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新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性别观念探析论文

程新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性别观念探析论文

摘 要:在14-17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男主女从”“女性天生是低等的”等传统的性别观念仍非常盛行。不过,该时期也出现了以“为女性辩护”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和言论。他们提出了“女性并非天生低等”“男女应该平等”和“女性优于男性”等观点,对传统的性别观念特别是厌女思想发出了有力的驳斥。传统和新兴的性别观的存在,是当时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意大利;文艺复兴;性别;厌女

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两性的历史。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自身性别的思考。在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古典文化的复兴,资产阶级文化逐渐兴起和发展,出现了多群体广泛参与的有关女性本质和地位的探讨。在印刷业的推动下,相关著作和言论得到广泛传播。欧美学界对这些讨论以及现实社会中的性别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学者玛丽·罗杰斯和保拉·泰内格莉的《1350—1650年意大利的女性:思想与现实》[1]辑录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男女两性特别是女性本质、角色、教育、在家庭或宫廷中的行为的看法。学者莎拉·温妮丝·罗斯在《女性主义的产生:意大利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女性》[2]中认为,从15世纪开始出现在意大利、英国的知识女性以及她们对女性的辩护标志着女性主义的产生。那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性别观念与以往时代有何区别与联系?为何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对性别特别是对女性的广泛讨论?其社会基础是什么?本文将综合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认识探讨该时期的性别观念,进而分析形成这种性别观念的社会基础,为了解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提供新的视角。

一、“女人天生是低等的”“男主女从”等传统的性别观念继续存在

历史的发展具有传承性。从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延承下来的性别观念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继续存在且有着广泛的影响。古希腊有关性别最为典型且影响深远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在基于男性和女性生理差别基础上得出的“女性天生是低等的”理论。他认为,女性是有缺陷的人,是某些事物出了问题如她们的父母年龄过于年轻或年老、或者年龄差距过大、又或者身体不健康等之后的产物。亚里士多德把不完美的事物称之为“畸形的事物”,女性在他眼里则是“一个畸形,一个在正常的自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畸形”[3]18。虽然亚里士多德不确定为何畸形的人还要来到这个世界,但他坚信女性之所以被制造出来是因为她们对于男性是必要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关于女性的基本问题是“女人为什么而生”,而对男性则是“男性是什么”[3]18。他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且她的首要任务是为家庭繁衍后代。亚里士多德这种“女性天生是低等的”“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世性别观念的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很多国家出现了有关女性本质和地位的讨论。参与者有哲学家、神学家、诗人、内科医师和古文物研究者等,他们描述、分类、分析、辩护或者贬低被称之为“第二性”的妇女[4]175。女人天生是低等的、脆弱的、邪恶的等厌女思想在古典文化的复兴下被再次挖掘出来并有了新的发展。正如学者琼·凯利在《妇女有文艺复兴吗?》中所指出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地位,不仅由把妇女排除在任何社会公职的罗马法这一悠久的传统所确立,而且受这个时期被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古希腊思想的影响[5]67。这可从16世纪内科医生希皮奥内·梅库里奥的言语中看出。他说道:“哲学家认为,女性和婴儿之所以要承受如此多的痛苦是由他们虚弱的本质造成的。母亲是如此虚弱,而生育需要耗尽体力,正是因为她不具备与之匹配的力量,所以,她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更多的苦痛。女性的虚弱不仅源于她的身体构造,而且来自她的行为。我之所以是因为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女性全身充满了湿气和少量的热量,他们比男性要湿冷的多。寒冷和湿气使得女性虚弱无力,正如温暖和干燥可以让男性更加精力充沛一样。这里你还可以加上女性那些无所事事和喜欢享乐的行为,这些都将耗尽赫拉克勒斯或一个巨人的力量。因此,作为本质上虚弱的女性,她在生育中将承受更多的痛苦。”[1]19-20这种认为女性的身体是有缺陷的、不完美的观点在当时的艺术上有很大的体现。15世纪早期佛罗伦萨艺术学作家琴尼诺·琴尼尼在《工匠的指导用书》中指出:“我希望给予你的是一个男性的身体比例。至于女性的比例我放置一边,因为她们缺乏任何完美的比例。”[1]30而且,人们还认为,男性和女性的身体之美不仅存在着不同,而且体现了他们不同的品德。加莱亚佐·弗拉维奥·卡普拉说道:“我们能够设想出两种类型的美,一种是能够激发尊敬之情的高贵和威严的美,它与男性有关;另一种是能够引起大量欲望和爱恋的美丽,它是女性专属和特有的。”[1]31

因男性和女性生理特征的不同进而延伸到品德以及身份和权利的不同是这个时期性别观念的重要特征。16世纪意大利诗人托尔夸托·塔索指出:“因为大自然创造出了具有不同温度和气色的男人和女人,所以他们不可能适用于相同的任务。强壮的男人适合一些任务,而更加柔和的女人则适合其他的任务。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总结的那样,男人和女人的品德是不相同的。勇敢和自由是男性的品德,而谦卑则是女人的品德。《高尔吉亚篇》也讲到,沉默是女性的品德,雄辩则是男人的品德。”[1]26在现实中让女性保持沉默的方式就是不允许她们接受教育。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胡安·路易斯·维韦斯的《一名基督教妇女的指导用书》在意大利具有广泛影响。作者从早期基督教的一些观点出发指出:“使徒保罗说过:‘让一个妇女抱着所有屈从之心学习沉默。我不允许一个妇女去教授或者把权威凌驾于一个男人之上,而是让她保持沉默。因为亚当先被创造出来而夏娃后被创造出来,不是亚当而是夏娃先被欺骗并且越界偷食禁果。’因此,既然妇女是极其脆弱的人并容易受其他影响而做出错误判断,所以她不应该去教授他人以免她错误的想法和信念影响到其他事物,而她作为一名老师的权威同样会影响到她的倾听者而把同样的错误传播给其他人。”[2]134当时普遍认为,女性婚前只需由母亲教导,婚后由丈夫指导她们学习一些宗教和伦理方面的知识以及如何管理家庭就足够了。正如16世纪威尼斯学者西尔沃·安东尼亚诺所言:“年轻的女性就应该呆在家里接受母亲的教导。”[6]42

其次,要把教学质量管理嵌入教学过程中,对于每个教学环节都要引入量化评价指标,将教学动态评价贯穿在线教学过程,把教学质量管理深入学习者社会能力培养的每一个细节。

可见,从古代和中世纪传承下来的性别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仍有很大影响。人们仍习惯于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理特征这一角度出发,对女性进行不同程度的贬抑和限制。由于不能和男性一样接受教育,主要被限定在家庭领域内的女性也相应不能担任任何社会公职。由此,她们被排除在社会公共事务之外而处在父权制的统治之下。

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为女性辩护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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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期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书商的参与推动了“为女性辩护”声音的传播。有些书商不仅积极地与为女性辩护的学者合作出版他们的著作,而且本身也是为女性辩护的支持者。16世纪威尼斯印刷商加布里埃尔·焦利托·德·费拉里是代表者之一。他与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合作,出版和翻译了大量有关妇女的书籍,成为当时站在女性一边推动相关讨论的重要人物。在出版薄伽丘的作品时,他宣称自己忠诚地为妇女服务:“天生就是为你们每一个人服务的我……因为妇女的荣耀不存在于残酷的行为或悲惨的不幸中,且没有一个妇女是作为人类活动的敌人而出名的。”[9]1715世纪佛罗伦萨著名的书商韦斯帕夏诺·德比斯蒂奇在著作中就创世纪故事中“夏娃是否承担人类堕落的原罪”或者“女性天生是低等的”这些观点为女性辩护:“如果有人因为亚当的罪过谴责女人,因为是她说服丈夫违背了神谕,我的回答是男人比女人的罪过更大,因为作为首领的他理应引导她远离这一错误……为了证明亚当的罪过比女人的罪过还要恶劣……当他们犯下罪过时,上帝召唤亚当并询问他在哪里时,是有意让亚当而不是女人背负责任……这就是说男人应该比女人承担更多的罪过,因为男人比女人更加理性。”[1]15-16对“夏娃应该承担人类堕落的原罪”观点的反驳也是当时为女性辩护的重要内容。如上文提到的巴尔托洛梅尼奥·戈焦也曾指出,“原罪”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犯下的错误,即使女性常因为这一罪过而遭到谴责[4]187。

在为女性辩护的过程中,人文主义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为女性辩护:一是通过对女性品德进行分类的方式把女性作为一种性别来辩护;二是对婚姻的讨论;三是为女性接受教育进行辩护[7]182。可见,他们主要针对当时人们对女性的种种否定及贬抑进行辩护。14世纪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分析了人们之所以贬抑女性的原因:“大体而言,他们之所以攻击所有的女人,是因为他们相信,女人是由每一种令人憎恶的品性组成的。”[8]15因此,通过辑录历史上女性的英勇事迹以证实女性也可以具有和男性一样的品德和能力是学者们为女性辩护的重要内容。薄伽丘在《名女传》中收录了在重大历史和政治事件中有作为的女子的事迹,赞颂这些异教妇女由理性和荣耀所激发的道德价值。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薄伽丘通过赞颂这些女性的英勇事迹,更强调了女性的“市民”身份,认为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参与公共生活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与薄伽丘一样,在费拉拉宫廷里服务的人文主义学者巴尔托洛梅尼奥·戈焦同样采用大量事例来证明女性的优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女性之所以比男性高贵的原因是因为她们具有较好的容貌[4]186。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也指出,女性具有和男性同样的智力水平。她在《妇女城》中借用理性女神说道:“如果把小女孩和男孩子一样送往学校并系统地教授她们各类学科,那么她们也将和男孩一样能够学习并理解艺术和科学的所有微妙难解之处。”[2]140这些声音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女性可以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智力水平和品德,甚至在很多方面优于男性。这是对“女性天生是低等的”思想的驳斥。

14-17世纪时期的意大利及整个欧洲经历了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旧有的社会秩序开始瓦解,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从政治上来看,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旧有的王室统治、等级制度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新兴的国家政权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更加注重对家庭事务的控制和管理,而与家庭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女性相应承担了新的社会压力。一方面,贵族妇女逐渐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建立在封建领地基础上且与她们同一阶层的男性相关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权力。另一方面,根据新的性别建构,中产阶层妇女的家庭角色和职能得到进一步加强[12]7。特别是后者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意大利尤其明显。学者阿尔贝蒂在《论家庭》借人物雷奥那多之口说道:“既然女人应看守孩子和管理家产,她就不适合外出置理所需之物。”[13]102另一人物贾诺佐进一步明确了家庭中男女的分工形式,他说道:“我认为应该分工做事,我负责在外面与人交往、挣钱和采购,家里其他不太重要的事情让我的女人来管理。”[13]226由此,与家庭角色和职责紧密相关的两大美德——沉默和忠贞成为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特别是社会上层女性品德的重要要求。而沉默这一品德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它有效地限制了女性进入公共生活的机会,由此她们也被剥夺了公共生活中的诸多权利。学者朱塞佩· 帕西就强烈地反对知识女性。他不承认女性在学术领域中的努力,并不断重复女性应该保持沉默的格言[14]974。他认为女性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呆在家里且处在丈夫的监督之下。正如《论家庭》中主人公雷奥那多所言:“呆在家里的妇女应该呆在她应该呆的地方仔细照管和守护好家里的财物。男人应该监管着妇女、房子、他的家庭以及田产,但是他不用呆在和她相同的地方。”[15]66可见,男主女从的性别关系以及女性的家庭角色和职能在当时得到进一步强化。

由于男性在社会公共事务和教育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参与有关女性本质和地位讨论的主要是男性。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一些男性之所以为女性辩护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女性作为女性这一性别本身的成功,而是因为她们达到了和男性同样的条件而使得人们忘记或者有意忽略她们是女性这一事实[5]69。这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薄伽丘所言:“大自然给予女性一个由上帝赐予了高尚的男子气概和灵魂的身体,除了认为这是一种错误之外我们想不到其他原因。”[3]20而且,为女性辩护是塑造男子气概的重要方式。一些男性学者认为,保护和为女性服务使得他们获得高贵的态度从而使他们与其他普通人有所不同。洛多维科·多梅尼奇指出,他天生并永远是女性的仆人是为了不去仿效那些普通的人。吉罗阿尔谟·帕拉博斯科和斯佩罗内·斯佩罗尼也同样宣称,“愚蠢的普通人”和“无知的普通人”都是女性主要的敌人[9]18。可见,根据男性品质的标准去评价女性是该时期为女性辩护的一个重要特征。

不过,一些知识女性的加入使得“为女性辩护”的声音看更加完整。她们从多角度来分析男性和女性的地位以及性别关系,对厌女思想进行有力驳斥,极大地推动了有关女性地位和本质的讨论。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在著作中首次尝试把女性再次定义为伦理性的人和社会中积极的人,而且她本人也积极地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接触,开创了一种后世三百年间男女作家共同推动的“有关妇女的讨论”的文学形式[2]133。另外一位16世纪威尼斯女作家卢克雷奇娅·马里内利则在欧洲妇女社会和思想解放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她的《女性的高贵与优秀》因其哲学视角在女性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她不仅分析出对女性进行贬抑这一思想是源于亚里士多德以及之后他的影响,而且从哲学角度探讨女性的身份问题并在原有的性别身份理论①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理论——颠倒的性别对立。这一理论认为,两性之间在哲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是女性优于男性[10]11-12。她从上帝造人的角度证实这一观点:“因为女人是由男人的肋骨所造,男人则是由泥和粘土造成,她当然比男人优秀,毋庸置疑,肋骨远比泥土高贵。我所增加的是,女人是在天堂里被制造出来的,而男人则是在天堂外面。难道你不认为女人的出身要比男性高贵吗?女人的本质比男性珍贵和高贵也体现在她的出生上。因为女人是在男人之后被制造出来的,而最有智慧的思想家说过,后期被制造出来的事物要比先前制造出来的事物高贵……因此我们可以说男人先被制造出来是为了从他身上制造女人……”[1]16

(2)活性材料投加量的确定。取3号废泥浆样品加入 AP2.0%、水泥20.0%、促凝增强剂CA 5.0%及相应添加剂,HHJ投加量不同,考察固化改良后浸出液主要指标,试验结果见表9。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当HHJ投加量达到10.0%时,固化改良物浸出液的各项指标都能够到要求。再增加投加量,处理效果变化不大,因此选择HHJ活性材料的加量为10.0%。

这些知识女性并没有停留在批判厌女思想上,而是开始揭示女性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承认女性在很多方面是比较差的,但她认为这是源于她们缺乏教育、经济的独立性和屈从的社会地位[3]18。16世纪末期,卢克雷奇娅·马里内利和另一位女作家莫德拉塔·方特结合威尼斯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认识到女性之所以处于屈从地位的经济与政治原因。后者在著作《女性的价值》中指出,女性获得与男性一样的真正平等的唯一方式是从经济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并学会自谋生计[11]526。而17世纪初期威尼斯知识女性苏·阿尔坎杰拉·塔拉博提的思想则更加深入。她宣称她不是以对抗的方式提出性别差异,而是鉴于性别本身所具有的差异去为自己选择的权利[5]85。可见,她建议女性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从这些知识女性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她们为女性辩护反对的并不是男性本身而是厌女思想及其对女性的控制和影响。

为女性辩护的声音在当时虽然没有形成一场社会运动,但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琼·凯利所言:“虽然近代早期的女性主义理论者的斗争仅仅局限于笔端,但在那场战斗中,他们揭示了男性学识的偏见和厌女思想者力图女性屈从于男性的目的。他们揭示了学识如何被用来弱化女性并且创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女性力量的一种对抗性的形象。这些贡献永远不会消失。”[12]28

除了传统的性别观念之外,在15和16世纪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它主要针对厌女思想进行反击,提出了“女性并不是天生低等的”“男女应该平等”“女性优于男性”等观点来为女性辩护。这些声音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世纪末期那种强调女性价值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典雅之爱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认识的理论困境。一方面,体现典雅之爱的诗歌把女性表述为男性爱恋和赞美的有价值的对象;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女性在婚姻中的不忠诚这一传统厌女思想中的重要观念[2]134。而前者强调女性价值的思想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女性新的认识,由此出现了为女性辩护的声音。

三、传统和新兴发展的性别观念共同存在的社会基础

(2)互动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将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主导,变为“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激发其创造力,教师与学生交流互动,引导学生学习,总结问题,通过反馈,使教学能够精准施教、有的放矢,提高教学效果[2]。在教学设计上,运用现代教学设备和教学艺术,通过对语言、板书、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体的综合运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其学习兴趣,激发其积极参与的欲望,鼓励其勇于表现的行为[3]。

任何观念的产生都有其滋生的土壤。这种传统和新兴发展的性别观念共存的局面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过渡性特征。

漫画6将共和党医改描述成医院手术室的场景,其中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形象被一名盲人医生所取代。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身穿共和党标志物大象的盲人医生借助盲人拐杖推开手术室大门,摸索前行准备做手术。 盲人医生制服上的大象图案以及手术室门上标有的“医改”字样帮助读者辨认第一个隐喻“特朗普医改是盲人医生”。 躺在手术室病床上的病人穿有美国国旗图案的病服,构成了另一个图像隐喻“美国是病人”。 在这个多模态隐喻中,盲人大夫与病人的特点分别映射到目标域特朗普医改与美国民众身上,表达了特朗普医改对于美国民众正如盲人医生对于病人一样。

不过,该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又为新的性别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在威尼斯,活跃的文化氛围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对出版社的有效利用,使得15世纪后这里成为重要的印刷中心之一。它为意大利甚至国外的读者提供服务,并且为希望加入这一新兴有利可图的行业的人提供机会[16]7。同样,锡耶纳在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的时间里,文化氛围相对宽松,女性学校开始兴盛起来。由此,人文主义学者关注的问题有所变化。一些学者跨越阶层和教育的界限,宣传人文主义文化使之大众化。他们关注的方向从宫廷或者王室转向大众的市井生活[17]200。一些学者对女性的定位不再是传统的女儿、妻子和母亲,而是更加关注她们作为“市民”的身份。而14和15世纪较多女性统治者的出现则是形成这种转向的社会基础。如薄伽丘的《名女传》就是写给那不勒斯乔安娜女王的。另外,该时期盛行的对话体作品中也开始出现女性谈话者。她们的出现是人文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在吉罗拉莫·曼多利·皮乔洛米尼的对话体作品中有两名锡耶纳妇女在探讨爱情问题,其中唯一一名男性对话者是阿玛尔菲公爵,他担任的角色则是倾听者和判断者这一通常由女性担任的角色[18]61。可以看出,新的性别观念特别是对女性辩护声音的出现是当时社会文化推动的结果,特别是与长达100多年间即15世纪末期到16世纪末期所进行的有关女性地位和本质的讨论有着紧密的联系。

另外,一批知识女性的出现促进了新的性别观念的产生。如上文分析,人文主义学者更加关心世俗生活中的女性,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从15世纪开始,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发生变化。最初强调的是严格的语法学习和指导,从而为男性以后担任神职做准备,现在的教育则成为建立一种新的美德概念尤其是女性品德的基石[1]3-4。16世纪特兰托公会之后很多人文主义学者从培养合格的基督徒的角度赞同女性接受一定的教育。如西尔维奥·安东尼亚诺说道:“所有的男性都应该学习如何阅读、写作、算数和欣赏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女性则是要根据所属阶层去学习。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妇女只需学习如何阅读一些布道者的书籍,中产阶层的女性应该掌握基本的书写,而贵族妇女除了要很好地掌握阅读和书写能力之外,还要学会基本的数学。”[6]43虽然允许女性接受教育主要是从德行规范而不是从增强女性本身学识的角度出发的,但很多赞同这种理念的人开始付诸于实践,使得社会上层和中产阶层的女孩有机会接受到了教育。在家庭、修道院教育之下成长起一批优秀的知识女性,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伊索塔·诺加罗拉、劳拉·切雷塔、卢克雷奇娅·马里内利、莫德拉塔·方特、苏·阿尔坎杰拉·塔拉博提等。她们著书立说,积极为女性辩护,提出了对性别新的认识。她们认识到女性之所以被排除在医学和法律等领域之外,不是因为她们天生缺乏这些领域所必须的能力而是因为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卢克雷奇娅·马里内利竭力为女性接受教育大声呼吁:“惟愿我们这个时代的妇女能够在战争和学习中得到训练!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统治和征服中令人惊奇的和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11]522可见,受过一定学校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女性开始有了自我意识,并开始思考有关性别的诸多问题。她们的思想和言论反映了该时期女性的觉醒,为以后女性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天生是低等的”“男主女从”的传统的性别观念仍继续存在并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名义下有了新的发展。同时,该时期也出现了为女性辩护的声音。它有力地驳斥了当时流行的厌女思想,并形成了早期女性主义思想的缘起。传统和创新共存的现象体现了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注释:

① 最早的性别理论是柏拉图的性别统一说,即两性之间不存在哲学上的明显差别,男性和女性在尊严和价值方面是平等的;第二种性别身份理论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性别对立说,即两性之间存在着哲学上的明显差别,男性在本质上优越于女性;第三种性别身份理论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所提倡的性别互补说,即两性在尊严和价值方面是平等的,但在哲学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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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obeintotheGenderConceptsinRenaissancePeriodofItaly

CHENG Xinxian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shu, Jiangsu, 2155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Italian Renaissance from the 14th to the 17th century, the traditional gender concepts of “man’s domination over woman” and “woman is born secondary” were very popular and universal. In spite of that, there appeared works and opinions which were to defend women. They proposed the views like “woman is not born secondary”, “man and woman should be equal” and even “woman is superior to man”, which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gender concepts, especially misogynist thought. These traditional and new notions were the result brought by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at time.

Keywords: Italy; Renaissance; gender; misogynist thought

DOI:10.13603/j.cnki.51-1621/z.2019.11.020

中图分类号:K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19)11-0126-06

收稿日期:2019-05-29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性别与城市社会研究”(2015SJB574)

作者简介:程新贤(1978—),女,山东菏泽人,常熟理工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西方社会文化史。

(责任编辑: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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