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智能时代的“超级权力”诞生论文

刘伟:智能时代的“超级权力”诞生论文

随着人工智能日益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环节,催生出更新的技术、产品、产业、模式,引发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就成为了未来社会变化的趋势。在这场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变革中,各大科技巨头是主力军,无论是国外的Google、微软还是国内的BAT,在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上都遥遥领先,继续成为执牛耳者。这些科技巨擘无一例外也都是资本巨头,而资本与技术的进一步结合无疑会形成新的“超级权力”。这种“超级权力”对人工智能及未来的信息技术发展将有哪些影响?对经济社会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所有创新科技的出现和发展都是人机环境系统的产物,资本与技术在这个系统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以前大家一致认为资本是积累财富的重要力量,现在不少人也认为技术,尤其是那些能够转化为社会产品形态的科学技术也是财富集聚增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源泉,资本与技术两者的有机结合所产生出的“超级权力”之力量更是让大家惊叹不已。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模式却在发生着一些变化。例如,当前表面上几乎所有重要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成果都是出自谷歌、微软、IBM、亚马逊、脸书、苹果、华为、BAT等大型公司所支持的研究平台,实际上,这些“突破性成果”大都不是这些“超级权力”公司孵化衍生出来的,而是像多伦多大学杰弗里·辛顿教授实验室(开发出深度学习算法)、戴密斯·哈萨比斯领导的创业小公司DeepMind等研究开发出来的,后被这些大公司用资本收购而成的。另外,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算法、芯片和数据是人工智能的三大支柱,有人把算法比作“上帝之眼”,数据比作“智能的血液”;有人认为,谁拥有更多的数据,谁拥有更好的算法,谁就将主导未来市场产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算法的工作原理看,其计算结果代表了一种统计概率,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由于不具备推理能力,算法的适用范围较为受限,在某一领域是“专家”,运用到其他领域可能就成了“外行”;数据也是如此,再好的海量优质数据若不与开发者的意图、用户主观体验、市场应用环境相结合,恐怕也很难实现其内在的价值。所以,这些大公司所形成的“超级权力”对人工智能及未来的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那些为了生存和发展的中小智能或信息公司、小团队开发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颠覆性技术的可能却比较大。

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和技术积累,这或将导致社会各产业间、人才群体间与阶层间的发展能力、资源占有程度与社会影响力方面的极大差异。这意味着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或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巨头企业,形成操纵全球产业结构与人才、资本、技术流向的垄断能力。如果对其缺少有效的引导、制约和监督,可能会出现人工智能技术滥用而危害社会安全,或成为资本权力的附庸而激化社会矛盾。美国学者纳尔逊曾提出,“研究美国国家创新系统,必须研究防务政策,这是对美国经济、科技影响最大的两个公共政策领域之一”。另外一个公共政策是反垄断法,这个法案的目的是防止垄断、确保市场竞争。对照着看,美国防务政策可以视为确保“垄断”的公共政策。从根本上而言,市场社会优质发展是国家利益的保障,但是资本的逐利性和技术的潜利性往往会形成矛盾,如许多资本为了实现中短期的利益回报,会不顾技术的长期成熟性开发而进行竭泽而渔(如各种新技术的资本绑架行为),或者为了市场盈利而不顾及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如游戏开发)等。总之,从中不难看出,这些资本与技术的进一步结合形成具有“超级权力”的科技巨擘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影响既有正面性——加速产业的升级换代、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又有程度性的负面效果——形成垄断利益集团、限制更新技术的使用和发展,而如何实现两者有效的扬长避短和协调发展,将是未来一道需要不断思考解决的经济—社会和资本—技术发展难题。

【本文作者为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岗位教授】

责编:赵博艺 / 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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