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省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指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认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田晋嘉[3]（2020）在《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托强大的政权力量向乡村社会开展了诸多领域的改造和重构。农村环境卫生的改善和农民疾病的防治问题,成为了农村工作的一大重点和难点所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是:建国后,农村的卫生状况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充斥着政治意味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开展,覆盖广大农村区域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民中广泛实施,遍布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不断镌刻着历史印迹。然而,在这些宏旨背后,乡村社会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样态,为新中国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生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历史场域。如果能从农村内部的具体实践和农民自身的生活世界细致考察,将更加有助于探讨现代卫生体系是如何在传统农村中扎根,并对农村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集体化时代山西省稷山县农村的卫生实践为考察中心,致力于展示国家在不断推进卫生事业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所呈现出的具体形态。通过卫生社会史的视角,对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医疗状况以及建国后稷山县在现代卫生体制的建立、观念的培养、具体的实践、典型化塑造中所展现出的历史史实进行细致考察,探讨了中共领导的现代“卫生革命”如何进入乡村社会,并对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家意志与地方实践之间形成了良好互动关系是“革命”落地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不断被在地化的实践所落实,使得农村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现代卫生医疗体系。此外,现代卫生对乡村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重的。一方面卫生下乡促使农村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融合;另一方面,卫生下乡的过程也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向农村不断渗透的过程,从而促使了农村的国家化和农民的社会化。
魏丽[4]（2020）在《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研究（1952-1959）》文中研究表明爱国卫生运动兴起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为反抗美帝国主义挑起的细菌战,促进民众健康与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爱国卫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广大乡村地区积极响应各级党委的号召,组织动员全民参与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实现了乡村卫生事业的突破性发展,为新时期乡村卫生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论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与呈现了1952-1959年间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多元面相。首先在历史背景上从美帝细菌战的猖獗、地方疾病的流行、乡村卫生状况的恶劣及防疫设施的薄弱四个方面阐释了山西乡村地区开展卫生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其次从山西乡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内容方面进行深入探析:认为通过开展反细菌防疫战、除四害讲卫生防疾病、改善妇幼卫生以及贯彻实施中西医结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山西乡村卫生工作的发展。再次梳理了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具体践行措施:进行卫生宣传工作、开展检查、评比活动、举办卫生展览会等。再者结合人民群众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实践的史实,对其产生的成效和不足进行归纳和评析,认为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改善了乡村卫生面貌、完善了医疗保健体系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在其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思想发动不深入、治本工作不彻底及有个别形式主义的现象。最后,在分析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整体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总结其主要经验,具体表现在坚持党的领导、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树立典型推广经验三个方面,同时这也为新时期加强乡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供了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以及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以共同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启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及乡村社会文明建设的发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导向,把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感,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运动产生的历史经验对当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卫生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郎杰燕[5]（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刘海花[6]（2019）在《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文中指出北京医疗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毛泽东主席于1965年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后,率先在上海做试点工作,试点成功后,北京各大医院派出医疗队到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安徽、山东、河南、云南、青海、西藏、新疆、宁夏、甘肃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为当地人民群众看病治病,不仅保障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甘肃自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便是东西贸易往来的必经之路和繁华阶段,但自宋之后丝绸之路日益衰落,加之地处内陆,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活相对艰难困苦。甘肃解放后,各项事业开始逐步发展,但是医疗卫生事业相对滞后,于是周恩来总理自1967年亲派第一批医疗队入驻甘肃河西地区,此后源源不断先后共分十批,4000多人次的医疗队员来甘肃为广大贫下中农（牧）群众解决了看病难的大问题。一直以来较好的医疗资源都放在中心城市以及发达的城市地区,而广大农村长期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障,自毛泽东主席提出“六二六”指示后,党中央做出积极的响应,为甘肃人民带来了先进的医疗人员和技术。带领他们自采自制中草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活动,改变了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同时巡回医疗期间不仅要求队员把“卫生革命”和思想理论相结合,而且要抛弃“旧”的医疗观念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并且在医疗期间认真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北京医疗队的巡回医疗对甘肃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现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罗菲[7]（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田孟[8]（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许三春[9]（2012）在《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文中研究表明乡村医者及乡村医疗制度的变迁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本研究即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对中国乡村医疗自清代以来的变迁展开探讨。乡村疾病和医疗话语的建构与消解，乡村医者及其医疗行为的组织化与制度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这种变迁大致是从清代开始的，本文即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来考察清代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的曲折发展及其背后的深层因素——变动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清代前期，乡村存在一个自在的、多元化的医疗体系，充斥着以草泽铃医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弥散的医疗资源来满足乡民的日常医疗需求。若非发生重大疫病，国家很少对地方的医疗事务进行干预，地方精英基本上承担了乡村的疫病救治。清后期，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观念，卫生防疫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港口检疫的实施与晚清卫生行政改革是卫生制度化的开端。大量医学传教士的涌入也对乡村医疗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与传统医者形成了竞争关系。民国时期，在缺乏强大的统一政权的背景下，卫生制度化也取得了曲折发展。乡村出现了由社会力量、地方政府和国家举办的卫生实验区，保健员与合作医疗制度。与草泽铃医不同的是，保健员是制度化的卫生工作者，在使用西医治疗简单疾病的同时，还承担了卫生防疫的任务。但这种变革仅限于较小的范围内，多数的乡村仍然有赖传统的医者提供医疗服务。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进一步改变了这一状况。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变农村社会疾病流行的落后现状，构建新医学。传统中医药人员被整合进联合诊所，宗教医者与草泽医被禁止从事医疗工作。城市下乡的流动医疗队积极为农村治病防病，培训不脱产的农民卫生保健员、新法接生员。人民公社化后，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模式为卫生制度化提供了组织保证，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生产队卫生员制度随之普遍建立。在卫生工作大跃进时，吃药不要钱的合作医疗制度也曾实施过一段时间，终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而半途而废。1965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促进了农村保健员的培养，而上海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和湖北乐园合作医疗榜样的塑造则促成了两者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推广。赤脚医生的产生与发展既是农村医疗的功能性需求，也是医学政治化的一种表现。作为农村卫生革命的实施者，其本身也是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这种革命性的需求甚至超越了对医疗效果的追求。当国家的目标从文化革命转移到实现现代化，并对农村的组织化控制有所放松时，以革命为动力的、走群众路线的、运动式发展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就难以为继了。这种乡村医疗制度的建构以政治化的方式重塑了医者与医疗对象，因此，决不能无限夸大其对乡村医疗与卫生改善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掩盖了农村医疗的困境，而虚构了一个能体现制度优越性的医疗神话和卫生奇迹。当尘埃落定，乡村医疗仍是无从破解的的难题。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起不再依赖乡村医生，且又增加了国家的投入，但是其问题丛生仍体现出了乡村医疗制度创新的缺乏与对传统的路径依赖。清代以来乡村医疗变迁表明，国家日渐承担了为民众提供医疗救助的职责，这是卫生现代性的体现。但是，国家在这个角色的扮演中总是出现偏差与谬误，要么以卫生为工具赢得统治的合法性与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要么只为民众提供微不足道的医疗服务。如何在实现国家职能、发挥地方社会自主性与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之间取得平衡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鲁轶[10]（2012）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是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衡量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执政效果的标准之一,也是衡量执政党对人民群众感情深厚与否的标准之一。做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是当前社会改革的重点,对于保民生、促发展、维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做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理论研究,对于拓宽中共党史学科在社会建设史领域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在回顾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历史的基础上,以时间为主线,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以1992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部门关于改革和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请示的通知》、2002年中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并召开农村卫生工作专题会议为时间节点,将改革开放后到2009年的时间划分为3个主要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后到90年代初的适应期,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探索期,新世纪以来的发展期。在这3个章节中,按照社会经济变革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影响、党对医疗卫生的认识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主要政策、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实际开展情况三个主要部分展开论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问题,并对如何进一步做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进行了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六章）两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着重论述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范畴、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重点、难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基本框架等。选题原因主要是基于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对于保民生、维稳定、促发展具有重要性；研究目的是以史为鉴,为当前和今后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提供参考；研究意义上主要从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两方面来分析；研究范畴从医疗卫生、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等层面进行了界定；研究现状分析了5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2个方面的不足；研究难点在于对深层原因的剖析和经验规律的总结等；研究方法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比较研究、统计分析等方法。第一章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回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卫生状况极差,人民健康水平低下、卫生机构残缺不全且分布不均、诊疗技术水平相当落后、缺医少药,卫生管理缺乏经验、方式落后。针对这些情况,中共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农村基层卫生政策,特别是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国家将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农村医疗卫生迅速发展起来,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大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农村医疗卫生体系逐渐健全、合作医疗制度不断完善、巡回医疗蓬勃发展、赤脚医生活跃在农村基层、爱国卫生运动效果明显,农民群众的生命质量明显提高,就医状况改善。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成绩成为中国卫生史乃至世界卫生史上的光辉一笔。第二章主要考察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这个时期,我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等促使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变迁,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财政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投入紧缩、企业改革和农村工业的兴起等都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产生巨大影响。这个时期党及主要领导人对卫生工作高度重视,体现在改善群众生活中的卫生条件、提出卫生事业要以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重视卫生人才的培养、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等方面。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补偿政策等方面做了相应调整,在调动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优化卫生院的领导干部结构、提高乡村两级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成绩,这对于创新办医体制和模式等具有一定意义,但同时却由于片面强调权利下放,过多注重短期经济利益,最终导致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萎缩,重治轻防现象不断加重,合作医疗也逐渐衰退。第三章主要考察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这个时期,分税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农民减负等都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中共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将医疗卫生,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推向市场带来的众多负面效应,中共中央层面在政策制定上开始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出台了农村卫生三项建设、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重建合作医疗、乡村卫生—体化管理等政策,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积极效果。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执行中遇到重重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导致在实际工作层面,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趋势继续扩大和深入,最后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濒临瓦解、乡镇卫生院经营困难、举步维艰,村级个人行医盛行,无证行医和游医屡禁不止,村级防保工作几乎停滞。第四章主要考察新世纪以来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这个时期,中共中共中央将国家战略重点放到民生工作上,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中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迎来快速发展期。财政对农村卫生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量出现回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推行。第五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发展演进的特点、成就和经验教训做了总结和归纳。演进的特点是：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被动适应；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定位没有改变,但实际执行中其公益性逐渐丧失；改革早中期卫生投入较少,且投入机制欠科学；卫生政策没有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发展路径给出恰当的安排,也没有较为成熟的工作方针；卫生领域对实施市场化改革的理解较狭隘；虽然医疗卫生工作领域的矛盾尖锐,但我国政府一直不断朝积极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向努力。主要成就有：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更加健全,改变了卫生服务供给短缺的现象；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业素质大幅度提高,初步具备医学专业素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实现全面覆盖。经验教训主要有：医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受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不能抛弃政治经济发展现实环境去制定政策；医疗制度的设计应该是整体性的,单项建设、局部建设对于解决目前积重难返的问题意义不大；保证农村基层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工作经费,使预防保健工作切实落实；我国将进入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政策制定上要做到未雨绸缪。第六章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思考。主要问题有：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中的职责划分不明；各级医疗机构间无序竞争还比较严重,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筹资渠道单一,投入机制也欠科学；积极政策难以有效落实。主要对策有：要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分工；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顶层设计,并使其法制化、规范化；调动基层积极性,切实抓好各项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多学科的研究。
二、全省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省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相关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稷山县传统卫生医疗 |
| 一、稷山县自然地理及历史沿革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变迁 |
| 二、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状况 |
| (一)政府对基层卫生的治理 |
| (二)传统农民的卫生行为 |
| (三)以医生为主的医疗资源 |
| 第二章 :送医进村:稷山县基层卫生组织和制度的建立 |
| 一、建国初期国家的卫生策略 |
| (一)“面向工农兵” |
| (二)“预防为主” |
| (三)“团结中西医” |
| (四)“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 二、稷山县卫生保健网的建立与发展 |
| (一)联合诊所时期(1949-1955) |
| (二)联合保健站时期(1956-1958) |
| (三)四级卫生保健网的建立(1959-1965) |
| 三、乡村卫生制度与公约 |
| (一)卫生管理责任制度 |
| (二)集体事业中的卫生公约 |
| (三)乡村卫生制度和公约的建构逻辑 |
| 小结 |
| 第三章 :塑造新人:现代卫生观念的培养 |
| 一、基层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 |
| (一)传统医者与现代国家的矛盾 |
| (二)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模式 |
| 二、农民现代卫生观念的树立 |
| (一)农民对卫生工作的态度 |
| (二)农村的卫生宣传与教育 |
| 小结 |
| 第四章 :双管齐下:“除四害”运动与生产积肥 |
| 一、“除四害”运动的话语表达和在地化实践 |
| (一)政治话语下的卫生运动 |
| (二)“除四害”运动的在地化实践 |
| 二、卫生运动中的积肥建设 |
| 三、厕所改造和粪便管理 |
| (一)从卫生到积肥:农村厕所改良的实践 |
| (二)从积肥到卫生:农村粪便处理的改进 |
| 四、畜圈改良和饲养卫生 |
| 小结 |
| 第五章 :“学赶稷山”:稷山典型化的塑造及影响 |
| 一、榜样示范:卫生模范的树立与影响 |
| (一)卫生模范的群体特征 |
| (二)卫生模范的生成机制 |
| (三)卫生模范的社会效应 |
| 二、稷山县的典型化塑造 |
| (一)党政领导的重视 |
| (二)报刊宣传的渲染 |
| (三)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的影响 |
| (四)外宾参观 |
| 三、“学稷山、赶稷山”的卫生运动 |
| (一)“稷山化”的标准 |
| (二)“学赶稷山”的机制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研究（1952-195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 |
| 一、美细菌战的猖獗 |
| 二、地方疾病的流行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乡村卫生状况 |
| 一、环境卫生恶劣 |
| 二、防疫设施薄弱 |
| 第二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 |
| 第一节 开展反细菌卫生防疫战 |
| 一、制定疫情报告制度 |
| 二、建立农村基层卫生保健组织 |
| 三、开展预防接种 |
| 第二节 除四害、讲卫生、防疾病 |
| 一、控制四害孳生 |
| 二、大搞卫生积肥 |
| 三、防治地方疾病 |
| 第三节 改善妇幼卫生 |
| 一、加强儿童保健工作 |
| 二、普及提高新法接生 |
| 三、重视妇女劳动保护 |
| 第四节 贯彻中西医结合政策 |
| 一、党的中医政策 |
| 二、西医学习中医 |
| 三、中西医结合 |
| 第三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措施 |
| 第一节 进行卫生宣传工作 |
| 一、卫生宣传的重要性 |
| 二、卫生宣传的内容 |
| 三、卫生宣传的方法 |
| 第二节 开展检查评比活动 |
| 一、进行定期检查 |
| 二、开展跃进竞赛 |
| 三、举办卫生展览会 |
| 第四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成效及不足 |
| 第一节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成效 |
| 一、改善乡村卫生面貌 |
| 二、完善医疗保健体系 |
| 三、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
| 第二节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不足 |
| 一、思想发动不深入 |
| 二、治本工作不彻底 |
| 三、个别形式主义严重 |
| 第五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 三、树立典型 |
| 第二节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现实启示 |
| 一、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
| 二、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助力乡村振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总体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 小结 |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 小结 |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小结 |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选题的研究方法 |
| 四、选题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北京医疗队赴甘概述 |
| 第一节 “六二六”指示发出的背景 |
| 第二节 北京医疗队来甘缘由 |
| 第二章 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工作实践 |
| 第一节 直接从事疾病防治和卫生事业建设 |
| 第二节 协助政府完善地方医疗体系 |
| 第三章 北京医疗队在甘肃巡回医疗的特点 |
| 第一节 改善高寒偏远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 |
| 第二节 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
| 第三节 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
| 第四章 北京医疗队对甘肃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
| 第一节 促进甘肃省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
| 第二节 促进甘肃省人民群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缘起 |
| 1.1 选题依据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核心概念:新法接生及其演变 |
| 2. 前人研究述评 |
| 2.1 涉及“新中国新法接生”的史学着述 |
| 2.2 有关新中国新法接生队伍及其管理机构的研究 |
| 2.3 接生制度化与社会动员 |
| 2.4 新中国新法接生研究的多个面向 |
| 2.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3. 研究的范围、分期及意义 |
| 3.1 研究对象的范围 |
| 3.2 研究对象的分期 |
| 3.3 研究目的 |
| 3.4 研究意义 |
| 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4.1 研究内容 |
| 4.2 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
| 4.3 创新之处 |
| 5. 文献资料 |
| 5.1 文献来源 |
| 5.2 文献资料的甄选原则 |
| 第一章 新法接生推行的三种传统 |
| 1. 民国时期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1.1 新法接生推行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 |
| 1.2 卫生试验区的工作与新法接生推行试点 |
| 1.3 助产教育与接生婆培训开启生育医疗化进程 |
| 1.4 建立妇婴卫生公共服务网络的尝试 |
| 1.5 免费接生实践及其经验 |
| 2.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2.1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新法接生推广的理论基础 |
| 2.2 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完善妇幼卫生制度 |
| 2.3 开展群众性新法接生宣传 |
| 2.4 多样化的新法接生队伍培训 |
| 2.5 加强新法接生的组织管理 |
| 2.6 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
| 3.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 3.1 学习苏联医学的历史选择 |
| 3.2 学习苏联先进的妇幼卫生组织管理经验 |
| 3.3 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助产教育制度 |
| 3.4 引进新技术,为新法接生注入时代内容 |
| 3.5 学习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
| 4.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新法接生宣传 |
| 1. 进行新法接生宣传的必要性 |
| 1.1 新生儿破伤风与产妇产褥热高发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
| 1.2 歧视妇女歧视助产的旧生育思想普遍存在 |
| 1.3 新法接生宣传是打破旧思想束缚的有力措施 |
| 1.4 新法接生宣传是构建“人财两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 |
| 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宣传主体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2.2 1960年代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实施主体 |
| 2.3 1970-1985年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3. 结合政治运动宣传新法接生理念 |
| 3.1 土改时期新法接生宣传 |
| 3.2 结合“大跃进”宣传新法接生 |
| 3.3 结合革命话语宣传新法接生 |
| 3.4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新法接生 |
| 4. 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使新法接生家喻户晓 |
| 4.1 利用妇幼卫生展览会等受众面广的宣传形式扩大影响面 |
| 4.2 利用个别谈话或小型会谈的方式专注点上深入 |
| 5. 宣传工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 5.1 宣传工作的成效 |
| 5.2 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6. 小结 |
| 第三章 新法接生队伍培养与提高 |
| 1. 初级新法接生人员培养 |
| 1.1 旧产婆改造与新法接生员培训 |
| 1.2 妇幼保健员训练与女赤脚医生培训 |
| 2. 学校教育 |
| 2.1 新中国早期的助产士培训 |
| 2.2 助产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
| 2.3 助产士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 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 |
| 3.1 由学校培养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2 由中级晋升而来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 |
| 4. 在职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4.1 行政干部的培训与提高 |
| 4.2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5. 小结 |
| 第四章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1 国家政策与各省市举措 |
| 1.2 各地试点区域选择与重点培养 |
| 1.3 由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
| 2. 个案分析:广东兴宁县新法接生工作的全面推广 |
| 2.1 兴宁县开启新法接生试点工作 |
| 2.2 新法接生工作全面推广 |
| 3. 民族地区的新法接生推广 |
| 3.1 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广的方针政策 |
| 3.2 新法接生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实践 |
| 4. 小结 |
| 第五章 新法接生的管理措施 |
| 1. 新法接生队伍的组织形式 |
| 1.1 群众性妇幼保健组织 |
| 1.2 国家举办的妇幼保健专业机构 |
| 2. 新法接生队伍的管理措施 |
| 2.1 加强党政领导,实行第一书记挂帅 |
| 2.2 实行劳动报酬与免费接生的双向经济驱动机制 |
| 2.3 建章立制,严格制度管理 |
| 2.4 建立妇幼保健网,实施一体化管理 |
| 2.5 启动评模奖优的荣誉激励机制 |
| 3. 小结 |
| 第六章 新法接生与中医 |
| 1. 传统中医学产科理论与实践 |
| 1.1 产科专着中与新法接生有关的分娩方法论述 |
| 1.2 产科专书以外的医书中与新法接生相关的论述 |
| 1.3 与产前检查及产后疾病防治有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
| 2. 产婆(接生员)接产中体现的中医理论 |
| 2.1 优秀产婆接生技术源于中医理论 |
| 2.2 接生员运用中医理论处理难产 |
| 3. 中医积极参与新中国新法接生推广 |
| 3.1 中医积极参与新法接生宣传 |
| 3.2 中医参与培训与辅导管理接生员队伍 |
| 3.3 中医理论与实践对新法接生的促进 |
| 4. 中医被纳入新法接生制度之中 |
| 第七章 推行新法接生的成就及历史经验 |
| 1. 新法接生推行工作的成就 |
| 1.1 在全国基本普及新法接生,保障母婴生命健康 |
| 1.2 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妇幼保健队伍,促进妇幼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
| 1.3 革除旧生育习俗,初步形成科学生育观 |
| 1.4 加强新法接生科学研究,推动助产学与产科学学术进步 |
| 1.5 保障国家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 |
| 1.6 新法接生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 2. 普及新法接生的基本历史经验 |
| 2.1 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根本保障 |
| 2.2 持续有效的宣传工作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思想基础 |
| 2.3 接生队伍建设是普及新法接生的人力保障 |
| 2.4 创建制度化接生模式是新法接生普及的组织基础 |
| 2.5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新法接生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 |
| 2.6 合理解决接生报酬是调动新法接生队伍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 2.7 善用传统中医力量丰富了新法接生理论并促进其推广 |
| 3. 小结 |
| 第八章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1. 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的起伏 |
| 1.1 作为评价标准的新法接生率 |
| 1.2 全国历年新法接生率呈现阶段性变化 |
| 2. 1958-1959年新法接生率修正 |
| 2.1 “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统计方法直接导致新法接生率过高 |
| 2.2 通过《人口志》等资料修正新法接生率 |
| 2.3 通过回顾性调查修正新法接生率 |
| 3.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3.1 变动较大的政策环境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2 人力资源匮乏迟滞新法接生普及进程 |
| 3.3 长期经济水平低下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4 传统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4. 除旧布新非易事 |
| 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新法接生大事记 |
| 附录2 《医士、药剂士、助产士、护士、牙科技士暂行条例》摘录 |
| 附录3 广东省农村接生员之组织领导 |
| 附录4 关于普及新法接生工作的报告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 详细摘要 |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9）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第三节 研究回顾 |
| 一、 草泽铃医及乡村医疗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赤脚医生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 |
| 一、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 二、 研究资料 |
| 第五节 论文架构 |
| 第二章 清代的乡村医疗及其近代变革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乡村医疗资源 |
| 第二节 晚清卫生行政改革 |
| 小结 |
| 第三章 保健员与民国时期乡村医疗建设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乡村卫生机制 |
| 第二节 保健员与乡村医疗建设 |
| 一、 培训保健员与合作医疗的起源 |
| 二、 农村卫生实验区的卫生建设 |
| 三、 边区政府的医药合作社及其医疗活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1949 年后的农村医疗变革 |
| 第一节 四项卫生方针与爱国卫生运动 |
| 一、 反细菌战 |
| 二、 爱国卫生运动 |
| 第二节 1949 年后农村医疗市场结构的变化 |
| 第三节 联合诊所、农业社保健站与合作医疗的发展 |
| 一、 从医药合作社到联合诊所 |
| 二、 从联合诊所到保健站 |
| 三、 集体保健医疗或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
| 第五节 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典型 |
| 小结 |
| 第五章 赤脚医生政策的实施及影响 |
| 第一节 赤脚医生的兴起 |
| 第二节 赤脚医生的选拔 |
| 一、 赤脚医生的前身：从卫生保健员到“小医生”的选拔与培训 |
| 二、 赤脚医生的选拔 |
| 第三节 赤脚医生的培训 |
| 一、 培训方法 |
| 二、 培训内容 |
| 三、 培训效果 |
| 第四节 赤脚医生薪酬 |
| 一、 赤脚医生报酬的构成与分配 |
| 二、 赤脚医生报酬的变动 |
| 第五节 赤脚医生的职责 |
| 第六节 赤脚医生的医疗方式 |
| 一、 “团结中西医”的卫生方针 |
| 二、 充分发挥“一根针、一把草”的作用 |
| 三、 “三土上马”、“四自创业” |
| 四、 西医疗法与新医疗法 |
| 五、 后合作医疗时期赤脚医生医疗方式的转变 |
| 第七节 赤脚医生时期的医病关系 |
| 一、 传统医病关系向现代医病关系的转变 |
| 二、 赤脚医生时期医病关系 |
| 小结 |
| 第六章 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主要任务 |
| 第一节 合作医疗的目标及任务 |
| 一、 1949 年至 1956 年过渡时期的卫生目标——消灭烈性传染病 |
| 二、 1957 年至 1965 年的卫生目标：“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 |
| 三、 1965 年至 1976 年的卫生目标——实现卫生革命 |
| 第二节 合作医疗的筹资 |
| 一、 早期合作医疗的经费筹集 |
| 二、 1969 年以后的合作医疗筹资 |
| 第三节 合作医疗的管理 |
| 第四节 合作医疗的发展 |
| 一、 山东省合作医疗的发展概况 |
| 二、 山东省合作医疗快速发展的个案分析 |
| 三、 1977 年到 1985 年合作医疗的衰落 |
| 四、 合作医疗制度化失败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七章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成效探析 |
| 第一节 两种传统观点：瑕不掩瑜与微不足道 |
| 第二节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实际效果 |
| 一、 实际医疗效果 |
| 二、 卫生成就与合作医疗的关系 |
| 第三节 社会政治效应 |
| 一、 从“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到“合作医疗好” |
| 二、 合作医疗所蕴含的价值和目标 |
| 小结 |
| 第八章 赤脚医生制度的尾声与合作医疗的再兴起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逆转 |
| 第二节 合作医疗的再兴起 |
| 结语 政治化、制度化、廉价化的医疗资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由来及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范畴 |
| (一) 医疗、卫生、医疗卫生 |
| (二)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
| (三)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五、研究思路、方法和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回顾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医疗卫生面临的严峻形势和任务 |
| (一) 国民健康状况差 |
| (二) 农村缺医少药、卫生环境差、疾病高发 |
| (三) 卫生管理落后 |
| (四) 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任务 |
|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卫生政策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卫生政策的制定 |
| (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卫生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卫生工作 |
| (一) 建立农村基层卫生组织与健全农村预防保健三级网 |
| (二) 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 农村巡回医疗的发起与开展 |
| (四) “六·二六”指示与卫生工作重点的转移 |
| (五) 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及推广 |
| 四、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总体评价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 |
| 一、改革开放后至90年代初社会经济变革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影响 |
| (一) “文革”结束后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 (二)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组织基础及其经济基础的变迁 |
| (三) “分灶吃饭”财政改革与地方财政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投入紧缩 |
| (四) 企业“扩大自主权”改革与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放权让利 |
| (五) 农村工业迅速发展与“以工助医”、“以副补主”风潮的兴起 |
| 二、改革开放后至90年代初党对卫生工作的认识和农村基层卫生政策 |
| (一) 党对卫生工作的认识 |
| (二) 提倡多种形式办医的政策与多元办医格局的形成 |
| (三) 补偿和筹资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筹资困难 |
| (四)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与人员培养政策 |
| 三、改革开放后至90年代初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成绩与困境 |
| (一) 成绩及意义 |
| (二) 困境及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 |
| 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影响 |
| (一) 分税制改革与地方政府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投入进一步减少 |
| (二) 股份制改革、公司制改造与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产权改革 |
| (三) 农民减负政策实施与合作医疗筹资困难 |
| (四) 农民工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 |
| (五) 勤劳致富、先富光荣等新价值观对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的影响 |
| 二、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党对卫生工作的认识和农村基层卫生政策 |
| (一) 农村卫生工作推向市场化后出现的种种问题 |
| (二) 党对卫生工作的认识 |
| (三) 农村卫生三项建设政策的制定及实施 |
| (四)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政策的推进 |
| (五)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恢复 |
| (六) 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政策的发展和完善 |
| 三、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成绩与困境 |
| (一) 成绩及意义 |
| (二) 困境及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新世纪以来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机遇 |
| (一) 民生工程和新农村建设使农村基层医疗卫生迎来发展契机 |
| (二) “医改基本不成功”的论断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关注 |
| (三) 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 |
|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党对卫生工作的认识和农村基层卫生政策 |
| (一) 党对卫生工作的认识 |
| (二) 国务院农村卫生专题会议与《关于农村卫生机构改革与管理的意见》 |
| (三)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财政政策和人才培养政策的调整 |
| (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配套政策出台 |
| (五) 农村防治非典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启示 |
| 三、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快速发展 |
| (一) 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增大 |
| (二)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大大改善 |
| (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实现农村地区全覆盖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特点、成就和经验教训 |
|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发展演进的特点 |
| 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成就 |
| 三、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教训 |
| 第六章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 |
| 一、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二、进一步做好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全省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D]. 田晋嘉. 山西大学, 2020(01)
- [4]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研究（1952-1959）[D]. 魏丽. 太原科技大学, 2020(04)
- [5]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6]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D]. 刘海花.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7]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
-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9]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D]. 许三春. 南开大学, 2012(07)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考察[D]. 鲁轶. 武汉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