同时,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专利产出对未来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也越大,表明儒家文化能够显着提高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增强专利技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边际贡献。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儒家文化最终能够提高企业绩效,且部分是通过创新渠道实现的。上述研究不仅加深了对儒家文化影响企业整个创新过程作用效果的理解,也拓展了企业创新主题的研究视角,并为有效缓解我国技术创新领域面临的“高投入低产出”及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等难题提供一定的启示和政策参考。总体而言,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论方面,本文突破传统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系统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当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这深化了对企业创新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及其力量逻辑的理解,拓展了企业创新主题的研究文献。同时,它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并为“文化与金融”国际前沿文献贡献了东方文化情境的独特知识和经验证据。实践层面,本文首次揭示了儒家文化促进企业创新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这不仅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见,也为弘扬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二、现代企业代理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企业代理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逻辑：从国家治理到公司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从国家治理到公司治理的逻辑 |
| (一)国家治理的中国含义 |
| (二)从国家治理到公司治理 |
| (三)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 |
| 四、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理论构建 |
| (一)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类型 |
| (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表现 |
| 1.国家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表现。 |
| 2.国有企业经理人与国家大股东的利益冲突表现。 |
| 3.国有企业经理人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表现。 |
| (三)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根源 |
| 1.所有者缺位。 |
| 2.国有企业目标多元化。 |
| (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构成 |
| 五、公司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体现和实现路径 |
| (一)公司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
| (二)公司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
| 1.统筹布局，协调推进。 |
| 2.优化结构，科学调整。 |
| 3.落实职权，规范运作。 |
| 六、公司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和实现路径 |
| (一)公司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
| (二)公司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
| 1.优化选任机制。 |
| 2.创新激励机制。 |
| 3.强化问责机制。 |
| 七、结语 |
（2）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
| 1.2.2 相关概念分析 |
| 1.3 文献述评 |
| 1.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研究 |
| 1.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研究 |
| 1.3.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
| 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1.2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
| 2.2 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2.1 产权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2.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
| 2.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证分析框架 |
| 第3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 |
| 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 |
| 3.1.1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49-1956) |
| 3.1.2 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78-1992) |
| 3.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93-2012) |
| 3.1.4 新时代背景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2013 年至今) |
| 3.2 混合所有制改革演进的理论逻辑 |
| 3.2.1 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调整生产关系 |
| 3.2.2 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
| 3.2.3 基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研究 |
| 4.1 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分析 |
| 4.2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1 问题的提出 |
| 4.2.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2.3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 4.2.4 实证结果 |
| 4.2.5 本节小结 |
| 4.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问题的提出 |
| 4.3.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4.3.3 实证结果 |
| 4.3.4 本节小结 |
| 4.4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问题的提出 |
| 4.4.2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 4.4.3 实证结果 |
| 4.4.4 本节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5.1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所有制结构的关系 |
| 5.1.1 不同阶段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
| 5.1.2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 |
| 5.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2.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2.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 |
| 5.2.4 本节小结 |
| 5.3 上游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下游行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3.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3.3 实证结果 |
| 5.3.4 本节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 |
| 6.1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
| 6.2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 |
| 6.2.1 收入分配模型的构建 |
| 6.2.2 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分析 |
| 6.3.1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分析 |
| 6.3.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国有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研究 |
| (二)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
| (三)代理成本影响因素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二)投资效率 |
| (三)代理成本 |
| 二、理论基础 |
|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产权理论 |
| (四)投资理论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假设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投资效率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代理成本 |
| (三)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 |
|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一)样本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一)变量定义 |
| (二)模型构建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统计 |
| (一)相关性分析 |
| (二)多重共线性检验 |
| 三、回归分析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投资效率的回归分析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代理成本的回归分析 |
| (三)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的回归分析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的回归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建议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在学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沱牌舍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路径及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国企混改内涵的研究 |
| 2.2 关于国企混改动因的研究 |
| 2.3 关于国企混改模式的研究 |
| 2.4 关于国企混改效果的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竞争性国有企业 |
| 3.1.2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3.1.3 控制权转移 |
| 3.1.4 大股东掏空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现代产权理论 |
| 3.2.2 委托代理理论 |
| 3.2.3 协同效应理论 |
| 3.3 理论分析 |
| 3.3.1 转变产权性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 3.3.2 完善治理机制,降低企业代理成本 |
| 3.3.3 整合企业资源,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
| 4 我国国有企业混改发展状况 |
| 4.1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历程 |
| 4.2 我国国有上市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 |
| 4.2.1 我国国有上市企业混改分布年度特征 |
| 4.2.2 我国国有上市企业混改分布层次特征 |
| 4.2.3 我国国有上市企业混改分布行业特征 |
| 5 沱牌舍得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简介 |
| 5.1 沱牌舍得基本情况 |
| 5.2 天洋集团基本情况 |
| 5.3 沱牌舍得混改实施过程 |
| 6 沱牌舍得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分析 |
| 6.1 沱牌舍得混改的动因和模式选择分析 |
| 6.1.1 沱牌舍得混改动因的分析 |
| 6.1.2 沱牌舍得混改模式选择的分析 |
| 6.2 沱牌舍得混改路径 |
| 6.2.1 基于控制权影响企业业绩的路径分析 |
| 6.2.2 基于公司治理影响企业业绩的路径分析 |
| 6.2.3 基于生产经营影响企业业绩的路径分析 |
| 6.3 沱牌舍得混改效果评价 |
| 6.3.1 基于事件研究法市场反应评价 |
| 6.3.2 财务指标分析评价 |
| 6.3.3 基于熵值法的财务综合评价 |
| 6.4 案例小结 |
| 7 结论与建议 |
| 7.1 沱牌舍得混改案例研究结论 |
| 7.2 国有企业混改优化建议 |
| 7.2.1 谨慎设计混改方案,防止大股东掏空 |
| 7.2.2 完善治理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
| 7.2.3 改革循序渐进,防止企业整合失败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银行业竞争 |
| 2.1.2 企业投资 |
| 2.2 银行业竞争研究:影响因素与测算 |
| 2.2.1 银行业竞争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2 银行业竞争测算相关研究 |
| 2.3 银行业竞争的影响效应研究 |
| 2.3.1 银行业竞争、银行风险与银行绩效 |
| 2.3.2 银行业竞争与微观企业行为 |
| 2.3.3 银行业竞争与宏观经济增长 |
| 2.4 银行与企业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 |
| 2.4.1 银行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关系的研究 |
| 2.4.2 银行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 |
| 2.5 关于以往研究的简要评述 |
| 3.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金融发展理论 |
| 3.1.2 金融结构理论 |
| 3.1.3 传统企业投资理论 |
| 3.2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投资的理论框架:融资约束与债务治理 |
| 3.2.1 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
| 3.2.2 债务治理与企业投资 |
| 3.3 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3.1 融资约束机制 |
| 3.3.2 债务治理机制 |
| 3.4 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异质性企业与非效率投资 |
| 3.4.1 银行业竞争中的异质性企业与非效率投资 |
| 3.4.2 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理 |
| 3.5 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机制 |
| 3.5.1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技术性投资 |
| 3.5.2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
| 3.6 本章小结 |
| 4.中国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投资的特征事实分析 |
| 4.1 中国银行体系改革与现实考察 |
| 4.1.1 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演进轨迹 |
| 4.1.2 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变化与分布趋势 |
| 4.1.3 中国银行体系市场结构变化趋势 |
| 4.2 国外典型国家银行业结构变化趋势与对比分析 |
| 4.2.1 美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特点及启示 |
| 4.2.2 日本银行业市场结构特点及启示 |
| 4.2.3 德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特点及启示 |
| 4.2.4 加拿大银行业市场结构特点及启示 |
| 4.3 中国企业投资行为的特征事实分析 |
| 4.3.1 企业投资水平变化趋势 |
| 4.3.2 企业投资结构的变化趋势 |
| 4.3.3 企业投资效率的基本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5.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投资规模的实证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说明与处理 |
| 5.2.2 银行业竞争的测算 |
| 5.2.3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5.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投资规模:考虑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 |
| 5.3.3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投资规模:考虑企业规模的影响 |
| 5.3.4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投资规模:考虑地方市场化的影响 |
| 5.4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
| 5.5 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机制检验 |
| 5.5.1 机制变量的选取 |
| 5.5.2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
| 5.5.3 考虑企业异质性的进一步研究 |
| 5.6 本章小结 |
| 6.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实证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6.2.2 投资效率的衡量 |
| 6.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异质性分析 |
| 6.4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
| 6.5 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机制检验 |
| 6.5.1 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动因检验 |
| 6.5.2 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机制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实证研究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研究设计 |
| 7.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 |
| 7.3.2 考虑地区市场化水平的估计结果 |
| 7.4 进一步研究:银行竞争下的企业投资结构偏向与企业投资效率 |
| 7.4.1 研究策略 |
| 7.4.2 估计结果分析与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6）腐败治理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三、研究设计 |
| （一）样本与数据 |
| （二）模型选择 |
| （三）代理成本的刻画 |
| 1. 直接代理成本的刻画 |
| 2. 间接代理成本的刻画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腐败治理对国有企业直接代理成本的影响 |
| （二）腐败治理对国有企业间接代理成本的影响 |
| （三）进一步分析 |
| 1. 不同地区腐败程度 |
| 2. 不同地区腐败治理力度 |
| （四）机制检验 |
| 五、稳健性检验 |
| （一）选取非国有企业为控制组的合理性分析 |
| （二）其他稳健性检验 |
| 六、结论 |
（7）国有与非国有资本平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路径 ——以上工申贝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及方式 |
| 1.1.2 国有与非国有资本相对地位及其产生的代理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代理成本 |
| 1.4.2 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制衡手段 |
| 1.4.3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价值创造 |
|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国有企业 |
| 2.1.2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1.3 企业价值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超产权理论 |
| 2.2.3 价值创造理论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国有与非国有资本平衡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机理分析 |
| 2.3.2 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平衡状态 |
| 2.3.3 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平衡的价值创造路径 |
| 3 案例背景 |
| 3.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及现状分析 |
| 3.1.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沿革 |
| 3.1.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代理问题 |
| 3.2 上工申贝简介 |
| 3.2.1 企业基本情况 |
| 3.2.2 企业治理结构 |
| 3.3 上工申贝企业混改过程 |
| 3.4 上工申贝国有与非国有资本平衡方式 |
| 4 上工申贝国有与非国有资本平衡创造企业价值的路径分析 |
| 4.1 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平衡后代理成本降低 |
| 4.1.1 “所有者-管理者”代理成本降低 |
| 4.1.2 “大股东-小股东”代理问题解决 |
| 4.2 上工申贝两种资本平衡提高企业融资能力 |
| 4.2.1 两种资本平衡改善企业资本结构 |
| 4.2.2 两种资本平衡提高企业内源融资能力 |
| 4.2.3 两种资本平衡提高企业外源融资能力 |
| 4.2.4 注入民营资本可以增加企业现金流 |
| 4.3 上工申贝两种资本平衡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
| 4.3.1 两种资本平衡增加企业投资支出 |
| 4.3.2 两种资本平衡使投资利用率提高 |
| 4.3.3 两种资本平衡使投资收益增加 |
| 4.3.4 两种资本平衡后投资项目多样化 |
| 4.4 上工申贝两种资本平衡加强企业营运能力 |
| 4.4.1 两种资本平衡提升资产运营效率 |
| 4.4.2 两种资本平衡增强现金管理能力 |
| 4.5 上工申贝两种资本平衡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
| 4.5.1 两种资本平衡会加大创新研发投入 |
| 4.5.2 两种资本平衡增加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价值 |
| 4.5.3 两种资本平衡提高新产品盈利能力 |
| 5 上工申贝企业价值创造的变动情况 |
| 5.1 上工申贝托宾Q分析 |
| 5.2 上工申贝经济增加值(EVA)分析 |
| 5.3 上工申贝企业价值创造的绩效总结 |
| 6 总结、建议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启示与建议 |
| 6.3 研究的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企业风险承担的文献综述 |
| 2.2 高管薪酬差距的文献综述 |
| 2.3 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的文献综述 |
| 2.4 文献综述小结 |
| 第三章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作用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概念 |
| 3.1.1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 |
| 3.1.2 企业风险承担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委托代理理论 |
| 3.2.2 锦标赛理论 |
| 3.2.3 行为理论 |
| 3.2.4 展望理论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 |
| 3.3.2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承担 |
| 3.3.3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市场化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 |
| 3.3.4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股权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
| 3.3.5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风险承担 |
| 第四章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作用的模型设计 |
| 4.1 数据来源与整理 |
| 4.2 变量定义与计算 |
| 4.3 计量模型设计 |
| 第五章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检验分析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实证检验 |
| 5.3.2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承担 |
| 5.3.3 市场化程度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的调节效应 |
| 5.3.4 股权激励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的调节效应 |
| 5.3.5 股权集中度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的调节效应 |
| 5.3.6 进一步研究: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5.4.2 分组回归检验 |
| 5.4.3 内生性检验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主要工作 |
（9）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1.2.2 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3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界定 |
| 2.1.2 金融发展的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2 融资约束理论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
| 2.4 产权性质对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
| 2.5 法制环境对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2 变量的计算 |
| 3.2.1 被解释变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 3.2.2 核心解释变量(金融发展) |
| 3.2.3 中介变量 |
| 3.2.4 调节变量 |
| 3.2.5 控制变量 |
| 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3.4 相关性分析 |
| 3.5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第四章 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1 基准回归结果的分析 |
| 4.2 面板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分析 |
| 4.3 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分析 |
| 4.4 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改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 |
| 4.5.2 替换金融发展指标 |
| 4.5.3 制造业样本回归 |
| 4.6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4.7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检验 |
| 4.7.1 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
| 4.7.2 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活动及成果情况 |
（10）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2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1 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
| 2.1.2 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 |
| 2.1.3 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
| 2.1.4 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 |
| 2.1.5 高管个体特质与企业创新 |
| 2.2 文化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 |
| 2.2.1 文化与投资者保护 |
| 2.2.2 文化与企业财务决策 |
| 2.2.3 文化与公司治理 |
| 2.3 儒家文化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3.1 儒家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 2.3.2 儒家文化对员工个体行为的影响 |
| 2.3.3 儒家文化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
| 2.4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3.1.2 代理理论 |
| 3.1.3 高阶理论 |
| 3.1.4 烙印理论 |
| 3.1.5 文化冲突理论 |
| 3.2 制度背景 |
| 3.2.1 我国企业创新整体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 3.2.2 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 |
| 4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儒家文化影响企业创新的机理分析 |
| 4.2.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促进效应假说 |
| 4.2.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桎梏效应假说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儒家文化的测度 |
| 4.3.3 企业创新的度量 |
| 4.3.4 模型设计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总体效应检验 |
| 4.4.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渠道效应检验 |
| 4.4.4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儒家文化、法律环境与企业创新 |
| 5.2.2 儒家文化、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 |
| 5.2.3 儒家文化、外来文化冲击与企业创新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法律环境的调节作用检验 |
| 5.4.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检验 |
| 5.4.4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外来文化冲击的调节作用检验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组织情境的调节作用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儒家文化、业绩反馈压力与企业创新 |
| 6.2.2 儒家文化、市场竞争威胁与企业创新 |
| 6.2.3 基于不同资源冗余状态下的比较分析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业绩反馈压力的测度 |
| 6.3.3 市场竞争威胁的测度 |
| 6.3.4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业绩反馈压力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4.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市场竞争威胁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4.4 儒家文化、业绩反馈压力与企业创新:基于资源冗余状态的进一步检验 |
| 6.4.5 儒家文化、市场竞争威胁与企业创新:基于资源冗余状态的进一步检验 |
| 6.4.6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及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1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效率 |
| 7.2.2 儒家文化、专利产出与企业经营绩效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创新效率的测度 |
| 7.3.3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4.2 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4.3 儒家文化对专利产出业绩提升功能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4.4 儒家文化与企业绩效:基于创新渠道的中介效应检验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5 拓展性检验 |
| 7.5.1 基于外部法律环境的进一步检验 |
| 7.5.2 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进一步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C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学术活动 |
| D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四、现代企业代理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逻辑：从国家治理到公司治理[J]. 姜付秀,王莹.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1(06)
- [2]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D]. 李尚. 吉林大学, 2021(01)
- [3]国有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D]. 刘丹.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4]沱牌舍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路径及效果研究[D]. 王润铃.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5]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D]. 宋凯艺.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6]腐败治理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J]. 应千伟,杨善烨,张怡.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6)
- [7]国有与非国有资本平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路径 ——以上工申贝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例[D]. 田少谦. 山东大学, 2020(10)
- [8]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D]. 张少华. 山东理工大学, 2020(02)
- [9]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张玉剑. 合肥工业大学, 2020(02)
- [10]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D]. 李万利. 重庆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