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信心从上海到莫斯科
1927年7月下旬，我只身坐轮船到上海，这里政治气氛十分严峻。中共中央把我们一行到苏联去留学的一百多名学生编成许多小组，并成立了一个领导机构，叫做“主席团”，亦即支部委员会。团长阮仲一，委员有张崇德、袁家镛和我。我联络了几个小组，内中有冯稚望（即冯定）、冯俞相（冯定的妻子），大部分是武汉来的干部。10月下旬，我们搭苏联货船到海参崴，船泊在吴淞口外，我们要从上海外滩坐小渡船到货船，这段路是很危险的，在同一时间有这么多青年上苏联货轮，万一引起敌人的注意，恐怕一个也跑不了，都会被抓进巡捕房。因此这天晚上我们尽量分散，在夜色茫茫中偷渡黄浦江，上了苏联的货轮。我担任组织委员，一个个点名，唯恐失落一个，幸而大家全部按时到了船上。我们睡在货舱里，本来是用来装货的，那天却不见有货，全装了我们这一群奔向赤都的革命青年。海关官员当然要来查货，我们又紧张了一阵子，幸而苏联的海员们同他们讲这些人是到苏联去做劳工的，没有检查，可能海关内部有党的关系，对苏联货轮故意放松，这就无从考证了。
我们在海上走了三天三夜，在狂风怒浪中驶向海参崴。许多人都晕船呕吐，幸而没有一个病倒，就顺利地到了目的地。这条船上同行者有向忠发和李振瀛，他们都是到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大会的，我在武汉时就认识他们，但现在不能打招呼，到了海参崴后，他们先坐火车到莫斯科去了，而我们这一群学生暂时留在海参崴，住在一个旧俄时代建造的旅馆内。当时苏联很穷，吃得不好，红肠汤加面包，不过我们这些从中国这个苦难地方来的人，也就觉得不错了。
在测井响应中，高角度裂缝显示的开度往往很小，其在纵向上的延伸度很大。裂缝的累积延伸长度也是裂缝有效性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其他情况相同时，纵向累积延伸越长，裂缝有效性越好［8］。
我们一到苏联就学俄文，有一个俄国人教导，教科书是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原中山大学）出版的。我们大约11月初才离开海参崴，坐西伯利亚大铁路列车启程去莫斯科。沿途所见，很少有人烟，西伯利亚白雪皑皑，火车在大森林中穿过，颇有宏伟广阔之感，这样的风景在中国的江南是根本设想不出来的。但粮食供应短缺，零食更是少见，同中国的物产丰盛大相径庭。想不到苏联的食品供应是这样的穷困。过了乌拉尔山就进入苏联的欧洲地区，这里的情况同远东又有较大的区别，房屋建筑比较宏大，食物供应也好了一些，车站上有香肠之类可以买到，车站附近的人口也稠密起来，苏联地跨欧亚二大洲，火车不停地走了十天，才到达首都莫斯科。十月革命节（11月7日），我们是在火车上过的，还开了一个纪念大会，我讲了一次话，充满着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大唱《国际歌》。我们都是一群纯洁的革命者，还根本不知道革命道路是多么曲折，以为离开了白色恐怖的中国，我们再也不会遭到诬陷，蒙受折磨，但这是空想，中俄两国都是落后的农业国，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又是多么满怀信心，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以为一切都将顺利地前进，但历史不是凭主观来决定，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呢？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初与王明分道
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大革命时期对国共合作起过作用，国共分裂后除了个别的国民党左派学生之外，绝大部分都已回国，有的当上了特务大头目，每个新来的学生都有一个俄国名字与编号，我是781号。1928年初，东方大学中国学生军事班大约有一百多人合并到中大，国内还陆续地送来几批学生，“中大”鼎盛时期大约有五百多名学生，这是我从俱乐部的座位计算出来的。学生有一个类似“公社”组织的学生自治会，权力相当大，1925年时王明曾任过公社主席。
中共六大之后，9月间学校开学，10月间召开了一次全校大会，会期十天，即有名的“十天大会”。为什么要开得这样长呢？因为各派斗争很剧烈，支部局有意延长会期。为了攻击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请他出席大会，当场攻击，但瞿秋白不来，由张国焘出席，此人很投机，看形势不好，就表示拥护“支部局”的总结，遭到“中大”学生的不满。
我们到莫斯科时，正好联共布在反托洛茨基派，校长拉狄克被认为是托派的核心人物而撤职流放，东方部部长米夫兼任中大的校长。王明在1927年8月做了他的秘书，对“中大”党组织的控制权力巨大，他一上台就拿一本《列宁选集》，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我渐渐地得知他在“中大”有一群追随者。他对新来的学生竭力拉拢，大约我也是被看中的一个，他大谈反托问题，宣传斯大林的伟大，并要我为墙报写文章，进行“反托”，可是我对“反托”问题一无所知，只好谢绝，经过几度的拒绝，他很不高兴，就对我改变了脸色：冷淡与轻视。
感受联共党内宗派斗争
“中大”学生中江浙两省人特别多，其次是湖南、湖北省的，“中大”改组后，学生中威信最高的要算俞秀松（团中央第一任书记）、周达明等。他们这些同学那时已去列宁学院深造了，但常来找他们的老同学聊天，或在星期日烧中国菜大吃一顿。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当时在中大做翻译，工资收入每月一百多卢布，大家要他出钱请客在他的宿舍中会餐。
没错，老爹出轨是我告的密。我只是觉得每次我被我妈揍，他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次次都让我学狗叫，所以想让他试试也被我妈揍。可是最后，我妈没揍他，却哭了。
学校的课程排得很紧，主要有俄语、社会形势发展史、联共党史、中国近百年革命史、西方革命史、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地理、党的建设、军事知识等等。我最喜欢的要算历史，它使我理解了世界革命问题。但当时使人迷惑的事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很不明确，中国革命是在高潮中，还是在低潮中，这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共产国际认为世界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中国的革命高潮也快要到来，王明宗派小集团是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而大多数同学并不如此，特别是从中国革命失败后到苏联去的同学，深深感到中国革命还有很长的一段道路要走，决不能看轻敌人的势力，因此王明宗派小集团称这些同学为“右派分子”。所谓“中大”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王明宗派小集团利用米夫的信任，依靠“支部局”的权力，把许多同学打成“敌人”，把学校弄得四分五裂，破坏安定。
王明一伙一手炮制的“江浙同乡会”事件
我对联共党内的争论只是从报告与报纸上看到一面之词，对托洛茨基的反党言论实在毫无所知，所以只好持旁观态度，两派都不参加。不过我想想斯大林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也从不怀疑他的言论有什么可以批判的地方。我们这一群新学生是从大革命浪潮中滚过来的，觉得各有各的道理，只好“学习”“学习”罢了。他们的经验都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什么“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等，我们对联共党史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哪里能够同中国革命相比较呢？但我们有一点是大感不解的，为什么这样大的问题，不许公开讨论，而把纪念十月革命节时参加游行高呼“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口号的“中大”学生里的托派分子，几乎全部秘密逮捕。这种恐怖行为，对于我们这批学生的刺激是非同小可的，我们觉得苏联也非“王道乐土”，同样充满血腥，谁都有被捕、流放的可能。与我同去的张崇德和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后来都在清党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1928年5月间，有一天大家（包括俞秀松、董亦湘、左权、周达明、蒋经国、胡世杰等）正在吃喝，不料学生公社主席王长熙路过这个宿舍，听见江浙人在讲话。他回去后就对支部局的一个负责人说：“在孙冶方的宿舍中，许多江浙人高声说话，像在开江浙同乡会。”那个支部局的负责人虽然也是江苏人，但是他马上去报告了米夫，小题大做，认定孙冶方等在搞江浙同乡会。在苏联是不允许同乡会一类的封建组织的，王明、博古、盛忠亮等见到这个机会，立即向米夫献策，借此机会搞垮俞秀松等老干部，扫除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障碍。
米夫、王明等命令支部局（支部书记是俄国人别尔曼）召开“中大”全体学生大会，请向忠发登台训话。向忠发是汉口划船工人出身，没有什么文化，他根本不懂得调查研究，作风粗鲁，以工人阶级代表自居，向全校师生宣布说：“中国学生中确实有一个江浙同乡会，这是一个反党反革命组织，如不坦白，一律枪毙。”他的讲话惊动四座，我坐在前排，听得最清楚，向忠发咬牙切齿，指手画脚，十分肯定江浙同乡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要参加者立即向党交代坦白。但会上没有一个人去坦白，许多江浙籍的同学，气愤之余，纷纷写信给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否认有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当时中共代表团有瞿秋白、周恩来等同志，接到了许多申明书后，就亲自调查，周恩来同志也找我问过此事，我认为这是胡编乱造。联共中央有关方面也进行了调查，最后经过多方调查，证明是谎报。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认为，江浙同乡会的组织，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心中有数，这是米夫、王明宗派集团蓄意罗织成罪的，目的是打击俞秀松等同志。周恩来同志通过支部局召开了全校大会，宣布调查结果：“中大”并无江浙同乡会！孙冶方同志没有受到迫害。但从此“支部局”的威信日益降低，群众反“支部局”的情绪大大发展，造成了对立状态，王明宗派集团认为反对他们的人，都是反党右派，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抗战建国与教育建国：抗战时期福建的小学教育（1937—1939）………………………………………………张运君，肖楠楠（4，99）
兴风作浪攻击中共代表团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斯大林、布哈林、米夫等直接控制下，在莫斯科郊区一个旧俄地主的别墅中秘密召开。这次会议批判了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但却不提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策略上的失误问题，并把忠实地执行国际路线的瞿秋白撤下来，改由一个半文盲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大会期间米夫从“中大”调出他的一批亲信主持秘书处与翻译工作，其中有王明、孟庆树（王明的未婚妻）、盛忠亮、杜作祥（陈昌浩妻）等十余人。王明实际做了米夫的助手，熟悉了中共的许多领导干部，领会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观点，为他们后来跻身中共最高领导层做好了准备。大会之后米夫又派博古等陪同向忠发到全俄各地参观，向忠发的无能，米夫是非常了解的，为什么不要瞿秋白、偏要一个无德无才半文盲的向忠发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向忠发不过是一个过渡人物，真正的接班人是斯大林、米夫等所喜爱的王明宗派小集团的人物，这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王明当时最大的对手是瞿秋白，因为他很有经验，资格最老，俄文又好，威信颇高，有可能东山再起。王明他们为了早日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势必要在“中大”有所作为，反江浙同乡会一幕丑剧非但是打击俞秀松，同时也是打击瞿秋白，因为他是江苏人。瞿景白又是“中大”反王明宗派集团的积极分子，他们认为后台就是瞿秋白，1929年景白的突然“失踪”，秋白很清楚是为了打击他。
在苏联牺牲的瞿景白
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党的“支部局”，相当于校党委，学校的行政管理有校长、行政处、秘书处、教务处。党领导一切，行政工作实际上就是党委下面的一个工作机构，所以谁争得了“支部局”的领导权，谁就是至高无上的领导者。因此学校从建校开始内部的派别斗争就没有断过。我初到“中大”时颇得支部局的重视，委任我为党的组织委员、党小组长、墙报委员会委员等。
首先是墙报上攻击，公开画了瞿秋白是一个拿着烟斗的猴子，把邓中夏画成了一个小丑，指挥一大批“第二路线联盟”。墙报的主编是盛忠亮。他们公然称瞿秋白是右派分子的背后支持者，甚至去访问过瞿秋白同志的同学也被攻击，例如沙文汉同志当时在少共国际马列学院学习，他常到代表团去看望瞿秋白等人，王明宗派集团分子就暗中记下了他的名字，1930年他在上海工作时，竟然称他为“代表团的走狗”，这样“孤立”代表团，目的就是搞丑他们，使其不能同群众联系。他们对瞿秋白的著作断章取义，经常用文章方式或演说方法加以批判，使其名誉扫地。
我对这二十八个人绝大部分是熟悉的，他们的历史以及后来的结果，大致上都是清楚的，历史已经给他们作出了结论，我不想多作议论了。
我同他们不同，不知何故被“格柏乌”的“中大”负责人所选中，他们把我领到校外一个密道中谈话，要我去“盯梢”，即去追踪学校中几个被怀疑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同学，我对此很反感，我知道他们在国内都是革命者，为什么一到苏联就成为敌人了呢？我不忍干这种卑鄙的事以猎取地位与名誉，只好婉言谢绝，避之唯恐不及，这件事对我当然非常不利，影响我的一生。后来王明教条宗派小集团在中国夺取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以后，我是被歧视，被打击的。拥护米夫、王明路线的大小头目都对我冷眼相待，我完全“失宠”了。至于“托派分子”们对我也不友善，他们认为我是不可靠的中间分子，所以我觉得“孤立”，不过我认为这是光荣的孤立，我决不为了个人功名去听命于吹牛拍马的王明一伙人，我感兴趣的还是研究马列主义理论。
联共内部所谓的“路线斗争”日益白热化导致了“清党”，1929年下半年全俄的清党运动开始了，“中大”大约在10月间也开始了清党运动，支部局乘此机会决定进行打击。打击对象主要是托派分子和反党的“第二条路线联盟”分子，凡是反对支部局霸道作风、拥护代表团的中国留学生，都被视为反“支部局”分子。盛忠亮在大会上公开批判瞿秋白培植反党分子，王明宗派小集团公开说“山坑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对当时正在打游击的中共领导人也加以污辱，急于想取而代之的态度日益明显，矛头直指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王明本人已于1929年上半年调到上海，企图获得重要职位，留在苏联的他的一伙人，把持着支部局的领导权。支部局的组织工作由夏曦、王云程、朱阿根等掌握，其他成员控制着批判工作。托派组织的一个负责人赵言卿，看到形势不妙，向支部局告密，提供数十个托派分子的名单，支部局要他们一个个上台在大会上坦白交代，相互揭发。其中一些人就此秘密失踪，张崇德就是因托派问题被捕，至今音讯全无。“清党”时期停止上课，人人过关，都要上台去报告自己出身成分，社会关系，工作历史等。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资本家而被开除者不少。但对王明宗派小集团中的成员官僚家庭出身的，却无人查问，还站在台上专门整人。
在这次大会上，各派别都派人冲上讲台，把演讲人拉下来，或者大呼大叫，十分混乱，张国焘几次说话都没有用。因为没有达到一致意见，大会主席团提出表决，绝大多数人反对，拥护支部局报告的仅有二十八个人，这就是有名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由来。当时没有“廿八个半”的称呼，那是“文革”时有人故意捏造的。究竟谁是“廿八个布尔什维克”，恐怕没有人敢于完全确定，只有盛忠亮（即盛岳）在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写出了一个名单，他把自己也列在上面，表示他的“光荣”历史。他的名单如下：王明（陈绍禹）、张闻天、沈泽民、陈昌浩、盛忠亮、张琴秋、秦邦宪（博古）、何克全（凯丰）、何子述、陈原道、夏曦、孟庆树、孙际明、宋盘民、王云程、殷鉴、杨尚昆、袁家镛、王宝礼、汪盛获、王盛荣、肖特夫、李元杰、李竹声、朱自舜、王稼祥、杜作祥、朱阿根。这个名单大致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他们都是坚决拥护支部局的同学，但个别人可能还可查考核实，不能完全相信，但能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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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打击代表团同志的爱人。例如瞿秋白同志的爱人杨之华，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都在中大上学，她们一同进出，有时遭到一些不礼貌的对待。王明宗派教条集团的极“左”理论在莫斯科发芽，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对革命造成极为严重的祸害。
“中大”清党运动
他们如何攻击中共代表团的，我想说明一些事实。
我当时的处境也很危险，幸而在轮到清查我之前，奉中国代表团之命调回中国，没有去参加清党，所以也没有受过处分。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唐义贞同志，是陆定一的爱人，她是积极反对支部局的，被支部局在清党时开除了团籍。陆定一对我说：“你不如跟代表团一起回国，不要去清党，如去，一定同唐义贞一样下场。”他还说，让中国的警察去考验我们好了，何必要在苏联受清党考验。我听从了他的意见。但后来我并没有逃出王明教条宗派小集团的打击，不过这一次幸经陆定一的劝说与帮助，我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关。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也将借代(书中叫“代替”,还说也叫“换名”)分为两大类:对代和随代。对代包括八类:实代虚,虚代实,果代因,因代果,局部代全体,全体代局部,泛称代特称,特称代泛称。随代,就是借从属物以代替本体,分为四类:以特征代本体,以特征的喻体代本体(可以看成比喻兼借代),以标识代本体,以所在地代事物本体。[注]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97-101页。
“中大”清党时间延续到1930年夏天，没有被捕的同学纷纷回到中国，这个学校也就此永远停办。中大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了。
“中大”问题的教训
现在有人认为办这个学校没有价值，不办可能还好些，中国党内可能不会发生许多严重路线错误。我认为这是片面的，“中大”还是有其积极的一面，对中国革命是有一定帮助的，至少有如下革命作用：第一，翻译与传播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到中国，使得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第二，为中国培养了上千名比较优秀的政治军事干部，他们中有许多人为革命作出贡献。第三，使得中国的共产党员知道了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些经验，没有停留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范围内，我们懂得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共产主义运动是广泛而且长期的。
约束混凝土与无约束混凝土材料应力-应变关系采用Opensees材料库中的Kent-Park提出的Concrete01模型[6-7]，该模型是Kent等人通过大量矩形箍筋墩柱的试验提出的，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内容和形式相互作用的描述中，认为内容是决定形式的，内容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同时，形式也是反作用于内容的，是能够促进或者阻碍内容发展的。因此，在思想文化融入基层生产的过程中，载体的作用是万万不可小看的，它为枯燥、抽象的思想文化工作注入了生命的活力，找到了思想文化在生产经营工作中的切入点。
回忆这段历史，我的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中大”这场长达数年的斗争，到底是什么性质，还没有定论。我认为这是一场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以老子党自居，竭力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控制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以及他们的拥护者是不自觉或者自觉地甘心当联共忠实信徒，夺取中国党的最高领导权，而“中大”内部大多数同学，也是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反对老子党对儿子党的无理控制，起而奋斗，但囿于理论水平不高，当时是不可能提高到这样原则上来看问题的，结果反而被说成是“无原则的纠纷”，其实这是很有原则的斗争。由于“中大”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清理，使得王明宗派小集团在斯大林、米夫的强力支持下，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所以“中大”问题是研究中共党史所不可忽视的一项重大问题。王明宗派教条小集团以最无耻的手段在“中大”假造了一个“反党第二条路线联盟”，在“清党”中打击了大批干部，打击了中共领导人的威信，为他们自己后来夺取中共中央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王明一伙能够顺利地登上最高领导职位，不用说是根据“老子党”的意见而取得胜利的。
（本文由郝铁川、王由海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 章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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