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庄子幸福思想的研究，不能受《庄子·至乐》的影响，粗略地将其等同于快乐与幸福。幸福是快乐的基源，快乐是幸福的具体体现。庄子重视的“福”即幸福，其贡献不在于对幸福的直接论述，而在于对幸福指数或幸福适宜度即“宜”的提出，在“宜”通“仪”“谊”的层面，庄子的“宜”完美地演绎了实现幸福所需要的行为的合理性以及遵循规律而行为的必要性，不仅深化了幸福思想的主题，还构建了自身幸福理论的独特框架，这是迄今仍被忽视乃至无视的盲点。盘活庄子“宜”的幸福的独特因子，是提供21世纪人类幸福指数的可供选择的文化因子之一。
[关键词]庄子；福；宜；仪；谊；道；幸福
幸福是庄子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依顺学界的共识，即以《庄子》内篇为庄子本人的思想、外杂篇为庄子学派的思想，聚焦《庄子》内篇七篇来检验庄子以“宜”为特色的幸福思想轨迹。具体而言，在梳理学界先行研究的前提下，首先紧贴庄子的文本，检测幸福在庄子思想中的现实；其次，揭示幸福在庄子思想里的独特表达，即“宜”，这是一直为人所忽视的；再次，检讨“宜”所关注的领域；最后讨论“宜”的依据并探讨其实现方法。
一
显然，在《庄子》内篇中没有出现“幸福”这一概念，当然，这并不等于庄子没有相关的思想。因为，《庄子》外篇有《至乐》篇，这肯定不是无源之水。要确认这一问题，无法离开先行研究以及对“幸福”和“快乐”词义的分析。
(一)先行研究
众所周知，对庄子幸福思想的总结最早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冯友兰。他认为，“《庄子》第一篇题为《逍遥游》，这篇文章纯粹是一些解人颐的故事。这些故事所含的思想是，获得幸福有不同等级。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相对幸福；绝对幸福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7页。。以后相关的研究愈益增多，对此万勇华的综述比较详尽[注]万勇华：《庄子幸福思想研究述评》，《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6 年第6期。。总体而言，研究侧重在庄子何谓幸福、实现方法以及现实意义等方面的探求。
(二)词义的角度
《庄子》外篇虽有《至乐》篇，但由于快乐和幸福的英文都是happiness，因此，同样是对冯友兰英文版《中国哲学简史》中 “happiness”的翻译，既有“幸福”(涂又光)[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也有“快乐”(赵复三)[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但在词义上，“幸福”与“快乐”存在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幸福”为“指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引起的精神上的满足”[注]徐少锦，温克勤：《伦理百科辞典》，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658页。，“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生活、境遇)称心如意[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280页。；“快乐”为“一种由目标的实现和需要的满足而引起的欢愉、欣慰的情感体验。快乐的程度取决于愿望满足的程度”[注]徐少锦，温克勤：《伦理百科辞典》，第608页。，“感到幸福或满意”[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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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揭示的资料而言，完全可以说，幸福是个人感到满足的境遇和生活本身，快乐则是对这种满足境遇和生活本身的情感体验；快乐是即时动态情感的表露，幸福则是静态稳定境遇的写照；就是从快乐是“感到幸福或满意”的界定来看，幸福也是快乐的基源。因此，在最终的意义上，可以说，幸福是快乐的根由和源泉，快乐则是幸福的即时释放和演绎；幸福是快乐的心理基础，快乐是幸福的健康指针，或者说是幸福的具象；幸福具有持续性的取向，快乐则存在即时短暂性的特点。
如果在以上的层面审视庄子幸福思想已有研究成果的话，不得不说，显然存在过多从臆想出发来分析、而不是基于庄子文本来进行自然探索的情况；快乐虽然无法与幸福分离，但快乐并非幸福，也无法从《庄子·至乐》就自然切入幸福，而无视庄子幸福独特的视野考虑。
二
庄子虽然没有使用“幸福”这一概念，但并不等于他没有相关的思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基于我们对幸福的认识来看待庄子幸福运思的话，是绝对捕捉不到庄子幸福思想的精髓的。唯一的出路是本着《庄子》的文本来体切庄子对幸福的特有思考，从而勾勒其具体的图像。
(一)“福”是庄子固有的一个主题
庄子思想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只是入世的方法是独特的：“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应帝王》)[注] 郭庆藩：《庄子集释》， 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97页。“祸福寿夭”中的“福”就是幸福的问题，显然这也是庄子思考的基本因子之一。
幸福是必须关注的问题，对个人而言，追求幸福也是必要的。庄子说：“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7页。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实在轻盈美好，而且十五天后方才返回；列子对于寻求幸福，从来不匆忙；他这样做虽然免除了行走的劳苦，可还是有所依凭。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人过的是有待的生活，即使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也不厌恶有待的行为，换言之，个人必须与他人共处共存。二是追求幸福的方法是“无己”“无功”“无名”，“无己”等体现的正是个人与他人相互关系中他人优位的价值取向，少一些自己的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在庄子那里，“外曲”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要求，在个人“外曲”实践过程中，社会应该尽可能地为他们创设幸福生活的氛围：“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应帝王》)[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96页。贤明的君王虽然为民众做许多实事而造福他们，但从来不归为己功。由于为民众做实事，民众能够快乐生活，“使物自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幸福生活的载体虽然是个人，但幸福生活无法离开具体的环境。可是，外在环境不是个人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政府就在这里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另外，与外在社会同样需要努力相联系，上面提到的“藏小大有宜”，其实，这里的“藏”是一个动词，具有实在的意思，昭示社会在应对小、大存在时必须依归准则即“宜”(仪)，而不是自己主观的情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个人实现“宜”的基本条件。
(二)“宜”是庄子关于幸福度的特殊表征
“宜”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迄今仍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这一思想资源仍处在沉睡之中。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在现代化承传的实践中，如何实现有效转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找到切入点[注]拙著《先秦道家的道德世界》《先秦儒家的道德世界》《先秦法家的道德世界》，在相关的道德教化、人格的总结中，对“宜”有相关的分析和总结。。众所周知，联合国从2005年开始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这是地球村居民从物质生活的追求转向精神生活追求的价值取向的自然反映。就“幸福指数”而言，古代哲学中的“宜”的内涵之一实际就是幸福指数，这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和引起骄傲的古代文化的价值所在。
就庄子而言，他既提出“与物有宜”，又推重“小大有宜”。为了精准地理解庄子相关“宜”的思想，在进入分析具体内容之前，这里想先从其基本的词义切入。“宜”是会意字,甲骨文字形，像屋里俎上有肉的形状,本义是合适、适宜。诸如《说文解字》的“宜，所安也”、“宜得其室家”(《诗经·周南·桃夭》)，表示的都是这个层面的意思。另外，“宜”通“仪”，表法度、标准的意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诗经·大雅·文王》)里的“宜”，用的就是“仪”；还通“谊”，表合理的道理、行为，比如《管子·明法解》的“明主之治国也，案其当宜，行其正理”[注]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11页。，实际就是“谊”。在这个层面的“宜”正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幸福指数”，这一点也可深度证明西方人认为21世纪是道家哲学世纪的警世性论断的价值所在。
总之，从“宜”形状的“有肉”而言，无论在什么层面，都说明物质的因素是最为基本的，离开这个适宜就无法成立，法度的形成、合理的道理和行为都必须以保证物质利益为前提，这是首先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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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庄子得出了“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大宗师》)[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43页。这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藏小大有宜”。对“小大”的理解，迄今一般的研究不是理解为“藏小于大”[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11页。，就是理解为“小大，舟壑山泽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泽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宜也”(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道藏》)[注]林希逸：《道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31页下。，两者都从小、大的相互关系上来加以具体应对的，其实，都没有贴紧庄子文本来进行理解。要准确地把握这一思想，无疑必须与庄子的“小大之辩”的运思进行综合的思考；在这一前提下，无论是“藏小于大”，还是“以大藏小”，都偏离了庄子思想的整体轨道，因为在庄子那里，大就是大，小就是小。庄子昭示我们的是如何分别处理小、大，而非两者的关系，这是非常清晰的。林希逸虽然在大小的问题上没有把握庄子的精髓，但对其后的“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的解释，还是比较准确的，即“藏天下于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于天，则无所遁矣；万物之真实处，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情也”[注]林希逸：《道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31页下。。
(一)整体上的“内直而外曲”
庄子在《人间世》里通过孔子和颜回对话表达了对“内直而外曲”、“心斋”的讨论，虽然以“心斋”为最高，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内直而外曲”，换言之，“内直而外曲”也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整体策略之一。因此，仍有理清的必要。他说：
“内直”与“外曲”在庄子的思想体系里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分”的思想，他主张的“定乎内外之分(《逍遥游》)[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页。告诉人们，一方面要基于自己的本性特征来发展自己，不能离开自己的本性来攀比外在他者，否则就失去了准星，不可能实现适宜，不可能获得幸福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表现基于自己的社会职分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就是法度、社会准则告诉个人的行为准则，如果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或扰乱他人职责的实行，不仅与“外曲”的要求相悖，而且不可能带来惬意的外在环境，也不能构筑幸福的生活。
采用CRD法对大断面浅埋偏压隧道进行施工，具有多种优势，这主要是由CRD法本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能有效提高隧道施工建设的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隧道施工建设出现坍塌、渗水等现象，有利于保障隧道的建设质量；其次，适用范围非常广，在各种尺寸和断面形式的隧道建设中都可以采用，而且还不影响城市交通；再次，结构简单，施工和拆卸都比较灵活方便，经济成本较低；最后，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小，具有无污染、无噪声的特点。这都使得CRD法本身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因而在大断面浅埋偏压隧道的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94页。
“内直”说的是内在的行为准则是“直”，“外曲”指的是外在的行为准则是“曲”，“直”与“曲”是正相反的两个概念。“内直者，与天为徒”，“天”自然是天然、自然的意思，这里强调的是个人内在的行为之方必须以自然为依归，听从自己内自然的心声而行为，不做任何修饰、改变、伪装，因此，这里的“与天为徒”就是“与自然为徒”。庄子的“自然”用例有两个：
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德充符》)[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21页。
值得重视的是“顺物自然”和“常因自然”。这里的“自然”都是在存在论层面使用的，指的是万物的自然本性。在“内直”的方面，“常因自然”是为了“不益生”，或者说是“不益生”的方法，其主要内容则是“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好恶”对人而言，是一种情感的表露；就人的心理健康而言，好用情对人的健康的维持是非常不利的，即“内伤其身”，因此，庄子强调“无情”；就“情”是人的私欲而言，“无情”就是“无容私”。这是幸福生活的起码条件。
人不可能在自己的天地里生活，必须拥抱社会，与他人共处、共存，所以，就有一个在外在社会的领域如何行为的问题，这也是庄子“外曲”登场的理由。在“外曲”的方面，“顺物自然”就是“无容私”，能带来“天下治”的客观效果。在社会的领域，个人虽然无法直接折射自己内在的自然情感，必须顾及他人的存在，必须因循他物的自然本性来行为，而不是融入自己的臆想，只有这样才会形成最大的社会合力而达到天下治理的效果。由于必须顾及他人存在的因素，因此，他人的行为同样不能无视，这是逾越自己中心到他人优位的转变，没有他人优位价值观的确立，就无法做到“外曲”。因此，完全可以说，社会规则、礼仪等仍是庄子所重视的对象。
从此处可充分看出庄子思想的立足点始终在社会里的人，而不是孤立的人，他重视的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如何更有效地过幸福的生活。无视社会规则是无法真正实现个人自由的，这也是人是有待的存在所决定的。
(二)“物固有所然”
在庄子看来，万物的本性存在独特性，不能用同一的标准来加以衡量，这就是鲲、鹏和斥鴳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逍遥游》)[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页。
鲲的“广数千里”、鹏的“上者九万里”、斥鴳的“数仞”，虽然在有形的大小以及实现的客观效果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都是它们因循自身本性特性而获得的自然结果，因此，没有价值大小的区分。
“星星急救”成员，年轻人较多，思想比较活跃。罗杰表示，小分队在传授急救知识方式方面，善于创新，开展了情景剧培训方式。比如，成员模仿在人员密集的商场里，突然有人晕厥、心跳骤停，为群众现场展示急救方式。这种方式更容易促进群众加深印象。
对庄子而言，形成这一价值观自然不是偶然之举，而是为其基本的哲学认知所支持。他说：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9页。
两年前，我退休，儿媳妇为我们生了个大胖孙子，原本以为无所事事的晚年生活，一下子就忙碌起来。我始终认为，忙是好事，至少证明你还是有用的，可在我们家，这一忙就有点忙得过头了，甚至影响了我们老两口的夫妻关系。
由于熔渗温度不同，反应熔渗制备的C/C-SiC复合材料的理论熔渗高度也不同，从而SiC理论含量不同。Yang等[16]在Washburn公式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得到了计算理论熔渗高度为：
“可”“然”在此的意思为是、对，显然是一种价值判断；对某一物作是、对的评价，其标准在该物自身，不能超越具体物而用其他的标准来进行评价。事实上，在庄子的世界里，根本没有驾驭万物之上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因为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就是庄子在此告诉我们的道理，也是人们在“小大之辩”上必须具有的理性认知。
后来她知道饶建竞争的是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那次看过房子之后她就一直没再见过饶建，活路的事儿麦小秋和王小波联系着，这期间他只打过一次电话，“小秋，什么时候你再尴尬了，我把钥匙给你，那次忘了给你钥匙。”
然而在北极使用重油不仅增加了灾难性溢油事故的风险，而且还增加了黑碳排放量，这加速了海冰和冰川冰的融化。鉴于此，国际海事组织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今年4月指示其污染预防和应对分委员会（PPR6）制定一项禁令，禁止使用在北极使用或运输重油。今年早些时候，清洁北极联盟曾分别要求马士基和中远所属的“Venta Maersk”轮和“天恩”轮在穿越北极水域时披露所使用和装载的燃料类型。
在心理学的层面，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心理的体验，很难用一个模式来框定它。从这个视野出发，如果用适宜来表达对自己生活满意程度的话，反而显得言简意赅。或者可以说，适宜是幸福的简易版的表达。就庄子而言，个人的适宜不是笼统的，它既有整体的考量，也有微观层面内外因素的思考。
基于以上的分析，“小大有宜”的意思是小、大都有自己适宜的境遇，这是一种度。没有这种适宜，就谈不上幸福。小大与万物的本性紧密联系的，说的是万物必须适合自己的本性才能得到发展，才能感受体验到幸福的滋味。就个人而言，对自身“宜”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实现幸福的基础，不能无视自己本性之“宜”而苟同外在的要求，《外物》里的“顺人而不失己”[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38页。，不失为最好的总结。当然，在庄子的系统里，个人并非不能忘记自己的“宜”，当个人与万物实现同一的时候，自身本性之“宜”就自然无意识了，“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德充符》)[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90-191页。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不知耳目之所宜”，并非说没有“耳目之所宜”，“耳目之所宜”是客观存在的，就如“小大有宜”一样。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
(三)“与物有宜”
在“外曲”的方面，个人必须拓展他人优位取向的行为，做到“与物有宜”，即“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頮；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30-231页。“若然者”指的是真人，他心专一，容貌恬静安详；前额宽大，凄凉得像秋天一样，温暖得如春天一般，息怒如四时一样自然，与外在他物保持着适宜的关系，无人知道他的极限。非常清楚，真人能够做到“与物有宜”。准确理解“与物有宜”，必须在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来完成。在静态的层面，“与物有宜”的“宜”就是适宜的意思，显示的自然是一种融洽、愉悦的关系，个人的心境则充满着惬意、恬静，完全是幸福生活的写照。适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按照一定的准则而行为的自然积淀，这就是“宜”通“仪”的层面的意思，表示的是与外在他者相处时必须遵守规则而行为。在动态的层面，就一定的准则而言，其具体内涵则是自然而然地行为，在人际的关系中，能尊重他人的本性特征，不把自己的主观臆想强加于他们，这是行为合理的关键，这方面的意思由“宜”通“谊”来得以保障。
所谓一级核算是医院财务对制剂部门成本费用的核算，医院把制剂部门作为利润中心，对制剂部门消耗的直接材料费用、直接人工费用及制造费用进行归集，对制剂部门的收入、支出及结余状况进行核算。在一级核算基础上，医院在制剂部门设成本专管员二级核算，主要对每类品种的制剂部门可控变动成本进行核算。对于无法直接归集的生产制剂所占用的厂房、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折旧、水电费、管理费用或其他间接费用，则由财务进行统一归集，再根据选定的方法进行分摊，计入各相关制剂品种成本。这样，既实现对制剂成本中占比最大比例的原材料成本进行有效的针对性监控，也具有可操作性。
然则我内直而外曲……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3页。
四
在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宜”的本义昭示了适宜、适合即幸福以及幸福指标的价值取向；在“宜”通“仪”的层面，则给我们昭示了因循规则来抵达幸福港湾的取向；同时，在“宜”通“谊”的角度，告诉我们因循法则而抵达幸福港湾的行为，是合理的行为。在此，因循规则就成为重点。
在我们当今的人看来，幸福虽然是个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没有统一的标准，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自然不是绝对的，仅有相对的参考价值。但是，庄子通过追求“宜”即幸福指数或幸福度来展示的幸福的运思，重点则在人的关系中建立适宜度，而不是个人一身的世界。
(一)“万物与我为一”
本研究中2例患者分别在使用唑来膦酸72、60 h后出现双眼急性葡萄膜炎，在第二次使用唑来膦酸前，先给予地塞米松及泼尼松龙滴眼液共预处理6 d，患者再次启动唑来膦酸治疗后，未出现任何眼部症状[5]。PATEL等[22]的回顾性调查中，有3例患者在初次发病18个月后在未给予任何预处理的情况下再次给予唑来膦酸静脉输注，未出现急性葡萄膜炎的症状或体征。这些研究提示急性葡萄膜炎不应成为再次使用唑来膦酸的临床禁忌，但应做好临床监测和预防工作。
在万物整体的视野里，人仅仅是万物之一的存在，没有任何主宰的地位，“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9页。物类的不同是在相互的关系中显示出来的，原本没有什么同与不同，西方思想家把道家称为神秘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整体联系性，这就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主要流派……都认为宇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没有任何部分比其他部分更为基本。因此，任何一个部分的性质都取决于所有其他部分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一个部分都‘含有’所有其他部分，对于相互包含的这种想象似乎的确是对自然界的神秘体验的特点。奥罗宾多说：‘对于超思维的意识来说，没有什么真正是有限的，它所依据的是对于每个部分都包含着全体，而又在全体之中的感知’”[注][美]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贝尔的定理表明，宇宙万物在根本上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和不可分割的。正如佛教的哲学家龙树在几百年以前所说：‘事物从相互依存性中派生出自己的存在和性质，而就它们本身来说却什么也没有’”[注][美]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01-302页。。
测量时，以无杆腔为例，首先关闭节流阀6与球阀9，打开充气支路的球阀10，打开节流阀7，使气缸快速充气直至活塞杆完全伸出，等到压力表5示数稳定后，关闭节流阀7与球阀10。然后在测量支路内，缓慢调节节流阀6，待流量计8示数为0时，打开球阀9，待流量计示数稳定时，流量计8的读数即为泄漏量。之后按相同方法测量有杆腔的泄漏量。
万物之间的差异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种相对性主要在我们依据标准的不同，庄子说：“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齐物论》)[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9页。泰山的大小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在于其评价标准的确立：如果以秋毫为大的标准的话，泰山就只能为小，反之，如果以秋毫为小的话，泰山就为大了；其他长寿、短命的情况也一样。另外，“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6页。所包含的意思也是相同的。
庄子提出了“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齐物论》)[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0页。，即“宇宙”的概念。虽然在内篇里没有解释具体的内涵，但道家对宇宙问题的独到睿智，不仅仅表现在“宇宙”概念的提出上，而且主要还在“万物”概念的创设和重视上。《论语》里就没有“万物”这一概念，只有“百物”，即“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19》)《庄子》内篇中的“万物”用例就有11个，所以，上引“宇宙”资料的后面就出现了“万物”，可以说，“宇宙”“万物”在此是置换使用的，完全是在同一层面量定这两个概念的内涵的，“事实上，道家将‘宇宙’(cosmos)理解为‘万物’(ten thousand things)，这意味着，道家哲学根本就没有‘cosmos’这一概念。因为，就‘cosmos’这个概念所体现的统一、单一秩序的世界来说，他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封闭和限定了的。就此而言，道家哲学家基本上应算是‘非宇宙论’思想家”[注] [美]安乐哲(Roger T. Ames)，郝大维(David L. Hall)：《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何金俐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7-18页。，这可谓比较精确地洞察到了道家思想的本质。
(二)“道通为一”
要在整体互动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内直”和“外曲”统一高水准的适宜度，过幸福的生活，必须通过个人合理的行为即“谊”来实现，而“谊”的行为必须依据“仪”即一定的规则、准则来完成。准则虽然是人的作品，但人必须按自然的规律来行为，即上面提到的“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94页。
在道家万物的整体运思中，人是天地世界中的一个存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四大”存在都必须按自然的规律来行为。就道的无形性而言，实际上道与自然属于同性质的存在体，对天地人而言，它们就是紧贴他们各自的本性特征而施行行为，或称为顺性而为。万物的“可”“然”都是在道的运作下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齐物论》)[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9-70页。
万物的运作消长，一刻没有离开道的功用，这就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万物世界虽然五彩缤纷，但实际是“道通为一”；对万物而言，只需因循就可以了，似乎没有必要了知其具体的理由，即“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这就是“道”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道为何能这样呢？答案就在下面的论述中：
“氦质谱检漏法”是以氦气作为示踪气体，用喷头在真空系统可能泄漏的部位喷入氦气，在凝汽器的真空泵口处布置氦检仪检测。如有泄漏，则氦气会从泄漏处进入凝汽器，被真空泵抽出，最后被氦检仪检测到。由于氦气是除氢气外最轻的气体，可检测极其微小漏孔。同时，氦气在真空中传输速度快且难溶于水的特点，使其具有灵敏快速的检漏优势。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齐物论》)[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3页。
道虽然无处不在，但不追求分辩，这是因为“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即分辩没有任何止境，对人缺乏实际的意思，即“辩也者，有不见也”；万物世界是一个发展运动的过程，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客观存在的规律即道，人是无法完全认知的，人只能接近道，这就是“大道不称”等真意所在；道要是清澄可见的话，就不是道了即“道昭而不道”，只有“不道之道”，才是最高的存在即“天府”。这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1章)所持有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大道的“不称”实际就是“无”的状态，这就是道具备功能的枢机所在，所以，庄子说：
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7页。
心必须听从于气，因为“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道就是“集虚”的存在；“虚”是“心斋”，即心理清洁的状态的意思，这是一种摒除杂念、心境虚静纯一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实际也是无的状态，摒除杂念的过程就是使自己私欲没有立足之处的过程；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实际给他者角色的进驻提供了最大的条件和机会，所以称为“待物者”。可见，庄子的“道”的本质所在。
人是具有情感的产物，要做到“心斋”，就必须处理好私欲，要如真人那样，“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大宗师》)[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29页。人的理性才智不能逾越天道自然的规律。庄子针对有情之人提出了如何做到“无情”生活的要诀，即：
信息传递方式的多样性，给民族音乐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使幼儿教育有着十分丰富的本土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资源。所以，在幼儿园教学资源库的构建过程中，一定要将开放性原则贯彻到底，多方式、多类型、多渠道地去收集、整理民间音乐，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有选择、有计划地将收集到的各种音乐资源纳入幼儿园音乐课程教育中，以此来丰富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的音乐教育资源，构建充分发扬民间传统音乐的平台，更好地传承民间传统音乐。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德充符》)[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20-222页。
人虽然是“道与之貌，天与之形”的产物，但无法如天地自然那样无意识，对有意识的人而言，按道的规律而生活的话，就是因循自然而为，不要为自己的意志所限制，尊重外在规律，这是最为重要的。
按道生活，实际本身就是“宜”通“仪”含有一个意义，这是通向行为合理、整体适宜、过幸福生活的关键门径。
总之，庄子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幸福这一概念，但“福”是庄子关心的问题之一，尤其是他的幸福思想主要在提出幸福指数，即“宜”，这成为21世纪今天人们评价生活质量的一个指标：人必须克服自身意志的主观性，在整体联动的宇宙中找到适宜生活的诀窍，“藏小大有宜”“与物有宜”表明的都是关系中的适宜度，人类不能一味地追求一己的利益而损害宇宙整体的和谐平衡，个人不能追求一己的欲望而损害社会整体的协和平衡，要按道行为。庄子幸福运思对21世纪的人类文明建设仍然存在积极的意义，“科学和神秘主义是人类精神两种互补的表现，一种是理性的天赋，另一种是直觉的天赋。近代物理学家通过理性智能极端的专门化去体验世界，而神秘主义则通过直觉智能极端的专门化去体验世界……它们既没有哪一个包含另一个，也没有哪一个可以归结为另一个，对于更充分地认识世界来说，二者都是必要的和互补的。有一句古代中国格言的大意是：神秘主义者了解‘道’的根本，而不是它的枝节；科学家则了解它的枝节，而不是它的根本。科学不需要神秘主义，神秘主义也不需要科学，但是人们却需要这二者。神秘主义的体验对于认识事物最深刻的本质来说是必要的，而科学则对于现代生活来说是必要的。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神秘主义直觉与科学分析的综合，而是它们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注][美]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95-296页。。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科学进步虽然给人带来便利，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人的理想永远不能穷尽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是人类获得幸福生活的前提；在社会关系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必须在“使物自喜”的前提下来进行“与物有宜”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9)02-000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先秦因循哲学论”(17FZX018)；东南大学2018年度重大引导立项“武内义雄道家老子研究的翻译与研究”(2242018S100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许建良(1956—)，江苏宜兴人，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道德。
(责任编辑 万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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