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论身心关系
赵秀福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虽然影响巨大，却一直遭受着严厉的质疑和批判。其心理学思想的遭遇就是一个例证。杜威在开始哲学研究之初，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心理学思想；在与亚历山大原则和技巧的提出者——亚历山大近四十年的交往过程中，杜威的心理学思想得到了验证、丰富和发展。由于对亚历山大技巧在平衡身心关系方面的作用有着长期的亲身体验和思索，杜威对亚历山大技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尤其欣赏其对教育的重要价值。有趣的是，若干号称是杜威“信徒”的学者，对杜威与亚历山大交往的事实不屑一顾，甚至表示公开的蔑视。因此，梳理杜威就身心关系问题所发表的有关论述，追踪杜威与亚历山大的交往过程，不仅有助于理解实用主义哲学的特质，还有助于消除围绕着杜威哲学的若干误解，并进一步揭示杜威哲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约翰•杜威；亚历山大；身心关系；经验
反对各种形式的“二元论（dualism）”是约翰·杜威哲学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个特色的形成，一方面与杜威在青年时代所接受的黑格尔和康德的哲学思想的熏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经受的美国本土以爱默生、皮尔斯和詹姆斯为代表的哲学家思想的影响有关。有了这一认识，杜威在身心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似乎就不言自明，没有深究的必要。但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身心合一”或“身心统一”这样的术语，并用来概括杜威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似乎并无多大的意义。
另外，为了防止鼻子呛水，女选手们都用一只肉色的夹子夹住两个鼻孔，因此，从远处望去，她们表演时鼻子特别尖长。表演一结束，她们赶紧将夹子取下，这不光是为了好看，恐怕夹得也难受了吧。
杜威对建构所谓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多少兴趣，而且喜欢在常识意义上使用很多词汇，比如“经验”“有机体”“环境”“互动”“连续性”“习惯”“智力”“后果”，以及本文准备探讨的“身”和“心”关系，等等。杜威虽然著述甚丰，除了为引用相关学科的成果而不得不使用一些专业词汇之外，其著作中难得看到生僻的词汇和术语。或许与此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学术专业化的逐渐普及，不少职业哲学家对杜威缺少严肃认真的兴趣，有些哲学家竟然认为杜威的思想只是一些大杂烩，甚至都不应当使用“哲学”这个词来进行描述。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杜威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三、四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杜威哲学的内涵与价值。杜威哲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人的“经验”；或者可以说，杜威的哲学就是从“经验”出发，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重大问题所进行的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哲学的根源就在于经验这个主题中的不确定因素……哲学并不是把一些现成的观念从外面运用到与之来源和目标都差异极大的实践体系上；哲学只是结合当下的社会生活中的困难，针对塑造正确的心理和道德的习惯这个问题而做出的一种清晰的表述。关于哲学，我们所可以给出的最富有洞察力的定义是：哲学是处在最一般阶段的教育理论”。[1]或许，对待杜威思想的最好方式，应当像他在其教育哲学中一再敦促的那样，把它与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用我们各自的人生经验对之加以反复验证，从而提升我们经验的质量，创造并享受更好的生活。对杜威在不同的时期就身—心关系问题发表的看法进行梳理，阐述杜威哲学的特色，或将有助于加深对于博大精深的杜威哲学的理解。
一、杜威早期的心理学思想
杜威从年轻时代就关注心理学问题，并于1884年以《康德的心理学》为题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杜威的这篇论文从未发表，而且再也没有被找到，不过后面提到的、同年发表的《新心理学》与他的博士论文的思路基本一致。[2]在最初对心理学进行阐述时，杜威就特别强调社会环境对心理活动的影响，反对孤立、抽象地谈论心理学问题的做法。他在《新心理学》一文中认为，心理学应当抛弃所有先入为主的抽象观念和唯名主义的逻辑或数学公式，依赖并充分关注人的经验，因为作为各种知识乃至智慧赖以产生的母亲，人的经验是不会让任何学说感到失望的。[3]50-60杜威在踏上哲学探索之初就把“经验”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这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情。杜威如此重视“经验”，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察到康德哲学对“经验”既怀疑又不得不依赖的内在矛盾，更有可能是因为他受到了美国早期最为重要的哲学家爱默生的影响。爱默生在发表于1844年以《经验》为名的散文中，深入探讨了“经验”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并凭借诗人哲学家的感悟能力意识到“经验”的重要性，认为“经验”应该成为观察和思考有关自然、社会和人生等重大问题的切入点。可以说，重视个体的经验是美国深刻的个人主义文化的一个深厚的传统，而杜威从一开始就摸准了美国文化的脉搏。
杜威认为，亚历山大技巧与那些自称包治百病的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它不以所谓的疗效作为引起人们注意的幌子，而是在仔细地、不厌其烦地寻找导致身—心分离的原因，并通过仔细的研究和修炼而加以校正和克服，从而恢复身-心的协调统一。最为重要的是，亚历山大技巧的结果是可以观察的，可以证实的。他说，“即便从科学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亚历山大技巧也是科学的……在人的行为控制方面，亚历山大先生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原理，如在外在自然领域所发现的原理同样重要。”杜威还认为，亚历山大在对待人的感性认识方面所显示的认真、执著的态度和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前无古人的。杜威还以自己的人格担保，认为亚历山大在关于人的自我和行为的观念及信仰方面，所应用的实验方法以及获得新的感性观察材料的方法，与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并没有区别。而且，亚历山大的发现使得所有的科学发现变为完整的，也就是说，在杜威看来，亚历山大技巧具有整合作用，能够使所有的科学发现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人的健康和幸福。虽然现代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他看来，人类对于自我、自我的习惯和做事情的方式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却没有进行深入、细致而系统的研究；伴随着现代文明而来的各种困惑、不满和争斗都和人不能明智地使用自我有关。作为始终极为关心教育的哲学家，杜威认为亚历山大技巧最适宜的地方是在对年轻人进行教育的场所，也因此殷切希望受教育者能够尽可能早地掌握正确的感官欣赏和自我判断的标准。
自问世以来，亚历山大的发现和传授实践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认可，其中以来自教育界、科学界（医学界）和艺术领域的关注最为集中。例如，许多音乐教育机构都把练习亚历山大技巧作为必修课。今天，在许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有很多专职传授亚历山大技巧的人士和机构。
在这之后20年，杜威仍然在其著述中不时地涉及到心理学问题，但他的心理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早期的这几篇文章之中。需要注意的是，杜威虽然强调身心的统一，但有时候也遵从语言表达的习惯，分开来谈身心问题。仔细体会的话则不难发现，杜威的哲学著述时常流露出一种极为难得的从容和自信。他与传统哲学家的区别在于，他没有把语言指称的对象当成实体，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人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活动，是人的自然而然的经验的一部分。
二、结缘亚历山大原则和技巧
杜威与推崇身心合一的“亚历山大技巧”①的发明人亚历山大（F. M. Alexander, 1869-1955）的结缘，是杜威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事件。[5]杜威非常重视亚历山大技巧的价值，为亚历山大的3部著作撰写了“绪言”，并认为自己后半生的健康甚至生命的存续本身都与长时间认真研习这种方法有关。
采用L-B技术、RIE和湿法刻蚀技术等，制备出具有优良SERS特性的PS@Ag NPs和Si@Ag基底，并提出了基于PS@Ag免疫探针、AFP和PS@Ag免疫基底组成的“三明治”结构SERS特性的免疫检测方案.结果表明，该检测方案对AFP具有高的检测灵敏度、宽的检测动态范围和好的可靠性，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1952年6月1日在纽约去世的时候，杜威已经是接近93岁的高龄，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健康长寿。直到去世前不久，杜威还保持着很好的思维能力和写作状态，而他的死则更多地与一次意外事故有关。1951年秋天，杜威在与收养的两个儿童玩耍的时候摔断了臀骨，没有完全从手术中恢复过来，活动能力和范围收到了严重的限制，从而引发肺炎和其他炎症并最终去世。
杜威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的哲学家，他倡导的实用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社群意识。与书斋里的哲学家不同，杜威对身边乃至整个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有深入的思索，他的有机体与环境互动的理论并非纯粹抽象的构思，而更多地是出自于他对世界一体性的深刻观察和认识。童年时代的杜威体验到美国南北战争带来的痛苦，成年后的杜威则又亲眼目睹整个世界堕入了大规模惨烈战争的深渊，触目所及，无不牵动着他的思索。长期的劳碌、焦虑和内心的冲突等因素在杜威的心理和生理上带来了一系列的反应。到1916年的时候，杜威开始经常感觉身体僵硬，神经紧张，无法像以往那样长时间地伏案工作。他的脖子和肩部的肌肉经常酸痛，头疼开始困扰他，视力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机缘巧合，他从朋友处听到了有关亚历山大的事迹，就尝试跟从他上课，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30多年的友谊。
亚历山大于1869年生于澳大利亚的塔斯梅尼亚岛，曾是一个成功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和朗诵者。由于一度失声，职业生涯无法继续；多次求医无果之后，他开始不厌其烦地、仔细地研究自己在说话时声带活动的方式。他在房间里安置了很多面镜子，仔细端详自己的一举一动。他首先发现，他自己认为在做的事情，与他实际在做的事情，有着很大的不同。他的运动觉告诉他，他的举止和意图是吻合的；但是，他的眼睛却告诉他，他的动作与意图相差很大。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观察之后，他得出结论：他之所以失声是因为他关于自己身体的想法和运用自己身体的方式存在问题。他尝试着校正自己的心态和动作。结果，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声音逐渐恢复正常，而且，让他感到欣悦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也同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他没有浅尝辄止，而是继续仔细地观察和推断自己的行动与心理活动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某些肌肉紧张会促使头部—颈部—脊椎这条中心地带（the head- neck-spine axis）长期处于不舒展或紧张的状态，而这是导致许多呼吸问题和声带问题的主要原因。消除这些肌肉紧张，让脊椎恢复自然的舒展状态，这类问题便可以慢慢得到解决。经过实验，亚历山大发现，身心之间更好的交流（better mind-body communication）会使人的举止变得自然，并达到最轻捷的状态。总之，正确的举止行为不仅会使人保持舒适（ease）的状态，还能够治愈许多慢性的疾病（chronic disease）。
解决自己失音问题的经验，对于亚历山大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他从中发现了若干解决有关身心交流问题的原则，而且，他还发现，这些原则也可以用来解决许多其他与健康相关的问题。于是，他就在悉尼开办了一个培训中心，专门帮助人们，特别是演艺界的人士，改善身体的协调程度和健康水平。他把自己从事的工作称之为“心理—生理再教育”，并特别喜欢认为自己只是从“亲身验证的常识（organized common sense ）”出发帮助人们解决问题。亚历山大此处使用“亲身验证的（organized）”这个词的方法，与前文所述青年杜威使用“器官（organ）”一词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领悟到亲身经验与（真正的）知识之间内在而密切的联系。亚历山大的工作很快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和兴趣。1904年，他应邀去英国伦敦讲授他发明的方法，并在那里定居下来。除了定期去美国的纽约和波士顿授课以外，亚历山大主要在英国研习、完善和传授他所发现的健康原则和技巧，直到1955年以86岁高龄辞世，基本没有中断过。在讲授自己的方法的过程中，他还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了4本书，分别是：《人最珍贵的财富》《对个人的稳健的、周全的控制》《自我的运用》和《生活中普遍而恒定的现象》。
他在《自我的运用》中提出的一个核心的观点被认为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原则”，而更为著名的“亚历山大技巧（the Alexander Technique）”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的。他说：
运用你身体的方法，显然有些比另外一些好；你如果拒绝使用较好的方法，那么，你身体的运行必然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出现问题。因此，评价一个人，观察其运用自己的方式是很有用途的。
总之，独立学院健康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到学校办学定位，还涉及到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因素，其师资队伍建设必然面临许多问题与困难，独立学院必须紧紧抓住“科学发展”这条主线，努力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师资队伍建设道路。
《人最珍贵的财富》首次出版于1910年，此时亚历山大已经有了17年的教授其技巧的经验。他所说的人最珍贵的财富，指的是对习惯性的行为（habitual behavior）进行抑制，并代之以周全的（conscious）、合理的控制的能力。亚历山大认为，凭借周全而敏锐的意识和审慎的（reasoning）智慧，人完全可以摆脱和超越所有疾病的控制，不受疾病的摆布。在史前时期，由于变化的发生比较缓慢，人类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任何新的生活环境，因而人类对自身行为的本能性或习惯性控制本身能够很好地履行其职责。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变化的加剧，人的习惯性的控制力不但不能适应变化的节奏，还对人产生误导，使人形成了错误地使用自己的模式，这些模式则进一步带来疾病和器质的改变（deformity）。而且，这些错误使用自己的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形成很大的控制性力量。人类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把我们对于整个机体（包括作为整体的身—心）的习惯性控制，置于周全的控制之下，换言之，就是使我们运用自身的方式从习惯性的运用变为周全的运用。亚历山大创立这套技巧的目的就是提供一套系统的、可供操作的方法。
青年杜威的这个观点在1896年撰写的《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述。杜威对当时极为流行的“条件反射”理论提出了批判，明确指出，刺激—反应模型的错误在于未能认识到（有机体与环境）真正的互动的性质，因而不能明白，有机体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所谓的刺激，而是以一种累积的、变通的方式持续不断地与环境进行互动；心理学的术语区分和指称的并不是某些一成不变的存在，而只是有机体灵活多变的功能，因而要掌握这些术语的含义，就需要认清它们作为行动的功能的真实面目，掌握其在更大的、动态的语境内的状况，并了解隐藏在其中（有机体追求）的目标和旨趣。[4]与前面的那篇文章相比，这篇文章读起来更容易理解，说理更为透彻。值得指出的是，这篇文章不但奠定了他在功能主义心理学中的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预兆了杜威哲学思想的后来发展。
他走在前，她跟在后面。徐徐地，小步地，谨慎地。很多次她抬头看他，就看到他并不高大的背影，那背影给她凌厉的气息。她，有些怕他。也许这怕只源于尊敬或者崇拜。而很多时候，爱情也源于崇拜。
杜威在《经验与自然》（1925年）中对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看待事物和世界的方式及其后果进行描述和批判时，再次提到了亚历山大和他的这两部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亚历山大所创立的理论及其实践，尽管以“亚历山大技巧”而闻名于世，但在杜威眼里，绝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强调身心协调统一、包含丰富智慧的哲学。
两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评价显得更为专业，也更有说服力。谢灵顿曾长期担任英国利物浦大学和牛津大学教授，1920-1925年还曾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在学术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对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脊髓反射生理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都与他有着紧密的联系。1906年，他的主要著作《神经系统的协调动作》出版。1932年，他因在研究神经系统的协调功能方面的突出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奖。在对亚历山大进行评价时，他说，“亚历山大先生对这个领域的贡献在于，他坚持认为，人的每一个动作（act）都牵动着整个的、一体化的（integrated）个体，牵动着作为心理—生理统一体的、完整的人。每迈动一步，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不仅仅关系着这一条或那一条腿，而是此时此刻发生的整个的神经肌肉活动——绝不仅仅是头部和颈部”。谢灵顿的评价不仅认可了亚历山大的研究方法，而且用“行走”这个最简单的、也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自我运用方式为例描述了亚历山大学说的精髓。可以说，这是一种建立在深刻了解基础之上的同情，绝不是一种浮泛的溢美之词。
廷伯根出生于荷兰，1949年以前在荷兰上学和任教，之后到牛津大学任教，并组建该校动物行为研究系，主要的著作有《本能的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和《动物的行为》等，是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廷伯根强调在野外自然环境中观察动物行为的重要性，并认为，本能的和习得的行为对于动物的生存都很重要。廷伯根和他的妻子、女儿都是亚历山大技巧的爱好者，认为亚历山技巧能够改善高血压、呼吸困难、睡眠质量不好等症状，还有助于使人心灵手巧、心情愉快并保持乐观的状态。他说，“我乐意推荐亚历山大方法，因为这是一种极为纯熟的康复手段……通过研习这种方法，让身体的肌肉组织以一种新的方式运行，许多种错误的举止，甚至疾病，不论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都可以借此减轻，有时候能够达到让人吃惊的程度”。据说，1973年，他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讲致辞，就把一半的时间用来对亚历山大技巧进行专业上的论证，并说，“亚历山大的工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能够成就的工作。关于他的敏锐、智慧和毅力的故事，是医学研究和实践的真正的史诗”。不难看出来，他以这样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场合发言，无疑是出自对这种方法的真诚服膺，而这表明他对亚历山大及其发现的理解和推崇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三、杜威及其“信徒”的差异
在诸多推崇亚历山大技巧的知名人士中，以关注的时间之长，探讨之深入，受益之多而论，恐怕都非杜威莫属。据斯蒂芬•C.洛克菲勒介绍，杜威是通过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一个同事认识亚历山大本人的。1914年，亚历山大去美国纽约传授亚历山大技巧，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文德尔•布什因为读过他的《人最珍贵的财富》这本书，就于1916年设宴款待他，并邀请他的同事们作陪，其中包括杜威。这次宴请之后，杜威就和另外一名同事跟从亚历山大上课。亚历山大曾对一个追随者说，杜威与他初次见面的时候，看起来完全“被思虑麻醉了”，仿佛心灵已经飞离了他的躯体，而且上课期间经常抑制不住地睡着。亚历山大后来在他所写的《对个人稳健、周全的控制》一书中不提名地描述了杜威当时的状况，他说：
单一BP神经网络和ARIMA误差修正的BP神经网络模型拟合精度的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单一的BP神经网络对径流量已有较高的拟合效果，但由于水文序列的复杂性，单一的BP神经网络并不能完全提取序列中的信息。因此，当单一的BP神经网络的拟合效果较差(洪号为20001009和20100731的这两场洪水)，即不能完全提取水文序列中的信息时，加入ARIMA模型进行误差修正，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径流量的模拟精度。
我的一名学生，是个著作家，健康状况不佳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甚至达到了无法继续其著述的地步。在完成了他新近的一部著作之后，他经历了一次危机（他自己称之为“崩溃”），结果呢，即便工作几个小时，他就会感到极度疲劳，并且陷入痛苦的抑郁状态。
③四部27点规律具体如下:一部4点,指枕部4点,左右枕大、枕小。二部7点,指颈部棘突压痛7点。C1棘突压痛指枕骨下缘与C2棘突之间的凹陷处,即C1棘突遗迹。三步14点,指颈部两侧关节突关节压痛,每侧7点,共14点。四部2点,即锁骨上窝臂丛神经按压痛,按压时应左右对照。
亚历山大技巧到底对杜威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似乎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但一个非常清楚无误的事实是，自从杜威与亚历山大见面之后直到去世前不久，杜威经常跟从亚历山大本人或他的弟弟A.R.亚历山大学习，并为亚历山大的3本著作写了绪言，认真地阐述他所理解的亚历山大技巧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杜威与亚历山大的交往，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那些对杜威哲学基本持反对态度的人就不必说了，即便是杜威哲学的信徒（the Deweyans）对此也以不理解者居多，其中包括著名的杜威信徒西德尼•胡克、著名哲学家曼克斯•伊斯特曼等。在他们看来，杜威去支持来自澳洲的这么一个无知的、传授“江湖秘法（folk remedy from Australia）”的人，显然是过于天真。这种看法从杜威跟随亚历山大上课时就已存在，而且，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不少研究杜威的学者坚持这种看法。例如，出版于1995年的《约翰•杜威与美国自由主义的高潮》一书的作者艾伦•瑞安就说：
杜威通过接受F. M. 亚历山大（所谓“亚历山大技巧”的发明者）的观点而从他所遭受的身体疾病中恢复了过来。尽管杜威对亚历山大的观点极其痴迷，而且被厄纳斯特•内格尔认为是‘迷信’，他却并没有全盘接受亚历山大兜售的“普遍解放的计划”。亚历山大，与杜威不同，是一个简化论者；他认为现代文明的所有麻烦都可以归结为姿势不当。在他看来，自然赋予了人类一个身体，完全可以适应我们短暂却充满活力的生存，然而，我们却由于站立和起坐的姿势不当而不能适应我们身体的要求。亚历山大发明了一系列用来纠正摆放脖子位置的动作，而对杜威来说这竟然基本奏效了。[6]
很显然，这一段话从语调到措辞都掩饰不住对杜威之“堕落”的惋惜和对亚历山大技巧的不屑一顾。说亚历山大是一个简化论者，似乎有些道理，但这也表明艾伦•瑞安对亚历山大方法缺少最起码的了解，不知道这是一种以恢复身—心之统一性为宗旨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亚历山大之所以从人的头部—颈部—脊椎的协调动作入手开始他的生理—心理再教育，并不是把问题简单化，而是因为这个位置恰好是人体的中枢神经之所在，其运转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体动作的质量，也对人的心理状况有着很大的影响。亚历山大从这里入手，显然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是符合常识的，因为这是“‘首’要的”“‘核’心的”问题。另外，只要人活着，人的“站立和起坐”之类的动作就要无限多次地重复，注意这些动作的质量，正是富有鲜活的（fresh）生活智慧的表现，不少学者却往往掉进或者只愿意呆在“故纸堆里”，犯了“舍本逐末”“舍近求远”的毛病而犹自沾沾自喜。有趣的是，艾伦•瑞安也不得不承认，亚历山大方法对杜威是有效的，而这是所有反对亚历山大方法的杜威的信徒们都无奈承认的一个事实。
相比较而言，斯蒂芬•C.洛克菲勒出版于1991年的《约翰•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持论要公允得多。作者叙述了亚历山大原理的基本内容，又引述了反对和赞成双方的观点，而且基本从正面肯定了亚历山大对杜威产生的重要影响。而这或许与洛克菲勒本人对禅宗的修身之道有浓厚的兴趣有关。[7]
南伊利诺伊大学乔•安•鲍艾斯顿教授对于亚历山大与杜威的关系进行了极为详尽的研究。她于195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初加入南伊利诺伊大学，之后担任该校的杜威研究中心的主任，长达20多年。在她的领导下，杜威研究中心成为国际著名的杜威研究基地，也成为促成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复兴的重要力量。她主持编纂并出版了杜威全集37卷，还搜集、确认并出版了杜威的诗歌。她的另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主持搜集、编排并出版了杜威的往来信件。因为杜威的书信特别多，而杜威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也没有写自传，而且，杜威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谈论自己，所以，杜威的书信就成为全面了解杜威的另外一个渠道。鲍艾斯顿1986年在国际亚历山大技巧教师大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约翰•杜威与亚历山大技巧》，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例如，她引用了杜威在1946年7月24日写给约瑟夫•拉特纳的信。拉特纳是杜威“钦定”的为他写传记的人，因此，在这封信里，杜威的语气与他在著述中平稳的语气有着较大的不同，他说：
这就是说，我对亚历山大的工作的信心，丝毫也没有减少。在实际运用身-心统一原理（the unity of the mind-body principle）方面，他做出了最为重要的发现。如果没有他们的援手（treatment），我这个人，作为一种物质，今天就不可能还在这里存在着。我不怎么谈论这件事情，是因为，这在没有亲身经验（personal experience）的人眼里，不过是又一例对某种万能药方的热衷罢了。
应当说，杜威把自己的健康甚或生命看作是亚历山大技巧的馈赠，是对亚历山大技巧的最为明确的、最高的褒奖。杜威在这里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亲身经验对于认识的重要性，这其实也是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和实验方法（the experimental method）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根据这个原则，对于任何所谓观念或主张的判断，都要以其在经验中产生的效果为依据。如果经验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提出主张或观念的人依然坚信不疑，固然可以称之为迷信。但是，如果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人们就应当根据这些证据修改他们的观念或主张，否则，也是一种坚持没有依据之观念的表现。由此看来，倒是那些坚持认为杜威在亚历山大技巧问题上迷信的人，很可能是“迷”信的。他们对亚历山大技巧不屑一顾，没有足够的证据就认为杜威的选择是由于考虑不周、天真、迷信，等等，正是一种缺少科学精神的表现，也恰好违背了杜威所提倡的实验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看来，古往今来，“叶公好龙”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在抽象的层面，人们可以对“经验”“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等概念推崇备至，但等到要将这些哪怕是关乎自己身心健康等重大问题的价值观念付诸实践并加以验证的时候，很多人却连尝试的兴趣都没有，甚至变得畏缩不前，而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大言不惭地对那些敢于探索的人评头论足。
鲍艾斯顿是从阅读杜威的著作开始注意到亚历山大技巧的，后来也参加了由专职教师主持的研习班。她发现，那些反对杜威与亚历山大有关联的追随者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没有参加任何有关亚历山大技巧的学习，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了解这个技巧。基于她对杜威著作和亚历山大技巧的双重了解，鲍艾斯顿对杜威的这些追随者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
鲍艾斯顿认为，杜威的信徒们坚持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杜威的人格和著作的双重误读。在他们看来，杜威的好心肠（soft-heartedness）和他广为人知的愿意为人写序言、导言、著作提要、善意的评论、鼓励性的话之类东西的做法，有时候会使他犯糊涂（soft-headedness），难免鱼目混珠、好歹不分。鲍艾斯顿则认为，这纯粹是捕风捉影之谈；如果说杜威谦虚，和善，乐于助人，乐于鼓励人，那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认为杜威容易上当受骗，迷信，那无异于是对杜威人格的怀疑，无异于是对杜威的污蔑。鲍艾斯顿认为，在杜威平易近人的外表下，自立和自信才是其性格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从孩提时代开始，杜威就养成了机敏和内敛的性格特征。另外，杜威所倡导和奉行的实验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使得他成为一个不容易上当受骗的人。
到为这本书撰写绪言的时候，杜威已经研习亚历山大技巧达16年之久，可以说已经对这种身心协调技术及其含义有了充分的了解。杜威再次强调说，如果不把科学看作是一系列专业术语的陈列，我们会在亚历山大的描述中看到任何领域都适用的科学方法的精髓。他认为，亚历山大技巧建立在持续的、耐心的和不厌其烦的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上，任何推论都经过了补充完善、实验、修正和再实验的反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心灵（mind）从观察相对粗糙的、笼统的和肤浅的因果联系开始，逐渐转移到了我们使用自己的方式中那些导致问题的根本性的、核心的方式上去。杜威尤其欣赏和羡慕亚历山大在进行这种极为艰难的观察和实验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毅力。在杜威看来，亚历山大所创立的是关于活生生的有机体的生理学（a physiology of the living organism），因为他所进行的观察和实验都以人身体的实际运行为对象，自然要比那些以死的东西为对象的研究要艰难得多。而且，杜威还进一步断言，对生活在正常情况下的、活生生的人及其活动所进行的持续的、准确的观察，与对处在非正常的、人为限定的条件下的僵死的东西所进行的研究之间的区别，标志着真正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差别。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已经习惯了把科学与后者联系起来，而这也造成了亚历山大技巧不被更多的人们所理解和认识的原因。事实上，杜威所批评的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仍然非常普遍。
对于杜威哲学的理解，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杜威的信徒们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杜威何以能够在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之后，即在60岁之后，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据粗略统计，从1920年开始到去世，不算与他人合作的著作，杜威仅个人专著就出版了16部。在这段时间内，杜威还修订、再版了数种著作。[8]80-178此外，杜威还经常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文章，这也构成了他著述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被公认为杜威最重要的4部著作，《经验与自然》《确定性的追求》《艺术即经验》《逻辑：探究理论》，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1939年，杜威在他的女儿为他写的传记中说，“我所提出的关于身—心，关于自我之能动因素的协调，以及关于观念在抑制和控制外在行为中的位置的诸种理论，没有对于F. M.亚历山大还有后来他的兄弟A. R.亚历山大所做的工作的了解，是不可能成功地被提出来的。”[8]55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年过八旬而依然勤耕不辍的哲学家杜威，毫不扭捏地把自己关于身心关系的理论归功于亚历山大技巧的发明人。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知道，杜威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提出了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并在随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著述生涯中经常涉及到与心理学相关的问题。如果不是出于对亚历山大技巧的价值的深刻理解和信任，杜威也完全没有必要发表这样的言论。
四、杜威对于亚历山大技巧的论述
杜威为亚历山大的前3本著作所撰写的绪言以及他于1927年在纽约医学院发表的演讲，是他集中阐述亚历山大技巧价值的地方，也是他集中谈论身心关系的地方。
亚历山大这里所说的对于身体的运用，所指的范围非常广泛，举凡站立、躺卧、起坐、行走、呼吸、吃饭、喝水、说话，甚至思考、感受，等等，都应包括在内，更不必说那些激烈的、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这些活动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杜威哲学中极端重视的人的经验。亚历山大所说的以好的方式运用自我，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我珍摄”的意思。只是非常可惜的是，我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以一种想当然的、漫不经心的方式在运用着自己，以种种错误的方式在耗费着我们的体力和精力，直到疾病光顾的时候，我们或许才会有所警惕，但往往也不免惊慌失措。长期地以错误的方式运用自己，其后果（consequences）必然是我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亚历山大在这里所说的根据一个人使用自我的方式而对该人进行评价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读。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如何爱惜自己，那么此人是否有心思和能力去关爱他人，就是非常可疑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懂得如何爱护自我，他就会推己及人，自然地把这种善念和爱护运用到他与环境的互动之中，从而成为其环境中的一种积极的因素。亚历山大和杜威此后对于人类历史上众多丑恶现象的观察和解读，也基本是秉承了这个原则。他们的做法体现出相当高明的洞察力，接近于“察己以知天下”的中国古代圣贤所追求的境界。
该书于1918年再版的时候，杜威为之写了绪言。杜威首先肯定了亚历山大技巧的现代意义。他认为，亚历山大对人类演变的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焦虑及其危害和后果，有着清醒而全面的认识，他所创立的技巧有助于人们了解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他还认为，若想要解决现代生活所存在的种种失调现象（maladjustments），亚历山大所倡导的身心协调统一的方法可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杜威指出，虽然人类文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深植于其核心的你死我活的冲突，却没有得到人类坦率的承认和彻底的认识，因而，许多现象和事件的发生，都被仅仅看作是孤立的，其解决方式也是孤立的，于是，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带来许多其他的、也更为隐蔽的问题，甚至使原来的问题变得更加糟糕。杜威认为，亚历山大的贡献就在于指出了这种主观的（empirical）、顾头不顾尾的（palliative）方法的根本性错误。他还认为，亚历山大技巧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基于对于人这个有机体（the organism）所进行的详尽的、科学的认识，以及对种种因素所进行的深入而细致的思考（reflection）。杜威非常赞赏亚历山大对人的身体的宗教般的尊重，因为身体是我们生命（生活）的工具（instrument），不论是心理的、道德的，还是我们时常贬称为肉体的生命（生活），都依赖这个工具而进行。杜威还进一步希望，能够如此虔诚地对待人体的人最好越来越多，因为果真如此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很有利的氛围，亚力山大所希望的对于自我周全的控制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
在这篇绪言的最后，杜威指出，如果把教育理解得更宽一些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亚历山大的这本书全部都在讲教育。杜威注意到了亚历山大对于狭义教育的危害所进行的分析，并肯定了亚历山大技巧所追求的那种理智与情感充分协调的境界——“自然而然（spontaneity）”，认为它符合教育的目的，为“智慧（intelligence）”的发育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而掌握智慧则是人通向自由的唯一通行证。杜威还指出，“自然而然”不是一种出生时就可以获得的权利，而是指一种有待于掌握的、逐渐圆满的、最高的艺术，是亚历山大所倡导的周全的、自我控制的艺术。
2018年3—6月，以我校2016级临床医学专业专科生为研究对象。将所有学生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n=110）与对照组（n=122）。两组学生入组前内科学成绩分别为（76.2±1.8）分、（75.8±2.0）分，两组学生的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杜威在这里使用“艺术”一词的方法值得我们注意。他并不是随便把它作为一个表示赞赏的词（a word of praise）赠送给亚历山大及其所创立的技巧。这与他在1896年所写的《我的教育信条》中使用“艺术”的方法有着内在的一致，指的都是人的全面而健康的发展，只不过是此处所说的“艺术”偏重于人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而在谈论教育的宗旨和教师的职责时所说的“艺术”，则偏重于对他人的帮助和成全。在这篇绪言的结尾处，杜威似乎还首次使用了“圆满的（consummated）”这个词，在此后的若干著作中，他把艺术等同于人的经验的圆满，是经验的一种特征，或许也是从亚历山大的身心关系理论中获得了深刻的启示。
《对个人的稳健的、周全的控制》出版于1923年，对亚历山大技巧的原理、方法以及所涉及到的重要的概念，进行了权威的阐释和说明，被亚历山大本人看作他最为重要的著作。据介绍，亚历山大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听取了杜威的建议，援引的事例和语言都经过了充分考虑和斟酌。在第一本书出版之后，亚历山大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他把读者的问题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我们的本能为什么不如我们祖先的可靠？这种堕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今天个人和国家都焦躁不安的原因在那里？他的这部著作就对这些问题作了详尽而系统的回答。他坚信，人类如果想进步并不断提升自己，就必须“作为一个心理—身体单位而运转”，不能容忍身—心的继续分离，必须对自身施加周全的引导和控制；要实现自身的潜能，获得健康和幸福，人类就必须改造其业已堕落的感性认识，对使用自我的方式进行再教育。亚历山大的第一本书的读者的追问，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黄帝内经》中黄帝对岐伯提出的问题：“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而亚历山大通过传授其方法而期望达到的境界，似乎又暗合岐伯所说的上古那些“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的“‘知’‘道’者”的行为举止。黄帝与岐伯的这段对话，是《黄帝内经》开篇的一段经典对话，深刻地阐述了疾病与日常生活方式及心理习惯之间的关系。后面岐伯教导的“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心安而不惧”“气从以顺”等原则，都需要有足够的研习功夫（经验）才能体会其妙处。亚历山大和杜威的非凡之处，或许正在经由自身审慎的经验而深刻地领悟到了养成正确的身——心习惯对于人类个体及集体生活的价值。
杜威为这本书写的绪言是三篇中最长的一篇。杜威首先指出，尽管亚历山大的著作语言简洁平易，亚历山大技巧也没有任何神秘难懂之处，但是，能够理解亚历山大理论和方法的人仍然很少。杜威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就对身—心关系的理解而言，我们已经遁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我们的感性理解和判断存在严重缺陷，无法对自我和自我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甚至到了分不清正确与错误的地步。即便那些因研习亚历山大技巧而身体和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的人，也往往不能够理解亚历山大技巧的精髓，而倾向于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治疗的手段。
在写于1886年的《灵魂与身体》一文中，杜威明确地反对把灵魂和身体割裂开来谈论的做法，拒绝接受把灵魂仅仅看作是大脑的一种状态的观点，并依据当时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的成果，试图从原则层面证明灵魂与身体、精神与物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他还认为，灵魂内在于（immanent in）身体，并认为俗语“身体是灵魂的器官”中“器官（organ）”这个术语蕴含着一种极为密切的、内在的关系，超出了人们通常的理解。他认为，“器官”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具有“功能”，因而灵魂与身体的关系在事实上是功能与器官的关系，是活动与手段的关系，他说，“身体是灵魂的器官，因为灵魂通过身体表达和实现其本质。身体则是灵魂的外显（outward）形式和生动的表现”。杜威此处对于“器官”的重要性的解读，显示了一种对于身体之复杂性及身体各部分之间紧密联系的深刻领悟能力。他在后来的著述中对于“有机体（organism）”“有机的（organic）”“能量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energy）”等词汇的偏爱，或许可以视为这种领悟能力的自然延伸和应用。杜威在该文中多次谈到灵魂的“内在性（immanence）”，也谈到了其“超越性（transcendence）”，这固然与这个问题过于复杂、难以言喻有关，但似乎也为那些刻意追求精确的反对者攻击其观点留下了空间。尽管如此，杜威对于灵魂的内在性的强调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人类经验的绝大部分都是难以言喻的，杜威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这种状态的认识和尊重，而没有勉为其难，以偏概全地强作解人。这是一种谦虚、谨慎、严肃而又明智的态度。关于灵魂的超越性，杜威认为，凡是涉及到目标或行动的目的时，总是会有某种超越单纯身体的和物质的因素在起作用。[3]112-115这种解释很难令各种唯心主义者满意，但杜威充分借鉴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新发现，把灵魂和身体看作是同一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刺激的因素，而不是两个相互隔绝的“实体”的做法，似乎更有说服力，也显示了一种更为负责任的、更为开明的态度与方法。另外，杜威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指出，强调灵魂和身体的统一并不是新奇的观点，不过是回归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的古老智慧而已。
对“亚历山大技巧”表示过赞赏的著名人士很多，如著名科普作家阿道斯•赫胥黎、文学家萧伯纳，还包括英国神经生理学家、193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查尔斯•谢灵顿、英国动物行为学家、医学科学家、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尼科拉斯•廷伯根，等等。
1927年11月17日，杜威应邀在纽约医学院发表演讲，题目为《身体与心灵》。杜威首先指出，科学和哲学都源于生活，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最初是混杂在一起的；古希腊人明白，健康的心灵存在于健康的身体，是生活完整的必要条件，因而那个时候哲学、科学和医术虽然不免粗浅，但紧密合作，保持着统一的状态，古希腊的哲人们也把各种元素的和谐看作是维持和恢复健康的条件。杜威没有尝试去证明身心的统一性，而是希望用“运作的完整性”和“行动的统一性”两个术语来消除人们在身心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其实杜威在这里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要求把身心关系这样似乎很抽象的问题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看一看。杜威认为，人们之所以把身心看作是分离之物，其根源在于把两者看作是实体，而不是行动的功能和特征；如果我们能够从人类的行动和生活的运作的角度来看，那么，身体自然就是行为的机制、手段，而心灵则是行为的功能、果实。在他看来，身心的差别只是程度的差别和着重点的不同。杜威看待身心关系的方法与他年轻时代的看法基本一致，但仍然是很值得注意和借鉴的。由于对身心分离的表现及其危害已有深刻的认识，杜威认为，“将身心在行动中融合起来，是我们要求我们的文明去解决的最为实际的问题”。出于对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杜威认为极有必要在教育中培育身心的融合，而且希望讲求科学的人、哲学家、医生和心理学家通力协作，共同促成这一愿景的实现。有意思的是，根据亚历山大技巧网站提供的信息，当年杜威在演讲中说过这样的话：“F. M. 亚历山大指出，除非我们在亲身的实践中掌握了一种能够展示身心之连续性的步骤，否则，我们所采纳的治病手段，只会使疾病更加严重。那些谈论有机体最起劲儿的人，所谓的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之流，往往正是那些对所有有机结构及过程相互之间密切、复杂和微妙的依存性最为迟钝的人。整个世界都疯了，医学、政治、科学、实业和教育领域，统统都痴迷于特定的、具体的和孤立的东西。”措辞听起来尖锐了一些，但杜威所批评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依然存在，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甚至可以说更加严重。杜威在演讲的最后指出，“身心融合的圆满实现，有待于哲学和科学在艺术中的融合，尤其在教育这一至高无上的艺术中得到融合。”[9]
《自我的使用》出版于1932年，被《英国医学杂志》认为是“一部科学观察的经典之作”。该书首先讲述了亚历山大技巧形成的历史，然后用两个实例讲述了亚历山大原理的实际运作过程。亚历山大技巧并不以治疗为目的，它追求的是处理（treat）对于身体的不恰当的使用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亚历山大认为，对于身体糟糕的使用降低了身体功能的正常发挥，带来不舒适（dis-ease），是人体致病的一个恒定因素，而医疗界在诊断和诊治疾病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根本不考虑身体的使用情况。当时的英国医疗界对亚历山大技巧的态度也是不一致的，有的赞成，也有的反对。有意思的是，一些反对他的医生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还主动把一些慢性病患者推荐给亚历山大，往往取得较好的效果。
鲍艾斯顿认为，杜威的追随者之所以在亚历山大问题上对杜威缺乏同情，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忽视了两人交往的一些具体的事例，也不在于无视杜威对亚历山大所表现出的持续的支持，而在于没有理解亚历山大对杜威整个哲学所产生的那种密切的影响。
又过了半个月，一纸离婚证书，代替了结婚证书。领离婚证书前，她要雷红，雷志雄不同意。问雷红本人，雷红说：不要流氓妈妈。
在这篇绪言的结尾，杜威充分肯定了亚历山大技巧对于教育的价值。他认为，教育是人类驾驭其历史进程的唯一稳妥的方式；如果不了解正常和健康的身心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人类所谓的教育很可能适得其反，是错误的教育。他还认为，亚历山大技巧为教育者提供了一种衡量身心健康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也可以逐渐被受教育者所掌握，并成为他们无限提升自我的手段；有了亚历山大技巧，就具备了从根本上控制各种特定的教育过程的条件。因此，杜威断言，“亚历山大技巧对于教育的关系，就如同教育对于人类所有其他活动的关系。”教育在杜威哲学中占有核心的地位，而且作为教育家的杜威此时在国际上已经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因此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亚历山大技巧之价值的最高褒奖。
凡事都是有个概率问题，任何疫苗不可能100%有效的，并且都是会有部分不良反应的，发烧最常见，特别是麻疹、百白破。接种疫苗10几天内出现症状，特别是疫苗预防病的原发病的相关症状，都应该首先怀疑是疫苗反应。
五、经验在从知识到智慧的转化中的作用
亚历山大从解决（treat）自己身体局部的健康问题入手，对于影响其个人健康的种种因素进行了详尽的、不厌其烦的观察和分析，发现了他的根本性的错误所在，然后通过逐渐矫正其错误的自我运用习惯，协调身心关系，体认到了身心的密切联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一套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在向他人传授的过程中不断对之进行验证和完善。亚历山大触及身心关系这个根本性问题的路径，与大多数职业心理学家迥异其趣，但在思索身心关系问题已达20多年并强调理论之实际效果的杜威看来，亚历山大所倡导和履行的理论和方法才是真正科学的、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或许杜威初次接触亚历山大技巧的时候，就已经把亚历山大的经验当作是他之前一直在倡导的“五部思维法”的一个极佳典范。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评价杜威接受亚历山大技巧的整个过程。毫无疑问，杜威与亚历山大见面时，已经具备了认识和欣赏亚历山大技巧的价值与意义的潜在条件，而他自己的健康状况问题不但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交流，反而起了某种催化作用，使得他很快就体会到亚历山大的理论和方法在哲学和教育上的深广意义。对于亚历山大理论和技巧的理解和研习，使得杜威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焕发了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杜威对于身心关系的思索，在了解和研习亚历山大技巧及其理论的悠长过程中得到了验证、丰富和发展。在杜威哲学的诸多重要命题中，如驳斥二元论的谬误、强调目的和手段不可分、论证有机体与环境的连续性，等等，都可以看到亚历山大着力强调的身—心统一理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不难看出，杜威和亚历山大的契合之处在于，他们都以一种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自身的经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如果不了解杜威如此密切而认真地关注“经验”的态度，恐怕就无法触摸其哲学的真实质地。
为了验证基于四点式光靶的掘进机自动定位方法的检测精度，搭建了试验装置如图5所示，所用工业摄像机为大恒水星系列，型号为MER-125-30GM，镜头焦距为50 mm。如图5b所示，由4个近红外光源组成的光靶固定在模拟掘进机机身的特制台架上，导航仪安置在光靶后方40～100 m(实测为39.16～94.22 m)处，导航终端采集导航仪获取的光靶图像并进行分析，分析算法按照第3节所述等效方式进行计算，在上述范围内改变光靶与导航仪之间的相对位置，记录导航终端显示的光靶空间位置检测结果。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亚历山大和杜威在对亚历山大技巧的效果做出论述时，都强调亚历山大技巧的预防功能。他们并非避重就轻，而是洞察到了身—心密切的、息息相关的统一，因而能够在一个更为宏阔的、动态的视阈内把握健康的本质。他们的观点与中国传统的养生智慧有很多相通之处。在关于健康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养生智慧认为，上策以养生为主，中策以防病为主，下策以治病为主。随着亚历山大技巧的逐渐成熟，随着杜威研习亚历山大技巧时间的增加，当亚历山大和杜威都看到了亚历山大技巧在哲学和教育上的丰富含义（its ample philosophical and educative implications）的时候，他们那时在身-心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或许已经达到“上医”的境界，他们共同珍视的亚历山大技巧或许也就可以成为善待生活的原则，他们一直强调的身—心统一和融合，就可以被视为“养生之本”。而人一旦探得这个根本，自然就可以摆脱疾病的左右，正如《吕氏春秋•尽数》篇所言，“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
安：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个很极端的想法（笑），如果未来，我自己作为某项钢琴比赛艺术总监，我会把普罗科菲耶夫第二、第三《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第二、第三《钢琴协奏曲》，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些“流行”的名篇从曲目列表里删除，让选手们从拉赫玛尼诺夫第一、第四《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普罗科菲耶夫《第五钢琴协奏曲》及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这些“非典型”作品中选择他们的比赛曲目。
如前文指出，杜威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经验对于各种知识乃至智慧的极端重要性，他与亚历山大交往的故事则再一次充分证明了重视经验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杜威和亚历山大在各自的相关论述中也多次指出忽略人的切身经验所造成的危害和严重后果，而且，无论是从措辞还是从其追求来看，杜威的这些论述与他这个时期的哲学著述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追踪杜威与亚历山大交往的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经验在促进知识转化为智慧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可以说，杜威对待亚历山大技巧的经历，不仅帮助他为自己的哲学理论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支点，也是对古希腊“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训的极好诠释和体现。
六、结语
杜威与亚历山大个人的认识或许具有某种偶然性，但通过以上粗浅的分析则不难发现，强调实效、关注人的经验（生活）的杜威哲学与深入探讨和谐的身心关系的亚历山大技巧，的确有很多契合之处。两者都不是那种“入乎耳、出乎口”“徒能言之”的“小人之学”“为人之学”。相反，两者都密切关注其理论和主张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尤其强调“履而行之”，因而都可以说是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社群意识的“为己之学”。简言之，以杜威为集大成者的实用主义绝对不是一种急功近利、“肤浅轻泛”的市侩哲学；相反，通过杜威对身心之协调统一所进行的密切而持久的思索与践行的史实来看，实用主义是一种独特的、有着高度的精神追求的哲学。因此，探讨杜威在身心关系问题上的思索，追溯他与亚历山大技巧之间的渊源，不仅有助于揭示杜威所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特点，也有助于消除围绕着实用主义的许多误解。
毫无疑问，杜威的思想已经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也毋庸讳言，即便是在其本土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历程中从来不乏误解、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杜威曾被尊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家（national philosopher）”，但应当把这一荣誉归功于他对美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阐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人民经验智慧的结晶。杜威终其一生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积极为美国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归根结底，杜威哲学的影响源自于他平易朴实而又博大精深的思想。深入切实地去了解杜威的哲学，是消除误解的必由之路；从杜威所极为推崇的亚历山大技巧这种极为“亲切”“体己”的方法入手，则或许是最为简单、稳妥而收益最多的选择。
如何有效地降低巡检维护的成本，提高航标的可用性和正常率，一直是我们航标管理部门研究的方向。本文通过介绍在灯器中引入蓝牙技术，对灯器在巡检维护过程中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减少巡检作业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有助于解决在恶劣海况下对海上航标进行的巡检工作。
100多年来，杜威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极大地得益于以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等为代表的在美国留学、得杜威亲炙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群体在20世纪前半页的积极推动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活动。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更多的误解、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但杜威哲学思想的优秀成分无疑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欣赏和效仿。而且，如前文分析所显示的那样，杜威所阐述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讲求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以及追求自由独立的道家文化都有许多汇通之处。在全球化愈演愈烈、中美都已是必须互相面对和交往的大国的今天，重新审视杜威哲学的内涵和价值，就显得极为必要。杜威哲学也因而有可能继续成为中美双方都期待的深层人文交流的桥梁。
1.3 统计学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SPSS 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基因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的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血清标志物的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唐氏综合征风险的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注释
①本文第二、三、四部分有关杜威与亚历山大技巧的资料，包括亚历山大、杜威、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鲍艾斯顿的论述，除注明外，均出自参考文献 [5]及相关链接。
参考文献
［1］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M]. North Charleston: Creativ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09: 174-175.
［2］ GEORGE DYKHUIZEN.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M]. Carbe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3:35-37.
［3］ JOHN DEWEY. 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M]. Carbe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4］ JOHN DEWEY. The reflex arc concept in psychology[J]. Psychological Review, 1896(3):357-370.
［5］ John Dewey and the F.M. Alexander technique[DB/OL]. http://www.alexandercenter.com/jd/index.html.
［6］ ALAN RYAN. 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rican liberalism[M].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5:187-188.
［7］ STEVEN C ROCKEFELLER. John Dewey: Religiou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33-334.
［8］ 简•杜威. 杜威传[M]. 单中惠, 编译.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
［9］ JOHN DEWEY. Body and mind[J]. 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1928(1): 3-19.
Dewey’s View of Body-Mind Relationship
ZHAO Xiu-fu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Pragmatism, an influential and characteristically American philosophy represented by John Dewey, has always been confronted with harsh questions and criticisms. His psychological thinking is a case in point. In his early philosophical research, Dewey developed a sophisticated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then his acquaintance with F. M. Alexander greatly helped him validate and deepen his psychological ideas. Recognizing and appreciating he value of maintaining better body-mind balance, Dewey held the Alexander Principle and Technique in high regard and championed especially its value in education. Still, a number of renowned “Deweyans” seemed to attach little or no importance to Dewey’s long communication with Alexander, and even explicitly expressed disparaging remarkstowards this “affair”.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explore Dewey’s thoughts on body-mind relationship in over half a century, and examine his interaction with F.M. Alexander, so as to reveal the true nature of Dewey’s version of pragmat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Key words: John Dewey; F. M. Alexander; body-mind relationship; experience
收稿日期：2019-05-21
作者简介：赵秀福（1965-），男，山东莱阳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文学、美国哲学。E-mail：zhaoxiufu@sdu.edu.cn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9）04-0026-12
（责任编辑 赵 蔚）
标签：亚历山大论文; 技巧论文; 哲学论文; 经验论文; 身心论文; 宗教论文; 美洲哲学论文; 北美洲哲学论文; 美国哲学论文;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